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1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地方债务；地方融资平台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81-02
一、欧洲债务危机现状
欧洲债务危机始于希腊，随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也相继出现债务问题，并被开始称为“笨猪五国”。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均采取观望政策，以德国为首的欧洲错失了救助的最佳机会，直到2010年5月6日，美国道琼斯当天大跌近千点，才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欧洲债务危机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次日，欧元区财政部长和imF了决定救助希腊的决策，提供希腊1100亿欧元贷款，后果还未可知。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市场反映波澜壮阔，欧元大幅贬值、全球股市走弱、当事国国债CDS飙升、大宗商品暴跌。而最近一段时间，在各方“救火”以及当事国出台“整改”措施之后，欧元开始小幅反弹，CDS基本稳定，大宗商品重新进入上升通道。平心而论，欧洲五国未来五年到期债务在1.1万亿欧元左右，而欧盟和imF联合推出的总额7500亿欧元救助资金加上各当事国自筹资金，完全有能力一解燃眉之急，这也是欧债危机重归平静的基础。
然而，欧债危机是否结束，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1.欧洲债务危机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机的延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应该反经济周期操作，即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经济走出衰退。政府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要向市场投入大量的货币，从而加深了政府的负债。当政府债务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投机金融机构的做空行为，加速了人们对该国偿债能力的质疑，尤其是穆迪和标普对这些国家的降级行为，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2.债务国家本身的经济状况欠佳。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并没有达到欧元区的标准：第一，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第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为达到标准，希腊请美国投行高盛进行设计，从账面上达到了欧元区的标准，但隐藏了10亿欧元的债务。高盛对希腊的经济本身就知根知底，做空行为也是意料之中。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随后被降级，希腊债务危机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
表12009年部分欧洲国家政府财政状况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省略/home/）。
（二）对中国的警示
近期很多专家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外汇储备里欧元所占比重不大，其影响主要是来自对欧洲的贸易方面。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是较为短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指数从最高11258点高处下跌至今，可以反映出，人们对欧洲是否能够走出债务危机是较为悲观的，而a股的连续下挫也说明大家对后期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希腊债务危机已经通过“蝴蝶效应”有效放大了，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会出现“滞胀”现象。对中国的警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地方债务过多。欧洲债务危机首先体现的就是政府债务太多，资不抵债，最终可能出现违约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应对困境，中国打开了地方融资的门槛。然而地方融资容易，监管很难。截至2009年底，在有统计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10省市贷款债务率超100%地方融资监管意见难产》，中国新闻网，2010年4月6日）。欧洲债务的发生，也加深了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好后续监管问题，地方债务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把握好相应的度。虽然赤字财政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经济所共同使用的经济政策，但要注意量的积累所引起的质的转变，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定的大背景下，财政赤字的持续攀升必须引起警惕。
2.货币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也是金融危机的延伸。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泡沫，泡沫一破，就出现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同时，货币投放巨大。2009年的货币投放量是2008年的近2倍。其直接结果是：房地产价格翻了1倍，上证指数从1664点一路上涨到3478点。随后，各种物价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通胀压力加大。现在正好站在十字街头，货币政币外松内紧，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扩张的货币政府，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人们消费，从而提升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通胀压力，形成一定的泡沫，当我们为泡沫而惊醒之时，也许就是灾难来临之时，之后一系列问题就将暴发。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加强金融监管。地方政府是有融资冲动的需求，因为融资，可以扩大投资，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政绩水平，而且还可以增加相应的收入。如湖北省就有一个10万亿投资计划，按其GDp水平，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增加政府债务才能做到。如果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有这样的冲动，最后会导致经济严重过热，通胀压力巨大，同时，地方债务水平严重超标，债务危机也就产生了。所以现在急需要做到的是要遏制地方政府融资冲动，加强金融监管。为此，国务院6月10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这只是第一步具体措施，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从两个规则进行把握。第一，设置地方融资标准。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债券和银行进行融资，为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可以设置融资标准，只有达到相应标准，才允许其发行债券或向银行贷款。第二，地方债务水平超标要进行处罚。现今，地方债务水平超标的省份较多，如果不加以管理，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进行效仿。因为GDp增长了，自己就可以高升，而财务坏了，自己也不用担责。所以对于地方债务水平超标的，一定要通过相应的途径进行处罚。
2.改革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第一，明确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加强收入来源的管理，使地方政府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举债的数量要与收入相稳合。同时，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应该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第二，规范地方政府支出管理。为了“保增长”，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论这些支出是否必需。而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对于这些支出毫不知情。中央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理，对于那些只为增加业绩，而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支出进行限制。而且政府的投入，有时会形成恶性竞争，反而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前几年的风能发电、钢产等，都由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产生严重过剩。
3.调整货币政策。中国去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洲国家一样，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部分泡沫经济，如房产价格上涨将近1倍，股市上涨1倍多。然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现在已走到十字路口。“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这是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关于货币政策的最新表态。这说明中央对现在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已经了如指掌：如果继续执行去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加大资产泡沫，通胀压力增加；如果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对刚刚出现的微弱的经济复苏不利。所以今年以来，央行一直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货币政策。一直都是使用增加银行准备金率的杠杆作用，而对大家普遍预测的加息则一直隐而未发。
很明显，中央银行不会再持续去年的很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否应退出刺激经济政策，即采取大家认为的加息政策来管理通胀呢？本文认为，现在加息的必要性不大，由于欧债危机到来，欧洲都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货币政策，这对中国的出口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国内，现在房价和股价的效果已经显现，通胀水平正处于波峰，如果采取加息的措施，其延迟效应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总结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过去，然而余波不平，欧洲还将为欧债危机持续埋单。欧债危机本身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主要是从出口影响中国经济。但其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对中国的警示意义。中国虽还没有达到债务危机的时刻，但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严重超标，需要我们提前预防，以阻止更大风险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徐建军.欧债危机急性转慢性[eB/oL].新浪财经，2010-06-30.
[2]沈建光.欧洲债务危机:下一个拉美危机[R].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海外市场研究部内部报告，2010-02-08.
[3]韩志国.欧洲债务危机的四种演绎方式[eB/oL].t.省略/1291592332，2010-05-21.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2
关键词：欧债危机；地方政府债务；财政政策
一、欧债危机概况介绍
危机概述：欧债危机全称欧洲债务危机或者说是国家破产，即国家资产负债表失衡，在信用遭到破坏时，主要债权人纷纷要求偿还到期负债，而该国在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况下又不能通过继续举债融资来偿还债务，使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而面临破产的威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为了抑制经济不断下滑，欧盟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开始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同时，欧盟普遍加大了政府赤字以及扩大了债务的规模。2009年11月，希腊政府披露其债务达到了3000亿欧元。随后，希腊政府的信用评级，被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下调。欧债危机拉开序幕，由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给欧盟的债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实体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和后果[1]。
二、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支持经济增长，欧元区里面的各国开始陆陆续续地出台一系列计划来刺激经济：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对处于困境的银行进行注资等。王义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有着后遗症，并且产生了输入性风险，而这些就是欧债危机发生的外因[2]。其次，欧债危机背后掺杂的是更深层次的较量，美国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4]。
（二）内部原因：①“凯恩斯综合征”集中发作：经济增长依赖政府支出，通过发新债还旧债，长期保持赤字财政。同时，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赤字不断累积上升，成为国家难以承载的重负，终于导致债务危机集中爆发。②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经济结构失衡是希腊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欧洲国家的制造业等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低，其经济主要是由服务业和旅游业带动的，导致其经济结构失衡。自身经济体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弱。③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希腊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首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分离。欧元区的建立对于推进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促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最大问题是导致了欧元区的财政政策缺乏协调性。另一个方面，统一货币和欧元区的不同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因为欧元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最后，没有建立相应的金融稳定和危机防范机制：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欧元区银行体系互相持有债务令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中国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政策（中国地方债务现状）
图1显示了2001-2011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债务总额以及地方债务总额的变化趋势。由图1表明，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都有较大幅的增长：与2008年相比，2011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1.4倍，2011年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和城投债增长了2.3倍，国有企业国有债务余额增长了1.8倍。
四、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启示
目前，中国地方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因此需要加强控制地方债务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小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三点：原始负债规模、已有债务违约水平、逾期债务清偿能力，所以加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可以从上述三方面人手。
（一）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地方政府要把控制原始举债规模作为债务风险控制最初的环节。因为一切债务问题形成的源头是政府最为原始的借债行为。地方政府很多没有清醒的评估自身经济与财力条件，为了投资生产建设项目，大肆举债，最后导致政府资源配置的比重过大，信贷资源过度向政府集中，而政府支出过大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并且很多政府投资的直接经济回报率也很低。
（二）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级政府各自的责任，避免不必要的责任推诿和违规融资行为的发生。同时，提高地方政府所筹措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加强逾期债务清偿能力与权力：清偿逾期债务不能仅靠中央财政的救助，关键是要加强地方政府自身的清偿能力。从财政收入渠道看，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完善地方税收制度，可以进一步放宽地方政府税收的权利。另外，逐步放开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限制，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对逾期债务进行清偿，而且可以透明将原有的债务，将地方政府债务的隐形性显性化，也不用过度依赖徒弟财政。（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晓晶，李成.欧债围巾的成因、演进路径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开放导报，2010
[2]王义桅.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J].德国研究，2012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3
美国债务危机就像一个真人版的美剧，它的2011季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关注。美债危机2011季自1月6日开始，这一天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到8月2日结束，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1日和2日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总统奥巴马立即将其签署为法律；前后共历时7个月。
初次接触美债危机的人会觉得，这出戏惊险刺激，充满了悬念，谜底到最后一刻才揭晓。而了解美债危机历史的人则知道，这个美剧几乎每年都会上演，而且剧情雷同，危机总会有惊无险地被化解。
美国债务上限简史
为了理解美债危机的剧情，我们先要掌握一些背景知识。
美国政府债务包括联邦政府债务与州和地方政府债务。美国债务危机里的债务指的就是联邦政府债务。州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规模不小，达几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债务更为庞大。联邦政府债务是指财政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以证券形式所借的债务。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账户持有（debtheldbygovernmentaccounts），如社保和医疗信托基金；另一部分由公众持有（debtheldbythepublic）。截至2011年7月31日，政府账户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4.5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总余额为9.76万亿美元，合计14.34万亿美元（由于四舍五入，合计不等于两部分之和）。
从美国建国起，国会就对联邦政府借债进行约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政府几乎每次发行债券都需得到国会的批准；财政部灵活处置的余地很小，国会甚至会对发债的细节做出规定。1917年之后，国会开始给予财政部更大的自，它可以在一定限额之内发行某种债券，无须每次都得到国会批准。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取消了对政府发债的多种限制，从此基本上只对债务总额进行规定。1939年6月第一次设定了债务上限，为450亿美元。
因为美国联邦财政在多数年份都是赤字，所以债务总额多数年份都在增长，债务上限也要随之增长。美国政府2012年预算报告中列出了1940年6月至2010年2月的70年间涉及联邦债务法定上限调整的所有法案，共计91个，平均每年1.3次。（见表1、图1）
国会往往将上限定得很低，有时调整幅度太小，债务总额稍稍增长就会逼近上限，几个月之后就得再次调整。这似乎是国会没有长远眼光，估计不到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国会是乐在其中，议员们喜欢玩这个“紧箍咒”。
财政部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他们有一些办法应对债务上限逼近。债务上限约束的是政府账户持有和公众持有的债务之和，并不对这两种债务分别设限。不是所有债务都被纳入债务上限管理，还有一小部分债务不受法定上限的约束。以2011年7月末为例，所有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法定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但受限于上限管理的债务总额是14.293975万亿美元，还比法定上限少2500万美元。这种安排为财政部部长提供了腾挪的空间，当债务总额向上限逼近时，他可以将一部分受限的债务置换为不受限的债务，暂时延缓债务总额冲向上限的步伐。
国会将财政部发债的空间压缩至最小程度，而在此情景下，财政部仍然能够挣扎，做出不少动作。这增加了美债危机的戏剧性，犹如电影以排解定时炸弹结束。从近年的情况看，国会调整债务上限往往是在财政部的催促之下进行，免不了上演一番“生死时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债危机”已经多次发生，成了一个系列剧。
美债危机2011季
美债危机2011季重复了之前的很多情节。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要求提高债务上限。盖特纳当时估计，债务总额将在3月31日至5月16日间达到上限。4月4日，他又给国会写信，重新估计债务总额达到上限的时间在4月15日至5月31日之间。他会采取特别措施，使这个时间延后；但最迟到7月8日（这个最后期限后来又被推迟到8月2日），财政部将没有发债的余地。
财政部着急上火，国会却无动于衷，没有形成议案交付表决。到4月末，受限的债务总额仅比上限少581亿美元。5月16日，盖特纳被迫宣布暂时停止发行债务，受限的债务总额在距离上限250亿美元的地方停止了增长。盖特纳通过一些特别措施――如暂停一些不那么急迫的支出，卖掉一些按揭证券――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财政部出了一个报告《债务上限：神话V.事实》（DebtLimit：mythv.Fact），向公众解释提高债务上限的必要性。这个报告指出，特别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到8月2日。如果届时国会还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不能履行某些法律义务，包括不能支付社保和医疗的支出，不能支付军队工资，不能支付国债的利息，不能退税，等等。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将使很多美国家庭生活变得困难；使美国政府信用――这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受损，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可能比目前正经历的危机更为严重。
国会当然知道后果会很严重。但议员们并不急于提高债务上限，而是趁机提出自己的主张。共和党和在如何减少赤字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共和党反对加税，主张通过减支来缩小赤字规模，例如可以减少养老、医疗方面的福利；而希望维持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主张通过增税、减少国防支出来缩小赤字规模。另外，明年是总统大选年，共和党希望将债务上限问题拖入明年，因此提出分步提高债务上限；而希望一次性提高债务上限。
在8月2日期限接近、不能再拖延的情况下，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被交付表决。博纳方案提出采取“两步走”的方式提高债务上限，第一步是先将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着手在今后10年削减917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第二步是明年2月将美债上限再提高1.6万亿美元，但有前提条件，即国会必须将一份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送交各州批准，同时奥巴马要与国会就新一轮削减1.6万亿美元或更多政府开支达成共识。7月29日6时左右，这个议案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以218票对210票获得通过。但是，约两个小时后，控制的参议院以59票对41票否决了该议案。
受到阻击之后，共和党进行了回击。7月30日下午，众议院以246票对173票，象征性地否决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里德提出的一次性上调债务上限方案。7月31日，在参议院的一个象征性投票中，里德的方案同样被驳回。
经过这两回合的较量，离8月2日已经只剩下了两天时间，没有时间再加入更多“戏份”了，于是两党开始寻求妥协与合作。8月1日，众议院以269票对161票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theBudgetControlactof2011）；8月2日，参议院以74票对26票通过了该法案；同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该法案。美国的政治家们又一次在读秒声中解决了债务危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本无悬念，但政治家们的表演让情节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包括多项减赤措施，例如，对非强制性支出设限，成立减赤联合特别委员会。
这个法案与共和党的期待更为接近，它将分三步提高债务上限，最高调整额度为2.4万亿美元。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发出一封信，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不到1000亿美元，在此条件下，债务上限在8月2日立即上调4000亿美元至14.69万亿美元。与之相应，10年内政府开支须削减9170亿美元。第二步，如果在50天内国会不反对，那就再将债务上限提高5000亿美元。第三步，当总统再次发信给国会证明债务总额距离上限只剩1000亿美元时，债务上限会再次提高1.2万亿～1.5万亿美元，这取决于未来减赤措施的力度，债务上限上调的幅度应与减赤的额度相等；如果国会通过了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并将其送交各州批准，债务上限可提高1.5万亿美元。
真实的危机不因债务上限调整而结束
虽然美债危机的剧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其实情仍在发展：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而且，这种状况会拖累全球经济。
虽然美国国会上调了美国债务上限，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在8月5日宣布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评级下调至aa+，同时将美国国债的评级展望维持在“负面”――意味着未来还可能继续下调美国国债的评级。
8月18日，高盛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从1.8%和3.0%下调至1.7%和2.1%；与此相应，高盛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从4.1%和4.6%下调至4.0%和4.4%。同一天，摩根士丹利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2%下调至3.9%，下调原因之一是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政治闹剧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损伤，并影响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标准普尔、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三家美国公司的作为就像是喝醒美国政府和全球“观众”：真实的危机还没结束，快从剧情中醒来。
我们不禁要问，真实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演为什么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人们的信心？
2011年上半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为14.34万亿美元；而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折算到全年是1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高达95.6%，这是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此高比例的负债，是真实的危机，并不因为债务上限的上调而消失。（见图2、图3）
2008年之前，美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金融危机更使这个比例大幅上扬，从2007年至今，这个比例增长了30多个百分点。金融危机是美国债务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减速；而且，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措施，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联邦政府收入减少。2007年，联邦财政收入为2.6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2008年的收入不增反减，2009年更是只有2.23万亿美元入账；2010年的收入有所增长，但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在收入减少的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却在大幅增长，主要是社保、医疗等福利支出增长太大。联邦政府以社会福利形式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在2007年是1.25万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1.71万亿美元，在2008年-2010年的三年间增长了36.8%，而同期的名义GDp只增长了3.6%，实际GDp更是负增长。在这三年间，因为经济低迷，总的劳动报酬基本上没有增长，但联邦政府通过使社会福利逆势增长，并通过减税，维持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后果则是联邦财政支出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然大幅增长，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至万亿的规模，2009年财政赤字为1.45万亿美元，2010年为1.46万亿美元；而在危机之前，联邦财政赤字每年只是三四千亿美元的规模。庞大的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发行庞大的债务。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4
关键词：欧债危机行政管理启示
1.欧债危机的起源与演化
1.1欧债危机的起源。欧债危机即欧元区债务危机，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1]债务是指，以本国的做为担保向国外借来的债务，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世界银行以及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欧债危机始于希腊债务危机。因希腊本身的经济实力并不强，为保持与欧元区一致的薪金和福利水平，希腊采取了国家借贷的做法。[2]如果欧元区经济持续增长，希腊可以用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维持，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欧元区经济增量没有达到预期，希腊的经济也是危机四伏。因此，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评级，而债务评级的下降，导致希腊无法借到新的贷款，由此希腊的债务危机浮出水面。但是欧洲各国在如何援助希腊问题上又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普尔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希腊政府为了削减开支，只能宣布降低福利水平，但这显然影响了希腊民众的既得利益，激起了希腊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罢工游行不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受到了影响。但欧债危机不是孤立发生的，希腊债务危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并扩展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甚至波及到了法、德两国，使得整个欧盟都笼罩着债务危机的阴云。另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普遍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期提振经济。虽然，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是由于许多债务国的财政收支状况持续恶化，依靠举债运作和刺激经济，使其债务负担积重难返并屡破新高。在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扩散、债务风险逐渐升高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实体经济衰落、社会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债务负担极其沉重，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
1.2欧债危机的演化。自2009年12月惠誉公司下调希腊信用评级以来，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发展演化。2010年4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同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和爱尔兰进行了救助，但市场仍然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表示，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他们极有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步希腊和爱尔兰的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援助。德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相继卷入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开始向法国等中心国家蔓延，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开始着手系统解决欧债危机。2011年10月，第二轮欧盟峰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就私人投资者承担希腊债券损失、杠杆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等方面达成了原则性共识。以期稳定市场信心。与此同时，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向希腊提供一笔一千亿欧元的援助。
但上述一揽子协议，对稳定金融市场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2011年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并给予负面的评级展望。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上升；西班牙同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这使得两国政府已几乎不可能通过市场融资。与此同时，法德两国在欧洲央行救市和欧元区发行债券等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复苏的脚步受到严重阻碍，并出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法国现有评级存在下调可能，2011年11月23日德国发行的总值约为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被投资者认购的只有39亿欧元，为此，德国央行不得不买下未被认购的部分。一直以来，德国的政府债券在资本市场中都是被视为优质资产受到热捧，这次冷遇恰恰反映了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的悲观预期。
由于目前债务危机有向更大规模经济体蔓延的趋势，欧元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德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称，如果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德国经济将有可能进入“明显疲软期”。这表明欧元区核心国家，有可能面临着被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拖垮的危险。
2.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2.1“极端化”民主政治体制存在缺陷。西方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核心是“三权分立”，实际上是竞选。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形成超高福利文化，而且胃口越来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党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而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接着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产业空心化这就造成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经济衰退增不了税，又要维持党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就形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
2.2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高额的财政负担。这些国家一直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而执政者出于选举的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长期维持，造成了财政的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
2.3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随着欧洲高福利制度的普遍实施，劳工工资水平不断提升，债务问题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这使得欧洲债务问题国家在传统优势行业上的竞争力逐渐丧失。在核心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普遍推行“高消费+贸易逆差”的模式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国内储蓄不足政府无法有效利用国内储蓄为财政赤字融资只能转而依靠发行外债融资。[3]如，希腊本身是一个高负债低增长低储蓄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旅游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比较薄弱，所以经济内生性基础相对较差，对外依存度高。
2.4欧元区非对称的经济发展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形成矛盾。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实力的大小决定着经济政策制定中发言权的强弱，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对欧元区经济政策具有核心影响力，在欧元区经济结构中出于中心地位，反之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则出于边缘或地位。这就形成了欧元区“中心——”式的经济结构。而在遭受外部经济冲击时核心国家和国家所受影响也不同。核心国家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国家的经济利益可能被忽视。如在危机中，德法等国遭受冲击较小且迅速复苏，不愿采取过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使得经济遭受重创的国家只能依靠本国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其财政赤字上升和债务危机爆发。
2.5欧元区联盟体制存在局限性。虽然近些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欧元区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政治联盟，而只是一个经济或货币联盟。欧元区各国作为独立的民选政府，必须对本国选民负责，对本国利益负责。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各国由于顾忌本国利益，在对希腊救援的具体方式上争论不休，难以出台切实可行的救助计划和解决方案。以致错失有效经济救援的最佳时机，造成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危机损失扩大，经济危害加深，政治危机加剧。
3.欧债危机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3.1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欧债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告诉我们，对西方民主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看。既不能把民主作用绝对化，更不能把西方民主形式绝对化。如果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直选制度作为唯一的民主形式，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我们要发展“中国式民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走自己的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3.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保障模式。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合理选择社保模式，界定社保中政府责。完全由社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会导致较大的风险，而过于强化政府责任则会导致制度成本过大。我们应坚持，既强调政府的主导责任，又考虑充分发挥社会机制。
3.3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健康发展，并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快速增长的背后我国经济结构也暴露出一些不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投资占比偏高消费占比偏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产业结构中.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有待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等。因此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继续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使我国经济朝着结构更加协调和优化的方向发展。
3.4加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和管理。高度关注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流动性问题。欧债危机的起因是流动性危机，而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不容忽视，项目回收期与偿债期的资金错配，将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缺乏有效信息披露，长期隐形运作容易形成风险积累。因此可以试点推动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扩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同时通过债券市场监管提高对发债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将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力度，降低其风险。
3.5在保持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同时，制定并实施金融业长期发展战略。由于美元和欧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且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因此不断有全球其他地方咨金十其果发展中国家储蓄资金流向欧美金融市场，为欧美发达国家债务融资和保持其固有经济发展模式提供资金来源。尽管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如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等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冯永华.欧债危机的演化及应对策略[J].未来与发展，2012,01.
[2]张丽萍.欧债危机给我们的启示[J].研究与探索,2010,12.
[3]漆鑫,庞业军.欧债危机的根源、前景与影响[J].外汇市场.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5
山东聊城于某案仍在发酵。一方面，上诉和二审正在进行中；另一方面，此案激起的各种拷问，从司法公信力、民间高利贷到社会伦理等，依然热烈。实际上，这些年来，因为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纠纷，导致的各种暴力追债事件在我国民间并不少见。上述案情只不过因为网络媒体的报道，把民间暴力追债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集中展现出来，聚焦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下。
不过，案件背后点出了我国当前民间借贷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法律如何维护民间借贷秩序，保护诚信的债务人？
如果不从这个层面思考回应于某案，则民间借贷与暴力催债的恶疾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从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立法与实践经验来看，这个问题必须由个人破产法来应对。
个人破产法
是保护诚信债务人的基本制度
个人破产法是维护民间借贷秩序，保护诚信债务人的基本法律。
一方面，在民间投融资、消费信贷等个人参与市场交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人成为各种交易中的债务人已经成为常态。只要有交易，就有潜在的风险，所以，个人很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陷入债务危机。这时候，社会需要有一部法律及时化解个人债务危机，在不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保护诚信的债务人，从而维护民间借贷秩序，并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的债务危机可能转化为个人债务的危机。我国法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个教条是，公司型企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可以有效地保护企业所有人的经营风险。但是，在融资实践中，银行等贷款人在面对还款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时，往往要求企业的所有人，比如股东提供担保。这时候，有限责任对中小企业而言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中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作为中小企业主的个人也不能幸免。这是个人破产法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所以，不论是作为消费者或者借贷者的个人，还是很多中小企业，当陷入债务危机时，都需要个人破产法提供最后的救济，避免个人因为债务危机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陷入绝望，更不能让陷入债务危机的诚信的个人，因为法律的缺失而陷入民间暴力催债这种更危险的境地。这样，个人破产法不仅保护了诚信的债务人，也让债权债务关系得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维持基本的秩序，从而维护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很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推动下，个人破产法受到重视，并得以不断地发展完善。比如，在美国，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现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女士曾经在2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个人破产法的发展与完善，以便保护美国社会的消费者，特别是中产阶层，使他们免于因为个人债务危机而陷入极端困境甚至无法恢复有尊严的生活机会。
从1981年开始，作为大学教授的沃伦女士就和她的合作者对个人破产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他们走遍美国各州，大量采访律师、法官和曾经申请过破产的个人，用实证材料分析个人破产法的作用。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美国社会里，中产阶层的地位实际上非常脆弱。他们很容易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陷入债务困境。如果没有有效的个人破产法的保护，作为美国社会根基的中产阶层将变得极不稳定，从而给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走出哈佛校园后，沃伦一直没有停止为改善美国消费者和中产阶层的境遇鼓与呼，而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是围绕个人破产制度的变革进行的。
正是由于有包括沃伦在内的w者、律师、法官、议员等有识之士的支持和推动，美国不仅有全世界最具生机和活力的企业破产法，更有全世界最具生机和活力的个人破产法。
法眼
美国破产法如何规范个人债务危机？
根据美国破产法，陷入债务危机的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寻求司法保护。债务人可以选择适用第7章直接破产清算；也可以选择适用第13章，制定还款计划，按照还款计划有序还款；还可以选择适用第11章，制定一个业务重整计划，通过实施重整计划偿还债务；甚至对于农民这类特殊的群体，破产法也有第12章专门规范其债务危机。
现在，我们假定一位普通的个人陷入债务危机，看一看这位普通的债务人如何适用美国破产法寻求保护，以及债权人如何利用个人破产法对抗不诚实的债务人，保护自己的利益。
假定某人陷入债务危机，为了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他可以选择申请第7章破产清算。这种选择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方面，破产法不会把他的财产全部清算用来偿还债务，而是给其保留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财产；另一方面，清算完毕，他得到破产法规定的债务豁免，从此摆脱旧债，一身轻松地开启新生。
当然，如果他是一位有稳定收入的个人，可以选择适用第13章。根据第13章，债务人可以和债权人谈判，制定一个还款计划。还款计划经过债权人同意和法院批准后取得法律效力，债务人就会在保留其财产（包括营业）的条件下，根据还款计划有序地偿还债务。债务人履行完还款计划后，享受破产法给予的豁免权，即豁免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以崭新的面目开启新的人生。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6
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中国财政状况近年有了极大改善，去年财政收入已接近12万亿元，总体看来政府债务风险是可控的。20万亿元的债务对应每年有10多万亿元的财政收入，问题似乎不大，而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债务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从资金来源看，大部分来自于贷款，其他来源于信托和理财产品。而在后两块相对脆弱的金融链条上，早已狼烟四起。目前吉林信托发行的一单矿业信托就遭遇兑付危机，涉及金额数十亿元。而多个地方发生政府类债务偿付困难的违约事件，银行贷款被展期，信托产品由政府兜底，理财类产品投资者埋单。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债务规模有不同的口径，国债负债率在1994年到2010年间的平均水平为12.52%，如果将隐性负债考虑进来的话，截至2010年，直接显性债务（国债）占GDp比重为19.07%，再加上直接隐性债务则为39.17%。如果再把建铁路、修公路、造机场、盖房子，包括政策性银行债务、铁路债、央企债务、甚至央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都不再是小数字。从赤字率看，债务风险可控，但从债务负担来看，中央财政包袱沉重，不可掉以轻心。
这两年，局部地区地方债口子越撕越大，最典型的政府债违约事件当属云南的城投债，虽然省政府答应兜底，但危机引信并未完全解除。在城投债和信托融资热潮中，大量的城投债接替平台贷成为融资主渠道，目前云南省存续的城投债共有39只，融资金额累计401亿元，超过2/3的兑付期集中在2017年至2019年。多家平台公司因出现巨额亏损，偿债能力堪忧，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在击鼓传花。
过去200多年间，全球发生了250多次债务违约的历史事件。过去20年间，从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到后来的俄罗斯（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2009年欧债危机，究其本质都是资产负债入不敷出的危机。
不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观牵引下的大拆大建、无度负债使一些地方“鬼城”频出，加剧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扭曲产业结构，加剧结构性矛盾，形成许多产业的过剩。政府收支行为决定了财政、金融是一对连体儿。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极具竞争性特质和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举债，就创造性地通过成立法人主体的平台来融资，于是红顶商人满天飞。
但是，没有一本地方债务的账本是简单的。地方政府为了支撑经济建设所需的庞大支出，把土地视为一只“生金蛋的老母鸡”。在土地和金融相互强化的过程中，银行体系内以土地为主要抵押物的不动产规模呈现爆炸性增长，成了“最大的地主”，而土地价格膨胀撑破了银行的资产负债。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7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借鉴
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1、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合计达到206988.65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98129.48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08859.17亿元。相比于2012年底，半年时间内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加了16330.06亿元，增长16.96%。
2、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从地方政府层级来看，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债务分别为17780.84亿元、48434.61亿元、39573.60亿元和3070.12亿元。其中，市政府债务占比最高，高达45%。
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
2013年7月至12月和2014年到期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为24949.06亿元，占比为22.92%和21.89%亿元，占比为21.89%。2015年、2016年、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比17.06%、11.58%、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为还款的集中期。
二、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成功经验
1、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成功经验
（1）规模控制。美国具有成熟的债务预算管理体系。政府对债务有极强的管制力，美国的大部分州政府都利用宪法或法令平衡预算，将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纳入到政府预算管理的范畴。美国中央政府规定了具体指标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进行监管，防止债务规模突破指标红线。在1985年提出了美国aiCR指标体系，该体系指标包括：赤字、持续赤字、赤字增长、流动性、债务期限等。
（2）融资主体与形式。美国有健全的融资机制，地方政府发行市场债券完全由本级政府决定，且举债额度自行确定。美国主要靠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债务融资，有相当成熟的发行机制和市场。另外主要靠银行贷款。按照其信用基础，市政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两类。
（3）偿还机制。一般责任债券由于是非收益性的，地方政府一般使用行政收费、政府财政入各种资金向投资者偿还债务。收益债券则通过项目的收益作为偿债资金。如果从该项目获得的收益不足以还本付息，债券持有人自身承担部分或全部损失。这样可以很好的预防债务风险的转嫁。
2、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成功经验
日本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其债务管理模式是行政约束型模式，日本政府是有中央政府和两级地方政府组成。日本政府立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举债。主要是通过发行地方债和贷款两种方式进行融资。一般是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实行了严格的管理，首先对债券进行计划管理，每年债券发行总额、发行方式、债券发行特定用途都会列入政府编制的地方债计划之中。日本政府对债务有严格的审批制度，这项制度旨在防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决定是否给予地方政府发债的权力。
三、爆发债务危机国家债务管理失败教训
1、迪拜政府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对我国城市发展定位的启示。迪拜对自己的错误定位导致了房地产过度开发，金融业投机过热，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产生，这为中国现阶段以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拉响警报。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有30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若大范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一旦开启，那将踏上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2）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的启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政府债务危机提醒人们，以前被认为是安全系数最高的国家信用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也难以抵挡猛烈的冲击。政府破产很可能发生，尤其是地方政府。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破产政府的规模也趋向大规模化，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尤为重要。
2、欧洲债务危机失败教训
（1）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欧洲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遇到了发展瓶颈。经济长期维持低增长，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会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制造业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创造财富减少一定的力量，导致欧洲发达国家群体性经济基础虚弱，经济结构慢慢变得单一，当经济危机袭来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抵抗危机的冲击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2）财政信息不透明。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发现国家政要在公共财务账目中作假，当真实财政状况被公开之后，导致了市场对希腊政府的恐慌情绪，使希腊股市遭受重创。希腊政府的巨额债务是希腊债券收益率激升，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债券评级，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加重。
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建议
1、管理模式
美国、德国、南非等国家使用的是规则控制型的债务管理模式。规则控制型模式下政府主要通过法定的量化指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规模、赤字率、最大偿付比率等设定上限并实时监控。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是地方政府债务的硬性规定，这样就保证了政府债务的公开透明，也不允许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隐性担保和讨价还价。而且日本和英国正逐步向其靠拢。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监测债务的指标体系，达到规则控制的效果。
2、管理制度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良好的国家都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限制政府债务。在1985年《破产、违约等地方政府财政紧急状况》提出了美国aiCR指标体系。日本每年中央政府编制好《财政投融资计划》规定地方政府融资的具体投向渠道及中央政府计划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我国可以在某些节点上对债务进行限制，比如说规定规模上限和资金投向的详细范围等。
3、管理环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并不是一套管理体系适合所有国家的状况，所以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特点制定属于自身的管理体系才是最好的出路。目前，我国急需构建一套完整的债务管理体系，保证政府债务信息的公开，增加市场在政府债务举借、偿还自动决策作用。所以，构建开放的市场可以指导地方政府对债务的管理能力进行提升。
参考文献：
[1]薛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选择和制度借鉴[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2）：87-93.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8
暴风雨真的要来了吗？
4月18日，标准普尔以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美国政府近期内可能无法出台减赤方案为由，将美国长期债务前景展望从“稳定”调低至“负面”。几乎同时，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评级机构开始警示新兴市场存在的高风险，甚至将矛头指向中国。4月12日，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认为未来三年中国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风险高达60%。4月15日，穆迪也宣布将中国地产业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预言“中国内地房地产只赚不赔的时代即将终结，而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也将破灭。”
一向以“危机预言者”自居的国际评级机构，此次针对美国的警告，到底有几分真意在其中？而针对新兴市场和中国的警告，又有多少故弄玄虚、无事生非的成分？新兴市场真如评级机构所言正在迅速滑向危机吗？
只有权力，没有制衡
国际评级机构的“渎职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它们可以毫无顾虑、横行无忌。
国际评级机构虽是私营企业，但因评级行业的特殊性而在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监督职能，其监督对象既可是公司、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债券发行人，也可是公司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证券等金融产品。只要是需要到市场上融资的实体和在市场上买卖的金融产品，都在其评级范围之内。由于评级对投资者决策和投资产品销量有重要影响，评级公司拥有一种介乎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之间的特殊权力。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阿克顿勋爵也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国际评级机构正处于“绝对权力”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遍布世界各地，评级活动不受地域限制，但全球层面缺乏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来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由美国政府赋予，并受到全球各国广泛承认。但美国政府对国际评级公司监管的出发点主要是维护本国利益，这与后者的国际属性之间存在激烈冲突。
二是其他国家也很难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在美国政府庇护下，国际评级机构拒绝公开其评级模型和评级方法（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由于评级过程高度不透明，其他国家政府很难预见国际评级机构对本国评级的升降变化及具体时机，因此难以进行评估和监管。
三是美国政府赋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高度的“言论自由权”和“法律责任豁免权”。如果评级机构未能预见风险并阻止危机的爆发，将免受法律追究；如果评级失误导致风险积聚和危机爆发，也将免受法律追究；如果评级活动导致危机扩大和加剧，仍将免受法律追究。正因为国际评级机构的“渎职成本”如此之低，它们可以毫无顾虑、横行无忌。
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强大保护、同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和制衡，评级公司极易产生道德风险。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对结构融资债券等非传统金融产品评级出现重大失误，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间，美国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欲告无门，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却免受法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抨击评级机构“已沦为受雇于发债方、并为其债券开具合格证明的公司”。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火蔓延到欧洲后，欧盟开始反思评级外包引发的风险。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撰写的《德拉罗西埃报告》（2009年2月完成）指出，欧洲银行将应当内化的评级工作统统委托给国际评级公司，弱化了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了风险的传染性和扩散性。该报告建议，欧洲银行应当重新恢复内部评级工作，不应当过度依赖外部评级。
只有垄断，没有竞争
“大公”将创造实际财富的能力和自主偿债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而“三大”是将“借新债还旧债的融资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谁更合理，谁更公正，立见分晓！
国际评级市场呈三巨头架构，且因“三大”都具“美国血统”，评级标准高度一致，因此这一市场内难以听到竞争性的观点。“三大”均以美国政治模式为标准，以美国政府的信念为信念，将西方政治体制作为衡量国家政治风险的标准；将人均GDp作为国家经济实力排序的依据；将“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作为国家经济健康排序的依据；将“央行是否独立”、“货币是否可自由兑换”作为信用高等级的必要条件；将融资能力作为衡量偿债能力的标准。这套标准曾被历史反复证伪，且与现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各种发展模式竞相争雄的时代特征格格不入。继续沿用这一标准来要求世界各国，无疑是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自欺欺人。
三大评级机构“刻舟求剑”的最好例证是对美国信用风险的评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对美国债安全性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但三大评级机构却始终无动于衷，一直给予美国政府最高信用等级。按照它们的逻辑，美国债市场依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深度最深、流动性最强的债务市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处于无人能及的核心地位；若美国债市场崩溃，则意味着全球效率的损失和风险标尺的消失，此外，全球资金也将无处安身……因此，美国债的“特殊性”依然存在，并依然是全球最安全的债券。
诚然，美国债市场在规模、深度和流动性方面仍然无人能及，但持有美国债风险上升也确实是不争事实。这一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已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2003～2008年，美财政赤字在GDp的2%～5%之间波动；2009年和2010年膨胀到10%和8.9%。2010年，美联邦债务占GDp比重达到64%，如果加上地方债务将占GDp的92%。
二是美国早已从全球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2004年美国进一步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之后，美寅吃卯粮、借债度日之风越演愈烈，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三是美国债投资者过于集中。目前，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依次为美联储、中国和日本。鉴于美联储以持有美长期国债为主要目标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即将在6月底结束，谁将接替美联储发挥稳定美长期利率的作用，就成为一大悬念。
如果没有竞争的声音，或许美国国债的风险问题会被三大评级机构一笑置之，并成为下一次全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面对国际评级公司频繁下调欧洲高债务国信用评级的举动，欧盟强烈指责它们在美欧之间奉行双重标准，责问：为何美国可以免于降级？
2010年7月，中国的民营评级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首批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将美国本外币信用等级评为aa，低于中国的信用等级。11月9日，大公再次美国跟踪评级报告，将其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展望均为负面。在大公与三大国际评级公司关于美国信用评级的对决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信用等级评判的标准。大公将创造实际财富的能力和自主偿债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而“三大”是将“借新债还旧债的融资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谁更合理，谁更公正，立见分晓！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不得不对美国债风险有所表示。2011年1月，标普和穆迪发出警告，指出美信用评级可能被下调。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信用前景展望从“稳定”调低至“负面”。从此，美“国债安全神话”被破除，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方式将被更多地纳入到市场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框架内。
一言定生死，一言乱城邦
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学者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了危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向以“公正”面目示人，但在许多次金融危机中，它们却扮演了助纣为虐甚至霸权工具的不光彩角色。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分析，世人期待国际评级公司能够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客观地警示风险，消除信息不对称；二是及时地提示风险，避免危机发生。但是，回顾近20年来的国际金融动荡史，“三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耐人寻味。国际评级机构从来不将预防和制止危机视为己任，反而总是精心选择恰当时机，放大甚至制造危机，令“利益有关方”浑水摸鱼。
后知后觉者由于评级信息滞后、受本身研究方法的限制、或受自身利益的约束，评级机构往往不能有效预见大型危机的爆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给予债务抵押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以aaa评级，导致市场严重低估了相关产品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也未能提前预警。希腊长期“修饰”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国际评级机构对此“毫无知觉”，一直给予其高评级。2009年10月中旬，希腊政府宣布将2009年预算赤字从之前公布的占GDp6%大幅上调到12.7%。两个月之后的12月8～22日，“三大”突然密集下调希腊信用评级，令希腊债务问题迅速上升为债务危机，引发并加剧市场恐慌。
落井下石者“三大”通常只是在危机爆发后，或在尽人皆知的风险急速增加之间，匆忙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危机的破坏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穆迪在11月28日至12月11日的两个星期时间内，连续多次下调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导致韩元兑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不断倒闭，最终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冰岛银行业岌岌可危。标普、惠誉远离专业机构的正常水准与职业道德，在冰岛陷入困境后，连续下调冰岛评级，令冰岛银行业几乎崩溃，而冰岛政府也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三大”又将冰岛“地火”引向欧洲。
恐慌制造者2010年开始，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腊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每次危机都是由国际评级机构的降级拉开序幕。每次危机前，三大机构都选择在相关国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宣布降级决定，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甚至面临债务市场的突然关闭。在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学者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了危机，导致葡萄牙政府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融资，最后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国际评级机构接二连三掀起欧债风暴的做法，引起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雷默抗议说：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评级机构已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的一大来源。评级机构做出的决定通常具有滞后性，且它们往往根据过时的信息来做决定，从而放大了危机的效应。
长期以来，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中，国际评级机构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一道，充当为美国资本开疆辟土的急先锋。在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掌握评级大权的国际机构既可以对企业做到“一言定生死”，也可以对政府做到“一言乱城邦”，其市场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但是，在全球市场赋予国际评级机构巨大权威和信任的同时，国际评级机构却从未将“阻止危机”视为己任，反而屡屡扮演危机放大器和助推器的不光彩角色，其“立场”决定“观点”的评级信条，开始遭受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挑战。
美欧博弈，一马当先
三大国际评级公司和华尔街对冲基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战术配合。
欧债危机后，欧元区边缘经济体纷纷落马。三大评级机构会拿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做文章吗？国际评级机构不缺借口，缺的只是立场和态度。
从2009年底到2011年4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欧债问题上，并采取协同作战、轮番降级的方式，将欧洲债务危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2010年5月的希腊危机，到2010年11月的爱尔兰危机，再到2011年4月的葡萄牙危机，国际评级机构总是选择在这些国家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危机警示、降低信用等级，从而引发市场恐慌，大幅增加相关国家的筹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评级公司和华尔街对冲基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战术配合。在“三大”下调希腊评级后不久的2010年2月，华尔街对冲基金举行了做空欧元的盛宴，定下了“空欧元、多美元”的策略，合力逼迫欧元对美元大幅贬值。
正是得益于欧债危机的间歇性喷发，美元对欧元汇率几经起伏，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重创后始终被投资者视为最后的“安全港”。在这期间，国际评级机构不仅屡次下调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还下调了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尽管美国债市场问题不少，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似乎还是要安全一点。也就是说，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的是一筐烂苹果，而美国国债这个苹果腐烂得最少。正是这一判断，驱使全球资金在金融危机后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帮助支撑美国国债的低利率，避免了美国融资链条的突然断裂。
欧债危机在持续发酵一年半之后，欧元区边缘经济体纷纷落马，不得不寻求援助。现在最大的悬念是：欧债之火会蔓延到西班牙吗？或者应该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还会拿西班牙做文章吗？
实际上，在欧债危机的每个阶段，西班牙和银行评级都会受到“三大”的敲打。希腊危机爆发后不久，标普于2010年4月28日首先将西班牙信用评级从最高级aaa下调至aa。当爱尔兰危机开始显现后，穆迪2010年9月宣布把西班牙信用评级从aaa降到aa1。葡萄牙危机持续发酵之时，西班牙受到直接牵连。2011年3月4日，给予西班牙aa+评级的惠誉公司宣布，将西班牙信用评级展望降为“负面”。六天后，穆迪将西班牙信用评级从“aa1”下调至“aa2”，展望为“负面”。3月28日，穆迪下调30余家西班牙银行的债务等级，下调幅度在1～4级之间，短期前景为“负面”。在国际评级机构的轮番轰炸下，西班牙政府和银行的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偿债能力大打折扣。
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一旦被迫寻求援助，欧洲现有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很有可能被压垮。欧债危机很可能向欧元危机转化。或许只要国际评级机构按兵不动，西班牙问题就不会转化成危机，欧盟也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来消化西班牙问题。
但是，国际评级机构会对西班牙网开一面吗？尽管西班牙政府和欧盟都极力否认西班牙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但西班牙的许多指标的确不乐观。尽管西班牙国债规模可控，但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等问题拖累，银行坏账堆积，重组成本接近1000亿欧元，大大高于之前西班牙政府的估计。此外，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外资银行在葡萄牙的风险敞口总计322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银行业持有1090亿美元，约占1/3。可见，在西班牙问题上，国际评级机构不缺借口，缺的只是立场和态度。
指点美债，装模作样
评级机构为维护其“权威”，必须对美债风险予以警示，但仅仅是点到为止。
面对标普的降级威胁，美国白宫的回应是，“标普降级是有争议的，而非专业判断”；美国财政部更是不屑地说：“标普低估了国会和白宫的能力。”
美国政府和三大评级机构的关系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没有前者法律上的授权、政治上的呵护以及商业上的支持，就没有后者在国际评级行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国际评级机构为保护自己权力的来源和维护在市场中的地位，将千方百计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保持美国aaa信用等级。
但是，2008年后美国政府赤字的不断恶化和国债规模的不断膨胀，使国际评级机构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为维护评级“权威”，它们必须对美国债务风险予以警示；另一方面，它们又害怕相关警告引发美国债市场的大规模抛售，破坏美元体系的根基。
国际空间的挤压进一步增强了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危机感。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一直强烈指责国际评级机构在美欧之间奉行“双重标准”，并积极着手修改欧盟法律，力图限制国际评级机构在欧洲的活动；中国也建立了国际评级公司，并将评级范围从本国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三大评级机构争夺话语权。在种种压力之下，标普不得不摆出姿态，对美国信用风险小加警示。
但是，标普对美债风险只是点到为止。标普“恫吓”：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2013年之前达成减债方案，届时将下降美政府信用评级，但是与“三大”一贯雷厉风行、说降就降的果敢作风相比，这次对美国的警告显然是在做秀，装模作样。
面对标普的降级威胁，美国白宫的回应是“标普降级是有争议的，而非专业判断”；美国财政部更是不屑地说：“标普低估了国会和白宫的能力。”美国政府似乎并不把标普的警告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当然，标普也不可能会在两年后实践它的警告。三年前，穆迪也曾信誓旦旦地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对房地美和房利美提供财政支持，它将降低美国信用评级。但是，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闸放水，穆迪的警告自然不了了之。很显然，三大机构再愚蠢，也不会宣判自己死刑。
剑指新兴市场，酝酿新的风暴
三大评级机构加入了唱衰新兴市场的大合唱，发出了“暴风雨就要来啦”的呼喊。依照历史与惯例，新兴市场当凶多吉少。
从2010年底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地区经济机构陆续警告，指出资本大规模流动和通货膨胀将是新兴市场面临的两大经济风险。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半年时间的短暂调整，一度撤离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重新大规模回流。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2010年流入30个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高达8250亿美元，比2009年多2440亿美元，仅次于2007年的1.3万亿美元。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市场，主要是受经济高增长预期和套汇套利空间扩大的利益驱动，并在新兴市场引发通胀压力上升、资产泡沫膨胀、汇率升值过快打击出口等诸多负面影响。
国际评级机构也加入了这场唱衰新兴市场的大合唱，并将中国圈定为“高危风险国”。2011年4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发出严厉警告，称中国内地和香港可能正在形成信贷及资产泡沫，最终或将破灭。次日，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认为未来三年，中国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风险将高达60%。三天之后，穆迪也宣布将中国地产业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大胆预言“中国内地房地产只赚不赔的时代即将终结，而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也将破灭。”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9
关键词：欧债危机行政管理启示
1.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欧债危机本质上讲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再次，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同。这似乎显示了在风险面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观念力量的不同，西方的“泰坦尼克精神”不再出现。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2.欧债危机的现状分析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3.欧债危机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3.1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2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第二，关于合理处理存量和增量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应该调整增量，从而带动存量调整。很显然，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阻力、风险和成本较小，是一种权益之计。如果进行整体调整战略，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令人很难作出决策。
第三，关于合理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问题。外国国债在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现阶段主要是购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小。
参考文献：
1.王姚瑶：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02期
地方债务危机的后果篇10
关键词：欧债危机；福利制度；养老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57-03
债务危机，是指国家代表本国向国际或区域金融组织、外国金融机构或其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借贷或为他人的借贷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并以国家信用保证偿付本金和利息的特殊类型债务，而一旦该国家不能按照约定期限归还本金和利息，就会发生债务违约，爆发债务危机。
一、欧债危机的发展历程及诱因
（一）欧债危机的爆发及演变
欧债危机简单来说就是欧洲债务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出现债务危机，持续到2009年10月，疲软的经济发展和高额的财政支出终于将希腊拖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3月，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6月和10月，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先后被卷进了债务危机的漩涡。这场发端于希腊，最终席卷piiGS五国并引发市场巨大恐慌的债务危机终于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启动救援机制，分别出台了11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的贷款支持；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在二级市场上出手释放市场流动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容至约1万亿欧元后更是担当了危机处理的主角；各危机国家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自救”并按照外部救援要求相应调整国内政策。对欧债危机的救助曾一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综观欧债危机持续两年多以来的表现，期间出现了向核心国蔓延的趋势，发生危机的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2012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公开直言欧债危机“至少还要再持续5年”。欧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二）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欧债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
对于此次欧债危机的原因，市场上有多种说辞：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piiGS五国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甚至在大选中的“愚民政策”等失职行为助推了欧债危机[1]；“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使得各成员国失去了采取灵活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等问题的能力”[2]；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对欧元区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压力；国际金融主导力量竭力“唱空”欧元以及对欧元区实力薄弱成员的狙击；某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恶意降低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等级。
上述各种，固然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制度原因，那就是危机前备受青睐危机后却广受诟病地在欧洲各国盛行的社会生活方式――福利国家制度。
20世纪二战以后，随着很多欧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和社会福利观念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欧洲国家的经济经过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增长，到70年代中期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使得欧洲国家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高额的福利支出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最终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最大特点就是制度完备、涵盖面广、福利优厚。几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
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到底有多高？从宏观的福利负担水平来看，欧盟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9%，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5%，而福利开支却占到了世界福利总开支的50%。过去20年，欧洲的良好发展使得欧洲各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高消费的格局必须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欧洲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转移支付，维持社会福利制度。
从横向比较来看，截至欧债危机爆发前夕，欧盟27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达26.4%，欧元区国家的这一比重则高达27.5%[3]。另外，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全球薪酬最高的三个国家都在欧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甚至高达70%[4]。纵向地看，以2003―2005的三年为例，欧盟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7.4%、27.3%和27.2%，多年来居高不下的社会保障支出一直持续到欧债危机爆发。
高福利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
1.高福利制度拖累了经济发展，减少了财政收入
从本质上来说，福利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它是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修正。但是，高福利制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过度地扭曲了个人的消费行为，片面地强调提高社会成员的保障水平，加重了欧洲企业的社会税费负担，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高福利致使不少欧洲企业不得不将实业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导致了欧洲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长乏力。而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发展，经济不振直接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2.高福利对失业者形成经济激励，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失业率反过来又增加了福利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高福利制度对放弃较低工资的工作而选择福利产生了强有力的经济激励，并对那些离开福利进入劳动市场者产生了强有力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对于许多工作技能有限和即将进入劳动者行列的年轻人来说，每周工作32～40小时让他们感觉单调沉闷，并且这部分工作者的报酬一般相对较低，而因为工作又会失去健康保险以及承担交通费用。但是，高福利却能保证人们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到并不算差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者家庭工作时的经济状况还不如工作以前，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欧洲平均失业率为11%，即使是经济比较稳定的法国失业率也达到10%。政府要为那些本可以进入劳动者行列却因为高福利而放弃找工作的人支付较高的社会福利费，保障这些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高福利使失业者失去寻找工作的动力，失业人口数量上升；失业人口数量上升又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福利开支。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福利支出节节攀升。
3.养老金过度慷慨使得社会保障支出一再攀升，福利国家不堪重负
欧洲国家的退休和养老制度为现收现付制，即工作的一代缴费来支付已退休一代的养老金。该模式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再分配功能，福利水平较高，覆盖面比较广；劣势则是难以应付老龄化趋势。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欧洲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低出生率，欧洲老龄化问题严重。2010年，欧洲老年赡养率（65岁及以上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高达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区，而美国仅为19.5%；到2060年欧洲赡养率将达49.0%，而美国仅为36.8%。人口寿命不断提高，意大利在2003年平均人口寿命就达到了76岁，而美国在2008年才达到这一水平。退休年龄宽松，一些国家最早52岁就可以享受到养老金福利。2010年，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5%，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国际警戒线。老年人口多、平均寿命长以及退休年龄宽松使得养老金支出不断攀升，在欧洲社会保障支出中，养老金支出占到了40%之高。
高福利拖累了经济的增长水平，欧洲疲软的增长一直持续到欧债危机爆发前夕。与此同时，由于高失业率和老龄化问题使得福利开支却不断上升。举例来说，2001―2010年间，piiGS五国中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5.6%、3.5%和5.3%。社会保障年平均增长速度却分别为9.4%、7.8%和11.1%之高。相对缓慢累积而来的经济成果难以支撑快速膨胀的支出要求，高额的福利开支不断地侵蚀经济发展的果实。最终，财政无力满足巨大的福利支出，政府不得不举债，财政赤字日益严重。
如果能够成功的削减赤字，问题尚不至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但遗憾的是，习惯了优厚福利的欧洲国家民众难以忍受削减福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任何试图缩减民众福利的做法都要在政治上冒极大的风险，且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为了能拉倒足够的选票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历届政府不断地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讨好选民。于是，官僚的政治考量和民众的刚性需求共同推高了福利水平，最终使得国家债务积重难返。2010年，希腊和意大利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16.7%。而这一比重的欧洲平均水平为8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警戒水平为60%。如此大的反差下，piiGS五国终于成为债务危机中最薄弱的一环。
此外，盲目攀比也是导致欧债危机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福利水平盲目向德国和法国等老牌强国看齐，企图以低投资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增长，最终适得其反，债台高筑。随着欧元区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深入，以希腊和葡萄牙为代表的欧元区内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的在工资、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逐渐全力追赶核心国德法，由此导致了支出水平远远超过国内产出。支出超过国内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大，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然而，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大多是长期的高负债，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不能令市场信服了，即使是以政府信誉担保的国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当这些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远高于警戒水平时，危机的爆发便可想而知了。
二、高福利下的欧债危机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启示
福利制度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矫正初次分配带来的问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福利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高福利的弊端，欧债危机是对高福利制度的一次示警。福利制度是把双刃剑。福利制度一旦设立便再也难以降低或者废除；起初只是针对某一社会阶层和群体而设立的福利制度通常会引起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也要求享受该福利，最终政府不得不将该福利的受益对象扩至后者。如此，福利水平会越来越高，福利覆盖面会越来越大，直至建立起覆盖全社会和社会需要的所有问题，发展成为欧洲式的应保尽保无所不包的“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制度，无形中加大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风险。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积极建设福利型社会，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欧债危机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中国与欧洲的福利制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可以肯定目前尚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式福利的问题，但社会保障建设切不可掉以轻心，应认真研究并吸取欧洲在建设社会福利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一）福利水平建设要考虑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建立全面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城乡结构具有二元性，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对于社会保障的期望不同，社会福利建设面临很大的困难[5]。我国应在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既不能急功冒进的实行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偏废福利保障的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和福利建设协调进行，没有经济增长的福利制度是无本之木无法长久，片面追求高福利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做法更不可取。要依据我国现实的经济基础，我国现阶段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就是要将覆盖面由城市扩大到农村、在保障层次上由基本保险扩大展到商业保险以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福利制度。
（二）着重建设好退休和养老金福利制度，防止养老金过多占用福利开支
人口老龄化是欧洲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和最大压力。欧洲央行（eC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的救助条件中就包括对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和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年限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老龄化人口发展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最大和高龄老年人口最多的特点。老龄人口、人口寿命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因素共同影响养老金支出和针对老年人福利的开支，其中前两项人类社会无法进行技术控制，唯有退休年龄可以人为调节。根据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采取弹性退休制，鼓励延长工作时间。根据日本的有关法律规定，日本人可以选择最早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选择推迟到65岁之后70岁之前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提早领取，养老金将打折给付；如果推迟领取，则增加领取金额以资奖励。根据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我国目前退休年龄普遍为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按照目前的状况，如果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有相当大的可操作空间，是可行的。
（三）社会保障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杜绝攀比，注重实效
部分欧元实力薄弱的国家盲目与核心国德、法等攀比，试图在脆弱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实行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财政入不敷出借债度日。欧债危机证明了，福利制度要量力而行，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才是可行之计。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欧元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非常类似，我国应该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切不可搞一刀切式地社会保障建设。各地区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参考全国和本地区的平均福利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保障规划。具体地讲，各地在制定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对儿童保障等制度时，要与本地区的经济水平相适应。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要有宽覆盖、可持续，但是也只能是低水平的。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只能是保持在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上的名副其实的“基本保障”。当然，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以第三方保险支付做补充，更能体现各地区的差别。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资源仍然相对紧张，要争取使得社会保障体系既不排除任何一个应享受社会保障的个人和家庭，也绝不养懒汉，尽力做到应保尽保、不应保不予保。
（四）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避免GDp的低效率增长
欧洲债务危机就是由于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超过了自身可承受的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据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目前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20%，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的60%。表面上，中国的债务不存在债务危机的问题，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这一统计只包含了中央债务，而未将地方债务考量在内。但中国真正的债务危机恰恰是在地方，自2009年国家放松了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后，地方政府疯狂发债，目前地方债务融资平台超过3000个，地方债务总额已超过十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82%[6]。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借贷资金大多被投资于偿还能力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上。一方面面对巨额债务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收入在不断地萎缩，一旦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国家应制定法律法规，从根源上控制发债权利的过分下移，公债发行权应严格掌握在省一级政府；在投资方向上，防止债务收入过多流向低效率的项目。总之，地方政府债务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是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为了单纯的提高GDp的数字，盲目举债投入效率低下、没有科技含量和发展前景的产业只能带来无发展的增长。我们必须量力而行，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要注重科技的进步、效率的提高和生态的保护。
参考文献：
[1]谢世清.从欧债危机看“中国式债务危机”[J].亚太经济，2011，（5）.
[2]禄德安.欧债危机与福利制度的反思[J].改革与战略，2012，（6）.
[3]尚军.欧盟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7.2%[eB/oL].新华网，[2008-05-10].
[4]李开盛，张冬林.欧债危机与西方福利制度的再审视[J].学习月刊，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