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的意义篇1
【关键词】动物园；保护教育；市场营销；社会营销
保护教育（Conservationeducation）与动物园的保护策略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世界公认的现代动物园的核心使命。保护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激发保护行动的教育活动，可见教育所要传递的是行动而不在于知识的多少。因此，将注重行为改变的社会营销应用于保护教育，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当人们看到“营销”一词，往往会与广告、促销、价格、市场等商业术语联系起来。要在保护教育中恰当运用社会营销的方法，首先必须厘清“市场营销”、“社会营销”的概念及其与保护教育的关系。
1.概念
1.1市场营销（marketing）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下的定义是：市场营销是创造、沟通与传送价值给客户，同时经营客户关系以便让企业与其利益攸关方均可受益的一种组织功能与程序。简而言之，市场营销就是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手段把产品提供给需要的客户的过程。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顾客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信息、企业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4p策略”，即：产品策略（product）、价格策略（price）、渠道策略（place）和促销策略（promotion），为客户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
1.2社会营销（Socialmarketing）
社会营销是一种运用商业营销手段达到社会公益目的或者运用社会公益价值推广商业服务的解决方案。
社会营销观念是对市场营销观念的修改和补充，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失业加剧、污染严重、消费者保护运动盛行的形势之下。1971年，杰拉尔德·查尔曼（GeraldZaltman）和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最早提出了“社会营销”的概念，促使人们将市场营销原理运用于保护环境、计划生育、改善营养、使用安全带等具有重大推广意义的社会目标。
1.3市场营销与社会营销的关系
很显然，市场营销与社会营销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以下归纳了二者在理念、目标、受众、产品、实现方式、竞争/阻力、评估标准等7个方面的差异（详见表1）。尽管有着诸多差异，社会营销还是能够借鉴市场营销从策划到执行一系列成熟有效的流程与方法。菲利普·科特勒利用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对社会营销的内部及外部环境、目标受众、4p及社会营销方案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论述，使得社会营销与市场营销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西方国家的众多非政府组织（nGo），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等，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营销理念来推动他们的工作，并且在促进健康、环境保护、儿童权利、艾滋病防治等众多的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保护教育与社会营销的结合
在历史上，动物园的教育基于一种假设，即：如果我们教给游客越多的知识，我们就越能影响其对野生动植物的态度，这样就能引导游客采取保护行动。可是，实践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强化或重复学习的情形下，这种假设都是不成立的。相反，真正采取行动的人并不一定对相关知识有深刻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心理学研究显示，在大部份情形下，知识和意识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人们行为的改变。相比之下，社会营销是能够在短期内改变目标人群特定行为的方法。因为借鉴了营销策略，社会营销就能够有的放矢地排除障碍，激发目标人群的动机，促使其采取行动。作为一名动物园的教育工作者，有必要领会社会营销对于保护教育的重要意义，学习并运用好这一工具。
3.意义
3.1有助于树立公益形象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动物园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努力以公益形象示人，可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动物园在公众心目中仍只不过是“娱乐性的动物大观园”，甚至动物园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不断受到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动物福利团体的抨击与质疑。动物园除了要反省并审视自己是否忠实履行了动物保护的基本职责外，一方面，仍有不少动物园缺乏推动保护教育的主观意愿，不仅没有对游客加以引导，反而一味迎合人们可能已经落后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动物园已经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开展保护教育活动，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或者不擅长应用社会营销的手段，以至于保护教育难以在全社会产生更深、更广的影响。因此，社会营销在推动保护教育的同时，更有助于动物园公益形象的真正树立，这才是当今动物园立足的根本。
3.2有助于完善教育功能
营销学原理及营销策略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经年累月的实践总结，其日趋成熟的方法已经成功运用于西方的一些政府部门、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和nGo组织。在中国，保护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动物园的教育实践中，大到宏观层面的针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推广，小到对每次教育活动流程的掌控及目标的达成，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将社会营销加以应用，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真正提升教育的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使动物园能够有效地完善教育功能、履行核心使命。
3.3有助于打造专业团队
由于保护教育是涉及到生物学、生态学、教育心理学、营销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学科，这就决定了动物园的保护教员必须具备综合的知识背景。2006年以来，中国动物园协会举办了8期保护教育研修班，先后向各地动物园培训输送了数百名保护教员。不过，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动物园教员最终还要经受实践的考验。作为一门成熟的管理科学，社会营销有着一套严格的过程管控办法。保护教育的策划过程，同时也是教员们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历练过程。掌握运用社会营销的方法有助于锻造出一支专业的团队，他们终将成为推动中国动物园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
4.方法
4.1前期分析
前期分析相当于前期市场调研，可以参照营销中的“环境分析”、“受众分析”、“机遇与挑战分析”等环节。我们身处的环境包括外部的宏观环境，如：人口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科技的等等足以影响我们的社会力量；同时也包括动物园内部的微观环境。在环境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甄别什么是“利”或“弊”的部分，以便在制定策略时加以利用或规避。营销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核心的。保护教育的受众就是我们的“客户”，他们的年龄层次、文化水平、职业背景、人群结构、游园目的等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受众分析使我们能够预先就关注到不同人群可能截然不同的内在要求。基于充分的环境分析和受众分析，接下来我们必须梳理出可能阻碍教育效果的结症所在。一般来说，人们明知一个有意义的倡议却不愿意付诸行动，是因为受到了种种无形的压力，如：来自社会的传统势力、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或者是来自个人的固定思维、害怕改变、从众心理、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等等。
4.2制定策略
4.2.1“产品”策略
保护教育要“销售”的“产品”也就是我们推崇的核心价值理念，即：以动物为纽带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保护人与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是我们试想一下，会有谁愿意来动物园听我们讲一通也许早就耳熟能详的大道理呢？对大多数游客来讲，来动物园听一堂生态环境教育课也许是一次糟糕的体验；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学生，来到动物园原本就是尽情放松摆脱学校种种“束缚”的最佳时机。因此，在制定“产品”策略时，应该侧重于为游客创造有趣的游园体验、能够触动人们心灵的项目动物以及活灵活现的现场讲解等等，使受众能够自发地从中认同保护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4.2.2“价格”策略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每一个人付出行动，甚或是某种形式的“牺牲”，为了公众利益每个人都应付出“代价”，这相当于营销中的价格。任何有形的商品或服务都应该是明码标价的，保护教育的“价格”策略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前提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目标人群的承受能力和行为能力。如果我们要求城市居民不盗猎、不砍伐森林，那是不切实际的，就好像在“漫天要价”。对于办公室文员，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双面打印以节约纸张；对于小学生，可以鼓励他们节约粮食、节约用水；对于有车族，可以鼓励他们等红灯时把档位调至空档，在不必要时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车外出；逢年过节或外出旅行，可以鼓励人们购买包装简单的食物和礼品；等等。保护教育期望人们付出的代价应该是现实可行和有针对性的。
4.2.3“渠道”策略
营销渠道是否畅通和有效是以能够赢得信任为基础的。因此，保护教育的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教员与受众建立信任的过程。试想如果活动一开始，教员就告诉大家要如何对待动物、如何对待自然、如何节约能源等等，相信绝大部分听众已经失去了兴趣。在保护教育中什么时候讲动物的故事、什么时候做游戏、什么时候传递保护信息等等这些环节，事先就应该建立起内在的逻辑。总之，保护教育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情。当受众在教育活动中被我们的讲解所吸引，被项目动物所打动，他们会表现得心情愉悦并与我们良性互动，我们传递的信息他们也乐于接受。上述情形是“渠道”策略成功的最好体现。
4.2.4“促销”策略
保护教育与社会营销一样没有交易的过程，我们也很难评判游客离开动物园以后究竟会不会采取保护行动。因此，在他们离开前必须要有一些“促销”的手段。比如：示范——“别人都在这么做，并且取得很好的成效，我们只要象他们一样”；肯定——在教育流程中常常会发生一些保护行动，如将垃圾分类投放，我们要适时提醒并及时给予肯定；宣誓——让大家当众说出自己的行动承诺，最好能够写下来或者举行一个签名仪式。此外，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给每位参与者一个小小的奖励，比如：一枚反映保护宗旨的胸章；一张奖状、一本证书；或是动物园的积分，可用于再次参加保护教育活动；等等。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促销”与奖励，也许就是这些突破了人们心中最后一丝障碍。
5.小结
保护教育期望建立的生态道德观需要长期的努力，考虑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环境和资源的急迫性，动物园可以选择短期容易见效的社会营销方法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动物园里活生生的动物是我们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它们能够成为联系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动物园以尊重生命的方式展出动物、开展活动，就能够影响人们的情感、观念甚至改变其行为。在全球每年有超过六亿人次参观动物园和水族馆，努力推行保护教育，我们将有巨大的机会来影响野生动物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余锦平.保护教育——现代动物园的核心使命[J].生命世界.2008（02）：34～39.
[2]菲利普·科特勒，内德·罗伯托.社会营销[m]：变革公共行为的方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菲利普·科特勒，内德·罗伯托，南希·李.社会营销：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韩丽敏.营销计划五部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2
关键词：物权法；制度设计；和谐社会
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我国新出台的《物权法》，其主旨就是对不同物权平等保护，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物权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法，笔者从《物权法》的制度设计，结合和谐社会的特征，谈谈《物权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物权法》规定对不同物权平等保护，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特征
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平等，不能做到平等，公平正义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物权法的平等保护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物权法》规定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的平等地位
《物权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又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国情民意。在物权法的物权体系中，国家、集体对于公有财产的归属权，被界定为“所有权”。在此基础之上。国家、集体的“所有权”就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所有权”获得共生，而共同适用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规定。换言之，在物权法看来，国家、集体的所有权，其特殊之处仅在于对于特定财产，如土地、水流、矿藏、海域等资源的专有性，而就所有权本身的效力和所受到的法律保护和重视的程度而言，公有制主体的所有权与非公有制主体的所有权都是“所有权”，在此并无不同。都应由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物权法所界定，应适用作为“民事权利”的物权之间的逻辑规则。在物权法的体系下，其“权利主体”上的差异将被消除，而用以界定其彼此间关系的，仅仅是“权利”本身。体现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的平等地位。
2．《物权法》规定了对不同物权的平等保护
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是指法律对于各种所有制主体的物权采取一视同仁的保护，而绝不是不予保护。《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一体确认国家、集体以及私人所有权，对各类物权实行平等保护。物权法不仅强调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也将对个人所有权的保护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各类物权实行一体确认、平等保护。由于受到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所有权历来被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而个人所有权却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歧视。这一状况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发挥。因此，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个人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将有助于人们将一定的消费资金投入生产领域，满足社会投资的需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物权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及物权的保护。这是对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在物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方面不加区分的一体规定，体现了不同种类的物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方面是平等的。《物权法》对于物权的保护，即使在国家、国有经济组织的物权与集体组织、个人的物权发生冲突时，也必须依据《物权法》规则进行平等保护。
二、《物权法》确认、保护物权，促进交易安全，体现了安定有序的特征
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安定有序，首先要定纷止争。这就要求以法律确认主体的权利，明确各种资源的归属和利用关系，明确人们在各种财产上的关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物权法是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物权法在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上具有其他法律不可替代的特别功能。物权法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确认物权类型并对其加以保护来实现
物权之确立，可以停止人们掠夺性的经营消费活动，并减少物权纠纷，从而有助于人们安定地从事生产活动，增加社会的总生产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法的这一功能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物的归属”的观念用“所有权”这一法律术语明确表达出来，在此基础上，物权法赋予所有权以支配性和对世性。所有权的支配性，从正面明确了所有人有权对所有物加以支配、许可他人支配以及将所有权让渡与他人的法律权能，从而奠定了财产正常利用和良性交易的基础；而所有权的对世性，则从反面禁止了未经所有权人同意的对他人所有物的侵占与妨害，并通过物权请求权制度对这种侵占、妨害予以救济和矫正。如《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五十六条、六十三条、六十六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在这一主张力的作用之下，财产的正当性得以保证、物之归属得以明确、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各种财产交易得以展开，整个社会财产关系的和谐发展也就获得了坚固的法律支撑和保障。第二，规定担保物权，保障交易安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物权是为担保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交易行为不仅需要合同法的规范，物权法对保障交易安全也有重大作用。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物权人可就担保财产享有依法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的权利，从而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3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野生动物保护/刑事立法/非法狩猎罪
「正文
一、西部大开发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全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何强等。《环境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从此，“环境与发展”就成为时代的主题。
“环境”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指出：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这是以人类为中心事物作出的定义。在生态哲学中，环境是生命有机体（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外部世界，即生命有机体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注：参见王进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40-41页。）这是以一切生命有机体为中心事物作出的定义。鉴于生态哲学从世界观上讲，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且其思维方式是以整个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对我们探讨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更具指导意义，因此，本文使用环境一词，均采后一含义。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针对西部生态环境恶化、东部市场饱和、西部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丰富而东部能源匮乏、西部的生态环境已严重制约着东部经济的发展、西部人口素质普遍低下又束缚着自身的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因此，大开发战略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西部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四个部分组成，策略行为包括保护自然林并扩大森林面积、退耕还林（草）以防止水土流失，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网的建设、通讯设施建设、西气（电）东输、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建议》对一年前所提出的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作了进一步阐述。）
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即野生动物种类的急剧减少。尽管个别种类受益于十年来有成效的保护，数量有所回升，如滇金丝猴和亚洲象。但减少是绝对的，回升却只是相对的。个别地区经过较长时期的保护，某些野生动物数量有所增加，但又马上采取捕杀措施，抑制其增加趋势。如重庆市巫山县野猪增多，市政府即批准捕杀10-20头。（注：参见2000年10月14日，《云南日报》。）
西部大开发，针对的是西部，但受益的是全国。开发的对象是中国西部，但目的是在焕发西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生命力的同时，为东部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创造良好的资源环境，促进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保护并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是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就成为保护并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探讨西部大开发与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也就具有全国性而不是区域性的意义。事实上，仅仅从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动和交换实际状况来看，局部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能促成其他地区野生动物种类的增加和数量的变化，例如，云南思茅地区二十年以前，就已见不到亚洲象的踪迹，重庆市早已没有野生华南虎的存在，但西双版纳州的环保，不仅使境外的亚洲象进入版纳，而且到达思茅；华南地区的环保，也使野生华南虎进入重庆地区；十多年前，昆明市民不知红嘴鸥为何物，而十多年来，湖滨河畔赏鸥喂鸥已成为春城的一道风景。
野生动物资源与人类及土壤、植物、水、空气等因素构成生态环境系统。这一系统正常协调的运转，是人类繁殖与发展的前提，而构成这一完整系统的各种因素无论缺少哪一环节，人类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其他因素赖以生存的条件。诸因素相互依存，才使生态保持平衡。而生态的平衡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乃至国家主权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我国野生动物的生存与保护，已成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严峻问题。以野生动物资源种类和数量拥有量独占鳌头而誉为动物王国的云南省以及作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主要生存区域的西部其他各省区，因受多民族杂居和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注：参见曾粤兴。《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几点建议》，载《云南法学》，1992-2期。）
西部省区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域，几乎各少数民族都有狩猎习俗，有的民族甚至以家中拥有的兽类颅骨的多少作为判断是否勇武、富有的标志。传统生活习俗养成了他们与野生动物为敌并随意加以捕杀的意识。同时，西部地区公民文化素质低下、科学知识贫乏，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需求量的增加和获利额的加大，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不断升级蔓延，导致野生动物物种和数量总体上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过度采伐、放牧、开荒、废气、污水等原因，西部地区森林面积锐减、土地沙化、动物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既使一些野生动物死亡或迁徙，又使以食草动物为食源的食肉动物因饥饿而伤害人畜（某些凶悍的食草动物也会因饥饿或其他原因伤害人畜，如亚洲象、野猪等），在一定程度上激起公民实施报复性捕杀。在认识上，人们一讲环境保护，往往只注重对土壤、水等非生物以及森林、植被等生物的保护，而很少考虑野生动物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注：例如陈泉生所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课题。《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着重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对野生动物在其中的影响几乎未见提及。法律出版社，2000年。）国务院《关于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决策》十个部分只有“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句话和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注：转引自江伟钰、陈方林著。《资源环境法研究及应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61-268页。）长期从事环境法研究的陈泉生女士尖锐指出：“按照目前约每年灭绝一个物种的速度来看，不久的将来随着物种的日渐稀少，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维持系统也将瓦解崩溃。
届时，人类除了与之同归于尽，也许别无他择。“（注：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前言部分。）
不可否认，由于社会方方面面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保护这一终极意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着法制疏漏多，执法不严格，司法处置力度不够等等问题，刑法仅仅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实施的后备性法律，把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希望寄托在刑法上是不理智的，但刑罚手段的严厉性、暴力性的确有助于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取得成效。
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是保障和促进西部大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前提之一如何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首先必须考虑立法的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纯保护主义受到政府的否定，（注：参见2000年10月14日，《云南日报》。）有限保护事实上成为立法的一项原则。因此，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既有区域上的设置，也有期限上的限制，还有保护对象的区分，如自然保护区的设立、禁猎区（期）的规定，保护等级的差别等。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生态平衡的规律，决定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的指导思想。生态平衡规律主要有：
1、相互依存与制约规律。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之间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同群落之间，生物与环境、人类之间都普遍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态系统成为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过去，在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下，环境保护事实上让位于环境利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已明令禁止任何采伐天然林的行为发生，那么，根据相互依存与制约规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就相应应采取纯保护主义，或者说只宣强调“保护”，除科研、旅游、国际合作需要外，不宜再提倡对野生动物的直接“利用”。
2、物质循环与转化规律。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命运动的源泉。在开发自然的时候，必须注意提高能量流动的效率，同时，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换言之，应通过保护非生物环境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3、物质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输入与输出总体上是平衡的，若有某一方面的失衡可以通过其他方面进行补偿。生态平衡与稳定的标志之一是生物的多样性。因此，保护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就是指在开发利用西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保持西部地区生物与环境的协调，保持西部与东部地区生物与环境的协调，保持物种的多样性。换言之，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要限制人口的增长。
4、协同进化规律。生物适应环境，又改善环境，生物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共存共荣，是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这一规律决定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在某些时候，应当顺应自然，不应人为地改变。保持物种的多样性必须研究生物链关系。事实上，人类有意无意地使生态系统中增减某一物种都可能对整个系统的平衡和协同进化造成影响。（注：参见王进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60-164页。）例如，云南抚仙湖、洱海引进银鱼，却导致本地野生的抗浪鱼、金线鱼、弓鱼濒临灭绝。转贴于
在指导思想上，应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所倡导的是生态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共生以及协调等关系，它在主张自然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的利益，相反，人类处理好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则能进一步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基础上，重新确定环境和自然所固有的价值，并且应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思想，把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置身于符合全球环境和生态利益的要求下来考虑。（注：参见汪劲著。《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22-328页。）
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既要保障有益野生动物的生存，又要避免在消灭害虫方面束缚手脚；既要防止野生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对人类的侵害，又要防止人类借口有这种侵害的发生而对野生动物放开杀戒。如果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物种繁衍过快而危及到其他物种和人类，既可考虑增加相克的物种以抑制该物种数量的增长，也可考虑向其他需要该物种的地区适当转移该物种，而不宜授权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随意颁发捕猎证加以捕杀。
其次，应找出有关法律、法规已经显现的漏洞。我国西部乃至东部野生动物保护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支撑刑罚处置的法律法规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因此，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当弥补有关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
在刑法中，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法均采用空白罪状形式，这种罪状所参照的法规的立法质量，左右着相关罪名的认定难度。就相关狩猎法规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着保护范围过窄、罪状限制过多、犯罪情节标准模糊等缺陷，而林业部、公安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既不属于法规范畴，又属于越权解释，并且对水生野生动物未作规定，根据《刑法》第340条和341条的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狩猎罪，是指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相关法规均未解释“情节严重”的含义，事实上，使该两罪的认定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从范围上说，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牛野生动物。这一界定，与前述生态规律存在冲突。具体来说，不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是否意味着没有“生存权”？立法者是否考虑过：如果不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了，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还能生存吗，这样的立法是否有顾此失彼之虑？可见，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加以完善，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非法狩猎罪的立法完善
在罪状的设计与表述中，文字用量与修饰限制程度具有正比例关系，并同步决定着概念的内涵的丰富程度，反向决定着概念外延的范围大小。《刑法》第341条也如此。这是个具有典型的选择性要件的条文，对犯罪行为人非法狩猎的行为方式作了四项具有选择性的限制，并且将非法狩猎的对象限制为野生动物资源，这些限制，在笔者看来是不必要的。因为：
（一）“资源”一词，具有量的色彩，既容易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下不当抗辩的余地，又与“情节严重”具有语义上的重复关系；
（二）禁猎范围、禁猎期间的限制，既容易误导公民认为在此期间、区域外进行狩猎为法律、法规所允许，又与生态规律相冲突，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目的相违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设置，实属迫不得已的应急之举，而禁猎期间的设置，目的是让野生动物安全繁殖。难道禁猎期一过，就允许公民捕杀吗？当然不是，既然如此，无论《刑法》还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又何必规定禁猎期呢？
（三）这一罪状的设计，给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设置了障碍。有的学者认为，非法狩猎罪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明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而进行非法狩猎”（注：参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有的学者则将这种故意表述为“明知违反‘四禁’而故意进行狩猎”。（注：参张穹主编。《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这两种主张，大同小异，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在罪状设计中难见依据，而是刑法总则有关犯罪故意定义的演绎运用，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然而，在实践中，要求犯罪之构成以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为必要，可能恰恰使依靠刑法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在一些个案、并且是危害严重的个案上落空。比如，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除对宗教信仰中作为神灵供奉的动物加以珍视外，代代相传的习惯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由于久居深山，文化生活、信息传递十分落后，要求其对捕杀野生动物的违法性有认识，在他们看来正是天方夜谭。因此，笔者认为，宜将本罪的故意内容界定为：明知是野生动物而非法捕杀。
（四）非法狩猎行为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不同。从生态平衡的需要来看，人类适当捕捞、享用水产品，既是水产品相互平衡的需要，也是人类与环境相平衡的需要，但捕捞过度，则会破坏这种平衡，因此，对捕捞区域、期间、捕捞工具、方法作出限制，是完全必要的。
此外，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两罪客观上都是非法狩猎或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两罪的侵害对象却不相同，前者以普通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后者以陆生和水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保护对象。普通的水生野生动物则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对象范畴。笔者认为，立法上将非法狩猎行为因对象不同而规定为两个不同的罪名，除了使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罪名显得稍多一点外，并无必要。
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改变非法狩猎罪的罪状模式，采用简单罪状。空白罪状的一大弊病在于使刑法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制裁总是受到行政法的制约，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后备法而不是其他法律的附属法，刑法应有自身的独立性，刑罚权发动的空间应更多地由刑法本身来占领。而采用简单罪状可以使刑法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作出直接规范。此简单罪状可具体表述为：明知是野生动物而非法捕杀的行为。
野生动物种类实在大多，如我国现有的陆生脊椎动物就超过2300种。（注：转引自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国情研究第二号报告：开源与节约》，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除兽类外，还有鸟类、昆虫类，其总数量更为惊人，显然不可能把一切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均作犯罪处置，因此，从情节上加以限制是必要的，只不过司法解释宜尽早说明“情节严重”的含义。
至于非法狩猎的含义，简单地说，即无合法依据或者未经许可而进行狩猎。但这一理解的确过于简单，笔者认为，俄罗斯总检察院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有关解释颇有借鉴价值。他们对非法狩猎的解释是：“凡没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者违反专门的禁止性规定；或者从事狩猎的人员根本没有狩猎权（未满18岁、不是狩猎协会会员和不符合其他要求的人员）、虽取得许可证但并无必要根据；或者在非狩猎区、禁止狩猎的时期、使用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杀伤动物用自动捕猎器和夹子，活套、网和其他大规模捕猎动物的工具，用陷阱、模拟野生动物和鸟类叫声的电子仪器等）从事狩猎的，均为非法狩猎。”（注：参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文》（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18页。）该解释采用实质主义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原则，来判断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4
关键词:动物;法律地位;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待的,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有一些学者以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公道的,由于“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同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在大陆法系,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为物确定的相关规定”的a款规定之后,这一修改被一些学者以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而加以引证,并以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样的题目。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1.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对而称,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所针对的事物。关系的权利主体为实现其权利,而对客体处于支配或者有权要求的地位。关系的义务主体则必须向权利主体作相应的给付或者予以满足,主体相对客体处于必须向其给付或者满足其要求的地位。
2.关于客体范围的不同学说
关于客体范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种以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仅为物;一种以为法律客体仅为行为;第三种观点以为民事法律关系多种多样,法律关系的客体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权利等等。
二、关于动物的地位和保护题目的不同学术研究观点
1.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
该观点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动物,有效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动。
2.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主体资格,但是享有的范围是有限的
基于这一观点,动物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一般说来只有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以及工作动物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即使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动物,其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等,“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题目。”
3.主张动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应作为特殊物看待和保护
此观点有二:一是以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民法中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以为假如赋予动物以人格,实践中会出现实际题目无法解决:首先,动物享有了主体地位,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呢?其次,假如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饮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假如一定要对动物赋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将会改变民法的性质,也会改变市民社会的性质。
笔者以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动物永远受人支配,永远也不会与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民法典》将动物从物的范畴中分离出来,但是并不表明动物因此就具有迈出向主体地位的契机。它仍然与其他物一样,属于客体。即使不这样规定,只要存在动物保***,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动物保护题目上,民法也应让位。可以说,没有动物保***,《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有了动物保***,即使民法不昭示,仍然能实现对动物的特殊保护。因此,笔者以为《德国民法典》只是一个具有倡导性和宣示性的条款,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动物保护题目敲响了适时的警钟,没有多少具体的规范意义。
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对动物的特殊保护,还应当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上具有可操纵性和实践性。这就是以下的内容———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三、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1.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种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很多学者一致赞同的观点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体的设想为:一是野生动物和宠物;二是普通动物和植物;三是人体器官和组织;四是货币和有价证券;五是虚拟财产;六是一般物格。
2.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笔者以为,确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力的不同的规则,主要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护。
我们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权利,使动物成为民事主体,我们讨论的基础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指导下,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建立一种更为公道的制度。现代民法人格是同等的,要求法律眼前人人同等,这应当是基于人的属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是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的,假如对物同等对待,显然不公道。假如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属性的物设立不同的规则,可以更为公道地行使权力、保护各种物。
法律主体的法理障碍
1.与民法的基本价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表现在民法的各个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认,民法还称得上是民法了吗?动物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表达,假如将动物纳进民事主体的范畴,有违民法作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价值。而法律始终是人制定的,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动物也不可能参与到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样,即使赋予动物权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2.与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关系相违反
对于动物行为能力的欠缺,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监护制度来补救,比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人。那么动物的人如何确定;动物的法律诉求有哪些;怎么来定个标准来衡量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动物如何行使诉讼权;动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如何确定;如何追究动物的法律责任等题目的解决都会对传统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
所以,笔者以为:不管是从民法的基本理论还是从法理上来分析,赋予动物民事关系主体地位都是不妥当的,有其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根源实在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说到底法律根源于社会现实,只要人类与动物本质差异存在一天,赋予动物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五、对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1.应将动物看做是特殊物来看待
我国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题目还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还想就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保护题目提出个人的不成熟意见:
已经明确了的题目:在法律上动物还是物,不是人。但是这种物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一般物,这是一种有生命的物,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物,所以应当加以区分地对待,即作为特殊物来看待。德国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图只是要表达:“动物是特殊的权利客体”以及动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对普通物一样随意处分动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义只是对物权的必要限制,说明在无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动物依然是一类可以适用规则的司法客体;在财产法上,动物依然是一类特殊的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客体。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立法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是不问可知的,但是立法保护动物不即是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这样完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的范围还过于狭窄。只对濒临灭尽的野生动植物做出立法,实在对一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对人类和自然有益的动物的保护都应该予以法律化,规范化。
2.对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动物是有生命的,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进步,宠物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对此领域加以规范。比如假如宠物出现咬伤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宠物的时候,究竟如何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和做出怎样的赔偿,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动物的主人应该对他人负担义务,这实际上也就是物权人如何妥当行使物权,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权益的题目。
3.加大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
对于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分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医学利用动物进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实验———比如用小白鼠来研究攻克癌症的实验,就无需纠正医疗单位的行为。所要做的是应当加强现行立法对动物保护的力度,对动物的滥捕滥杀的罪行进行重办。曾经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在青躲高原上,躺着数以万计的躲羚羊,肚皮被残忍地剖开,内脏统统挖走作为可以变卖的药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几乎染遍了整个山坡。对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野蛮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法律应该予以深切关注。针对不同的“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不需要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无谓的争论就可以对动物实施最有效最现实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4.完善动物保***律体系
我国有学者指出:“动物的治理是操纵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亚系统是:种群、生物环境和人。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为运动,野生动物治理就是维护三者的平衡。”动物保护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比如众所周知的“虐猫事件”,相应地应该建立《反对***动物法》。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非野生动物,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也有生命,也有感觉,善待动物也是一个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折射。人对动物的关爱,也能够体现出人对人的关爱。目前已经建立的《野生动物保***》,主要是针对保护濒临灭尽的动物,实在其范围应该涵盖所有的物种,由于假如不把范围扩大,等到物种濒临灭尽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未雨绸缪的有所规范岂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自然保护区法》等等,对于以动物为资源的药制品、皮革制品的贸易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和规范。
民法在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动物的保护上面。究竟任何法律法规确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对动物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德国人提出的“动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正是由于题目的存在才引发了这些相关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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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的意义篇5
论文关键词：无权处分；物权行为理论；债权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此处之“无权处分行为”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呢?该条所指有效的“合同”究竟是物权合同还是债权合同?规定得很不明确。通说认为此“合同”为债权合同，因为我国尚未采用物权行为理论，这里所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所立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无权处分的内涵做出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整导致了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激烈讨论却难以达成一致见解。目前流行的有如下几种学说：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此种种关于无权处分效力之学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究竟如何更好地解决无权处分这个“法学精灵”?学界也难以达成一致。笔者认为法律制度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存在孰优孰劣的评价，因为每一观点的背后，基于对无权处分制度设立宗旨的不同认识，也是基于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不同价值目标的考量。我国通说持效力未定的观点，但是此说未能解决大量存在的非现货交易的现实问题。笔者则认为将无权处分签订的合同理解为效力不定的合同是欠妥当的，而认为其应为有效合同更有利于保持财产关系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的平衡，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无权处分之所以成为我国民法如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大难题，有学者指出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合同的生效和被处分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是不被分开的。正是因为有了合同效力和被转移财产所有权之间这种无休无止的缠绵，正是因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未被分开，才有了对这个“精灵”欲理还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同时认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不分是导致无权处分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善意取得在此问题上的作用的过度迷信。笔者认为我国民法欲解决无权处分这个难题，除引入物权行为理论之外，别无他法。下面笔者将对各种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之效力问题及其价值取向的比较来说明利用物权行为理论来驯服这个“精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加以详细论证。
二、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之是与非
(一)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的无权处分问题
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须其他要件的变动模式。因此在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无严格的处分行为概念，仅依债权合同即可直接发生物权的变动的效力，即物债合一，不作区分。该立法例以法国、日本为代表。法国因受自然法学说的影响，舍弃交付主义，而采用意思主义。日本历史上受法国民法影响很大，与法国民法渊源极深。
《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当事人就其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转移于买受人。”对特定物而言，合同生效物权转移；对于种类物而言，尚需标的物特定之步骤。因此，基于债权意思主义的立法前提，无权处分合同的逻辑选择必然为无效，否则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实为侵权行为，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
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采意思主义立法的国家一般都借助两种制度工具加以弥补其不足：一是物权法上的救济。如善意取得、时效取得制度等，如《法国民法典》第1141条所规定的“一物数卖”问题，后卖人如基于善意占有动产标的物，其为该物之所有人。而对于不动产则较为复杂，发展出法国民法典的“表见所有权”日本民法的公信力说等学说及判例；二是合同法上的救济。虽然无权处分合同不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但法、日诸国法律并不排除善意相对人可以享有合同法上的救济，其救济方式有权利瑕疵担保、违约损害赔偿以及解除合同等，与有效合同无异。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前半款虽然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后半款规定：“在买卖合同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情形，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责。”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立法，对无权处分合同之效力规定在有效与无效之间徘徊。规定无效当然是为了避免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维护财产静态安全，维护权利人的利益；规定有效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以维护交易安全。从表面来看，无权处分的问题似乎圆满得到了解决，其实不然，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物权交易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这显然有违物权变动需公示原则这一个明显的权利特征，使得物权难以避免对他人自由的干涉，又难以避免被他人干涉。债权意思主义对于第三人极为不利，当事人双方只要存在意思表示即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这种结果使社会和第三人不能从外部明了当事人之间是否发生了物权变动，以及物权变动的具体时间，从而使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难以清晰地为社会第三人所知悉”。意思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逻辑矛盾、体系混乱之弊端。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有关学者不得不引入相对无效的理论以济其穷。总之，物债不分的意思主义模式有诸多弊端，最终为解决难题不可避免地还是以要另外的形式(如相对无效制度)针对物和债的不同作实际上的区分。
(二)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无权处分问题
债权形式主义，也称为折中主义，是意思主义和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在这种模式中，与意思主义一样不严格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而是处分行为包含在负担行为之中，即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一种当然结果。此种主义以瑞士民法为代表，我国《民法通则》亦同。正因为我国民法通说采用此物权变动模式，才有了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之争。主张该模式的学者认为该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在维护权利人追认权的同时，适当考虑第三人出于善意时的利益，即第三人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这种规定能否圆满解决无权处分及其相关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先从无权处分及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价值目标谈起。在理论界通说认为设立无权处分制度的目的或立法宗旨不外乎：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诚如有的学者指出，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合同，“因权利人的承认而使合同有效，并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反，既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利益”。“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故奉“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为圭臬的无权处分制度，当始终执行之，但其通过具体的法律调整机制执行时却遇到了困惑。法律除了规则，更重要的在于利益平衡和选择。在商业交易中多个权利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无权处分制度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从无权处分之立法宗旨我们可以知道：无权处分制度在面对一个由合同组成的社会时，目的在于维护这个社会中漫长合同链的安全和稳定，维护这个契约社会里的交易秩序，当然也应该选择以交易相对人为其保护的重心。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维护无权处分合同构成的社会交易秩序和安全，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自然就成为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宗旨。
而《合同法》第51条所确定的由权利人行使追认权或让渡处分权给无权处分人，以确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则，其结果是把权利人的利益保护放在首位而置第三人之利益于其下，即把合同的交易的“生死抉择权”交给合同关系之外的真正权利人之手，恐怕有违无权处分之立法宗旨，这种追认权也无意中严重破坏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加之缺少对追认权期限的必要规定，使得合同的效力待定状态成为一个超时空的法律悬念。
从纯经济角度考虑，权利人作出追认或事后让渡处分权的决定，“惟利是图”的嫌疑很大。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对于一个商业品格健全又有正常思维的权利人来说，有一个比利润更重要的品质会影响他行使追认权或让渡处分权，这就是信用。因为无权处分是基于一定的信赖关系而占有权利人的财产。在无权处分人背弃了这种信赖而惟利是图时，权利人更多的可能是“拒绝追认”或“拒绝让渡”，而不是相反。这样维护交易安全，维护第三人利益之立法宗旨终难以实现。这种将效率作为合同的唯一或者说主要价值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法律的首要选择应该是公平正义诚信，其次才是效率。
再看善意取得制度，它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他人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有学者指出：善意取得制度产生于近现代社会特殊的经济背景下，它是对所有权绝对观念的扬弃，调和着物的所有与物的流通，体现了欲求财富充分增长的社会理想，并由此保护财货流通安全。两者之宗旨可谓一致，但从《合同法》第51条所确定的无权处分制度与以后物权法要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间，这两者的这一共同性没能避免《合同法》第51条所引起的深刻对立。大有“你存我亡”之势，而且无权处分中权利人的追认权占有绝对的优势，即在善意第三人订立无权处分合同的情形下，善意取得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空间十分有限。我们分析一下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所立合同之效力便可知了。一方面，如果合同成立并交付，合同有效，善意人取得所有权；如果合同成立，但未交付，即使相对人出于善意，也可因为权利人的拒绝追认或拒绝让渡而使合同不发生效力，这时交付已成了合同生效的条件之一，而不仅仅简单是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了；另一方面，不管第三人是否善意，只要权利人追认，未交付，即使恶意合同也可通过合同生效及追认后的交付而取得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受到权利人追认权和占有先手规则的双重制约，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善意取得制度似乎趋于死亡。所以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善意取得制度依然驯服不了无权处分这个“民法精灵”。其实这种结果是有起因的，虽然物权行为理论和善意取得在保护交易安全功能上有较大的重合，但是此两者对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却是完全不同的。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的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即该制度是基于当事人自己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所以，德国法学家认为这种对保护第三人制度的解释更合乎私法的本意。嗍而善意取得制度是从当事人之法律关系的外部对物上请求权的强行切断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即法律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而对原物主的追及权的强行限制。以上区别就注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无权处分这个“顽灵”也无能为力。
三、物权行为理论之简析及引入物权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物权行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普遍的、主要的原因。学者普遍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起源于德国，为德国民法典所确立并成为德意志法系的象征。唧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在其著作《现代罗马法体系》中首先提出物权行为的概念。当物权因物权行为而变动时，能否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物权行为是否生效。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物权行为的生效条件就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物权行为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二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即指在物权行为(处分行为)与债权行为(负担行为)的相互关系中，物权行为不依赖于后者而独立存在。相对于债权行为，物权行为显现其独立的性格。债权契约仅能使当事人互享债权和负担债务，而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只有通过物权行为，才能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这个合意体现为登记或交付。萨维尼认为：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合同，它具备合同的全部特征，它包含着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
萨维尼还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相分离，将原因行为“抽象”出来，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物权行为无因性是指关于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并存时，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例如：一物因一方当事人履行买卖合同而交付，另一方当事人却以为是赠与而取得，双方当事人的错误也不能否定他们所缔结的物权契约的有效性，因此产生所有权移交。即“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但是这不表示物权的取得人在失去原因关系后仍可占有该物，出让人可以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谢在全先生认为“若债权行为会左右物权行为之效力，则该物权行为系有困行为。反之，倘物权行为之效力，不受其原因即债权行为所影响时，则该物权行为系无因行为，具有无因性。”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6
物权变动指物权的取得、变更、消灭[1]，其变动模式是物权法所讨论的核心内容。我国《物权法》第六条也有具体规定: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研究物权变动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将对人们日常生活乃至我国民法的立法模式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如今主要有三大物权变动模式，即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分别以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对我国立法模式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确立合理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民法本着意思自治的原则鼓励交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但同时交易安全问题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如何从立法角度规范交易行为、采取何种物权变动模式，以求保障交易自由与平等，实现交易参与者的合法利益，使出卖人、受让人、第三人的权益得到平衡，是目前《物权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和受让人对债权表示合意时物权即发生转移而无需公示的形式，若此时出卖人将所有物一物二卖，那么受让人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安全受到威胁。
同时，采取何种物权变动模式将直接影响交易参与者的地位，也就是说，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会使交易过程的参与者处于有利或者不利的地位，从而涉及物权变动中的利益保护问题。国家从立法角度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才能平衡各方利益，直接对出卖人和受让人乃至第三人的利益产生影响。例如，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若合同成立而未交付或登记，则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此时即使受让人是善意的也无法取得所有权，善意受让人在交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二)当今物权变动模式主流理论
1.债权意思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是指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仅须依当事人的合意，即可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不以任何物质形式作为必要[2]142。债权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为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标的物与价金协议一致，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且买受人对出卖人依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由此即可看出，在债权意思主义体制之下，要发生物权变动仅仅需要出卖人和买受人意思表示一致，无需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的具体公示形式即发生物权转移，买受人依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日本民法也采取了此种物权变动模式。
《日本民法典》第176条规定:物权的设定及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为了弥补此种体制的缺陷，保障第三人的利益，《日本民法典》第178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让与，除非将该动产交付，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虽然日本法确立了对抗主义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但仍不否认出卖人和受让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发生物权效力的基本原则，依然属于债权意思主义范畴之内。
在这种模式下我们看到，债权意思主义并不严格区分债权和物权，对于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或法律依据也并无明确界限，因此又被称为同一原则的立法模式[3]。在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交易的简便性、快捷性是其突出的优点，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交易安全受到威胁，并且第三人在交易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障。
2.物权形式主义
(1)概念及含义。物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合意，更须践行登记或者交付等法定形式才能成立或生效的立法主义[2]143。德国是此种物权变动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第929条规定:为转让一项动产的所有权，必须由物的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以及双方就所有权的转移达成合意。
物权形式主义的理论源自德国学者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是其在19世纪创立的。萨维尼认为，物权变动的实现除了需要债权合同(即买卖合同)之外，还应有一个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存在，即物权合意。交付时一个真正的合同，它具备合同的全部特征，它包含着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4]。根据这种观点，法律行为可以被区分为两种，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如订立买卖合同)，只能引起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如所有权转移)，得以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无权处分的效力及利弊分析
(一)无权处分效力的争论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为《解释》)之前，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但2012年的《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够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项《解释》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显然，此项《解释》是针对《合同法》中合同效力的界定。《合同法》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51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第132条)。那么《解释》的第3条是否与《合同法》第51条相矛盾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效力待定说
我国民法通说主要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时效力待定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只有在权利人追认或者事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合同才发生效力[7]。效力待定说实质上采纳了债权意思主义模式。梁慧星教授认为:我国民法不采取德国民法物权行为理论，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已将所有权变动作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因此《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此与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立法思想是一致的。[8]梁慧星教授还提出，买卖动产与不动产的合意虽属于债权行为，但债权的行使或债务的履行结果，将导致物权的转移变更，因此既包含负担行为也包括处分行为[9]。
崔建远教授也支持效力待定的观点，他认为，无权处分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10]。他认为，类似德国民法物权行为对处分权的要求，我国的买卖合同应当对处分权有要求。并且他主张将处分权理解为处分能力乃至履行能力以代替原有的对特定物处分的具体权能。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崔建远教授认为处分权限是影响买卖合同效力的要件，在欠缺处分权的情况下，买卖合同效力待定。
2.有效合同说
有效合同说又分为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有效合同说和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有效合同说，其区别在于是否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有效合同说。此种观点并不严格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此时物权变动仅作为合同的效果，合同履行效果并不必然影响合同的效力。债权合同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应当将处分权作为物权变动效果产生的要件。由此，以债权行为为基础的物权变动须满足三个条件:处分人有处分权;债权行为有效;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公示(交付或登记等)。而欠缺第一个条件即处分人有处分权和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并没有必然联系[11]。(2)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有效合同说。这种形式以德国为代表，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在这种模式下，《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效力待定，应当指物权行为的效力，即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而先前的负担行为有效。
三、我国引进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必要性
(一)当前我国债权形式主义处理无权处分的弊端
目前我国《物权法》主要采取了债权形式主义同时兼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对于一般的动产或不动产物权变动，要求有效的合同和合法的公示(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果。对于一些特殊的物权变动，如土地承包权、地役权，即采取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合同成立生效时即发生物权变动。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合同履行的效果会影响先前债权合同的效力，正如《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所述，假如处分权人没有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在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则买卖合同无效。
在此种体制之下，对于善意受让人的保护不够有力。因为如果出卖人没有在事后取得处分权且所有权人没有进行追认，会导致买卖合同无效。此时，善意受让人不能以违约责任向出卖人主张赔偿，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由此可见，当前的物权变动体制不能很好地调节无权处分引起的各种问题，合理地保护和救济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利益。
(二)改进理由及措施
如上所述，当前的物权立法模式不能实现无权处分中各方利益的平等保护和救济。正如《解释》第3条所持观点，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应当被肯定，并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概念。在无权处分中，买卖合同即负担行为，因其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即便事后的处分行为无效，也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即合同有效。笔者认为，引进物权行为理论，采取物权形式主义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理由如下:
(1)从交易安全的角度分析。因负担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在无权处分中，无权处分人和买受人签订的债权合同有效，即使处分行为无效，受让人也能通过合同的违约责任等对于自己的利益实现公平救济，从而保证了交易安全。相比之下，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中，如果无权处分人事后未能取得处分权或有权处分人未追认使其取得处分权，合同归于无效，增加了交易的不稳定性。
(2)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角度分析。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因债权行为具有无因性，因此其效力与处分行为无关，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即使物权不能如合同约定转移，善意受让人也能基于这个有效的合同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赔偿责任，有利于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四、结论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7
——团委学生会致团员青年保护野生动物的倡议书
团员青年朋友们：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湖南禽流感，四川成都5.1级地震等事件接踵而来，将人们欢度春节的心思全部毁灭，我们开始恐慌。2003年非典过去已经17年，非典带来的沉痛打击在17年间人们淡淡忘却，一部分没有生物学知识的“文盲”重新拿起了“强身健体，滋阴壮阳”的口号，对野生动物又打起了主意。
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大自然存在一份敬畏之心。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就去肆意杀戮，甚至将野生动物变成舌尖上的美味。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地球大家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丽的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共有的家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地球上如果没有动物，就没有人类。动物是这个地球生物的一部分，如果动物消失了，我们人类也会灭绝。人与自然共生于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的义务，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作为青少年，更应该提升自己的生态保护意识，积极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中来。为此，校团委、学生会向全校团员青年发起如下倡议：
一、树立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理念，保护生态环境，提升自己的生态保护意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保护野生动物从餐桌做起，不滥食野生动物，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树立饮食文明新风尚，树立以拒食野生动物为荣、滥食野生动物为耻的荣辱观。
三、不滥捕、不猎杀野生动物。不非法经营、加工、制作、销售野生动物及制品。
四、积极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保护野生动物的重大意义，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来。
团员青年朋友们，保护野生动物，刻不容缓！人人有责！让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向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说“不”，共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家园!
共青团天津市民族中学委员会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8
野生动物资源因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而备受关注，因此做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不仅仅利于生态平衡的维护，而且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探讨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探讨与分析
2.1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首先，许多立法空白，无法形成体系。虽然有《野生动物法》，而且也在不断进行修订，但是动物保护立法还是相对单一的，而且保护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是有严格的等级保护制度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不利于食物链正常运转的。其次，立法内容空洞、重复。空洞、重复的立法内容可以说是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在法律保护方面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样就不便于具体的实施，也不利于其具体效用的发挥，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颇有些形式主义的意思。
2.2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对策分析
随着2017年1月1日《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可以说迎来了崭新的局面。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思想理念的转变。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动物福利这四个字，但是如果仔细解读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的玄妙。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不仅仅倡导生态文明，而且重视德与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在动物福利方面的历史性飞跃。
2.2.2 相关规定更加实质化。《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6条明确指出：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这种规定更加实质化，也更具意义，相对原来的名义条款的做法，这种规定可谓是明智之举。
2.2.3 更加重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在传统的立法体系中，对于野生动物栖息地可以说是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在第二章中，原有的野生动物保护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所保护，相对于原有的法律而言，保护对象更加全面、系统，而且相关性更强。
2.2.4 法律体系的制定要回归科学。法律体系的制定要回归科学，例如从驯养繁殖到人工繁育的转变。众所周知，有一些野生动物是难以驯养的，因此人工繁育的方式与提法就更加科学。人工繁育不仅仅有公益性质的，也有商业性质的，修改后的法律充分体现了收紧与放宽并行的基本原则。
2.2.5 重视对野生动物损害的补偿。野生动物伤人和毁坏财物的案子很多，对财产和人身伤害的补偿，现行法仅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而很多地方政府没有钱，所以给予受害民众的经济补偿往往是不充分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伤害了老百姓，老百姓自己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损失是不科学的。新法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通过保险制度来部分解决损害的补偿。另外，新法还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助，解决了地方资金紧缺和对损失补偿不充分的现实问题。
2.2.6 法律保护要重视保护各方面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法律保护要重视保护各方面参与的制度和机制，例如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通过捐赠、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教育;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可以说，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共治法。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9
引言
文物是人类历史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址，是劳动人民聪明聪明的结晶，是人类最为宝贵璀璨的文化财富。加强文物保护，对于探究历史，发掘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彰显民族精神、教育后人等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新
2 文物古迹可以推动旅游事业的有序和谐发展
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充分充分利用它、保护它，可以推动旅游事业的有序和谐发展。为吸引众多的游客，旅游界必然会注重文物的保护工作，使其尽量完好地展现在旅游者面前，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文物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一旦受损，很难恢复原态。文物被破坏后，必然降低文物所在旅游景区(点)的吸引力，影响其经济效应。为了使文物能长久地保存下来，长期为旅游所用，旅游部门必然会重视管辖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发展旅游可以部分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新问题。www.133229.Com我国的文物古迹众多，而国家财力有限，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应对于大量的文物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许多文物因缺少经费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修和保护而惨遭毁灭。文物既然能为旅游区(点)带来经济效益，那么，旅游景区(点)就应该从其收益中按一定的比例用于区内文物保护。加强文物保护，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旅游的发展，使大量的文物古迹直接生动鲜活地面对旅游者，使人们获取了丰富的知识，受到了教育，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可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文物的这些社会效益可使人们懂得文物的重要价值，熟悉到文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进而使重视文物，保护文物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
3 文物事业和旅游事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文物遗迹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过程中加强保护，是我们应坚守的原则，文物事业和旅游事业两者不可偏废、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合理地利用文物为旅游服务，边用边保，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尽量消除对文物保护的负面影响，要使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体。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实行。
保护动物的意义篇10
【论文关键词】交易安全物权行为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一、何谓交易安全的保护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过程市场主体通过频繁的物权变动建立经济联系，体现平等关系，实现经济目的。满足生活需求，得到各自在财产上的归属利益或利用利益。在物权变动的过程中，出卖人、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交易很可能会出现风险。从实践中看。这种交易中的利益冲突很常见：如甲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乙又为丙设定抵押权，然后甲与乙的转让合同出现问题，丙的利益如何保护?又如乙将一部电脑卖给丙．但电脑是甲所有．乙没有对电脑的处分权．乙将电脑交付给丙的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丙能否取得电脑的所有权．丙的利益能否受到保护．如何保护?出卖人在商品交易中总是希望不丧失其权利归属的利益。要求静的安全．而买受人和第三人则总是希望法律保护其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要求动的安全静的安全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维护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促进财产流通和交易便捷．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法律不保护乙的利益．那么交易存在风险，如果法律保护乙的利益，交易安全得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秩序是否稳定和安全．主要看第三人的交易利益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交易安全主要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设计的法律制度，即保护动态的安全。各国法律设立很多制度模式为防止或减少风险，以确保交易安全，如制度、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制度等．但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中物权法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二、古代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当今世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系有两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均诞生在欧洲，并受两个时期不同社会结构的法律影响，这两个法律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物权制度中交易安全的保护一定要从这两个社会的法律开始罗马法泛指罗马国家的法律罗马法创立和发展出个人主义所有权制度．并建立起绝对保护个人所有权制度的法律体系罗马法开创了个人本位主义立法之先河在个人主义的观念支配下，罗马社会开始只承认罗马人享有所有权并受法律保护．而其他人，依照其他方式获得物．不被认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就是罗马法的“物在呼叫主人”的原则，强调“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因此，在古罗马，基于一个有瑕疵的买卖合同而进行的交易．不管其如何流转，所有权人都可行使物上追及权，要求财产受让人返还财产。这种模式过分注重对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了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即使第三人在交易中毫无过错．也避免不了最后遭受取得了的财产被剥夺、不能实现交易目的的危险所以．该种模式不利于稳定的交易秩序的建立，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随着日尔曼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欧洲逐渐控制在日耳曼民族之下日耳曼民族逐渐将自己的法律带到整个欧洲，与原有法相融合而形成日耳曼法。日耳曼法反映日耳曼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即集体生活方式和团体本位思想日耳曼法中“所有与占有无明确区别．对于物有事实支配者．因而受保护。”这就是著名的“以手护手”的原则．即前手的交易瑕疵不及于后手．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于第三人．即使是无权让与．所有权人也无权对第三人请求返还．而只能向转让人要求赔偿损失这种模式客观上保护了动态交易安全，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对所有权人过于苛刻，而且其不区分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有违交易公正。三、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物权行为，是指以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为目的．与登记交付相结合的法律行为它最早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即无因性原则)与分离原则、形式主义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抽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效力不受原因行为影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即便以清偿因债权行为所生债务为目的．其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或者说物权行为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债权行为：分离原则是指物权行为与其原因相分离．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形式主义原则又称公示要件主义原则．是指物权契约必须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实质上．物权行为是形式与意思的两面一体．换句话说．物权行为是转移物权的意思表示与交付和登记等公示方式的直接融合基于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标的物的原权利人，仅对让与人行使权利．而不得向自让与人处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行使。这样．第三人就受到了保护所以物权行为有良好的保护交易安全的效果．交易安全保护功能成为支撑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物权行为理论自创立以来．在世界各国就引起了较大争论法国、日本民法采用了债权合意主义，否定了物权行为：瑞士、奥地利民法采用了债权形式主义．对物权行为采取了折衷态度：德国民法无疑肯定了物权行为的理论．但在其法学界对此仍争论不休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在《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一文中指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及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课题组的见解代表了法学界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该论断也成为否定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重要理由有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虽然有利于维护买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但这种保护是以损害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为代价的在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后．物权行为交易保护机能已被这些制度所抽空。研究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我国也一定程度地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规定明确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所有权转移是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为基础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混淆．既妨害了交易便捷，又使得它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物权行为理论正顺应了要求交易便捷的社会需求．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一旦物权行为(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完成．买受人就已获得了标的物所有权，他以第三人为相对人对标的物的再处分就是一种有权处分．这一点．不因为第三人是否知道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交易存在债权行为方面的瑕疵而改变，因此．第三人是否善意就不是立法者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交易安全功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导致出卖人的不利被夸大．即使的确存在对出卖人不利的情形．也未见得就有必要避免．因为出卖人的身份角色不是始终不变的但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有些绝对化．应当适当修正抽象性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实现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调整四、善意取得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善意取得．亦称即时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动产．但其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以后的《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280条，《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3条，《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等都规定了这一制度。善意取得是基于占有的公信力来维护交易安全的信赖基础。在我国最早承认善意取得是在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6条中规定后在1988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进一步明确“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这一规定与传统的善意取得有两点明显的区别：一是不仅限于动产范围，对部分不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二是只限于共有人非法处分共有财产。善意取得要点有三：一是让与人对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或没有处分权，但是具有所有权的外观，如因租赁、借用而占有标的物；二是存在一个合法正当交易或买卖．即存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符合法律规则的交易行为；三是受让人不知道让与人没有处分权．但善意的信赖所有权外观受让标的物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客体广泛，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动产的权利登记并非绝对正确．有可能存在权利虚像的情形．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民法的公平诚信原则善意取得即可以基于债权关系也可以基于物权关系．充分考虑到善意第三人和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使两者之间利益的一种平衡安排。尽管善意的举证有些困难．但是对于善意与恶意的区分就体现出相对物权行为理论较优的地位.善意取得制度属于法律对动的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制度保护了市场交易中不特定多数市场主体的利益．促进了财产的流通和交易的便捷，实现了社会的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