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文化特色篇1
论文关键词：民族设计 中国文化精髓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设计全球风
随着各国接触日渐频繁，以美国这样强势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强盛的经济力量为武器，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施加影响。使落后者的文化再度边缘化，弱势国家的本国文化日渐势微，造成全球的文化趋同。人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与国际接轨才是最好的，才是设计唯一可走的发展之路。然而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乐观。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看到全世界说着同样的语言，以同样的思维模式行事，穿行于大同小异的大街小巷，分享着没有差异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设计如果一味地追求全球化，恐怕会给全人类造成精神上的荒芜和灵性的枯竭。我们今天的政治面貌，文化语言，审美情趣，经济格局等等所有这些文明无不打上了民族历史的痕迹，都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文化的历史传承具有不可逆转的复制特性，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里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我们尚未发掘，难道就要抛弃?我们并不是抱残守缺抑或是执着于固有的事物，只是文化的传承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昂首于世界的自信骄傲的源泉。
二、设计应有民族特色
20世纪8o年代以后，西方设计的概念、内涵、语言成为中国设计界的主流话语；西方设计的方法、工具成为我们的唯一工具和方法；以至西方设计的形式成了我们设计的仿照对象和重要形式。从城市到单体再到日用产品，几乎都是外来样式、语言和风格的天下。事实上我们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借鉴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盲目的模仿，我们应当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自己和国际的风格，发现自己长处，吸取别人的精华，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创造属于自己的“国际风格”。我们应该意识到，现代设计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文化的重视只会不断加强，设计中带有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们求得归属感的基础。本土文化的体现，不是形象之外另外附加上去的东西，或是表面现象，而是产品本身的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风采、格调，是事物的内在特制和外貌特征相统一的表现。传统的精神是融于设计师的思维中，通过具体的设计自然地显露出来，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设计民族性的重要。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都不约而同地打出“中国特色”的旗号。表面看来是民族文化得到了彰显，其实这是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误解。设计与市场的联系导致了设计师们的急功近利，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传统，没有深刻理解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只是盲目地在产品上贴上了中国的纹样，民族的图腾，久之中国的设计将会失去它应有的内涵，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形式而不知将归向何处。
三、摆脱形式外壳．寻找文化精神
民族特色表现于它所使用的色彩，绘制的纹样，造型，材料等等方面，而这只是“结果”，我们要抓住文化的神韵就必须了解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们要深入了解这种文化的发展历史，穷根究源，才能把握住它发展的脉络，结合当代情况，展望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抓住纹样、色彩为特色当然是不错，但它们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今天的文化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底蕴。所以，要抓住中国文化的神韵必须深入民族文化的文化内核。从文化内核入手研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不仅研究个别的、特殊的器物，更应专注以对历史进程和一般法则的研究和推导。应该通过研究古代器物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的理念、学说和观点，从而挖掘隐藏在古代器物背后的深层心理结构。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2
(一)教学理念陈旧
音乐教学内容作为基础乐科学习的载体，其内容首先要体现全面的音乐性，其二才是技术性。然而，多年来我们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教学，“事实上，‘技能性’(或‘艺能性’)的教育倾向在目前仍占主流，从而缺少对‘人文性’教育的深刻反思，而真正深刻的教育反思视角恰恰应当是‘人文性’的”。［1］教学中教师忽略音乐中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忽略音乐在表达民族文化和人的情感方面的独特意义，缺乏民族音乐性方面的教育，把一般音乐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当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民族院校的基础乐科老师，应该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灵魂的解读者。但是，目前的教学及教学理念确实偏离了这样的路径。首先，教师把自己定位成仅仅是完成既定教学任务的工匠、音乐知识的传授者、音乐技能的示范者，而忽略了对于音乐本身的生命力、感染力的体验和解读。在这种教学理念下，音乐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表达情感的手段;其次，面对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零起点”学生，目前这种标准化的、偏重音乐知识技能学习的分级制教学体系看上去程序严密，教学层次分明，教学质量可控，也许可以让学生掌握一定音乐知识和技能，但很少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基础乐科的学习对他们的专业学习的益处，并因此怀疑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以西方音乐素材为主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体制的引入，塑造了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和音乐观念上的依附性，这是有很深层的和持久影响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在强化西方的音乐价值观、知识观还有作品及音乐的理解方式，这样一来自然西方是中心，我们是边缘”。［2］不可否认，西方的基础乐科教学体系由于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它的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我国音乐院校长期沿用这个体系至今不变。但毕竟是西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音乐文化，它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音乐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同，依托特定文化的音乐特征也有显著差别。因此，如果我们过于注重西方音乐素材的使用，而忽略中国本土的音乐素材，尤其是忽略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传承，显然远离现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结构和情感体验的实际。
(三)教学方法无法实现教学目标
从民族院校的教学结果上看，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未能达到教学大纲要求，而且产生了厌学情绪。教学实践证明，这种以枯燥的音乐知识传授模式和以单纯的音乐技能训练为教学目的标准化教学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局限性表现在实施教学中只能“一刀切”而不能因少数民族大学生之材进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片面性则是教学中过度强调音乐学科的一般知识技能，忽略了学习音乐中的民族文化性和人文特色。我们在教学中把教学重点和主要精力更多放到了如何完成教学任务而无视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传承的内在要求，忽略师生的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交流。少数民族大学生面对生硬呆板的教学内容和缺乏情感交流的教学，没有了在家乡时欢歌弹唱的生气与活力，失去有对自己民族文化、民族特色的向往和激情，更多表现出的是对老师的唯命是从和漠然厌学的消极心理。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基础乐科教学的可行性路径
(一)转变教学理念，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地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中和父母遗传的基因里已经获得了较好的音乐感和基本的音乐能力。但由于他们进校之前未接受过系统的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且文化基础薄弱、音乐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致使很多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授课内容难以理解。“教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实施必须因人、因事、因情而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机械制作和数学逻辑演绎那样，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和界定”。［3］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学习接受程度，教学中使用与汉族学生、其他专业学生相同的教学内容授课，并要做到“标准化”和一视同仁对待显然是不现实的。老师要依据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原则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案;再根据学生特点、基础程度灵活地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模式，启发引导教学。只有有针对性地实施基础乐科教学，才可能改变目前的教学状况。关键是老师需要把学生当做课堂教学主体，深入了解他们的民族特质、民族音乐基础，以及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接受能力、兴趣爱好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从观念上、教学上、方法上做出适应性调整，树立教与学辩证统一的教学思想，做到教学过程中淡化传统教学中单一的知识传递过程，增强课堂中师生共同体验和表现音乐的感受，从而达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的“课堂共同体”。
(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教学内容是教学的核心，因此，教材的内容要体现民族特色，以民族的音乐内容为主。按照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可以说没有音乐的音乐教育不是音乐教育，而没有民族音乐的音乐教育是失败的音乐教育。［4］具体来说，就是基础乐科的教学内容应以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为依托，由他们耳熟能详的“田间”音乐学习入手，并将基础乐科音乐理论知识和音乐技能训练内容巧妙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教学内容还应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活动，例如各民族学生自己家乡的歌舞音乐、器乐演奏展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讨论与交流等等。作为教学者应该认识到学生本身就有丰富的音乐资源，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地区，才艺表演突出，有的甚至对本民族文化、历史有深入了解。同时，不同民族学生一起学习，这本身也为多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笔者的问卷调查中专门问到学生对于增加民族音乐教学内容问题的看法，结果在45人的有效问卷调查中，赞同的达到96%。因此，要解决教与学的分离现象，制定符合民族特点、学习程度的教学方案势在必行。目前实施的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学方案中教学目标不太明确，教学内容起点高、难度大。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做到两点。一是在教学方案的制定方面，应在遵循学校的基本办学方针的前提下，了解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现状，熟悉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使制定的教学方案还可成为学生学习体验和弘扬传承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渠道，同时详细了解学生音乐学习的背景和个体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二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采取如下的方法，如课堂上学生之间相互展示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定期开展视唱教学演唱会、学习成果交流会等，这种拓展的方式对于学生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三)实现教学方法的现代转型
“学校民族音乐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材固然重要，教学方法及教学设施也要跟得上，才能达到预期目的”。［5］应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教学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在教学的每个环节中通过声、光、色的多种形式，并辅之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歌舞场景，这种集视听一体的现代化教学模式，缩短了学生与实际作品之间的视听体验距离，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课堂的学习氛围。当然，这些量大、面广、丰富的民族音乐素材，我们不可能信手拈来，需要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去搜集、整理、研究，并按照深浅、难易程度编排，同时还依赖于现代教学设备及音乐软件制作技术将这些具有教学价值的民族音乐素材按不同程度、不同风格编辑整理纳入电子教学曲库中。特色教学不仅只体现在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模式的创新上，选择什么教学方法实施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也是不能忽视的。为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教学中实施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选用何种唱名法的问题，一直以来音乐院校学生在运用什么唱名法来进行视唱练耳的学习争议不断，有的认为专业音乐院校就应该用“固定唱名法”显得更专业;有的认为根据中国国情应该用“首调唱名法”;还有的则认为应该两者兼之并用。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础乐科的音乐听觉训练和视唱教学中，从他们音高听辨、旋律记谱，首调方法视唱的表现上来看，笔者认为首调唱名法与实际情况更加吻合，如果背离学生的音乐思维习惯而进行固定音感学习的训练，只能使教学流于形式。
(四)建立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学评价体系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3
【关键词】比喻民族文化
由于比喻的心理基础是联想，所以人们时常把某些品质、特征与某些事物联系起来进行联想。在这方面英汉比喻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英语国家的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就出现了在英美文化中提到某些事物时往往可以联想到某种特征，而在中国文化中却联想不到任何特征或者是其他的特征。同样，当中国人一提到某些事和物时就可联想到某些特征，而英美人就根本联想不到任何特征。英语民族和汉语民族在联想上反映出来的这种差异，便构成了英汉比喻中的民族文化特色。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神话传说不同
中国人受佛家思想影响较深，佛教对中国的习俗、思想的影响在比喻中也得到体现。英美和大多数西方人都信奉基督教，他们常用《圣经》中的人名和故事情节来做比喻的喻体。如中国人认为如来佛（buddha）是万能的，而西方则认为上帝（god）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的爱神是月老（themoonlord）,英美人的爱神则是雅典娜（athena）；中国人死后要去见阎王（yama），而西方人认为统治地狱的是撒旦（satan）。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喻随时可见其留下的痕迹。中国有很多民谚，如：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比喻平时不努力，用时应付一下；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比喻各人有各人的高招；用“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说明做人的根本原则。
armageddon(大决战)出自圣经。圣经说，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善与恶将在armageddon这个地方进行决战，因此，此词转喻为“大战”：又如glasnostunleashed,likeprometheusunbound,canigniteaholocaustaseasilyasitcanwarmaconversation,andtheshiftfromaplannedeconomytoamarketeconomymayworkonlyifthecentralgovernmentiswillingtoloosenitsstrangleholdoncommerce.(“开放”的力量一旦敞开发挥，就会像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它既可能是鼓励对话，也可能轻而易举地引起一场大灾难。要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中央政府必须愿意解除对商业的严格管制。)?prometheusunbound的原义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转义“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英语中用这类宗教和神话做比喻的很多，如：achilles’heal(阿其里斯的脚踵)——指一个人（或组织、国家等）的致命弱点；apandora′sbox(潘多腊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指看上去有用却引起祸害的礼物或其他物品。
二、文学艺术和历史背景不同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人们在说话和写信时喜欢用宗教、传说中的人物或事件做比喻，同样，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学中的事件、人物也在比喻中频繁、适时地出现，以使得言谈、文章更加生动、简洁、充满趣味性并易于接受。
汉语中的文学典故多出自《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人物和事件。如：用“你看他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出自《红楼梦》）比喻某人没见过世面；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出自《三国演义》）比喻所有筹备工作都已做好，只欠关键的一点。
当然，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于英美国家的文学艺术、历史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否则很多句子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如：youthinkyouaregoddamnedtarzan?tarzan(塔尔赞)是美国人巴勒的冒险故事《人猿泰山》中主人公的名字，常用它来比喻健壮、灵活的男子。又如：amideservingit?amiafrankenstein(我难道是弗兰金斯坦吗？我真的活该吗？)afrankenstein(弗兰金斯坦)指杀伤原制造者的怪物或东西，也指制造这种东西的人以及可怕的怪物或人——这是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金斯坦》中的人物。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医学院的学生。他把尸体中的骨头取来，制造了一个似人的怪物，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杀害。
三、社会风貌和行为习惯不同
一个中国青年到附近游泳池，一会儿就回来了。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国人和一个外国朋友都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游泳池里人太多，水太脏，早该换了。简直像麻酱煮饺子。”这个比喻很别致，很生动，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国朋友笑了，而那个外国人既没有吃过“麻酱”，也没有见过“煮饺子”，丝毫不觉得这个比喻幽默，难怪他显出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西方人形容某地人多，拥挤不堪，常说itwaspackedlikesardines.(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这种比喻有些中国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赏其妙处，因为见过打开的沙丁鱼罐头的人很少，看到一个又小又扁的罐头盒里，紧紧塞满整整齐齐的几排手指头长的沙丁鱼的人是不多的。
在翻译过程中如遇到相同喻义、不同喻体的情况时，只能根据译语国家的习惯进行意译，不能直译。如：astimidashare,astimidasrabbit(胆小如鼠)。英语民族认为兔子是胆小的象征，而中国人却认为兔子代表敏捷。中国人认为胆小的是老鼠，故有“胆小如鼠”之说；再比如，asmeanaslouse(铁公鸡一毛不拔)。louse(虱子)是生长在人的毛发里或皮肤上的寄生体，以吮吸人的血液为生，所以英语民族认为虱子是守财奴似的动物；而中国人过去常用鸡毛掸子掸去家具上的尘土。鸡毛来自于公鸡，而铁公鸡是拔不下来一根毛的，所以就有了铁公鸡一毛不拔的说法。这种差别完全是因为人们的传统概念不同。类似的例子还有：youstubbornmule.倔得像头驴，aredraytoabull.惹是生非，ascunningasadeadpig.狡猾得像狐狸.ascoolascucumbers.稳如泰山。
比喻最富于艺术表现力，是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常常给人以美的回味，因此他成了一种高频率、高效率的修辞手段。但是，不少英语工作者，由于不了解比喻的民族特色，不知道英汉语言修辞以及所引起的联想方面的差异，有时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地道的英语比喻，同样也不能灵活地将汉语里的比喻准确地译成英文。这样，就难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影响我们同外国朋友的交流。好在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英语是一种世界流行的语言，大多数中国人也把英语作为自己第二语言，尤其是随着国际贸易，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都将促使我们加强对英语民族的了解，对英语语言的学习。英语中的比喻是英语中的精华，民族特色的体现，我想所有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英汉语言翻译的工作者都会重视英汉比喻的文化特色，以此来让更多的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
参考文献：
[1]萨庇尔.语言.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4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进步,民族文化进步的根本就是弘扬本民族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民族地方文献作为反映特定民族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众活动方式的记录,不仅记录了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也记载了民俗、艺术、文教事业等民族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因而与民族特色文化结成了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在当前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开发利用好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精华,满足开放的社会环境对民族文献信息服务更高更多的要求,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乃至振兴民族经济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1 民族地方文献传承民族特色文化
1.1 民族地方文献来源于民族特色文化
民族地方文献在范围上指凡是涉及该民族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献信息载体,均属民族地方文献。它在内涵上容纳着某个少数民族区域内的自然与社会基本情况,以不同题材和方式,从不同角度、层面,系统反映了该民族区域事物的固有特色,具有民族性、广博性、实践性、资料性、翔实性等特征。显然,民族地方文献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一定的事实、一定的情况为基础的,这些事实和情况不是别的,正是当地的民族文化。
所谓民族文化,从广义来说,是某一民族区域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其精神财富,无论广义狭义,民族地方文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记录和反映———它的内容恰恰包容了某个民族区域在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的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受到自然、社会的影响,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奇异多彩的景象。因其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导致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又形成各民族的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山峦阻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造成少数民族文化封闭性的同时,也使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留传至今,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可称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标本”,由此存留的大量的民族语言、历史、风俗、宗教等各方面组成的文化个体是其它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可以这样说,民族文化最精美的主要是指民族中的特色文化,即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独特艺术风格,能够反映该民族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并已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和优势,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这也是区别各民族文化个体差异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地方文献是有关民族地方特色文化的记录,民族特色文化是民族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和源泉。
1.2 民族地方文献作用于民族特色文化
民族地方文献并非消极被动地为民族文化所决定,也不只仅仅在内容上动态地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各类情况,而是对其特色鲜明的成份起着保存、继承、加速传播与交流、促进发展等诸方面的作用,因篇幅所限,笔者择狭义文化进行探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重视民族地方文献,就是要重视它们对民族特色文化继承、发扬、交流的作用,这正是民族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由于民族特色文化与其产生的民族地方文献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不同民族地方文献针对本民族特色文化的作用表现出各显其能,自有千秋。“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每个民族的文化活动当中都产生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传统,在当地世代相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色彩最绚丽的部分。象我州苗族的花鼓、刺绣、凿花,土家族的摆手舞、织锦、镏子等都是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民族特色文化艺术形式。湘西籍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师,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反映了湘西民族边城的人物风貌。要继承和发扬这些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使民族特色发扬光大,构筑起更加显著的优势和更加鲜明的特色,民族地方文献担当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这些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继承主要靠着前辈人口头交流、口耳相传,将它们形成专著进行记载和传播的也有,但并不普遍。一些民族地方典籍史志虽然对它们有相当多的记载,也较为零乱,不成系统,这是一部分特色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特色日趋平淡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些民族绝技已经逐渐失传。如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民族地方文献在民族特色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开展重视采访、收集、整理民族地方文献为民族特色文化项目服务,形成了许多专著目录,保证了民族特色文化艺术的继承和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为这些特色文艺形式的发扬、发展、改革创新做出贡献,同时也为民族地方文献的宝库充实了大量的精华。如我州对湘西傩戏的研究已形成了系列专著,并成功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人员通过州图书馆提供的大量史料,结合对州内风俗习惯、名山、奇观、名胜、建筑进行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南方长城》一书对研究民族史、宗教史和开发旅游资源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我州凤凰通过查阅大量典籍史志后考证推出的明朝万历四十三年修筑的湘西苗疆边墙号称中国南方长城,现已蜚声国内外,成为我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力项目。
1.3 民族地方文献与民族特色文化互相促进
我们还应该看到,民族文化已然包括了民族地方文献,民族地方文献本身就是民族特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虽然不是同等的、并列,而是依存、从属的关系,但也不容否认两者彼此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两者都是沉淀历史,记录民族群众的认识和实践,传承于现代与未来,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精神财富。建设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广泛收集、整理、保存并开发利用好民族地方文献,开发利用好民族地方文献目的就是为弘扬民族特色文化服务。
2 转型时期民族地方文献的特色文化资源开发
在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新形势,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正处在同国内外加强交流合作的转型期,激烈变化的社会环境对民族地方文献的信息服务业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如何顺应新的发展潮流,加大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力度,加快民族地区多元特色文化的建设步伐,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把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必然成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凸现地位和发挥作用的重点研究课题。
湘西是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土家族、苗族文化保留最完整、表现特色最鲜明的一块“神秘土地”,又是土家、苗、汉、回、白、瑶、侗、壮等多民族文化交流汇合的地区,民族区域文化因而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突出体现了文化资源的多元性方面。面对这些种类多、品种全、品味高、特色鲜明、开发价值大的宝贵文化资源,作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如何有目的、有规划、有措施地挖掘、整理、开发利用,笔者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2.1 文化资源的挖掘要保持原生态,力求原汁原味
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古老纯朴,如神话传说(苗族古老话、土家族摆手歌、盘瓠遗址),巫文化(傩戏、梯玛、绺巾舞),渔猎文化(毛古斯、摆手舞、椎牛、上刀梯),喜庆文化(社巴节、赶秋、苗族鼓舞、哭嫁),服饰文化(土家织锦、苗家蜡染、民族银饰)等,都是流传千百年而保留原汁原味;另外,丰富的民族文献典籍中也保存着大量能够反映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原生态文化资源,包括历史遗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建筑艺术、口承文学等,这些文献资源较完整地保持着各民族固有的特色。历史经验证明,文化传统表现得越地道越正宗,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料留存得越多,其文化含量就越高、吸引力就越强、开发价值越大。因此,我们在对这些文化典籍、人物著述、文化传统习俗记录等进行有效搜集整理、开发利用时要注意保持其原生态,如实准确记载收集,决不能采取破坏性手段加以搜集或开发利用,更不能随意杜撰割舍歪曲。
2.2 着重分析研究独有文化,尤其是濒临消亡失传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献
要重视从民族文化资源中挖掘整理民族的珍贵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各民族的独有文化,因为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无论其形式还是内涵都是极其丰富的,如湘西苗族神话传说《古老话》,自苗族的先民三苗、兕、南蛮、武陵蛮,到宋时的苗,都一直把它视为自己的百科全书而广为传诵,以致家喻户晓。“文革”浩劫中它的手抄本和方块苗文记载本被焚烧贻尽,庆幸民间用口传形式保存下来,如今它经过正式收集出版,对研究古代苗人的宇宙观、历法的发明、工具的创造、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衍变、氏族的形成、古苗人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往往是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现有的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传统技艺和文献资源往往都是人在艺在,人存物留,过去由于没有很好地注意保持和开发,许多已经濒临灭绝失传。如我州泸溪苗族的凿花、永顺土家族的高脚狮子、高台龙灯以及湘西地方戏曲诸多唱本剧目等,这些都应列为抢救性收集发掘的当务之急。
2.3 特色文化资源采集应向多载体及其不同文明记录深化延伸
随着音像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令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这就迫切需要使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信息更丰富也更多见于不同载体不同文种文献中,在开发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时,除进行实物资源的采集外,更应该加强对电视动态信息和网络资源的采集。过去对民族地方文献中关于“地方的人、事、物”的概念往往拘泥于社会科学范围中,忽视本地区自然科学的文献资料,而这些恰恰记录了当地民族群众经过长期奋斗取得的成就,形成的经验,因为多为本地记本地事,距离较近,动机简单,比较客观可靠。应将这些历史记录情况收集起来,使文献资源向不同文明记录深化和延伸,对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文化经济提供详实资料。
2.4 编制弘扬民族文化精华、具市场潜力的二次文献
湘西州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州,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弱州。当前,全州已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迎接wto挑战和进入国家西部开发范围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佳突破口之一,使其成为强州富民的新兴产业,在这一历史性机遇面前,我们应把丰富的馆藏资源转化为发展的原动力,搞好二次文献的开发利用。首先,要将编制的工作纳入到大力发展我州文化产业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组织力量认真做好社会需求的调研,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开发的规划和建设,找准参与的切入点;其次,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抓紧对馆藏文献进行系统、认真、有目的、有计划的筛选、挖掘、整理,搞出不同形式的调研专题目录,直至形成完整的民族文献检索系统,使本民族的优良文化特色呈现出来,成为极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资源;再次,针对需求热点和未来需求趋势,组织编制旨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服务经济建设的二次文献,二次文献范畴理应拓展,不必拘泥于传统的模式,一些形式新颖、承载科学、适宜反映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的方式和载体可以大胆尝试探索。
2.5 在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途径上更新观念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5
关键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㈨“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
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
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
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参考文献[1]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2]刘光华．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J]．西北民族研究，20133，(3)．[3]刘志扬．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J]．民族研
究，2011，(3)．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6
基础条件：
对被誉为中国戏曲史“活化石”的辰河高腔和堪称一绝的“踏虎凿花”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合理保护。我县文化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目前已确定涵盖全县各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达18个门类227个，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的有辰河高腔、踏虎凿花、盘瓠文化、苗族挑花共4个；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的有泸溪傩面具、苗族跳香、杨柳石雕、浦市窨子屋建筑艺术等8个。我校引进了跳香舞和摆手舞作为我校大课问活动。充分展示了泸溪文化形象，树立了泸溪文化品牌，提升了泸溪地域文化的知名度，提高了全县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特色方向：
1、踏虎凿花
我校引进“踏虎凿花”作为我校校本美术课程，首先聘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踏虎凿花”传承人邓兴隆之子邓启刚同志（现在县文化馆工作）。自2011年来每周为我校一部分师生传授民间剪纸、踏虎凿花技法，并逐渐走进美术课堂。2012年成立了泸溪县武溪小学踏虎凿花工作室及教学基地。师生们在邓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得到了上级领导高度赞扬和肯定。
“踏虎凿花”传人邓启刚大师在我校授课
我校教师正在精心凿花
部分教师凿花作品
2、毛线粘贴画
我校以“毛线粘贴画”为美术课堂另一研究课题，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节约环保，热爱生活，展丌想象能力。“毛线粘贴画”因操作简单，色彩鲜明，通俗易懂而倍受学生喜爱。
上图为教师在制作“毛线粘贴画”作品
部分教师粘贴画作品
3、跳香舞、摆手舞
我校历史悠久，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为了弘扬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创办特色学校，我校将苗族舞蹈“跳香舞”和土家族的“摆手舞”作为大课间，每周二、四大课间时进行表演。“跳香舞”流行于湘西泸溪、古丈、花垣、凤凰、吉首等县市的苗族人聚居地区，是苗族人是隆重的节庆活动。“跳香舞”又称“吃斋
粑粑舞”是苗族人欢庆丰收，预祝来年风调雨顺，并答谢和祭祀“五谷神”的一项民俗活动。它是湘西人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审美观点的直接反应。
发展思路：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7
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日趋多元化的形势下，中国的戏曲艺术和戏曲教育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学院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竞争与压力，学院党委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锐意进取，力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国戏曲高等教育的新跨越。
2009年9月，学院第一次党代会确立了“育人为本、特色立足、质量立校”的办学理念，进一步明确了未来10年的奋斗目标，即：保持戏曲教育的领先地位，把学院建设成“民族特色鲜明、国内水准一流、国际影响广泛的戏曲艺术大学”。实现这个发展目标，就是要将学院建设成为“全国戏曲高级人才培养中心、戏曲理论研究中心、戏曲文化信息交流与传播中心”。学院党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学院的发展，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戏曲高等教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教学评估、党建评估、质量工程建设、60周年校庆等有利契机，对文化传承创新、提高戏曲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建设。
1.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完善民主办学机制
学院坚持不懈加强思想建设，注重提高领导班子理论水平。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学习，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不断增进领导班子的团结与活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院领导班子注重深入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研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进程。
近年来，学院构建民主办学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党委以工会、教代会、学代会和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为载体，发动教职工、老干部、老专家及全体师生，广泛参与学院的各项重大事务，发挥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参与学院的民主管理与监督。通过实施校务公开、建立院领导接待日、设立院长信箱等，加强信息沟通，不断扩大民主，增加工作透明度，保证了师生对学院各项工作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逐步形成了民主办学的工作机制，为学院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治校理教能力
党委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认真贯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4项监督制度，坚持任用标准，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事。
2006年、2007年和2010年，学院进行了3次系处级行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调整、换届工作，学院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程序开展工作，处级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等得到进一步优化，为学院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目前，学院干部队伍结构趋于合理，在处级干部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2.7%，具有高级职称的占56.4%，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学院党委紧密结合学院干部队伍建设实际，采取参加上级调训、院内集中培训、中心组学习、在线学习、实践调研等多种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一是集中培训和分类培训相结合。坚持举办寒暑假中层干部集中培训、党务干部专题培训和系部主任专题培训等。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开展“每月一课”学习制度，举办“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设计”“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场专题讲座；组织党务、行政和工会干部“走出去”，带着问题与思考赴兄弟院校调研学习；组织两批干部赴香港参加“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班，借鉴吸收香港地区高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此外，还积极推荐干部参加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等组织的干部培训。这种“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丰富了干部的理论素养，又通过考察其他院校，积累了好的经验，有利于学习综合性大学的各项管理经验，拓宽视野，再结合学院的特点进行实践，培训的效果得以体现和提升。三是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党委开展了“研究型”教育培训，鼓励干部根据学院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将学习与解决问题相结合，为学院决策提供参考。
3．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走人才强校之路
“党管人才”原则是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的组织保障。自建校以来，学校一直都秉持“重视人才、爱才聚才、广纳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良好传统。建校之初，田汉校长遍访名师，聘请驰誉海内外的萧长华等名师授课，时称“九大教授”，形成强大的教师阵容，为新中国戏曲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改制为大学后，针对“”后教师队伍严重断档的情况，学院党委聘请张君秋、李紫贵两位艺术大家任副院长，又调赵荣琛先生来校与高盛麟先生担任学院顾问。学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抓师资队伍建设，吸引张君秋、李少春、赵荣琛、高盛麟、王金璐、李金鸿等著名艺术家加盟学院，其他专业也聚集了关雅侬、李紫贵、金桐、周传家等国内知名的专家。这样，在中国戏曲学院成立伊始，基本配备了较强的师资队伍，为办好高等戏曲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党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坚持把人才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做到谋划发展同时考虑人才保证、研究政策同时考虑人才导向、部署工作同时考虑人才措施，不断加大人才工作投入，完善人才工作制度，千方百计做好发现、培养、凝聚人才的工作。
学院坚持“引进、培养、提高”的原则，既加大对现有教师培养力度，充分发挥专任教师的作用，又积极创造条件，引进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努力建设一支师德优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2005年以来，学院先后引进了李维康、傅谨、谢柏梁、张火丁等表演艺术家和戏曲理论专家来院工作，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加强教学和科研团队建设，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目前，在编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占42%，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56.2%，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8.5%。学院还广聘社会名家为培养高层次戏曲艺术人才服务，建立了一支专兼职结合、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为学院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党委从学院改革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两个层次上对学院人才的发展提出思考：一是怎么看，即怎么看待学院的人才工作；二是怎么办，即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校之路。基于此，2011年5月，学院党委召开人才工作会议，会议主题为：面向“十二五”，全面动员、科学设计、务实工作，努力创建“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富有鲜明特色的人才队伍和师资队伍。杜长胜院长代表学院党政领导班子作大会主题报告，对学院“十一五”期间人才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对“十二五”期间人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确定了人才队伍建设的8项工程。本次会议的召开，达成了贯彻“人才强校”理念，打造了“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德艺双馨的人才队伍培养共识，本着“便于人才发挥作用、便于统筹人才工作运行”的原则，积极推进工作落实，确保人才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4.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学院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组织工作创新，切实使党组织和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学院积极部署创先争优实施方案，力促党员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育人工作。根据实际，学院党委制定了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目标，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方面，在党员中开展“四个坚持”活动：坚持开展读书活动―每年推荐品评1本好书；坚持党员理论学习制度―每年突出1个～2个学习重点；坚持调查研究制度―每年进行1次专题调研；坚持多样化的主题教育―每年组织1次学习参观。在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方面，坚持开展党性实践和主题党日活动，各基层党组织每学期落实1项～2项服务师生的措施，在教师党员中开展“上好1门课，带好1个班”的党性实践活动。活动开展期间，学院对育人标兵和成才表率进行了表彰，为广大党员树立了学习榜样。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专业特点和部门实际，努力探索有效的学习和服务机制。例如，音乐系以京剧音乐史诗《长征组歌》的创作与排练为契机，发扬长征精神，团结全系党员和师生，打造精品，达到了提升师生思想素质和创作实践能力的双重目标。舞美系支部为青年教师搭建交流平台，服务青年教师的成长，组织党员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提升社会责任感；戏文系通过招生试题库的建设强化教师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新媒体艺术系鼓励党员教师开展微博点评作业的尝试，并参加丰台区讲师团，为社区百姓进行网络音乐知识的讲解，服务社区文化建设，在实践中提高育人和服务意识；基础部通过教师党员与研究生“一帮一”活动的开展，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强化了教师党员的育人思想，收到良好效果。学院党委的《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构建中国戏曲高等教育体系而奋斗》论文获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二等奖。各级党组织结合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结合专业特色，与学院育人核心工作紧密结合，带领广大党员在学院各项工作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了党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责任意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5.加强师德建设，营造和谐育人氛围
学院党委坚持把各类宣传教育活动与师德建设、学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为一体的德育工作新机制，并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创造和谐的育人氛围。
近年来，学院开展了“国戏精神”的大讨论，凝练出了“坚忍不拔,孜孜以求,始终以继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国戏精神”；召开了“中国戏曲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总结经验，深入研究加强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文化工作者要成为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而中国戏曲学院作为培养优秀戏曲人才的殿堂，更应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学院党委召开了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就“文化传承・大学使命”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增强学院教职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学院还围绕师德建设组织了征文及演讲比赛、青年教师上岗师德教育培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大学生师德问卷调查等活动，并大力宣传师德先进典型。
2005年以来，学院有多名教师荣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等称号，还有多名教职工和集体被授予北京市级“三育人”及“师德先进”荣誉称号，青年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技能，积极参加学院举办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并在北京市的比赛中取得佳绩。学院大力表彰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和团队，每两年轮流评选“三育人”先进及“师德”先进，通过优秀的师德榜样发挥示范作用。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全院师生共有796人次捐款24万多元，全院党员413人次交纳特殊党费21万多元，体现了国戏人高度的思想觉悟和社会责任感。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学院健康发展
学院党委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惩防体系任务完成为核心，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制，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党政一把手同分管工作的副职、分管工作的副职同主管的各单位（部门）中层干部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贯彻执行廉政准则承诺书》，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其他工作任务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加强对基建、财务、人事、资产、后勤、招生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及管理。形成了“谁主管、谁负责”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有效地推进了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7．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在创新中加强
为指导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委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全面贯彻和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学院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并从组织上抓落实，为教学系配齐了专职学生辅导员，健全了学生工作队伍。在学生日常教育与管理中，强调服务意识，拓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空间，落实“奖、助、勤、贷、补”等各项政策措施，加大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力度，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
学院团学组织逐步建立品牌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以“一二・九戏曲节”和“五月青春艺术节”为代表的实践创新活动，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培育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服务北京奥运会和60周年国庆演出等活动中，学院的学生表现出色，增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获得了上级领导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为学院赢得了荣誉。
立足办学之本，坚持特色发展，培育高素质戏曲人才
办学特色是大学的标识，体现大学的独特个性和办学风格。科学定位、突出特色，是培育高素质戏曲人才的成功之路，坚持特色、发展特色，是学院的办学之本。
1.教学工作水平迈上新台阶，学科专业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学院党委不断探索高等戏曲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始终把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学科专业建设与调整的基本原则，注重发挥特色专业在教学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先后设置了戏曲表演、戏曲作曲、戏曲导演、戏曲舞台设计、戏曲编剧和音乐表演等本科专业。近年来为适应社会需求和传统学科的内在要求，增设了艺术设计、录音艺术、动画、音乐学4个本科专业，经过调整和建设，逐步发展为11个本科专业、25个本科专业方向，其中表演专业（京剧表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被评为国家和北京市两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戏剧影视文学、音乐表演（京剧器乐）专业被评为北京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学院的核心学科“戏剧戏曲学”被定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并列入北京市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经过建设，学院的戏曲学科特色更加突出，传统专业优势更加明显，新建专业拓展了学科内涵，一个专业优势互补、发展后劲充足的学科专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007年，学院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此后，为进一步巩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成果，学院在巩固现有质量工程成果基础上，更加注重质量工程的内涵建设。一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对各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另一方面加强质量工程监控体系建设，着力完善教学督导制度，规范日常教学管理，为切实提高教学水平作了不懈努力。学院在优质课程建设工作的基础上，还开展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之后又陆续启动了品牌与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教学团队、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等项目的建设工作。通过一系列质量工程项目的建设，推进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目前，学院有4个项目分获国家、北京市级教学成果奖；1门课程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1门课程被评为教育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4门课程被列入北京市级精品课程；5本教材成为北京市级精品教材；4个教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个实验室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创新试验区被评为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2个北京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得以建立。
随着办学特色的凝练和培养模式的完善，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一批批优秀学子走向社会，成为京剧艺术和戏曲事业的领军人物，在各级艺术比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在近年来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学院毕业生获金奖数占金奖总数的80%左右。在2010年举办的首届全国戏曲院校京剧学生电视大赛中，学院获得6金7银5铜的好成绩，获奖比例达60％。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为推动京剧艺术和戏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动画、戏曲影视导演等专业学生的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基于戏曲文化基础上的新兴专业的蓬勃生机。
2.研究生培养学科布局进一步优化，培养质量逐步提高
学院研究生教育已经走过17年，从1995年单一研究方向发展为现在涵盖不同系别不同专业共39个研究方向的综合性办学机构,从1995年招收第一个研究生，到目前有各级各类在校研究生291人,真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199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国戏曲学院成为了戏剧戏曲学二级学科专业硕士点，并于1995年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1996年，由文化部主办、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开办，招收了26名研究生，揭开了学院研究生教育的新篇章。2003年，学院戏剧戏曲学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4年获得同等学历在职申请硕士学位和“研究生课程班”的办学资格；2005年成功申报教育部首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培养试点单位；2006年成功申报艺术学、音乐学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结束了学院单一学科的历史，并于同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研究生教育评估。学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院改革、发展和建设，从实际出发，持续稳定办学规模，积极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明确了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分类培养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凝练了研究生培养方向，制定完善了各方向的培养方案。近年来，学院不断加大对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视力度，修订、完善了学科带头人、学科团队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文件，加大重点学科建设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2011年3月，学院组织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获得批准；2011年6月，艺术学上升为学科门类后，学院成功申报了艺术学门类下“戏剧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的增加使学院办学自和学科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从2012年开始，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将扩展为2个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下的39个方向。研究生培养质量也稳步提升，目前研究生的就业率在艺术院校中位于前列。学院还一直在为争取成为博士研究生学位授权单位而努力。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认真总结研究生教育17年以来的办学经验，充分认识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特殊意义，提出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与目标，规划学院面向未来加强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任务，进而推进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走向更高阶段。2011年12月，学院召开了首届研究生教育会议，全面总结了办学经验，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学院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层次中最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教育，不断改善人才培养结构，加大实践型人才培养力度，提升高端人才培养比例，同时要避免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问题，切实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本次会议的召开明确提出了建设任务，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难题、寻求发展的起点，将促使全院共同努力，紧紧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按照“突出特色、积极发展、调整结构、强化管理、提升质量”的方针，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导师队伍建设为关键，以研究生学术创作能力为重点，以强化管理与服务为切入点，以优化资源配置为保障，推动研究生教育层面的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
3．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科研创作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学院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科研立项、、出版著作、艺术创作、学术会议、科研平台建设等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的提高。截至2011年底，学院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部科研立项等项目64项，科研项目数和级别呈逐年提高的趋势，有力地支撑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创作。学院教职员工发表各类科研论文总计260篇，其中在核心刊物82篇；出版教材、编著、专著等各类著作69部，其中专著35部；艺术创作作品近120部，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30余次。
学术平台的建设也得到大力推进。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两个国家一级学会落户学院。学院还先后成立了京剧研究所、戏曲教育研究所、戏曲文献研究所、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戏曲音乐研究所、传统戏曲与陶艺研究所、戏曲与舞蹈研究所、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所等重要学术研究机构，鼓励各类人才牵头负责各级教学科研创作项目，为充分利用和发挥学院学术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创造了条件。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戏曲理论研究在国内的影响，学院近几年举办多场聚集全国高端戏曲人才的大型学术活动，开办名师讲座和各类论坛。学院成功举办了4届大型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主办奥运舞美创作与科技高峰论坛、国际舞台灯光教学论坛、全国首届戏曲音乐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国际舞台服装化装教学论坛、中国地方戏曲发展论坛、国戏讲坛、李紫贵戏曲导演艺术研讨会、新中国戏曲教育60年论坛、全国戏曲中等教育校长论坛等各级重要学术会议89次，增进了校际间、校内教师的学术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对学院科研、学术氛围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
在抓好戏曲理论研究的同时，学院自主创作、改编、复排了《杜十娘》《悲惨世界》《哪吒》《樱桃园》《节妇吟》《祥林嫂》《红色娘子军》《谢瑶环》《宝莲灯》《白蛇传》《杨门女将》《四郎探母》《龙凤呈祥》《锁麟囊》《长征组歌》等剧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学院教师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参与各地戏曲院团的创作，为首都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2011年，在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学院教师以及毕业生参与了多出剧目的编剧、作曲、舞美和导演等创作，在全部35场演出中，主要演员有将近一半为学院历届毕业生。学院各专业教师在本届京剧节上参与创作的作品数量所占比例超过以往历届，中国戏曲学院创作力量和教学实力正在逐步壮大，教学成果正在逐渐显现。
深入推进开放办学，扩大戏曲国际影响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戏剧领域一颗璀璨独有的明珠。中国戏曲学院的师生有责任有义务将饱含着东方美学精粹的戏曲艺术进行广泛传播，与全世界人民共享，让全世界感受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近年来，学院始终重视开放办学和服务首都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实现了由开放合作到服务社会再到学院发展的良性循环。
1.与五大国家重点京剧院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十一五”期间，学院与五大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促进产学研相结合、联合培养高级戏曲艺术人才方面，在探索和构建院、团之间高效务实合作的新模式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学院还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艺术院团和知名文化企业建立了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201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收学院舞美专业本科毕业生14名，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学院与美国宾汉顿大学、日本大学、瑞士苏黎士艺术大学、台湾戏曲学院等20多所国外及台湾地区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逐步开展互访，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办学格局逐步形成。
2.“国戏杯”学生戏曲大赛打响“国戏”品牌
学院积极参与京剧进校园、进中小学音乐课堂的各项工作，主动服务于国家素质教育工程。继续教育部与丰台区签订“戏曲进社区（村）工作协议”，组织教师深入社区进行京剧教学与辅导，开办专题讲座，丰富了社区文化，培养了戏迷观众。成功承办两届“国戏杯”学生戏曲大赛，打响了“国戏”品牌。连续举办由各地方剧种梅花奖获得者组成的“多剧种表演高研班”，为使戏曲优秀人才成长为在实践领域中开拓创新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院附中成立了“中国少年京剧团”，并创排了京剧《新三字经》，与长安大戏院合作推出大型儿童神话京剧《九尾玄狐》。举办的“打开娃娃京剧之门”系列演出活动以及“京剧伴我成长”的主题游园活动，将“民族娃娃品牌”推向社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此外，学院与北京市丰台区合作，通过“中国戏曲动漫产学研基地”项目的建设，推动地区动漫产业的发展；参与北京奥运会、国庆庆典、新年京剧晚会、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国家大剧院“春华秋实”等国家重大活动的策划和演出；各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各地艺术院团的创作。学院从多方位多角度服务于首都乃至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建设。
3.建立全球首家戏曲孔子学院
在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学院与美国宾汉顿大学共建了全球首家戏曲孔子学院，2010年由学院负责开设的戏曲专业课程和汉语课程，成为宾汉顿大学在校生的热门选修课程。近几年，学院留学生规模大幅度增长，每年招收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戏曲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学院师生相继赴美国、德国、瑞士、芬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进行演出和讲学，其中由学院师生和德国留学生共同创作的京剧《夜莺》四度赴德国演出。学院的各类对外交流演出活动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挖掘戏曲艺术独特育人功能，培养德艺双馨的戏曲人才
一直以来，学院党委重视发掘戏曲艺术独特育人功能，坚持以培养德艺双馨的戏曲精英人才为目标，以系统完善的艺术实践活动为载体，注重专业知识学习与思想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创新思维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开拓形成了融艺术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为一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取得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1.充分发挥戏曲艺术特点，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
学院作为一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将大学生的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日常专业教学中，注重发挥专业教师在专业教学中言传身教的道德影响作用，注重挖掘戏曲艺术特有的文化底蕴与育人功能，高度重视学生的各项艺术实践活动，做到三位一体，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
这种机制具体可以用“三个充分”来概括，即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教学中的思想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戏曲艺术本身的育人功能，充分发挥艺术实践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培养功能。其中，专业教师言传身教是最直接的专业和道德教育，戏曲艺术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其高雅深邃的艺术魅力对提升人的境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是将专业教育与道德熏陶融为一体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和桥梁。
2.遵循艺术教学规律，充分发挥教师在专业教学中的思想引导作用
学院的专业教学遵循艺术教学和人才成长的规律，采用小班制单元式授课，常常采取一对一教学授课模式。在教学中，教师的讲授、示范、演示、展示与个别辅导相结合，以此进行个性培养并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的教学模式不同。在教学过程中，优秀的教师不仅是戏曲艺术传承的授业者，更是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学院充分发挥了教师在专业教学中对学生思想发展的引导作用。
德艺双馨，以德为先。中国戏曲学院秉承百年戏曲教育传统，融合现代教育时代要求，构建了以“三个结合”为特征的师德建设机制。一是继承和发扬戏曲教育优良传统，教戏与做人相结合。要求教师强调有德有艺、以德为先；艺无止境、精益求精；提倡敬业奉献、团结协作的“一棵菜”精神。二是注重制度建设，理论倡导与师德实践相结合。多次组织开展以师德建设为核心的系列活动，树立良好的师德风尚。三是师生共同参与创作演出，师德建设与学风建设相结合。学院已经形成了多教学系部、多学科专业师生融为一体联合实践创作的完备机制，这种持续的课堂教学、舞台实践、亲身参与艺术研究创作的过程，既使教师和学生的专业水平得到提高，也使优良的师德师风直接影响学生，教学相长，营造了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
此外，在班集体建设上，每个班级均有1名专业教师担任班主任，既负责班里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思想工作，又在其专业教学中起到组织、管理和服务的作用，真正促进了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方面的成长成才。
3.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戏曲文化本体的育人功能
戏曲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本身蕴含很多教化人、滋养人的因素，具体可以归纳为：国学滋养、历史传导、道德教化、意志锤炼。国学中的精华成为国戏人精神和道德成长的天然养分，这是立本之源。戏曲的文本对学生有熏陶式的培养，这是文化传承。在历史方面，看戏讲史，戏曲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评价，对人有深层的教化作用，这是以史为鉴。艺术专业的成长成才需要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同时锻炼了较强的意志力，这是玉汝于成。
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使学生在学戏和演戏的过程中，培养了敬业精神和善于体验、团结协作的意识，以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形成了国戏人的外在气质和内在素质，并凝练了“坚忍不拔，孜孜以求，始终以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国戏精神”。
4.探索多种实践模式，充分发挥艺术实践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载体作用
学院积极探索各种模式的特点，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从而使每种实践形式均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载体，各有裨益，效果明显。
一是专业教学实践。艺术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既注重独立个性，又讲究全面发展，教学实践对他们的学习与发展至关重要。学院各专业除安排日常教学实践外，每学期还设置统一的教学实践周，如表演专业形成了合成响排、内部实习彩排、对外演出3个层次的实践方式；舞台美术与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实践形式是舞台设计、人物造型、外出写生等；作曲、器乐演奏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是举办音乐会；文学创作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是采风、作品创作；导演专业的教学实践形式是小品排练、短片拍摄。系统完善的实践教学活动增强了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也使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得到强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辅导员、班主任均参加在内，关注学生思想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使教学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社会艺术实践。近几年，学院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如2009年组织学生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60周年合唱团与民族打击乐团演出，到高校、社区、企业、农村进行公益演出，积极参加地方重大文化项目和政府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组织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其中，2009年，学院排练京剧版《红色娘子军》，先后在国家大剧院和香港演出；2011年，学院独立创作并排练京剧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参加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演出。此外，学院大力支持高年级学生参与专业艺术院团、电视台及影视制作部门的各类创作活动。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艺术实践，为繁荣文化市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了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是第二课堂实践。学院的“五月青春艺术节”和“一二・九戏曲节”是为学生搭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创作和专业实践的舞台，是学生锻炼综合素质，展示各方面才华的“第二课堂”。“五月青春艺术节”已举办7届，每年均有鲜明主题。“一二・九戏曲节”是为了纪念“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振兴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鼓励戏剧戏曲作品创作而发起的一项学生品牌活动，自1986年创办至今，已经举办了18届。它以“爱国、敬业、创新、合作”为核心精神，各系学生通力合作，自编自导自演大量作品，成为锻炼学生综合素质，展示其各方面才华的广阔平台，有力地促进了创新思维与艺术实践的紧密结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尤其是2011年恰逢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学生艺术团排演的小剧场话剧《秋瑾》和表演系豫剧班排演的小剧场豫剧《红色木棉花》成为第18届戏曲节的最大亮点，也契合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8
民族文化是民族民居建筑设计的的独特之处，也是民族建筑文化的特质所在，因此，民族民居的传承、转变和创新必须以民族特色为原点才能使民族建筑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和保护。根据建筑设计的构成和民族特色的形成机理，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民族文化的原点效应主要表现在建筑外部造型、内部结构、建筑装饰等方面的民族化。
关键词：
民族建筑；设计；民族特色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等各种政策的推进，民族地区民居建筑的规划建设力度越来越大，民族民居特色问题也因此凸显出来。建筑是文化的凝固，也是文化的表征，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居建筑设计中的民族特色保留不仅可以使民居建筑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与民族地区风土地貌保持协调一致，更可以使民族文化借助建筑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民族特色在民族民居建筑规划设计中具有原点意义。目前，虽然大部分民族地区民居规划建设中也把民族特色作为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对于民族特色的理解片面或者缺乏合理的思路，部分民族地区的民居建筑设计并没有完整保持民族特色，不仅影响了民族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也使得民族地区民族风貌的形成受到了影响。对于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的民族特色问题的解决应从深层次探讨和论证，才能使问题从根源上得到解决，民族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问题需要具体探讨，以便形成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民族文化在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的原点意义
民族文化在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的原点意义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特色的实用性。实用是建筑的第一要素，根据功能需求对建筑进行规划设计是所有建筑的共同特点，而对于建筑功能的规划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因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建筑相应也进行了适应性设计，大多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少数民族建筑，如白族的四合院格局、傣族的吊脚楼等，这些因适应民族地区气候环境而形成的建筑特点在民族民众长期的智慧沉淀中成为地区民族建筑的民族特色来源。当前的民族民居建筑同样需要适应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建筑沿袭下来的建筑特色借鉴可以增加民族民居建筑的实用性。二是民族特色的文化性。建筑是文化的凝固，每种建筑都因为其中的文化内涵而具有了生命力，不同民族的建筑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缺乏文化内涵的建筑实际上也是对本土文化的背离，难以得到认同，因此，建筑必须拥有一定的文化性，在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蒙古族的蒙古包、土家族的土掌房等传统民族民居建筑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且在时间的积淀中，已成为民族的文化符号。各种民族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族文化的显性表征，建筑设计中对于民族特色的结合实际是民族民居建筑形成民族文化韵味的根本来源，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民族特色的原点效用因建筑的文化性需要而产生。
二、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中民族文化原点效应
（一）造型民族化
建筑分为两个主体部分：内部空间和外观造型。外观造型是建筑的外在表现，在整体建筑中，外观造型是最能直观表现建筑特色、体现建筑气质的部分，因此，在各种建筑设计中，为了使建筑达成某种效果，往往会在外观造型方面尽力调整，以达到理想目标。[1]另外，从外观形式与建筑功能关系上来讲，建筑外观造型对于建筑功能有影响，但相对于内部空间而言，外部造型的功能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功能保障要求下，建筑外观造型仍然有较大的发挥余地，民居建筑设计可以通过外观造型方面的努力来促成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民居建筑造型设计中的民族特色形成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借鉴传统民族民居的建筑特点，使民族民居与民族地区风土地貌相一致。民族民居建筑是民族地区环境风貌的一部分，民族民居建筑在外观造型上的设计效果，直接影响到民族民居建筑与当地环境的融合和一致，因此，各个民族地区的民族建筑都是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建筑材质等条件来设计的，最终形成了和当地风土地貌一致的特色化民族民居。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一方面受经济文化水平制约，主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适应，这种适应也是对于民族民众居住方面的需求满足，因此，对于适应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建筑形式的借鉴，不仅可以使建筑更加适合当地民众居住需求，如冬暖夏凉、驱蚊去湿等，如侗族的“吊脚楼”建筑所使用材质是当地常见的杉木，因当地地势低洼、气候潮湿，多蛇虫猛兽，建筑时层层出挑，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吊脚楼”建筑形式。另外，云南南部多竹子，因此，当地傣族、布朗族以竹子为建材，设计成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的竹楼，以此来适应当地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通过对传统民居建筑造型的借鉴，可以很好地实现民族民居建设设计造型的民族化。第二，结合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环境下民族建筑的外部造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因民族文化不同，傣族的竹楼设计灵秀飘逸，而佤族的竹楼则透露出更多的圆浑质朴气息。在民族文化影响下，少数民族建筑造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特点。因此，现代民族民居造型设计中的民族特色形成，可以结合民族文化进行适当创新，只要是在民族文化基础上使建筑设计在总体上和民族风土地貌达成一致，就有助于建筑造型民族特色的形成。
（二）结构民族化
民族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外观造型对传统民族建筑的承袭，内部空间同样需要保持民族文化气息，才能使民族民居建筑从外内到内保持一致，浑然一体。但是相较于外部建筑造型对民族特色形成的明显视觉效果，民族民居建筑内部空间的民族性表现较为隐蔽且不容易突出，且内部空间由于要实现民族民众起居所需要的多重功能，因此，室内空间的布局和设计中的民族特色保持相对而言更不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民族民居建筑结构设计中的民族特色无法形成。民居内部空间为民族民众日常起居的场所，民族文化隐含于民族民众的言行举止中，因此，在民族民居的内部空间规划中，通过与民族民众日常行为活动的结合，很容易显露出民族文化气息来。这一点可以从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内部空间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藏族信仰佛教，因此在藏族传统建筑的居室内外都设置有礼佛的设施，以便藏民敬奉菩萨。西南地区的侗族、哈尼族、傈僳族、怒族等民族都有火塘文化的传统，哈尼族的蘑菇房中有常年不灭的方形火塘，侗族的火塘除了有取暖、照明灯基本功能外，还有休息、娱乐和文化传承的功能，火塘边也是聚会、待客场所。火塘形成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体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伦理文化和待客习俗。壮族的干栏式建筑的厅堂的板壁神龛中，从上到下供奉着祖先神台、土地神，侧面则是火塘间，室内角落简单的设施布置便体现出了当地民族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火塘文化等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从传统民族建筑内部空间的格局划分和功能特点可以看出，这些建筑不仅在外形上具有独特的民族气息，更是在室内形成了延续民族文化习俗的结构和布局，使得民族传统建筑从内到外都具有了民族文化的神韵。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建筑格局已经成为部分民族特有的建筑特色，如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仡佬族传统民居的“长三间”或“长五间”建筑格局等，其他民族楼上楼下的空间格局功能划分也都遵循一定的民族文化和传统。[2]对于传统民族建筑格局的借鉴不仅可以使建筑更具民族气息，更可以使建筑设计更加适应民族民众的需求，有助于建筑功能的更好实现。对于现代民族民居建筑的室内空间设计而言，同样可以通过民族文化习俗延续和现代居住功能的结合来体现现代民居建筑的民族气质。每个民族日常生活中都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待客习俗、伦理习俗、信仰习俗等都和民族建筑内部空间布局有紧密联系，无论是火塘习俗还是礼佛文化，都是民族建筑内部结构生成民族色彩的重要原因。随着民族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其对建筑居住条件越来越高，卫生、坚固、多功能等都成为民众对居住建筑的需求，在此需求的变迁下，传统民族建筑的卫生问题、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合拍等问题都成为现代民族民众居住希望解决的问题，为了满足以上民族民众的需求，现代民族民居设计必须有所创新和改变，如根据需要设置储藏间、卫生间、工具间等，虽然原有传统建筑也可以实现此功能，但是在当前空间有限的前提下，需要对这些功能进行重新整合，使其成为整体建筑的新的组成部分。[3]在为了达到新功能而进行的空间创新活动中，同样需要根据建筑的民族特色来进行创新。因此，不同民族的民居建筑规划中在因卫生、安全、舒适等功能追求下而进行的食寝分离、人畜分离等行为展开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各民族不同的习俗在民居建筑内保留民族文化习俗展开的空间和设施。建筑以人为本，文化习俗是民族民众与传统的衔接，现代民族民居建筑的设计不仅要以提高民族民众的居住质量和生活品质为原则，也要尊重民族民众特有的文化习俗，通过建筑内部空间的调整，为民族民众文化习俗的展开提供相应的设施和空间，使得民族民众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也能与传统文化保持沟通，使现代民居建筑成为民族传统与现代沟通的桥梁。
（三）装饰民族化
内部空间和外观造型构筑了建筑的基本框架，在此之外的装饰则是建筑焕发生机的助推剂，通过刻意的装饰可以使建筑具有更多生动气息。虽然建筑设计对于外观造型和内部空间两者的用心可以使民族民居建筑形成民族气质，但是这样的处理还不能使民族民居建筑的民族气息协调自然、生动，民居建筑规划设计需要通过细节方面的装饰来使民族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更加丰满和充实。为了使建筑更加生动有趣，多数民族传统民居都在建筑装饰方面颇费一番心机，通过木雕、石雕、彩绘等方式形成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图案和标志，这些图案符号除了增加民居建筑的魅力之外，同时也使建筑的民族气息更加浓重。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爱美民族，在民族独特审美下，少数民族传统建筑多有较为特色的民族装饰特征，如藏族对于住所装饰十分讲究，除了吉祥图案及蓝、绿、红色带的绘制，不同地区的藏民在建筑装饰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装饰特点，如日喀则的藏民居门上会绘制日月祥云图或者悬挂标志性的风马旗，昌都芒康藏民居的彩绘装饰则别有一番特色，在各种装饰下，民居显得气势非凡。新疆伊犁地区的民居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从墙角、窗眉等细节处仍可看到建筑者的精雕细琢。由于气候原因，喀什地区的民居更加注重内部装饰，在建筑内部随处可以看到色彩艳丽的彩画，加上其他门窗、外廊等部分的雕饰，整体建筑装饰气息浓重。白族是个十分爱美的民族，当地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气息使得白族人在建筑装饰方面形成了突出特色，注重装饰是白族人的建筑习俗，在白族建筑装饰中，石雕、木雕、水墨图案是其装饰的主要手段，墙角、门头、飞檐多用石雕，山墙屋顶用水墨，吊柱、走廊多用木雕，加上白族特有的三坊一照壁的空间格局，白族民居显得精美、典雅、清丽，形成了白族景观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4]通过富有特色的装饰，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形成了独特的魅力，而在民族传统建筑中，特有的装饰图案和符号更是增添了民族建筑的民族气息。在现代民居建筑设计中，同样可以借助合理的装饰来增加民族气质。从以上民族传统建筑装饰中的民族特色形成来看，其更多是借用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来形成，因此，现代民居建筑设计装饰中民族气息加强也可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实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经过长期的引用和宣传，部分民族文化符号已经成为民族的表征，在建筑装饰中对相关民族图案符号的合理使用，自然可以使民族民居建筑设计的民族意味加强。对于民族文化元素的在建筑装饰中的引用需要考虑到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情境和民族审美，不同民族文化符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隐喻，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引用需要考虑到民族民众的禁忌和爱好，才能使图案在设计装饰中的运用和民族习惯保持一致。[5]另外，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需要考虑到民族民众的审美观念，虽然民族文化符号引用自民族，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建筑装饰中的图案和符号如何装饰已经形成一定的审美习惯，民族文化符号的引用和使用方式需要对民族民众的审美有所观照。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于不同标志的应用自然可以使建筑装饰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味。
结束语
民族民居建筑是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民居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民族特色对于民族民居建设设计具有原点价值，无论是民族民居的建筑造型、空间结构，还是建筑装饰设计，都需要基于民族特色形成来努力，通过民族特色合理发挥原点效用的，新时期民族民居建筑设计不但可以合理创新，还可以有效保留和延伸民族地区建筑的民族特质，形成崭新的民族风情。
作者：朱琦徐晶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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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栋，苗壮.新农村住宅的传承.转变与创新———映秀镇二台山安居房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探索和思考[J].建筑学报，2011，(9).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9
1.民族高校图书馆传承民族文化的意义
1.1有效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识，减缓少数民族文化的逐渐弱化。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当今急剧变革的社会及现代文明发展的强烈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消亡和继承的两难困境。而民族高校图书馆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在其服务于民族教育事业，发挥其教育职能的同时，也肩负着抢救和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这既是民族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民族事业发展的需要。
1.2参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民族高校图书馆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其正视、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这些宝贵的财富多以民族文献的形式流传下来，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古老的璀璨文化，它不仅表现在民族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宗教信仰方面，也表现在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高校图书馆对民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工作，不仅是民族高校图书馆的职责，也是民族高校图书馆民族特色的最重要体现。
1.3民族高校图书馆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高校图书馆长期以来结合自身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积累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成为各少数民族文献信息资源汇聚、传播的集散地，基于各少数民族在文化、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更好地为民族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各民族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民族高校图书馆需要大力加强特色馆藏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充分利用民族文献资源，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振奋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
2.民族高校图书馆传承民族文化的措施
2.1加快特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做好民族文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
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丧失，都很难再现或复制。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各民族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冲击，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或消失或衰退，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承模式，在新时期开始遭遇困境。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正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民族高校图书馆作为各民族地区文献信息资源的中心，收集、整理、传播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更应大力构筑特色馆藏，创新机构设置，深化服务，开展民族文化研究，将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
2.2加强文献资源建设，注重特色馆藏的建设
特色资源是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学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发展的文献信息资源，民族高校图书馆的民族资源，是民族高校图书馆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文献资源，一般是以民族文献为主体的，具有地方文献性质的资源体系，是民族高校图书馆的优势资源，图书馆应大力开发利用民族文献资源，挖掘它的潜在价值，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馆藏。特色馆藏是民族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民族高校图书馆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而随着文献信息载体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内容丰富的民族文献在载体形式上也日趋多样化，为民族特色文献的收集、整理、收藏和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也为建立民族文献特色数据库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2.3结合民族高校图书馆的内容和结构，提供贯穿于学校教学、科研、学生学习的个性化服务
民族高校图书馆的特点与优势就在于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收藏与利用，民族高校图书馆应当立足本校，为本校科研服务，充分利用特色信息资源，开展有本校学科特色、民族特色的知识信息服务。加快搞好民族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加快特色数据库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为民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做出应有的贡献。民族高校图书馆在满足广大读者知识信息时，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用户进行文献推送服务，如为民族高校专家学者开展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前瞻性知识服务；拓宽服务领域，为社会提供品牌信息服务；完善特色数据库建设，强化服务职能等。最大限度的发挥利用特色馆藏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民族的文化特色篇10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建设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作者】李杰，湖北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苏丹丹，湖北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湖北恩施，445000；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5-0023-009
一、前言
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民族风情浓郁、建筑风格独特、布局奇巧的特色村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无论是居住式样、村寨风貌、风俗习惯还是村落布局、产业结构都具有其独特的风格，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村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民族村落出现特色村寨极速消解与村寨文化过度开发并存的现状，因此，合理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对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从2009年开始施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我国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由于特色村寨建设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可操作的理论工具，当前特色村寨建设存在建设模式单一、考核机制不健全、急功近利、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鉴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建设现状，在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如何评价其建设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成为我国特色村寨建设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自从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国内学者从民族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特色村寨建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从研究层次来看，包括了宏、中、微观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主要成效、存在问题和发展思路方面展开：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示范带头作用、农民增收、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推广等成效显著[1]，但是也存在发展规划不科学、部门协作不密切、公众参与性不高和发展模式不健全等问题[2]，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应该坚持依法、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积极、人本、完整、保护与发展、尊重习惯等基本原则；[3]（2）不少学者从湖北省、云南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中观层面分析了经验、问题和对策：姜爱（2012）总结了湖北省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经验，[4]田敏（2016）在介绍朗德特色村寨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建设中存在缺乏地区间的战略协作，资源的低级运用，旅游开发品位不高，定位不明等问题，并提出注重区域间的合作，贯彻民族生态博物馆理念，定位旅游形态和旅游品牌等对策；[5]（3）更多的学者从微观层面考察了部分特色村寨的发展现状，提出有较强操作性的对策。比如，曹大明等（2011）、唐胡浩（2013）和李忠斌等（2016）分别对宜昌车溪、神龙架下谷坪乡和利川夹壁村的特色村寨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总结发展成就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其发展瓶颈，并以全新视角提出未来发展思路和针对性措施。[6][7][8]
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意义、经验做法、模式、现状、对策思考等。部分学者从城镇化、生态文明、旅游扶贫、体育文化旅游等角度对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特色村寨遴选（李忠斌等，2015）、外部环境（李忠斌等，2014）、文化变迁（钟溢颖，2014）进行了评价。[9][10][11]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定性描述的分析方法，较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目前，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对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但是在这些指标体系研究中较少涉及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研究。因此，本文对特色村寨建设过程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是对特色村寨研究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内涵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在民族文化保护、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目前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存在建设混乱、特色不鲜明、开发层次低、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深度不够，重形式建设，轻文化保护。
（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的伪文化现象
在“政绩”和“金钱”的驱使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形式，轻文化”的伪文化现象。①
1.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干部对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认知不足和急于求成的片面政绩观的指导思想，[2]选择了“短平快”的特色村寨建设模式，缺乏对特色村寨文化内涵的挖掘，出现“文化复制多，特色创新少”、规划设计单调、脱离村寨实际等问题；
2.由于村民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选择了“流量大、收益高”的非本村寨文化产品和一般产品，对民族文化特色产品的支持度较低。因此，在急功近利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下，伪村寨文化当道势必扼杀真村寨文化，出现“伪文化驱逐真文化”的现象。[12]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内涵
鉴于上述问题，要科学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坚持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初衷，必须要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内涵有深刻理解。
根据国家民委印发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中提出的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是核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外在表现，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因此，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以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为核心，村寨文化要具有民族独有性、排他性。在环境整治、民居保护、产业发展、风俗习惯传承和民族团结等各方面的建设都要体现出民族文化内核，不能只注重形式建设，而轻视民族文化，不能复制他民族文化，而忽略本民族文化元素。
2.村民福利增加是落脚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初衷在于传承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保护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不仅是对特色村寨建筑、传统器物和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外在表象形式的保护，而且是深层挖掘特色民族文化内涵的时代价值，不仅使民族文化保值，更要使民族文化增值，让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获利益，得实惠。因此，在特色村寨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让群众得实惠。这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否成功的关键，村民福利增加，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才具有持续性。在特色村寨建设相关具体工作中必须围绕“为村民谋福利”这一目标展开，在民族文化保护过程中增加村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文化保护与村民利益相协同。
3.改善民生、产业发展、文化保护和民族团结是主要内容。由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产业结构、民居式样、村寨风貌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文化特色及其民族聚落的演变过程，因此，在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主要从人居环境整治、民居保护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着手，以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为建设重点。不同村寨根据其地域环境、民族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等具体情况确定特色村寨建设的具体内容，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但是，无论村寨选择什么建设内容，都必须坚持以文化保护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主旨，以民族团结和谐为主题，提高村民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保障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持续性。
4.经济、文化和生态协同发展是目标。文化保护与传承是特色村寨建设的本质和主要目标。但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多种原因，民族聚集地多处于边远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以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为主线的同时，要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协调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居民收入水平低，因此，从理性角度来说，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是地方政府和村民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在特色村寨建设中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可持续的动力，离开经济发展谈文化保护是纸上谈兵，不能为了民族文化保护而舍弃村民利益，否则将失去保护文化的持续动力。当然，更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忽略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
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产生的母体，文化传承是在各种生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13]因此，在特色村寨建设中离开生态保护谈文化保护是竭泽而渔，不能为了保护民族文化而破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必须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在不断调和过程中寻找最佳的传承路径。
因此，特色村寨建设中的各项具体工作都要围绕经济、文化和生态协同发展的目标，特色村寨保护必须要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必须要与民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村民增收、生态和谐相结合，走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
三、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的评价，是对特色村寨建设的各主要阶段进行的系统总结和回顾。由于特色村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难以量化，无法对工作成果进行精确的评价，更适合从宏观层面进行定性分析。因此，本研究的指标体系是狭义的过程评价指标体系，没有对前期准备过程进行评价，其主要评价内容包括建设实施过程和建设完成阶段的评价。有鉴于此，构建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任务是实施过程阶段和建设完成阶段的指标设计和变量选择。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特色村寨建设的内涵、村寨文化的特点，综合考虑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的指标需要，提出以下选取原则：
1.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是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中应首先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所选指标应该是特色村寨建设相关性较大的指标，能够全面反映建设的过程，应满足有关各方面了解建设进度和建设效率的需要。
2.主导性原则。特色村寨建设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指标选择范围广。为了避免评价指标的过于庞杂，有侧重地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这些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特色村寨建设过程的特征以及建设效率和建设进度变化。
3.获得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充分考虑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如果无法获取数据，即使是再好的评价指标，也只能摒弃。比如，民族团结进步建设评价指标主要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民族关系和谐度两个方面选择具有可获得性的表征变量。
4.可测性原则。准确、无偏颇的数据量化是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的基础，因此，指标选取要注意可度量性，方便进行量化处理，无法进行数据量化的变量，即使对过程评价分析很重要，也只能摒弃。比如，领导机构组建与成员分工、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发展规划的有效性和民族政策法规的落实是特色村寨建设的重要环节，但是，这些指标却具有难以量化的缺点，因此，暂不作为评价指标。
5.一致性原则。为了保证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分析的准确性和变量处理的便利性，在数据预处理时需要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指标数据的一致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每组数据资料在计量单位、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
6.常用性原则。表征民族文化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等建设的变量指标多种多样，选取所有的变量指标进入指标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本研究采用常用性原则，即主要侧重于选取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变量指标且国内学者常用的指标。
7.灵活性原则。为了既能全面反映特色村寨建设过程，又要便于计算，指标数量要适中。指标太多，评价难度大；指标过少，评价不稳定。所选指标以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灵活选择表征变量。此外，本文注重运用不同变量之间的“比率”形式来反映变量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不仅避免不同数量级和量纲对指标绝对数的影响，也有利于准确衡量评价指标的变化状态。
8.可靠性原则。数据的可靠性是确保过程评价分析结果真实可信的根本保证。因此，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中，应考虑指标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等，所选指标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尽量避免凭借主观臆断选取指标变量，必须真实反映实际的特色村寨建设活动和结果，具有客观真实性和主观可信性。
（二）建设过程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选取原则，参考国内研究成果，最终选取投入水平、产业选择、建设进度、建设达标率、投资效率五大类别，共76个评价指标。本指标体系为四级评价体系，分为建设过程评价和建设完成阶段评价这两个阶段，包括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76个三级指标（见表1）。
（三）评价指标说明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和持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项目，其建设过程有其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在一般项目建设过程评价的基础上对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是一次新的尝试，可对后续研究和实际建设工作提供有益参考。为了提高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本部分根据表1对评价指标进行详细说明。
1.实施过程阶段。实施过程评价是对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进行监测与控制，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实现预期建设目标，这是过程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过程评价包括投入水平评价和产业选择评价两个一级指标。投入水平指标包括人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财力投入，其中，人力投入包括劳动力投入和智力投入，本文采用大学学历就业人口占乡村就业人口比重作为智力投入的表征变量。
产业发展是特色村寨建设的重要内容，产业选择是产业发展的第一步，本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包括产业贡献和产业区域竞争力两个方面。①产业贡献由产业增长潜力、产业盈利能力和产业关联效应等指标变量进行加权计算；产业区域竞争力由产业比较优势、培育环境和技术资源进行加权计算（见表2）。[14]
2.建设完成阶段
建设完成阶段评价是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建设效率、建设管理进行综合评价，衡量实际建设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并分析未达成预期目标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为以后的建设工作提供改进措施。本研究采用建设进度、建设达标率和投资效率3个一级指标分别对特色村寨建设的建设进度、建设质量和建设效率进行评价。
建设进度评价根据实际建设情况与计划建设进度进行比较，从而评价目前建设进度是否合理。由于特色村寨建设中具体建设项目众多，影响建设进度的因素也很多且难以使用统一的衡量标准，为了保证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简洁性，本研究采用实际建设周期变化率作为建设进度的表征变量，具体计算公式为：实际建设期变化率=（实际建设期-计划建设期）/计划建设期。若该变量值为正值，则表示实际建设周期大于计划建设周期，建设项目没有按照目标计划完成。本指标包括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整治、旅游设施古建筑保护等建设周期变化率。
质量控制是对建设项目质量合格频率和优良品率的评价，以确保建设项目质量达到预期质量标准。本研究使用建设达标率指标来评价其建设质量是否达到预期要求。该指标变量主要是采用建设项目的实际完成率与预期建设目标进行比较，该比值越大，则说明建设达标率越高，建设质量较好。本指标包括人居环境、社会发展、产业发展、文化保护和民族团结创建等建设达标率。
投资效率是各类产出效益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比率关系，是评价特色村寨建设投资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本指标的设计同时兼顾了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由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计算。投入指标包括人力、财力和土地三大要素投入；产出指标是从上述三类产出效率以及主要建设内容出发选取特色产业贡献率、贫困人口变化率、特色建筑保护比例和民族关系和谐度等19个表征变量。其中，民族关系和谐度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产出成果，是综合评价指标，由村寨经济、村寨管理、村寨公平和村寨参与等9个四级指标变量加权计算得到（见表3）。
（四）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说明
目前国内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指标体系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更没有对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的研究成果。由于少数特色村寨建设不同于一般项目建设，因此，对特色村寨建设过程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在借鉴一般项目建设过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特色村寨建设的特殊性进行重新设计。
根据指标评价方法的分类，评价方法分为单指标评价方法和多指标评价方法，后者较之前者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目前，常用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和topSiS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等多种方法，各种评价方法的特点不同，根据评价对象的客观属性和实际需要，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方法联用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将导致特色村寨建设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应用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对指标体系内容和表征变量进行相应的增删和修改。
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主要是对特色村寨建设的实施过程和建设效率进行评价，其目的是准确识别实际建设状况与预期目标的偏差，制定合理的纠偏策略，以达成建设目标。因此，对特色村寨建设的过程评价不仅要准确识别偏差，更不能忽视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避免在后续的特色村寨建设中出现类似问题，提高建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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