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2
[关键词]：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贸协定
0引言
2015年1月，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运行。同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加入。至此，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1.8亿人口、900亿桶石油储量、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2万亿美元的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上述国家多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国别，也是中国在欧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对象国，其中俄罗斯更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进口来源国。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符合中方的根本利益。
2015年5月，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该份协定不仅涵盖的领域宽，而且采取灵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发展层次不一等困难，体现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欧亚经济联盟国际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雄心。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额为887.9亿美元，与越南贸易额为901.7亿美元，分别位列中国第十一大和第十大贸易伙伴。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可能对中国与其相互贸易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纺织品、鞋类、轻工以及机电等产品对欧亚经济联盟出口可能面临来自越南更为激烈的竞争。中方应积极研究，妥善应对。
1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有关基本情况
1.1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宏观指标
欧亚经济联盟总面积为2028.73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的14%，人口1.83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5%，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9%和25%。2014年，联盟国内生产总值为2.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8776亿美元；工业产值1.3万亿美元，石油产量6亿吨，天然气产量6828亿立方米，发电量1.2万亿度，钢产量7690万吨，化肥产量2734.9万吨；农业产值1441亿美元，粮食产量1.3亿吨，是世界第五大粮食产区；联盟境内铁路里程10.7万公里，公路里程160.6万公里，上网人数占人口总数的59.4%。
1.2越南主要宏观指标
越南国土面积32.9万平方公里，人口9050万，是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体。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40亿美元，对外贸易额2980亿美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2.5亿吨和3000亿立方米，铁矿和铝土矿储量分别为13亿吨和54亿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5%，腰果、胡椒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大米、咖啡出口居世界第二；近年来电子产品、纺织服装、鞋类、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汽车产业发展较快；全国铁路里程2600公里，公路里程22万公里，移动电话用户约1.2亿户，年发电量约1013亿度。
1.3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贸易情况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统计，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贸易额为4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额的0.74%；其中，欧亚经济联盟对越南出口19.7亿美元，同比增长25.8%，自越南进口23亿美元，同比下降12.9%。
2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主要内容
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篇幅巨大，共1314页，包含15章214条，以及5份附件，分别是关税承诺减让安排，货物进口触发采取保护措施的数量表，产品具体规则（货物在缔约方的加工度认定），离岸国家和地区表（包含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原产地证明格式。
2.1关于货物贸易
协定的核心是货物贸易关税承诺减让安排，占据了协定大部分篇幅。根据协定，欧亚经济联盟88%税号，约9800余种商品将取消进口关税。其中，59%税号，近6600种商品将从协定生效之日起取消进口关税；另外29%税号的商品，约3200种，将在5-10年的过渡期内取消进口关税。至2025年，上述88%税号的商品将全部实现零关税，而其他12%税号的商品，约1300种，仍将保持现有的进口关税税率水平。
越南进口关税调整较大的有如下产品：奶制品（原进口关税税率为20%）、钾肥（6%）进口关税税率将自协议生效之日起降至0；禽肉（20%）、轮胎（5-30%）进口关税税率将在5年过渡期后降为0；汽油（17%）、货车（17%）、大巴车（30-40%）进口关税税率将在10年过渡期后降为0。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欧亚经济联盟对越肉类产品、奶制品、小麦、面粉、谷物种子、烟草、肥料、石油及制品、钢管和轧材、轮胎和汽车等产品出口将会增加，而越南对欧亚经济联盟鱼、大米、水果、蔬菜、干果、服装、鞋、皮革制品以及机电产品出口将会增长。
2.2服务贸易
由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此前均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哈萨克斯坦于2015年11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因此协定中关于服务贸易的条款总体上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其中，关于服务贸易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支付和转移、许可证等相关内容与《服务贸易总协定》一致。
2.3投资
俄罗斯与越南单独拟定了17个总规模约200亿美元的相互优先投资项目，其中，俄罗斯对越南投资项目14个，包括俄企业在越南建设电站、铁路车厢厂，俄罗斯乌拉尔车厢厂与越企业合资建设铁路车厢制造厂，联合开发两国大陆架油气田，扩大在越南汽车组装规模等。双方优先项目总金额约200亿美元。
3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的主要特点
3.1制度安排灵活，体现差异化
协定充分考虑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愿望诉求，允许并鼓励自贸区内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例如，协定中货物贸易部分的内容由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而涉及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流动等其他领域内容则由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与越南分别签署。根据这一原则，俄罗斯与越南于2015年5月签署了涉及除货物贸易以外的有关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条款。今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可加入俄罗斯与越南签署的双边协定，也可与越南单独签署双边协定。
3.2协定涵盖范围较为广泛
协定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大传统领域，还涵盖了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认定、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自然人流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保护、电子商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广泛议题。
3.3原产地认证监管较为严格
根据协定规定，双方将建立海关信息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以加强海关监管和信息交换，防止虚假报关，遏制走私行为。协定规定，如一方出现系统性违反原产地规则的情况，将受到重罚，另一方可取消相应商品的优惠关税。
3.4充分保护敏感商品
欧亚经济联盟将肉、奶、茶叶、咖啡、糖、可溶性饮料、钢管、飞机和汽车等列为敏感商品，继续保留原有关税税率。而对越南而言，保留进口关税的敏感商品主要有部分肉制品、糖果、盐、工业废料、贵金属制品以及特种车辆等。上述商品分别涉及双方的主要产业和优势产品，体现了双方本国核心经济部门的保护。此外，欧亚经济联盟对衬衫、裤子、童装、家具等次敏感商品建立了“触发机制”，一旦上述商品进口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市场造成威胁，相关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将恢复到原水平。
3.5区别对待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协定规定，双方有权根据世贸组织规定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护措施。但越南应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区别对待，即无权将针对欧亚经济联盟某成员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扩大至其他成员国，但与此相反，欧亚经济联盟对越南的贸易救济措施将被各成员国统一执行。
4对策建议
4.1深入分析，跟踪监测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相关企业应主动研究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特别是货物贸易部分有关内容，并以重点、敏感商品为基础，对中国向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相关商品出口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相互贸易情况持续进行跟踪，分析有关贸易走势，研究上述自贸协定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实际影响，并对某些商品出口可能出现的波动提前做出研判和预警。
4.2充分利用优惠条件，加大投资力度
中国相关企业可积极响应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号召，加大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越南纺织、轻工、农业、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利用当地的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投资设厂，开展生产加工合作，并利用免进口关税的优势，将产品销售到对方，实现富裕产能转移。
4.3加快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贸易便利化安排的进程
2015年5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宣布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的谈判，双方拟通过该协定建立贸易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并最终建立自贸区。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的自贸协定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商谈贸易便利化安排提供了范本和参考。中方可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欧亚经济联盟在建立自贸区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关切，并以此为借鉴，确定相关谈判重点和方案，争取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最大共识，加快有关商谈进程。
5结语
综上所述，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是中国开展周边经济外交的重要国别。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经贸合作，对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亚经济联盟尚处起步阶段，与越南的贸易规模不大，建立自贸区的外溢效应相对有限，短期内对中国企业出口亦不会造成十分明显的影响。中国相关部门、商会和企业应妥善应对，并抓住机遇，趋利避害，保持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双边互利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3
自Young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中国区域市场分割，国内外学者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及其部分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测度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测度方法，比如技术效率、经济周期和贸易流量等；第二，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皮建才和陈敏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造成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第三，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陆铭和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非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j或者pkj（1-C）>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
（三）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dylw.net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参考文献：
Younga.theRazor’sedge：DistortionsandincrementalReform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0，115（4）：1091-1135.
皮建才.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08，3：115-124.
陈敏，桂琦寒，陆铭，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经济学，2007，7（1）：125-150.
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分割、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经济学，2007，6（4）：1075-1096.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3：42-52.
anselinL.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andmodels.Kluweracademicpublishers，Dordrecht，1988.
parsleyDCp，weiSJ.explainingtheBordereffect：theRoleofexchangeRateVariability，ShippingCosts，andGeography.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5（1）：87-105.
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等.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经济研究，2004，11：78-85.
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卜茂亮，高彦彦，张三峰.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的经验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0，6：11-17.
刘志彪，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FotheringhamaS，BrunsdonC，Charltonme.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theanalysisofSpatiallyVaryingRelationships.Johnwiley&Sons，Ltd，2002.
BrunsdonC，FotheringhamaS，Charltonme.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amethodforexploringSpatialnonstationarity.Geographicalanalysis，1996，28：281-298.
BrunsdonC，FotheringhamaS，Charltonme.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modellingSpatialnon-stationarity.theStatistician，1998，47（3）：431-443.
桂琦寒，陈敏，陆铭，等.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2：20-30.
林志鹏.珠三角商品市场分割现状的实证研究.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6：49-55.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10）：35-44.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4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第二，从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维护。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不仅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人身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理职能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性；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商法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商法规范具有技术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商法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性规范很少；商法规范具有易变性。商法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商法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从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政企分开是我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之一，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由原来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向单一角色转换，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因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有所调整，所以会出现法律调整对象的重合。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商会；商会经济；非公有制经济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和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的需要，商会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秩序维护、行业自律等传统职能的发挥，在凝聚会员企业综合实力，共享信息，共创品牌，引领企业开拓市场，推进招商引资，引导民间资本投融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会的经济职能开始凸显，商会形成的力量，形成的对经济活动的巨大推动，已经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商会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促进商会经济的产生。
一、商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商会经济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商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了开辟市场、拓展销路、扩宽信息来源渠道、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需要商会与商会间、本地商会与异地商会间、商会内成员间纵横联合，“抱团”发展，商会经济正是以商会这种组织形式为核心，随着商会的发展而产生。
商会经济的兴起是商会服务职能升级的必然结果。商会这一组织本身虽然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商会这个平台对经济活动推动形成的力量，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伴随着商会在世界经济舞台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商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成必然。
二、商会经济对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十一五”至今，被形象地称作贵州非公经济发展历程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今日的贵州，不断成立的商会组织，反馈出贵州依然是投资的热点地区，反映出贵州经济的逐步繁荣。同时，不断成立的商会，更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搭建了平台，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合和信息的相互传递。
2007年南明区会员众2205人，发展到今天3426人；个人会员从1992人发展到2963人，企业会员从213人发展到463人，团体会员从6个发展到25个，区属商（协）会从2个发展到今天7个，区域内异地商会也由2007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24家。商会自主办会模式逐渐形成，商会经济的功能逐步发挥。表现在：一是商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南明区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会经济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商会经济，商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营经济在南明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贡献力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南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11年6月30日，全区个体工商户注册23809户，同比增加2961户，增长14.2%，从业人员达12万余人；私营企业10733户，增加429户，增长4.16%，注册资金1212029万元，增加363873万元；二是商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南明项目带动和对外经济交流。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利用商会广泛的人脉、充裕的资金等社会资源，积极的开展引入合作和对外沟通、交流、合作，将商会发展为吸引民间投资、促进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贸活动、投资洽谈、促进项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南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连续多年保持更高幅度的强劲增长势头，商会项目投资强劲，已经成为南明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但是，仍存在制约南明区商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三、商会经济在促进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商会自主程度较弱
如果说温州商会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而催生了温州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度政府的转变，那么，南明商会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生，其行政色彩较浓，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比较强，自主程度较弱，自立较难，会员认可和支持程度不高。政府把商会看作是自己的专门机构，企业则认为他们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减弱了商会对企业的吸引力。
2、商会经济发展境有待改改善
一是商会的出现和商会经济的发展，尚未引起社会公众的足够关注，大多数群众对商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商会的工作活动情况缺乏了解，不了解商会经济对非公经济的重大影响，甚至有一些人对商会工作存在一些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商会就是变相的老乡会；二是一些部门对商会组织的民间性、经济性、自治性认识不足，有时把商会等同于机关单位，随意下达指令、摊派任务，频繁安排事务性工作，使商会应接不暇、不堪重负，还没有真正把商会作为团结创业的平台，亲商、尊商、重商、利商的社会风气还没真正形成。
3、商会经济整体实力不强
目前南明区商会所属会员企业虽然行业分布较广，但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一些较有规模和实力的企业，相对集中于房地产开发业、传统加工业和商贸流通业，与南明区培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经济关联度不高，企业产品品牌缺乏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南明区商会经济整体实力不强、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力较弱。
四、发挥商会经济促进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如果说温州商会是通过与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从而形成以“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自主”的发展模式，那么南明区商会则是政府主导下发展的商会。有为才有位，有为才有威，发挥商会经济对非公有制企业促进作用，推动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区政府要从市场的角度定位商会，从政府对商会的适度授权起步，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2、发挥商会网络资本优势
联合，才能更强，加强联合与合作，做到资源共用，共谋发展，才能优势互补，获得共赢。如果说竞争能够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能够带来和谐与效率。商会是社会资本的聚集体，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体更容易形成网络，通过网络社会资本，一是引导商会认真组织关联企业联手联合，把分散的民间资金等要素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投资；二是倡导团队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主攻经济总量大、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的项目，推进商会经济做大做强；三是引导商会突出组织招商主体，充分利用组织的联系面广、影响力大的网络社会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联谊交流活动，扩大招商引资渠道，推动以商招商。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报酬递增；区域经济；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们长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刘易斯(Lewis)和费・拉尼斯(Fei&Ranis)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以纳克斯(nurkse)和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in)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主义均衡发展理论以及以缪尔达尔(myrdal)、佩鲁(perroux)和赫西曼(Hirshman)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产业集聚和外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然而，由于上述理论都以完全竞争和微观层次的报酬不变作为其基本理论假设，它们都无法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建立新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为开端，经济学界掀起一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经济学家们开始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贸易和增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阿罗(arrow)、萨金特(Sargent)、钱纳里(Chenery)和萨默斯(Su－mas)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下，以亚瑟(arthur，1994)和戴维(David，1985)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刘安国等，2004)。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藤田(Fujita，1998)、克鲁格曼(Krugrnan，199)和维纳布斯(Venables，1996)等人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增、产业联系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被称作“D－S模型空间版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解释经济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的缺陷
以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96)的两缺口模型、刘易斯(Lewis，1954)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还是以纳克斯(nurkse，1961)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in，1943)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均衡发展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方面表现出固有的缺陷。从完全竞争和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出发推理，一个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将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负相关，而劳动的回报率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正相关。因此，在资本回报率高的区域，劳动回报率显然要低，反之亦然，这就决定了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流动必然是反向的。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受制于负反馈作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外生地取决于向该地区流入的资本量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反向流动，劳动与资本回报率的区际差异在长期内趋于收敛而非发散。换言之，由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减作用的缘故，经济活动将沿空间均匀地展开。按照这一原理，新古典学派主张无所作为和自由贸易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早期的新古典发展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异(刘安国等，2005)。
为解释经济趋异，缪尔达尔(myrdal，1957)、佩鲁(per-YoHX，1955)和赫西曼(Hirshman，1958)等人建立起各自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来描述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即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长期共存的现象。他们的模型虽然名称各不相同(缪尔达尔模型称为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佩鲁模型称为增长极模型，赫西曼模型称为中心一模型)，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承认新古典理论的报酬不变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宏观层次上的外部经济存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集聚的地区能够向当地厂商提供较强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因此，企业和劳动力将总是受经济活动集聚地区的吸引。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又使该地区能够提供更强的产业联系或外部经济，由此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正反馈机制导致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其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的结果，地区差异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扩大后缩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用倒“U”形模型形象地表征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化趋势。区域增长差异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也得到卡尔多(Kaldor，1970)的支持。
非均衡发展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假设基础上引入“外部经济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经济趋异，但是，由于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的来源和集聚动力，它们所力图阐明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到头来却陷入“集聚导致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逻辑，资本和劳动都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果进一步考察空间距离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积聚必然导致地租的上升或厂商的工厂成本与工人居住成本的上升。即使考虑劳动者对居住区位的调整行为，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所发生的不断攀升的通勤成本亦会对工资水平构成不断上升的压力。要保持厂商和工人在一个地区的积聚态势，厂商必须能够在不会导致亏损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亦对生产活动形成一种发散作用：没有平均生产成本的递减(或报酬递增)，产品的FoB价格无法下降，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积聚的厂商无法向远端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其实不可持续。由此看来，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即使再引入“外部经济”假设，仍然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内在动因。
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与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
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由于采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无法解释区域增长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虽然新古典理论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根本假设，但是，早在1891年，马歇尔(marshall，1920)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报酬递增律的正反馈效应也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由于高额的初始投入的存在，厂商的生产成本随其市场份额增加而下降，一个碰巧取得较高市场份额的厂商可以始终领先于对手，在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在一开始有多家相类似的厂商竞争的市场中，具体由哪家(或哪
几家)厂商取得领先地位，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它有可能取决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如不期而至的定单，与一些买家的巧遇或管理上的异想天开等等。马歇尔那时就认识到，经济中既存在报酬递减律，也存在报酬递增律，它包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然混合，并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然而，多重均衡对于当时的马歇尔来说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结果。为避免多重均衡解的出现，马歇尔在建立新古典框架的时候，规定只使用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他还假设，经济中报酬不变是通例，报酬递增只是个案。在需要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正反馈现象的时候，马歇尔使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解释。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但是，仅用报酬不变和外部经济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中行业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差异日益扩大的现实。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浪潮。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从一个封闭经济人手，在厂商和消费者层次通过对差别化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进行剖析来研究垄断竞争问题，在解释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D－S垄断竞争模型假设：(1)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每一类产品就其单一种类而言并非必需品，消费者效用水平将随着经济中能够提供的商品品种的扩大而增加，这一点由CeS(不变替代弹性)子效用函数的特性所决定；(2)所有差别化产品都只用一种投入(劳动)来生产，生产过程的报酬递增通过线性生产函数ii，=a+cxi来描述(其中，ii为生产第i类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a为一固定劳动费用，c为边际劳动投入)。单位生产成本iixi=axi+c总是随产出xi的上升而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增(或无止境的规模经济)的来源。
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形成两难冲突。要充分挖掘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的潜力，每一种差别化产品就必须实行规模生产。在经济中的总劳动人口(或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规模生产的差别化产品的种类将会很有限。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其效用亦随之上升。差别化产品生产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垄断因此而形成。在自由进入或退出的条件下，厂商在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之后的纯利润趋近于0通过对对称消费情况下的一般均衡求解，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得出这样结论。
特殊的CeS子效用函数的应用使得D－S模型能够避免多重均衡的出现，D－S模型从而被作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在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广为应用。
三、路径依赖效应和报酬递增条件下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微观基础的形式化为主流经济学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和增长理论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直接引发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革命。就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D－S模型也为揭示缪尔达尔、卡尔多、佩鲁和赫西曼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正反馈机制奠定了微观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亚瑟(arthur)、厄尔莫利耶夫(ermoliev)、康尼奥夫斯基(Kaniovsky，1983)和戴维(David)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由报酬递增律支配的微观经济行为导致的宏观格局，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亚瑟等人的贡献在于将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效应形式化。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形式化之后，亚瑟等人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如果处于微观层次的厂商受报酬递增律的支配，那么，经济空间的宏观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亚瑟等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再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个体的厂商的行为，而应进一步研究厂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存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的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任何微小差异都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经济微观分子互动的结果将导致经济在宏观层次形成多种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演化路径，这一选择可能被锁定。然而，经济活动的轨迹具体选择朝哪个方向运行，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左右这一选择的可能会是在经济运行轨迹上发生的任何小的历史事件。小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而放大，从而将经济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路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在《产业区位格局和历史的重要性》一文中，亚瑟发展了一个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受历史事件影响的产业空间集聚随机演化模型。模型表明，在存在报酬递增和产业联系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如果不同产业区位的地理条件完全相同，或者说，如果经济状态始于一个完全均匀、对称的空间结构，即使厂商对不同区位并不表现出任何偏好上的差别，最初的厂商的随机区位选择亦会对后续厂商的区位抉择行为产生类似的影响：如果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由完全均匀、对称的结构将演化出一个不对称的空间结构。换言之，由产业空间分布导致的区域增长差异亦遵从路径依赖的原理：路径依赖作用可将区域之间最初的小的不对称放大，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
四、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产业联系相互作用下的区域发展格局
D－S模型和亚瑟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型中的报酬递增经济是抽象掉了空间距离与贸易成本的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不仅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同时存在，而且空间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及其变化会对厂商与劳力的区位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那么，在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共存且要素流动、产业联系与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贸易和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从1980年末开始，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等(1999)人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立D－S模型的多个空间版本以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内生机制，从而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
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必须考察位于不同空间区位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大致可以通过前向联系(本地市场以竞争
性价格向潜在进入者(指潜在厂商或工人)提品或劳动供给)和后向联系(本地市场对潜在进人者的产品需求或劳动需求)来描述。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生产函数表现为报酬不变。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言，由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不同厂商或工人所产生的影响是静态的、线性的或程度相同的。因此，生产的报酬不变性、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运输成本对供需关系影响的线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活动将沿地理空间均匀地展开(刘安国等，2005)。
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建立两类D－S模型的空间版本对区域增长差异进行内生解释：一类是以劳动市场上由劳动的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人口流动模型，一类是以产品市场上由中间产品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投资流动模型。在这两类模型中，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的农业并存。制造业生产活动受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非线性的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源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指的是生产更多种制成品的区域其制成品价格指数会更低。本地市场效应系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场的区位将具有更大的制造业部门，并因此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地；本地市场对制成品需求的上升将导致本地区制造业就业、产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建立在区际人口流动假设基础上的核心一周边模型(Krugman，1991)表明，在运输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尽管由于价格指数效应的缘故，制造业工人会表现出向制造业集聚地流动的倾向(制造业集聚地相对低的制成品价格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前向联系)，同时，又由于本地市场效应有进一步强化对制造业工人吸引的作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提供更高的制造业工资，这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后向联系)。但由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向心作用不敌高额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高额运输成本一方面阻碍了大的本地市场的厂商向外部市场输出制成品；另一方面阻碍了本地制造业工人从外部市场取得农产品供给)本地市场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制造业工人的区际流动方向是从大市场流向小市场，而非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本地市场或产业集聚难以形成。
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对制造业工人的向心作用压倒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价格指数效应导致的前向联系首先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吸引，本地市场效应所产生的后向联系将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对制造业工人的吸引力，本地市场效应的充分发挥及其与价格指数效应的联动导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具有路径依赖特点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制造业工人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产业集聚或区域增长的“核心－周边”格局因此而发端。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制造业工人规避高额的居住成本以及恶化的交通环境(或通勤成本)。此时，离心力再次压倒向心力，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与人口流动模型同等重要的是投资(或资本)流动模型，后者可以以国际专业化模型作为代表。在国际专业化模型中，诱发产业集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不是源于人口流动，而是源于制成品具有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殊假设。制造业集聚地可以通过价格指数效应以低价格的制成品(中间产品)供应来吸引新的厂商投资，这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新厂商的加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对制成品／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强化对其他潜在厂商的吸引，这构成一种后向联系。与人口流动模型所揭示的产业集聚规律相似，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集聚演化动态相对于运输成本的变化亦表现出非线性与非单调的特征：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集聚；在极高与极低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发散。因此，无论是通过区际人口流动还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的区际投资或资本流动，都可以有效地内生区域发展格局长期演化的“倒U形”过程(刘安国、杨开忠，2001)。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7
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
从贸易发展规模层面分析，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1.6亿美元，而到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7867.8亿美元，增长了85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5%，高于同期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6.6%的增长速度。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1%上升到了2003年的89.4%。其中，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8.5%增加到2003年的45.8%，进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0.6%增加到2003年的43.6%。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状况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理论界也常常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劣程度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按照商品附加值的高低，通常可以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统计也将进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两大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4）。
海关统计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呈现以下趋势特征：第一，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别为83.9亿美元和166.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5%和77.5%。到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2662.7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的93.0%，而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到7.0%。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出口则保持稳定增长，相对比重有所下降。第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又一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向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明显上升。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3090.7亿美元（不含河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633.8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57.6%（不含河北省）和29.8%，占我国当年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5.6%和98.7%。第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东部沿海地区出口总额的90%以上，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近50%，但是，如果从制成品内部构成比例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产品仍以中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紧密型制成品为主。2002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仍是东部地区重要的出口主导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同期主要出口商品（前10位）总额的比重达到3/4。
2．进口商品结构出现了逐步优化的趋势
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为21.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9.2%，到2002年，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下降为11.7%。与此相反，工业制成品进口却呈上升趋势，199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为90.2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0.8%，到2002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0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上升至88.3%。
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原材料进口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中，机电产品和高速技术产品成为该地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而且比重的增加幅度最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大幅度增长既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进口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一般加工业的国产化能力正在逐渐提升，因而减少了对国外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显示随着区内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对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日益增加。
3.加工贸易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对外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三种。1990年，我国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方式结构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加工贸易得到很大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自此以后，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带动，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到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达3204.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58.6%，一般贸易出口总额为2099.9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38.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91、1997、2003），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7、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1990年进出口数据不包括北京市和辽宁省。
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扩大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技术进步。更值得一提的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培养外向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非公经济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力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将对外贸易的参与者即贸易主体或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三类。其中，其它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由于我国倾斜性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加之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亲缘关系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使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代国有企业成为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市场主体，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3311.4亿美元、1294亿美元和65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60.6%、23.7%和15.7%。特别是在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绝对主体。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之比达到103.3%。
二、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也持续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那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与对外贸易增长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率究竟如何？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1.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净出口常常用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该指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两项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增量/GDp增量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1979～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简均值为3.75%，同期GDp增长率的简均值为17.04%,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年平均值为0.18，说明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呈正向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净出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净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15.65346524个单位（15.65元）。
2.出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变动对GDp总量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出口与GDp关联度很高且彼此呈正向相关关系，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422568728个单位（2.42元）；出口增长与GDp增长有较好的关联度，出口每增加1%，将导致GDp增长0.2%。
3.进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回归分析表明：进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565881949个单位（2.57元）。
另外，从进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进口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分析，从1979～2003年的25年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6个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大于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进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4.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边际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外资企业出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3.747919728个单位（3.75元）。同时，外资企业进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4.496487237个单位（4.50元）。
三、结论及启示
第一，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明显，进出口贸易保持一个较大的发展规模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虽然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但不同的时期，其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进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因为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还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不足，要素供给的稳定性就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进口增加要素供给则成为保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方式；之后，出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扩张与国内、区内市场相比，市场就显得相对狭小，需要通过扩张外部市场来容纳更多的产出，借助出口贸易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就成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三，对外贸易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高度正向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对外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在对外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结构上，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加工贸易又主要集中于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既是东部沿海地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也是扩大出口市场、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8
abstract：implementationoffamousbrandstrategyistheobjectiveneedsforpromotingeconomicgrowthwithhighqualityinwesternChina，adaptingtherisinglevelsofconsumerdemandofpeopleandnationalindustriesinthewesternregio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empiricalstudieshaveshownthatcarryingoutfamousbrandstrategycanenhancethemarket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inthewesternregion，thusreducingtheeconomicgapbetweeneasternandwesternChina，soitisextraordinaryimportantfortheeconomicdevelopmentofwesternChina.
关键词：名牌战略；中国西部；经济；发展
Keywords：brandstrategy；westernChina；economy；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5-0114-02
0引言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名牌战略是企业立足市场的有力保障，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实施名牌战略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着重要意义[1]。名牌的多寡不仅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还影响着我国的营业收入。各地区必须充分发挥名牌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依赖其特有的自然资源、工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大力实施名牌战略，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名牌战略，现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既可从根本上增强西部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是缩短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最有效的重大战略之一。[2]
1实施名牌战略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1实施名牌战略是促进西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客观需要名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概念诠释上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它是名牌商标、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统称，有学者将中国名牌划分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可见名牌的经济意义广泛而深远。由于名牌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以创造大量名牌商标、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来促进西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贵州茅台”、“五粮液”、“太白”、“西凤”等驰名商标拥有企业在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表明，大力争创名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强化企业经营者的质量意识，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促进企业建立健全科学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味，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落实。实施名牌战略，已成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1.2实施名牌战略是适应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层次上升的客观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达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消费行为中的“按牌购物”、“认牌消费”将占据越来越重的比例。而名牌商品从众多的品牌中凸现出来，作为具有高质量、高信誉、高附加值内涵的商品，经常会成为消费者的首选，进而围绕名牌形成一巨大忠诚的消费群体。据笔者调查了解，近年来各种消费品市场的集中度均呈现出不断提高之势，尤其是服装、家电市场，市场购买力向强势品牌倾斜的特点非常明显，名优品牌的市场综合占有率不断提高。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企业想要引导消费潮流、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树立并坚持品牌意识，以创建名牌活动为载体，在争创驰名商标过程中求得跨越式发展，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满足消费者的高品位需求，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
2实施名牌战略可增强西部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1企业品牌价值与营业收入相关性实证研究由于影响营业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无法考虑所有因素，所以需要假设其他因素不会影响营业收入，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品牌价值和营业收入进行两个变量的相关性研究。[3]
2.1.1数据来源通过对比世界品牌实验室、《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中国品牌研究院、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资公司）和胡润百富等机构对我国企业品牌价值的评估报告后，我们选择由京资公司与睿富集团共同研究并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获得了从1999年到2009年中品牌价值前100名企业的品牌价值。为了研究数据真实有效，我们选择出现频率比较稳定的企业。除去未上市企业的企业品牌后选择了覆盖行业的24个品牌作为研究对象：
①家电业：海尔、美的、小天鹅；②食品、饮料行业：双汇、雨润、五粮液、古井贡、青岛啤酒、燕京啤酒；③纺织、服装行业：鄂尔多斯、波司登；④电子行业：联想、tCL、长虹、康佳；⑤化工、医药行业：白猫、哈药、999、三精、白云山；⑥零售业：国美；⑦制造业：金德。
2.1.2研究过程及结果将所选取的24个样本企业连续11年可获得的品牌价值和相应年份的营业收入进行统计取得158组样本数据，将所得样本企业的品牌价值作为自变量，对应年度该企业的营业收入作为因变量，通过对158组样本数据进行SpSS16.0统计软件处理，得到所有样本企业的品牌价值和营业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研究发现，企业品牌价值的提高对营业收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此也证明了企业通过各种渠道提升品牌价值、提高品牌知名度的行为是有作用的。
在得到品牌价值对营业收入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后，为了继续探索不同行业的企业品牌价值对营业收入影响的差异，笔者对158组样本数据按照不同行业进行数据分类，最终获得五大类行业的数据，即纺织、服装行业；家电行业；电子行业；组食品、饮料行业和化工、医药行业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每个行业的企业品牌价值均与营业收入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且不同行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因此，不同行业的企业不能盲目追随其他企业的品牌战略，而应该根据本企业产品特点和行业的独特性，从顾客的消费需求出发，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和品牌战略。
2.2实施名牌战略对于西部地区企业的重大意义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实施名牌战略对于提高西部地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地区企业首先要做出“特色”与“品牌”，做出“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要生产出别人难以生产的产品。在此基础上，注意形成产业集群和区域集群。[4]
2.2.1实施名牌战略可培育出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知名品牌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坚持推行名牌战略，有力推动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扩大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大大提高了西部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涌现出四川长虹、西安民生、秦岭水泥等大型企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实现了规模发展，成为西部企业敢创名牌的表率和领头羊。
名牌战略的稳步推进及其示范效应，使得西部各地的品牌意识普遍提高，发展和保护名牌的良好氛围日渐形成，企业的品牌建设如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等有了较大提升。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西部12省区市有效注册商标总量为45.3万件。其中，近3年累计注册商标26.6万件，相当于前28年的1.2倍；地理标志注册量大幅上升，仅2010年就注册96件地理标志，相当于当年全国地理标志注册量的36%。同时，西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实施名牌战略成功培育出一批具有西部区域优势的品牌，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城乡统筹的发展。
2.2.2实施名牌战略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品牌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看仍需在品牌的提升、拓展、运用等方面加大力度，使商标价值在对外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了支持西部地区推进名牌战略，国家工商总局不断加大对西部实施名牌战略的扶持力度，通过实施商标战略促进第一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以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目前我国政府的扶持政策包括：进一步加强指导和培训工作力度，努力提高西部地区注册申请商标的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西部注册和发展重点特色优势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商标；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服务商标的注册，贯彻实施服务业商标战略，助推服务业转型升级；继续针对西部依法报送的驰名商标认定申请给以适当倾斜，加强依法认定和保护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驰名商标的工作力度。同时，激励和帮助西部企业注册国际商标，提高西部商标国际注册的申请量、注册量。
3实施名牌战略可缩短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
10年前，我国名牌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呈现出“东多西少”的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认定第一件驰名商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实施名牌战略开始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中国名牌”绝对数量呈三大梯级依次递减。第一梯级除了北京以外全部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西部名牌在我国“三大名牌”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中国名牌产品的评估认定工作是在21世纪初开始正式进行的，这里以当时东、西部地区中国驰名商标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中国名牌的梯级发展格局：东部地区作为名牌大户，其驰名商标占到全国驰名商标总数量的6成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24个省市区拥有的驰名商标总量还不到全国的40％，尤其是远远落后的西部地区，在全国驰名商标总数中只占有极小的份额；东部地区驰名商标的发展仍然保持着强劲势头，起步较晚的中部地区驰名商标的发展相对平稳，而西部地区的驰名商标发展则明显有较大起伏，与西部地区的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西部地区名牌发展何以如此滞后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西部地区当时仅有的39件驰名商标中，属于中间产品的只有3件，它们是“盐桥”钾肥、“金驼”电解镍、“河套”面粉，其余的36件全是最终产品或者可用于最终消费。
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西部地区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产品附加值有所提升，名牌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初级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大大降低，同时其驰名商标数量在全国驰名商标总数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2010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确定首批41个商标战略示范企业、53个商标战略示范城市，其中位于西部的企业13家、西部城市15个，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31.7%和28.3%。10余年来西部大开发的实践充分证明，名牌战略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凡重大，成效卓著。西部名牌的产生有着良好的社会条件；西部名牌的生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西部名牌的发展有着宽松的社会环境。那么，随着西部人民名牌意识的日渐提高，形成传播名牌、保护名牌、支持名牌的良好社会风尚，已是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刘革建.论名牌战略在我国企业发展中的作用[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9-103.
[2]魏宏.论西部开发中的名牌战略[J].兰州学刊，2002，（5）：57-58.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9
【关键词】；中央苏区；经济思想
1933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的前期，由于他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不深刻，加上受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的影响，犯了严重的“左”倾的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在中央苏区的实际斗争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残酷地打击了大批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党政军干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中涉及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在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冲突中逐渐觉察了错误，对“左”倾的具体表现加以反对，有所纠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许多卓越、独到的见解和主张，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在经济领域尤为如此。这一时期，苏维埃的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处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形之下，另一方面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我们党的任务是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一、对中央苏区的经济成分界定
他指出，在中央苏区，地主经济在土地革命后已经“完全消灭”；农民的小生产的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手工业“占主要地位”，它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不太重要”，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的”；小生产者的集体合作经济“正在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国营企业“主要限定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工业、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方面”，当然“带有社会主义成分”，其中有重大意义的是“国家银行和各种营业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说还没有”。i所以，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
二、在中央苏区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提出必须尽量扩大中央苏区的生产
1、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战斗的源泉
他认为，“我们不但要使农民分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利用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获得更多的生产品，在这里，苏维埃政权应该致力于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ii要通过“种子、肥料、耕牛、耕具的解决，荒田荒地的开辟，生产队的组织，生产水平高的农民的奖励”，通过有计划地组织“春耕、夏耕以及秋收等运动”，来提高农村及土地的生产力。
2、提倡与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
由于当时工业品特别缺乏，立足于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特别鼓励“那些对于军事，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例如：煤铁，石灰，农具，布匹，竹木，油，纸，烟等）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应该帮助那些失业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各项重要的生产。苏维埃政府可以把没收上来的企业，交给企业自己去管理经营。在可能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本身可以计划一些生产的作坊，来适应目前民众的特别需要。苏维埃政府也奖励小手工业者生产的扩大。”iii
（二）鼓励商品的流通
1、苏区商品流通的现状
随着发展生产而来的是商品的流通问题。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与竹木，如若不能很好的流通，那结果必然会发生某种生产品的过剩与跌价。“如像江西产米的赣县、万泰、公略等县，因为生产品的过剩，每担谷子往往跌价到一块钱都不到，这样，农民不但赚不到钱，而且每担谷子要赔五六毛钱。”iv这样就会导致农民对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失去兴趣，荒田荒地因此有时会增加起来。
在中央苏区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苏区许多生产品，如像竹木，油纸等，因为的经济封锁不能出口，而白区的日常必须品像洋油盐布等的输入也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因此，生产竹木、油纸等的农民工人，陷于贫困与失业，而苏区一般民众则因输入的日常必须品的昂贵，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苏维埃政府因输出输入的不平衡，以及现金的大批出口，而感觉到现金的减少。
2、主张鼓励商品的流通
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扩大合作社的组织到每个乡村与圩场，成立总的县的、省的以致中央的合作社组织，加强党与政府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粮食的流通，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有计划的经过国家的粮食调剂局，来调节市价，供给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本身的需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粮食合作社的网，作为国家粮食调剂局的基础。苏维埃政府还设立各地的运输站，来便利商品的流通。
（三）提出要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
1、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苏维埃政府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好处，让他们愿意输出苏区的生产品，并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
2、建立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
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的建立，完全不是为了垄断赤区与白区的对外贸易，而正是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v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篇10
[关键词]森林分类经营实施
中图分类号：S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5-0160-01
1.森林分类经营的涵义
森林分类经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社会对生态和经济的需求，按照对森林多种功能主导利用的方向的不同，将森林五大林种相应地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运营的一种新型的森林经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森林分类经营，是在我国林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对林业生态功能的要求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提出的全新的现代林业经营方式。
2.森林分类经营划分类别
2.1商品林
主要培育原材料林、纤维林、短轮伐期林。用高科技手段，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以追求高产出、高经济效益。商品林是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按市场需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依法承包、转让、抵押。商品林建设应以向社会提供木材及林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标，要广泛运用新的经营技术、培育措施和经营模式，实行高投入、高产出、高科技、高效益，定向培育、基地化生产、集约化规模经营。以商品林生产为第一基地，延长林产工业和林副产品加工业产业链，构建贸工林一体化商品林业。
2.2重点生态公益林
这部分森林主要发挥生态和社会效益，以追求最大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公益林实行“谁受益，谁负责”，服务对象明确的，由服务对象对公益林经营者实行补偿。服务对象不明确的，由政府补偿。公益林建设应以生态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经营目的，以最大限度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遵循森林自然演替规律，及其自然群落层结构多样性的特性，采取针阔混交，多树种、多层次与合理密度的林分结构。
2.3一般生态公益林
这部分森林主要在充分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可通过适当的森林经营活动来提高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补植、管护并举，封育结合，乔、灌、草结合，以封山育林、天然更新为主，辅之以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3.实施森林分类经营中遇到的困境
3.1经营体制有待完善
多年来，我国林业经营一直担负着两大基本任务：一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提供木质产品及其它林产品；二是改善国民生存环境。但事实上，我国林业几十年来受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林业经营模式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等影响，一直奉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伐轻养护、集中过伐的林业经营模式。几十年来，整个林业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森林采伐工业上，大规模开采国有林区与天然林区，造成天然林面积的剧减。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就必须要进行森林的分类管理。
3.2供需矛盾较为严重
分类经营实施之初，将现有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林的主要功能是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商品林则要承担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需求的重任。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分布、结构不均衡性及对天然林过量采伐，在分类经营实施之初所区划的商品林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供给；同时，对森林分布较多，并以木材生产为财政和林农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较大的冲击，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已成为制约重点林区尤其是生态地位特别重要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3.3税费比例相对过高
林产品税费征收比例占销售价的比例偏大，尤其在商品材上表现较突出。商品材平均税费比例占商品材销售的40%～50%，特别是农业特产税在商品材生产和销售环节双重征收8%，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农对商品材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商品林的发展。
3.4政策法规需要健全
目前的《森林法》已经不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森林法》缺少对森林分类经营环节的规定，虽然有森林分类经营方案编制方面的条款，但没有真正体现森林分类经营方案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现行森林分类经营技术规程规定过死，除了对抚育的适宜保留株数和采伐强度做出规定外，还对抚育开始期、间隔期、终止期等做了严格规定，不利于森林经营单位根据市场需求、季节条件以及森林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灵活地经营林分。
4.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有效途径
4.1资源划类经营
对各林场划类经营后，还应对各林场的资源划类经营。生态公益型林场其经营投入主要通过经营管理投入预算由国家投资解决。商品经营型林场由于存在两类资源，还必须对森林资源划类经营。对于商品林完全由林场自主经营，国家或主管部门少干预；对于生态公益林应实行森林效益补偿制，解决其经营投入。实施时，可由主管部门向受益部门征收，林场则通过税费减免或先征后返方式按其拥有生态公益林数量多少，根据经营管理投入大小确定林场的补偿额。
4.2构建管理制度
必须按照分类经营的要求，重新制定和调整各类森林的经营方案，实行不同的森林采伐利用政策和管理制度，按照资源管理与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进一步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分类管理，管住管好公益林，放开搞活商品林。
4.3完善组织形式
对商品林业建设，采取和探索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多种实现形式，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租赁、拍卖等多种经营形式，促进商品林走市场化、集约化、基地化、林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道路，真正达到“搞活商品林”的目的。对公益林建设，强化政府的组织管理，对具有一定规模集中营造的生态林，应主要采取工程项目建设和林场管理的组织形式。此外，还应当在实行预算管理基础上，积极引入造林承包、管护承包以及招投标等管理方式，以提高公益林建设和管理效率。
4.4改进经营方式
根据公益林和商品林各自经营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经营方式。公益林建设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工程造林以及卫生伐、景观性质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有利于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经营措施，以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功能。根据立地条件和林分特点采用不同的作业法，以天然林（以自然演替为主）作业为主，其次是人工复层林作业和培育天然林（择伐或渐伐）作业，不采用人工单层林（皆伐）作业。商品林要定向培育，实行产业化经营，实行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经营，在利用较少林地提高木材和各类林产品供给能力基础上，进一步把更多的天然林资源保护下来，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森林分类经营工作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一项共同任务。因此，我们要适应林业分类经营的需要，研究林业分类经营管理的技术措施，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为推动林业分类经营工作提供科技服务。
参考文献
[1]谢守鑫.森林分类经营概念及成因浅析[J].华东森林经理，200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