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1
一、制定颁布《证券法》的意义
1.高风险的证券市场需要有一部权威性的证券法
总书记在为《证券知识读本》所作的重要批语中指出：“中国证券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有证券市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证券市场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整个证券市场中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必须用法律来规范证券市场运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高风险的“游戏”必须要有权威性的规则来约束、规范和调整。因此，我们首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尽快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法》，将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有效经验和做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以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防范证券市场风险，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2.跳跃式扩张的证券市场更需要有一部行之有效的证券法
我国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一个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据统计，目前共有股票总市值2万多亿元人民币，股民有3800万户，每天的交易量100亿元左右。截至1998年底，仅上海证券所股票（含a、B股）发行总值已经从1997年的975.37亿元基础上增加了20％以上。与此同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行总值也较去年末增加了100多亿元，作为反映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最直观的指数，与发行总值相对应的是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的阶梯增长和两市市价总值的跳跃上升，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530家，1997年末增加到745家，1998年末已突破850家。同一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不到8％，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14％、1997年的23％和1998年的25％以上。中国证券市场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迅速扩张，可以说是世界证券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来规范其运作的话，那将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由此可见，尽快制定、完善、颁布、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法》，其现实和历史意义都将是十分深远的。
二、制定《证券法》的基本原则
为了规范我国新兴的证券市场，早在199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了《证券法》草案，随后又两次审议这部法律草案，不久前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再次对《证券法》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最终提请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作为一部重要的法律，历经长达六个春秋的反复修改，纵跨七、八、九三届全国人大，力求做到既要有前瞻性，又要体现阶段性特点，可见确实不是一件易事。目前公布的《证券法》很好地坚持了如下几个原则：
1.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行为，确保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我们知道，发行证券、证券交易的目的是为发行主体提供多渠道筹资的场所，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操作情况看，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有些甚至影响到发行主体和投资者的实际利益，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的内部职工股就是其中的一例。众所周知，国内企业在转制上市时，其股权一般可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及职工股。按照《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在发行新股时，可以把不超过新发额度10％的新股向职工配售。实际上，目前所有法规并没有规定拟上市公司必须发行公司职工股，而仅仅是规定了新发时职工股所占比例的上限。而所有的上市公司，为了照顾本公司职工利益，几乎都用足了政策。当初作出这一规定，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体现公司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职工过去工作成果的体现，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因此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二是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管理层有意让公司职工带头入股，以避免给公众留下圈钱的印象。由于一般在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十分可观，新股处于供不应求态势的情况下，社会公众普遍感觉此方式不公平，而公司职工股发行过程中确实有不少漏洞和不尽合理之处，例如出现了“内部股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的不良趋向，又如人情股、非公司员工的职工股，以及数十人的公司却有几百万职工股等，这些都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尤其是违背了最为重要的公平原则，因为无论持股的企业职工，还是二级市场买到流通股的社会公众，都是企业的股东，身份一样，待遇也应相同。因此，中国证监会决定自1998年11月25日起，所有拟上市公司在发行新股时停止发行公司职工股。这是规范市场的又一举措，也是为《证券法》早日出台创造有利的条件。凡是有利于“三公”原则的举措，应当在《证券法》制定和实施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公”原则是“游戏”的基本法则，同时也已成为整部《证券法》的核心和基石。
2.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发行证券主体必须严格具备上市资格，严禁过度“包装”
“包装上市”是在上市公司中很流行的一句行话。为了树立新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的形象，吸引股民踊跃购买其股票，顺利地筹集资金，适当地进行“包装”宣传也是可以的。但是虚假、过度“包装”所带来的危害性却是十分严重的，股票上市过程中弄虚作假现象已相当严重。最近，在沪深两市中暴露出来的诸如“St红光”等一批受到处罚的过度“包装”事件被披露后，在海内外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领导明确指出：对于上市公司的真实性问题，在《证券法》草案中应该有更明确的表达。为此，首先必须将目前行政干预过多的股票发行上市的“审批制度”改为更为规范的“核准制度”。对要求上市的公司必须按法定条件提出申请，各中介机构按法定的职责做好审核工作，在此基础上，明确审核准许的程序，以提高核准的透明度。《证券法》草案有必要规定发行股票必须“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同时还必须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决定发行申请核准事项”，这种核准程序应当是公开的，并依法接受监督。对于直接参与核准股票发行申请的工作人员，应当做到“四个不”；即不得与申请发行的单位有利害关系；不得接受发行申请单位的馈赠；不得持有所核准的发行申请的股票；不得私下与申请发行股票的单位进行接触。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既是为了确保真正具备资格的效益好的公司上市，又是为了保证广大股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因此，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法》中已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得以充分的体现。
3.坚持了依法对证券市场加强监督管理的原则，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从严监管，使之规范有序
《证券法》草案明确规定了对我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为证券市场定方圆，就必须实施集中统一的监管。由于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市场从发行到交易全过程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督管理机制。为此，草案修改稿明确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范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证券市场的风险教育，提醒广大投资者增强风险意识。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规范，证券市场很难有大的发展。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证券监管体系，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解决证券市场风险的系统性与分级监管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其意义十分深远。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和审批机构都必须在自律的基础上各负其责，在自律和负责的前提下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防止弄虚作假，并及时化解人为炒作等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坚持依法对证券市场加强监督管理的原则，有助于确保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4.坚持证券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是防范金融风险，稳定证券市场的有效措施，是制定《证券法》必须遵循的又一项重要原则。那么，为什么要强调银行业不参与证券交易，主要是银行拥有大量资金，而股民的资金是分散和有限的，如果银行参与证券的炒作将是一种显失公平的竞争。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由于动用了大量的银行资金，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对某个市场进行冲击，并由此造成严重后果，为了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的《证券法》必须强调银行业和证券业分开，银行业不能直接参与证券的交易，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还要规定，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对于时下普遍存在的挪用客户资金操作的现象，有必要规定：“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这里，我们以信托业为例来讨论一下关于其他金融业不能参与证券交易的问题。从1998年11月下旬起，我们股市出现了异动的情况，据观察，主要是由于对信托业整改有关。我国信托业分别在1982、1985、1988、1996年进行了四次清理整顿，而近期对信托业整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信托业与证券业分开经营，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整顿可能与之同时进行。截至1996年底。全国信托业总资产规模是证券公司的3.89倍，并拥有有证券经纪业务55％的份额，同时在自营业务上也有大量投入。尽管这次整改将对证券市场短期资金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信托业整改及其分业经营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保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长痛不如短痛。因此，从长远看，这对证券市场将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证券法》能顺利出台的又一个有利的条件。
5.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证券法》确认了中国的证券交易仍属初创阶段，避免了冒进和操之过急
由于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只有近10年的历史，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相比，仅仅只是迈出了一小步，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体制，仍然处在继续改革和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经验还相当有限，有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总结和完善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概括地说是：时间短、发展快、成绩大、问题多、前景好。因而，在它还不成熟、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适当地把上市交易的证券限制在较小的有利于控制的范围内为宜，中外证券发展史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条规律：欲速则不达，操之过急只会坏事。进一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证券市场也还处于初创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很多启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要注意防范风险，学会保护自己，体现在立法上就是既要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又要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在制度创新上尤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迈小步，不停步，逐步探索，逐步积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将有条件制定的规范加以制定，而一时尚不具备条件制定的则暂不作规定，防止将一些目前还看不很清的问题急于定型为法律条文，《证券法》就采取了这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6.强调“优上劣不上”的上市原则，禁止过度投机
《证券法》特别强调，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的特点，一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提醒广大投资者增强风险意识，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要强调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为导向，坚持“优上劣不上”的上市原则，在立法上，要努力贯彻“防止两极分化，实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政策，采取有力措施规范交易行为，严禁弄虚作假，严禁散布虚假信息误导股民，努力防止大户炒家操纵市场，形成大涨大跌，使少数人牟取暴利、多数人亏本的局面。当然，没有投机的股市是一潭死水，但投机过度的股市却是肆虐的洪水。一项统计显示，目前我国股市的投机资金占80％，股市投机过度现象相当严重，若任此恶化下去，必将加大金融风险。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目前股市过度投机呢？其一是产权关系模糊，许多上市公司由于产权关系不清，而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其二是股权结构不合理，在目前所有850多家上市公司中，总股本大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同股难同权的不平等局面，投资者在不能长久分享企业利润的情况下，只能为获取短期市场价差而恶搏；其三是各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往往把工作重心倾斜到争取额度的规模上，人为因素和非市场行为，造成了不少上市公司的过度“包装”和虚假报告，留下的却是市场风险的隐患；其四是股民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盲目跟风，结果往往越做越套，造成心态严重失常，也是造成过度投机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成熟的中国股市，必须首先要有一支成熟的股民队伍，坦然地面对盈与输、成与败的现实，赚钱归己，赔钱自负，才称得是成熟的股民，而成熟的股民队伍的不断崛起，则是股市不断步向成熟的标志，唯有这样，中国股市才能向着健康的目标不断地迈进。
三、颁布《证券法》将对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2
公开性原则
公开性原则是证券法的基本内容，是其基本原则之一。证券市场是高效运转的资本市场，它不仅要使得这一市场成为证券发行人的有效融资市场，还要使其成为公众投资者放心投资的市场，它的起伏波动直接反映着一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脉搏，其稳定和持续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根据公开性原则，任何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必须遵循公开性原则，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与证券发行和交易有关的各种重要信息，避免任何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重大误导和遗漏；以保证投资者对所投资证券有充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证券投资价值和风险虽然受到政策、法律法规变动以及系统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证券发行人的真实财务和经营状况，只有全面揭示与证券价值有关的各类信息，投资者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而如果信息不能有效公开，证券市场将会失去其作用，众多投资者将会失去可靠的信息来源，失去投资方向，市场将不存在对资本的有效配置和定价，证券市场将变成混乱的局面。
公开性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公开制度，二是管理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又称信息披露制度，是指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报告或公开其有关的信息、资料（包括财务、经营状况方面），以使投资者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便于作出投资判断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为了配合信息公开制度，更好地体现公开性原则，许多国家还规定了管理公开制度，以有效防止管理部门的失职或舞弊行为。管理公开制度，又称为管理披露制度，是指证券监管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报告或公告与证券监管有关的管理信息，以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
证券法其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约束证券发行人的行为，改善其经营管理；有利于证券市场上发行与交易价格的合理形成；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进行证券监管，提高证券市场效率。鉴于此，证券法将公开性原则渗透至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了发行人、大股东信息及有关业务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并要求这些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特别是在证券交易的环节，证券法作出了一系列必须保持信息公开的规定。同时，还规定了证券管理机构的某些管理信息的公开化，以促进有效监管。
公平性原则
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1965年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
在目前的证券市场上，有机构投资者也有个人投资者，有资金雄厚者也有资金上的弱者，对于不同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来讲，公平性原则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证券市场中，公平性原则体现在各个方面，市场应该为每一个投资者提供均等的投资机会，不能只把机会给少数投资者，也不能随意限制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而且，市场的监管者应该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保证市场各方的交易按照合法的规则进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监管者应当负起制定合理、公平的交易规则的责任，不能在规则的制定上出现不公平之处，因为交易规则的不公平必将导致交易结果的不公平。
公正性原则
《辞源》对于公正的解释是：“不偏私，正直”。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所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在法律中的解释是：“在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中，公正之精神表现为对立法者、司法者、管理者权利的赋予与约束，表现为社会对市场行为的评价，即市场行为的公正性”。“公正原则是针对证券管理层行为而言，它要求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为必须公正，禁止欺诈、操纵市场以及内幕交易等一切证券违法行为”。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3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我国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职能、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股票业务，也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注：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为证券期货交易资金清算透支或者为新股申购透支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商业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其次，就证券业本身来说，也存在一个分类管理问题。《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证券法》第119、132、200条。）
分业经营和分类管理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运用。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证券是真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证券权利是一种假想的权利，它可以脱离真实资本的运动而表现为证券市场的行情，由于没有有形物的可察觉性和可控制性，证券权利价值的市场波动直接与货币资金的对流有关。因此，证券权利包含着巨大的风险，金融业是以经营货币资本为主的行业，货币资本一旦与证券资本发生直接关联，风险极大，尤其是银行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的存款，银行巨额资金一旦进入证券市场，如果发生亏损，其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存款人，这对存款人显然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不发达的市场，证券市场和证券业风险比成熟的证券市场要大得多，如果允许各机构混合经营，就有可能造成大量银行、保险和信托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仅对规范较小的证券市场带来很大冲击，而且有可能造成存款人、投保人和信托人资金遭受损失。在宏观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带来对于货币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当实体经济呈高速增长势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当大量的企业纷纷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因资金紧张而抛售所持证券，结果就可能造成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信用链断裂，20世纪的众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个规律。事实上，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曾在1992、1993、1996年大量流入股市，造成股市的疯狂滥涨，市价严重的偏离其内在价值，政府责令银行资金撤出股市，又造成股市的暴跌，这对投资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从国际市场上来看，1929年大危机之前，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包销、经纪活动空前高涨，银行家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横冲直撞。大量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或者通过组建证券子公司而控制经营证券业务。由于银行巨额资金的加入，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得了“股票市场疯狂症”，1921年股票交易额为1.7亿股，股票指数平均为66.24点，到1929年交易额达到21亿股，股票价格指数在该年9月达到569.49点，但泡沫泛起最耀眼的亮光时，正是破灭之始。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市场狂跌的浪潮阵阵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从1929年末到1933年末，美国商业银行由23695家减少到14352家。从1929年到19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值从897亿美元，暴跌到156亿美元。（注：参见贝多广、吴清、肖远企著：《证券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104页。）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如《国民银行法》、《格拉斯—特加尔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住房放款银行法》和《1934年国民住房放款法》。其中《格拉斯—斯特加尔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要与投资银行分开，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证券包销、证券经纪等业务；而投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上述证券业务的同时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的证券贷款实行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这部法律被称作“格拉斯—斯特加尔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格局的形成。
证券市场又是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证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商是市场的强者，而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我们一般称证券市场为证券交易市场，在这里，证券商（在我国称证券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证券买卖和投资咨询都以证券商为中心，如果证券商与银行一旦结盟，形成巨大的“金融寡头”，就更增加了证券市场的力量不平衡，证券市场的垄断者可以很便利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我国，证券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证券专营商，即专门从事与证券经营有关的各项业务的证券公司；另一类是证券兼营商，是指那些除了经营其他金融业务之外，还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咨询公司、综合性商业银行等。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又可分为综合性的证券公司和经纪性的证券公司。综合性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代销、自营或证券买卖、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支付业务，还包括证券代保管、证券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由于证券业务的综合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问题。英国著名法学家派林顿说：“当一个人作为另一个的代表行事时，如果在他接受委托时，或在事后他担任了第三人的代表或与之有重大的个人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存在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危险，即他可能不为他所代表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处在一种利益冲突的位置”。（注：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40页。）当综合类证券经营服务机构在为客户处理一笔业务时，就面对着两种选择，其一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其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利益冲突的机率加大，如当证券公司向客户推荐购买由本公司负责发行承销的股票时，就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又如当证券公司掌握证券内幕信息时，要不要告诉自己的客户呢？假如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自营业务混合操作，谁敢保证证券公司不欺诈客户和不挪用客户的资金或股票呢？90年代初期，我国经常发生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给证券市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从防范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规定证券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侧重于对证券经营者的规制，而对一般投资者则不过问，这是不是违反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的原理？不是，这是经济法原则的一个特性，经济法原则没有民法原则的高度抽象性，经济法原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保护市场弱者的利益，是经济法的目的之一，经济法原则的实现是平衡市场中力量的差距，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一般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弱者，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一般不是他们所为，对他们主要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而证券经营者是证券市场的强者，掌握着信息、资金和人才优势，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大多是它们所为，对它们除了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之外，同时还适用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限制手段之一。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4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算起，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历经了10余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奠基阶段”、“市场化阶段”和“国际化阶段”，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奠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中国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并为将来的市场化、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但在整个“奠基阶段”里，由于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从而直接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制度架构中带有较为浓厚的非市场特征，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直接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内在规律，提高中国证券市场迎接国际化挑战的能力，我们需要在“奠基阶段”之后的“市场化阶段”中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大力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以消除过去形成的种种非市场化色彩，这一阶段大约要持续5年左右时间。
只有在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将步入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而才能更好地进入“国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证券市场将与国际资本市场充分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国际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才真正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伴随中国加入wto组织法律程序的基本完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将大大提前，这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之下开始，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十年奠基阶段，我们主要取得了如下成就：
（1）初步构建了以《公司法》、《证券法》
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架构。
（2）市场发展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这一市场规模表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3）培育了一支规模较大、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队伍。截至2001年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6577.05万户，有44只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商业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股市，开放式基金已经推出。虽然投资者队伍还需进一步发展，并有待成熟，但是不可否认，整个社会的金融投资意识已经大大加强。
（4）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相对独立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公正、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公正市场秩序的内在要求。经过十年努力，信息披露规则已经建立。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都能在这个规则框架内及时披露其相关信息，从而使交易市场具有一个基本的规范。
（5）建立了一个科技含量较高、富有效率的证券交易体系。沪、深证券交易所从起步阶段就注重发挥后发优势，整个交易、清算、登记、过户系统是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交易体系之一。经过10年的不断改进，我国的证券交易体系运行稳定、效率较高。
（6）证券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对风险的防范、控制水平显著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是市场规范发展、防范风险的前提。只有监管的理念、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创新化的市场行为才不会成为新的“风险源”。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规模小，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总的说来，这个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市场的结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尚未建立，风险投资制度也不完善。（2）现有的主板市场容量小，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机构投资者比重小，市场投机氛围浓厚。（3）市场监管落后，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配合及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监管经验极为缺乏。（4）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5）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如国有股、法人股的不可流通问题，a、B市场的分割势态等，这些遗留问题都为市场的未来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成熟和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证券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需要持以高度谨慎态度。
加入wto对证券市场的挑战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我国证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我们刚完成市场的“奠基阶段”，正在进行“市场化阶段”；二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严重的话还可能干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清醒地看清楚了过快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享有开放市场的很多缓冲手段，但是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国内证券市场必然将更加开放。因而加入wto将给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业开放最主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共有29个条款和8个附件，其中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阐明了定义、范围等，与正文一样具有法定约束力。此外，1997年12月13日wto成员国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在三条可协商的原则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开放所持的立场是：
（1）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国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外资全面进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会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外资能从事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切业务。
（2）对于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我国所做的承诺主要有：确保在华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机构并有开业权；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3）对于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所作的承诺主要有：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我境内证券组织成员资格，进入任何形式的证券市场享有与本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余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1）对各缔约方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
（2）允许缔约国在国内建立证券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
（3）缔约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
（4）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
（5）允许缔约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
上面这些要求，尤其是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将所有缔约国的金融市场都连成一体，伴随着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中国完全开放证券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基础，不成熟、不完善、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市场的过快开放必将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民族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表现在：
首先，国际资本的流动将给我国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在证券市场完全开放后，如果国内外资产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本国市场存在明显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将不可避免。频繁而大量的资本流动将可能严重地干扰本国金融市场正常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果本国市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市场的流动性也不充分，那么一定规模的外资流入或流出都会十分明显地影响本国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剧市场的波动。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的时间短，发展水平低，尤其是市场规模小，很容易被大资金所控制。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资本市场流通市值仅14560.16亿元，而国外一只大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即有上千亿美元。中国证券市场的个股规模就显得更为袖珍。从资金量上来说，操纵和控制中国股市易如反掌，这将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与本国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将给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会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出现更多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甚至外国独资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市场占有率、技术、金融服务、人才等方面开展激烈的竞争。这些金融机构大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多次考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密、成熟的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管理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竞争策略、竞争手段和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软硬件设备先进，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很庞大，资产质量优良，不仅金融技术手段先进、发达，服务品种多样化，而且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非常强，产品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服务品种多而且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非常高。外资金融机构这种整体上的竞争优势，将在短期内对国内证券业的业务经营活动形成较大的冲击，打破我国金融体系原有的均衡，使中资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导致其部分业务和客户的丧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目前经营状况已经不佳的机构的冲击就更大，甚至有可能引起这些机构出现动荡和危机，以至于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以资本规模上的比较为例，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发展的时间都不长，资本积累尚很不充分。《证券法》实施后虽然出现了新一轮增资扩股，但目前最大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过45亿元，总资产只有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客户账户的资金），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到2000亿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并且其总资产尚不包括客户账户上的资金，就客户账户的资金而言，1997年美林证券客户账户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较，规模与实力相差实在太远。资本规模太小限制了我国券商扩大规模、发展核心竞争力，使整个行业处在低水平过度竞争状态，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11月美国正式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投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
最后，证券市场的开放将给我国的市场监管带来巨大挑战。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金融监管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无法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那就可能使证券市场的风险越积越多，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使得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这就对国际监管提出了要求。但在实际中这种国际性的监管还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本国监管当局无法有效监管外国金融机构在母国的业务，另一方面，监管当局也无法对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5
证券市场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机制运行载体,其目的是为市场主体提供融资的渠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供需和资本结构需要频繁调整的矛盾十分突出。证券市场改革正是为了化解上述矛盾,它以证券发行实现筹资和投资对接,以证券交易解决证券及其代表的权利和风险的流动性问题。近两年来,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融资能力萎缩,单一的、行政管制的主板市场不能满足多层次的企业融资需求等。从理论上说,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对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有效实现供求的均衡。而从国际社会资本市场结构改革实践来看,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市场容纳多层级公司的能力,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成为国际社会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改革的根本宗旨。所以,加快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完善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已经迫在眉睫。而完善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制度。一、交易制度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改革核心(一)我国证券市场演进中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交易市场单一,这不仅导致证券市场缺乏良好的融资功能,也是证券交易制度不健全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1、证券市场以主板市场为主体,其他市场萎缩或者缺位。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是单层的。一般地,根据上市公司的规模、披露义务、财务要求和监管要求等的差异,可以把证券市场的层次划分为主板、二板和三板。一般来说,主板上市的公司的规模、财务要求要高于二板和三板。我国目前以主板市场为主体。首先,我国二板市场尽管酝酿已久,但是刚刚推出,尚处发育阶段。目前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块,其上市标准与主板的上市标准基本没有区别,性质上类似主板。同时,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很多人认为前景光明。但是笔者认为不容乐观,不仅因为相应的基础交易制度尚待发展和完善,而且由于缺乏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创业板市场会对主板市场资金形成资金输出效应,造成主板市场的股价大幅波动,并且缺乏相应的熨平机制。其次,我国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三板市场。很多人把我国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当成是三板。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是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于2001年7月16日正式开办,主要为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原StaQ、net系统历史遗留的公司的法人股提供继续流通的场所。现有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依然依托证券交易所系统,并且交易的企业很少,不包括众多的不能在主板上市的众多的非上市公司,显然不是真正的三板。最后,各地的产权交易中心、托管中心也不是三板。因为:(1)这些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都未经国务院依法批准,①其合法性值得怀疑。(2)这些证券交易场所达200多个,条块分割。而未来的三板应当是全国性、统一性、电子化的场外交易市场。(3)各地的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对象以实物产权为主,而未来的三板市场交易对象应当是作为无形资产的证券。单层市场造成了证券上市标准的同一化,基本剥夺了中小企业和不成熟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要求,违反了为所有企业都要创造融资机会的原则。而且,不同的企业的上市条件、披露要求不但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也会降低市场的流动性。2、以现货交易为主体的单一产品市场格局。资本市场化条件下,证券交易品种必须有不同标准、不同类型、不同品质的证券,否则就会劣币驱逐良币。我国目前证券交易品种表面上有股票、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但实质上非常单一。我们交易品种以股票为主体。其他交易品种要么没有,要么规模很小。对于债券,一是规模小,二是债券品种也十分单一。我国大多的债券是风险极低,同时收益也极低的国债和金融债券,具有中间风险特征的企业债券规模与之无法相比。②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要。造成交易品种单一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国单一的证券市场不能为各种交易品种提供方便而又快捷的交易场所。一般认为,发行市场决定交易市场,发行制度决定了交易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实践来看,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级市场,就不可能有二级市场;但反过来,没有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没有灵活变现的渠道,一级市场需求就会萎缩,一级市场很难长久存在。本质上,交易市场决定发行市场活跃程度和规模,一个健康成熟的交易市场必然促进发行市场的发展。单一的金融产品格局不仅缺乏避险工具,市场坐庄行为得不到有效抑制,对证券市场的交易制度的演进和创新构成巨大的障碍。而且,境外针对中国股指期货所推出的金融产品对中国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迫使中国尽快推出股指期货。[1](二)交易制度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制建构的核心1、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对证券交易制度原则性改革。新《证券法》较为大胆地改变了我国原有证券法中的某些强制性规则,尽管它们实际上仅仅还是原则性规定,尽管它们还需要复杂的具体性规则加以补充完善,但这些原则为我国未来的证券交易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我国未来的证券交易制度之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本次证券法修改中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一是,确立变单一市场为多重市场原则。我国原有的《证券法》采取单一的集中证券交易市场原则,原有的市场政策采取了限制法人股市场(net市场与StaQ市场)发展,禁止各省分散的证券交易柜台存在的僵硬作法。自2004年中央“国九条”以来,建立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柜台交易三板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多重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成为某种必然。我国2005年新修订《证券法》第39条的规定大胆改革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证券市场政策,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变单一现货交易制度为现货与期货多品种交易原则。我国《证券法》第42条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成为我国双边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起点。我国原有的证券法采取单一现货交易原则,法律禁止证券期货交易,禁止信用交易与透支交易,禁止融资融券。但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此种单一品种交易原则的弊端逐渐显露。实质上,我国《证券法》中的这一原则规定目前仅仅解决了我国双边资本市场建设中的法律障碍。在此基础上,我国未来还将面临着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与完善,金融期货交易规则的建立与完善,金融期货交易结算会员制的建立与完善,金融衍生交易品种的发展与完善等多个发展阶段。三是,变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制度为多种交易制度原则。我国原有的证券法采取单一的集中竞价交易制度,法律禁止在集中竞价交易规则外发展其他的交易制度,这与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规则均有不同。从理论上看,不同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根本不同,法律不应当要求不同证券投资人在交易中去适应单一的僵硬的集中竞价交易规则,而应当适应证券投资人的不同交易需求发展集中竞价交易规则、大宗交易规则、控制权转让交易规则。[2]#p#分页标题#e#2、交易制度改革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制建构的关键。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目的是为不同层次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和交易场所,交易制度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核心。证券的本质在于其具有可流转性,在于其可以合法、便利地交易转让。而权利证券化形式仅仅是实现其可流转功能的手段。这是证券区别于债权契约,区别于合同文件,区别于不动产证书,区别于其他非证券化财产权证书的根本性特征。证券反映的是市场化的资本关系,反映的是特定财产权利交易关系;脱离了证券交易市场,脱离了证券交易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证券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社会中,要想实现权利证券化的过程,要想利用证券这一工具的资本市场化功能,以实现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层次发展,就必须健全和完善证券交易制度,就必须发展和完善证券交易市场。具体来说:第一,科学、健全的证券交易制度是高效组织市场、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但是这一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一批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而且需要合理的市场结构的发育和科学的交易制度的规范。证券交易制度科学安排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第二,证券交易制度的本质在于对投资者权利、义务进行合理配置,并对市场风险进行制度性规避的制度设计。所以,系统、科学的交易制度不仅能够对投资者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贯彻投资者至上的资本市场基本理念,而且能够真正践行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在我国新《证券法》的格局下,一旦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则得到科学的设计并能够健康有效的发展,不仅我国未来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趋势可以乐观预期,而且困扰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证券交易规律与投资人的观念也会根本改观。实际上,我国过去证券市场中形成的单一现货交易观念和单一集中竞价交易观念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桎梏,也是我国前期证券市场中坐庄横行、市场巨幅波动的重要原因。第三,证券发行市场对证券交易市场具有明显的依存性,发达的证券交易制度对证券市场的发行和证券交易市场的活络程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证券市场有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之分,两者相互依存。从表面看,证券交易市场以证券发行市场为基础,但实质上,证券发行市场对证券交易市场有明显的依存性。交易市场的发展和供不应求创造着发行市场的需求;交易市场的价格水平决定着发行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和发行条件;交易市场的容量和流动性,决定着发行市场的基本规模。因此,证券交易制度的变革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不仅决定着证券发行市场的规模和价格水平,决定着证券交易的规律,而且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观念。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证券交易市场仍处于初级发育阶段,交易制度也不完善。结果导致可交易证券被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人们所说的证券往往并不具有准确的涵义。实际上,在此种非市场化条件下,大量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股权证书与有限责任公司授予股东的资产权益证明并无本质差别,而我国证券发行市场曾经尝试发行的记名式不可转让债券在性质上与定额存单和债权契约也并无差别。允许此种有名而无实的“证券”利用证券发行市场不仅会引起对投资者的误导,而且会严重影响投资公众的投资信心,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二、国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改革述评(一)美国总体上说,美国资本市场层次结构合理,相应的法律也十分完善。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统一,全国性与区域性相协调,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相结合的全球最为完备的资本市场分层体系,其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主板市场,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全国市场所构成,是面向大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全国性市场。该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高,要求规模大,盈利状况良好,具体条件为总市值或者总资产达到1500万美元且税前收益达到100万美元或者更高。[3]第二层次:二板市场,由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小型股市场构成,主要是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全国性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标准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明显不同,它注重于公司的成长性和预期盈利性。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风险高、回报高、规模小等特征。第三层次:由太平洋交易所、中西交易所、波士顿交易所、费城交易所、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辛辛那提证券交易所等区域易所构成,是主要交易地方性企业证券的市场,还有一些未经注册的交易所,主要交易地方性中小企业证券。第四层次:由公告板市场和粉红单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构成,是主要面向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场外市场。公告板市场和粉红单市场是专门为未能在全国性市场上市的公司的股票提供报价和交易的市场。第三市场是指已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在场外交易。第四市场是指机构投资者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交易大规模的证券。此外,美国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还运营了一个私募证券的自动报价系统(poRtaL),参与该系统交易的是有资格的机构投资者,该市场专门为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私募股份提供服务。第五层次:由地方柜台交易市场构成,是面向各州发行股票的柜台市场。在美国,还有一万余家小型公司的股票在各州发行,并且通过当地的经纪人进行柜台交易。可见,美国不同层次的市场以不同的公司为服务对象,形成了一个体系健全的“梯级市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使美国资本市场在组织结构和功能上形成相互递进的市场特征,上市公司能够在不同层次的市场之间自由转板,充分发挥了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其分层结构可适应不同企业对不同融资成本和风险的偏好。这一结构对资源配置发挥了良好的功能,并大大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同时,资本和企业在高度细分的资本市场之间良好的流动性也提高了市场的效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完善的证券交易制度如券商报价制度、做市商制度为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良好发挥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机制基础。#p#分页标题#e#(二)日本日本证券市场的主板主要由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交易构成,其中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交易在2008年占到日本全部主板交易量的95%以上。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主板现分为第一事业部与第二事业部两个层次,两者的上市证券在品质上有高低之分,但可以平滑转板与下市。在交易制度上,东京证券交易所全面改造了原有的交易系统,建立了适合于散户交易的投资者指令驱动交易系统、适合于机构投资人交易的证券商报价驱动交易电脑系统、和仅适用于控制权转让的场外协议交易三种制度,它所体现的制度合理性值得中国借鉴。在投资者培养上,东京证券交易所根本改变了其原来的闭锁政策,采取了鼓励境外上市公司到日本发行上市股份、允许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选择适用日本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或美国会计准则、大力培养机构投资人和特定投资人制度、吸引和鼓励国际投资人跨国进行证券交易等诸多做法;目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整体交易量中,由境外投资人形成的交易量已经占到了60%以上。近年来,日本业界普遍认识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合理构建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建设主板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建立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motH-eRS板、JaStaQ创业板市场。2009年1月又由东京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合资建立了针对全球创业企业的toKYoaim市场。设立toKYoaim的目的是为了给日本以及亚洲具成长性的企业提供筹资的渠道;接触更多的投资者,同时还将给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与motHeRS、JaStaQ不同,toKYoaim旨在吸引日本公司和其它境外公司,特别是亚洲的公司和国际投资者。新市场将以伦敦的aim市场(alternativeinvestmentmarket)为参照。新市场将以aim市场的监管框架和保荐人制度为基础,并结合日本和亚洲市场的实际状况进行构建,而其中交易制度改革是根本性所在。三、以交易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制构建证券交易制度的改革涉及到证券市场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合理设计,因此系统整合绝非易事。本文拟从多层次资本市场证券交易制度中一些重要的、具有共性的方面加以研究。(一)以无纸化为特征的证券权利结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证券的无纸化。尽管无纸化证券与公司股东名册和纸质证券皆为证券权利的表征形式,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是以传统有纸化证券为基础设计的制度形式,并以有纸化证券作为制度构建的基础建立了权利的确认、公示、变动规则。而市场实践已经从有纸化向无纸化改变,这些制度并未基于这种根本性改变而加以改革,同时由于制度生成本身的惯性特征而深刻影响当下的制度生成。所以,现行的交易制度改革必须正视无纸化这一事实,合理设计证券交易中的权利公示、变动规则和安全、便利、迅捷的交易与清算条件,以及迅速、便利、可靠的过户登记制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设计:1.认识证券账户的法律人格属性,明确其表彰证券权利的功能。从民法主体理论视角分析,证券账户具有主体性特征,从而具有法律人格属性。申言之,证券账户是一个权利的集合,或者说是一个权利的连接点。笔者认为,出于交易便捷要求,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任何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甚至一种财产,一个账户,一个符号,乃至于权利本身等,都可以成为某一种权利、义务、责任或法律地位等的连接点,都可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些主体由于是权利的集合体,就决定了它们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权利的客体。2.明确无纸化条件下证券和证券账户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证券与证券账户的关系?借鉴《中介持有证券统一实体法公约(草案)》(下文简称《草案》)①第1章第1条的规定,即“证券”是指任何能够贷记到证券账户,并依照本公约规定取得、处分的股票、债券、其他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资产(现金除外)。该《草案》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传统的证券法理论,它缓和了对证券权利性质的表述,扩张了证券的传统外延,体现了未来金融服务法的思想和发展方向,也开始构造新型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我国证券法来说,《草案》带来的首要冲击,就是采用“账户定义法”确定证券的含义。按照《草案》定义,凡以证券账户加以表彰的金融资产,皆为证券;至于该种金融资产属于何种类别或者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在所不问。而在证券无纸化环境下,金融资产存储于证券账户,该证券账户可分为多种类型,而且证券账户的类型不同,证券账户反映的投资者权益也将有所差别。而证券无纸化发展促生了纸质凭证向证券账户的转变。因为这种转变,法律出于对权益享有者的权益保护之考虑,强制要求投资者必须将全部拟交易证券存入特定的证券账户,账户管理者只需要提供证券的存管证明,即证明投资者的股东或者债权人身份,即确定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获得公司法和证券法保护的基础。尽管如此,纸质证券的一些特性不为无纸化账户所具有,如纸质证券的质押功能等。因此,赋予证券账户的人格属性,无纸化必须坚持与有纸化功能等同原则,实为必要。3.无纸化与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基于证券账户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统一性特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投资者权利的公示的独特性,而且要明确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与证券账户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传统的证券权利保护原则,又要适应证券权利现代化条件下的实际情况。而准确把握无纸化条件下的证券账户的特殊性,就成为构建新型的证券交易制度的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条件下,证券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关系,也不能从而不论地认为是信托关系,在不同的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和证券公司的关系并不相同。(二)建立适合多层次资本市场要求的证券交易制度基于多种交易制度改革要求确立适合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征的交易制度是现代资本市场交易主要改革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1.完善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法律体系。#p#分页标题#e#依价格形成的主导力量不同,可将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分为指令驱动制和报价驱动制两类。在指令驱动制下,交易者提交指令并等待在拍卖过程中执行指令,交易系统根据一定的指令匹配规则来决定成交价格。因此,指令驱动制本质特征在于通过交易者提交指令来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证券价格的形成由买卖双方直接决定。[4]而报价驱动制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特许证券商作为中介商,不断向公众投资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中介商通过这种连续的报价,活跃了市场上的证券转手交易行为,维持了市场的流动性。在报价驱动制下,买卖双方的委托不直接成交,证券的交易价格由报价的中介商直接决定。从运作方式来看,指令驱动制和报价驱动制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流动性提供方式不同。第二,对市场参与者信息掌握程度的假设不同。第三,对市场风险的假设不同。[5]从市场交易制度来看,主板市场一般采取指令驱动制度,实行集中竞价交易;创业板市场由于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股票,流通盘相对较小,容易遇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多数国家采取报价驱动制度,法律要求证券商履行做市义务。这一制度有助于维持创业板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并有效降低证券市场的波动。2.构造符合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要求的交易制度体系。根据2004年国务院的“国九条”和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我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力推行多层次证券市场制度,改变过去实行的单一集中竞价证券市场政策。按照世界多数国家的实践经验,各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实行以指令驱动的集中竞价交易制度为主而以证券商报价驱动为辅的主板证券交易所,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二,实行以证券商报价制度为主而以集中竞价交易制度为辅的二板证券交易所,如美国naStaQ证券交易所;其三,实行以联网柜台交易和证券商报价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三板市场,如美国目前交易量极大的公告板交易市场。笔者认为,这三方面的证券市场制度均应当得到发展。在交易制度上,法律不仅应当允许集中竞价的证券交易,而且应当允许采取证券商报价制度的大宗证券交易,还应当允许以协议转让制度和证券商报价制度为特征的控制权转让交易。从理论上说,证券市场的发展应当首先考虑多层次证券交易投资人的需求,应当首先考虑到多重证券市场和多种证券交易制度发展的要求,当然也应当考虑到避免市场震荡、合理保护中小股东投资利益的要求。(三)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交易制度的科学建构多重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流动性,包括同一市场同一层次上股权的流动性,同一市场不同层次之间股权的流动性和不同市场间股权的流动性。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交易主要是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性。转板交易制度是多重资本市场环境下,体现不同市场间股权流动性的制度设计。建立转板交易规则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企业的融资,提高市场的活络性,并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投资渠道。第二,对资本市场整体建设而言,完善转板交易制度可以在不同层次市场间形成良好的流动机制,使多重资本市场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升降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选择指导企业合理定位,各个层次的市场和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促进不同层次市场上市企业类型的标准化,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投资环境,实现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第三,就节省融资成本和监管成本而言,转板制度的建立使得满足目标市场上市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通过转板来完成从原市场到新市场的过度。在转板机制建立以前,由于不同市场的割裂性,企业需要有一个先从原市场退市,再在新市场上市的过程,无疑给企业增加了巨大成本,也给监管带来困难,并增加了监管成本。灵活的转板机制的建立单从效率上就是对传统制度根本改进。建立转板制度,对于三板市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对此学界和业界也没有根本分歧。然而就创业板与主板市场之间的转板而言,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主要有:首先,创业板不是主板的下级市场,没有为主板培养上市对象的义务;其次,按照企业的成长过程来讲,有资格探讨转主板上市的创业板上市企业必定是走出了成长期,步入成熟期的大型企业,是整个创业板市场的中流砥柱,是当地交易所培养起来的明星企业。这样的企业转主板上市,必定会对创业板市场和原交易所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转主板上市相比三板企业转板来说就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交易所通常会在创业板企业上市时与之签订的上市协议当中对企业未来的转板与下市做出明确规定,对企业的转板与下市做出了相应限制,规定在合理期限内,企业提出转板与下市请求的条件和要求必须合理,交易所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做法可以合理调和企业发展与交易所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创业板上市企业转主板上市,必须首先要满足上市协议的合理性要求,其次才是是否满足主板上市条件的要求,以及是否通过监管部门审查。解决了这些,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构建转板规则和转板程序的问题。转板规则和程序是转板制度里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对于转板的顺利实现有着具体的指引和约束作用。因此,未来三板市场制度设计中对于满足主板、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三板上柜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转板机制,允许其上升到主板、创业板。在上柜协议中,明确转板条件,由交易所控制转板规则的合理性,同时保障发行人相应的选择权。应当说明的是,各个证券市场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完全隔离的。一方面,本层次的市场之间应当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各个层次的市场也可以互相转板。符合主板条件的三板、二板公司可以升为主板,同样,不符合条件的主板、二板公司也可以转入三板。总之,应当保持公司在各个市场转换通道的畅通,这对保持市场竞争性,提高市场活力,促进公司治理均有裨益。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基本原则、强化监管、催生发展、强调民事责任、强化个人责任
行之有效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快速成长的根本保障。我国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监管无力，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发生。如何使我们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设计能够在现行的经济体下有效运行，成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健全和完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一项浩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但科学、务实的指导原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基本理念，以我国的具体实践为基础，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现行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严格责任、强化监管的原则。
严格责任、强化监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第一，基于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协调平衡的公正原则，对于应当强制性要求承担的责任，必须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设置，并有效实施监管，以保证法律责任制度有效实施；第二，对于设置责任过轻，侵权行为大量发生的，应当加重责任以有效平衡，并加强监管；第三，对于责任设置公平，但基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不严、究责率低而造成实际利益不平衡的，应当通过加强执法、提高究责率，或者进一步加重责任设置以达到公平和平衡，并加强监管。
强调严格责任、强化监管原则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有序、规范发展不容置疑的选择：
1、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是现实市场缺陷对强化政府干预的必然要求。市场缺陷包括理论市场缺陷和现实市场缺陷。理论市场缺陷理论是完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该种理论支持了政府适当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现实市场缺陷，是现实的市场存在的缺陷，它不仅包括理论市场存在的缺陷，而且还包括现实市场不完全所存在的缺陷。我国的现
实，正是处于这种理论市场缺陷和现实市场缺陷并存，现实市场缺陷还很严重的状态之中，市场中的卖方和买方之间力量不均衡、卖方的数量还不足以形成竞争、卖方和买方的素质还不足以自律，等等，使我国证券市场既不可能在自由中有序，也不可能在自由中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不能象英美等国从前的证券市场发展一样，可以在一个漫长的年代里自由式地发展；第二，不具备英美等国今天证券市场雄厚的基础条件，即发达的公司和富有的投资者群体。第三，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够建设得象英美等发达证券市场一样规范有序地发展。正是这种二难的处境和要求，中国证券市场没有大量的高质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大量理性的、高素质的、富有资金的中产阶级投资者，中国没有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和大量高素质的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工作队伍，中国没有长期证券市场发展和实践的经验，没有健全完善的金融、证券法制等，这些条件的约束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能由各要素自由地去撞击，而必须能动地协调各要素，强化政府监管，在不具备自然有序的条件下，实现能动地有序。 正是现实市场缺陷与现实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使政府干预具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成为谋求发展的必然要求。
2、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是违法违规现象普遍的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实状况的必然选择。中国上市公司违法违规呈现上升趋势，1996年，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违法违规案件达100多起，是1992年至1995年的5倍以上。进入1999年以来，查处的违法违规案件与日俱增，东方锅炉、大庆联谊、蓝田股份欺诈骗取上市资格；飞龙实业、中国高科、St金帝、棱光实业年报中虚假陈述；St琼华侨拒绝披露息露；成都联谊违规操作配股；北海银河故意拖延重大信息披露；中国轻骑、宁波华联、北大车行内幕交易非法获利等（1）。配股人见人怕，大股东圈钱，重配股不重效率，实配率越来越底，1999年实配率仅为46.44%，在130家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中，只有13家配股数量募足，最低实配率为6%（2）。这些众多的违法违规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对这些违法违规事件的处罚，如以往的琼民源、红光实业等事件中一样，在东方锅炉和大庆联谊事件中，除几个重要的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外，其他均以警告和罚款了结。而罚款的区区几万对于那些收入丰厚的违规违法者来说，不足以伤筋动骨，更何况有一些人是接了罚单，到公司即报销了。而对于公司的罚款，是广大股东的钱，更不会有人去心疼。
美国正是在1929年由证券市场引发的大萧条之后，才进入了证券监管的时代。当时的美国也是虚假陈述盛行，从发行公司到金融评论家，包括各种媒体和投资咨询公司等，都在欺诈投机、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普遍；银行资金大量违规进入市场，致使投机盛行，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美国1933年《证券法》等一系列监管立法的颂布。
违法违规行为的大量发生，与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究责率底和责任轻是直接相关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是与其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正是违法违规有利可图，才有人敢于和愿意违法违规。而证券市场是个信心市场、前景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的信心。证券市场中充满了欺诈、虚假和操纵，没有公平和公正，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前景就丧失了。因此，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严格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加强监管，是现实要求我们的唯一选择。
3、严格责任，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监管，也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包括美、英、法、日等国的证券市场都比较发达，近几年来，各发达国家为了能够更多地吸引资金，激活经济，都不同程度地修改了证券方面的立法或制订新法。而这些修改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化监管。如美国1996年修订了主要的证券法律，并制订了《1996年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日本在1996年对证券法律的改革等，都反映出了一种严格责任、强化监管，而放松管制、减少限制、降低成本的大趋势（3）。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孤立存在，因此处于一种没有发达国家基础条件，但还不得不考虑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模式和趋势的二难之中。我们不但要强调证券市场内涵和外延、容量和质量的发展，还必须大力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促进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促进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既要要求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证券公司服务水平的提高，还要促进投资者投资素质的提高和发展，等等。不仅是一种基础设施先进、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等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全方位、系统性的亟待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强调严格责任、强调政府依法监管与调控，从而有效促进协调、健康发展。
二、规范的催生相结合的原则。
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促进我国整个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结构全面合理的调整和优化，为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和健康发展服务。而且就我国目前资金市场上银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市场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我国银行业的压力和困难重重，也给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极大的压力。快速健康地发展我国证券市场，逐步扩大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为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小银行压力，化解金融风险，盘活国有企业的大量的存量资产，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现实的二难条件，设计一种能够适应发展需要而又现实可行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必须避免一种因为相关的方面还不发达或制度还不健全就放弃努力的倾向；同时，必须正确认识，成熟的证券市场也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虽然，有一些因素直接决定着证券市场的成长，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先与后、因与果的关系，一方面的因素的良性发展和提高会促进其他方面因素的发展和提高。二难条件的环境从另一面成为促进我们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从各方面、多侧面地同步、协调发展的压力。而且，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其流通容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非常小，不到7%，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较小，有充分的空间和承受力允许在发展上可以比较大胆地试走新路。
因此，在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始终贯彻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全方位的催生发展的原则。每一项具体制度的设计，每一项法律责任的规定，都要充分考虑激活资本流动、健全资本市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催化证券市场创新、发展证券市场容量、提高证券市场质量。从基础设施、人员素质、专业人员的培养、投资者素质的提高、法律责任和法律程序的建设、专业服务机构质量的提高、信息披露与管理、税收减免、政策调整、纠纷解决等全方位地，为降低证券投资成本、提高证券投资效率、树立证券市场信用创造条件，从而积极有效地催化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公正与发展协调的原则。
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是现代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公正成为市场中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协调市场行为中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公正，也就谈不上市场。但是，公正的观念和具体内容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内容，它必须与一个确定的现实条件相适应。在证券市场上，公正原则要求的最基本内容，就是证券卖方与证券买方，即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之间的在法律权利义务设置上的对等和利益保护上的无倾向性。但是，由于证券市场过程中，卖方与买方二者势力发展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而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却是二者相互依赖，因此，必然要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同，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必须在利益的保护上有所倾向，从而有效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最终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样有这种公正与发展原则之间的协调问题。这种协调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也可看得很清楚：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政策倾于卖方市场；而现在买方利益频频受损，市场信心不足、前景难测，则必须强化买方利益保护。而且公正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没有发展，对双方利益都将是不利的。因此，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公正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四。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原则。
实体与程序并重，是一个常识性、但又必须强调和坚持的原则。因为我国在证券法律责任立法方面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无程序即无实体。没有明确、适当的法律程序的规定，实体上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法律程序的规定，就无法执行，而得不到执行的法律，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降低法律的威信。如果法律对一种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而无一定的、适当程序予以执行上的保证，法律责任就变成了空话。可执行的法律才是好法律，而没有程序保证的法律责任根本不可能有效执行。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首席律师邓尔邦曾说：我认为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执行法律并适当地追究法律责任。这些法律都是为了规范市场的运作与其参与者，如果法律执行妥当，市场运作与参与者的行为便会自然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我国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原则，以保证实体责任制度的设计能够有效而妥当地执行。尤其是加强监管程序立法，对于证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
五、强调民事责任原则。
强调民事责任原则，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执法违法情形比较严重、执法资源紧缺的我国证券市场现实的要求。因为民事责任保护的权利主体是市民社会的市民，他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使民事侵权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最高。因此，民事责任的健全对违法行为的减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平有效地设置民事责任，才能调动投资者自身的积极性，去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才能调动广大投资者的积极监督，检举违法行为，发动证券市场上的人民战争，从形成证券市场上真正有人诉、有人赔，诉得起、赔得起（4）的高效、有力的执法局面，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投资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中被称之为私人检察长。私人诉讼是美国证交会执法方面的关健。由于证交会财力人力有限，侦查和调查证券违法事例，经常仰赖私人提起诉讼。通过允许私人就其所受的侵害在法院提起诉讼，联邦法律和法规得以强制执行，又不必花费证交会或司法部起诉所需花费的大笔费用。美国1994年证交会提起的行政案件是268件，民事和刑事案件总和是229件，而全国各地由私人提出的联邦和州证券诉讼案件每年大约300件，比联邦行政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案件的件数还多（5）。这反映了投资者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维护，也有效解决无人诉的起诉主体缺位和证券市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够、究责率低、执法资源缺乏的问题。我国证券法律责任立法方面最为薄弱的应属民事责任，使真正的权利主体缺位，使整个法律责任机制不能高效运行，发挥预防和矫正作用。
实践已经表明，我国证券立法中民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使实践中许多违法行为中被侵害的广大投资者利不能得有效的保护。红光实业、琼民源、苏三山等事件无不如此。因此，必须强调民事责任立法，而且必须充分考虑证券市场上侵权行为发现难度大，侵权行为人确定困难，市场广阔造成投资者对有关信息获取困难等因素，对民事救济程序、举证责任、归责原则、救济成本承担等加以分析和研究，从而保证民事责任的规定能真正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六、强化个人责任原则。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法律。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不能把人人都当作是天使。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是自利的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忠诚的关注者，具有效用最大化的特性；而且，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总有一些人可能是不诚实的，他们可能会掩盖偏好、歪曲数据、故意混淆是非，欺诈性地追求自我利益，这被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机会主义。由于机会主义者和非机会主义者在事前区分的成本很高，而且人的有限理性甚至使这种区分不可能，因此，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风险，市场主体只能一概地视他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同时，实际中一切的决策都是以个人决策为基础的，一切行为实际上都是个人的行为，一切的组织，诸如政党、社会、国家、人民、企业、等都不再被认为是象一个人一样地行动的集体，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为开始，这被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原则。
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特征和实际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主义观点的科学性决定，对任何行为的分析，都必须坚持从行为主体中所包含的最小的决策单元，即具体的人去分析和把握，从主体行为中所内含的利益驱动去分析和把握。法律责任的分析，尤其是对非自然人主体行为的分析，必须从主体行为决策人的利益驱动机制上去考察，引导有益的利益机制，消除有害的利益机制。主要可采用三种做法：（1）对于违背应当遵守的一般的职业决策规则进行决策，给所代表的非自然人主体内部的非决策第三人导致利益损失的，由决策人赔偿或补偿；（2）对于决策给外部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如果这种损失不是因为决策者违背基本的职业判断规则，而是因为主观上的重大过失或故意而造成的，则由被人对外承担责任后，由被人根据决策者的过错对被人赔偿或补偿；并且，被人内部的任何其他非决策人都有权代替被人行使上述权利；被人的任何债权人，在债权不能有效得到清偿时，亦可行使上述权利。如果有必要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则规定决策人与被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三，对于有共同利益的共同决策人之间，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举证无过错而推卸责任，从而促成共同决策人之间既在合法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合作，又在非法行为决策上的相互制约。
实践说明，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建设方面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法律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其中，一方面是因为执法不严和处罚过轻的原因（6），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到中介机构，以及投资者，都普遍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而处罚却往往只对机构不对个人，既便对个人有处罚，往往也只是轻描淡写，甚至以党纪、行政处分代替国法，接了罚单予以公款报销，有的处罚甚至只是调往彼处继续担任同级职务，责任旁货极为严重，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大量的大胆违法违规者的产生，因此，研究和完善我国证券法律责任，强调化个人责任原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注释：
（1）《1999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0日14版。
（2）《配股为什么人见人怕》，《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22版。
（3）于绪刚：《美国：＜1996年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魏君贤：《日本：放松管制、加强监管》，《金融法苑＜证券法专刊＞》总12、13期合刊，法律出版社。
（4）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邱海洋在北京大学证券法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7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美国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
美国证券监管的最新一轮重大行动是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利法》，该法是对2002年一连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从安然到凯马特，从世界通信到施乐)的回应。制定该法的目的是：第一，强化政府监管，以便市场更有效率。第二，恢复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公众诚信。本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加重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公布的会计报告的责任，加重了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责任，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的外部监督。使得证券监管的基渊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厉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乱世出重典”。
(二)英国。在英国，传统上证券行业的自律系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自律组织包括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英国证券业理事会、收购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等等。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常常比议会立法更起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以前。之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上述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三)德国。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从上述的比较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从美、英、德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固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二，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以弥补政府监管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总之，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二、我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首先应适应我国国情。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建设，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征。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度”的把握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在借鉴国外发达证券市场监管经验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同我国国情相适应。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抛弃纷繁复杂的细节，对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特征，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有以下特点：
1、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一个证券市场的规模必须大到能让希望在本市场中筹资的企业能正常地实现其融资目标，而不受市场规模的过分制约，这是成熟市场的首要特征。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为各类型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
2、监管机制还不完备。成熟市场的监管原则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有关的法律和规则覆盖证券市场的各个基本层面，实施细则都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同监管主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衔接性、配套性、层次性良好。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市场化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成熟市场的市场化是很充分的，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乃至金融创新都已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准则来运作。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的拓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我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新股的发行我们已不采额度的限制，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
4、行为主体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上基本的行为主体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等。如果其行为主体不具备经济人的特征，那么这样的证券市场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证券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我国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领域界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三)具体的应对措施。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也是“国家培育下的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发展过程。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考虑这一特殊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权威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活动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程度应当以法治做为标尺”。同时，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性。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与冲突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8
关键词:证券内幕交易行为 平等原则 诚信原则
前言
证券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又称“知情证券交易”,是指掌握并利用内幕信息的人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由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是利用一般投资者所不知道的信息来获取实际利益,因而是一种不公平的证券交易行为,不仅会不利于证券交易市场的正常运作,而且会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堵塞了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的渠道。所以,国际上将对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作为考察一个国家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各国的证券立法也都禁止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存在。目前,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已对我国正常的证券交易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故应加强对这类行为的研究,以寻求对其的法律规制,保障正常的证券交易秩序。
一、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危害
(一)违反了平等原则
民法的直接宗旨是确认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而平等是人类所追求的永恒的价值,是特权的对立物,是故平等原则为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平等原则的本来含义应该包括出两种平等观:实体平等观强调“结果均等”,即不论民事活动参与人的才能和机遇如何,通过民事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应该是均等的;程序平等观强调“机会平等”,即只要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同等的机会,便做到平等。将这两种平等观置于现代市场机制,便可以发现,实体平等观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是相违背的,而程序平等观由于要求尽量使人人处于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所以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质相吻合。由是,现代民法所极力强调的平等应该是程序平等,即参与民事活动的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具体到证券交易市场,学界在论述证券交易规则要求时,大多是以“公平”作为理论基础,认为公平是证券监管的首要目标之一;一般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享有的平等交易权包括平等参与权、平等知情权、平等价格权等。这是民法的平等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反观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参与该行为的“内幕人员无需承担任何商业风险,而相对人仅仅成为他获取利益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l3j。换言之,在证券内幕交易行为中,行为人不是通过对所有投资者均可平等得到的已公开信息进行技术分析而判断市场形势,预测价格走势,进而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决策的,而是凭借其特殊地位和独占机会,通过特殊渠道不公平地获取信息,并利用该信息与不知情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而实现获利目的。因此,当证券内幕交易行为人控制了内幕信息并利用该信息进行了“利己交易”后,其实质上就侵犯了交易对方的平等交易权。平等交易权一旦被侵犯,相应的财产权亦被侵犯。可见,证券内幕交易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纯粹的“利己交易”,显然是对平等原则的公开挑战。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9
证券市场是各种有价证券发行和流通的场所，它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由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构成。发行市场，又称一级市场、初级市场，是证券发行人发行证券以筹集资金的市场。流通市场，又称二级市场、交易市场，是对已发行的证券进行交易的市场。按其有无固定场所，证券市场又可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81年，我国恢复国库券发行。1987年，深圳成立了第一家证券公司。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成立。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8年撤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至2000年11月，我国个人投资者开户总数已达5500多万，拥有证券公司98家，证券交易部2600多家，上市公司1063家，总市值达46000亿元。
证券法，是调整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中，以及国家在管理证券机构和管理证券发行、交易等活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证券法是指一切有关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监督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狭义的证券法是指证券法典，在我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本文所讨论的“证券法”主要是指狭义的证券法。
我国自发展证券市场伊始，就注重对其进行统一管理，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立法，引导其健康成长。1992年12月17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此后，又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大量的法规和规章。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这是对证券市场进行合理化管理的必然产物，也是证券市场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原则，是一定现象的出发点。法的原则，是法学理论所研究的，并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法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反映着法的本质、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体现了社会生活对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最高的命令性和普遍性。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基本精神的体现，贯穿于证券发行、交易、管理以及证券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始终，在证券法体系中处于最高效力地位。我国《证券法》总则第3条明文指出：“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是我国证券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将“三公”原则作为证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资本社会化的客观需要，是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中，“公开”性原则，作为基础原则的基础，又尤为重要，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一、公开性原则的意义
公开性原则是“三公原则”的基础，是“公平、公正”原则实现的保障。没有“公开”性原则的保障，“公平、公正”便失去了衡量的客观标准，也失去了得以维持的坚实后盾。只有公开，才能有效杜绝证券市场的舞弊行为，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转。美国大法官布兰迪斯（Brandies）的名言如是说：“公开是现代社会疾病的救生药，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电光是最棒的警察”。
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约束证券发行人的行为，改善其经营管理。公开性原则要求发行人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格式和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公布与投资者决策密切相关的资料，可促使发行人严格财务制度，规范其内部管理；同时，增加发行人内部状况的透明度，将其置于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还可激励发行人全面加强经营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以改善各种上市指标，不断自我完善。
其次，有利于证券市场上发行与交易价格的合理形成。以股市价格为例，其价格的形成固然与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等公司外部环境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由公司自身经营状况来决定的。经营的好坏，决定了公司的盈利高低，从而也影响股票预期收益高低。因此，有必要将发行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发展趋势公开化，便于投资者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定，促使证券供求关系自然形成，市场可根据供求关系形成合理价格。反之，如果公司是“包装”上市，误导投资者，形成虚假股价，造成“泡沫”，股市必然扰乱甚至破坏整个证券市场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再次，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来源于投资者的信心和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在我国，广大中小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是内幕交易的最终受害者。公开性原则可以确保广大投资者在接触和了解证券市场信息面前，一律平等，根据公开化了的信息作出自己的投资决策，既可防止盲目投资，以减少或避免不应有的风险，更有利于扼制信息滥用、内幕交易、证券欺诈、过度投机等行为。
最后，有利于进行证券监管，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公开的信息是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其监督证券市场各方依法活动的重要法律手段。依据公开性原则，监管部门既可及时有效地查处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又可根据高度透明化的证券市场信息，及时防范、预警和化解金融风险，调控、引导证券投资及筹资行为。并且，公开性原则还要求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公开化，将监管行为同样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促进监管部门的正确执法，更好地履行其监管的义务。
鉴于此，《证券法》将公开性原则渗透至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了发行人、大股东信息及有关业务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并要求这些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和存在重大遗漏。特别在证券交易的环节，证券法作出了一系列必须保持信息公开的规定。同时，还规定了证券管理机构的某些管理信息的公开化，以促进有效监管。
二、公开性原则概述
（一）历史概况
在各国法律中，公开性原则被具体化为信息公开制度（即发行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与管理公开制度（即监管信息公开制度）。
1.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开性原则的主要方面，这是由证券市场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信息公开制度在各国证券法律制度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英国是信息公开主义哲学的发源地。早在1720年，因南海事件而制定和颁布的《泡沫法案》，便确定了信息公开制度的雏形。1844年，在英国颁布的《公司法》第四节又提出，公司募股筹资时必须向公司注册官提交一份招股章程，但其未对招股章程作出具体要求。1895年，英国为修改《公司法》所成立的“戴维委员会”则在其报告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公开制度，并在1900年的《公司法》中得到了贯彻。修改后的《公司法》明确要求公司注册时，提交的股份说明书必须记载13项内容，该说明书还必须向全社会。至1986年，英国发生了“金融大爆炸”，开始对金融证券法律大力制定成文法，对证券信息公开制度尤其是发行信息公开制度作了全面的规定。1995年，又将《金融服务法》中关于证券发行的内容独立出来，制定了《证券发行规章》，对证券发行作了全面的规定。
美国是最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尽管英国很早就有了有关的规定，但由于其关于证券的法律规范素无制定成文法的传统，证券问题均规定在公司法中，因此关于信息公开制度在立法上落在了美国后面。在借鉴英国相关法律的基础上，1911年得克萨斯州的《蓝天法》，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公开制度。此后，在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中，信息公开制度又得以发展。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展到证券店头市场。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还规定了公司内部人员持股及变动报告等制度。美国证券专家认为：“信息公开主义哲学在于：每个投资者应自己作出决定，这样市场才能自由地发挥其功能，从而有效地分配社会资金。为了使投资者作出决定，相关信息必须提供给他或她”。“从这个角度看，管理者的工作是确定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并确保提供恰当的信息，即没有错误、遗漏和延误的信息。”可以说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是比较彻底和全面的，因而也是最复杂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开信息制度多以之为蓝本。
法国1967年9月28日内阁颁布了关于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法令，要求发行人向交易委员会提交一份发行阐明书，详细披露该公司的情况。该法令还要求“为发行有价证券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所有公司事先公布一份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及有关公司的组织、财务状况和公司活动发展情况的文件”。“该文件应置放于公司所在地所有负责接受认购的机构，供公众阅取。证券上市的还应当将此文件置放于证券经纪人同业公司（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供公众阅取”。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做了较完整的规定。在证券市场开放之初，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制作招股说明书，并必须记载16项重要事项。此后，中国证监会依据该条例的规定，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披露的规章，如《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并制定了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至7号），建立了较完整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我国证券法更是以证券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证券信息披露制度。
2.管理公开制度
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开性原则的基础，但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的公开是远远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含着横向经济关系-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行为，也包含着纵向经济关系-监管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其信息的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内在需要，其直接收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因此，世界各国在对信息公开制度进行详细规定的同时，往往也对管理公开制度作出了规定。例如，《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第29条规定：“联邦证券监督局可以制定在正常情况下评判是否存在应予通知的事件的前提或是否应当免除本法第21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规则。规则应当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德国交易所法》第44d条规定：“已获准上市交易的有价证券的发行商未履行其因获得许可而产生的义务时，许可证发放处可以将这一事实在交易所公告中公布。如果发行商在为其规定的一个适当期间届满后仍未履行上述义务时，许可证发入处可以取消正式挂牌交易的许可。”我国法律也对此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以保证市场监管的有效进行。
（二）主要内容
1.公开性原则的基础
公开性原则是建立在证券发行制度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中，就公开性原则而言，其制度基础大体有两种，分别为：注册申报制与核准制。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适用的证券市场的完善程度不同，并由此引发了公开性原则在立法内容上的差异。
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注册制相对宽松的准入标准，必然要求相对严格的信息披露，以保障有效的证券市场监管。因此，公开性原则尤其是信息公开制度应运而生。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性原则的重要目的之一，即为了弥补注册制的不足，通过公开性原则达到对证券发行人的监督、约束与激励。
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核准制，是指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公开性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但同时更注重对发行主体的审核。其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核准制。
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单纯的法律约束不足于使公开性原则得以充分的体现，便转而求助于行政力量，这是法制不健全的典型表现。行政审批，不同于行业自律的监管，它不应是市场内部的必要因素。但因我国的法治水平及证券市场都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力量过于悬殊，容易发生欺诈现象，所以需要政府加以规制和引导。
2.公开性原则的内容
（1）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又称“信息披露制度（thecorporatedisclosuresystem），是指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报告或公告其有关的信息、资料（包括财务、经营状况方面），以使投资者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便于作出投资判断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信息公开制度就是规定信息公开的内容、时间、方式、程序等事项的法律规范。按公开时间不同，其可分为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或称初始公开制度）和证券交易信息公开制度即持续信息公开制度（或称继续公开制度）。
（2）管理公开制度
为了配合信息公开制度，更好地体现公开性原则，许多国家还规定了管理公开制度，以有效防止管理部门的失职与舞弊行为。管理公开制度，又称为管理披露制度（thegovernmentdisclosuresystem），是指证券监管有关部门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报告或公告与证券监管有关的某些管理信息，以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预防与惩处违法行为，更好地履行监管义务。依管理环节的不同，其可分为发行管理公开制度与交易管理公开制度。依作用与目的不同，其可分为程序管理公开制度与处罚管理公开制度。
3.公开性原则的保障措施
为了有效地保障公开性原则的实现，世界各国都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1）公开资料签证制度
公开的信息资料，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财务文件以及法律、资产评估等事项必须由独立的会计师、律师机构签证。为证券发行人出具文件的会计师、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审核监管制度
证券发行无论是采用注册制还是核准制，均要对信息资料的公开进行必要的审核监管，只是不同的制度对信息资料公开和监管采取不同的方式，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采用证券发行注册审核制度的国家，证券管理部门主要对信息公开的完整性进行审核监管，其信息的真实与准确性往往由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咨询行业的高度自律性组织来保证；而采用证券发行核准制度的国家，证券管理部门主要对信息公开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管，因其咨询业的执业水平与素质往往不能满足监管的完全需要。
（3）法律责任保障制度
如果公司违反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应公开的信息未公开，或公开不充分，以及作误导性陈述，甚至作虚假陈述，证券发行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为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业务服务的外部独立主体，即会计师、律师及其事务所，实际是为证券公开发行提供一种信息公开担保。信息公开担保，是指证券发行人以外的某些特定主体，必须依法明示保证信息公开义务人（证券发行人）报告或公告的信息公开文件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有关信息公开文件的内容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些特定主体要为此向投资者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种信息公开担保具有不同于一般债的担保的特点：
首先，信息公开担保是一种法定担保。信息公开担保既不是基于信息公开担保人与证券发行人之间的约定而设定，也不是基于信息公开担保人与投资者之间的约定而设定，而是基于证券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设定的，是证券发行人必须设定的一种担保。而债的担保则一般具有平等、自愿的属性，对特定的某一种债而言，是可以由当事人双方自由选择设定与否。
其次，信息公开担保的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其权利主体-投资者，不时处于变动之中，是一种对世的担保。而债的担保是为了保障特定的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是一种对人的担保。
再次，信息公开担保的责任范围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信息公开担保的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导致其担保的责任范围的不特定性。而债的担保，是以被担保的债务为责任范围，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
最后，信息公开担保的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它不因证券发行人某一行为的完成而消灭，是对证券发行人特定时间的真实状况的永久性的承诺。债的担保效力从属于被担保的债务，主债务消灭，则债的担保便消灭。
信息公开担保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连带责任。在发生信息公开违法行为时，一方面，各信息公开担保人应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担保人与信息公开义务人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然，信息公开担保人只对与其担保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承担责任，即信息公开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根据其职务关系和业务关系的性质与内容而定。
三、公开性原则的标准
公开性原则也有自身的衡量标准，以从各方面促成其自身的有效实现。由于证券市场的绝大多数信息来源于各发行公司，且发行公司公开的信息对证券市场而言，更具有致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仅就公开性原则在信息公开制度中的具体化作进一步探讨。
（一）真实原则
真实原则，是指公开的信息必须具有客观性、一致性和规范性，不得作虚假陈述。客观性，是指公开的信息所反映的事实必须是公司经营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禁止为了影响市场价格而编造虚假信息；一致性，是指公开的信息依据的标准，应保持历史的一贯性，如有变动应作出说明；规范性，是指公司所公开的信息必须符合证券法所规定的对不同性质信息的真实性的不同判断标准。
证券投资者将公司信息作为对公司证券进行价投资判断的依据，必然要求公司所公开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其经营状况。证券投资者判断的准确性，首先以投资判断的依据的真实性为必要条件。没有真实的公司有关信息，投资者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公开性原则便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真实原则，应适用于公司所公开的全部信息，包括描述性信息、评价性信息和预测性信息。只是，由于信息的性质不同，对其真实性的判断标准也不同。
1.描述性信息，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既存事实，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检验其真实性。其中，对“计划事实”的真实性，不应以计划实现的充分性来判断，而应以计划实施的充分性来判断。如果计划未得到充分的实施，上市公司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说明。如果上市公司没有合理的原因而不充分实施计划，则可以认定其所公开的计划为虚假计划。
2.评价性信息，反映的是已公开信息中的事实与其他事实之间的联系性，是对既存的事实的性质、结果或影响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它往往是在公开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同时，又加入了信息者自己的判断。评价性信息的真实实际是一种逻辑真实。在检验评价性信息的真实性时，应在确定描述信息所反映的既存事实的基础上，对评价依据的真实性和评价方法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3.预测性信息，是对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主要是盈利状况）所作的预测，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中的既存事实与将来事实之间的联系性。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具有持续性，其经营状况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其经营状况不仅包括经营现状，也包括经营潜力和经营风险，因而证券价格的确定便含有预测的因素。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中可以包括盈利预测，尽管这种预测一般并不可靠，而且常常被利用来作为误导市场的工具，但为了便于投资者作投资判断，现行各国的证券法规和证券监管机构的规范性文件往往允许上市公司公开盈利预测，并给予规制以防止其弊端。规制往往从对盈利的界定、预测假设的合理性及可靠性、及重大差异的说明等来进行。
（二）准确原则
准确原则，是指公司公开的信息必须准确无误，不得以模糊不清的语言使公众对其公布的信息产生误解，不得有误导性陈述。
公开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述来实现的，而语言内容的多义性与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使证券法在规制公开的信息的时候，必须贯彻准确原则。信息的准确性是投资判断准确性的前提。实践中由于虚假陈述与重大遗漏具有显现性，而“使人误解”则利用了语言的多义性并可能把责任推给投资者，因而，“使人误解”便成为公司信息公开活动中较为多见的违法行为。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10
论文摘要：加入wto，对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意味着驶入了国际证券市场的快速直通道，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证券交易品种、方式更加多样，证券市场更加多层次化，这些都对未来的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创新需要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证券立法上的制度创新。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这圆了我国l5年来“复关”坎坷求索之梦，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变迁，而且更带来了一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制革命。具体针对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意味着驶入了国际证券市场的快速直通道，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化(如有“洋面孔”的出现)，证券交易品种、方式更加多样化，证券市场更加多层次化(二板市场、网上交易等等)，这些都对未来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无疑，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创新迫切需要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证券立法上的制度创新。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从wto的规则精神看，应升华出“公正、高效、透明、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管理念，来引领、指导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及制度安排。
在证券监管体制或行为活动中，证券监管的理念是其灵魂。国际上一些证监会每年都要出一个年度报告阐释其理念。在香港，对每个进证监会工作的人都要作一个关于“理念”的报告。所谓理念，又叫“观念”，最早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创立此范畴，原指永恒不变而为现实世界之根源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实体。引申至今，理念即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在法律措辞上，则相当于宗旨、目标或原则之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价值与终极宗旨之谓也。它是以纯文化、纯精神的角度对事物(制度)本质所作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之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运用法律之原理。理念为理性之原理。
面对日益国际化的证券市场的监管，外国中介机构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外国证券在中国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外国资金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投资等一系列新业务，如何确立一个科学的理念呢?我们知道，w i’o不仅是一个多边贸易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一部“基本法”—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两项“程序法”—即《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三大“协定”—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16项协议(特别是《金融服务协议》)所构成的规模宏大的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人wto与其说是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全面接轨，不如说是中国的一套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规则的接轨。其中，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来说，重中之重是将wto规则的精髓、宗旨吸纳为自己的理念、指导纲领。诸如国民待遇(平等)原则、非歧视(公正)原则、透明度(公开)原则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原则，理应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至上理念的组成部分，以满足人世后我国证券市场活动日益国际化的监管需要，亦利于积极参与国际证券监管的合作。对此，1998年9月在证监会国际组织的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一份报告《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共同奋斗目标。
而且，我们注意到，中美达成的人世协议中，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33％)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业务；证券管理层亦正积极研究国外的“合格外国投资者制度”(qfii)，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人中国市场，三资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已得到批准，境外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迟早也会成为现实，如此这些制度的设计、举措的出台，均应有一明确的“公正、高效、透明”的证券监管理念来指导，才能对证券市场活动的中外监管相对人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广大投资者(包括未来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使之更能凸现出《证券法》所确立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与“证券发行、交易活动中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等规定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二、就证券市场监管的制度安排而言。证券立法上应有创新与完善
厉以宁曾指出，“中国的证券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阶段性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相信，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完善与发展，形势发展与条件成熟后，连《宪法》都需要修改，何况《证券法》?”，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应有质的飞跃，作为带有明显阶段性成果的规范和调整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理应有创新、发展。因此，应该通过修订证券法及配套规章、规则，在注意借鉴引进发达国家证券立法成果同时，结合本国实际，因地制宜，予以消化、吸收，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来进行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设计与安排。其中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置换掉那些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宜的条文、规范。譬如我国证券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在任期或法定期限内持有和买卖股票。”而从国际上看，从未见有禁止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立法先例；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正，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对证券从业人员规定更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律义务均为必要，但不得以剥夺其享有证券投资权这一民事权利为代价，其实“不得内幕交易”、“不得短线交易”、“证券持有披露制度”等法律设定足以达到约束证券从业人员以权谋私之目的。第二，应该拓宽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前瞻性地考虑出台规范新的证券交易品种的规范，如制订股票指数期货、中国存款凭证(cdr)等交易规则，以满足中外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使境外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早日成为现实。我国证券法曾在1994年6月28日的八届人大第八次常委会审议时，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厉以宁教授说：“证券法(草案)规定的证券范围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其它企业、工业和社团法人债券、股票、认购权证书、投资基金券和经主管机关认定的其它证券”。但有一些委员、专家有不同意见，主张只对发展数量大的两个主要品种即股票和公司债券作出规范，国债可在国债法专门规定，其它各种衍生券种，形式复杂，有待以后规定。后来几经反复，最终采用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证券法第二条所表述的，“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处理，更反映了当时证券法出台的时代背景——出于防范亚洲金融危机、抑制衍生工具风险的需要，以及立法者的“价值偏好”——政府行政主导型的立法模式。其实，在美国，证券法调整范围最宽
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的种类有23种之多，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的也多。我国在加入wt0后，新的证券品种(股票期货指数、cdr)为满足中外投资者证券交易国际化之需求，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届时证券法理应有相应完善。第三，应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拓展、完善统一的分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如尽快推出二板市场，otc柜台交易，从而使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分散投资者风险、资源优化配置等诸功能得到更充分发挥，亦利于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促进中华民族高科技企业成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应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第四，应加快涉外证券立法，包括制定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外国合格投资者管理办法、境外证券融资综合法规，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兼收并蓄，使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法可依；第五，应当对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法律冲突、司法协助等问题制订研究对策，加强立法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应注意证券立法设计时贯彻好立法程序上的透明化、公开化。香港在出台重大规章、法规时，往往都有经预先咨询，这样，社会可以评论，因为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会优化这个制度，法律本身的动力在于各界的监督、各界的运用，在实践中寻找到优化的道路，还会赋予制度本身动力。
三、从法社会学的实现的原理看。应秉行“张力主义”。确立、完善一种本土化的证券监管机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根本上说，证券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是证券市场管理问题”。好法是不足以自行的，好的法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有效执法的中坚力量，才能生成法治秩序的现实，否则，“理念”、“制度”只能是“书本上法的幻想”。因此，证券监管机制的良性运行是证券法治秩序保障的一大基石。
加入wto后，证券监管会更趋国际化、复杂化。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来看，80、90年代以来：“放松监管”(deregulation)成了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首先是1986年英国出现了“金融大爆炸”(bigbang)，取消了对外国筹资者与投资者的种种限制，从而使伦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远胜于纽约。在此压力下，美国为适应证券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潮流，开始修改《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等一揽子法律、法规，1996年国会通过了《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旨在放松监管，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与竞争力；促进共同基金的有效管理，保护投资者；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减轻监管负担，取消、限制州的证券监管权限等等，最终推动证券市场更加自由化。在日本，自1996年底也开始了在自由、公平、全球化的理念指导下的金融体系的综合改革，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japnaeseversionoffinnacialbigbnag)。其改革主题之一即是放松规制、搞活市场；其中一大举措是银行、证券、保险与金融业务均可相互以子公司方式参入，因应了美国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确立的证券、银行分业经营之“防火墙”制度有所放弃的最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