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传承篇1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农村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农村建设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而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农村建设中的“软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需要的有效途径。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从十七大到十，党中央在会议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作用重大。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发展文化。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力量是农民，他们是农村的主人，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够承担和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任务。
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农村十分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注重文化建设。这就导致农民们劳作之余完全没有娱乐活动，精神匮乏，文化枯竭。一些封建迷信、、等不良活动在农村的土壤上重新滋生蔓延，农村甚至成为了一些发展的温床。这不仅是对农民的文化生活的严重腐蚀，而且也占用了农民正常的劳动时间，甚至阻碍农业活动的正常发展，还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由此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农村文化建设，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发展的传统文化，从根上来说就是农业文化，具有浓厚的农村田园式色彩。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文化开始主导农村，现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有很多问题：
一是机制不全。现在存活于农村并且开展活动的文化机构主要是乡镇文化站、广播站以及老年人协会等，没有具体工作职责，没有单位编制，所以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条件好的花钱聘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条件不好的则由政府机关的人员兼任，这些人员平常基本不到文化站上班，偶尔有活动时才临时组织下，管理比较混乱，也没有太多精力从事文化工作，文化建设更无从谈起。
二是人才流失。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年青人纷纷涌向城市，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对农村文化建设起不到什么作用。即使有一些创业成功回到农村的年青人，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他们回到农村也是为了事业，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兴趣不大，平常的娱乐文化也紧跟城市潮流。
三是经费短缺。近年来，投资农村文化经费虽有所增加，但主要用于增加员工的工资或订阅，真正的文化建设，如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其他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比例很小。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广播室等文化场所设施破旧，有的甚至被挤占。偶尔有一些活动也仍然依赖于外来的赞助资金，制约了农村文化工作的发展。
四是形式单一。由于农村文化活动组织、人员、经费等方面的不足，许多地方将文化站撤了，电影院关了，农民们的文化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缺少了基层的文化组织，没有了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农民们只能自发的组织一些活动。男人们喜欢刺激的，如玩牌，扎金花，；女人们则打麻将，看电视，因为商业利益，电视中真正反映农村生活、符合农村口味的节目电视剧也非常少。
三、发扬传统文化，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原因就在于民族优秀的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体现着勇敢善良、贵和尚中的民族精神。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最早的文化就是农耕文化，文化的根在农村，所以要建设新农村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发扬传统文化，能转化农民建设新农村的观念。农民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首先，要让农民在建设新农村时获得主观上的认同，然后再去组织实践。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下，使得许多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可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受到农民群众的重视。往往会出现一些较为低俗的文化。因此，我们在建设新农村时，要尽可能地组织一些有意义活动。让农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不是建设一个经济优先，文化落后的农村，而是要建设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美好家园。
第二，发扬传统文化，能提高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农民，是建设农村的主力军，提高农民的素质，对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而反过来农村文化的繁荣也必然促进农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发展历史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农民们狭隘的观念，卫生意识淡薄，娱乐活动庸俗，不良习惯盛行。在农村进一步发扬传统文化，用农民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增强民主意识；用农民熟悉的传统习俗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提高农民的思想水平，提高他们的文化质量，可以解决思想文化落后现状，从根本上促进农村文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
第三，发扬传统文化，能激发农民建设农村文化的热情。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到城市，在农村地区长期居住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从传统文化入手，留守的许多老艺人就可以成为新的主体，也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建设农村文化的热情。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中有许多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将他们组织起来，就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队伍，既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又能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即使那些不是艺术家的中老年人，如果建立稳定的团队，组织有意义的活动，创建活动中心，经常开展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活动，是老人们容易接受也乐于接受的，这样就能全面提升农村留守人口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第四，发扬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农村文化建设的形式。在农村活跃的民间文化传统舞龙和舞狮，端午，戏曲，杂技，灯笼，形式多样，内容独特，这些项目重新开发，可以增进感情，而且丰富娱乐生活，也挖掘当地的地方特色，创新出真正适合农民要求的精神产品，进一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形式，推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第五，发扬传统文化，可以节省政府农村文化建设的经费。投资少的民间传统文化形态有很多，大部分如说唱，故事，剪纸，皮影，需要的资金不多，没有太多的要求，设施和设备比较简单，并且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口授身教的，不需要特别的资金。即使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文化的这些优势也能保证农村文化建设正常开展，减轻政府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压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养成了中国式农民既有狭隘的一面，也有淳朴善良，重情重义等传统美德，他们节俭，重视血缘关系，有强烈的家族观念，尊祖敬天。在农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农民们受到冲击，暴露出许多问题，农村文化建设状况不容乐观，但令人欣喜的是，党和国家已经重视，绘制出了新农村的宏伟蓝图，只要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努力，继续发扬传统文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必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三农”发展壮大，实现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平军.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甘肃农业，2013（14）
[2]徐承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J].探索与争鸣，2007（1）
[3]秦海燕.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研究与社会，2010（3）
农村文化传承篇2
农家乐的发展主要依托当地的自然田园风光，结合富有文化内涵的传统习俗，给都市人提供了一种愉快的精神体验。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建筑的变化，讨论了新时期乡土建筑的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农家乐为代表的新农村建筑文化传承。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地域性建筑；农家乐
1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建筑的变化
近些年来，政府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伴随着新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开发了农家乐旅游的地区，农家乐业主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现代人的需要，在保持住原有的乡土建筑风格上开始建设起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确保城里人在农家乐可以得到身体上的舒适和精神上的放松。
1.1新农村建筑景观现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市化得到不断地推进，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增加，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进行改造。然而与城市建筑规划井井有条的局面不同的是，农村建筑规划却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农村建筑和城市建筑有很多雷同，使得农村固有的乡土气息遭到了不同破坏，淡化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对于新农村建筑景观现状，笔者觉得有以下二点可以改进的缺陷：第一，农村建筑现在杂乱无章，缺乏整体规划，没有做到因地制宜的发展；第二，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仿造城市建筑建设自己的居住环境，使得农村特色景观在逐渐消失。
1.2农家乐旅游休闲方式对农村建筑景观规划的影响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前进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拓展了自己的发展思路，开发起了农家乐旅游休闲方式。农家乐的发展，带动着农村建筑的不断改进，在此情况下，农村建筑有以下几点变化：第一，开发固有老建筑的自身特色，在建设中和新建筑结合，以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农家乐的主要休闲方式为特色的农村景观，舒适自然的田园风光，其次为了生活方便舒适，日常生活设施也要达到城市标准。第二，建筑造型应该在统一中塑造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建筑在不断发生改变，建筑也越来越雷同于城市。农村建筑是农家乐需要首先关注的，既要保持住整体的和谐，也要开发出每个农家乐自身的建筑特色。
2新时期乡土建筑的复兴
2.1建筑的地域性乡土地域性，指的是在建筑设计时，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和人文风俗，乡土建筑在设计规划时没有统一的模式，相反为了使建筑的整体风格与当地的风土环境相融合，一般都会在建筑设计中尽量使用当地的材料，这样一来建筑就具有了浓郁的乡土风味。乡土建筑是一种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它的形成与人们世代积累的经验有关，是一种无意识间形成的成果。
2.2乡土建筑的变化1997年吴良镛先生在清华举行的“当代乡上建筑”国际会议上，当代乡土建筑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并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现代乡土建筑可以看成是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它是利用传统文化因素和当地气候、物质等条件在建筑设计上做出的具体表现，并将这些传统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在建筑中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来表达和反应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代乡土实际上就是地域性建筑的一种创作原则，体现了传统的本土文化与当代的世界文化的融合。这一理论讨论了新形势下地域性建筑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经济腾飞时期，地域性建筑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设计思路。
2.3农家乐旅游形式的发展对乡土建筑的影响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新的旅游形式得到开发，即农家乐休闲旅游。随着农家乐旅游被都市现代人广泛接受，中国地域主义建筑也逐渐受到关注。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已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建筑。比如说，我国西北地区农家乐所用建筑，一般都是利用当地的天然黄土建设的新型窑洞建筑，这类建筑造价低廉且保温隔热效果良好，延安率园村住宅就是一个成功的建筑范例。另外，江浙地区的农家乐建筑一般都是延续对砖瓦等乡土材料的使用，所建成的也多半是红砖小楼，还带有青瓦屋檐。
3以农家乐为代表的新农村建筑文化
目前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普遍具有千村一面的缺点，而农家乐发展有利于改变这一发展缺陷。农家乐的建筑设计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和原生态，要求村庄面貌各具特色。它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地方建筑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土建筑和地域建筑的大力发展。农家乐的建筑的特点主要在于，回应当地的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吸收借鉴当地的建筑形式，从而延续和传承当地的建筑文化。
3.1新农村建筑与当地自然条件相协调农家乐在建筑在建造之初，为了适应自己的经营特色的需要，比较关注对乡土气息的营造，强调对于建筑的选址、形态与布局。为了更好地体现农家乐的特色，一般情况下，新农村建筑都注重与自然相适应，尽量让都市人体会到自然的秀美，并感受到建筑背后所蕴含的地缘、血缘和情缘。具体来说，农家乐建造常根据环境，依山就势，利用坡地，选在“负阴抱阳”的地段以取得充沛的阳光和获得良好的通风。区别对待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村落形态，尽量使建筑与村庄布局和自然环境相结合，遵循周边山水格局、湿地系统、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
3.2新农村建筑呼应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美丽乡村的建设，带来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田舍，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关联。新农村建筑对于文化的传承，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景观,还带有特别的精神寄托。农家乐保持着传统的建筑形式展示了传统习俗，比如定期举行的农艺活动和民俗表演,都是农村一道充满地方色彩的人文景观。农家乐为都市人提供了城市少有的自然风光和传统风俗，旅游者还可以再农家乐中亲自体验农民的生产过程,认识乡土风貌、民风民俗，这样一来还有助于传承乡情，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
4结束语
在未来,农家乐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开拓领域，为了更好地发展农家乐，传承农村建筑的文化底蕴，建设者们需要使用好竹、木、石等天然材料和砖、瓦等人材料，这些乡土材料建设出的乡土建筑带有浓郁的地域主义风格，还传承了当地的建筑文化。
参考文献：
农村文化传承篇3
关键词：文化建筑空间；孝文化；祠堂；文化礼堂；传承
一、引言
随着时代变迁，现代化进程推进，农村社区内许多承载传统文化的建筑空间遭到严重破坏。像祠堂这种具有体现中国孝道观念，承载孝道文化的空间载体（冯尔康，1996），也面临着巨大消失风险。甘满堂（2014）认为导致风险产生的关键在于祠堂建筑空间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不断消失，“在福建，村庙可以申请登记为道教或佛教活动场所，拥有保护自由的法律‘护身符’；哪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村庙也会得到一块地而异地重建。而祠堂除了‘文物’之外，再无其他‘护身符’；若未被登记为文保单位，那它通常只能是消失。”。显然，祠堂在农村社区的存在空间已经被压缩，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与祠堂之下的孝道象征意义也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那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怎样才能更好传承孝道文化。如何通过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来补充祠堂孝道传承功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众所周知，历来朝代都对“孝”做过阐释。早在《尚书》中，曾把“孝”解释为“厥养父母”。《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显然孝是以围绕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关系的展开为前提，但敬养父母仅仅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孝（肖群忠，2002）。广义的孝则应为“慎终追远的意识，以及延伸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里、扩展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教育、文艺、民俗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传统儒家所要求的亲亲、尊尊”。也就是说，孝不仅是针对个人对父母的敬养关系，更是个人对社会生活表现的一种精神气质。沿此逻辑，朱岚（2010）对广义孝的概念做进一步延伸，广义的孝是立身处世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是对所有长辈、亲贤一种尊、敬、善的行为。本研究是以传统祠堂中孝文化继承与发展为基点，来探讨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在现今阶段新型建筑上的社会性延伸。因此本研究中所强调的“孝”将特指广义层面上的“孝”，及社会对老年人的敬老、养老行为与长幼有序礼制准则将统称为“孝文化”。目前国内有关乡村社区内孝文化传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包括：传统孝道文化空间如何传承孝文化（冯天瑜，2005）、乡村社区内组织村民进行孝道实践来传承孝文化（朱启臻，2015）、利用家庭日常教育传承孝文化（李小燕，2006）、依靠乡村学校以及借助传统艺术开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去传承孝文化（周亮，2009；陈瑞生，2011）。但以往研究出现这样一个空白，便是承载孝文化的旧文化空间消失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承载孝文化的空间载体。大量有关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又表明，一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建构对文化的形成、保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公社集体主义解体后，福建乡村社区村庙的复兴，以及围绕村庙展开的祭祀仪式，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多元文化的产生（甘满堂，2008）。随着基督教会所在传统村落的兴起，乡村文化空间发生了变迁，使原本维持乡村秩序的宗族与祠庙的公共空间地位交付给了基督教会所来完成（李华伟，2008）。同时，乡村文化空间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周尚意、龙君2003），以及一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又助推了村民自治的产生与发展（王春光，2004）。这些研究都说明，农村社区新型空间对当地文化的变迁作用。因此，以农村社区中新的文化空间样式探讨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成为一种可能。最重要的是，“空间——行为”理论同样指明，文化空间在依靠建筑空间表达观念精神的前提下，对个人观念形成，以及行为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舒尔茨（2005）曾对建筑做过如下的论述，“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自远古以来，它已使人类的存在变得富余意义，并使人类在自身之中寻找到一个立足点。所以建筑不能用几何或符号概念来完满表达，它应是一种象征，并可以成为表达和传载人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的象征形式。”吴良镛（2011）指出：“任何建筑空间除了自身的居住、实用功能之外，它既含有物质内容，但更应该注入精神上的内容。”而这种承载精神观念的空间，又会作用到个人的意识之中。耿海燕、朱滢、李云峰（2001）也认为任何一种无意识的信息在反复的刺激后，都会形成特定的思维意识。再进一步讲，文化空间又会构造一种场域。让村民在无意识下，把身体动作转变为一种生活习惯。正是空间与意识的关系，让一些学者关注到空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徐从淮（2005）系统的探讨了建筑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建筑空间对主体的心理影响，从而产生行为的影响。建筑学家与人类学家的拉普卜特（2004）认为，建筑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诱导建筑空间内的主体行为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会被带入到一个人的习惯当中，形成一种文化特质。以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本研究的前提假设，同时也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乡村社区下的文化空间建筑对个人意识与行为将产生影响，而承载孝文化建筑的新型文化空间将对村民的孝意识行为发生作用，进而传承孝道文化。基于此，本文将选取一个已经具有承载孝文化空间建筑的农村社区，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定农村社区中新型文化建筑的考察，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或者转化而来的？第二，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建筑，是依靠什么方式影响村民的孝道意识的？第三，如果村民已经具有孝道意识，又是如何展开行为实践？希望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追问，理清乡村中新型文化空间对孝道文化传承过程与对孝文化的传承作用。
三、传统公共空间承载孝文化的两个维度
“祠堂”这一文化建筑空间起于汉朝，最早被用作供奉祖宗牌位。那时的祠堂称为家庙，与墓地合为一体成为后人祭拜祖先之地。直至南宋朱熹在《家礼》中明确提出祠堂之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至此“家庙”才被改称为祠堂。这时的祠堂从建筑与文化内涵两方面发生转向，从建筑角度讲，祠堂与墓地分开，单独成为祭祀祖先的建筑。从孝道文化内涵角度讲，它被赋予新的功能，“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开业传世之本”。由于祠堂是满足家族需要得以产生与发展，它也成为家族主义的重要的空间地理标志与家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家族依靠它把区域内分散的宗族成员、把过去的祖宗与现实的后人整合在一起，并以“孝道”作为维护家族网络关系的基本法则。正是在此情况下，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祠堂的家族性特征决定了其建筑空间对于本村村民的“内”与“外”之分、决定建筑空间的认同性与排它性，这赋予它成为一种指针对本宗族的公共建筑。由此空间生发出来的孝道准则，起到对本宗族的成员起到规范与惩戒作用。浙江下宅村的朱氏祠堂在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据《潭溪朱氏宗谱》载，朱氏祠堂始建于明初。由于元末明初常年战乱灾荒，下宅村朱姓始祖为躲避灾祸便带领带族人从义乌县赤岸迁于此地，在此发家，兴朱姓一族。后人感念祖上之恩，而建朱姓祠堂。朱氏祠堂作为朱姓家族的公共空间，它在“孝”的表达上具有两方面维度：一方面它是国家实行孝道教化的工具，强化家族中个体成员的家族身份认同的空间性纽带。另一方面它又是传播孝道观念，通过惩戒与奖励的机制维护家族内部的正常运转秩序的重要场所。从第一个方面看，传统下宅村借助祠堂把国家、家族、个人置于同一个文化网络之中，在三者间建构一种孝道观念的纵向下渗的文化通路。朱姓宗族与宗族个人之间在展开孝道关系的同时，代表国家意识的道德观念——即儒家孝道，借助祠堂把国法礼数渗入到村庄内的宗族成员中间。“乾隆二十五年（1706年），清廷颁布的《颁胙条例》规定对老年人在祭日时获得的待遇以及忠义孝悌之人享受的待遇等条例，就利用祠堂公布给村民”（王克俭，2012）。祠堂作为传播媒介把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孝道观念传达给了家族中的个人，并以国家名义对个人进行教化，让人养成尊老敬老的孝道意识。同时，国家又在规定中体现长幼有序的秩序，表达对于老年人的尊敬礼爱。从第二个方面看，在传统下宅村社会，祠堂还作为扬善惩恶的文化空间载体，“孝”与“不孝”则是褒扬与惩治的重要内容。在朱氏族人看来，不孝是违背伦常，大逆之罪，因此必须严处“孝悌不敦：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子弟当尽之职分。有忤逆犯上及重服违制者，祠族分别重罚”（王克俭，2012）。那应如何惩戒？在传统下宅村祠堂内以藤条鞭打不孝者以此作为一种重要惩戒措施。作为朱姓氏族权威的祠堂“藤条”，便为孝道精神延伸的物质化符号。因为，它不仅代表着权威与势力，它还代表着一种让族人臣服的道德要求，它与道德、年龄、地位紧密连接在一起。而这种道德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孝道伦理。当然，祠堂除了以孝观念为基础，发挥惩恶的作用规范族人外。还具有扬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主要借助文化空间内的实体器物，它们作为孝观念的物质性延伸。传统朱氏祠堂大堂正上方就挂有许多匾额。这些匾额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记述功名的如“左丞相”“状元”“进士”。第二类是记述道德的如“孝义”“忠慈”。只有在功名上、道德上有成就的人才能以匾额的形式被挂到祠堂内，享受族人的敬仰。而“孝道”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敬仰最直接、简便的方式，也成为大家得以遵循、恪守孝道的动因。这样祠堂除了与宗族中的功名产生联系外，祠堂也与孝道精神产生关联，通过祠堂起到激发、褒扬族人重孝的意识。让族人在祠堂内的交往中，养成重孝的习惯。显然，传统朱氏祠堂作为一种家族建筑，它以孝道为连接点把国家、家族、个人构连在一起。作为一种文化空间，规范了族人的孝道要求与秩序。并以空间内的物质实体延伸孝道文化，使孝道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这里，个人的家族身份得到认同，并以此为展开进入到家族的日常生活中。祠堂凝聚起整个朱姓家族，同时也使孝道观念通过祠堂在家族内部绵延接续。直至近代，由于的产生使下宅村的祠堂彻底离开了历史的舞台，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彻底消失在了下宅村的村域之内。随之而来的是，祠堂赋予朱姓族人的家族凝聚传统与孝道劝诫作用随之消失。国家权力在这个时期，替代了下宅村传统的村落秩序，国家意识取代了下宅村的宗族观念。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权力在下宅村的撤出，下宅村村民出现道德真空，这时市场化、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填充物占据了下宅村村民的道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下宅村中传统孝道观念开始逐渐湮没。朱氏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它承载着村民的道德理想与孝道观念。承载着孝道的惩罚、规训与秩序。它的消失，使这一切失去了落脚点。对老年人讲，祠堂是尊老敬老的场域，是老年人权力得以照顾、承认的发源地。对年轻人讲，祠堂是培养老幼秩序的训练场，是树立孝道观念的大讲堂。时至今日，社会变迁，原本承载孝道文化观念、表现人际秩序的祠堂固然消失在下宅村内。但孝文化像种子一样，只要为它提供适当的土壤、合适的气候，它又会生根。文化礼堂建设就像为孝文化重新提供土壤，为孝文化这粒种子提供生根的机会。因此，伴随着文化礼堂在浙江兴起，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样式对孝道文化承载作用，接续很多传统祠堂功能，成为传统祠堂延续。文化礼堂对孝文化的传播与承载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新型文化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延续与转化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空间样式，起源于2012年的浙江省，它的前身是“文化大院”，之所以由“文化大院”变为“文化礼堂”，主要突出对“礼”的承载作用。根本目的则是通过乡村内特有的文化空间保存本地文化资源、普及传统文化以及宣扬优秀的现代文化，达到教化育民，培养村民道德价值观念的目的。由于文化礼堂与传统祠堂都具备道德教化功能这一特性，因此浙江省各村的“文化礼堂”多是基于传统祠堂的文化空间发展起来。例如金华市琐园村的严氏祠堂、澧浦镇的王氏祠堂都在保存祠堂原本的结构样貌下转化为本村“文化礼堂”。而一些已经消失了祠堂的村庄，如下宅村。则利用本村的沿袭下来的文化特色，借助物质承载物把本村的文化特质注入到新兴的文化礼堂中，并在此文化空间恢复礼俗仪式完成对村民的道德教化，弥补祠堂消失所带来的不足。（一）文化礼堂对传统祠堂空间孝道理念的继承在这里，有必要从空间上，把下宅村承载宣传文化与文化活动场所称为“文化堂”，以此与文化礼堂概念相区分。下宅村的文化堂从整个文化空间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堂的外部空间，另一部分则为文化堂的内部空间。文化堂外部空间表达孝道含义是由三个元素构成。其一，环绕文化堂的廊道，廊道上的本村孝道故事凸显着孝道文化。其二，为文化堂门口的一副楹联，上联为“文化礼堂传今古佳话”下联为“精神家园承世代文明”，直接表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其三，为挂在文化堂外部强上的“孝心榜”。通过村民为老人捐款的记录，直接宣传孝道行为。这些物质化的象征符号直接反映出生活中的孝道文化精神，起到告诫与引导村民行孝。文化堂的廊道上所除了呈现的是下宅村民间艺术、传统孝道故事外，更注意对个人孝道行为的文字与图像记忆。这些长廊不同于传统祠堂上方所挂起的“进士”“状元”“忠孝”等匾额，它已突出日常生活中的行孝方式为主题。它记载着儿媳如何孝顺公婆、子女怎样孝敬父母的日常行。孝德廊把真人真事记录下来，教育村民效仿行孝，孝顺儿女的相片被放在孝德廊内，人人口碑传颂。孝心榜，则是历来村内、村外企业和村民为本村孤寡老人捐献行为的记录，是人们表达爱老敬老的方式。文化堂外部的要素从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寻找到出发点，一面是传统故事、古老楹联。另一面是现代的相片、现实的事迹。这些符号是人们真实生活中孝道表达的写照，文化堂通过它们把个体日常的孝道行为形塑成一个形象，并把这个形象带到了公共场域，每一个形象又会作用村民的意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并非是毫无关联的符号，它们构成一个象征符号群，是敬老爱老增强村民对孝道的认识效果不可缺少的一环。文化堂内部则分为前厅与后堂。前厅与后堂的空间划分，实则内在的规定一种空间秩序，空间秩序的安排则是以老幼的年龄差距为基础进行区分。尤其当文化堂内举行有老年人参加的敬老仪式时，文化堂内的空间表达会非常明晰。空间内的秩序规定了老年人的位置与权力，明确了村民的敬老爱老意识。一方面，敬老仪式依照老人的年龄规定就坐次序，年龄较大、村中地位较高的老人会座在前堂，小辈们按照辈份次序依次分坐于大厅或站立前堂两旁。座次顺序的安排暗含一定的老幼尊卑孝道秩序观念，其意义在于，使村子里的老人和年轻人都具有准确的辈分与长幼标记。文化堂重新以礼俗社会的空间规范来指导人们道德，加强个人敬老观念。另一方面，文化堂以敬老仪式的“身体实践”来规训村民的身体记忆。首先，孝道观念在子辈村民中的记忆，是孝道仪式操练的展示场所。行礼作为一种身体实践被看做是表达敬老爱老的标准。一般来说，不同时代表达敬意的方式不尽相同，文化礼堂内敬老礼仪实施时，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用不同礼仪方式表达孝义。自文化礼堂出现之时起，如今每年夏季举行的四世同堂家庭进行敬老礼时，子辈会给老人磕头，孙辈则要向老人鞠躬，并在此基础上向父母鞠躬，重孙辈则需要给所有长辈行礼。每逢重阳节都举行孝道仪式，此习惯促使孝意在村民间的长久留存。“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身体中。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虽然不留痕迹，但却避免了在所有话语实践中可能遭受到的侵扰与冲击”（保罗康纳顿，2000）。因此，文化礼堂成为承载仪式的现场，人们在仪式过程中用身体实践重复过去的历史传统，最终把孝道观念封印于村民头脑当中。下宅村的文化礼堂建筑通过内部方位安排体现对老年人的关照，秩序规范依然以敬老行为的操演渗入到村民意识中。文化礼堂尊崇传统尊老道德习惯，接续传统祠堂建筑的孝道功能依靠孝道秩序。总之，作为文化堂建筑中的一种孝道象征符号——孝心榜、楹联、廊道构成孝德展示，文化堂内部空间秩序规定和村民在文化堂内部实行的仪式操演，构成村民敬构成村民敬老爱老的孝道精神的物理空间与肢体性的延伸。（二）文化礼堂补充传统祠堂空间对养老实践的现代需求居家养老中心是“文化礼堂”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文化堂孝道的精神性延伸。一方面是以日常生活入手，从实际入手解决老年人吃、住、养的问题。下宅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过高（下宅村总人口1039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234人，比例占到百分之22.3%）①，且村中孤寡老人较多，因此全村有20多名孤寡老人需要解决吃、住、养的问题。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便利，建筑为单层结构，在建筑外的中央处挂着百善孝为先的匾额。除了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外，居家养老中心还设置保健室、室、图书馆等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尽管从物质功能上看，居家养老中心与城市的敬老院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但实质上，居家养老中心打破由于城市敬老院中老人因互不相识与习惯差异而导致的精神隔阂。以遵循“离家不离村”的理念，填补老年人的“思乡”情感，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通过对文化空间上的分类描述与两则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成为蕴含孝道观念祠堂的替代形式，它生发了原有祠堂所具有的情感性力量。假若没有任何建筑形式来接替祠堂孝道功能意义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维持村落秩序与激感力量的建筑形式，在村落地域内将不能出现。最重要的是，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在空间上的结合，有效的强化了孝文化的传承，满足老年人的内在需求。（三）文化空间功能发展与孝文化变迁下宅村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体现出两种不同功能，就文化礼堂来说，它是承载孝文化教化功能，是传统孝文化仪式、礼仪教育的操演场所，也是现代孝行的宣传阵地。通过孝文化仪式和尊老爱幼模范事迹的不断上演，加强人们对孝文化的理解，不断丰富着人们敬老养老的精神。居家养老中心则是一个孝行为的实践场，人们在文化礼堂认识孝文化、树立尊老敬老观念的同时，在居家养老中心得到了实践的操演过程，认识与实践的空间整合，使敬老理念与养老实践结合在一起，有效强化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加上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孝文化得到了有效发扬，从而真正做到孝所要求的“敬与养”的融合。卡特勒曾对建筑空间的教育功能有过这样的评价：“教育的复杂性，即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其中有许多变项，而教育建筑是教育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项”（秦红玲，2006）。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的空间整合，发挥了建筑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赋予了学孝与尽孝的双重含义，对村民们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孝文化的教化功能。根据心理学揭示的文化传承原理，孝文化规范的养成要经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服从是孝文化规范培养的开始阶段，有自愿的服从，也有迫于某种压力的服从。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孝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对社会整合、形成一致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化阶段是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孝文化的理念，愿意根据角色要求规范自己行为，以便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这个阶段，宣传和示范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示范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同化效应的发挥。内化是在同化的基础上把接受来的孝文化观念变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稳定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发展为一种信仰，而且还会影响、教育其他人。在农村社区具有潜移默化地从服从到同化的天然优势，下宅村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所创设的环境空间整合了孝文化资源，突出了这一优势。居家养老中心使文化礼堂所弘扬的“孝”被赋予一种实际上的行动与真实，人们在此体验，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其它领域，进而影响孝行习惯。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空间上的整合，增强孝文化从理念到行为的实践过程，它扩大了孝在当前社会下的文化转变，相较于传统祠堂空间只承载孝道理念来讲，更具有实践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
文化礼堂作为农村新型文化空间，承载了祠堂的孝道功能。但相较于祠堂，文化礼堂更被赋予居家养老中心的孝道实践功能。二者的结合为乡村孝道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就是把孝道的宣传教育与孝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以空间建筑的整合为载体。一些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由于没有意识到宣传与实践的结合意义，常常出现二者分离或其中一个缺失的现象，造成仪式性宣传与实践的脱离，弱化了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我们调查过的村庄中，有的建设了文化中心，其中也有敬老的内容，但是没有类似敬老中心的实践条件，使敬老文化的宣传效果打了折扣。也有的村庄文化礼堂与居家养老中心相隔距离较远，二者的空间隔离出现了一边是热闹的文化礼堂，另一边是被村民遗忘的老人们。无论村民在文化礼堂内如何操演，形成“孝”的记忆如果远离孝道实践，就很难与敬老行为建立密切关联，孝行因此得不到及时强化最终削弱其教育效果。对于除了孝文化之外的其他乡村文化来讲，使得以“文化礼堂”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空间真正发挥作用，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除了重新恢复并构建文化空间内承载文化的物质实体，并通过仪式操演强化其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外，孝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表明了应建造相应文化实践场所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8.
[2]甘满堂.[乡村!乡村]福建祠堂=世界遗产[J/oL][2014-05-22].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4]朱启臻.留住美丽乡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7.
[5]李小燕.从族谱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77-80.
[6]周亮.试论贤孝的艺术价值、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J].科学•经济•社会,2009(02):20-23.
[7]陈瑞生.基于孝道文化传承的养老教育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11(08):82-83.
[8]甘满堂.福建村庙酬神演戏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J].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58-63.
[9]李华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J].民俗研究,2008(04):72-101.
[10]周尚意,龙君.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J].河北学刊,2003(02):72-78.
[11]王春光,孙兆霞,罗布龙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J].浙江学刊,2004(01):137-146.
[12][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李璐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
[13]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6.
[14]耿海燕,朱滢,李云峰.错误再认:仪式、注意和刺激特性[J].心理学报,2001(02):104-110.
[15][美]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m].黄兰古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2-45.
[16]徐从淮.行为空间论[D].天津:天津大学,2005.
[17]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94-99.
[18]朱岚.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5.
[19]王克俭.文昌武曲写春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77.
[2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90.
农村文化传承篇4
关键词：传承创新；农村；优秀民俗文化；时代价值
中原优秀民俗文化，深植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具有传承性强、世代沿袭，渗透性强、影响广泛，鲜活性强、内容丰富等特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其最贴近日常生活，最草根却又最质朴。继承和创新农村优秀民俗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带动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甚至不少民俗文化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在此种背景下，尤其需要重新审视农村民俗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民俗文化的自身价值：文化传承与延续
作为传统文化在民俗领域的反映与投射，优秀民俗文化本身既是瑰丽的文化资源，又是传递文化密码的载体。
一是优秀民俗文化包含民族文化的基因。优秀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民间文化多以世代口头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承，民众最朴实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道德要求、心理感受等也附着于这些民间文化得以世代传承，中华民族草根文化也由此得以延续。我们现在所解读和参与的许多农村优秀民俗文化都包含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营养元素。
二是优秀民俗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源泉。传统的优秀民俗文化孕育了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并存、交融、吸收、超越。所谓传承与创新正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深刻规律：现代文化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经过检验，不断被突破和创新而更适应现代化发展。
三是优秀民俗文化是现代先进文化的根基。近几年，很多地域掀起了重新检视民俗文化的风潮，深度挖掘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把民俗文化打造成先进文化的坚实基础。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俗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大众的，因其包含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得到最广大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实践与传承；其二，农村民俗文化因其最朴素的草根性，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生活气息浓重，最容易被普及、被接受，最容易变成现代先进文化的根基和艺术基础；其三，群众在传承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形成共同心理感受和风俗习惯，并进一步生发出其信仰与文化认同。
二、民俗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经济资源与竞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文化遗产经济学的出现，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原民俗文化经济已经日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更多人们开始关注到民俗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社会文化观念、文化形态等都成为市场经济繁荣的精神条件。因此，更要深入挖掘最具内生性，最能体现民族认同感的优秀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激活千年历史文化资源。
一是推进民俗文化产业化，扩大民俗文化的资源效应。当下，一些地方的民俗旅游、民俗歌舞演艺、民俗制造等已经借助产业化，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俗文化产业化能将民俗文化的内涵、自然的人文景观、群众的生活实践、休闲娱乐等结合起来产生联动效应：既带动相关产业整体发展，又解决了群众的就业增收问题。所以眼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灵活转变观念，提升产业化的意识水平；确立思路，明确产业化的基本目标；找准产品，规范产业的操作流程；准确定位，找准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合作伙伴。
二是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精神，既是促进经济物品保值升值的人文动力，又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原动力。民俗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资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价值，应该抓住机遇发挥其社会效应，整合其经济价值。
三是提高文化竞争力，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民俗文化的地域性、艺术性等特点明显而不可复制，特色成就竞争力。近年来，各地竞相把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视为现代产业化的天然资源，不懈余力进行开发和创新，运用各种方式挖掘其深厚底蕴，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如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又维系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种族认同。这些都进一步推动民俗文化成为区域综合实力的核心竞争力。
三、民俗文化的社会价值：社会秩序与和谐
民族认同和社会团结离不开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公平、正义、和谐等理念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反复演绎、宣传已展示了塑造民族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
一是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民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泉和载体，信息承载丰富、教育教化有力，记忆传承深刻，数千年来承载和传承者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民族性格和心理密码，为民族精神的培育和传承提供无尽的营养元素。社会成员通过民俗的维系功能保持凝聚力、向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冲击虽然强大，但民俗文化作为维系民族团结的坚强纽带，在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方面价值明显，保持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民族独立性。
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匡正社会风气。民俗文化包含着历代劳动人民生活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当这种总结上升为一种习俗之后，便以传统道德为基础发挥着社会规范的普遍约束力。虽然它不似法律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构建健康、和谐、文明的现代生活方面却有天然的优越性，比如其内蕴的道德律令，比如其零成本性等。
三是民俗文化具有教化民众的教育功能。譬如传统戏曲中蕴含和合精神，如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等现代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执著追求真善美强烈批判假恶丑的抑恶扬善精神；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忠贞不渝的诚信观念等，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维护人际和谐、匡正社会正气都有巨大的作用。一些存在于民俗中的惯例已经成为藏而不露的社会规范，甚至可以作为法律的补充和立法的基础。
四是丰富农村生活，调节民众心理。基层民众是农村民俗文化的创造者，田间地头是其传播的舞台。所以即便现代化的生活模式业已成为部分农村的常态，但互联网等媒介所传扬的一些生活状态和思维习惯依然被许多农村人认为是与自己生活格格不入的“另类”。这些人依旧愿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民俗文化，通过自发性、简朴性的民俗活动来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心理上的调节。
农村文化传承篇5
关键词：婚俗文化；传承；变迁；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6―0069―03
一个地区特有的文化，婚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反应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村庄是社会的缩影，更是社会婚俗文化传承最为完整的地方。探究村庄婚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既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记录，也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记录。建国以来，古交农村地区婚俗文化的传统礼仪基本传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一些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发生变化的有：择偶方式、结婚年龄、结婚礼仪、通婚圈等。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田野调查、采访关头村1930年――现今的各个时代的村民代表，通过总结分析关头村婚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并结合《古交志》《河口村史》，从而得出关头村的婚俗文化可作为古交市农村地区婚俗文化的代表，以关头村的婚俗文化即可透视整个山西古交农村地区的婚俗文化。
一、建国以来古交地区婚俗文化的传承
古交地区婚俗礼仪程序基本以“六礼”为核心，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再融入当地老百姓的智慧，演变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婚俗文化。其成婚程序大致有：提亲、定亲、拣日子、妆戏、嫁娶、婚后六个阶段，其中，嫁娶是成婚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婚俗最为细致的环节。包括道人、抓岁岁钱、女方离窝、响工聒喜房、男方迎亲、拜天地入洞房、闹洞房、道喜、谢婚、谢人等几个重要环节。
关头村距古交市35公里，位于古交市的西北面。河口村距古交市5公里，位于古交市的东南面。相对距离较远的两个村庄在结婚礼仪中基本一致，《河口村史》中对当地婚俗礼仪的记载也同样提到议婚（提亲）、定婚、拣日子、妆戏、迎亲、男方聒喜房、女方离窝、闹洞房等这些重要的环节，其细节方面也几乎一致，不同的只有一点，《河口村史》对河口村婚俗礼仪的记载中，有一个环节叫“打腰站”〔1〕203-204，是当地特有的。《古交志》〔2〕533-536中对古交婚俗礼仪的记载相比《河口村史》较为简略，记录了古交农村联姻的几个过程：议婚、纳采、订婚、登记、妆戏、迎亲，同时对富有古交特色的几个特点进行记载，如：离窝、包富贵、闹洞房、子孙糕等，同样从《古交志》中可以看出，关头村村民口述中的婚俗礼仪与《古交志》中记录的婚姻礼俗基本相似。因此，本文对古交地区婚姻礼俗的传承不再赘述。
二、建国以来古交农村地区婚俗文化的变迁
建国以来，古交农村地区的婚俗文化基本上传承下来。但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偏僻的农村也在发生着变化，婚俗文化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其主要表现在：村民的择偶方式、结婚年龄、结婚礼仪、通婚圈等的变化。
1.村民择偶方式的变迁
建国以前，村民的择偶方式主要是靠父母包办，有些人从小就被定了娃娃亲，男女双方在成婚前基本上未曾谋面，也有的家里孩子多，家庭贫困，从小就给别人家当了童养媳，还有家里男孩多或女孩多，就与别家换亲。村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既是换亲，又是童养媳，“我家有两个男孩，桃子家（女方）有筛雠孩，我们两家都贫困，所以就换亲了，桃子2个月的时候就来了我家，我比她大两岁，我17岁结婚的，当时没有结婚（领证），也没有打喜，聘礼也没有，就在大年除夕吃了一顿油糕，就算是结婚了。”①建国后，村民择偶方式逐渐由父母包办为主转变为自由恋爱为主，虽然同样有媒人介绍，但是男女双方要先相看，经得二人同意后，方可让二人结婚，男女双方有一方不同意，婚姻将终止，女方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同样可以提出离婚。村中杨玉银在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这样说：“我是1965年结的婚，当时我高小毕业后在本村担任教师，跟一名女学生相好，我们1962年定的婚，当时凡英（女方）14岁，我20岁……”②村中薛忠厚在谈到他三哥的婚姻时这样说：“当时我三嫂（李佩则，娄烦人）已经“问（许配）”到了堤子头（距关头村5公里），后来不愿意了，又介绍给了我三哥，我三哥也是别人给介绍了很多都看不上，就看上了我二嫂，他们是在1978年结的婚……”③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得出，建国以后，村民的择偶方式在不断进步。但是，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与时代潮流不符的情况，即使是在80年代，村民在择偶时仍然存在父母包办的现象，例如：村民薛明与张丽英就是由父母包办，张丽英这样说：“我们1985年结婚的，我当时23岁，他27岁，我们是由父母包办的，当时我不愿意，就被我堂哥又打又骂，没办法，只好嫁给他……”④村民王林叶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这样说：“我11岁就被父母给定了婚，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没人干活，所以早早定婚，让他来帮忙干活，我们是在1982年结的婚，结婚时22岁，最初感情不怎么好，后来时间长了，有了孩子的牵挂，才有的感情……”⑤90年代以后，父母包办的现象基本消失（生理有缺陷的除外），自由恋爱越来越多，成为主要的择偶方式，村民们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进步的变化，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发展，村民思想的不断进步和国家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尤其是现代文化的冲击对其影响较大。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村民婚姻观念也发生大的变化，当然传统婚俗文化也会有所残留。杨秀莲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农村婚姻观念的变迁及特征》一文中认为农民婚姻观念的变化是现代文化冲击的结果，其变化的特点概括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3〕
2.结婚年龄的变迁
法律一贯意义上对人都有种强制力和约束力。民俗的变更可以是由人们有意识的变更所引起。〔3〕39建国前，村民普遍结婚年龄是在17、18岁。建国后，男女双方的结婚年龄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经调查发现，从50年代到90年代，受到1950年《婚姻法》⑥及1980年《婚姻法》⑦的影响，关头村男女双方的结婚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女方一般在18-22岁左右，男方一般在20-27岁左右。男方结婚年龄稍大的原因普遍由于家庭贫困。2000年以后，村民结婚年龄出现新的特点：村民结婚年龄差异性太大，中途辍学的在17、18岁就已经结婚。考上大学，攻读完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结婚时已经30岁左右。受到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高额的礼金及彩礼，要楼房、要车的风尚的出现，村中许多30岁左右的大龄男青年未能在适婚年龄结婚。
3.结婚礼仪的变迁
建国以来，关头村婚俗礼仪的变迁主要表现在：迎亲工具、彩礼、女方陪嫁物品、礼金、酒席饭菜的变化上。“建国以前，结婚迎亲用的是人抬轿、驴拉轿，聘礼普遍是20、30个白洋，陪嫁什么也没有，最多一件衣裳，礼金一般是一、两个大洋，当时请人吃饭吃的是油糕、大烩菜。”⑧“50年代，人们普遍用的是轿子，轿子是跟人家专人定制的，聘礼普遍是30块钱，有的人家还要30斤黄豆、30斤米、30斤肉，陪嫁也没什么，礼金一般是3块钱，或者5-10斤莜麦，酒席上吃的是大烩菜。”⑨“60年代前期，结婚迎亲用的是驴拉轿，是高桌绑轿，将两张桌子腿朝上，绑起来，再将四根木条子绑到桌腿上，搭上一条线毯，顶上裹个做饭用的‘捏叭子’。聘礼普遍是400元，陪嫁是一些洗漱用品，礼金一般5-10块钱，村亲是10斤莜麦，请人的饭菜是大烩菜（土豆、豆腐、肉、粉条子）”⑩“我们结婚正好是‘’时期”，1968年结的婚，当时普遍聘礼是400元，我们家穷，出了300元，受到‘’的影响，我们结婚很简单，我弟弟去她家把她接过来，没有酒席，没有仪式，就领了个结婚证，她陪嫁就陪了个镜子和梳子。”①70年代与60年代前期在迎亲工具、彩礼、礼金等方面没有多大变化。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生，乡村经济发展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彩礼、礼金、陪嫁物品、酒席饭菜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是1985年结婚的，迎亲用的也是驴拉轿，当时聘礼是700元，还要三大件：‘车子、手表、缝纫机’，车子是飞鸽牌的，手表是上海表，缝纫机是雁牌或者太行牌的，除了这些，要200斤莜麦，我家陪的是扣箱、靠椅、座钟、衣裳、毛巾、洗脸盆，礼金一般是10-50块钱，有人上的是15斤莜麦，请人吃的是大烩菜（丸子、烧肉、豆腐、粉条、土豆），还有八个凉菜”②90年代，相对80年代又有了一些进步，“我们是在1995年结婚的，迎亲用的是驴拉轿，聘礼4000元，还要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三、四年后，还有要木兰的，当时叫‘三金一冒烟’，陪嫁有电视、沙发、柜子等，礼金一般是30-300元，还有上毛毯的（外家），酒席上吃的是火锅、鸡、鱼，花样比现在少，但也差不多接近了。”③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迎亲工具在保留以前驴拉轿的基础上，开始使用汽车，一般都有6-8辆高档汽车随行，聘礼也在逐年提高，从1万到现在的10万左右，‘三金一冒烟’变成了铂金项链另加三金或钻戒、楼房和汽车，陪嫁也由沙发、彩电、洗衣机等家具用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钱，男方给的聘礼，如果女方经济不错，基本上都陪嫁过去，如果女方经济不好，父母观念传统，也有嫁妆什么都没有的。礼金一般在200-1000元，酒席饭菜基本与城市接近。总之，从50年代到现在，关头村的婚俗礼仪中，迎亲工具基本上是轿子，只是到了21世纪以来才新增了汽车，聘礼随着时代潮流在不断提高，彩礼的名目也在不断增多，女方陪嫁的物品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见证了村民逐渐摒弃封建传统思想，与时代潮流不断接近的过程，酒席上饭菜的变化更是村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见证，这些变迁从经济与思想上反映着关头村村民生活、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
4.通婚圈的变迁
90年代以前，村民们基本上在村内或邻村活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外打工、谋生的相对较少，所以村民与配偶的认识范围也很有限，大多是村内或邻村，也有距离稍远的，基本上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或者嫁到本村的媳妇将自己村的姑娘介绍到本村。90年代以后，村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越来越少，出外打工谋生、上学、定居的越来越多，村民们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随着新式媒介，比如：电脑、手机、QQ、微信等的出现，村民认识别人的方式也越来越多，随之通婚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大，有省内其他县市的，还有省外的。
此外，近年来婚俗文化在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也发生了变迁，例如：传统婚俗文化中的迎亲变成了“抢亲”，不再是伴郎迎娶新娘，而是由新郎直接去迎娶，娶回新娘的时间也不再是晚上，而是中午12：00左右就已经娶回，同时堵响工的时间也缩短，娶回新娘后，女方家的弟弟开始“开扣箱”环节，此箱子里面有女方家陪嫁的礼金，核桃、枣、数十双鞋垫（各种花式），此环节结束后，便举行拜堂仪式、入洞房。入洞房以后，闹洞房这一环节相对以前又简单了很多，有的人家热闹，有的人家基本上没有闹洞房这个环节了。新郎新娘入洞房后，新娘开始化妆，换敬酒服，与新郎一同出去敬酒，敬酒结束后，整个婚礼仪式完成。第二天的道喜环节省去，原来道喜环节中的“开扣箱”环节在新郎新娘拜堂前已经完成，酒席也只有结婚头一天晚上、结婚当天早上和中午，不再是之前的四、五天。可见，现在的婚俗礼仪相对简化。
建国以来，古交市内各村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速度并无大的差异，所以，以关头村为例的婚俗变迁基本上能反映古交农村地区的婚俗变迁。村民在择偶方式、结婚年龄、结婚礼仪、通婚圈等这些方面的变迁反映着村民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思想观念的变迁。择偶方式的改变反映着村民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结婚年龄在不断增大，见证着村民遵循国家法律的过程。结婚礼仪中聘礼、礼金的增多、迎亲工具的变迁、酒席饭菜越来越丰富，见证了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陪嫁物品的增多见证了村民对封建传统思想的逐渐摒弃。通婚圈范围的不断扩大，见证了村民逐渐扩大与外边世界接触的范围。但是，从现在村民的结婚年龄、陪嫁物品多少的差异也可以看出现在农村地区存在着两极差异，有的结婚过早，而有的结婚过晚，有的将男方给的聘礼基本上陪嫁过去，而有的陪嫁物品什么都没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现在农村地区村民在思想与经济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当然，在传统婚俗渐变，适应主体需要的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民众创造、享用、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生生不息，薪尽而火传。〔4〕
〔参考文献〕
〔1〕古交市地方办公室.古交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533-536.
〔2〕古交市村史村志编委会.河口村史〔Z〕.古交（内部资料），2009：203-204.
农村文化传承篇6
1．1边缘化的经济区位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经济区位上的边缘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农耕经济时代，区域分工协作程度低，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小。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发展差异不大，并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聚族而居，创建了其独特的聚落空间，而且其中一些传统村落，甚至因为处于茶、盐、粮、棉等关键生活物资输运线上而盛极一时。但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位处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又受制于地理位置与现代交通不足的阻隔作用，难以有效地参与区域分工协作、接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弱，长期被置于一体化区域经济格局之外，而逐渐被边缘化。再者表现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中的弱势、边缘化地位。由于历史、资源配置与控制的原因，政府对农村的要素投入和政策支持长期不足，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这种二元化结构在民族地区的表现尤甚，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弱，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严重不足，投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政策性扶持，而这种政策性扶持散落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时，早已杯水车薪。
1．2农业生产模式更新的动力不足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现行农业生产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传统的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特性，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机械使用度低，市场参入度严重不足，产品单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村落经济体远离当代市场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少。由于农业生产的更新动力主要源于自发式改进，农业生产进步迟缓，失去了与先进农业生产模式的竞争机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生产模式，还是从国内一些农业示范区（点）和特色农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农业生产的不断更新离不开3个方面的推动力：政府扶持、稳定有效的投入和农业科技，而且往往是这3种动力的联合驱动使之在农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上述3种推动力上都极度缺乏，农业生产发展更新的动力严重不足。
1．3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现代生产模式的囿限性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非常大，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大多位于自然环境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如我国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地，西北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贫瘠，农业用地面积少，地块小而分散，水资源匮乏或农业灌溉困难，自然生产潜力小，农业气象与地质灾害多。这些因素大大地限制了现代农业机械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大面积推广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转化效率低，而且转化效用迟滞。需要因地制宜地找到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农区，克服自然环境条件的囿限性。
1．4人口发展的退化趋势
首先表现为在数量上的人口空心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尽管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账面上的人口数量大，但在打工潮驱动下，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务工，常住人口少，传统家庭成了驿站式空巢，而且一部分农村精英在城市取得成功后，举家迁往城市。在当代社会经济背景下，交通上的便利性成为居民新住址选址的主要考虑因子，居民向主要交通沿线迁移，交通不便区的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消退，交通沿线村落扩张。再者是人口结构老年化、妇幼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和农村精英长期在城镇务工，由于收入有限、子女就学和医疗赡抚的问题，大量老年人、妇女儿童不得不留守农村，家庭结构残缺。最后是人口素质成长机制的严重缺失。当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现代农业知识，无力参与到当代农业竞争。传统村落的农民素质成长机制一片空白，农业生产技能仍然源于传统农耕模式下的朴素认识，几乎没有农民职业培训与教育。即使在基础教育上，传统村落学龄儿童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困难重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医疗卫生条件的欠缺甚至威胁到人口健康，社会生活公共设施更是极少。
1．5现代科技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间
断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生命力所在。在历史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演进动力，如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宗族、民族内部紧密的生产协作、社会交往，表现出显著的内聚性。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面临严重的传承间断风险，所受到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现代交通、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压缩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时空距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中，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俗被不断吸纳，传统文化符号和形式由于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和内涵被不断弱化，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被削弱，内外动力的失衡使得传统文化日益消退。再者，在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同化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大聚居、小杂聚的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服饰等往往被汉语言、大众化服饰所取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在长期社会经济交往中，多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相互交流融合，汉文化区在经济上的相对发达、在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先进，使得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最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断代和经济基础消失。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在以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文化继承人”制度，包括家庭式、宗族式或师徒式等模式，以人缘或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演进。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形式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文化继承后继乏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往往与农耕、狩猎或游牧等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有关，传统村落在融入现代工商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传统生产模式的地位越来越弱，村民商品化农业生产意识日益增强，传统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地位逐渐消退。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既有其自身演化的特性，亦有外部利用的干扰和驱动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须兼容并蓄，既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合理吸纳现代先进文化，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更新。
2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在发展能力上的机能缺失和在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上的局限性，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到实现其发展更新的可持续路径，避免“运动式”突击建设，重塑其发展能力。
2．1构建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系统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更新的内部动力严重缺乏，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观点看，传统村落的发展急需持续稳定的、有效的外部驱动力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必要通过凝聚政府、市场、投资和农业科技等多方面力量，构建起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正确认识各动力因子在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对提升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驱动效应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应当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源。无论是从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更新，还是从推进新农村建设来看，其主体是当地居民，即农民。新农村建设在于提升当地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其承担起传统村落更新的任务。农业科技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源，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当前传统村落的居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掌握和应用程度都很低，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恰当的帮扶协助形式，协调科技部门、现代农区和先进农业企业等多方力量，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式，与农产品市场接轨，促使现代农业科技成为趋使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和持续动力。稳定有效的资金投入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资本动力。传统村落自身的农业投入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要求，要转变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增加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建设核心就是钱的问题，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而言更是如此。农村资金问题是学界和决策部门甚为关心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明确指出了方向。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拓宽传统村落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增加财政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扶持，增加农村信贷力度，为传统村落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政府的扶持、协调和引导应成为推进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核心外部动力。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市场不完善、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承担的任务已为人们所关注。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力量和组织生产要素能力所限，在公共资源分配、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外部资金投入农村和培养新型农民等各个方面，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2．2确立基于农业产业化与特色生态农庄的生产模式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一项关键任务就是促使其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实现农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和市场化。在农业生产方向的选择上，应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农庄。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能力的羸弱，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在资源调控、科技力量组织和引导市场要素上的优势和能力，使得其理应承担推进传统村落生产模式更新的重任。促进传统村落与农业教育科研单位的密切结合，开展专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农村合作经营与农工协作经营，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促使传统村落融入现代农业市场。
2．3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根本动力
在于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严重地依赖于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的培养。自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农民”培养问题的重要性，国家也推动了多项旨在提升农民素质的实践措施和培训工程，如农业部的《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教育基础薄弱，科教力量不足，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养极为欠缺，农民素质提升的有效培养模式尚待探索，迫切需要形成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其一，建立专门的农民培训管理机构，形成农民素质成长的组织依靠。在民族地区普遍缺乏专业培训机构的条件下，培训管理机构应长期定向服务于农民培训工作，结合传统村落在农业生产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组织相关科技力量和专业人才，开展职业与文化素养培训及生产指导。其二，完善农民培训投入机制。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社会资金及农民自身出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源，解决农民培训资金问题，特别是前者应有长期、稳定的投入支持。科技、农业、林业和教育等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教力量，以农业科教项目的形式实施新型农民培训的投入。其三，统筹城乡基础教育。民族地区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在教育资源配置、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应向传统村落倾斜，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村民基本文化素质。应支持民族教育，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习俗。其四，建设民族文化设施，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着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亦是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不仅要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更要建设文化设施、场所，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等形式，并借助现代信息设施传承、推广传统文化。
2．4建立基于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
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城乡一体化规划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民族地区更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更紧迫，在规划措施上，应重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均质化和片面的城镇化，相反地，还要努力维护城乡的异质空间特性，特别是对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传统文化符号等方面呈现的历史、民族和传统特质，应予以重点保护、适应。其二，应注重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在城乡的统筹布置，并适当向传统村落倾斜，以协助、培育其发展。其三，应强调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协同化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其四，应重视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更新规划。
3小结
农村文化传承篇7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文化反哺文化传承
在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历史转变中,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构建农村和谐文化的阵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权益。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村和谐发展的关键,我们在重视文化条件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发挥文化传承的功能,以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文化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文化传承遇到思想认识、文化阶层结构改变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挑战等问题。
文化传承建设重视不够。当前,农村往往对经济工作想得多、抓得紧,对文化建设研究不深入,社会生活基本上没有文化内容,缺少文化带头人,缺乏文化培训网络,文化沙漠化现象突现。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已基本上消逝,算得上有新型文化内容的只有电视与电影。成年人大多把劳动与睡觉以外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些活动上。
文化传承时间上有较长的真空期。农村文化传承的主要模式是家庭传承,不论是亲代向子代传承,还是子代向亲代的文化反哺的影响都是以此为基础。现实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留在家中的基本上是老幼妇孺,只有寒暑假和春节期间,年轻人回家,农村才恢复生气。所以,年轻人长时间不在农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传承的真空期。
农村文化阶层日趋平板化。在近代,农村文化阶层梯级结构明显,有高、中层,也有底层。以农村文化高中层精英为例,很多人在青年、壮年时远离故土到城市供职谋生,在老年时告老还乡,这正是中国传统“落叶归根”的体现。正是这种“根”的情绪,使得文化精英在农村留有或置有财产,使他们与农村保持着联系。这些文化精英,不论是在“归根”前还是在“归根”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着农村的文化建设,一些人还实实在在地引导着农村的文化建设。
非主流文化影响大。农村社会中充斥着一些亚文化、扭曲文化等不成熟文化,影响青少年出现认识上的片面性、情感上的不稳定性、意志上脆弱性和行为上的冲动性等,易形成反文化的倾向。另外,由于当代青年或多或少有过城市生活经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信息的主要传递者,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有所发现,甚至亲历某些不平等的公民待遇,易产生边缘感和被排斥感,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产生行为的扭曲。
大学生村官实施反哺文化的必然性
大学生村官是向农村传播先进文化的实施者,理应担当起子代向亲代传播的角色,在文化反哺中处于主导地位。文化反哺就是指在极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其实质是青少年对化的积极主动影响。青年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反应和较高的接受能力是青年文化反哺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大学生村官的文化反哺角色是现代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发挥自身的优势,采用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手段,在文化反哺中扮演好应有的角色。
文化竞争为主导的时代,文化的辐射力将起决定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各个方面,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共同推进。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相对落后的农村文化则会阻碍新农村建设进程。大学生村官传承文化和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是他们更好发挥聪明才智的着力点和有效平台。
大学生村官的责任和义务。根据规定,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岗位职责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关任务等。广泛接触农民,反哺现代文化,是提高农民的“满意率”和大学生村官自身“成才率”很好的实践途径,是培养一批担当起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发展重任年轻干部的工作基础。
与城市文化建设相比,农村文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道路更漫长。这是因为在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要不断克服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旧习惯势力总是通过习惯成自然的途径作为人们不自觉的日常意识固化在农民的心理结构中。除了村干部外,能与村民较长时间共处的就是大学生村官,所以,大学生村官与村民共同生活,具备实施持续性的文化反哺的条件。他们表示,要搞好农村文化建设,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坚持,长时间的努力。
大学生村官实施文化反哺的可行性
由于当前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具备的一些优势,大学生村官实施文化反哺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家庭民主氛围。我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在过去的农村,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具有比较绝对的顺从意识。而在当代社会,青年对上一代人的影响采取温和、个体、非对抗的方式,他们善于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亲子代关系普遍较为融洽。同时,现代社会里上一代人能认识到青年一代的有利影响,75.5%的人表示非常赞同年长者应该向年轻一代学习,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影响。所以,社会环境十分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实施文化反哺。
拥有先进的文化知识结构。大学生村官在学习、社会体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拥有信息量、知识面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掌握对农村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和话语权,在消费意向、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社会态度都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他们的上一代。
历史的重任和特殊的身份。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学生村官重任在肩。他们深知,没有全体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大学生村官也是农村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大学生村官身负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农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双重身份,上连党和政府,下系农民群众,他们心在农村,心属农民,深知农民所想所急,忠诚地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让贫穷落后的农村发生了巨变,使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大学生村官实施文化反哺的社会价值评价
自实施大学生村官工程五年来,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村容环境、民主法制等取得了巨大变化,农村文化生活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文化传承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肯定。
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农村建设和振兴过程中,非常注重提高农民的素质。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因此,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意识。大学生村官通过实施文化反哺,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和解读党的惠农政策,改变以往的居高临下、说教式宣传党的政策的方式,使农民乐于接受,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肯定。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社会发展缓慢的时代,代与代之间基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代际关系表现为和谐相处。而在现代社会,代与代之间由于成长环境、社会经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在生活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方面产生差异、对立和矛盾,要缓和代际隔阂,既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能正确地理解上代人,另一方面上代人也通过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青年的反哺行为,接受新的知识、技能、消费方式和习惯,承认青年亚文化中的合理内容,以缩小代际之间的差异,增加代际之间的相互认同,从而缓和代际隔阂,促进家庭和农村社会的和谐。
农村文化传承篇8
一、“西山酒歌”的艺术特点
宝鸡市凤阁岭镇位于陕西省的最西端，向西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三岔镇隔河相望，位于秦岭与陇山的交汇之处，是先秦“陈仓渭水道”重要关节点。而“西山酒歌”便是广泛流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具有极强地域特色的传统民间音乐。酒歌，即饮酒时以歌代令或歌令结合的群众性自娱自乐的一种说唱艺术，它将民歌民调、民间歌舞小曲与行拳酒令相互溶合，从而形成了不拘一格、随性率真、唱词幽默朴实且寓意深长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民间艺术形态。从歌词的内容来看，主要部分来源于人们在漫长岁月中对生产、生活的察觉、感悟和理解，这类酒歌歌词诙谐幽默、抑恶扬善、劝化教人、寓意深刻；另一部分来源于民歌，唱词流畅朴实，内容丰富，唱腔优美动听；还有一小部分是古代文人的作品，世代流传下来，其歌词工整，唱法严谨。从曲调与发音来看，西山酒歌是我国民间文化的大聚合，曲调有当地社火戏曲调、关中眉户调、陕北民歌调、青海花儿调、四川号子调等等。音有南腔也有北韵。许多外地好的曲调、唱词与酒令在这里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地方民歌——酒歌。
1.历史悠久的传承性西山酒歌是民间群众性自娱自乐的一种说唱艺术，没有固定的传承法则，只是世代相互传唱，延续至今。翻阅当地文史资料并根据凤阁岭镇毛家庄村的老人们讲述，西山酒歌最早极可能是源自先秦宫庭及军队，盛行于两汉时期，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2.外来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特色西山酒歌，虽起源于西北地区，但由于主要传承地凤阁岭镇地处陕西省最西端，位于秦岭与陇山的交汇处，是陕西省的西大门，“陈仓渭水道”上的重要关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也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交通发达，商贸繁荣，但凡南来北往，西去东进的商旅都要在这里宿营驻店。因此，也就给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注入了更多不同地区的新的精神和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文化的大聚合、大交融。所以，西山酒歌既有粗犷豪迈的当地社火调，也有苍劲悠扬的四川号子调，还有声色清亮、委婉缠绵的青海花儿调以及陕北民歌调等等各不相同的词曲音调。而这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也就赋予了西山酒歌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又包容万千的艺术特点。
3.群众广泛参与，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西山酒歌形式多样，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有不同的酒歌，有欢庆丰收时唱的《雀雀算账》，有朋友聚会时唱的《大吉利》，有结婚喜庆时唱的《闹洞房》《秦晋两国相交好》，有给老人祝寿时唱的《祝寿歌》等。还有一部分则是来源于民歌，如《石沟子担水》《女贤良》等。西山酒歌不同于我国少数民族的酒歌，在当地，酒歌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的人有酒必有歌，酒歌为当地的民众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色彩！西山酒歌是当地群众广泛参与并且适用于很多种场合的一种酒歌，像欢庆丰收、老人过寿、男女婚嫁、孩子满月、朋友聚会、乔迁新居以及过年过节都是酒歌登台献艺即兴演唱的好机会。西山酒歌并不是一个场合只唱一种词曲，它是喝酒人即兴唱起的，歌词也是可以即兴发挥的，唱起来风趣幽默，嘲讽戏谑，似乎天下万物、人间百事无不可入歌词，无不能成艺术。唱歌的人边喝酒边唱歌，兴致高涨时，声情并茂，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歌者豪放的性格和澎湃的激情，将他们热爱生命、渴望美好生活的内心情感在歌舞之间表达的淋漓尽致。
4.具有非常强的教化作用宝鸡凤阁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村有酒歌，老人青年都乐，家庭祥和，邻里之间少隔阂，学唱酒歌，不偷不抢不，尊天伦循事理过好生活，创新酒歌，政府支持，民众参加，好酒就唱好歌。”如此看来，群众在农闲时节除自娱自乐外，还能通过参加“酒歌”的创作和演唱，减少年轻人接触社会丑恶现象的机会，降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并且在创作和学唱酒歌的过程中，还能学到许多民俗礼仪和民间文化方面的知识，接受优秀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感染。
二、“西山酒歌”是西部山区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当地世代流传，影响很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容易传播性，它不仅娱人娱己，还具有教化和引导民众的功能，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现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稳定基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新农村建设需要注入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内容，需要补充和构建和谐文化等先进文化内涵。而“西山酒歌”是陕西西部山区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互助的文化理念，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文化根基。农村是传统民间音乐产生的原生地，具有适宜的土壤与环境。当前，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1）西山酒歌这一古老的原生态群众说唱艺术形式，基本上是采取口授心记、代代传唱的形式往下流传，前辈艺人不断相继故去，后代艺人在传承记忆中就会不断丢失一部分。（2）后继乏人。由于现代先进文化娱乐形式的普及，传唱酒歌的人越来越少。加之，老一代艺人文化水平有限，搜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继承和发展农村民间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是要构建与城市不同的文化空间、伦理价值观等。另外，文化能提升幸福指数，在传统民间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教化育人的资源可以传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支持。
三、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民族精神，其文化内容展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民间音乐文化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其表现方式和文化内容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传承性文化。对于这些古老的艺术和文化内容，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推广艺术的发展，实现民间古老文化的现实价值。尤其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新农村建需要有自身的特色文化作为支撑，对于民间艺术文化的深入探讨和发掘，以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实现其对新农村发展的重要价值。首先，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责任。对于农村建设发展而言，农民应该有一份对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通过民间音乐的发展凝聚农民文化建设的力量，以农民的淳朴、勤劳、善良的美德实现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丰富。在民间音乐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善于创设文化氛围。以“西山酒歌”为例，不仅仅能够通过音乐的表现来庆祝节日和丰收的喜悦，还可以通过音乐的本身实现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创新，通过创作新的歌词内容，结合现代新的视听手段等形式，向农民灌输正直诚信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奋、团结、自强、奉献的主人公意识，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其次，农民参与的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场所和机会，增进了人们的感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发挥了音乐文化活动的最大宣传作用。第三，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音乐文化活动，净化了农村风气，农村留守老人参与文艺活动，对其身心健康也是极其有利的。
四、民间音乐的传承是推动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
民间音乐文化是生于田间，长于地头的音乐文化，是农民自己的文化。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民间音乐文化已经出现断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传统观念以及淳朴民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有“文化下乡、深入基层”这样的活动，但文化下乡的固有模式只能惠及一部分农村和农民，文化下乡只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外促机制。更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积极性、主动性。当前，农村文化落后，文化生活单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农村文化落后，从表面看，是农民生活单调、生活质量不高；但从本质看，文化落后，抑制了农民的思想转变，阻碍了农民的观念更新。因此，加强基层农村文化建设，把农民的思想活跃起来，生活丰富起来，精力集中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力建设新农村是至关重要的。建设新农村要依托于乡村群众，借助于农村文化队伍，激发出农村自身的文化建设活力，建设一支对农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长期扎根农村基层的文化队伍，通过他们的工作，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继承优秀的传统美德，传播社会正能量，激发出新农村农民的自豪惑，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团结向上、纯朴向善的社会风气，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农村文化传承篇9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文脉继承 区域符号审美 构建方式
国际著名现代建筑大师赖特说：“土生土长的文化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中国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及各地区民众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差异和其方法的选择，形成了适应各种自然环境的建筑文化模式，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是根植于本土地域的独特文化资源。农村建筑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的地域体现，也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载体，对于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中国受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文化状态下，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建筑中继续发芽，不埋没于世界文化大潮中。寻找适合中国有地域特点、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和探索应遵循的理念变得尤为重要。
1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区域性符号审美存在的问题
1．1中国区域性符号审美存在的问题
1)千村一律。中国农村各地一个样，无地方特色。2)一些地方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也意识到了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3)地方政府村与村之间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甚至“废旧立新”，把原有的旧村庄全部拆掉，重新建立“新”的村庄，不理解“新农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造成了传统文化丢失，自然环境和历史建筑严重遭到破坏。4)农民之间盲目攀比，在民间，特别是北方农村，存在比“层高、地基高”“房宽”的建房习俗，造成了空间和材料的浪费。
1．2国外可以借鉴的方式
韩国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韩国农村从注重家教、构建和谐农村；公司帮扶农村共同致富等方面努力，新村运动后农村生活环境胜似城市。日本农村中，坚持保留原有的自然环境，将农村特有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区域特色和乡村特点的原则，在农村地区，既不会出现成排成行的“别墅”建筑，也没有宽广的马路，居民分散居住，功能划分明确，村落环境非常的优美，人们生活闲适、富裕，处处呈现出一幅美好的田园景色。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农村到现代化农村，再到生态农村的转型。德国农村建设中，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注重环境建设和保护古建筑，特殊地景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应用，都巧妙地与现代旅游相结合。
构建有区域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从以下几点人手：1)合理继承传统文脉，与现代生活相结合；2)注重环境建设和保护古建筑；3)因地制宜，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路；4)加强农民文化素养教育，提高农民审美水平；5)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其中，运用符号性审美，合理继承传统文脉，使之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是构建新农村区域性符号审美的主要方式。
2新农村建设中区域性符号审美构建方式
2．1文脉性继承
如何提炼传统建筑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建筑的灵魂，把握好中国传统文脉。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抽象继承”的基本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这种‘抽象’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经过时间的过滤，保持下来的精神价值，是抽去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之后保持下来的某种精神特质；不是对传统建筑形式、风格、式样的简单模仿、照搬和剪贴，而应认知与体悟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审美意境和对空间的特殊认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深刻把握传统建筑文化超越性的内涵”。吴良镛先生也曾在《广义建筑学》一书中做过深刻阐述，他说：“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设计哲学、原理等)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
2．2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文脉的精髓在于变，不变则废，变则通”，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要用抽象的方法加以表现，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为足以支持与指导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资源，这其中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我们应该从社会伦理、社会文化、观念形态以及民风民俗上去把握传统民居的特征，去审视其内在气韵和空间意境，深入到文化，避免局限于其功能和技术层面。当代很多著名的建筑大师对于传统建筑文脉的现代应用都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崔恺先生在北京丰泽园饭店设计中再一次延续了中国建筑传统，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在传统建筑语汇的运用上失传统之形而不失传统之神。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筑波中心，包括西方从古典时代到米开朗基罗、列度等西方传统建筑师的很多建筑符号甚至现代建筑常用的各种符号，却唯独没有日本传统的建筑符号。但整个建筑的空间和形象却让我们感到浓厚的日本民族气息。其实，筑波中心建筑虽然词汇几乎完全来自西方，但是运用的是日本民族的语言组织方法，这也恰恰说明了唯一产生强烈民族特点的是组织词汇的语法。这种建筑的语法根源于历史特点却永远随时代更新并期待着被重新定义。矶崎新的设计手法告诉我们，传统文脉不仅仅与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相结合，也应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把国外好的建筑词汇运用民族的精神，即传统文脉加以组合的重要性。
2．3符号性审美
传统建筑文化中我们抽象出的无形的东西，也就是传统文脉始终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我们运用符号学的观点，重新审视和强调符号审美在传统文脉继承上的重要性，以期达到有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应用。符号论美学盛行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美学界，它的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卡西尔指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艺术作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可以直观的符号形式，不是对现实的摹仿，而是对现实的发现和创造，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
农村文化传承篇10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新农村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12―0081―02
在当今的经济社会形式下，新农村文化建设关系到我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自1998年以来，党和国家就非常重视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那么，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本文从以下五个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
所谓的精神文化消费其实就是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主要包括文化娱乐、教育、旅游观光、体育健身等方面。〔1〕新农村文化建设最根本目的是要不断地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中，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首先，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能促进教育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的是新型农民，所谓的新型农民就是要有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劳动者。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要求人们能够有更佳的教育，进而去指引人们贴近知识、走入市场、步入富裕、趋向文明，提高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获取、接收、交流新知识和新信息的能力。〔2〕
其次，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农村文化娱乐业和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充分利用当地的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娱乐产业，吸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旅游，不仅带动了文化娱乐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旅游观光的发展。如发展影视城的浙江横店，通过当地电影产业的发展，该地区的相关行业被其带动并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增加了该地老百姓的经济收益，而且更加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人们保护和使用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有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为农民的文化生活活动提供相应的场所，将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给他们。
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促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民族民间文化，通俗的说，是群众“自娱自乐型”的文化，它将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作为它所需要背景，以一种简单明了和活跃的形式，自觉创制使群众本身得到娱乐的一种文化形态。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母体，它滋润了我们代代国人的心灵，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更加铸造了千古华夏的灵魂。因此，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是当下农村文化工作的一项紧急任务。
我们在保护和传承好民间文化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协调和理智的开发，使其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才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也只有民族民间文化给农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使人们从中得到了相应的经济来源，其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积极性才会上升到一种有目的和有动力的行动。〔3〕我国农村与城市相反，广大农民的文化消费主要积聚于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产品，民间文化成为了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根底。农村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行为，同时还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所拥有的庞大的包容性有利于整合资源。农村文化产业的这种经济行为（整合资源的优势），在给农村人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人们开始提高了对民间文化价值认识，同时，又促进了民间文化保护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量的民间文化传承基地陆续地被我国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比如，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被命名为“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黑龙江省海伦市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广东省东莞市被命名为中国麒麟文化传承基地”等。而且，长期来看，这些民间文化传承基地的建设改善了农村当地的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发扬了民间的民俗文化，发展了农村文化。
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盘点清理了我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按照优先发展的原则，对其特色的资源进行了产业转化；维护了那些能继续发展的文化；保护了民间的非转化资源，使乡村人文生态得到平衡。合理分类和开发这三种资源，有利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三、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繁荣农村文化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逐渐由单一的文化事业向多形式的文化产业发展。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就是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去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同样包括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文化事业两大主题。农村文化产业主要是指在县域及其以下的行政区域即乡（镇）、村行政发展的文化产业。而农村文化事业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审定资格，给社会提供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来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多层次需求的公共文化事业，主要包括农村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农村公共图书馆、农村文化团体、农村广播站、农村音像影视中心、农村纪念馆等。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对共有的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使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与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强大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又有助于传承农村文化资源、发掘人们的文化消费潜力，从长远来看是扩展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
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对我国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设计、创新，丰富了农村文化的传承手段和载体。具体来说，农村文化产业所开发的农村产品实现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长久持续的发展，推进了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给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还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
事实上，农村文化产业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本身是具有和文化事业相同的基本功能。这就说明，农村文化产业同样要考虑实现社会效益。就目前来看，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文化基础设施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活动几乎是零状态。而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现有的文化基础设施有一定的更新作用，可以进一步来满足村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从该层面上来说，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是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滋润和培养。例如农民演艺队作为一种新型农村文艺团体，其定期汇演的产业化的运作――通过举办农村曲艺节、曲艺巡演、曲艺广场演出、曲艺征文暨演等，不仅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推广了民间曲艺，培育了农村民间曲艺艺术土壤，使农村民间曲艺资源得以保护、继承和发展。〔4〕
可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能更好地保护农村原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并最终将繁荣农村文化事业。
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乡风文明”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乡风文明”，同时，“乡风文明”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乡风文明，从字面层次上来说，它的着重点是“乡风”二字，而立足点在“文明”。因此，乡风文明就是指“好的乡村风气，好的乡村风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乡风文明的具体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从实质上来看，乡风文明是将精神文明建设在辽阔的农村和农民中进行。而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就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农村文化的建设是解决乡风文明建设问题的重中之重，而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大主题――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从而解决乡风文明建设的问题。
首先，要想确保“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个目标的根本实现，就必须要加强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通过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提升我国村民的文化素质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培育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使我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进一步得到弘扬。其次，通过农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开展，使他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抛弃那些古旧的不好的生活方式，也是为实现“村容整洁”目标提供了有利的保障。随着农村文化产业建设的更加进一步加强，帮助农民群众学习相关产业的基本卫生常识、掌握相关产业的控制和预防疾病的基本知识、运用科学的农业发展和管理技术，使他们能积极主动的认识到重视个人和环境卫生的紧要性，自主养成优良的卫生防疫意识，从而使村容整洁。
五、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有利于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建设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指“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把党和政府对农民在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传输给农民，引导农民自觉树立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和文明意识”〔5〕。
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农村文化产业通过各地农村特色的文化资源，开发出农村文化产品，培养了农村地方经济增长的“内生力”，繁荣了农村的物质经济；大举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可以使农村充足的劳动力得到很好的利用，为他们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其就业问题，促进农村物质经济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调整农村当地的文化产业结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6〕因此，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使农村的物质经济得到增长，进而为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群体是农民，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是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技能等多种途径提高了农民收入，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和层次，从而提高了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展开和良好效果的实现。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好的效果的表现是其阵地建设的加强。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民间文化传承基地，这些民间文化传承基地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如当下流行的“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调整了当地的农村文化产业结构，推动了农村旅游行业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它使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越来越近，为当地带来了各种新思想和新观念，从而使农民树立了先进的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和意识。
〔参考文献〕
〔1〕谭延博，吴宗杰.山东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探析〔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2〕刘维奇，石子印.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
〔3〕黄永林.论民间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关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77.
〔4〕谭志云.农村文化产业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1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