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1
本文试图从概念和政策两个方面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做一番历史考察。
概念：富农与富裕农民
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在当时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富农”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在后来的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当中也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
富农这一概念的俄文用语就比较混乱。在一般我们译作“富农”一词的俄文原文是кулак，但由于对富农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所以用来表达农村这一阶层或集团的词汇还有зажиточный богатый，крепкий等。在一般的情况下，богатый与кулак含义相同，而зажиточнее крестъяство(富裕农民)则与кулак(富农)有所区别。但有时也把зажиточный和крепкий用来笼统表示上层农民(包括кулак)。或许正是由于对富农与富裕农民在用语上往往发生混淆，有些统计机关使用了小资本家农户(мелк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хозяйства)或企业主(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来表示富农(或者应说是农村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有时在统计中干脆避免使用“富农”一类词汇而直接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进行农村分类。这是我们在研读历史文献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确定富农成分的标准和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的方法是根据农户占有耕地、耕畜的数量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来确定富农的成分。不过，不同的统计者往往只侧重一个方面，如拉林在确定革命前和革命初期的富农标准时，一般把占有8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划为富农。中央统计局便长期使用这一标准。后来许多国家机关实际使用的标准是农户占有马匹和母牛的数量，一般把拥有3匹马和3头母牛的农户划为富农。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则把一年雇工在50天以上的农户确定为系统地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即富农户。与这些传统的方法和标准不同，克里茨曼提出以占有生产资料价值的状况划分农民成分。克里茨曼认为，在土地平均分配以后，以土地占有数量作为划分农民成分的依据是不可靠的，而占有牲畜和使用雇工的情况往往由于农户的隐瞒，而无法准确地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真实内容。因此，克里茨曼领导的共产主义学院农业检查组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600卢布以上的农户划为富农(200卢布以下为贫农)。即使采取同一划分成分的方法，但确定的标准也往往不致。如工农检查院就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400卢布以上的农户确定为富农(400卢布以下的为贫农)。此外，还有的统计者以收入的状况、生产资料租借的情况或非农业收入等作为标准，也有的机构综合考虑几个方面的情况。
实际情况正如米柳亭所说：“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迄今为止，在实际进行的农民成分划分中，对于富农的确切定义事实上是不清楚的。”莫洛托夫在俄共(布)十五大上虽然对富农的人数作出了自己的估计，但始终感到准确地估计富农人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苏联党和政府虽然也曾试图对富农的标准作出统一的明确的规定，但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官方确定的标准没有得到统一使用，而且中央机构本身确定的标准也经常变化。如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一次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召集的委员会确定的富农标准，规定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农民就可定为“富农”：(1)雇用两个农业工人，其中一人受雇时间在半年以上；(2)至少有3头耕畜(在某些地方可以是4头)，有10俄亩或者12、14、16俄亩耕地(根据不同地区)；(3)拥有至少雇用一个工人的小加工场(或者在这方面没有雇佣工人而在其他方面有雇佣工人)；(4)即使不靠雇佣工人的帮助而拥有商铺；(5)私人占有现代化农业机械或者占有其所有权的大部分。然而作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斯特鲁米林并没有接受这一结论。此外，财政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对富农征税的法令中仅采取了这一规定的一部分，而自己又加入了放高利贷、出卖和出租生产资料的内容，而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如耕地和牲畜的占有等)则被删去了。这一法令在1929年3月也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批准，虽然增加了一些细节。
1929年5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适用于劳动法典的富农户的标准》中又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法令规定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农户可以定为富农：(1)在农业劳动中系统地使用雇佣劳动；(2)占有一个磨坊，乳脂品加工坊(奶坊)或各种其它简单使用机械动力、风力或水力的“工厂企业”；(3)有系统地出租动力机械；(4)出租建筑物；(5)参与商业、放债及作为中间人收取佣金，或取得非劳动收入；(6)家庭成员平均收入在300卢布以上，而全家收入少于1500卢布。但是，这个标准仍然不是唯一的，同年中央统计局出版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还是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以农业经营为其货币收入来源者，具有下列条件之一为农村企业主：(1)占有16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出租，或一年雇工在50天以上；(2)占有8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雇工在75天以上；(3)占有4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雇工在150天以上。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斯特鲁米林在1929年第8期《计划经济》中谈到；“甚至区别富农与中农和中农与贫农的标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苏联学者丹尼洛夫也曾写道：“在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著作中，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农村中这种社会力量和他们的地位的科学特征。”
研究富农问题首先应该了解这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但是，既然关于富农的概念和确定富农的成分的方法和标准如此不统一，那么关于20年代富农人数的估计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就毫不足怪了。下面把对不同年代的富农人数及其在农户中所占比重的多种统计数字列举出来，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1924—1925年：
1925年第5—6期《农业战线》最先发表的关于1925年农村阶级成分的估计是：贫农1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5%，中农1100—1200万户，占51%，富农100万户，占4%。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由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领导的研究税收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在1927年提出的统计数字是：1925年贫农占24%，中农占64.7%，富农占6.9%。1929年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的报告中估计1924/25年度，富农户占3.3%，农业无产阶级占9.3%，贫农占25.9%，中农占61.1%。此外，苏联学者克拉耶夫在1954年出版的《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一书中引用的富家所占比例为4.3%。
1926—1927年：
1927年底联共(布)十五大提出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富农力量的估计却存在着极大差别。最小的估计数字是拉林在1927年初提出的，他认为在农村“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层”即长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有45万，即占农户总数的2%。而弗鲁姆金特别委员会的估计是1926/27年度富农的比例已增长到7.9%。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在十五大提出，1926/27年度富农占农村居民的15—25%(根据地区的不同)。但莫洛托夫认为反对派的估计过于夸大，因为他们把占有6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划为了富农。莫洛托夫以使用雇佣劳动同时租地的标准来确定富农户，估计为3.7%。
据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1929年的报告，1926/27年度富农占农户总数3.9%。斯特鲁米林在1929年第8期《计划经济》上发表的文章依据财政人民委员会公布的税收统计标准估计，这一时期中农占60.6%，贫农占30.3%，富裕农民占3%。但第11期《计划经济》杂志还公布了一个差距极大的估计数字：中农占51%，贫农占30.4%，在其余18.6%中包括了4.5%的富农和14—15%的富裕农民。1930年出版的《建设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被没收了财产的富裕农民，到1927年底占农村人口的10%。苏联学者一般认为，1926—1927年富农户占农户总数4%左右，共90万户，约450万人。
1928—1929年：
这个时期对于富农的政策已开始出现根本变化，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但对于富农的社会经济力量的估计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在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断言富农为5%。但1929年初，李可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第2期)上发表了农业人民委员会在1928/29年度控制数中的统计数字：富农占4.2%，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9年第2期《计划经济》中提到的数字是3.9%。1929年中央统计局编制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中也提出，小资本家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3.9%，在农民总数中占5.1%。迟至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开展消灭富农运动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出估计，富农人数在500—600百万。苏联学者在60年代提出了新的统计材料，认为1929年富农占全国农户的3.2%。到80年代末苏联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1929年底富农只有2.5—3%，共60—70万户。
在试图对苏联20年代富农的数量或在农民中的比重作出判断之前，应该首先明确富农这个农村社会集团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学者曾在1961年4月举行的一次历史讨论上进行过热烈争论，试图取得一致看法，但终未如愿。显然，困难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在我们对于富农问题进行研究时，还是不得不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明确富农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首先应该把富农和富裕农民区别开来，把十月革命前的富农、富裕农民与革命后的富农、富裕农民区别开来。
特拉别兹尼柯夫在他的专著中考察了农奴制改革以后，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的历史过程。作者提出：“富农(кулак)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应该看到俄国的富农的特征。作为资本家企业主，他们当时是以高利贷形式出现的商业资本的代表。富农不是那种其活动主要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农场主一类的土地占有者。富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列宁曾非常精确地把这个集团称为富农-地主(чумазые помещики)。”因此，特拉别兹尼柯夫断言：“富农与其说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不如说是与落后的经营形式和重利盘剥相
联系的企业主、收购商、高利贷者。”
这种看法在2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巴扎罗夫就曾在1928年第2期《计划经济》杂志中提出，富农是先于资本主义积累而出现的“资本高利贷者。”苏汉诺夫在共产主义学院农业研究所出版的《农业战线》(1928年第6—7期)中也提出，富农是“商业资本家”。
显然，从历史的和词源的角度考察的结果说明，富农在开始出现于俄国农村社会时，并不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前农村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与农业生产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当时作为表达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用语是“富裕农民”或“殷实农民”。例如，列宁在他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做了这样的区分。列宁在讲到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集团——高利贷盘剥者时，使用的是“富农”一词，而在讲到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农村资产阶级)时，则使用了“富裕农民”或“殷实农民”，并指出他们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
这两个农村的社会集团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流行观点时谈到了这个问题。民粹派认为，富农和殷实农民是彼此毫无联系的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而依列宁看来，富家和富裕农民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列宁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论述做出这种论断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1)不管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工业资本(即投入生产的资本，不论是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都一样)，都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可以概括成一个一般公式，即购买商品是为了出卖它并带来利润；(2)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总是先于工业资本而形成的，并且在逻辑上是工业资本形成的必然条件。可是不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足够的条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但是至于这种瓦解的过程结果怎样，即以哪种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则取决于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愈不发展，反过来亦如此。
从这个理论出发分析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的状况，可以认为：(1)富农(кулак)代表了先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富裕农民则代表了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富农的产生，曾经对中世纪式的俄国农村生产方式起了破坏作用，而富裕农民又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2)在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富农和富裕农民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时，由于富裕农民有时也把资本投入商业和借贷，而有的富农也兼营土地，使得富农与富裕农民有趋向一致的倾向。但是，(3)总的说来，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特别是它们各自的独立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作用是不同的，富裕农民的资本投入生产的规模受到高利贷和商业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说，富裕农民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农则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富裕农民加速着农村阶级分化，富农则延缓着农村阶级分化。(4)如果说到俄国农村的阶级力量对比，应该说富裕农民代表着当时农业生产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而富农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因此，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尽管着重分析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补充说：“我们在上面说到农民资产阶级是现代农村的主人时，已经抽掉了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这些阻碍分化的因素。实际上，现代农村的真正主人，常常不是农村资产阶级，而是农村的高利贷者和邻近的土地占有者。”
这是十月革命前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情况。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二次土地革命期间剥夺富农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谈到的富农一般都把富裕农民包括在内了。
1918年夏开始了以贫农委员会运动为标志的农村十月革命，斗争的对象已经从地主转到富农(包括富裕农民)身上。首先是剥夺了富农和富裕农民多余的土地。据一般说法，在第一次贫农委员会期间，没收了富农的5000万俄亩土地。这一运动的结果使土地占有趋向平均化。富农户在革命前占农户总数的20%，而占农民土地总额的40%，贫、中农占农户的80%，而占农民土地的60%。革命后，96%的贫、中农占有农民土地的94.5%，4%的富农占有农民土地的5.5%。据俄罗斯联邦51省的调查材料，占有13—25俄亩土地的农户只有1.7%，占有25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仅有0.3%，其中一部分还不具有剥削性质。
贫农委员会期间不仅剥夺了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土地，还没收了他们多余的农具、耕畜和其它大部分多余财产。如唐波夫省利波亚戈夫斯克乡的贫农委员会决定，对富农的“全部财物，无一例外都要征收，即使有许多东西是富农向地主买来的，也都一样要没收”。绍夫斯克乡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决定村贫农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将全部没收的东西分配给穷人”。许多地方甚至在贫农委员会建立之前就开始了剥夺富农的行动。如萨马拉省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彼尔姆省的沙德林斯克县在1918年3—4月间就开始没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耕畜、农具。库尔斯克省库尔斯克县在1918年春就广泛开展了剥夺富农户的役畜、机器和种籽的活动。其结果同样大大消弱了富农的经济实力，据对欧俄22省调查的调查的材料，1917年拥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占4.8%，1920年仅有0.9%，有些省则完全消失了。尽管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一些边远地区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晚，但是在国内战争结束时，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也立即提出了剥夺富农的任务。如1920年10月16日，列宁在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战线司令部的电报中建议：没收富农劳动所得以外的金钱；把富农的农具收归农具租赁站。
因此，可以做出结论说，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在1926年发表的小册子中指出，革命前的富农“在苏联农村已经几乎消失了，而且只要它出现，就必将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卡尔和戴维斯也认为，在欧俄地区，富农在革命头几个月已经消灭了，后来又上升起来的很少。
这样，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富农包括了按革命前概念来说已经为数极少的富农和按革命前概念来说作为农村资产阶级的富裕农民，而这时的富裕农民则只是指那些在经济实力上比较强大的上层中农。当然也有些人还是把富农和富裕农民按革命前的概念做了区别，或者延续地使用革命前的概念。如布哈林在1926年发表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中就把“富裕的小饭馆老板、农村的高利贷者、富农”与“拥有几个雇工、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利润”的殷实农民做了区别。但是，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按革命前的概念来区分富农和富裕农民了。首先，在苏维埃农村中，已经基本消灭了中世纪式的农业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矛盾，而是如何使农业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社会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某些资本主义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作为经营商业和借贷的资本代表者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农村关系的代表，而是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同社会主义经济相对立的。其次，革命前的富农已经消失，而革命后的富裕农民中经营商业和借贷的资本极为有限。例如，1926/27年度对农村各阶层收支情况调查的材料表明，富农户收入的87.7%是由纯农产品方面的收入构成的。同一年度，农村中放债的农户还不到2%，同时在所有的农村私商中，革命前经商的仅占20.2%，绝大部分是新经济政策以后兼营商业或转为经商的农民，而且其中能够经营批发商业并雇用工人的商业主仅占3.6%。转贴于总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应该是指代表农村资产关系(生产、商业、借贷等方面)的农民，它包括了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其中有许多是已被剥夺后来又发展起来的)，以及一部分依靠剥削而上升农民。按照俄共(布)十二大决议中的说法：改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有些农户通过按残酷的高利贷的条件出借农具、种子和牲畜，通过承租土地或者通过贸易，通过制造和出售私酒等等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农户中开始形成富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一书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的农民分化时谈到：“相当大一部分无播种地和播种地不多的农户上升到了中农户的水平、不大一部分中农变成了拥有大量播种地的富裕农民，开始出租土地，使用雇佣劳动，变成了富农。”显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无论就其形成来说，还是就其经济特征和阶级属性来说，同革命前的概念已经大相径庭了。同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裕农民与革命前的富裕农民也是有所区别的。虽然很多人将富裕农民与富农混同起来，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和性质上的差别。如斯米尔诺夫1926年就指出的：富裕农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农、剥削者和“村社的破坏者”，他们占有大量土地，雇用雇农，经商和放高利贷。另一类是富裕的劳动农户，他们以家庭劳动为基础，并基本上致力于农业生产。
从阶级属性上说，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而富裕农民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一点至少在理论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讲得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但在原则上同样适用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确定富农成分标准主要应该根据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即应该把那些通过各种方式(经营土地、借贷、商业或生产资料租借等)占有别人劳动的农户划为富农。如果有必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的人数做出判断，那么从这个标准出发，根据上述种种统计材料，我们倾向于认为富农户在1926—1927年至多不超过农户总数的4%，而1928年以后，由于实行“非常措施”，很多富农“自我消灭”，同时雇工劳动和土地出租又受到很大限制，到20年代末富农户当在3%以下。其余做为“富农”(或笼统做为“富裕农民”)统计的人数，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富裕农民。
关于富农的概念问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在1930年秋季以后的全盘集体化第二次高潮中，对于富农的确定，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的非富农化运动中，已经对大多数富农实行了剥夺，其中甚至还包括不少中农和贫农。此外，很多人变卖财产后迁移到城市或工地上。这样，至1930年底，在主要农业区消灭富农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了。这时确定富农就更困难了，尽管在制定“1931年统一农业税”时试图进行尝试，但是未获成功。加里宁曾抱怨说：“原有的对富农特性的规定几乎已成为过去，而新的规定还未做出。”但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又要求必须驱逐和消灭富农，于是只好“权力下放”，由各地区自行处理。如1930年12月23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以及“1931年统一农业税法”都指出，“有关富农的性质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的执行委员会根据各地条件加以确定”。其结果，很多地区便只好根据富裕程度去判别哪些人应列为富农进行剥夺。苏联档案材料中就记载了1931年1月11日北高加索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对富农的标准加以补充的决议，其中规定凡为赢利而使用雇佣劳动力从事运输业、开设旅店和茶叶店的人都应划入富农范围。这样，完全模糊了富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界限，财产的差别逐渐地排在了第一位。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和富裕农民之所以容易被混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即大体上都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有农户。既然新经济政策的宗旨就是鼓励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当然同时也是促进他们在联合中得到改造)，鼓励农民积累和致富，因此，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允许自由贸易，放宽对土地租佃和雇工劳动的限制，鼓励以商业性质为主的农村合作社等等，都会与富农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富裕农民问题)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富农与富裕农民在致富的手段上又有着原则的区别，富农是靠剥削雇工或其它方式占有别人的劳动而发财的；富裕农民则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经济政策对待富农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致富问题)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各项具体的农村政策中——就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致富，但限制剥削倾向或富农手段。
政策：限制富农倾向和消灭富农阶级
关于富农政策的第一次转变是列宁针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提出来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是：“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叫做最后一次决战。……所谓‘最后一次’战斗，这就是说，我国最后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这正是1918年夏开始的贫农委员运动的宗旨。
然而，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富农的力量也会有所增长，从而提出对待富农问题的新的政策原则。
在俄共(布)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意味着富农在现存制度下会比过去更多地生长起来。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生长的地方生长起来。但是同这一情况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从上面采用国家联合的办法和国家措施。”
在1921年12月党的一次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富农经济正在增长，认为出现农村资产阶级后，农民的均衡状况正在消失等等。后来，他又把这些看法写进了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提交中央的提纲。列宁在给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中严厉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观点，认为“这一提纲不适用”，其中谈到富农问题时，列宁写道：“由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度重要，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怎样保护贫农，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是必须研究的，也是必须要人们在实践中去研究的，而一般的谈论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列宁建议由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收集经验，加以详细研究(在写出几篇文章以后)，草拟中央(新中央)关于部署农村工作的信，信中必须极其具体地指出，如何实行合作化，如何‘限制’富农而又使生产力的增长不致中断，如何进行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如何加强它等等。”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3月20日审查并拒绝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政策，即鼓励农民生产和致富又限制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剥削趋向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的结果，正像列宁预见的那样，使富农的力量增长起来。这时在党内一部分人当中，首先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产生了恐慌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力量，提出应该依靠法律手段反对富农。加米涅夫甚至在党的十四大上危言耸听地提出：“不是我们控制了小农，而是小农控制了我们。”有人还提出了重新采取剥夺富农政策的问题。如在1925年1月莫斯科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农民代表向政府提出：“你们号召我们改进耕作，实现机械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发展，我们的收入将增加，我们将有更多的马、牛和机器，到那时你们会怎样呢?”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将把你做为富农加以剥夺”。这种看法和意见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因此受到全党的抑制和反驳。
1925年4月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仍然坚持了列宁提出的限制富农的政策。决议提出：“为了真正提高目前还是个体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需要扩大农产品的商品率，因此要坚决消除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如停止以行政手段对付私营商业和富农等等)，因为这种残余是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所容许的国内市场关系的发展相抵触的。”决议特别要求：“要切实消除一切阻碍农民经济(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农民阶层)发展和巩固的行政上的障碍”，而只对那些放高利贷和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采取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措施。
禁止农民致富，特别是以行政手段来对待致富的农民(无论是富农还是富裕农民)无疑会引起大多数农民的不满，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必须首先把依靠剥削发财的富农和通过劳动致富的农民区别开来。正像李可夫讲的，一个在过去只生产两普特(粮食)的土地上，由于更有效地耕种和改进播种方式而生产了40普特的农民，值得奖励而不是谴责，一个善于经营土地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苏维埃劳动者。当李可夫听到一个报告说，任何一个有两匹马和两头牛的农民都被当做了富农时，立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他希望两年后每一个农民都成为这样的富农。
布哈林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论述。1925年4月17日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战时共产主义关系的某些残余，它妨碍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富裕的上层农民和渴望成为富裕农民的中农，现在不敢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盖铁皮屋顶，因为怕被宣布为富农；如果他买机器，他就不让共产党员看见。高级的技术变成了秘密的技术。于是，富裕农民对我们妨碍他积累和雇工表示不满；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剩痛苦的农村贫农有时也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去当这种最殷实的农民的雇工。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农民的积累和致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积累就是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当然农民积累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富农经济的某种增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传统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禁止农民积累，禁止农民租地或雇工，所限制的只是剥削趋向和富农手段，而这种限制又主要是通过经济方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的口号。布哈林认为：“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
布哈林的主张在原则上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发展农民经济的路线一致的。过去，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把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作为他是富农阶级代表的标志，是极不公正的。事实上布哈林早在他提出这一口号不久，就在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时顺便解释了这个问题。布哈林说：“据说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断言，我向党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是指望让农村的掠夺者来收拾贫农。谁相信这是党的口号呢?实在说，很遗憾，我的表述方式引起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多余的幻想。(这种表达方式无疑是对完全正确的论点即党应该采取提高农村福利的方针的错误的表达方式)”。在1925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了一方面鼓励农民致富，一方面限制剥削趋向，同时反对恢复剥夺富农政策的方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和1928年提出了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时，对于富农问题在原则上的提法仍然是限制剥削并反对用行政手段剥夺富农。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提出把“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作为“全面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提出向富农进攻口号的前奏。1927年10月12日布哈林在莫斯科省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也谈到，鉴于从十四大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与中农联系的加强，“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对富农和一般资产阶级成分施加压力”，并提出“加强对资产阶级成分，首先是富农的进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的改变了对富农问题的政策。在十五大的会议上，加里宁解释说，布哈林的“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完全不同于反对派所要求的强迫征税和强迫征购谷物，那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莫洛托夫也谈到：“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向富农做‘更猛烈’的进攻。很明显，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实行这一进攻的最好方法。党必须对此做出新的回答。”所谓新的方法并不是根本改变限制富农的政策，而只是在租地、雇工、建立独立地段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禁止或限制。如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坚决驳斥了关于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取消限制富农政策的“反革命滥调”。会议要求继续向富农进攻，但声明绝不是用所谓剥夺富农的办法。就是斯大林本人在这个时期也是仍然主张限制富农的政策的，如他在十五大时谈到：“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
与国家帮助贫农的经济措施相同，限制富农的政策主要也是反映在贷款、价格、税收等方面。例如在信贷方面，对富裕农民和富农规定较高的利息率，限制富农经济实力的膨胀，并为国家增加积累。如1928年规定为贫农和中农提供的短期贷款年利为8%，而对富农和富裕农民则提高到12%。1929年则禁止对富农贷款。在价格政策方面采取了消除季节差价，实行“商品干涉”等措施，以打击富农和私商的投机活动。在税收方面实行累进税率，提高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征税额是限制富农政策是主要方面，通过这些措施限制农村上层农户的积累，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
我们重点看一下税收政策。农业税开始是按照农户占有的土地面积制定累进税率，但由于土地大抵平均分配，不易体现对富农的限制。于是1924年4月30日制定新的农业税条例一方面扩大了累进税率，一方面把成年牲畜折算成耕地列入了课税范围，这样就增加了对占有较多牲畜的富农的征税额。1926年起在农业税方面又改行按农户标准收入额计算税率的征税办法。1927年1月12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按年收入确定的各类农户的纳税率：收入在150卢布以下的农户，税率为4.75%，150—200卢布的为5.25%，200—300卢布的为5.75%，300—450卢布的为8%，450—600卢布的为10.5%，600卢布以上的为14%。据李可夫1926年10月提供的材料，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户支付了47%的农业税。1924/25年度，贫农户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交纳农业税0.76卢布，中农户为3.09卢布，而富农户为11.03卢布。1926/27年度，贫农户平均纳税额降至0.22卢布，中农户略增为3.13卢布，富农户增到15.42卢布。1924/25年度至1926/27年度，农村中企业主农户(富农)的比例从3.3%增长到3.9%，而他们交纳的农业税份额从16.9%增至25.9%。此外，企业主农户在其它税收(手工业税、关税、地方税)中的份额也占13%左右。1928/29年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又对税收政策作了修改和增补，对少数高收入的富农户采取了单独计征税额的办法(即个别税)，即不是按标准收入，而是按实际收入额征税。这样，每人平均收入70卢布以上的农户每卢布征收的税额从1926/27年度的25戈比，提高到35戈比。比外，还对高收入的农户(在俄罗斯联邦定为400卢布)征收附加税。附加税率占原税额的5%—25%(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卢布的农户不征附加税)。由于这些改进，占农户总数2.5%的年收入在700卢布以上的农户所交纳的农业税从1927/28年度占总税额的14.7%增长到1928/29年度的22.8%。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2.7%的最富有的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27.7%。据斯特鲁米林的计算，收入在400卢布并使用雇工的农户其收入比贫农高出5倍，但纳税额则比贫农高出20倍。
应该指出，在提出加紧对富农进攻的口号以后，特别是为克服谷物收购危机而采取“非常措施”以后，在限制富农的政策方面，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为和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的现象。例如在征收个别税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其范围不得超过农户的2——3%，就是说只向最上层的农户征收附加税。但在实际中，许多地区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0—12%，甚至更多。
1928年第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有材料提到：“个别税制度实行得很糟糕，出现了大量滥用和偏激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干部四处寻找富农，只要他们需要，甚至在根本不存在富农的最贫穷的村子也能找到。1929年第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载文谈到，甚至对那些在火车站卖葵花籽和卖牛奶的人也按照富农来征税。这个时期保证征税的手段当然是“非常措施”。在1929年，由于拒绝纳税或过期纳税而被判刑和课以罚金的富农(当然未必都是富农)，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达17000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达13500户。在乌克兰，到1929年底由于拖欠国家债务而根据刑法61条被剥夺财产的农民达33000户。在加紧进攻富农的过程中，不仅是过火行为和扩大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剥夺富农的政策。1928年初，农业人民委员会责成自己的地方机构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并将其转交贫农。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这项工作。在1927/28年度，乌拉尔省的乡和县土地调查委员会审理了2329件剥夺富农土地的案件，西伯利亚有1123件，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有4200件，北高加索有4000件以上。不过，这时对富农多余土地的剥夺大多数都不是农民本身提出的，而是地方政府机关包办的。如1928年乌克兰剥夺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共61250公顷，其中80%都是有关政府机关提出的，16%是由土地社提出的，只是3.6%是贫农自己要求的。
在政治上也开始对富农施加压力。如1928年12月的土地法令提出，剥夺富农在村社大会上表决权和被选举权。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关于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宣布“剥夺各合作社中富农的发言权。”
不过，直到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政策偏差，总的说来还属于地方性的过火行为，苏维埃政府毕竟还没有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变限制富农的政策。尽管已经出现了剥夺富农的倾向，但反对意见也是十分明确的。如1928年底加里宁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嘲笑了那些想要剥夺富农的人。加里宁认为剥夺富农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缺乏建设性，他提倡通过国家和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有效的经济竞争来击败富农。1929年6月2日《真理报》的社论也提出：“既不要恐怖，也不是非富农化(即剥夺富农——笔者)，而是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路线上的进攻。”直到1929年秋末，还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恢复剥夺富农的政策。党内的意见普遍认为“非富农化”没有任何意义，至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出人意外地以个人名义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斯大林以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富农巨浪”为依据，提出剥夺富农，并宣布：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斯大林讲话以后，党的领导阶层才匆忙开始研究关于富农问题的新政策。1930年1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制定实行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步骤。参加委员会的都是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各主要产粮区的第一书记。该委员会于1月26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草案并通过电报下达给各地党组织。决议指示，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它地区则根据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实际开展的进程实行下列措施：废除关于租地和雇工的法律，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畜、生产用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子储备等等。决议把富农分为三类，并分别提出了处理办法。一类富农——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组织的组织者处以极刑；二类富农——富农活跃分子，特别是最富有的富农中的活跃分子，驱逐到苏联的边远地区；三类富农则分别迁居到本地区的在集体农庄地域外专为他们规定的地段。决议还要求，在2月至5月之内实现针对一、二类富农的措施，并规定在播种开始(4月15日)以前，应有不少于50%的富农被隔离。按照决议应剥夺的农户在产粮区为3—5%，在非产粮区为2—3%。
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加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做斗争的措施》的决议以法律的形式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确定下来了。决议正式废除了许可土地出租和个体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法律，并授权边区、省执行委员会和各自治共和国政府采取剥夺和驱逐富农的行动。消灭富农的运动随着全盘集体化的扩展，迅速掀起了高潮。
2月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责成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两周内草拟关于安置被驱逐到边远地区的富农及其家庭的决议草案，提交审核。同时，还要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和集体农庄中央在三天内草拟关于消灭富农的具体指示的法令，并通过电报把法令的内容下达各地机关。第二天(2月4日)这项法令就拟定出来，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然而，在正式的法令发出以前，各主要产粮区早已决定了消灭富农的具体日期。如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1月20日就已经决定在2月4日以前消灭一类富农，2月5日—15日驱逐10000户富农(二类)，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战斗司令部。除此以外，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月24日)，中央黑土地区(1月28日)，北高加索地区(1月29日和2月2日)，莫斯科省(1月31日)，西伯利亚地区(2月2日)，土库曼共和国(2月1日)等都在法令发下之前就规定了消灭富农的具体步骤和期限。
这样，在主要产粮区到1930年夏季，大部分富农已经被剥夺。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初步统计，到1930年7月1日已剥夺了32万户农民。与1918年剥夺富农时不同，这次剥夺的富农财产不是分给贫农，在主要转交给集体农庄。如北高加索地区剥夺的1320万卢布中，830万卢布归集体农庄所有，相应的统计数字在西伯利亚分别为1500万和1100万卢布，在伏尔加河河下游地区分别为2470万和1270万卢布。其余的财产用来偿还富农欠国家的债务和分给贫农。据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得到了从富农那里剥夺的财产达4亿卢布，这笔财产构成集体农庄固定基金的15%。对富农的剥夺是狂热的和混乱的。3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农村情况的报告中谈到这种情况：很多基层机关工作人员和下乡的工人工作队成员在剥夺中，随意没收富农的财物，甚至从富农身上扒下衣服，自己分掉。发现了食物当场就吃，碰到烧酒当场就喝。他们的口号是：“喝!吃!——这一切都是我们的!”
被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富农按照中央政治局1月30日指令的处理方法被逮捕、判刑或强迫迁居。如在伏加尔中游地区，被剥夺的富农户达5万个，其中12%归入第一类，被逮捕判刑，40%归入第二类，全家迁居到西伯利亚、北极地区，48%归入第三类，全家迁居到本省区集体农庄地域以外的边远地区。1930年8月，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中央黑土地区、北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各共和国党中央都下达了在秋播结束前尽快将过去被剥夺的农户迁出的命令。这样，到1930年底，在全国被剥夺的大约40万农户中，有20%左右(77975户)的农户被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和欧俄北部地区。
与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起伏同步，消灭富农运动也在1930年底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由于原有富农已经大体被消灭，这次高潮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强迫性和命令性。1930年底财政人民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在征收1930/31年度税款时指出，“在富农没有被消灭的区”，富农数量“应该达到整个农户数量的3%(无论如何不得少于3%)”，“要向富农展开更有力的进攻”。1931年3月甚至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富农进行剥夺、驱逐以及无偿使用这些劳动力的领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不断收到强硬的指令，“迅速加强划分富农和对个体农户征税的工作”，“加速变卖富农财产的工作，克服地方机关在工作中的不果断和动作迟缓”，“完成划分富农和向他们征税的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要找出具体的责任者，使他们负行政的或法律上的责任”。那些在划分富农问题上落后的区的领导，都被指责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例如，1931年1月中旬，白俄罗斯财政人民委员部向联盟人民委员会报告说，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消除认为农村已不存在富农的机会主义观念，并扭转了这一思想潮流。这个问题曾三次被提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其它机关，制定出严格的书面指令，不断向各区派遣财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通过新闻机关向犯有错误的区“展开扫射”。两位区财政科科长被送交法庭审判，有42个区的村苏维埃主席受到批评，还有19人被撤职，40人被控告。总体上说，22.2%的村苏维埃工作人员受到处分。在1930年11月到1931年1月这段时间里，被征收个人税的农户数量增长了近50%，补征了约50万卢布的税款。1931年1月至2月，全国被划为富农并征收个体农户税的农户共272100个，占全部农户的1.3%。而在1930年10至11月这个数字是0.65%，也就是说在2—3个月内增长了一倍。但仍未达到中央规定的3%。而这272100个富农户，如果按以前的文件，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户具有富农的性质。近年公布的档案材料表明，很多财政机关违反规定迫使中农，甚至贫农交纳这种只有被划为富农才须交纳的个体农户税。很多人因为在生产中使用了手工脱粒机和分离机(扬场机)，甚至因在市场上出售个人副业产品而被划为富农。消灭富农的过程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一样，也是极其迅速的。在第一次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富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被消灭殆尽。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按征税统计的材料，1929/30年度全国被划为富农的有70.81万户，到1930年秋被消灭的已有40万户，另有约20—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了。紧接着开始的第二次高潮中又重新划富农加以消灭。1931年间全国被剥夺的农户又有20万户左右。总的说来，仅仅在消灭富农运动高潮两年当中，就消灭富农110—120万户，约550—600万人，此外，还有67.5万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直到1932年春才停止大规模驱逐富农的运动。实际上，从第二次全盘集体化高潮开始，所谓消灭富农的政策已经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而纯粹是为了以高压手段消灭个体农民，他们或者被驱赶到集体农庄中，或者被做为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
在消灭富农的运动中，扩大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些地区，被剥夺的“富农”达到农户总数的15%，被剥夺选举权的农户达15—20%。很多中农甚至贫农都被列入了剥夺的范围。如在斯大林格勒省，所有被作为“富农”剥夺的农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农。在莫斯科省的24个区，到1930年5月25日，被剥夺选举权的有18000人，其中12500人都是不合法的。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被错误地剥夺的农户有5000户，哈萨克斯坦9500户。在乌克兰一个叫作普洛维茨基的村子，有78户农民被剥夺，其中66户都是中农。甚至有这样的现象：有一个中农作为没收委员会的成员在村子的这一头正在处理富农的财产，而在村子的另一头，别的委员则在忙于没收他家的财产。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村，被村苏维埃列为实行非富农化的34个农户中，真正的富农只有3户。斯维尔德洛夫省盖尔岑斯基村苏维埃根据下列标准决定应被剥夺的农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谷物；购买小块土地(房屋附近的)；两年内卖了一头母牛；卖过长筒靴底；卖干草给合作社等等。有的人仅仅因为他祖父是富农就被列为剥夺的对象了。总之，在消灭富农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消灭(包括剥夺和驱逐)的农民共300万人，约850—900万人，约占全部农户的6—8%。显然其中至少有一半人无论按什么标准划分，也算不上富农。既然消灭富农的政策来得这样突然(甚至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说都是如此)，既然消灭富农的活动是出现在大规模的狂热的集体化群众运动中，那么，出现上述过火行为和混乱现象就是。
如果以为消灭富农运动仅仅出现在全盘集体化地区，那就错了。虽然在指令上和决议上谈到的消灭富农政策在名义上都是针对实行了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而言的，但是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情势下，即使在非全盘集体化地区，限制富农的政策实际也早已被人们抛到脑后了。在这方面，斯大林的暗示性的讲话不是没有作用的。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生的问题时说：“从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时起，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就成了主要口号，而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限制富农的口号就从独立的口号变成了补助口号，变成了主要口号的辅助口号，变成了使这些地区易于为过渡到主要口号准备条件的口号。”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限制富农的政策在非全盘集体化地区也已从属于消灭富农的政策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非产粮区也在消灭富农，只是规模不如产粮区那样大。
在集体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决定富农命运的问题是能否允许富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在党内，甚至在政治局内一直都有争议。早在1927年3月，西伯利亚地区党的会议就认为，即使接受富裕中农加入集体农庄都是危险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则认为让富农进入集体农庄就好比“让山羊进入菜地”。但有些材料表明，贫农常常反对将富农排除在集体农庄之外，因为集体农庄需要他们的耕畜和农具。加里宁在联共(布)十六大的报告中曾表示应当吸收富农，他认为“富农进入集体农庄的大门永远关闭是不对的”。直到1929年下半年，还没有封闭富农进入集体农庄的通路。如在联共(布)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认为，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富农家庭加入集体农庄，如果他们完全同意生产资料公有化和遵守集体农庄的生活规范。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区的情况也很不一致。例如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直到1929年9月30日以前，富农都是可以入社的。1929年7月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党委在全体会议上决定，“鉴于最近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排除富农影响，以及在集体农庄中与富农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应当准许某些富农分子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在1929年夏，北高加索地区党委关于禁止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决定就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0月，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消灭富农的政策在斯大林于1929年底的个人名义突然提出之前，在党内并没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甚至中央政治局集体化委员会也倾向于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该委员会曾对是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一定考察期后接受部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并在1929年12月18日(在斯大林讲话前9天)起草的中央有关决议第一稿中规定，允许一部分表示愿意服从集体农庄决议的富农家庭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下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在修改后正式做出的决议中却规定；“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根据联合的集体农庄内的贫农和中农以及地方苏维埃的决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把它们变成集体农庄的固定基金，把偏远的和较坏的土地分给富农，把最凶恶的富农分子驱逐出境。”12月27日斯大林以十分轻松而肯定的口吻宣布了富农的命运：“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在整个乡、整区、整省甚至整个共和国的范围内实行全盘集体化的状态下，而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于是富农的出路被堵死了，他们除了被消灭，被驱逐，没有任何前途。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2
关键词：政策创新；西部开发；调查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30-07
本次“经济政策创新主题西北五省（区）500人调查”于2004年7月～2005年5月进行,由位于西北五个省、自治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机关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高校教师填写了问卷。
发出问卷670份，收回有效问卷543份，占发放问卷的81.04％。分区抽样500份,抽样率为74.63%。
根据舆论测量法原理，从这500人中，可以推测出15000人所拥有的态度。500人（被调查者）×5（省区分类）×6（职业分类）=15000人
1.调查问卷结果的分类分析
1.1单项选择结果及分析
图1对政策的关心程度图2对经济政策变与不变的观点图1表明，对经济政策的关心程度,很关心的占42.6%（213人）,比较关心的占53.8%（269人）,不大关心的占2.2%（11人）,不关心的占1.4%（7人）。
可见，多数调查对象对经济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可推断出对经济政策的了解也相对具体详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高。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关注度较高。此外，也反映出这次调查的主题十分必要、可行。这个调查结果，了解人们对西部开发战略的认识、对西部开发中的政策建议、对西部开发中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关键环节的把握、对发现西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
图2表明，认为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154人，占30.8%；认为经济政策应不断改进的274人，占54.8%；认为政策该变则变的72人，占14.4%。
多数人主张经济政策不能墨守成规，应当与时俱进。他们认为，经济政策长期不变，势必阻碍发展，但也有1/5的人认为政策长期稳定是必要的。可见，在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认为经济政策的改变是不应该的，政策不变才是正常的。这说明政策创新的观念在相当多的人那里是不具有的。还说明人们对基本政策的稳定和具体政策的不断改进的关系还有待厘清。
图4区域政策该不该全国一盘棋图3表明，认为在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一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长期不变的结果是,21.4%的认为有利于发展（107人）,76.8%的认为不利于发展（384人）,1.8%的认为无所谓（9人）。
可见，多数人还是认为，一种具体政策长期不变对经济发展不利。这就说明，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政策变与不变的关系上还是持公正的态度的。基本政策不能变，具体政策该变就变这已是一种共识。形成这种共识，对彻底改变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对改变对经济政策的传统观念有重要作用。
图4表明，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应该全国一盘棋的有31人,占6.2%,认为不同区域应有不同政策的有469人,占93.8%。可见，绝大多数人认为，即使是区域政策这种宏观的，关乎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也不应该不分具体区域，统统由中央统一制定和实施。在中央大政方针下，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区域政策，区域政策应该区域化，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观念与市场经济时代的政策观念应该有区别。对经济政策的制定，绝大部分人承认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政策。这就说明，区域政策区域化已形成某种共识。
图5对于西部开发目标长远性的认识图6对评价一项政策好坏的认知度图5表明，1.4%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在短期内实现（7人）,93.8%认为是一个长期任务（469人）,4.8%认为很难实现（24人）。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人认为，西部开发是一场持久战，绝不是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必须作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这反映了人们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经历后的一种成熟。他们不再相信一蹴而就的奇迹出现，开始冷静地思考西部开发这样关乎全局性发展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认识是值得称道的。
图6表明，对于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好坏的标准,认为应该让所有人满意的26人,占5.2%,认为是让大多数人满意的474人,占94.8%。统计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正确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一项能使得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政策效果能达到“帕雷托最优境界”当然最佳，但只要能做到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就可以了。
图7关于制度能否取代政策的认知图8对我国东中西部政策创新差距的分析图7在用制度取代所有政策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上,认为将来可能，现在不行的296人,占59.2%,认为永远不可能的187人,占37.4%,认为不置可否的17人,占3.4%。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政策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上尚待厘清。实际上广义的政策包括制度，制度比政策更具有刚性，政策比制度更具有弹性，两者缺一不可。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代替政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将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危害。而政府失灵的本质就是政策失灵。西部大开发政策本身就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样关系到宏观经济问题的科学决策。
图8在政策创新差距上，认为我国西部与中、东部相比,6.6%的认为差距不大（33人）,91.8%认为比东部差（459人）,1.6%认为没有差距（8人）。调查对象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西部在政策创新方面与中、西部有较大差距，这种认识是可喜的，它说明，人们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政策创新能力和措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就是政策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
图9东西部各项政策透明度差距图10对中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评价图9表明，各项经济政策的透明度,西部与东部相比,认为没有差别的12人,占2.4%,差别较大的440人,占88%,差别较小的48人,占9.6%。政策透明度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经济区域的政府工作作风和效能，反映了一个地区或区域的政策过程现代化水平，88%的人认为西部在政策透明度方面比中、东部差，从而表达了西部部分干部群众对要求增强政策透明度的迫切愿望和真诚要求。
图10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政策,48.4%非常支持（242人）,34.2%比较支持（171人）,13.2%一般支持（66人）,3.6%说不上（18人）,0.4%不大支持（2人）,0.2%比较反对（1人）,其他不支持和非常反对的为零。西北各界已意识到了对自身脆弱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中央的退耕还林、还牧、还草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说明保护生态环境，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退耕还林政策得民心、顺民意，是惠及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对这项政策持非常支持态度的人占48.4%，持比较支持态度的人占34.2%,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对这项政策的科学贯彻存有疑虑，能否既重视生态恢复又保证粮食安全；能否对该项政策的具体措施进一步细化，这些都需进一步在实践中深入探讨。
图11对西部开发已获成绩的看法图12对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原因的认知图11对西部大开发以来取得成绩的评价,7.2%的表示满意（36人）,51.2%的比较满意（256人）,41.6%不大满意（208人）。对西部大开发几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有58.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有41.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大满意，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肯定，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说明干部群众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不再盲目乐观，人云亦云。
图12关于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有19.6%认为是自然地理原因（98人）,有36.6%认为是行政垄断原因（183人）,43.8%认为是经济利益原因(219人)。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认为，地方经济利益所形成的行政垄断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认为纯自然地理因素导致地方保护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9.6%。这就说明，多数人对地方保护形成的原因持客观态度。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其次要调整好地方利益。由于存在着客观上的自然条件差异，就有了经济发展差异，因而就有了地方保护的要求。地方保护主义在相当时期内将客观存在。
图13对西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图14对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出路的看法图13对于在西部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态度,认为是当务之急的162人,占32.4%,认为不必急功近利的338人,占67.6%。调查结果表明，西部开发进程中，对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大部分人持慎重态度，认为可以缓行。持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产业依托，形成了一些空心化小城镇；片面追求建筑规模，重形式不重内容，许多建筑设施缺乏实用性；缺乏总体规划，城建设施不配套；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有街无市，建筑物空置。有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生产争土地，使部分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依托，导致社会矛盾和不和谐。
当然，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发展的方向，但必须建立在农业产业化和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基础上，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西部小城镇建设不必急功近利就说明了这一点。
图14对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出路,认为在于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指标有193人,占38.6%,认为应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307人,占61.4%。地方保护主义的解决方法上有六成的人认为应当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种推进经济区划和市场化的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解决办法。对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除了推进区域合作外，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改变地方政绩评价指标，变单纯追求GDp指标为设置综合指标，比如说设置地区经济开放度指标和区域合作指标，以促进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15对西部开发中首先应当改进的政策认知图16对经济政策创新所应解决的关键问题的认知1.2排序选择结果及分析
图15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应当改进的政策,18.6%的赞成区域合作政策(93人),14.8%的支持中小企业政策(74人),34%产业政策(170人),32.6%利益分配政策(163人)。
在推进西部开发具体政策的选择上，产业政策和利益分配政策的排序靠前，接着分别是中小企业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之所以产业政策被特别看重，说明人们认识到，西部开发必须依赖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倾斜，西部开发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有效推进整个西部的工业化进程，能否使西部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同时，利益分配政策的供给也是当务之急，仅靠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东中西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图16经济政策创新从重要性来看,认为应该首先抓政策目标创新（281人）占56.2%,认为是政策手段创新（96人）占19.2%,认为是政策能力创新（94人）占18.8%,认为是政策过程创新（29人）占5.8%。
半数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目标创新是经济政策创新的首要途径。接着依次是政策手段、政策能力、政策过程的创新。在人们心目中，推进西部开发，关键是要有明确、合理、清晰的政策目标，使得经济政策目标更加具体化、科学化。政策目标模糊、概括、空泛，只是一些指导原则，就无法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我们现在不缺少指导性政策，缺少的是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政策手段，提高政策能力，创新政策过程。推进西部开发，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具体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上群策群力、狠下功夫、谋求创新。
图17对导致东中西部发展落差的社会因素的认知图18对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主要原因的认知图17对制约西部发展落差的社会因素的认识,26.8%认为主要是自然环境差别（134人）,49.8%认为是思想观念差别（249人）,17.2%认为是政策创新差别（86人）,6.2%认为是历史传统差别（31人）。49.8%的人认为思想观念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其次才是自然环境差别。这就说明，大多数人认识到，思想观念差距比起自然环境差距更可怕，如果没有观念转变，就根本谈不到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有26.8%的人认为，自然条件是制约东中西部差距的原因，这说明人们对自然条件导致的发展差距有了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人定胜天”的荒谬观念正在被消除，正视现实，积极努力正成为人们的一个新观念。
图18认为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分别是,投资环境为第一位（184）,占36.8%,依次是政策水平（126）占25.2%,市场体系（111）,占22.2%和制度建设（79）,占15.8%。多数人认为投资环境因素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政策水平和市场体系建设差距。实际上，第一项是综合因素，提高政策水平和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是欠发达地区首先要解决的两个瓶颈问题。这刚好符合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据此可以看出，在西部开发进程中，改善投资环境是西部开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西部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水平的提高又是投资环境改善的关键，接下来便是完善西部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后两个问题也是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所在。
图19对西北五省区政策创新能力的比较图20对西部大开发以来最有活力的西部省市区的评价图19西部政策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市、区）排序结果为,排列第一的应该为重庆（281）占56.2%,四川（69）占13.8%,陕西（64）12.8%,云南（42）8.4%,新疆（20）4%,宁夏（7）1.4%,贵州和广西均为(5),即占1%,内蒙(4）占0.8%,青海（2）占0.4%,甘肃(1)占0.2%,为零。
以上选择表明，在被调查对象看来，重庆和四川两省市政策创新能力较强，实际上，在西部开发战略开始实施的这几年中，重庆和四川显示出了较强的活力和政策创新能力，这两个省市在西部开发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这已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从调查结果看，云南、新疆两省区的政策创新能力也得到了人们的首肯，这是人们在西部开发中观察和了解到的，这说明单纯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出发来理解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的原因，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必须同时从当地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角度来说明。
图20认为西部大开发以来，发展活力较强的排列第一的省（市、区）,依次为,重庆（308）占61.6%,陕西（57）11.4%,四川和云南均为（34）各占6.8%,新疆（31）占6.2%,宁夏（11）占2.2%,贵州（7）占1.4%,内蒙（6）占1.2%,广西（5）占1%,甘肃（4）占0.8%,青海（2）占0.4%,（1）占0.2%。
以上排序结果基本上和创新能力的排序结果一致。最具活力的西部省市区依次为重庆、陕西、四川、云南、新疆、宁夏、贵州、内蒙、广西、甘肃、青海、。
这个选择结果和这些省市区这些年来GDp增长的排名基本一致。它说明实际上西部开发也不能搞一刀切，西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各有一些省市区先发展起来，起一种带头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其他西部地区加速发展，这对推进整个西部开发有重要战略意义。
图21对西部开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认知图22对西部十一省市区政策环境的比较图21认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共9个)依次排列为,第一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162）占32.4%,摆脱贫困的问题（79）占15.8%,发展教育的问题(70）占14%,保护自然生态环境（65）占13%,振兴国有企业的问题(36）占7.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35）占7%,发展民营经济问题（28）占5.6%,中心城市现代化问题（13）占2.6%,发展小城镇问题（12）占2.4%。调查对象对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三农问题，第二位的是脱贫问题、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四位的是教育发展问题。这就说明，被调查者身处西北，对西北的区域发展现状和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楚，能实事求是地指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谈缺乏特性的共同性问题，这就为我们从不同区域的实际出发考虑区域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图22认为西部开发中，政策环境较好应该排列第一的省（市、区）依次为,重庆（288）占57.6%,陕西（46）占9.2%,四川（53）占10.6%,云南（40）占8%,新疆（29）占5.8%,广西（15）占3%,宁夏（11）占2.2%,内蒙（7）占1.4%,贵州（5）占1%,甘肃（4）占0.8%,和青海均为（1）,各占0.2%。
从前几项问卷结果分析已经看出，西部十二省区市中的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四省区政策创新能力强，发展活力强、政策环境好。从实际情况来看，陕西在西北五省区中一直是比较有活力的，重庆和四川在西南各省市区中也是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在西部大开发中，这几个省区在优化区域政策环境方面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因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图23西部各省市区在推进政策创新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图24在开放环境下，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应体现在图23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推进经济政策创新，在西部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依次在于,有31.6%认为在于政策水平提高（158）；38.2%认为是政策目标科学（191）；14.2%认为是政策手段创新（71）；10.6%认为是政策区域化（53）；5.4%认为是政策过程合理（27）。
在列出的推进政策创新应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排序选择中，选择政策水平提高是当务之急的占首位，说明人们对西部政策水平与东中部的差距有一定共识，亟待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西部各级部门和人员的政策水平；选择政策目标科学的占第二位，说明西部开发政策目标定位有待进一步科学化，使人们明确西部开发应着重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选择政策手段创新的占第三位，说明西部开发政策应该寻求多种政策手段配合实施，不能仅仅等靠要，不能把政策供给仅理解为工具性政策的供给，如给钱给物；选择政策区域化的占第四位，说明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允许不同区域有不同政策，政策供给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出发，允许选择，允许有差异。
图24在已加入wto的情况下，非歧视原则要求取消一切优惠和照顾，对西部的政策倾斜更多地应体现在,有24.8%认为是更大的自（124）,36.8%认同更宽松的政策环境（184）,25.8%认为是更公平的竞争环境(129）,12.6%赞成更有效的宏观调节（63）。
对于西部开发与wto的关系，调查者认为西部最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其次是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及更大的自，这反映了西部对于政策创新的具体要求。其中，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被排在第一位，给西部政策创新的更大自被排在第二位，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排在第三位，更有效的宏观调控被排在第四位。可以看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政策软环境，这是西部开发政策取得应有效应的一个瓶颈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政策软环境，再好的政策也会走样。
图25西部在政策创新中所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图25在经济政策创新中,42%认为是提高各级政府的政策水平(210),31.8%认为是增强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159),12.8%认为是鼓励各级地方政府推出适应性的具体政策(64),7.8%认为是拓宽政策效应的反馈渠道(39),5.6%认为是强化新政策的宣传力度(28)。
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关于政策创新，人们认为，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政策水平和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水平，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政策水平乃至政策创新水平，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而且政策还会被肆意歪曲。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是保障政策科学化的关键环节，越落后的地区，越有必要破除精英政策的错误观念，把政策的科学性建立在政策过程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2.西北五省区500人问卷调查的综合结论
(1)从调查问卷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多数人对经济政策问题比较关心；认为好的政策是不一定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策，大多数人满意即可；60%以上的人对西部开发以来的成绩和发展感到满意，他们从这些年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发展和中央给西部的各种优惠政策中看到了变化和希望。但仍有40%的人对西部开发的进展不够满意，由于被测对象工作、生活在西部，对西部开发的期望值很高，也有一些人抱有西部开发速成论的思想，因而，感觉西部开发进展不尽如人意。同时还说明，有些西部的地方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形式主义，建设成果并未给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2)大多数人认为，西部十二省区市中的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四省区政策创新能力强，发展活力强、政策环境好。从实际情况来看，陕西在西北五省区中一直是比较有活力的，重庆和四川在西南各省市区中也是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在西部大开发中，这几个省区又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因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3)调查对象普遍认为，中央的退耕还林、还牧、还草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说明保护生态环境，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退耕还林政策得民心、顺民意，是惠及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4)调查对象对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三农问题，第二位的是脱贫问题、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四位的是教育发展问题。这就说明，被调查者身处西北，对西北的区域发展现状和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楚，能实事求是地指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谈缺乏特性的共同性问题，这就为我们从不同区域的实际出发考虑区域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5)在制约西部发展的诸因素中，多数人认为投资环境因素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政策水平和市场体系建设差距。实际上，第一项是综合因素，提高政策水平和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是欠发达地区首先要解决的两个瓶颈问题。这刚好符合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6)在回答西部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思想观念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其次才是自然环境差别。这就说明，大多数人认识到，思想观念差距比起自然环境差距更可怕，如果没有观念转变，就根本谈不到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7)关于政策创新，人们认为，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政策水平和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水平，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政策水平乃至政策创新水平，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而且政策还会被肆意歪曲。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是保障政策科学化的关键环节，越落后的地区，越有必要破除精英政策的错误观念，把政策的科学性建立在政策过程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8)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政策的不断改进是必要的，想用制度代替政策的功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一种政策长期不变，不利于发展。说明人们的政策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也说明人们已经看到了制度创新固然重要，但制度的作用很难最终取得制度的作用。
(9)在政策区域化问题上，多数被调查对象认为，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思路已经成为过去，不同区域有不同政策应该成为政策创新思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度里，推进政策区域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策区域化应该有三层含义：
一是中央在制定宏观区域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点，克服一刀切的做法，使中央政策具有鲜明的区域指导性，使地方政府能够在政策执行中有一定的发挥余地。
二是区域政策要有区域特征，包括层次性、选择性和适当的灵活性。以层次性来说，区域政策应该表现出多层面的特点，除了宏观区域政策以外，应该鼓励几个不同区域根据自然、经济、行政区的特点，联合制定某个方面的政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区域联合政策成为中观政策。同时，还应该鼓励各地区，在中央政策的框架内，制定和出台适合不同区域特点和要求的局观政策，这种政策可以是一个县、也可以是一个市制定的。
三是应鼓励各区域创造性地执行和改进中央宏观政策。为宏观政策的完善提供政策创新思路，而不是一味等待和被动贯彻。应该指出，各区域的政策创新的努力是政策区域化的动力源泉。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3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核心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p#分页标题#e#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4
【关键词】论证产业政策创新分歧
2016年11月9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举行“产业政策思辨会”，双方首次就“产业政策”进行全面阐述与辩论。双方的观点正好相反，由推崇“产业政策”的林毅夫率先对支持产业政策的缘由进行阐述，之后反对“产业政策”的张维迎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逐一批驳。
一、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的论证过程
林毅夫在产业政策思辨会上的观点概括而言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有产业政策。他用三个分论点从正面进行论述。接着，他陈述反对方的观点，并逐一进行驳斥。最后，他还提出了合适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的总体思路。
（一）分论点一：追赶阶段的国家均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先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实：19世纪以来，处在追赶他国的国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他提供了两个论据来论证这个观点。第一个是剑桥大学张教授的研究成果：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追赶荷兰的英国、在19世纪中叶追赶英国的美国、德国和法国以及追赶美国的日本，无一例外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第二是增长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二战后经济保持长时间高增长的13个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发展。
（二）分论点二：发达国家也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提出了两个论据来支持这个论点。一个是引用经济学家mazzucato《企业家型政府》书中的研究成果：是产业政策使得美国一直在经济上保持领先。另一个是：国际上领先的产业在过去也是由政府支持的。
（三）分论点三：产业政策存在的理论必要性
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其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肯定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作用，同时也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有所作为。
按照该理论的观点，企业无法在内部解决具有外部性的技术与软硬件上的问题，所以必须由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性，所以政府在帮助哪些产业更好地发展的问题上就必须做出选择。按照理论的观点，这种选择应当是根据国家的经济结构或者要素禀赋来加以选择，也就是说“按比较优势发展”。
（四）对反对产业政策观点的驳斥
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对产业政策。反对的理由总的来说就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之后，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或者说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林毅夫认为虽然很多时候产业政策并不成功，但是除了石油生产国以外，还没有不用产业政策就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在经济上保持持续性领先的发达国家。林毅夫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政策总是失败。
二、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论证过程
张维迎首先阐明了他与林毅夫的根本分歧，然后从产业政策失败的的原因以及对林毅夫论证中的问题进行批驳来完成他反对产业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
（一）对林毅夫理论基础的批驳
张维迎认为，林毅夫的所有观点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但是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理论。理由有三。第一，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均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根本不相容。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企业家的作用。
（二）对林毅夫论证的若干批驳
林毅夫认为需要产业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市场协调失灵。但张维迎认为企业家才是最好的协调者；林毅夫说没有一个在追赶的国家没用产业政策，所以产业政策是必需的。但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林毅夫认为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要用“增长甄别法”，但张维迎认为这种方法有问题。
（三）分论点一：产业政策对成功产业的没有作用
张维迎以日本为例，阐述了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与产业政策没有关系，相反，失败的产业全部受到了产业政策的不当干预。
（四）分论点二：产业政策失败的必然性
以中国为例，产业政策失败第一是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是激励机制的扭曲。
关于人类认知能力限制这个问题，张维迎首先从拥护产业政策者的基本假设开始批驳，拥护者认为技术的进步和新兴产业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这个假设完全错误。有三个理由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不能预见。第二个是集中化（产业政策）的错误率远高于分开（企业）决策。第三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
产业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会导致权力寻租。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跟着政府的政策走，而跟着政策走的往往只是套利者而非创新者。而且政府班子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以及持续换届使得激励政策失误的责任难以追究。
三、林毅夫与张维迎论证方法评述
综上所述，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从理论与实证的正面角度和驳斥反对者观点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论述。形式上看，这种论证方法比较周延。但是，正如张维迎所质疑的，在实证侧面的论证过程中，林毅夫的论证逻辑是存在问题的。应当论证的是，这些国家因为产业政策才得以获得持续的高增长。
同样，张维迎作为“辩方”，不仅驳斥林毅夫的观点，也有正面的理论阐述。整个论证也是十分全面的。但是，在批驳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逻辑也并不严谨。比如，他说在古典经济学中，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而他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根本不相容，所以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但是笔者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与创新之间两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也并没有完全不相容。完全竞争市场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需要满足较多的前提条件，体现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效用的最大化。而创新对于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带来的是新需求的创造，甚至是生产效率质的变化，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矛盾。但是创新带来的垄断市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也是要走向竞争市场，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新的竞争，然后进一步促进新的创新的产生。
张维迎在批驳的过程中，笔者感觉部分观点偏离了林毅夫的观点中的意思。正如林毅夫想要纠正的一点，他的观点并非政府要帮企业做决定，而是要帮企业解决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5
“新经济”将成为经济理论界和研究机构的新课题和学术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4． 就教育政策而言，必须注意防范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化差距，在加强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和激励、推进科学技术前沿的同时，着力解决信息技术等基础实施的建设和教育问题。教育对维持美国经济动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新经济”的贡献也值得予以重视。“投资于人”、“推进科学技术前沿”和“缩小数字化差异”是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战略的另外三个政策。这启示我们强调政府投资于教育和技术对“新经济”的作用。忽略教育，尤其忽略城市地区贫穷、低阶层人们的教育，不仅会导致经济削弱，而且会导致阶级差距。因此，必须使教育系统调整到适应新技术现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全体大众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使他们全面而持续的参与“新经济”时代。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领域比教育更能享受信息技术的利益；但是，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数字化差异”。因此，需要扩大进入因特网的机会，在新技术方面培训教师，并提供税收激励以鼓励公司帮助跨越这一数字化差距。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6
④另一方面是对于使用政府干预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新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趋向于完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使西方经济学界更明确地趋向于重新重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而也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米歇尔•弗罗埃（michelDeVroey）在其纪念凯恩斯《通论》的文章“要抛弃凯恩斯吗？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近代历史”中说：“宏观经济学家真的已经摆脱凯恩斯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就概念工具而言，这一答案是肯定的（……）。……。iS—Lm模型依然统领着宏观经济学界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就其他的层面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某些凯恩斯主义目标似乎总是在对立的阵营取得胜利后又再次出现（反之亦然）。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目标近年来日渐成熟，它脱离了阐述市场失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目标，而转向让市场的不完善走上前台的更温和的目标。”⑤罗伯特•w•狄蒙德、罗伯特•a•蒙代尔、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在他们合编的《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⑥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理论注意力的转变，恰恰是由于凯恩斯所期望的、其理论对于经济衰退、萧条、失业等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通论》出版77年之后，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危机的关系呢？既然人们将目光转向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那就是：1.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究竟有无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3.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实现和政策主张。首先是要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写作并出版其《通论》的背景（即“凯恩斯革命”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的长期慢性萧条以及后来更普遍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从1825年开始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后，这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便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起先经济衰退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还可以自己得到恢复。但是，到20世纪中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却迟迟不能恢复，甚至与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汇合到一起，使萧条更加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种情况表现得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解释力上的失灵和政策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迫使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当时的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不少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英国也出现了费边社社会主义的思潮。凯恩斯当然不会去赞同社会主义。凯恩斯曾经明确地说：“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边的。”
⑦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抵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进行了与《通论》有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从具体内容来说，凯恩斯主要是借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已有的关于国家干预的一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并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造。
凯恩斯的《通论》主要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这包括：1.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萨伊定律”，即只要努力生产，不必考虑需求，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2.坚持金本位制对克服通货膨胀的作用。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有效调节手段。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5.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它只是蒙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这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就在于：1.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的信条；2.提出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向；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方法；4.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
具体说来，“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他强调了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来纠正这种失调。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此外，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凯恩斯主要运用了短期分析和马歇尔传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始终“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在经济萧条和危机发生时，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来拯救危机、克服萧条。凯恩斯特别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中蕴含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性财政预算政策的经济思想，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使经济达到均衡，但是，却未必可以同时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即，“通论”，“通常情况下的理论”），而新古典传统的论证充分就业均衡是常态的理论，恰恰是特殊的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恰好满足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实际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迅速地为英美等国经济学界所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1.它注意到了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
2.它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3.它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
4.它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
5.它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做出评价。凯恩斯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发生转变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比较现实和可行的途径。凯恩斯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明显地打上了凯恩斯的烙印。所以，对“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层面上的片面性缺陷，其有效性在于，在特定情况下，救治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暂时性效果。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过于明显的针对性，其一些缺陷也暴露无遗。这主要在于：
1.他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这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主要方面。
2.他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
3.他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
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4.他仅仅注意到经济总量的问题，却没有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
5.他仅仅注意了经济均衡中的价值供求平衡问题，没有注意到商品与价值的对应问题。
6.他的理论过分注重短期问题，而没有涉及长期的问题。
7.他过分注重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动态的分析。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十分推崇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麦柯德•赖特（D•m•Knight）对于凯恩斯的理论评价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来说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重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二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短期对策长期化，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成为了长期行为。凯恩斯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并在经济学界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二战后形成了以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阿尼、阿瑟•奥肯、伊弗塞•多马，马克卢普等一大批人构成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英国，战后则形成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沃斯维克等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逊、西德尼•温特劳布、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这两个学派几乎统治了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界几乎1／4个世纪之久。但双方强调的理论和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一般被认为是维持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20多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因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置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被片面理解与滥用，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后果。如廉价的货币政策与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合，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发生有无关系？有无责任呢？
从美国来说，凯恩斯主义长期盛行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并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近30年而在社会上消失。“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消费习惯和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创新产品，如信用卡的流行，对于社会上“寅吃卯粮”的消费主义习惯的维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得社会“似乎正常的”供给建立在了不够可靠的需求基础上。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廉价货币政策（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印钞）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次贷危机”就正是这种为维持和促进社会对房地产较高需求而采取的“次等的”分期付款，和对此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债务链条所导致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凯恩斯主义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困境也是负有责任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在战后盛行凯恩斯主义，大量增发美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政策行为所引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挥着作用，但它却比起之前更加不受约束。美元已经在事实上“绑架”了世界经济，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服从美国经济利益之下。每当美国感到其经济需要时，就会增发货币，或采取货币贬值，或者升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甚至成为所谓的“财政悬崖”。而这又是依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财政赤字背书的。大量的美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显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在表面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此也难逃责任。这主要是强调消费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的环境下，形成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氛围，推进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和政策，造成片面注重消费和福利，弱化了生产和供给，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至最终在带有缺陷的欧元体系条件下，发生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仍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⑨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不过，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货币流动性泛滥，仅美国就实现了四次“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真正的社会需求问题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为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欧美国家国内实际产业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流动资金分配极不平衡，而某些产业则在一段时期内产出相对过剩（如美国的房地产、军工产业）。在投资赢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过多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扩大透支性消费信贷（像个人信用卡透支额的扩大；住宅按揭贷款条件的放宽），让消费力不足的人们“寅吃卯粮”，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领域内运作，依靠互相借贷来获取收益。可见，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而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看，无非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或减税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也要求有与现实适合的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其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时候，欧美各国在长期中实行的是平衡财政的政策，因而并没有过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中也没有通货膨胀。从赤字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项目来说，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今天，美国财政赤字巨大，面临“财政悬崖”，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赤字财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困难较大。而在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来说，也很有限，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即便有些项目（如美国曾经有人考虑对全国的高速公路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修理），其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无法从本国获得。因而，凯恩斯主义所看重的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大打折扣。所以，在今天已经很难运用凯恩斯主义这方面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中总需求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来看，也是需要有些现实条件的。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负担情况如何对此会有影响。像美国政府这样赤字庞大，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债台高筑，恐怕都难以达到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的目的。如果减税是结构性的，那么，给富人减税则于事无补，给穷人减税则有名无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尽管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美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似乎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经济中的问题并非仅仅“缺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其所引起的结果上，只能是负面消极影响远大于正面积极影响，引起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元稳定性的不信任，以及国际性货币投机获得的增加。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具体体现。凯恩斯主义政策再有效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7
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都适时适度地推行了各种社会公共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都非常及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社会经济的问题，劳动就业、家庭、教育、卫生和养老等等问题。就人口学本身而言，它也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科，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
因此，当一个国家要面临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解决人口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政府的各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而且必须由最高领导或者说地方的一把手亲自调动各部门力量来配置好部门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匹配的公共政策来参与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佳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要实现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必须树立全新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理念。人口学的转变时代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目光来看待今天的人口问题，我们也无法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思考今天的人口问题，而且更加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和政策来解决今天的人口问题；二是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尽可能保持一个适度人口规模，怎么操作？就是要继续改革创新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和运行管理体制，使这些政策一环扣一环，互相衔接，互相依托，互相作用，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推动力，其中首先要重视家庭政策。家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将永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原动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体制建设，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大力改进现有的机构设置，要真正找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动力所在和力量所在；四是运用社会政策，尽快消除和减小我国地区性和城乡之间显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一直在说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公平，城市人享受了社会保障，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农民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是社会不公平。因此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解决人口总量、动力、路径和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新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到的五个统筹问题。
人口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增速过快的时候，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及时有效的，但今天在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出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如上海自从1992年至今，每年的人口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有些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等。
面对这些社会状况，我们能不能对现行的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换个角度来思考，是否可以比较大胆地去探寻一些新的机制或者用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从根本解决我国的人口总量和适度人口规模问题，解决提高人口总体素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首先在一些城市或地区开展一些试点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下，面对当今我国人口与发展的实际状况，需要我们考虑的是：一是现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需要转型升级，二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看，社会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组织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而在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或者人口素质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如何根据本国或本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符合客观规律，与其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来予以调控人口的出生变动，迁移变动和死亡变动，从而对人口的总量规模和人口素质实行综合治理和调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初的迁移和上山下乡，80年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流动等等，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些社会状况与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政策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公共政策一般包括，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婚姻家庭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生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奖励扶助政策等等。
由于社会政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就业、住房、人口迁移和流动、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奖励辅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养老和医疗政策，都对人口未来发展带来影响
社会救助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这些制度政策对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包括我们2010年出台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从传统的处罚多生政策向奖励少生的政策转变，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更加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现生育意愿转变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就业政策:针对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对自谋职业、自我雇用的劳动力提供有关的优惠政策――对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长期效应。
住房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出台初期，独生子女家庭能享受到优惠。住房制度改革后原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各种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对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动力。但是住房市场开放后，管理层明显地淡化了这一政策。
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调节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社会政策之一，它在对家庭成员的生育指导，如养育成本、生育间隔、夫妇生殖健康、孩子教育、成年人职业培训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效果。
生育政策：要构建完美的中国式家庭，就需要生育政策的介入。我们传统意义上出台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行了30多年不变。我们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什么政策都在不断地变革发展，唯独这项政策长期不变，坚决不变。理由是：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量规模大；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经济还不发达
户籍政策：传统的挑战与现实的改革。
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政策：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从上述人口转变进程的情况看，与人口发展配套出台的系列社会政策看，它们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转变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某些层面上分析，它们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在人口与发展上的社会机制问题，但另一个不能让我们忽视的现象是：人口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动情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与人口发展相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周期性变动及其特点。
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如美国人艾克斯坦很早就发现中国存在着“政策周期”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周期根源于中国的决策机构和价值系统。克拉克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框架时间是不断变小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计划延续2-3年的时间，然后作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在80年代中期，则缩减到一年时间；到了80年代末，就变成一个季度了。郑竹圆分析了1953-1981年我国的经济策略，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增长战略能够延续6年以上。老百姓也晓得中国存在政策周期，“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形象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政策易变性和周期性的普遍看法。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制定的政策，它们的变革周期在不断缩短。比如股市、房地产、利税、卫生、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经常在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唯独计划生育政策30年基本不变，这是为什么呢？一是那些政策受市场经济的主导，反过来它们必须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是全计划时代的产物，加上它的边缘性特征，再说一个最充分的理由是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必须被控制在计划之中。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三低”现象是在“两个不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严重不均衡，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城乡严重不均衡，城镇人口出生率较农村低。如今，城市居民大多能做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一对夫妇违规生三胎、四胎的现象极其普遍。二是东西部严重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较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人口问题，不单单是控制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二者相辅相成，难分轻重。如果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步伐放慢，而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问题交织，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不稳定因素增多，人口与发展问题更趋复杂。目前最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出生性别比问题，第三是城市大量农民工集聚。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关于当前亟须解决的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几个核心问题
战略是国家对一定历史时期重大的和具有全局性任务的筹划和指导，它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稳定性、平衡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人口战略是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上给出的明确态度和预期目标。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帮助协调未来人口趋势和经济及社会发展趋势，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在上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后，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改革传统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以实现战略目标。
社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动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虽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也力求照顾到弱势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但要做到十全十美毕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要确保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我思考以下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建议将现在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与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奥运会以后，面对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将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为了树立更加良好的国家对外形象，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应当及时考虑更名工作。未来的人口管理部门，从省市、直辖市来说，应该设立人口登记管理处，人口统计处，计划生育工作处，政策法规处等。人一生出来就到公安部门报到，这真有点不合时代的气息。
第二，更名后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应当具有更加具体的工作职能。更多更具体地担负起人口管理和人口综合调控的职能，到底如何统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的趋向是，说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计生委就与人口研究机构抢饭吃，争着立项搞课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深入分析研究机构完成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依据。
第三，建议决策层领导今后应该让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分管人口计生部门，要迅速改变现在地方各级都是由什么分管领导来分管人口计生委。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所有各个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从它的学科内容来说，其边缘性特征非常明确。中央提出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统筹了哪些问题？所以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一把手来动员各个政府职能部门。
第三，未来的人口计生工作要特别重视家庭问题。大家知道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最牢固的基石。对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港湾，我们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能主管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制定一系列扶持家庭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我觉得讲计划生育还不如强调家庭计划指导，同样提出更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如何针对每个个案家庭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导构建合理的家庭规模，是人口学转变时代最紧迫的要求。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中国式家庭，一对夫妇最理想的子女数是拥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一个四口之家。这个美好的愿望如何来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主管人口计生的部门来深入思考了。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8
一、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寻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续政策取向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9
如何处理好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诸多“两难”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总理不久前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两难’的出现是短期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要破解‘两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解决我们比朗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著名经济学家冲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为“两难”开出药方。
“目前大家对短期政策比较关注，短期的问题可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但长期的问题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8月11日中午，吴敬琏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表示。
为什么非要高增长
吴敬琏解释说，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需要用短期政策来把经济稳住，像去年国家所采取的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把经济稳住，把GDp的增长率托上去，很快见效了，但是这只是短期政策。如果继续保持如去年类似的货币政策，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甚至会超过去年，势必导致资产价格的飞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现类似日本的泡沫破裂。吴敬琏说，今年央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一季度末，资金面出现了一度收紧的情况。到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收紧又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行业不振、失业等诸多问题。那么，要求放松政策的呼声又起。似乎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只能依靠短期政策的左右摇摆来解决。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非要保持在8％以上呢?”吴敬琏问道，“难道经济增速与就业就是线性关系?”
事实上，投资巨大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想象的大。重化工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日本的经验也证明，单靠政府资金投入“铁公鸡”拉动经济增长，最终是难以持续的。
吴敬琏指出，如果没有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经济就很难保持健康发展。作为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指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中国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从早期靠消耗大量资源、牺牲环境的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最早在1981年，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就开始提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讨论是否要牺牲经济增长来进行经济转型?为什么提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现在执行的情况不理想呢?
转型的障碍
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其次，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于是就使得我们各级官员自觉地或者被迫地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去实现这个政绩。
第三。因为财税体制的问题，从收入方面说，增值税是主要的收人来源，它和GDp增长是有绝对联系的；从支出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政府支出，譬如说礼会保障支出，譬如说义务教育支出，这个支出责任过分的下移，使得各级的官员不得不尽量做大GDp。
第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条就是一些生产资料采取低价政策，这种政策鼓励了那些浪费资源、造成环境破坏的生产行为。
另外，对于创业和创新，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鼓励、奖励的体制环境。
转型如何落到实处
吴敬琏说，今年以来中央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有很重要的讲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讲话里用了50次的“加快”，可见我们党中央的领导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紧迫性。所以现在许多地方都动起来了。如今在大会小会上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转型，转型几乎成了一句口号，所有人都把它心目中认为好的事情装进去，这个好事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什么要转型?怎样转型?如何平衡转型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也许很多人思考得还不够。甚至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多年来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转型落到实处。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如何改善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如何推进城市化和城乡统筹，改进产业布局与环境治理?如何利用区位优势与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这些都是需要各方面一起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根据我对各个地方的观察来看，转型进展的差别还是很大，有些地方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缺点，譬如说无锡、苏州、常州，在十一个五年计划前三年的时候就行动了，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们有一些很大的布局，有些手笔还是非常的令人鼓舞。”吴敬琏告诉记者。
在最新出版的《无锡经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个案研究》一书中，吴敬琏指出，无锡近年来经济转型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近年来无锡市政府在建立有利于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无锡要巩固和深化转型，下一阶段的关键仍然在于进一步克服现有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不利于创业创新的那些因素。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篇10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产油井管与轮胎等的诉讼，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动向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复杂多变，一方面是频繁举行的、级别又不断生格的经贸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关系在博弈中似乎有着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贸摩擦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争端案将中国推向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上。今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58起，所涉金额愈80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多“应诉国”。其中，今年以来，从轮胎特保案到其他贸易争端案，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入高发期。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及正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美国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油井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产轮胎启动特保调查，涉及金额约47亿美元。从2009年初的“购买美国货”到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凸显了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和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
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