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实体经济；服务；研究探讨；建议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近几年，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对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实体经济主要是涵盖了生活中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制造、销售和其他的相关经济活动。因为自身具有其特殊性，所以在现实中被广泛采用，实体经济活动占据了经济活动的很大比例，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必须要加大对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进行研究，下面从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述，以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一、目前我国的经济局势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仍然处于经济危机的局面。究其原因，就是由于金融工具的不理想化，使得了虚拟经济在发展中严重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主体，最终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很难承受虚拟经济的压力，造成实体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模式主要分为实体经济（Realeconomy）和虚拟经济（Fictitiouse.conomy）两种类型，其中实体经济主要指的是具体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服务活动等。而虚拟经济则是通过有价证券、银行信用、产权、股票和物权等各种金融业的衍生产品所进行的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
通常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于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需要依赖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本身具有不稳定性、高流动性、高投机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实体经济的发展制约着虚拟经济，为虚拟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在两种经济的发展中，虚拟经济超出了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实体经济就会成为一个“热气球”，气球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针刺”就会发生爆破，则表示经济出现衰退、萧条等现象，最终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现代科技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现代社会中逐渐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品的生产和流动、消费等领域都存在很重要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会相互渗透和依赖，使得世界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旦某个经济大国出现经济危机，其他的国家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前些年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最终导致美国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率为1.1%，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降低，如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家。
因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所以在发展中必须要处理好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的关系，高度重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整体经济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二、提高金融业服务水平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
1.提高我国的金融业服务水平，使其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局势。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但我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所以，对外来经济的依存度较大，受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如果对外贸易的各国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会受到侵袭，国民经济就会降低，影响整体的经济的发展速度。据经济预测模型的研究表明，如果全球的经济需求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所以世界各国经济危机，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都会大幅度降低。
现在的投资者都会存在一定的心里恐慌，因为在出现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虚拟经济逐渐体现了其自我膨胀的假象，使得投资者就会产生“利好”的心理反映，导致很多资金流入金融行业的虚拟产品中，很难收回。所以，一旦出现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品存在的虚拟经济就会空前严重，衍生品爆发，大量的投资者资金流失，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心里阴影。目前，投资者主要担心的是，我国的实体经济直接进行投资的几率太小，股市持续低迷状态，很难做出实体投资的决定。
小企业的实体经济会因民间借贷利率的升高而受到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由于资金的供求问题而逐渐升高，导致小型化的实体经济发展缓慢，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因为资金是企业的重要基础，是企业发展和成熟的血液，要想发展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侵袭的实体经济，就需要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尤其是要注重对小型企业的扶持。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投入一定量的资金，让经济市场的发展达到新的平衡，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促进虚拟经济大量游资的流动性，提高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
2.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的经济有助于维持社会安定。国家物价的大幅度上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影响了生活水平。虽然，国家也出台了有关的政策进行控制和扶持，但由于快速上涨的物价，使其解决不了生活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面，很多投资者宁愿将资金握在手里，也不会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使得企业实体经济的经营利润大大的降低。
三、如何提高金融业服务水平
要想提高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就需要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具体的分析我国的国情，努力打造金融行业的新产品，同时要对落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银行来说，就需要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然后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对实体经济进行服务，实行差别服务，根据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措施，实现最优化服务。
1.选择性的服务农业经济。现在我国针对农业经济的金融产品较少，对农业经济的金融服务较差，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国民生存需要依靠大量的农业经济，且农业经济的发展跟国外相比，较为落后。所以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就需要选择性的服务农业经济。在农村金融中，传统的抵押担保贷款的概率很小，因为农民的收入不高，所以我国可以发展小额无抵押贷款的经营模式，提高农民贷款的几率。为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可以采用农户联保的制度，几个农户共同承担贷款联保责任，相互保险、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同时要注重贷款周期和贷款规模的调整问题。
2.重点服务中小企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机构，但大部分的贷款都是指向大型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情况较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但出现该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型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出现坏账的几率较小。但在现实的经济局势下，银行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本身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企业发展，获得更高的利润，还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现在部级、省级和市级的科技园区以及高新区的建设项目逐渐增多，为区域的发展增光添彩，如果银行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可以促进这些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些中小企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平台，发展迅速。但对于银行来说，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无非是些“小鱼”、“小虾”，但对企业的帮助很大，核心的技术竞争力会快速的发展。
3.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要想提高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但要提供服务，还要有选择性的开展金融创新活动，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制度和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要求。例如，可以做好拓展贷款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缩短流程周期等工作。控制好贷款的流程和审批过程，简化贷款流程，降低流程的周期，提高金融业为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四、结束语
我国的经济水平逐渐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国内经济紧张的局势下，需要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必须要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上升到最高的战略层次，尤其是要发展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度重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整体经济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马晨.转变发展方式服务实体经济——2011年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侧记[J].中国金融家，2011（09）：28-31.
[2].服务实体经济与发展转型——“中国银行家论坛2012”嘉宾发言摘录[J].银行家，2012（03）：10-25.
[3]赵宝根，祝军波，郑秀.规范商业银行收费机制促进民营实体经济发展[J].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3（09）：34-37.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2
引进“经济效益”概念，对于推动档案工作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是，“经济效益”并非一种万能的公式，只要与经济活动相关，便可以不问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一律套用。为什么这样讲?其一，“经济效益”的实质就是利益主体对物质利益的取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对单纯计划经济的突破，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从微观上看，各经济实体的利益也将趋于本位化。这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构成了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相同经济成分中各经济组织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其二，由于档案部门的隶属关系、服务范围及层次划分不同，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认可的不一致，也必然会妨碍对“经济效益”的认同。特别是综合性档案馆，由于服务对象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更使得在涉及“经济效益”问题上难以用一种尺度衡量。比如，在一方认为取得了效益，而变换个角度，就可能认为没有效益。认识上的相对性，正是利益差别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由此，我们不难设想，以上两种因素交织所构成的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就是判断“经济效益”的难度所在。
那么，判断是否取得“经济效益”有没有客观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综合性档案馆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定“经济效益”有以下几条标准: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档案馆的利用服务活动，只有与国家利益一致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才能够视为“经济效益”。这是个大前提，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2.为地区经济发展或地方行政部门的经济工作提供服务，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不影响全局利益。
3.为企事业单位、各种团体等经济实体、利益实体提供服务，使这些部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受益，并且不影响第三方利益。
4.为解决利益纠纷提供服务的经济效益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所有制、行政区域诸因素，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应把握两点:
①对同一地区相同所有制成分的部门，不管纠纷双方谁的利益得到保护，档案馆都无所谓经济效益，因为，这时档案馆应处在超脱的位置上，不以纠纷的任何一方利益为利益，从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事实保护合法一方的权益。如果属于不同地区，本地区的合法经济利益得到保护，通常可以视为取得经济效益，因为档案馆的区域性、经费来源与所在地区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事实上存在着为本地经济建设服务的责任。
②对不同所有制成分的部门，档案馆应按照局部服从大局，个别服从整体以及国家、集体、个人的顺序，从纠纷当事者之间所有制关系方面判定是否创造了经济效益。这样讲，并非提倡档案馆搞片面服务，而仅仅从档案馆经济效益统计角度提出来的。档案馆为社会经济活动服务是全面的，只要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不论哪种所有制成分，都应依据事实予以维护。但解决此类纠纷，在某些情况下，与其说“经济效益”，不如说是社会效益。
以上所述仅仅为一般标准，并不能完全适用档案馆为之服务的丰富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遇有一些特殊情况，更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后，再作出结论。
既然如此，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档案馆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其结果就不一定非要产生经济效益，不产生效益或产生负效益的可能性也同时存在。因此，这三种可能性中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不能简单地作出服务效果好，还是不好的评价。因为，按《档案法》规定，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代行国家管理档案，所从事的是一项国家事业，具有公共性质。它的立足点应该是国家和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团体或组织。
由此，档案馆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时，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经济效益”作为单纯的追求目标，而要把服务结果置于大环境中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确实属于经济效益范围的，当仁不让;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也不要牵强附会。否则，不恰当地强调经济效益，无限制地扩展其适用范围，便容易导致偏离方向，造成服务功能的畸型和服务对象的局限，并派生出一系列弊端。
一是助长本位主义思想，搞片面服务。在为经济工作服务中从本位出发，凡是对本地区有利的就积极主动热情;凡是不属于本地区范围，对本地区无利或者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于拒之门外。
二是滋长狭隘的利益观念，服务中以“利”划线。主要表现在过于看重“经济效益”，不顾客观实际和社会需求的全面性，偏重于经济信息的开发，忽视其他信息资源的开发，使档案馆的服务工作失衡;在解决经济纠纷时抱有倾向性，亲疏之分，远近之别，人为地造成不平等，使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
三是破坏档案工作尊重事实，维护历史的职业准则。档案馆基本任务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这不仅仅表现在宏观方面，而且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必须遵守。这是档案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档案工作者通过长期的实践，也已经养成这种优良品质并形成传统。档案馆引进“经济效益”工作内容后，对拓展利用领域，为现实服务，提高知名度，无疑是有利的。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处理不当，就必然会走向其反面，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损害档案馆的声誉，动摇档案工作赖以立身于社会的根基。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3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加快自身转型，是每一家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您如何看待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吴太普：服务实体经济与银行自身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银行的稳健发展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难以持续，反之，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一家服务中小企业为市场定位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杭州银行一直在探索一条服务实体经济与打造自身经营特色、促进转型发展有机结合的有效路径。
一是从理念、政策和制度层面着手，把服务实体经济贯穿于日常经营管理中，并持续推动。在理念上，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和我行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是目标一致的。在我行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上，均将体现服务实体经济、体现转型升级、体现战略定位、体现长期利益和当期利益有机结合。考核评价机制同样针对转型要求，使对员工及各级管理人员的考核评价、制度和政策体现战略要求，成为推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我行转型的有力杠杆。
二是坚持我行已有的战略定位，更加明确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受资本实力、规模等因素制约，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中也要“聚焦”，小企业和小银行门当户对，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服务实体经济也需要我们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坚持立足当地、立足基层、立足社区，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需求相适应，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并在坚持战略定位的基础上营造特色。
三是不断改善服务提高效率，提升客户服务体验。服务实体经济，要求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有效的、综合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是以某一单业务来考虑业务的发展，而要把我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对客户综合化的服务和客户的持续增长结合在一起。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市场关注的热点，作为一家以服务小微企业为主要市场定位的区域性银行，杭州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成效如何？在服务小企业方面有哪些差异化实践？
吴太普：近年来，杭州银行在政府和银监会的指引下，从自身战略需要出发，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业务结构调整，把服务小微企业作为重要的战略导向，强化小企业业务体制，切实落实小企业“六项机制”。我行已经在单独内部核算、单独信贷流程、单列信贷计划、单独资源配置、专业队伍建设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支撑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体系。并在产品设计、还款方式、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根据工信部等五部委对小微企业分类标准，2011年末我行小微企业贷款458.1亿元，占企业类贷款的43.6%；其中单户贷款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达236.2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达到21000多家，占全行企业信贷客户的86%。
在探索我行小微企业特色经营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积极学习和分析同业的良好做法，但不同的银行定位有差异，发展阶段有差异，企业文化有差异，不能简单地模仿，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走适合自己的特色经营道路。
体现在理念上，我行注重“做客户”而不是“做业务”，注重客户的培育和成长，不是做“一锤子”买卖，努力为客户提供包括信贷、结算，甚至是资本引进、政策信息、经营建议在内的全面金融解决方案。为此，我行推出“小企业忠实伙伴计划”，对有成长性和粘合度高的小企业提供贷款承诺、利率优惠等一系列差别性优惠政策，建立小企业公司客户的长效培育机制,提升小企业公司客户对我行的忠诚度。去年我行新增小企业“忠实伙伴”客户887户，近几年我行小微金融条线向公司金融条线（大中型企业）输送的成长性客户每年都在100家以上。
在小企业目标市场的细分上，我行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重点关注三类：第一类为块状经济区域的小微企业，比如浙江桐庐的分水镇以笔业制造出名，临安龙岗是坚果炒货之乡，当地有着众多的小微企业，需要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我行都在当地设立了支行；第二类为商贸流通类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第三类是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它们是创新的主体，代表着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物，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受到了融资难的制约。在技术产业化的过程中，需要银行通过创新找到解决途径。另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或服务一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较高，企业可以实现超常速成长，因此，加强科技和金融结合，不仅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行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培育高成长优质客户，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最终，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加强同各类投资基金担保机构的合作,把科技金融逐步纳入到战略发展的试验田中进行新模式探索，探索差异化道路，寻找突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解决路径。
《》：杭州银行科技金融运作模式方面作了哪些探索？成效如何?
吴太普：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等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特点，我行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服务模式的创新。
一是执行单独的授信模式。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授信审核强调以“投资者眼光判断企业”，财务因素审核仅为参考，以企业发展未来判断贷款可行性。
二是执行单独的风险容忍度。对科技金融的风险容忍度放宽至全行不良贷款率的2倍，凡经认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符合尽职要求的，免于其问责和处罚。
三是执行单独的信贷规模分配制度。我行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核拨专项信贷规模，支持各分支机构发展科技金融业务。2012年计划单列40亿元科技金融信贷规模用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占全行新增贷款比例约为20%。
四是实施“六位一体”营销模式。我行通过政府部门、高新园区、担保机构、风投机构、咨询机构、社会资源等六大渠道，打造科技金融综合化服务平台，实施“六位一体”渠道营销模式。发挥六大渠道优势，弥补银行自身能力不足，建立“引客上门”的服务机制。
此外，在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除传统的抵质押和担保产品外，专门开发了数十款为不同类型科技型企业量身定制的产品，推出“生命周期服务法”满足不同时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配备不同的产品支持方案，满足企业成长期各阶段金融服务需求。
目前我行已经累计为上千户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累计发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小型企业为主）贷款金额累计约70亿元。贷款企业年销售环比增幅均超过50%以上的企业有132家，获取市级以上高新企业资质的有219户，已培育上市企业3户，22户企业受到风险投资公司的资本投资。
《》：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创企业的特性，业务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这类企业的风险?
吴太普：在推进科技金融、文创金融过程中，我行着力构建支撑贴近行业特性的信贷健康发展的风险管理体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客户评价朝前看。在进行客户评估时突破传统银行偏重财务因素和担保因素的局限，重点关注这类企业高成长、轻资产的特征，发掘客户潜在价值。
第二，项目评审换位思考。提倡由政策专家、技术专家、信贷专家和投资专家进行投资项目的联合评审，不仅仅要以银行家更要以投资家的眼光看待企业。
第三，以风险管理技术创新为依托，推动担保结构转变。我行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提炼了一套“以管理企业现金流”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担保方式转变。目前在省内银行业中，我行信用贷款的金额、占比都是比较大的。实践证明，在“尽职调查，了解客户”的基础上，信用贷款是解决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可行途径，关键是银行要真正以小微企业需求为中心，掌握技术，解放思想，突破传统。
《》：您刚才谈到杭州银行注重客户培育的理念,但是当小企业长大成中型或者大型企业后,杭州银行是否也有相应配套的服务方案？
吴太普：小企业是我行的战略定位,但我们的理念不是仅仅局限于做业务,放贷款,而是着力于培育客户，帮助其成长壮大，并与之建立忠实的伙伴关系。为此，除了对小企业或微型企业实施“小企业忠实伙伴计划”、对于长大后的“小企业”，我们也有全面的配套服务方案。如对度过创业初期，并具备核心技术或特色商业模式，具有高速成长潜力，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药、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行业的中小企业，我们推出“成长计划”，为列入“起飞计划”的企业定制个性化的融资方案，帮助企业引入投资机构，与券商、担保公司等第三方合作伙伴对接，为成长型企业提供除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股权融资等财务顾问服务。对于已上市或拟上市以及其他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我行推出“卓越计划”，比如创新融资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增进公司信用，协助客户业务发展等一系列综合金融服务。
通过“小企业忠实伙伴计划”、“起飞计划”、“成长计划”、“卓越计划”等个性化的方案，覆盖到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金融需求，在更好地服务企业的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银企合作，同时促进我行的自身发展。
《》：如何评判当前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对城商行的影响，杭州银行如何定调今后的发展？
吴太普：过去几年，宽松的政策环境驱动城商行不断扩张机构、人员、业务和业务速度，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否可持续，但在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下，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监管要求不断提高，这时就需要大家放缓脚步，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道路，谁的基础更扎实，谁能更好地控制风险，谁的转型更快、更有效，谁就能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我行董事会和经营层在确定年度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稳健经营原则，更加注重内部管理，协调好质量与速度的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
更加审慎稳健，意味着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加强风险管理水平，强化员工合规尽职意识，重点做好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的防控工作，尤其是杜绝发生案件。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4
关键词：省直管县；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15-02
自1953年至今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并不是浙江的首创，但像浙江这样一直坚持至今的在全国几乎没有。从坚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到强县扩权改革，再到扩权强县，浙江渐进式的实践改革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内生演进逻辑。义乌作为浙江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之一，经过几年的数次改革已经成为全国权力最大的县，其实践改革最接近于省直管县模式，并且代表了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从财政体制向行政体制过渡的大方向。截至2012年，全国已有超过26个省1000多个县进行了省直管县的改革，这些改革试点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是本课题的研究逻辑起点。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内涵
广义的界定包含“行政省直管县”和“财政省直管县”两个方面，它是对现有行政体制进行的变革。而狭义的“省直管县”与“行政省直管县”视为概念同一，即是由省负责管理县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1]。而“强县扩权”是指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将省辖市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相对发达的县的改革，“扩权强县”则是指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将省辖市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所有县的改革[2]。这两者只是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行政性分权行为。由此这五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二、省直管县背景下义乌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及问题
（一）义乌市省直管县的实践过程
义乌市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是逐步推进、循序完成的过程。2006年，浙江省出台文件，将义乌作为这次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唯一试点。而这次试点改革，也使义乌成为了“全国权力最大的县”。这次针对义乌的改革一是进一步扩大了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二是义乌市政府可以对现有的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做出优化和调整，可以对现有机构和职能进行整合。2008年，浙江省实行了第五轮扩权强县改革，使义乌市政府在针对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更加认识到自身的服务地位，从而加强公共服务意识，继续加强公共服务。2011年，义乌市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对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更加迅猛，人均收入显著提高，社会更加趋于稳定。
义乌就是通过财政的省直管县获得相对独立的财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展资源和发展权利被市一级剥夺和截留的可能，从而在增强了自身的自主发展能力、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了经济繁荣发展的目标。
（二）义乌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
义乌市经过连续五轮的扩权改革，其经济社会在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的各项公共服务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公共服务的职能和理念不断强化。1998年以前的义乌政府工作报告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建设，政府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而不得不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随着义乌市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政府的职能才开始重新定位和转变。自2006年起，义乌市政府首次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多地将财力、物力和政策等公共资源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由此可见，这时的义乌市政府已经开始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政府主要的努力方向。
2.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稳步增长。自2008年以来实施的有关十大民生实事的事项就有172项。截至2012年，义乌市全年民生支出72.5亿元，占政府公共预算支出的57.1%。公共服务支出的不断增长也表明了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关注与重视，同时也促进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
3.公共服务回应能力不断加强。义乌市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在公共服务回应能力方面的建设，在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多元化回应渠道的建设、政府电子政务的建立和完善等多种方式去了解、应对、反馈公众的公共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义乌市政府公共服务回应能力的增强。
（三）义乌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1.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通过扩权改革义乌市的县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而政府每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也稳步增加，但与全国性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高要求相比，义乌市政府在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转GDp的比重还较低，从而表现为其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投入还存在不足。
2.公共服务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自从2006年浙江省对义乌市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以来，扩大了义乌市自主进行管理财政收支的权利。这显而易见的是财政情况的好转带动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义乌市在进行公共服务时，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诸如，在进行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涉及面比较广泛的公共服务时，义乌市政府需要向更高级政府上报财政预算，等待审批。在这个过程中，审批效率的高低影响着公共服务建设的快慢。
3.公共服务职责划分不清晰。2006年起，浙江省对义乌市实行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扩大了义乌市自主发展管理的权利。但从其本质来讲，义乌市在此次改革过程中只是主要获得关于经济发展层面的特殊权利，而非针对在经济发展后所要有的公共服务权利。义乌市的公共服务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行政管理模式之上，依然是需要层层上报、层层审批，丝毫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在2009年，浙江省再一次出台了文件，要求义乌市要承担起为县域范围内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责任。
4.公共服务监管机制不健全。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应加大努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比如说我们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缺少相应的、系统的监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黑心棉”、“三聚氰胺”、“豆腐渣工程”、“校车安全”等等，无法解决。我们的公共服务屡次出现问题，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公共服务欠缺监管，监管的力度不够。
三、义乌市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路径选择
（一）明晰县级政府职能，增强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
政府的职能其实质就是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怎样管的问题。所以义乌市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那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明晰了自身职能以后，政府就要面对如何管的问题。在管理的手段上，要改变过去“全能”的权威管理方式，注重由行政手段转向注重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同时还要注重结果导向[3]。评价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不仅看它投入了多少资源，还要看它所得到的结果产出，即生活在这个政府之下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二）完善财政体制，充实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基础
我国的财政体制不论从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财政体制都是由上而下的审批拨款，由下而上的财政预算。这在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不再适应发展需求。我们需要完善、合理的财政制度，扩大县级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自。
相对比来说，在财政体制内，市占的优势比县大。城市往往在行政上管理着县，那么，在财政制度上，城市往往也会有对县的财政审批权力。而这也要求县级政府之间应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所以，要求县级政府之间可以存在转移支付的制度，需要在财政制度的支持下，互助互利[4]。这样，才可以促进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发展不断提速。而这一切，都是以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的。一套完善的、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可以在县域之间建立起一个经济圈的[5]。这正是县级政府在当下发展过程中的需要。
（三）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
基本公共服务的实行，并不是靠一个整体或一个部门的一手抓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部门合作来完成的。它不仅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还包括经济层面的生产、运输、贸易等各个方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各个负责的部门明确自身的权责，负责各自的工作，以保证这个体系可以健康、良好的发展下去。这就要求县级政府要摆脱执行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自身的职能，努力朝着服务型政府发展。
（四）健全监管考核机制，提高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
权力的实施与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有一套有效的权力实施体系，就应该有一套有效的监管体系与之相对应。省直管县的实施，就是要促进县级政府转变职能，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转变[6]。这些改革措施需要实施，需要稳步推进。那么，在推进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转变方向的正确，如何确保在转变后可以正常运行，为社会大众提供相应的服务供给，这些都需要有一套强有力的、严格的监管体系来保证[7]。这个监管体系如何建立，如何健全，都取决于权力的实施方式，但这个监管体系必须独立在权力的实施之外，这样才能保证它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公平性。这是必不可少的。
有监管就要有评估，否则，我们无从得知改革实施的效率高低、正确与否。那么，我们面对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就该采用最合适的评估体系。不仅可以促进县级政府的服务职能的转变，还能满足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要求，对推行省直管县的改革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义乌市政府要转变自身的执政理念，明确自身的职责，牢固树立服务观念，牢记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责，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入，并建立起一套合理的监管机制，这样，就可以促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开创义乌市公共服务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房金秋.浅析中国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J].中国商界，2009，（7）.
[2]何显明.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浙江“省管县”改革的演进逻辑[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4）.
[3]贺先志，王仕军.试析当前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局限和途径[J].岭南学刊，2008，（2）.
[4]菅和平.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财政体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淑美，贾文毓.“省管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当代经济，2008，（3）.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5
一、农村会计工作中常见问题
1.内部控制不完善
受历史惯性和传统会计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多以粗放管理为主，村干部治村理财更多的还是沿袭村里多年留下来的被广大村民熟知的惯例和民俗行事，很少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本村的内部治理和管理行为，内部控制极不完善。实行村财乡管之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财务收支管理混乱，以达到预期经济和社会效果，许多内部控制问题亟待解决，如村级会计委托机构与村民委员会如何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对各种往来款项如何进行对账和确认；对一事一议资金、发包及上交收入及其他各项收入如何及时入账并切实加强管理；对货币资金以外的实物资产如何定期清查与结报；财务信息如何向村民委员会及时反馈与通报；有关年终决算、换届离任、基建工程等事项如何进行审计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2.会计综合管理水平低
会计管理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各承包单位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受传统会计管理观念和村级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村级会计管理，无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管理，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各承包单位的会计管理，整体管理水平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前，村级会计人员大多由本村村民担任，他们平时主要从事家庭农业生产或对外提供劳务，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会计教育。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后，这些人员大多被推举担任村级报账员，其工作职责主要是在村级经济业务发生后负责收集原始凭证，充当村民委员会与村级会计委托机构之间的联络员
3.会计行为不规范
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以来，过去长期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务收支混乱和会计核算不规范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收支的合理性和会计核算水平总体有所提高，但形势仍不容乐观。我们在执行村委会换届离任审计业务过程中发现，会计行为不规范和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的问题在农村财务会计中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不合规票据列支；重大财务问题决策和费用开支不履行民主程序；建设项目投资额的确认缺乏可靠的审定程序；大额付现；缺乏必要的费用支出预算，管理费用开支严重失控，业务招待费和村干部职务消费在全年支出中占据很大的比例；长期不进行固定资产清查和会计档案不完整等，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已对农村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构成严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改进农村会计工作水平
1.加强村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运行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做好村级会计委托服务工作的重要一环，其目标是合理保证委托方与方财务收支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会计委托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为此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设置委托服务工作流程，明确岗位分工和职责；二是机构内部应明确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填制与审核，记账凭证的传递、归集与装订，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料的归档和保管等工作职责，并落实到岗位；三是村民委员会应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和财务公开、货币资金管理、债权债务管理、收益分配、票据管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土地补偿费监督管理等制度，确保村级财务收支有制度可依。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6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80年代末成立于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根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数字，在21年后的今天，全中国的注册社区志愿者已超过2600万人。
中国的志愿服务其实从社区开端，志愿者在社区服务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参与大型活动、救灾抗灾等。到今天，社区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与活跃于这些大型活动和救灾现场的志愿者不同，社区志愿者需要更为长期的行动和坚持，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志愿服务的基础。考察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历史，亦可以对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未来发展有所启发。
社区志愿服务的源起
1988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居委会成立了“为民服务志愿者小组”，无偿为孤老病残和特殊居民提供服务。第二年，这个小组正式更名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
次年10月，民政部在杭州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新兴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的经验。会上同时提出，在全国推广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小组等群众自我服务组织。
中国的社区志愿服务是与改革开放后社区、社区服务的产生与发展密切联系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式社会管理模式。城市居民都分散在不同单位中，由不同性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单位承担居民的福利与服务职责。街道及居委会附属于区级政府，一般作为上级政府的派驻机构，承担户籍登记、卫生保洁等简单管理职责以及对“社会闲散人员”等极少数群体的管理任务。
80年代初开始，改革给各类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其表现有二。首先是企业福利功能的减弱，需要新的主体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职能；其次，大量城市居民脱离企业管理，居住地成为政府与他们联系的唯一纽带。
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当时，这个概念主要用来区别国家提供的“政府服务”、“国家福利”，也就是“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的另一种说法。相关文件也提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现阶段基层社区，即以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依托的社区，在城市一般以街道、居委会为单位”。
后来，社区建设进一步被明确为，“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说，中国社区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同时承担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求，以提供社会福利为主社区服务也就成为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社区服务三年发展规划(1989年至1991年)》，3年内要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为骨干，以街道各类福利、服务设施为主体，以居委会便民服务为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福利服务体系。到1988年底，北京市各街道就建立敬老院、伤残儿童寄托所、精神病人工疗站、社区服务中心、家务劳动服务站等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超过2000个。
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固定从属于某一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服务体系。1998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更名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可以说从这时起，社区建设正式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工作。
但是，在此前长达3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强势社会单位中，街道、居委会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承担起如此重任。因此，志愿服务就成为承担相应需求的载体，并得到鼓励。
同时，志愿服务与“学雷锋”等传统志愿服务结合，在当时人们思想较为单纯、利益诉求单一的情况下，得到迅速发展。
在1989年民政部杭州经验会后的不到10年间，全国各地的社区服务志愿者已超过540万人，拥有组织超过5.5万个。以天津和平区为例，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已达到5万多人。
一个例子是，当时很多工厂不再为工人提供浴池、理发服务，社会上的理发店价格又高，社区里的免费理发服务就很受群众欢迎。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小饭桌”、“小板凳”等形式，其核心就是满足群众在经济转型期的服务、福利需求。
当前社区志愿服务的挑战
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产生过程，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志愿服务中的主导位置：它一开始就是志愿服务的主要推动者，这不仅体现在社区志愿服务中，还包括青年志愿服务等等。
在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居委会“为民服务志愿者小组”最早的13个成员中，有6人就是居委会成员。
这样经过数年发展，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指导”为主的志愿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志愿服务也因此成为政府工作的内容以及考核标准。
不可否认的是，行政主导是中国志愿服务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孕育公民精神、自发形成志愿服务精神不同，中国在短短不到30年间就不得不面临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服务、福利需求，要使群众从国家福利的“摇篮”中离开后立刻就成为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具有相当难度。
换句话说，西方的志愿服务是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围绕公权博弈的结果。市场的力量塑造了公私权利的边界：政府能够做什么，哪些需要由私人和半私人机构提供。这也是公民社会的特征：现代公民应该获得何种权利，又应该为社会付出何种责任。
所以，公私权利博弈的结果不只是公民应获得何种权利，也包括他应该承担何种义务。
正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由于转型期的巨大冲击以及迅即到来的多元化社会，中国人还很难适应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政府在此过程中、特别在早期必须承担“保姆”的角色。
令人欣喜的是，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超常进步。
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2年里，经过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大型活动之后，志愿服务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任何常规教育和宣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可以说，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热忱与关注在最近几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对于今天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志愿时代”、“公民社会”的判断为时尚早，但是志愿服务已经面临“行政化”与“社会化’两难取向的协调问题。
比如，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职能不断分化，政府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近年来，一些声音认为政府在相应领域投入过低，志愿服务缺乏支持。事实上，对于志愿服务的支持不应仅来自政府，而是整个社会。即使对于政府而言，现在也需要考虑效率问题。
与上述质疑相反的是，许多人认为，
“行政化”与“自主性”存在冲突，政府应该迅速退出这一领域，同时下放相应资源。
需要承认的是，政府了解的社会需求与群众自发性之间不可能是“无缝结合”。特别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即使在如何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制一个问题上，就会有来自公众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正如政府之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样，它也需要在志愿服务这个领域体现一定的作用，从而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行政”、“自主”的争论，体现了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同看法。随着我国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志愿服务也承担了这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功能。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社会公益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中国社会捐赠达到1000亿，占GDp的0.4％左右。美国同年慈善捐款则占其GDp的1.85％。志愿服务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部分，很难在捐赠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志愿者比例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区志愿服务的模式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作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志愿服务的推进与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国情。
转型期中政府的角色和边界
与整个社会大势一样，如何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更好地处理自己的角色是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政府在今天仍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各种制度和秩序上。
目前在实践中，社区志愿服务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区志愿者数量少，成员相对单一。比如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我国香港等地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在56％至20％之间。而中国志愿者人口不到1亿人，不到总人口的10％。在社区志愿者中，退休的老年人和青少年为主，中青年人较少。
其次是社区志愿者技能水平低、志愿服务项目领域狭窄等问题。比如，志愿服务项目创新能力有限，部分社区志愿者只能依托政府计划项目，创新兴趣不大。
第三就是管理体制不健全，多头管理等问题突出。
正如有论者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有二：其一是激励机制，二是保障机制。
应该说，无论建立何种机制，志愿服务的制度特征都应该是：使志愿服务在推进安排、组织实施、后续评估等方面有章可循。这些规章所体现出的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志愿服务，而不是出于利益控制。
这种规章与志愿服务的“自发性”是高度吻合的，本身甚至也体现出“自发性”的特点。它不会使志愿者感受到外在压力，而是高度趋同性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如何建立有效、符合实际的志愿服务制度也许是过去30年来对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考验。它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益、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又必须符合人性化、人文关怀的要求。既使其在一定轨道内运行，又要高度尊重志愿者的个体意愿。
例如在激励机制上，志愿服务本是一种利他、自愿的活动，不需要任何立即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志愿者不该有任何回报。这种回报主要不是直接的物质回报，而是以综合性、间接性和长期性的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用精神鼓励的方式提供回报。但实践证明，非精神鼓励不仅可以为志愿者提供动力，也符合志愿服务精神。比如通过评价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者得到某种技能培训，反过来促进志愿服务。
再比如，利用不同志愿服务主体提供的志愿服务来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像“公益银行”制度中的支持单位和志愿者就是不同的志愿服务提供主体，通过不同服务内容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7
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国的会展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经济危机加速产业调整，创新是企业唯一的选择。但如何把创新理论落在实处，还不是短期内就可完成的工作，还需要会展企业做好一系列功课。不仅是投入多少资金，立多少规划的问题，更需要有创新文化。环境、氛围和机制。
思维模式的僵化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中国的会展业来讲，在学习国外知名展会的时候，往往只学到了表皮。很多会展组织者，战略上处于“花生酱”。究竟是哪个(些)因素导致了我们固步不前?如果说真有一个解释，也应该是这么一个像车轱辘话来回转的道理：战略创新失败或者停滞。正是因为没有发现新的值得冒险的领域，所以才没有梦想；没有梦想，所以发现不了……
某种程度上讲，战略创新的关键困难在于领导者对趋势认知的差异，以及经验给他带来的行业偏好。而这种认知差异是无法控制的。
很多时候，创新喊多了，容易成为一句口号，如何不让它只停留在表面，而是落实到具体差异化的实践中，这需要领导者自己的智慧与眼光。
对服务行业来讲，大家都在追求完美，但是完美无法量化，不如我们创新地把追求的理念改为：不要追求完美，是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在战略创新上无所作为，是因为我们在既有架构下追求100％。闯荡西部的牛仔可不是西装革履、温文尔雅的绅士。领导者的关键职能在于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而不是其他。
展览是进入门槛不高的服务行业，创新难度大却易于模仿。但是百变不离其宗，会展企业的创新还应围绕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行。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展览部冯耀祥处长谈到：“会展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二是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树立和发展品牌是会展企业创新的目标。”
“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悟出了会展业是为社会所有行业提供服务平台的道理。会展企业要创新，只能在服务和平台上去下功夫。一是怎样做好会展服务，二是怎样搭建服务平台。”广州英泰展览公司董事长马如飞说。
近几年，中国会展业人士对创新服务平台，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中国会展业人士，在经历了前十几年的“群雄蜂起”、“雨后春笋”般的“乱”后，已经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会展业的作用。特别是我国会展业的一些先行者，开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会展策划到具体实施过程中，在搭建平台和服务中，学会运用科学发展观，引用国外先进的会展理念，使用现代科技管理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在展会的市场定位、参展商选择、买家和专业观众组织、展中的展会结合以及展后跟踪服务等方面，达到国际同类展会的水平。
马如飞认为，会展业的创新需要从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在网络时代、移动通信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要为社会各个行业搭建服务平台，就必须从理念、思维、管理模式和方法等多方面去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实施的新一轮发展战略，为我国会展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目前大好的经济形势下，会展界人士只要紧紧围绕服务质量和服务平台两个核心，我国会展业才能有大的跨越。
创新突围的切实做法
下一个30年，中国的会展业如何实现创新?
从大的角度上讲，思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在具体做法上，可进一步细分。展览内的创新大概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理念创新
传统的展览会，比如北京汽车展，机床展，都是工业制造业方面的展会，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就有的大型展会。而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展会组织者来说，可以在观念上进行创新，比如策划或引进一些为第三产业服务的展览会。
“韩国就有服务贸易类展览会，服务类的展会，就需要精心策划，需要创新，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把主题表现出来。这类展会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展会，有产品的摆设，服务类展会很多都是无形的，这就需要我们理念创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储祥银表示，我们国家服务业只占GDp的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到60％以上。我们如何来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创新我们的理念，策划出新的展会，新的内容，为我们的服务业服务，把服务业类展会做好，做出影响，这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主题创新
目前，会展业盲目重复的主题太多，每届展会都要有自己的独特立意、符合时展、产业发展以及当前大环境发展的主题，即主题需要反映出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向。比如近年来提出的绿色出展、环保展、科技理念创新展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副会长张效林谈到：“面对目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应号召业界人士共同应对，抓好我们的经济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同时，要力争与国际接轨，并进行充分合作，应对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另外，目前中、小型企业在建设新农村方面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也可以打造出一些很好的主题。”
张效林说，2009年北京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展就是符合这个创新思维，营运而生的。展会在突出绿色、安全环保的同时，利用建国60周年以及行业发展如周年的背景举办活动。
运作模式的创新
在运作模式上，力争把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特别是运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发挥国际社会的积极性。比如，推出一些新展览、细化展览的形式。在改革开放30年大背景下，做一些活动等，比如“汇报展”，“研讨论坛”，“新农村建设及灾后重建的研讨话题”。
表现形式上的创新
可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尽量做到让展会更健康、环保、更减少投入，增加效益。比如展示内容上的创新。随着多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很多展会不一定要把产品带到展会现场去，可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在展会现场来展示出来，既便捷、直观、效果又好。另外，在展台搭建装修方面，可策划创新，运用一些新技术，无污染，环境友好型材料或标准化的结构材料，力争循环反复使用。在目前大家都在提倡创建节约型社会，因为整个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展台搭建中循环材料的使用是大家应该努力的方向。
服务上的创新
办展会一定要强化服务功能，首先是硬件上的不断完善，如九华山庄在扩建以后，会议厅能达到100多个，能提供2500多个住宿的房间，而且配套设施也更加完善。其次，在软件方面，要不断加强管理、提升服务的水平，要在组织参展商以及采购商、专业观众等方面下足工夫。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服务理念，不断改善服务不到位的情况。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8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一：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服务型企业信任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9
县委组织部服务经济建设工作总结
县委组织部围绕经济抓组织工作实现党建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县委组织部注重发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研究工作思路，制定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和谐发展。一、在总体思路上，围绕经济工作设计规划。年初以来，在研究全年工作思路时，县委组织部注意紧密结合县委中心工作，按照县委制定的“人人抓经济，全员搞项目”的总体战略，认真进行研究分析，确定工作抓法。部里由几位部长带头，派出五个调查组，利用一周时间深入基版权所有层，重点围绕如何在发展经济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评价体系等与经济工作紧密相关的课题进行调研，探索新形势下党建与经济的结合点，寻找党建为经济服务的突破口和着力点。组织部内干部，重点围绕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如何参与经济建设，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证等问题展开讨论，使部内干部进一步增强了服务中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年工作思路，确定了“党建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县域经济上来，从而实现了由重党建到党建经济并重、由被动抓到主动参与、由一般抓到重点抓的转变二、在工作运行上，紧扣经济工作推进落实。进一步深化了“支部＋协会＋科技致富示范工程”的“三位一体”党建工作新模式，把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协会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一是发挥党组织作用，加强协会建设。本着做大协会、做强产业的指导思想，由乡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创办了专业经济协会，在规模较大、经济效益较好的协会中，及时建立党组织。今年又规范了6个县直属协会，使全县各类经济协会达到132个。通过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使农村专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在传播科技、发展订单农业、市场研发、物资购销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快了全县产业化进程。二是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入推进“科技致富示范”工程。按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和推广价值高的“三高”标准，对全县的科技致富示范基地、示范项目及致富大户进行筛选，狠抓了项目整合和提档升级，淘汰一批，规范一批，充实一批，确立新的示范项目12个。继续开展金牌基地、甲级项目和示范大户的评选活动，在给予相应优惠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示范层次和水平。
三、在政绩评价上，突出经济成果考核兑现。为了准确评价基层班子的工作情况，县委制定了《乡镇工作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和《党政部门工作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加强对基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工作。在考核内容上，突出了经济工作的考核内容。乡镇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畜牧业发展、财政收入、小城镇建设等最能反映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版权所有发展的工作项目。县直部门的考核项目，结合本部门业务，主要是招商引资等看得见摸得着、操作性强的工作项目。县委明确规定，对当年未完成工作目标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黄牌警告，连续两次黄牌的，进行组织调整；对于超额完成工作目标的，进行表彰奖励。在选人用人时，以工作落实的好坏看干部、用干部，以目标完成的好坏看干部、用干部，以制度执行的好坏看干部、用干部，以群众公论的好坏看干部、用干部。县里成立了工作目标考核领导小组，通过采取动态考核、跟踪问效、考核督办、责任兑现等措施，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抓经济意识进一步加强，党建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旨得到进一步强化，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新的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篇10
关键词：责任 创新 主动实践 服务社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越发显得重要。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如何、高校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如何，既成为反映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其社会影响力高低、创新实践能力强弱、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影响因子。高校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展的今天，高校不仅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历史责任，同时更应该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后盾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因此，高校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创新、信息传播、应用集成、创新引导和知识辐射作用，在服务地方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理当成为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高校积极融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是国家的重托和历史的使命。总书记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同年11月，教育部、科技部在杭州联合召开的“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各高校要深刻认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思想，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切实提高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在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上迈上新的台阶，努力成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2007年6月，教育部长周济院士在广州“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高校要在服务地方经济中求发展：要以产学研结合为战略抓手，把促进产学研结合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和学校管理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使高等学校的发展更加贴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一线的要求；不同类型的高校要进一步科学定位，明确服务面向，坚持以学科建设作为推动产学研结合的基础，坚持立足本地、本区域，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作出当地人民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贡献。由此可见，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公众对高校积极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在贡献中践行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高度的要求。因此，高校积极参与到创建区域创新体系的伟大事业中去，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把自身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创新求支持，以服务求支持，在贡献中发展，既是国家赋予高校的神圣使命，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重托。
2 高校要把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强化责任意识，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这样诠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观”。他指出，要从三个层面去理解“华中科技大学的责任”：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中定位、体现我们的责任；要在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定位我们的责任；要在中国大学争创一流的进程中定位我们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我们应扮演的角色，才能融入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找到我们适合自己的特色和模式，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将分散的实力转化为整体的优势，将地方的兴趣转化为学校的优势，将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将知识转化为产业。李校长的诠释，可以说高度地概括了高校的责任意识，阐述了学校发展的基石。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本来就密切联系的高校与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高校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不仅需要保持自己应有的独特品格和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承担起时代赋予高校的教育责任以及服务社会、引导社会前进的社会责任，必须在以育人为本的前提下，把向公众提供的社会服务作为自身的～项重要职能加以重视。高校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其现实使命，特别是在创新时代，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但肩负着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肩负着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推广的时代责任。因此，高校在自己的目标定位中，理当把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应该紧密围绕国家、区域、行业的迫切需求，充分发挥在育人、科研、成果、信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技术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3 高校应把创新和应用、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战略定位。近些年来一些重点高校在自己的战略定位中都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要通过知识的保存、传播、扩张和转移，为提高国家和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做出贡献：要通过建立多方位、多角度和多元化的产、学、研联盟和服务平台，构建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责任体系：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实践，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行动中，践行高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像华中科技大学就提出了“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的办学理念，并将“应用领先、基础突破、协调发展”确定为自己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紧密围绕国家、区域、行业的迫切需求，明确作为自己推动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强化“学研产”相结合的创新链、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的责任。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的功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单一知识传授己不再是高校唯一的职责，高校的职责和功能已经向着知识传授、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三者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在这其中，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已经成为大学的核心功能之一。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先锋，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是思想和知识创新的源泉，理当在发展社会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国家的要求、社会的期盼和公众的希望，更是自己的责任所在和高校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高校在自己的战略定位中，理应将创新应用、主动实践、服务社会、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提到一个重要的高度来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高校必须在创新实践中牢固树立自己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用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去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以及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创新服务，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创新人才，这一点尤为重要、意义深远。
4 明确定位、主动实践，在带动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中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伴随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个高校围绕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取得了非常令人注目的成果。如华中科技大学在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建立
产学研创新链、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升级提供支持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就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赢得了企业良好的赞誉。
在华中科技大学，以机械学院为代表的各个专业院系，明确战略定位，牢记神圣职责，紧密围绕国家、区域、行业的迫切需求，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服务社会和创新实践活动。以机械学院为例，在机械学院“十一五”规划中，副校长兼机械学院院长邵新宇教授就明确提出：要面向国家和行业的需要，主动捕捉企业的信息，积极将研究的成果传递到社会、推广到企业，着力构建制造领域中高层次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平台，做企业的坚强后盾，努力打造一流的制造装备研发基地和创新人才培育中心；要紧密围绕国家、区域、行业对制造装备的迫切需求，秉承“创新是魂、应用领先、责任以行”的理念，强化“学研产”相结合的装备研发创新链，为推动我国制造装备的自主创新而不懈努力。按照这一思路，机械学院以“制造――装备――数字化”为核心，确立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学科主线，并依托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学科平台建设，形成了自己“教育培养、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推广”良性循环的教学、科研创新链。为了把确立的思想战略付诸于实践，机械学院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区域、行业的实际需要，依托学科优势，通过项目研发、技术咨询、打造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做实区域经济合作体等举措，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和区域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近几年来，机械学院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先后孵化出数控、天喻等5个产业化企业，并在“现代电子制造”“重大产业装备”“汽车工程”“数字化医疗器械”等领域与企业和社会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立的湖北、东莞、深圳、温州、汕头等区域经济合作体中，以机械为龙头的科技创新服务项目，为当地的技术研发、产业孵化、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技术升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正是有了这些尚佳的表现，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比如，广东省与华中科技大学建立了数字化制造装备产学研战略联盟，东莞市政府投入资金与学校建立制造工程研究院等等。由此可见，高校只有明确定位、主动实践，走出去、走进去，才能走上去；只有向企业扩展，向基层延伸，贴近企业、深入社会，在实践中实验、在创造中创新，才能大有所为、不辱使命。高校也只有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准自己的战略地位，不辱自己肩负的责任使命，才能形成完整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和行业发展的高校创新链，才能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践过程中，切实有效地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5 结束语。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性有目共睹、非常重要。高校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如何明确自己的战略地位，如何树立自己的责任意识，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培养创新人才、培育创新思想中的积极作用，如何主动实践、积极为社会提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家实力，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梁启超先生有一句名言：这个社会尊重那些为它尽到责任的人。高校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主动地跻身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去，更加积极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行业创新服务，就一定会受到社会的爱戴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高校要在服务地方经济中求发展，中国教育报，2007.6.28。
2 丁亚金，现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反思，教育发展研究，2008(13)。
3 邵新宇，创新、创造、创业，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9.01.2。
4 华中科技大学06年暑期工作会议聚焦责任意识，中国教育网，http：//campus.省略.2006.09.04。
5 邵新宇，于实践中实验在创造中创新，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8.12。
6 肖茂严等，实现“四级跳”推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J]，中国科技信息，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