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暴力看法篇1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暴力行为；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4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049-02
高校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前沿，大学生是网民中的主流群体之一。网络媒介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受思想观念、市场开发、外国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网络媒介中的暴力越来越多，侵蚀着大学生健全人格，从而影响了大学生学业。因此，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已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暴力行为概念界定、表现形式与危害
（一）网络暴力行为概念界定
网络暴力行为虽然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律上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网络暴力行为是指网民在网络交流中或对网络事件使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暴力语言，传播、观赏暴力影视，玩网络暴力游戏，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攻击、盗取银行账号、非法获取他人隐私的一系列危害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其他利用网络传播、赏玩暴力信息的行为。
（二）网络暴力行为表现形式与危害
1.语言暴力
一方面，有些大学生在聊天室、博客、论坛等场合使用不够文明的语言，直接谩骂、攻击他人。例如：tmD（他妈的）、wBD（王八蛋）、nnD（奶奶的）、SJB（神经病）等[1]。根据一份来自网络的调查结果，居然有50%的大学生使用过一些不文明的语言或者攻击性的语言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有28.2%的大学生在参与网络聊天的过程中使用过不雅的语言[2]。
另一方面，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发表失实言论，通常称为“网络舆论暴力”，近几年来网络舆论暴力愈演愈烈。例如，最近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网络暴力事件很多，有“高跟鞋虐猫事件”、“最毒后妈事件”等等。据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三亿人，而这些人中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他们活跃在各种论坛，善于接受网络中的新鲜事物，善于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因此，实施网络暴力的主要群体就是大学生群体，这已在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
2.传播、观赏色情与暴力影视
色情与暴力向来都是高度关联的，常常相互转化。少有纯色情或纯暴力的影视，色情影视中包含暴力成分，暴力影视中也有色情成分。武打格斗、色情、贩毒、绑架暗杀、帮派行会、有组织犯罪等色情与暴力影视常常混杂在一起，深受青少年喜爱。传播、观赏色情与暴力影视，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增多、价值观混乱、甚至违法犯罪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3.玩暴力游戏
网络游戏是大学生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85%以上的网络游戏包含包含着一定的暴力内容甚至色情内容，近年来网络暴力游戏具有玩家数量快速增长、游戏暴力程度不断升级趋势。例如：打斗过关类的《战神》、动作冒险类的《生化危机》、武打格斗类的《格斗之王》、射击类的《反恐精英CS》、角色扮演类的《魔兽世界》等。有资料显示，85%的游戏玩家是25岁以下学生，大学生则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迷恋暴力游戏，会增长暴力倾向、产生模仿之欲。没有社会经验缺乏自主判断力的大学生长期沉溺于网络游戏中，容易在潜意识中萌生暴力的种子，并将这种情绪带到现实生活中去处理问题。
4.黑客行为
从世界范围发生的黑客事件看，大多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我国发生的第一起黑客事件即为大学生所为，大学生黑客事件不断见诸各媒体。黑客行为与通常的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有所不同，但同样是严重地危害他人、危害社会、乃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暴力行为。
高校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前沿，大学生是网民中的主流群体之一。网络媒介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受思想观念、市场开发、外国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网络媒介中的暴力越来越多，侵蚀着大学生健全人格，从而影响了大学生学业。因此，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已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暴力行为概念界定、表现形式与危害
（一）网络暴力行为概念界定
网络暴力行为虽然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律上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网络暴力行为是指网民在网络交流中或对网络事件使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暴力语言，传播、观赏暴力影视，玩网络暴力游戏，对计算机系统进行攻击、盗取银行账号、非法获取他人隐私的一系列危害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其他利用网络传播、赏玩暴力信息的行为。
（二）网络暴力行为表现形式与危害
1.语言暴力
一方面，有些大学生在聊天室、博客、论坛等场合使用不够文明的语言，直接谩骂、攻击他人。例如：tmD（他妈的）、wBD（王八蛋）、nnD（奶奶的）、SJB（神经病）等[1]。根据一份来自网络的调查结果，居然有50%的大学生使用过一些不文明的语言或者攻击性的语言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有28.2%的大学生在参与网络聊天的过程中使用过不雅的语言[2]。
另一方面，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发表失实言论，通常称为“网络舆论暴力”，近几年来网络舆论暴力愈演愈烈。例如，最近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网络暴力事件很多，有“高跟鞋虐猫事件”、“最毒后妈事件”等等。据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三亿人，而这些人中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他们活跃在各种论坛，善于接受网络中的新鲜事物，善于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因此，实施网络暴力的主要群体就是大学生群体，这已在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
2.传播、观赏色情与暴力影视
色情与暴力向来都是高度关联的，常常相互转化。少有纯色情或纯暴力的影视，色情影视中包含暴力成分，暴力影视中也有色情成分。武打格斗、色情、贩毒、绑架暗杀、帮派行会、有组织犯罪等色情与暴力影视常常混杂在一起，深受青少年喜爱。传播、观赏色情与暴力影视，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增多、价值观混乱、甚至违法犯罪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3.玩暴力游戏
网络游戏是大学生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85%以上的网络游戏包含包含着一定的暴力内容甚至色情内容，近年来网络暴力游戏具有玩家数量快速增长、游戏暴力程度不断升级趋势。例如：打斗过关类的《战神》、动作冒险类的《生化危机》、武打格斗类的《格斗之王》、射击类的《反恐精英CS》、角色扮演类的《魔兽世界》等。有资料显示，85%的游戏玩家是25岁以下学生，大学生则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迷恋暴力游戏，会增长暴力倾向、产生模仿之欲。没有社会经验缺乏自主判断力的大学生长期沉溺于网络游戏中，容易在潜意识中萌生暴力的种子，并将这种情绪带到现实生活中去处理问题。
4.黑客行为
从世界范围发生的黑客事件看，大多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我国发生的第一起黑客事件即为大学生所为，大学生黑客事件不断见诸各媒体。黑客行为与通常的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有所不同，但同样是严重地危害他人、危害社会、乃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暴力行为。
教育就是影响。以上网络暴力行为在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长期实施网络暴力行为，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不断改变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侵蚀着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也必将从网络暴力行为诱发现实的真正暴力，当代大学生极为开放、校园暴力与大学生犯罪率攀升可窥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沉溺网络业已成为大学生重修和被退学的重要原因，也使得大学生成为我国第六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唯一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大的群体。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依靠的是亿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群体，健全人格、健康体魄、扎实的知识历来是构成大学生劳动能力的最重要因素，网络暴力行为正在不断弱化这些因素。如果网络暴力行为不能及时很好地解决，必将影响和谐社会、国富民强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大学生网络暴力行为成因分析
（一）网络社会的“三无”容易导致网络道德失范
有人将万维网的“www”（即wordwideweb）理解为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的“三无”，这就道出了网络的匿名性特点[3]。当人们从现实世界进入匿名的网络情境时，没有了他人的监督，日常交往中的礼仪规范、身份角色等社会规范不同程度地消除，相应地回归了人的生物本性，甚至被重构和游戏化，“社会上是人、网络上是鬼”已是普遍现象。那么，网络上频发谩骂、侮辱、攻击他人，歪曲、煽动网络事件等网络暴力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二）网络暴力犯罪法律建设滞后
网络法律的制定已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自1994年网络进入我国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网络法规政策。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网络立法与国外相比，还很不完善。再者，立法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特点。网络暴力行为是近几年网络社会的全新产物，尚无明确法律定义，更谈不上规范的法律制度。况且，网络媒体的“网民三无”更是加大了网络暴力犯罪的侦查难度。网民实名制是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犯罪法律制度的重要前提，目前只有韩国实行了网民实名制。所以，依靠网络立法遏制网络暴力行为还有待时日。
（三）课业负担过轻，网络暴力行为成为过剩精力宣泄的方式
相对基础教育来说，大学管理宽松、课业负担过轻，大学生从十余年的过重课业负担枷锁中突然被释放出来，释放的情绪和过剩精力自然需要宣泄。大学课程设置实践性不强、大学教师重项目轻教学现象普遍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和课题，导致学生学习动力不足，部分学生还有“学了用处也不大”的偏颇认识。网络暴力游戏、色情暴力影视、聊天网恋乃至更甚的黑客行为自然成了大学生的宣泄释放的重要通道，无论大学生选择了哪一个，都可以耗尽其旺盛精力。有资料表明，大学生年级越低，开始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早，且比例越高。就上网频率来看，经常接触网络的学生占了70%，成天沉溺于网络的学生占10%，3.4%的学生经常上通宵网[2]。
（四）心理成熟度滞后容易导致网络暴力行为
调查表明，有相当部分大学生热衷于网络暴力行为，甚至明知某些网络暴力行为触犯法律依然乐此不疲，为谋求正义心里得到满足，口诛笔伐的大学生也就成了“网络暴民”[4]。
现代大学生具有思想活跃、热情澎湃、反应迅速、嫉恶如仇的优点，同时也有理性缺失、从众心理、释压需求、逆反性格等性格缺陷。由于大学生涉世未深、缺乏理性思考、自我控制力弱，常常网见不平、敲键相助，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使当事人淹没在“人民战争”、“学生运动”的大海之中。大学生的网络暴力行为既可以使当事人一夜声名狼藉，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三、降低大学生网络暴力行为引导策略
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就要加强对网吧等场所的监管，这样才能对降低大学生暴力行为起到作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关闭网络色情与暴力网站与游戏，查处违规网络技术服务商。当然，以上措施只是“堵”的治标策略，高校的有效引导才是治本策略。
（一）开展传媒素养教育
传媒素养（mediaLiteracy）一词起源于欧洲，国内将其称为“媒介教育”、“媒介素养”、“媒体素养”等，在高校进行传媒素养教育是我国目前进行传媒素养教育的最佳模式。高校要跟上时代步伐，改革教育方式方法。组织技术力量，开设引导大学生正确上网的选修课和讲座。在大学生的计算机课程和德育课程中增设网络道德行为课程，课程内容包括网络法制教育、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网络犯罪、网络暴力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加强网络道德行为教育，提高大学生传媒素养，实现利用网络资源为全校师生服务。
（二）加大高校课程改革力度
高校要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设置课程，以调动教师提高教学积极性改革教学管理制度，酌情增加大学生课业负担，吸引、疏导大学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可以大大降低“清闲生乱心”现象，从而有效降低网络暴力行为[5]。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培养大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高校应积极开展社会化、大众化、吸引力强的校园文体活动，严格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使之成为大学生情绪宣泄、愉悦身心、社会交往、强身健体的主要渠道，逐渐远离虚拟网络，培养大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健全人格的形成和体魄的强健。
参考文献：
[1]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王欣苗.媒体暴力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及教育干预[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1，（18）：44-45.
[3]朱柱.大学生网络“语言暴力”的教育思考[J].德育在线，2011，（1）：254-255.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2
一、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纷争
概念由内涵和外延组成，前者是概念涵盖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后者是其包含的对象与范围。综观当前对学界、业界两个方面对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看法，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分歧。
（一）概念内涵的三种观点。
1.语言说。即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暴力语言。如金君俐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是指网络世界的那些具有‘暴力’特征的语言。”[1]这一界定将暴力（violenc）等同于语言，仅仅注意到了暴力的表现手段，而从本质上忽略了暴力的行为特征。事实上，自西方学术界研究暴力（violenc）现象以来，无论是早期仅仅将其看做是对肉体或经济的伤害行为，还是后来将心理和语言暴力也纳入其中，都无一例外地将暴力（violenc）界定为行为。如阿・拜特格尔指出“暴力不仅表现为纯肉体的行为，而且也可以有心理的和语言的多种暴力形式。”[2]可见，将网络语言暴力等同于网络暴力语言的界定是不合适的。
2.行为说。与语言说相对的一种观点则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行为。如杨东伟、李惊雷认为“网络语言暴力专指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发生的以语言为媒介、对特定对象的辱骂攻击行为。”[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说内部又分化为“言语行为”、“侵权行为”、“舆论行为”等。如邱业伟，纪丽娟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由某一网民在网上公布的某一信息引发的，众多网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该信息中的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并公布于众，进而在网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言辞或不当评论进行攻击，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造成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严重损害甚至可以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大规模网络集体侵权行为。”[4]而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舆论行为”的学者则指出该行为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网民在意见表达中使用侮辱、谩骂与人身攻击等语言暴力，二是舆论对当事人构成直接或者间接伤害；三是表现为网民的群体，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5]符合以上特征即为网络舆论暴力（或语言暴力）。
3.权利说。即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话语霸权。李宪玲认为“网络语言暴力，具体说来就是在属于新兴媒体的网络上，采用霸权的方式，用不道德、不符合常人思考范围、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词语，通过组织没有逻辑顺序的语言，剥夺了他人的一些话语权力，导致的结果是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甚至是身体伤害。”[6]任敏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是“暴力显现在语言中，就是用语言霸权的形式剥夺他人的平等交流的权利，企图用这种语言来强制别人接受自己偏激的思想，从而对他们的思想或者心理上产生某种程度的伤害。”二者都将概念的本质属性界定为“话语霸权”。
（二）概念外延的两种观点
网络语言暴力这一概念的外延即网络语言暴力这一行为涵盖哪些对象。从目前概念界定来看，表现为以下几种：
1.语言说。金君俐，杨东伟，李惊雷，李宪玲等认为网络语言暴力的范围限于语言，如“以语言为武器”、“以语言为媒介”、“用不道德、不符合常人思考范围、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词语，通过组织没有逻辑顺序的语言”等。持这一观点学者认为，网络语言暴力的语言表征主要是辱骂、侮辱、诽谤、嘲讽、诋毁等人身攻击性言辞。
2.信息说。这一观点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暴力由言语攻击行为、人肉搜索行为、隐私公开行为等多种暴力形式组成的共同体，如邱业伟，纪丽娟等。
语言说和信息说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网络语言暴力由个体或者群体实施，且具有强制性、攻击性，都是以语言攻击行为为主体。区别在于信息说将暴力的范围拓展到舆论事件全程中由网民发出的各种攻击行为。这一观点主要由传播学界和传媒界的学者提出。
二、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界定
辨析各方学者和网民对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看法，我们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语言暴力的语境。
网络虚拟空间是网络语言暴力的存在语境，由于网络虚拟语境的特性，网络语言暴力在暴力语言的表征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如因网络语境的隐匿与自由，使得网民在发表意见时无所顾忌、恣意妄为，从而产生比现实语言暴力程度更深的暴力语言；由于网络语境的超时空性，使得网络语言暴力往往由个人行为出发，大多会形成网络群体语言暴力景观，而且受到群体影响，以及技术的强化，网络暴力语言会愈加极化，加深暴力程度。由此可见，网络语境是网络语言暴力形成的重要场域。因此，由网络转入网下（社会现实语境）中的的延伸性的暴力言语行为不能算网络语言暴力。
（二）网络语言暴力的要素。
关于构成要素，有学者认为是“客体、主体和实施方式”三要素。[7]网络语言暴力由暴力言语行为的场域、施与方、承受方和暴力语言四个要素组成。施与方和承受方是语言暴力的施、受双方，施受双方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因此，会形成多种关系。如个体对群体、个体对个体、群体对群体等多元互动关系，并且个体与群体之间也会相互转化。暴力语言是网络语言暴力的手段与工具，是否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是其是否称为“暴力”的关键。这4个要素构成了网络语言暴力这一特殊场域的言语行为。
（三）网络语言暴力的功能。
网络语言暴力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带来明显负面效果，其负向功能显而易见。更有歪曲和违背事实真相、蛊惑人心、恶意侮辱等言论将网络受众和舆论事件引入歧途，甚至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造成错误舆论导向。这是网络语言暴力的负功能，如网络谣言、谤言、群体对骂等。但网络语言暴力也有其正向意义。由事实出发，对现实社会事实存在的，由媒体或网络曝光的“假、恶、丑”等现象，网民使用言语的利器，借助网络的自由空间，对其实施言语制裁、舆论监督，从而对其形成心理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再心理或事实上接受网络的宣判和制裁，甚至会影响行政、法律和社会的进程。
（四）网络语言暴力的影响。
网络语言暴力因其攻击性和伤害性本质而给承受方带来身心伤害。但从功能角度而言，这种伤害又具有正反两个方面，即积极伤害和消极伤害。
由以上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语境、要素、功能和影响这四个方面来看，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网络虚拟空间中，网民运用具有暴力性（讥讽、嘲弄、咒骂、侮辱等）的书面、口语、图符等多种手段对他人（个人或群体、组织等）实施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言语行为。
狭义：网络虚拟空间中，网民不顾事实真相，运用具有暴力性（讥讽、嘲弄、咒骂、侮辱等）的书面、口语、图符等多种手段对他人（或群体、组织等）实施恶意攻击和伤害的言语行为。
从广义上，网络语言暴力包含正负两种功能的语言暴力；从狭义上，网络语言暴力仅指具有负面功能的暴力行为。我们认为，从功能角度界定网络语言暴力，能够比较全面关照、客观评价这一特殊场域的复杂现象。解决前文呈现的概念界定纷争，为评判和管制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奠定理论基础。
注释：
[1]金君俐：《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和对策初探》，《新闻实践》2009年第4期
[2][德]阿・拜特格尔：《何谓暴力？暴力释义与暴力使用类别的商讨》，《青少年犯罪问题》1997年第1期
[3]杨东伟李惊雷：《网络语言暴力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究》，《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4]邱业伟纪丽娟：《网络语言暴力概念认知及其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彭兰：《如何认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5日
[6]李宪玲：《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3
【关键词】网络舆论暴力;群体感染;意见领袖;议程设置
什么是网络舆论暴力
随着网络的出现，网络舆论也逐步出现。网络舆论曾经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诸如网络的舆论监督。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人们对于网络舆论抱着莫大的期望。然而，一些热点事件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后，网络舆论往往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以一种偏激的、暴力的形式出现。对于具体什么是网络舆论暴力，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也没有统一权威的概念被普遍认可。本文试分析网络舆论暴力的内涵、特性来让读者了解什么是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舆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实现。其一，网民可以通过自己设置议题来引发网络舆论的形成。网民通过向网络上传消息，或者是发起议题来进行议程设置，其他网民则通过对该消息的回复、评论，或者对于议题的态度表态，形成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种对于该事件的大体一致的意见逐步占领上风并形成主流意见，也就形成了网络舆论。而网络舆论暴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言语上的暴力性，态度偏激。网络舆论暴力，通常言语上具有暴力性。网络舆论暴力的实施在于网民对于事件的看法往往以道德为批判的准绳，持一种黑白分明的态度，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与探讨。同时在意见的表达中，往往爆出粗口、脏话，表现出言辞激烈、过于偏激的特点。
对敌对意见的肆意攻击。网络舆论除了意见的偏激与言辞的激烈外，也表现出对于持敌对意见的网民语言上的肆意攻击与谩骂。网络作为一个意见交换的平台，理应具有公平性。在舆论暴力的实施中，网民则表现出对于敌对意见的打压，群起而攻之，以谩骂等方式对敌对意见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而不得不变为“沉默”或者是转移阵地。
对于当事人的言语侵犯甚至行为侵犯。网络舆论暴力，最核心的特点是对于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言语上的攻击、威胁，甚至通过公布其隐私或者私人信息等，引发一些网民对当事人进行骚扰等行为上的侵犯，给当事人造成生活工作上的不便。也会对其本人以及相关亲朋好友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引发悲剧。
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因素
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机制是复杂的，促成因素也是多样化的。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导致网络舆论暴力形成的各类因素进行探讨，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网络舆论走向暴力之路的。
(一)网络媒介的特性与言语上的暴力性
网络媒介的特性是网络舆论暴力形成的物质基础。网络的虚拟性和网民的匿名性，使得网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在表达意见的同时，无须顾忌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声等，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辞激烈的言论，也无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正是网络的这些特性使得网络舆论更易出现暴力倾向，这是网络所独有的现象。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去抑制行为”，在互联网中，抑制行为可概括为与现实生活的对应行为相比更少受抑制的行为，它包含以对自我呈现和他人评价的担心“明显”减弱为特征的任何行为。互联网上存在两种典型的去抑制行为，其中之一就是纷争，表现为攻击与谩骂。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时，人们可以因为一个小小的不同意见而立刻恶语相向，不惜偏离所讨论的问题而用各种言语攻击对方。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循规蹈矩的老实人，进入网络后也可能会变得粗暴和富于攻击性。正是这种“去个性化”，让网络言论的过激与偏执变为可能。
(二)社会信任危机与偏激意见的表达
由于对于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的存在，网民对官方的信息和观点，往往持不信任的态度和抵触心理。“官二代”、“富二代”等某些相关的词语极易引起网民的热点关注和批判。对于某些不明朗、未公开的事件等也极其敏感。一旦消息触及网民的敏感点，就容易引起网民狂热参与其中。由于社会信任危机的普遍存在，网民对处于舆论风暴中的事件的考量往往依据伦理道德，依据一时感情冲动来进行判断，失去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偏激的意见由此产生。而偏激的意见则确定了网络舆论的暴力性走向。
(三)网络环境中的群体感染与网民的群体模仿
网络舆论暴力的成型，与网民的盲目跟风、非理性的判断息息相关。正是网民的非理性判断与非理性的意见表达，使得网络舆论朝着暴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本着理性交流的原则进行。网络讨论一般以跟帖、回复、评论的形式进行，意见按发表的先后时间顺序的原则，或者热度等原则进行排列。当网络舆论逐渐形成后，往往绝大部分的最新版面已经被一方的意见所占领。随后加入讨论的网民，同集合行为中的人群一样，容易受到群体感染。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到，感染类似于一种催眠作用，所有的情感和行动在群体中，都具有感染性。在现实环境中，现场亢奋的氛围使得群体成员失去理智的自控能力，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在网络环境中，群体感染则是由文字促成的，一致的意见在通过文字表达后形成了对于网民的一种群体暗示。网民在狂轰滥炸的一致化言论中容易先入为主，失去理性的自我判断，人云亦云，不由自主地加入暴力批判的队伍之中。
(四)主流媒体的失职与谣言的扩散
在网络舆论暴力中，恶意的谣言往往刺激了网民的神经，加剧了网络舆论的暴力化程度。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网民，则通过散布谣言来刺激网民，借以引爆舆论这条导火索。谣言的遏制在于权威信息的及时公开，而由于多方的原因，主流媒体却总是姗姗来迟或是缺席。由此，谣言四起，网络舆论也烽火连天，难以控制，从而走向暴力。
(五)意见领袖的误导与网民的盲目跟风
在网络舆论暴力形成过程中，意见领袖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具体什么人充当意见领袖并不明朗，一般来说是获得网民信任的人，诸如网络的斑竹，或是某领域的专业人士，或是网民喜爱的某公众人物，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网络舆论中，存在着这样的意见领袖，他们对于网民意见的态度存在巨大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误导，则使得网民在追随中，逐步偏离理性的轨道。
(六)议程设置的任意性与网站的炒作
网络舆论暴力由以上许多客观因素造成，而不受控制地走向暴力，当然也不排除存在某些个人或者某些网站的恶意炒作。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议程更多的是由网民自由设置。有些别有用心的网民，热衷于对某些事件的炒作。而作为把关人的网站，却因为利益的考虑，往往选择不作为，甚至是煽风点火，这无疑又催化了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
网络舆论暴力现象的解决之道探讨
对于网络媒介所出现的舆论暴力现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控制和防范。
(一)网络媒介相关立法的完善与实施
法律具备权威性和强大性，是控制网络舆论暴力的一种有效手段。网络舆论暴力往往是以侵犯当事人的隐私，甚至是骚扰当事人的生活为主要特点。无论是言语上的暴力，还是行为上的对于个人人身和隐私的侵害，都已经构成违法，政府应该加强对于个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特别是要有针对网络媒介的立法，让网民意识到即使是在虚拟网络中的言行，只要侵害了个人隐私与生活，同样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受到相应的惩罚。“人肉搜索”第一案最后的宣判结果可以说给了网民一些警醒。此案中的原告，被网民人肉搜索和骚扰的王菲，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起诉至法院，索赔工资损失7.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及公证费用2050元，首次将“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推向司法领域，催生出“人肉搜索”中国第一案。最后两家网站被判侵权，王菲获赔精神抚慰金8000元。
此宣判结果一方面可以反映官方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于盲目参与道德讨伐的网民的一种警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底线。在进行道德批判的时候，网民应随时注意，否则一不小心就越界了。
(二)实施实名制或固定ip地址
许多网民认为在网络中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自己是谁。正是这种匿名心理使得“暴民”们肆无忌惮地对受害者进行辱骂和言语上的攻击。而事实上，这种“匿名”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匿名。这是人们对于网络技术特性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的一种误解。从技术角度看，网民是可以根据ip地址被追踪的，只是成本较高，在网民活动没有引起太大社会影响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并不会采取追踪行动。
基于这样一种误以为“匿名”的心理，网民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因此，让网民有可被“看到”、可被追踪的意识，是抑制网民放任言行的有效渠道。有两种方式，一是实施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是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谈及新闻改革时所提出的，他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他认为网络也应该严格受到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网上写东西要负法律责任”。网络实名制能有效遏制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将更方便安全。第二种方式是固定ip地址。由于每一个上网者都拥有一个ip地址，对于网络管理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ip地址来追踪某一个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另一种缓解网络舆论暴力现象的技术方式，就是如果每个人在网上都有静态的ip地址，那么个人与ip地址之间固定的对应关系，让网络受众体会到，ip地址的固定让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是匿名的，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对自己言行的约束。
总之，这两种方式都能让每位网民意识到自己在网络中并不是隐形的，而是可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网民的肆意宣泄，从而抑制网络舆论暴力的产生。
(三)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与个人自律
如果说完善相关立法和实名制的实施是一种抑制网络舆论暴力的被动方式，那么提高网络受众的媒介素养无疑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防范方式。网络的监管不仅要依靠外部力量的监管，同时也要寄希望于网络受众的个人自律，让网络成为意见公平公开交流的“市场”，净化网风。由此看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势在必行。网络的媒介素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网民作为受众，应能够正确理解分析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另一方面，网民作为传者，要具备制作和信息的能力，并且认识到信息后的社会影响，要自觉接受媒介素养教育，强化自身的传媒职业精神。
作为网络受众，网民在接收到信息时，要具备抵御能力、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和意识。信息甄别依赖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一些与计算机相关的操作技术。诸如，对于图片是否经过计算机合成处理，网民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进行辨别，或者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靠，这需要网民进行相关的多方面的搜索来求证。具备这样的甄别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网民要认识到鉴别信息意义的重要性，许多网民往往就是被一些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以及极端的观点所煽动，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鉴别的能力，而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信息筛选鉴别的意义以及必要性，无论真假都一味接受。所以增强网民进行信息鉴别的意识是有必要的。
同时，网民作为传播者，在信息和观点的时候，要具备职业道德。不因一己之私，甚至只是为了发泄，而不负责任的信息，或者发表极端的观点。网友“渔翁”于2011年3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在自家电脑上敲下一段不到50个字的消息：“据有价值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近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超乎他想象的是，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这条消息不胫而走，直至演化为两天后全国范围内的辐射恐慌和抢盐风波。
作为一个传播者，他并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就贸然进行，并且没有考虑到该信息在非常时期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他违背了作为一个媒介传播者的职业道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说：“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传播，而不可能人人都具有职业道德，也难以保证每个人都受到过新闻专业的严格训练，通过他们所传播的信息，很难说是真正的新闻，或是无知之见。”喻国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网民素养亟待提高，再提高。传者媒介素养的提高，能够使网民了解传播的实质和意义，知道话语权的重要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格传播者。
(四)网站加强把关，注重信息的全面性
网站作为网络媒介的主要把关人之一，担负着对信息进行把关的职责。而许多网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对于新闻来源的筛选。
信息既要注重真实性，同时也要注重全面性。全面性是指媒介要提供各方面的事实、情况、意见，不片面报道和隐匿事实。而往往网站或因为私利(为提高点击率，吸引眼球)或因为疏忽，没有担当好把关人的角色，忽视了信息的全面性。很多新闻往往只是一方的观点和信息，而没有提供空间让另外一方有说话的“余地”。正是这种一面之词，容易误导网民，让他们易于激动而导致偏激的言语和观点。因此网站把好关，无疑可为舆论暴力的产生设置一道有力的屏障。
结语
网络舆论暴力，无论是舆论事件的当事人，还是参与舆论暴力的网民，抑或是整个社会，其实都是受害者。当事人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甚至是侵犯，而参与舆论暴力的网民则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卷入本该远离生活的无关事件，参与一场不耻的批判与对他人的侵犯。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努力遏制这样的网络舆论暴力。(来源：新闻爱好者文/聂亮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编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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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暴力看法篇4
［关键词］网络舆论；暴力；危害；反思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128
［中图分类号］G206；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如此庞大且数量还在持续增长的一个网民群体，拥有了更多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舆论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舆论日渐强大的影响力，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络舆论暴力，网络舆论已经不单纯是多次意见表达，而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场场道德讨伐的。
1网络舆论暴力概述
1.1网络舆论暴力的涵义
网络舆论暴力是指公民利用计算机等网络方式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合法权益，从而给他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带来伤害的群体。网络舆论暴力主要包括“人肉搜索”“网络追杀”以及其他不良信息的传播等形式。人肉搜索是指通过利用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网络追杀”则是指某个事件激起了民愤，网民通过一些途径将“肇事者”的各种信息公布出来，对其进行打击。但不管是哪一n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2网络舆论暴力形成的原因
1.2.1网民素质参差不齐，贫富差距大
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网民在收入特点表现如图1所示。
从网民收入结构（图1）中不难看出：我国网民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群体约占10%，同时从互联网统计数据上了解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仅占12%。这可以说明网民素质和贫富差距两个问题。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且“不设障碍”的平台，人们可以各抒己见，“不设障碍”就会在出现社会热点问题时，素质高的人会进行客观合理的评论，素质低的人则采取“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方式甚至恶意谩骂，“挑起大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确实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一些低收入群体因为生活上的压力难以宣泄，便通过网络来释放压力；同时受仇富心理的影响，一些网民难免会失去理性，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将“富二代”定义为恶人。
1.2.2网络的自由性与隐匿性造成责任缺失
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人们可以利用任何工具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受控制，即使受到辱骂，你也无法知道对方的信息，就是因为无论说出多么恶毒的言论也不用承担责任，也因此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害群之马”，他们恶意炒作、恶意中伤抓住网民的从众心理将事件闹大，歪曲事实，最后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样势必会给一些人造成名誉方面的损失，但他们的无计可施又助长了“害群之马”的嚣张气焰。
1.2.3网络舆论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是网络舆论暴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政府在监督管理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网络信息复杂繁多，参差不齐，政府在监督管理过程中难以分辨和整理，影响到了网络监督的效力。此外，信息的纷繁复杂也使网络舆论监督管理部门难以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监督机制，形成恶性循环。
2网络舆论暴力的危害
虽然网络舆论暴力在某些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例如：网民利用网络搜索等方式将一些不道德的事件爆料出来进行打击的正义行为。但是，网络舆论暴力的危害也是不能忽视的。
2.1诚信缺失
在网络上一些人制造虚假信息引发舆论，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曾经引起网络热议的“秦火火事件”，“秦火火”主要是从事网络推手的业务，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多种网络平台，组织策划网络谣言，恶意诋毁公众人物，捏造雷锋生活奢侈等事件。秦火火被捕后宣称就是通过“忽悠”网民的方式，将这些被污蔑的公众人物的财富和名誉摧毁。他还表示：“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这非常讽刺地概括出了网络舆论的部分现状。这些传播虚假信息者无中生有，导致真相与假象交织。而网民有时难以分辨其中真假，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得到的是被歪曲的事件信息，进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一旦事件被揭露出真相，受众发现自己道德判断的错误性，会感到被欺骗。对原来极度信任的网络舆论产生怀疑，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导致诚信缺失。
2.2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网络不受限制的传递不实信息容易误导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引发的舆论可能给事件当事人带来极大的身心伤害。网络时代，个人隐私权缺乏保障，社会成员缺乏安全感。面对一些看似正义的爆料，愤怒的网友常常会出于正义地对所谓的“没有道德的人”群起攻之，语言侮辱、爆料隐私等暴力行为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打着正义旗帜的暴力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身心的严重创伤和生活的沉重打击更是难以估计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将微博当作法庭，公然给当事人戴上“失德者”的枷锁，无论事件的真相如何，网民满足了宣泄的欲望，而“投机者”获取了利益，当事人的名誉或隐私等合法权益却受到极大的损害。
2.3影响社会发展的秩序
舆论暴力会煽动负面情绪，造成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的稳定。通过网络所出来信息，大部分都是未经考证的信息，真实性不足，再经过不断的传播，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国内首先从网络上出现了吃醋可以治非典的谣言，造成民众的恐慌，一时引发抢醋热潮，多地超市的醋被抢购一空，醋的价格也高涨。谣言没有得到及时的澄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3网络舆论暴力的治理对策
如何治理网络舆论暴力，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且任重而道远。主要可以从自身、政府、法律3个方面来考虑，引导人们朝向正确的舆论方向，最后达到使网络舆论暴力越来越少的目的。
3.1网络自律
网络舆论的主体是网民和互联网。网络舆论暴力是否能够得到遏制关键在于网络自律。网络自律一方面需要网民能够提升自身的素质，网络舆论暴力的遏制需要所有网民的共同努力，所以加强道德宣传及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们在网络世界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道德观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折射。一个和谐、文明的网络社会也应该由文明的公民来组成。文明的公民是能够懂得尊重他人，理性看待事物的社会人。广大网民要自觉践行，促进绿色网络建设，要减少网络舆论的负面作用，让互联网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自律还需要互联网管理者的努力，例如：某些网站为了积聚人气不真实的信息等，煽动网民进行炒作。所以，从互联网自身角度来说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言论，及时删除有关他人隐私的信息，这对于加强互联网行业的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3.2政府的监督
政府应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和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各级公安部门也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对于网络舆论进行进一步的监督和限制，对于网络上的不健康信息、偏激的言语要进行及时删除。同时，网络监管部门要对关键的敏感词进行一定程度的屏蔽，让扰乱网络活动的行为无处遁形。只有这样，我国的网络环境才能更加纯净，网络舆论暴力才能够消退。另外，各级政府可以建立阳光网络发言平台，方便群众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各类电视传媒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络微博、客户端，方便群众获取正确的新闻资讯。对于网络上舆论暴力事件，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关注程度，加强管理。另外，政府需大力推动网络文明秩序的建设。全社会都应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必须从自身做起努力增强网络文明社会责任，引导民众积极健康的参与网络活动，净化网络空间。
3.3法治建设
对于网络舆论暴力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要引入“网络实名制”。首先，网络实名制可以防止网络暴力欺诈行为，避免网民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其次，对于网络上利用网络舆论暴力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迅速定位打击。最后，有助于网络文明建设，网民会因为网络发言与现实自身联系而慎重理性地发言。“网络实名制”的引入一直是有著极大争议的，不乏反对的言论。反对者认为：网络实名制侵害了自身的言论自由权，同时将个人生活完全置于国家监控当中，形成国家专制。笔者认为不论是否要引入网络实名制，但是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网民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才能使整个网络环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网络舆论暴力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4结 语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网络是虚拟的，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但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同时看到一次次的网络事件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网络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息息相关。网民的意见开始影响事件的进程，网络开始占据人们的主流生活，所以网络舆论暴力的问题需要得到及时解决或遏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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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暴力看法篇5
网络诽谤乃至网络暴力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法律等多重诱因，作为新兴传播工具的互联网，却成为网络诽谤乃至网络暴力形成和发展的技术基础。
“道德审判”的泛化和膨胀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网络诽谤的内涵尚缺乏明确的界定。分析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此类代表性事件可以得知，网络诽谤是指网民以匿名的、群体性的表达方式，通过网络对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予以谴责时，发表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攻击性言论丑化、诽谤、污辱、谩骂当事人，导致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甚至给当事人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依据其行为后果的破坏程度，有学者将网络诽谤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网络诽谤是指对现实产生实质性危害的网民行为，广义的网络诽谤则是指利用网络实行诽谤、谩骂、攻击等行为。
从“虐猫事件”、“陈易卖身救母”到“铜须门事件”、“人肉搜索第一案”等一系列广为关注的网络诽谤事件，可以发现网络诽谤的表现形式十分多样化，比如群体性地对当事人进行不堪入耳的辱骂和诽谤、诬陷等人身攻击；以非法手段窃取当事人的资料，并对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死亡威胁；用图像丑化当事人的形象；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等。但概括起来，这些网络诽谤行为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有：参与网民具有一定规模，从而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通常攻击的对象多为背离传统道德观的不道德言行，且惯于以语言暴力进行道德审判；行为后果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给其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现实损失。
网络诽谤事件多是针对网络曝光的不道德言行而展开，网民维护和伸张的似乎是“网络正义”。“铜须门事件”和“人肉搜索第一案”中，网民群起鞭挞的是为主流道德观唾弃的“”、“婚外恋”；“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中，网民集体抨击的是有悖家庭伦理道德的“毒后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络正义”行为通常以“正义”、“良知”为旗帜，以充满诽谤色彩的语言为利器，动辄对当事者进行道德审判。或宣称“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受害的丈夫做祭品”，或诅咒让者“死无葬身之地”，或“网络追杀令”，甚至一些网民还组织虚拟审判，以静坐、游行、谩骂、自杀等虚拟形式集体声讨事主。
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虚拟空间和社会现实空间并行交融、互为镜鉴，虚拟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影子。网络诽谤现象虽然发生在网络，但它是现实社会道德审判传统在网络上的投射。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反控制性，以及网民狂热的、非理性情绪的推波助澜，这种道德审判极易在网络上形成泛化和膨胀之势。
学者周国平认为，我国曾经有对私人感情进行道德审判的传统，对于两性私情人们完全可以持有不同观点包括道德评价。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法治社会的一员理应有一个共识，就是不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尊重他人在私人领域中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隐私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的“道德审判”行为本身，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而且逾越了法律的边界。因此，倡导网络道德，加强网民自律，理当成为当前净化网络环境的要务。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复杂而特殊的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悬殊、阶层分化，改革走向深入的同时也滋生了腐败乱象、主流价值缺位，更兼全球化带来的剧烈震荡，使得矛盾凸显、利益纷争、观念碰撞成为转型期中国的重要特征之一。置身其中，当代中国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情感焦虑和价值迷茫。在这种环境下，匿名的、开放的、自由的网络空间自然成为网民发表观点、释放压力、宣泄情绪的最佳选择。尤其是针对损害公众利益的各种腐败行径，或违背公序良俗的不道德言行，网民的质疑、抨击和讨论就会表现得空前活跃和热烈。
应当肯定的是，网民的参与和讨论对于推动信息公开和社会民主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现阶段一些网民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等素养缺失，以及法不责众的“护身符”，在网络论坛中往往出现狂热左右理性、谩骂代替讨论、审判取代协商等不正常的舆论生态，甚而至于把持“话语霸权”，动辄发出“网络通缉令”，从而酿成“多数人的暴力”，在现实中则直接导致悲剧的发生。
有必要警醒的是，这种“多数人的暴力”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惨痛的教训，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和施暴及其带来的“网络”现象曾引发了外媒的高度关注。中文互联网要想获得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
网民的“群体极化”和“集体狂欢”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在网络诽谤乃至网络暴力事件中网民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是事件行为的主体和参与者。因此，网民群体的结构及其心理特征、行为特征，对网络暴力的形成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据CnniC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网民占到总网民的三分之二，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和低收入等“三低”特征。其心理和行为特征通常表现为：热情、叛逆，心怀正义，渴望表达自我并具有积极的参与性，因此他们基本构成网络BBS上活跃的发言主体；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不高，缺乏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对热点事件的看法难以形成独立的判断力，极易产生盲目从众心理；低收入的经济地位使这部分网民容易对社会滋生不公平感，因此利用网络宣泄愤懑并从中获得虚拟的，成为其重要的群体特征。
尽管网络传播匿名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网民发言的主动性从而相应弱化其“沉默的螺旋”效应，但是网民的从众心理在网络传播中依然还是相当普遍。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个体迫于群体压力而选择与大多数人趋同的言行。网民从众心理的普遍性，这一方面与网民在现实社会中长久形成的从众心理惯性有关，另一方面在虚拟的舆论空间同样容易形成群体压力，从而使网民产生趋同心理和行为。
由这种非理性盲从心理演变成的网络诽谤事件，常常忽略事件本身的真实性，结果造成现实中的冤假错案，令当事人蒙受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2007年7月，论坛帖文《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引发网友震撼。据了解，最早这个帖子是出现在江西鄱阳在线网站，随后全国36家网站转载该热门帖子。网络民愤迅即爆发，指责“这样的后妈简直禽兽不如”，还有网友发出“网络通缉令”来通缉“恶毒后妈”。但后来调查结果表明，女孩吐鲜血的真实原因是患有血友病，“史上最毒后妈”并不存在。
心理学者应力认为，在一起严重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从众是导致“群体极化”的强大心理力量。群体极化是一个群体的主导倾向不断得到加强的现象，同情、欣赏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愤怒会催生更多的愤怒，实施诽谤会引发更多的暴力。而网络为群体极化提供了新的媒介，成千上万的网民可以让遭遇困境的人们从相通的思想和精神里获得慰藉和支持，同时也可以使一个负面事件迅速发展为一种可怕的、致命的力量――网络诽谤由此形成。
如果说之前的“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等多由拷问道德而引发，那么2008年“很黄很暴力事件”则是网络诽谤走向娱乐化的标志。2007年底，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一条有关净化网络环境的新闻。13岁女孩短短几秒钟的出镜，因一句“很黄很暴力”竟成为数万网民恶搞的对象，色情漫画图、人肉搜索令、个人视频乃至悬赏通缉令等一夜之间充斥网络，泛滥成灾，令无辜的未成年人遭遇无妄之灾。
转型期社会的复杂现实使“娱乐”成为当代人释放物质重压和精神压抑的最有效管道。娱乐是对主流威权文化的解构，也是逃避现实的心理诉求。置身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互联网无疑给网民提供了丰富的娱乐资源，同时也成为网民最现代化的娱乐工具。“一切为了娱乐”的诉求，使网民或调侃权威，消解崇高，或热衷隐私流言，漠视他人感受，一味追求自我心理的满足；或以“道德卫道士”自居，陶醉于一种“置换系统”操纵的集体狂欢中。心理学认为，人在遭遇困境时，潜意识内会不自觉地将一物体置换为另一物体以解决存在的矛盾。在诸多的网络诽谤乃至网络暴力事件中，网民施暴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置换系统”在发挥作用。上述所提的“铜须”不过是为公众道德观所不齿的“第三者”、“奸夫”的替罪羊罢了，“很黄很暴力事件”中的小女孩也不过是网民反抗权威和主流话语的替代性符号而已。这种心理置换效应使网民的爱恨很自然地产生“移情”，从而将之集中投射到虚拟空间的事主身上并实行话语暴力。可见，这种基于娱乐诉求的网民“集体狂欢”亦是产生网络暴力的内在诱因之一。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基于个体的内心准则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而形成的自我约束大大削弱或消失，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去抑制性”特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差别。这种“去抑制性”通常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网民可以更加放松、开放地表达自己，袒露真实的自我，从而使人际交流更富于吸引力，网民从中可获得更大的精神慰藉；另一种是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网民更容易产生自发性的攻击，将现实社会中产生的负面情绪以谩骂、诽谤等形式在网络上发泄出来，以此缓释压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不同的网络事件，有的发挥了良性去抑制性效应从而成就了“网络正义”的美名，有的则在网民群体失控的“去抑制性”行为中走向网络暴力。
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商业诉求
网络诽谤的形成固然有社会、心理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但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则给网络诽谤乃至网络暴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物质手段。
自2001年诞生至今，“人肉搜索”便与网络暴力如影随形，甚至成为网络暴力的代名词，一直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人肉搜索”是指在互联网上集合众多网民的力量搜索信息的方式。不同于谷歌、百度等传统搜索技术单一的查询过程，“人肉搜索”是一种“人找人、人问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的相互协作和分享信息的过程。
“人肉搜索”是互联网的即时性、快捷性和交互性等技术特性与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传播方式高度融合的产物。从技术的角度看，“人肉搜索”是中性的，并无正邪之分，只是和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方式相结合，才产生出不同性质的结果。客观来看，“人肉搜索”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发挥舆论监督等方面曾产生了不少积极的效应。其中2008年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就有“周老虎事件”、“天价烟局长事件”、“深圳官员猥亵事件”，正是在传统媒体无法实施监督的真空地带，“人肉搜索”发挥了其独到的技术优势，最终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但是另一方面，“人肉搜索”的滥用乃至异化直接导致了网络暴力的发生。如前所述，自2006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后果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无不由“人肉搜索”所引发，其搜索策略几乎如出一辙，网民想方设法将当事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照片乃至生活细节等个人隐私公之于众，且口诛笔伐激起网民公愤，并将这种精神压力从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生活，给当事人造成实际工作和生活的困境。实践证明，新技术的应用能给人带来自由，但对新技术的滥用终将窒息自由。“人肉搜索”的未来亦如此。
其次，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个体享受高度自由的同时，也导致监督机制的弱化乃至悬置，从而使网络成为传闻、流言、诽谤等各种不良信息传播的舆论场。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天然的反控制性使得言论空间更为宽松，同时也给网络监管带来了技术难度，造成监督机制的虚化和无力。尽管几乎每个网站BBS论坛都明令禁止传播色情、暴力和反动信息，但是形形的流言和隐私还是充斥于各大论坛，且经过网民和网站的舆论传播合力，使论坛从“网络民意的自由市场”逐渐演变成“非理性舆论场”，从而直接酿成网络暴力事件。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6
在2003年以来的不少重大公共事件中，如“孙志刚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华南虎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等等，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局面，网络舆论对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从而有效推动了一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让公众看到了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也使公众对网络民主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然而，随着公众网络参与的不断深入，网络多数暴政现象开始露头，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网络的新忧思。
网络的隐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建议，实现政治参与，网络民主在一些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孙志刚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都充分显现了网络表达的民主意蕴。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
■不可否认，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开始出现。互联网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政治参与者的来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在沟通、交流与讨论过程中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公开、平等原则，成为民意和公共舆论的重要聚集地。
在一些网络事件中，如“虐猫事件”、“铜须事件”等，一方面向世人彰显了网络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网络的负面问题。群情激愤的道德审判，曝光当事人隐私，进而围攻、谩骂当事人的事态演变，让整个社会开始反思网络的作用。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应当注意到，中国少数网络参与者随意在网络上宣泄不良情绪，一些网民在公共议题中缺乏真诚和理性，加上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和网状扩散性质，过去难以聚合的个体在网络上非常容易集群，致使网络空间中的多数暴政现象成为可能。
在这些事件中，网络舆论发生了蜕变，并逐步走向网络多数暴政，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您提到了“网络多数暴政”一词，如何理解民主与多数暴政？
■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多数原则。但是，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可能损害少数人的权益，并使民主扭曲成统治阶级打击少数人的借口，从而使民主走向坏的一面。在向信息时代迈进的过程中，公众在互联网上重新遭遇了19世纪政治思想家们对于民主政治所做过的最坏打算――“多数暴政”。
多数暴政与少数暴政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一种专制形态，背离了民主好的方向，侵害了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网络多数暴政往往是一些网民利用网络民主的旗帜，以民主的名义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从而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多数的假象
在网络世界中，往往会有“一呼百应”的效应，将问题几何级放大。这是否构成了网络多数暴政的诱因？
■网络传播具有“蝴蝶效应”，任何一点小小的浪花都有可能借助网络媒体变成轩然大波。网络论坛中一个帖子或网络上的一条小消息，可能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或介入，进而使事态不断升级，导致事实信息的扭曲和舆论评价的压倒性倾向。人们往往相信多数人的意见，由于网络传播中“蝴蝶效应”的存在，有些时候并非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甚至正好相反。
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相被假象所掩盖，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化解的事件被严重对立化和情绪化，任何与多数发言者立场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迅速地扣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谩骂和攻击替代了真正的理性批判。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多数暴政现象。
在您看来，网络多数暴政的成因还有哪些？
■在网络空间中，“群体极化”现象非常容易形成。为了避免怀疑与批评，网民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态度和立场相近或一致的场合表达意见，在认同感中肯定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比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并且导致在发言讨论中部分网民态度偏颇、言词激烈。
同时，由于网络空间领域聚集的网民群体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网络很容易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相同态度和立场的人频繁在网络上进行交流沟通，且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使之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强化了这一态度，形成极端倾向，造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您提到了网络群体“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人们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有时缺乏应有的理性，对许多不良社会现象的声讨和谴责往往偏离理性的轨道，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或者看法产生认同，形成某种非理性、情绪性的共鸣。
在现阶段，中国网民对网络舆论环境和自身网络行为影响的认识都十分有限，导致中国网民的网络行为表现得比较幼稚，经常出现一些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举动。这可能也是网络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网民要付出的学习成本。
在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情绪极端者不断得到鼓励，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势力变得越来越强，言词变得越来越激烈；而那些理性和温和的声音不断受到打压，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介于两者之间的声音，则一部分沉默，一部分走向偏激。如何来解读？
■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作“网络空间中的‘沉默的螺旋’”。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在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心理恐惧感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体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变化，但其影响依然存在；网民的从众心理继续存在，从众现象依旧普遍。网络信息越多，人们反而失去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时间与兴趣，沉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从而为网络多数暴政打开了便利之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网络多数暴政中的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多数。只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少数人的声音很大，表面上他们好像构成了多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数的假象。
道德的自律
如何看待网络多数暴政？
■网络的出现给网民更自由、更平等、更多样的意见表达机会和政治参与形式，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塑造着网络民主这种新形式。但是，网络民主具有两面性，应当坚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原则。否则，网络民主就会背离民主的初衷，形成网络多数暴政这一变种。
从一定程度而言，民主与多数暴政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在于是否能够尊重多数、保护少数。
如何避免或者减少网络多数暴政现象的出现？
■首先应当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引导网民理性看待网络舆论。网络环境中多数暴政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网络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问题，网民缺乏道德自律也是重要原因。网络道德可以说就是现实道德规范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是网络的开发、设计与应用中应当具备的道德意识和遵守的行为准则。
对于网络多数暴政下的少数，您有何意见建议？
■一旦发生网络多数暴政的情况，受到侵害的个体面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处境。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一些受害者可能连辩白、证明、呼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因此，保障这些受害者的言论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能否借用网络外的力量？
■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比较，具有信息源更权威、可信度更高的特点。针对一些重要话题和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跟进，适当引导社会舆论，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消除在形成过程中。
近年来，国家针对网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制，但似乎收效甚微。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网络立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中国管理互联网的法律规则存在过于分散、法律层级偏低、某些方面相互冲突、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7
关键词：议题设置；网络；语言暴力；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2-0050-02
网络社会，信息的迅捷传播使新闻和公众议题设置呈现多路竞出的态势，一方面，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依然可以职业化地设置议题；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和社会各界人物网路自媒体（如韩寒博客等）及网络新闻媒体（如第一视频新闻网）正日益显示出设置公众议题的动员、影响力，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如新闻评议中的蓄意诋毁、人身攻击等）成为显著的负面传播镜像，也给全媒体时代业界社会责任的践行提出了新课题。
一、网络语言暴力损害新闻和公众议题
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属精神伤害的范畴。[1]语言暴力是出现于社会日常生活中或个人网路行为中，还是出现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前者是难以避免和控制的，那么后者正是要加以警视、避免和控制的，因为出现在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的语言暴力，借助新媒体的传播被放大，进入了公众视听，成为社会的显像，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社会传播。
网路语言暴力不乏例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和四川电视台记者在微博互骂和“约架”事件有一定代表性：2012年7月，吴法天在个人微博上了一则有关什邡事件的言论，认为钼铜项目不会污染环境，并请方舟子出面就此进行科普和辟谣。此论一出引来网民一顿斥骂。在声讨吴法天的网民言论中，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由此激起俩人在网上的互骂，进而把一次就公共事件的争论导向了网上“约架”，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公园殴打和网民的谩骂升级，恶性循环[2]。此外，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新闻网谩骂香港人也很典型。第一视频新闻网一直就时事热点评论，2012年1月19日，“内地儿童在香港地铁进食引发争议”视频上网后，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孔庆东一段七分钟网络视频评论，其中，孔庆东连续对香港人爆粗口。上述两例中网络暴力语言带来明显的消极传播效果。
我们知道，新兴的微博和网络视频新闻媒体在公众议题设置方面开了新言路，多了自由讨论路径和平民声音，并且借助网络迅捷传播，在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和其他技术、成本限制方面比传统媒体有优势，在社会新闻告知和公众议题设置上的重要性正日益彰显，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博客和视频新闻等是新兴媒体，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暴力在其中出现，说明网路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有明显缺陷。20世纪上半叶，美国思想家约翰?杜威看到当时日益壮大的报纸、期刊等新闻与大众传媒，欢欣鼓舞。在他看来，新闻和大众传媒可以构建公众理性议事的平台，是社会各界对话的最有利场所，是减小政治压迫和社会暴力冲突的缓释剂。在公众的自由讨论和协商中，可以超越暴力集团的压迫，于是“就有了一种信息的存在，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报偿，于是也有了一个值得人们热爱、赞扬和忠诚的社会。[4]”这就是杜威先生设想的新闻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效用之一。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形是：不仅为杜威先生所看好的传统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水准有待提高，而且新兴的网路媒体在公众议事过程中还时有出位行为，在公众议题讨论中超越侮辱性诋毁、超越语言暴力、达成理性对话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二、网络语言暴力折射业界践行社会责任不平衡
在议题设置情境下，把语言暴力当成可以自由的言论，这种现象更易出现在网络新闻媒体中，折射出业界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是不平衡的——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不平衡。对于传统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而言，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公器”，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罗伯特?哈钦斯委员会正式倡导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以来，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国新闻媒体（尽管对社会责任概念有不同理解和诠释），纷纷制定自律规约，在力求自律的同时，辅之以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评议监督，以期在理性框架内为社会提供新闻服务，设置议题和引导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像报纸和电台、电视台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已经有一个以自律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社会责任框架，在此框架中，反低俗、反语言暴力通常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传统新闻机构长期的职业操守，使得职业新闻评论人通常不会在公开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像网络新闻评论“嘉宾”孙庆东那样肆意谩骂，语言暴力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比起出现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要小，因为传统新闻媒体要保证公信力，通常会注意恪守新闻职业伦理底线（越界者如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关门大吉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点）。对于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个人微博在设置和介入公共议题时有此功能）而言，其传播平台提供者和从业人员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践行社会责任的。
首先，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可能有“社会公器”的意识，但是其商业运行模式却是以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为运作指向，而理性地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有时却会和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运作指向不一致，换句话说，如果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网站要提高网民点击率和网页“逗留率”，语言暴力这种出位行为有时可能凑效。而在个人微博，语言暴力如影随形，在此领域，甚至还没有一个明确媒体社会责任概念。其次，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在行业外部和内部都缺乏社会责任框架和伦理约束机制。从行业外部讲，国内外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措施约束新兴网络新闻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在一向讲求“自由表达”的西方，一边播报新闻一边进行脱衣秀的视频新闻女主持人就在这种“自由表达”理念下大行其道。在美国，相关的法律也只有一个，就是1992年订立的“通讯礼节法”，主旨在于禁止通过网路向未满18岁的青少年人传输不雅或明显违法的资讯；在英国，相关的措施也就是推动成立了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监管基金会，旨在消除通过互联网传播含有儿童色情和种族仇恨等内容的资讯。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新闻立法还未完成，对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比较明显的管理措施有两项，一是鼓励网络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诸如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进行专项整治。我们看到，在相对粗放的社会管理背景下，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要守住伦理底线、践行社会责任更多靠自律。相对于传统媒体比较成熟的自律规约体系而言，网络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刚起步，所以在践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安排和观念约束方面较之传统媒体显得松弛。再次，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内容产出与传统的新闻媒体不同，后者的从业人员都经过一定的职业训练，新闻的内容产出有着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程序，对新闻内容的把关审核比较严谨；而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新媒体，新闻出镜人员的入行门槛相对较低，新闻评论员的个性化（有时伴随情绪化）特征明显，易致出位言行。
三、网络语言暴力给业界带来的警策
网络新闻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享有言论自由的在操作上的便利，而网络媒体在伦理规约和自律方面的弱化境地，有时可能使得这种言论自由被滥用。有事关公众议题设置的情境下，以为言者无过，可以在网络媒体上率性而言、不受拘束，言说在我、听之由人，实为认知误区。
这个认知误区源于不理解网络新闻媒体的公众议事平台功能（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和议题放大功能（把议题提交社会和公众加以注意和评议）。网路媒体既是公众议事平台，就要有一定的规则：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相伴而行。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始终是一对不离不弃的概念。公众把设置议题的责任托付给新闻媒体（不论是传统还是网络媒体），也希望媒体征集和各方意见，以让公众“兼听则明”，但是，言路自由并不是不受任何拘束，换句话说，讨论是有边界的——在公众议事的过程中，如有诽谤、构陷、谩骂以及恶意煽动暴力和攻击行为的言论或示意，都是社会伦理（有时是国家或地区法律）所坚决制止（有时是惩戒）的，语言暴力当然属于被制止之列。网路媒体既有议题放大功能，就应保证进入公众视听的议题有讨论和评议的价值。在议题设置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的谬误在于：对本该进行建设性讨论的公共议题施放噪音，把讨论变成诋毁和攻击，把社会舆论引向消极面。这个认知误区还源于不理解媒体的文化表达功能。媒体在当下议事、导引舆论的同时，还有一种隐形的、长远的文化影响力，正如传播学名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在文化的层面上，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现实的定义者与形象构成的主要来源，以及社会认同的主要表征；与其他任何单一的机构相比，大众媒介是人们暇余生活中最大的聚合场所，它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共享的文化‘环境’。[4]”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新闻评论员在这种共享的文化环境中不加节制地信口谩骂，就是对公众视听资源的浪费。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暴力是附着了重度情绪化色彩的个人无理诉求和对他人（个体和群体）的无理贬斥、诋毁，无形中增加的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垃圾、牺牲的是理性对话场域和达成社会谅解的文化建构，其社会价值和文化导向，也是消极的和负面的。
我们认为，在全媒体时代，要避免和消除议题设置情境下的语言暴力，首先要从大处着眼，即改变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平衡态势，构建适于全媒体时代的新版社会责任规约框架；其次，对于新兴网络媒体而言，在顾及自身商业运营模式和言路自由价值取向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应在网站上开辟评议通道，以获取来自广大网民的及时的媒介批评意见，同时，提高新闻出镜人员的媒介素养，强化新闻内容产出的把关程序，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和话语，为建构社会公众理性议事平台而努力；第三，在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传统媒体因有先发和相对成熟的优势，似应义不容辞地在业界“以身作则”，并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自媒体有诸如语言暴力的出位言行时，及时给予公开评议、形成来自业内的有力监督。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语言暴力[oL].http：///view/455600.htm.
[2]微博“约架”[n].中国青年报，2012-07-23.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8
关键词 青少年 互联网 暴力游戏 暴力倾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网络游戏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最近十几年内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各地警方发现，在青少年喜欢玩的电脑游戏中，其情节内容基本上都带有暴力内容，网络游戏引发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80％以上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网络暴力游戏成为他们违法犯罪的直接或间接诱因。由于网络暴力游戏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可能的联系，而当前网络游戏在社会上日益流行，我国还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为此，积极开展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和紧迫。
在已有的网络暴力游戏的研究中，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接触暴力的网络游戏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多种方法来论证，主要是通过让被试者玩不同暴力水平的游戏，再分析所产生的暴力行为因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的方法有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许多研究都证明了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暴露于网络暴力游戏都导致了暴力行为的产生。但已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包括研究的可重复性，样本的大小是否足够，信度、效度是否控制，是否有时间次序，以及潜在的虚假因素的影响是否控制，交互影响是否考虑等。而最不足的是缺乏长期的研究以及多角度、多变量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更好地认识网络暴力游戏这个日益流行的现象，探讨其与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关系。
本文以传播学的“涵化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学习理论”、心理学的网络成瘾理论为基础理论，以广州市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青少年玩网络暴力游戏的状况。文章考虑了性别、年级、每月可用零花钱、网龄、父母学历、与父母关系的和谐程度等因素。
根据相关理论，我们对与本课题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
(1)暴力游戏：游戏中含有“血腥”、“杀戮”、“战争”、“攻击”、“打斗”等内容的游戏即为暴力游戏。
(2)网络暴力游戏：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电脑游戏；是多个游戏者参与其中的互动游戏；是以刺激、暴力和打斗为主要内容的并带有描绘游戏人物试图对其他游戏人物造成伤害的电子游戏。根据《大众软件》的划分方式，网络暴力游戏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a 零级。是指游戏中无任何表现血腥、暴力及非人的内容；B 一级。指游戏中有暴力倾向力’面的暗示，有少量表现的血腥或其它场面非人场景的内容；C.二级。指游戏中有暴力倾向，有一定数量表现的血腥或其它场面非人行为的内容；D三级。指游戏中有详细表现肢体分裂的过程或状态，有明显的施暴过程以及表现其它非人性的行为。本文主要研究后三种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
(3)暴力倾向：是指具有暴力的想法且有可能发展成实际行动的一种心理与行动趋势。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在广州市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从16所中学(包括初中5所，高中11所)中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574份，回收有效问卷535份，有效回收率是93.2％。在接受调查的中学生中，男生与女生的性别比例是4：6；高中与初中学生的比例亦是4：6；其中，将近7／10的被访者就读于省／市重点中学；超过7／10的被访者每月零用钱不高于300元；超过九成的被访学生网龄超过1年。
2 调查工具
通过excel2007对样本进行数据录入，并以SpSS13.0统计软件作为统计分析工具。
3 调查程序
本次调查时间为2009年3-5月，历时两个多月。调查问卷由课题组五位高校传播学、法学老师在文献资料搜集、分析下制定，并在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在研究变量(被访者认知、态度、行为)确定后，进行变量操作化并设计成问卷。在问卷初步拟定之后，由广东工业大学三位专家共同审读问卷内容、斟酌文字，力求提升表面效度与内容效度。问卷初步确定后，进行了前测与试测以了解问卷的确切性，并依据测验结果对相应题目予以修正。最后确定问卷，并由广东工业大学社工系学生调查组对中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三、研究结果
1 青少年玩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
(1)玩网络游戏的频次与时长
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访者(样本为334；约62.4％)每周至少玩一次网络游戏，将近15％的中学生每周玩超过5次。
笔者就每周至少玩一次网络游戏的334个被访者进行调查发现，将近半数的中学生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为1-3小时，而超过三小时的中学生有将近三成(样本为98；约32.4％)。
显著正相关，初中生每周玩游戏的次数非常明显地高于高中生(t=6.852**)(见表1)，男生玩游戏的次数非常明显地高于女生(t=7.158"*)(见表2)。
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与“性别”显著正相关(t=2.224*)(见表2)，但与“年级”、“网龄”无太大关联(见表3)。
表4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在与父母关系融洽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F=2.536，p
调查结果显示，“每月零花钱”、“父母学历”、“父母关系融洽程度”对沉迷程度也有所影响。每月零花钱1000元以上的，玩游戏的时长非常明显地高于500元以下的同学(t=4.129*)。父母学历为“小学以下”或“研究生及以上”的，玩游戏的时长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与父母关系非常差的，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t=2.536*)。
2 所玩网络游戏的级别
调查显示，被访问的中学生中，有将近1／5(样本是58.约17.4％)所玩游戏的级别在二级及以上(见表6)。且最受中学生喜欢的游戏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QQ游戏(n=110)、CS(n=50)、CF(n=37)、魔兽(n=28)、卡丁车(n=27)。
相关分析显示，玩网络游戏的级别同被访者“年级”、“性别”显著正相关，初中生玩游戏的级别非常显著地高于高中生(t=4，604**)(见表1)，男生玩游戏的级别明显高于女生(t=5.522**)(见表2)。
父母学历对玩网络游戏的级别也有所影响。父母学历为“为小学以下”或“研究生及以上”的，玩游戏的级别要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同学。
2 青少年玩网络暴力游戏与暴力倾向的相关性
(1)不同游戏级别对暴力游戏的认知
从表7可以看出，对网络游戏“画面血腥”、“音效富有煽
动性”、“现实中没有的刺激”的认知，零级和一、二、三级差异显著，零级更不赞同网络游戏“画面血腥”、“音效富有煽动性”、“现实中没有的刺激”。而赞许度与认可度通常是暴力倾向形成的前提。
(2)对暴力游戏负面影响的认知
本次调查将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设置为三个指标，分别是影响手眼协调能力、导致精神紧张无法放松、浪费时间影响学习。笔者将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中立、不太赞同、非常不赞同赋予分值，分别是10分、8分、6分、4分、2分。所有被访者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持中立态度(5分
3 对暴力游戏未来发展的看法
关于暴力游戏未来发展看法的调查发现，被访中学生中竟然有近六成对暴力游戏的未来发展持明确支持(样本为94，约17，6％)和中立(样本为193，约36l％)的态度。这也印证了上文中得出的中学生对于暴力游戏负面影响认知不够的结论。
4 周围朋友／同学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的例子数量
调查显示，被访者周围的朋友与同学中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的数量回答“非常多”、“比较多”、“一般”的人数占到44.1％。回答“比较少”、“非常少”的人数占到49.6％。
5 对网络、现实中矛盾的解决方法
调查显示，多数被访的中学生是可以区分网络和现实的区别的，针对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虚拟／现实)，解决方式也有所区别。对待网络上的矛盾，多数被访者认为“解不解决无所谓”(样本=243，约45.4％)，其次，多数中学生选择“同对方就在网上pK”；而对待现实中的矛盾，将近六成的中学生选择“用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解决”，其次是认为“解不解决无所谓”。而不论网络中的矛盾还是现实中的矛盾，选择“将游戏中的暴力方式复制到现实中解决”的人寥寥无几，前者只占了1.3％，后者只占了1.9％。
6 暴力行为赞同状况
本部分调查中，笔者将对暴力行为的赞同状况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分别是“暴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暴力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无所谓”、“不太赞同用暴力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其中，前两个指标表示对暴力行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第三个指标(即“无所谓”)表示对暴力行为持中立态度，后两个指标表示对暴力行为“不太赞同”和“非常不赞同”。调查发现，有超过1／5的中学生(样本为109，约20.3％)对暴力行为持赞同的态度。这一数据确实应引起青少年教育者及传媒人的注意。
另外，笔者将“暴力行为赞同状况”这一指标同其可能相关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就现有的数据发现，中学生“暴力行为赞同状况”同被访者“性别”、“年级”、“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学历”、“每月零花钱”无明显相关性，而与“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正相关，即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越长，暴力行为赞同度越高；与“玩得较多的游戏所属暴力级别”正相关，即玩得较多的游戏所属暴力级别越高，被访者暴力行为赞同度越高(见表8)。
四、结论与讨论
1、所调查青少年参与网络游戏的程度较高，并且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男生网络游戏的沉迷程度更深，无论是频次、时长，还是游戏级别，都显著高于女生；初中生玩网络游戏的频次、级别明显高于高中生。
2、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程度还与家庭的各因素相关：每月零花钱300元以下和300-500元之间的青少年在玩网络游戏的频次、时长和级别方面差异不大，但1000元以上的青少年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长显著高于其他人；父母学历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或研究生及以上的，每周时长和游戏级别明显高于其他人。与父母关系非常差的，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
3、青少年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认知不够，只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持中立态度，
4、网络游戏导致青少年一定的暴力思维倾向，玩过暴力游戏的青少年中，超过1／4的人存在崇尚暴力的倾向，且游戏级别越高，崇尚暴力的倾向越大。同时，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赞同状况也受他们玩暴力游戏的时间及游戏暴力程度影响。但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就行为上而言产生的影响较小，
以上结论印证了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即网络这种传播媒介的某些暴力性倾向，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青少年的现实观，导致了青少年一定的暴力倾向。而且，沉迷网络暴力游戏的程度越深，青少年所受的“涵化”影响也越深。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9
网络暴力和现实社会密切相关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盲从性等特点，一些网民在网上缺乏自律性、敬畏心和责任感，在所谓“网上更自由”“法不责众”等错误思想驱使下，肆意发泄自己的情绪，有的还越来越放纵自己，不仅攻击、辱骂别人，还通过人肉搜索等非法手段实施更激烈的网络暴力，甚至从网络暴力走向了现实犯罪。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网络暴力和网下暴力绝非两种相互孤立的现象，在网上动辄对别人实施网络暴力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是自私、狂躁、极端甚至凶残的人。网络暴力不仅是和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而且常常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里的折射。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制止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就很可能向现实社会延伸。
从“文登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言论争议―网络辱骂―人肉搜索―网上威吓―组织串联―线下暴力”的路线图是比较明晰的。并且，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围殴侯聚森的4名外地青年在策划、实施暴力行动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有人向他们提供了侯聚森的真实个人身份信息，使其可以对侯聚森的家庭地址、学校地址等信息非常熟悉，保证了暴力行动得以顺利实施。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渠道查到了侯聚森的真实个人身份信息，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把信息给了准备在现实生活中对侯聚森施暴的人，这是不少网民在“文登事件”发生后一再提出质疑的焦点问题。
类似的遭遇不仅仅出现在侯聚森身上。因为在网上发表不同意见而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打击的事情此前已多次发生，只是受害者受伤的程度没有侯聚森这么严重，因而被媒体忽略罢了。
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暴力行为
“文登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比较快地介入调查，但却忽视了案件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等因素，简单地对外公告称当事双方因意见不合相约见面“理论”而发生暴力冲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双方都处以行政拘留处分。这个处理结果被网民称为“约架”。
@文登警方在线相关内容后，很快遭到众多爱国网民和@山东共青团、@、@思想火炬等一些官微的质疑。更怪异的是，“约架”的定性竟然得到众多的“公知”大V的一致力挺，纷纷为文登警方叫好。就在一场被网民戏称为“拿错了剧本”的正能量、负能量阵营的对峙中，“文登事件”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全国关注的热点事件。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一些“公知”大V虽然在网络上没有以往那么猖狂，但却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进攻，采取网络暴力和现实社会攻击相结合的方式，围攻在意识形态斗争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正能量人士。他们和私营企业主相勾结，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密切配合，加强联手，有计划、有目的地在网络上下发起一轮轮进攻，使得对敢于亮剑者的围攻呈现出组织化、集团化、暴力化、政治化的趋势。
随着网上暴力向网下暴力延伸，网上网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密切联系起来。对此，有关部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
网络暴力挑战依法治国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无论网上网下，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应该是被法治遗忘的角落，任何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在网上有怎样的言论争端、观点分歧，都不能成为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的理由。网络暴力向现实社会延伸的事件一再发生，不仅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担忧，更在挑战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任何暴力行为都是不允许的，都应该受到依法严惩。如果放纵一些人在网上采用非法手段去攻击、伤害别人，尤其是听任网络暴力向现实社会延伸，不仅文明、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会受到严峻挑战，依法治国也很可能会成为空谈。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任何地方都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对网络暴力还是网下暴力，我们都必须坚持露头就打、严打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沿着正确道路，有序、有力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必须明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必须落实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真正站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上考虑、处理问题，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武器。
面对越来越凸显的网络暴力问题以及网络暴力向现实社会的延伸，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整治：
第一，有关主管部门应该督促网络平台提供方加强对宣扬网络暴力的贴吧、论坛、QQ群、微信群、微博等平台的监管，要求其尽快限期进行自查自纠，有问题的坚决整改，整改不彻底的则坚决关停；
第二，公开举报方式，欢迎包括青年网络志愿者在内的广大网民举报网络暴力问题，一旦查实，严厉追究网络平台提供方的责任；
第三，对于那些问题众多且屡教不改的网络平台提供方，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曝光，并坚决予以严惩；
对网络暴力看法篇10
关键词：网络语言暴力网络法律意识软暴力
中图分类号：G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a）-0232-01
1高校学生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及其主要表现
网络语言暴力（即软暴力）是指大量网民对某事件中的特定对象发表具有煽动性攻击性侮辱性的不当言论，并对他人人格精神和心理造成伤害的过激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当前网络的隐蔽性、虚拟性使现实生活中的高校学生成为了“无标识”的网络主体，他们真实的姓名、年龄、身份及社会归属等都被掩盖，网络使高校学生越来越放心、放松甚至恣肆放纵，在他们的闲暇时间，家庭压力和学习压力得到充分释放，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常常沉迷网络，在网络生活中变得“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总之，网络给高校学生提供了新的言论自由空间，但也为放纵随意的网络言行提供了便利。如果你在百度上随便一搜，可以看到许多攻击甚至辱骂老师的帖子。学生们借助网络这块看似隐蔽的“遮羞布”，用文字大肆挖苦、攻击甚至侮辱自己的老师。当然这些帖子大多数是匿名发帖，这些学生自认为是隐身的、秘密的、安全的。当然除了骂老师，还有骂同学、骂学校。为此，有的学校被迫关闭了校园网或贴吧的留言评论功能。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学生对未证实的或不属实的网络事件信息的传播和散布，造成损害当事人名誉并对其产生精神伤害随着谣言的扩散，尽管没有直接使用暴力式语言，也会对当事人造成困扰和伤害。
2高校学生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分析
（1）高校学生的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心理失衡。
当前高校学生网络语言暴力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或个人原因，有的学生是因为对现实生活中老师对待自己或其他同学的不公平所产生的不满和愤怒，用“网骂”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也有的纯粹是为了体验新奇的感觉，寻求另类的语言表达，寻求刺激来体验，幻想从辱骂老师中得到一种很“爽”、很“酷”的感觉；当然有的“网骂”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希望相关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有的高校学生由于自我情绪较强，过于注重自我需求和感受，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非常关注自己的优点，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当这种期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得满足或由于老师的忽视而导致希望破灭等都会引起学生的心理失衡，继而诉诸“网骂”宣泄心中的不满。
（2）网络环境下高校学生法律意识与行为的不对称。
当代高校学生由于所受的教育背景、年龄及心理特征等因素影响，内心普遍充满正义感，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普遍为他们所接受，但由于网络环境缺乏一定的监管和约束，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律常常被弱化或淡化，面对各种诱惑尤其是现实生活中“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无意识或有意突破道德界限、法律约束，进而实施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学生较少考虑其网络语言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法律界将高校学生的这种心理称为“对权力的期待和对义务的不尊重”。
（3）高校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欠佳。
高校学生正处在关键的社会化时期，逆反心理固然存在，但其网络道德观念的缺乏也是不争的事实。据相关调查显示，许多高校学生认为，在网络上随意发帖、跟帖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意识肆意诋毁别人甚至搞人身攻击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伤害他人的，甚至是违法的。
在网络世界里中西方文化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冲突也很激烈。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高校学生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和一定的政治辨别力，难免会在一些不健康思想的传播中迷失方向，如果缺乏正确理论和信念的指导，很难控制自己的网络道德。网络世界的人际关系看似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交流也少了很多障碍，实质是人与人心的距离的疏远，使人感到越来越孤寂。尤其是一些高校学生在网上无拘无束，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其交际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会大大折扣，甚至出现道德人格的扭曲，走上违法犯罪之路。网络语言暴力正是学生网络道德意识淡薄和道德人格扭曲的集中表现。
3以培养学生网络法律意识为切入点，积极整治网络语言暴力
针对高校学生网络语言暴力现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法制教育；一手抓道德教育。道德与法律都是规范人的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要提高高校学生法律意识，规范高校学生网络法律行为，就要做到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同步开展、互为补充。
（1）提高网络法律意识，规范网络法律行为。
在高校法制教育中，要积极渗透网络法律法规教育，使高校学生充分了解自身网络法律行为，逐步培养其良好网络法律意识，使其认识到任何科技成果包括网络上的产品，都要依法使用；任何的网络行为，都是权利义务的对应；同时，还要提升他们的网络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其真正了解网络世界真相，有效识别网络陷阱，合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在网络环境下的合法权益。当前各高校普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压缩了法律部分的教学内容，不利于加强网络法制教育。这就需要高校教师结合实际和学生的兴趣，在课堂多加关注和讲解网络法律在内的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网络法律意识，规范其行为。
（2）加强人文关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除了加强网络法律知识的传授和网络法律意识的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对于整治网络语言暴力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代高校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高校学生在思想、心理、情感、人际及发展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日益呈现多样性、层次性、差异性和多变性，高校教师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需求，把他们当作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价值追求的现实的人。在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需求的基础上，高校教师更要通过人文关怀引导高校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对自身和社会具有正确认识的前提下，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信念，培养远大的人生目标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高校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宽容心，将宽容心的培养渗透到高校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环节中，通过创设能使其充分感受关爱和支持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培养其情感，以此强化高校学生尊重老师、信任老师、理解老师的理念，通过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真正化解“网络语言暴力”。
（3）有效实施网络监管，预防网络语言暴力。
高校要积极建立校园网络管理体系，通过上网权限管理、地址管理用户等功能来强化网络监管体系，严格约束不良言论，并对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语言暴力行为要严厉批评教育并严肃处理，并可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高校要严格执行用户实名上网认证和加强信息审核管理，可通过绿色过滤软件屏蔽删除不良信息，控制特定信息设立网络举报信箱和，加大对不健康的网络语言的监控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源头预防网络语言暴力。
参考文献
[1]党志平.网络环境下青少年德育问题及对策[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