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相关概念界定
1.1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9(10):85．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2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它构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整体的规定性。
二、世界历史与“三阶段”、“五阶段”的划分
（一）“三阶段”和“五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这是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有关论述所做的传统的划分。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五阶段的理论曾被我国理论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经典表述。然而，近十年来随着马克思的“伦敦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社会发展“三阶段”或“三形态”理论的提出，我国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五阶段”或“五形态”理论提出了疑议，其主要理由如下：
1.“五形态”理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和曲解。2.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实质是对他50年代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的否定。3.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阶段”或“五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4.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五阶段”理论一方面虽然比较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主义“早产儿”、资本主义“补课论”提出的理论根据。5.“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相比，一方面它较好地说明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避免了“五阶段”说所造成的认识混乱，另一方面它还能更好地说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对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准确地表述过社会历史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基本的经济形态依次更替，但“五阶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奠定的。其理由如下：
1.“五阶段”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书中提出的，虽然存在着用“部落所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术语来表述原始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具有不确切性。
2.斯大林关于“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的经典表述渊源于马克思。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指出人类的社会有五个发展阶段的不是斯大林，也不是马克思，而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他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程度和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神学和封建的社会、过渡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15世纪以来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时代）、未来的“实业和科学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因圣西门根本不懂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坚持唯心史观，这种历史分期只是一种猜测，而没有作出理论上的阐述。马克思的最突出贡献在于对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指出了更替的内在依据。
3.对单个的社会有机体（民族和国家）来讲，在历史上是很少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但就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用五种社会形态来概括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却是成立的。因为在一定时代，总有一定所有制的社会有机体，用为世界性的体系，位于该时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当时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例如，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可就人类历史发展整体而言，却意味着封建时代已告结束，世界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降临人间。所以，对人类社会五种所有制形态依次更替过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只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总体或“类”出发，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象。
4.“三阶段”说也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进程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它在马克思著作中只占有次要地位。“五阶段”说与“三阶段”说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前者能较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后者则能较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超越商品经济阶段。“三阶段”说中的第二种形态属于商品经济，马克思的本义也是指资本主义，而不包括社会主义。我们今天以“三阶段”说作主题来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只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而不是马克思的“本义”；如果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本义”，即把马克思理论同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不加区别，硬把二者说成是一致的东西，就不对了。
（二）“三阶段”与“五阶段”划分的视角及其关系
有的论者认为，“三阶段”说是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对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而“五阶段”说则是马克思从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划分的。有的论者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生产的“普遍的光”的观点的论述认为，“三阶段”和“五阶段”的划分是马克思分别从社会生产、生产方式的不同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概括。社会生产虽然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但由于社会生产的不同形式即“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所起作用的方式、大小、范围的不同，从而使整个世界的历史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来。“三阶段”与“五阶段”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深化。有的论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2的有关论述认为，“三形态”是从“社会生产类型”的角度来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实质上是社会生产的不同类型。“五形态”则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划分的。二者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展开来说，生产方式＝社会生产类型＋基本生产关系。社会生产类型是生产方式的抽象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类型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展开。并且一种生产类型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关系，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有的学者认为，生产关系的二重结构（人们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是理解“三形态”和“五形态”关系的枢纽。“三形态”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宏观结构的历史运动，它反映了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五形态”说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的历史运动，它反映了人们对个别劳动占有关系的历史变化形式。
三、世界历史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是否有一个中心
第一种观点认为：与黑格尔的日尔曼中心主义相对立，马克思并不承认世界历史体系有什么特定的中心。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开创世界历史的，并不是哪个国家、民族的直接推动，而是世界范围内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如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就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确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的前提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否认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领先或“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历史分为两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和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同时这种观点还认为，承认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中心的存在与“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依据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规律，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而“欧洲中心论”则是依据所谓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来确立“中心”和“非中心”的。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个“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作用的结果。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中心”是与生俱来的。其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来，“中心”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里所讲的“发展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心”本身的变化；二是“中心”的转移）。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了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而“欧洲中心论”则撇开这种相互作用，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其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确定“中心”也是对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作典型分析的需要。目前学术界有的人为了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断言前者不承认世界历史时代中有什么“中心”，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尽管其用意是好的。
【参考文献】
1.孙显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范畴，攀登1993年第3期。
2.杨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3.杨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4.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第242—243页。
5.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6.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刘佑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12期。
8.郑镇：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论考评，文史哲1988年第5期。
9.江丹林、孙麾：论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和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哲学动态1993年第2期。
10.王友洛：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论与商品市场经济，学习论坛1995年第2期。
11.景中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2.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20页。
13.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29—31页。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4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
吴秀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近期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多一种判断,就意味着多一种观察的角度,多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种价值评判的参照。学术就是为了求真,说好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寻找并确认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的体系和标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需要重新评估。都说历史常读常新,文学史亦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一本“客观的本体的文学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都是由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史观和史法建构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后来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的重新评估也就成为必然。再退一步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文学史进行现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至于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估,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参照系。因为,“历史地看问题”和“看历史的问题”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畴。我们既不能视既定的历史为圭臬,将历史的影响奉为评估的准则,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实践持虚无主义的姿态。这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坐标系统,来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态,以便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这使我想起了吴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在该书中,作者回顾并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围绕着现当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结合自己编撰文学史的心得和思考,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史提供了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参照体系。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现当代文学史,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深刻的独特性,但它们无疑也展示了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种梳理和评价。同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各种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对文学史撰写中的“史观”和“史法”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虽然有不少理论设想很难付出实践,但它表明了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理性自觉。然而,在文学发生的生态机制方面,我们却缺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生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尤其缺少对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立体分析,致使我们在重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难以获得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参照体系。虽然我不敢说,这是导致一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估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参照体系不科学或不明确,生态场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着人们在重新评估具体的文学实践时,无法形成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文学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顺序的选择和安排,它同时还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的呈现,牵动着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系统。它既不是用“大视野”或“新视野”(诸如“全球化”或“现代性”)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中,吴秀明先生就指出,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要著述,都试图在“现代性”这一宏大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19
这也表明,对文学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即“生态场域”)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化的科学甄别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它非常明确地强调,文学史并不只是对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的罗列与评述,而是要紧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脉,将思考的视域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揭示文学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并将其空间结构形态视为一个有效的文化生态场域,以生态链中彼此制约、相互共生的科学眼光,多角度地解析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强调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对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无疑会为我们在重新评估文学史时,提供一个更为健全的思考方式,也提供某种更为全面的文化与价值的双重参照体系。
对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的研究,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外在原因的研究,其作用似乎非常有限,就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73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做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2〕74这也意味着,科学衡量各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充分把握它们对文学实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性价值。因此,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又广涉历史传统、文化记忆、现实伦理、美学观念等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而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链中的产物”,而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我们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其庞杂的生态场域,包括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只有理性地甄别出这些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在生态链上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能发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也才能对其审美价值作出科学的评判。
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为突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游离于文学自律性的正常轨道,在整个文化生态场域中,跃动于各种生态链的环节之中,与其他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吴秀明先生就指出,无论是政治思想的制衡、经济市场的嬗变,还是文化中介系统的干预、人性与自然性的互动共容等等,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繁杂的生态链。只有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全面把握这种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和作用,才能找到具体创作生成的关键因素,也才能对一些文学史现象进行科学的评估。
从这种角度出发,吴秀明先生认为,历经了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其空间结构形态就“具有明显的超文本或曰潜文学特征”,即,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恪守自律性的艺术轨道,而是在空间结构上不断向其他生态链中不自觉地渗透和延伸。“一方面文学极力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扩张,将本属于自己的大片空间留给它们,使自己在扩大影响作用的同时,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一体化的机制之中,可以驰骋的思想艺术天地日见箍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传统和极具个性及艺术想象力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它既无法对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的‘纯洁性’作出承诺,也很难心甘情愿地在狭小的思想艺术天地中进行自我放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这一空间化的结构带来了任凭何种力量都不可能抹平的裂缝。”〔1〕146―147这种彼此交融、相互交替的生态场域,使我们在重新评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和慎重辨析,而不能仅仅将其他因素视为一种单纯的外因。
既然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那么,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将这种环境作用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还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本身的生态场域。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不同,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既涉及审美价值评判的有效性,又涉及学术研究自身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我们审度一种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是否合理的重要参照体系。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那些重新评估各种文学创作的学术观点时,不一定要过度强调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否定,而要从一种人文学术的生态场域中,找到其评估的价值参照体系是否合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里,吴秀明先生围绕着“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从文学史论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作者直面当下的一些学术前沿问题,重点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间结构思维和方式,并细究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譬如,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性视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球化,东亚现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特性,中国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必要的文献史料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制约,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与作家的主体性之间的龟,以及“二个中心时代”、“三分天下”、经典解读、中国特色的中介系统、“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所产生的意义和局限。无论是纵向的回顾,还是横向的梳理,应该说,这些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重新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有关文学研究生态场域的探讨中,吴秀明先生集自身数十年的高校教学经验和体会,并结合自己长期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心得,从中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分析。作者指出,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明确地列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直接催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在具体的教学要求中,高校的教学训练并不注重文学创作,也不鼓励培养作家,甚至将必要的“审美创造”式的文学写作训练,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应用文写作课程,这不仅导致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实践的彼此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扼杀了学生们对语言艺术的原创性、想象性和审美创造性的体验,“久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降低并削弱了中文系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1〕61
这种评析无疑很有道理。因为人们常常看到的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硕士、博士们,当他们面对一些最新发表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时,当他们面对一些正在行进中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时,总是缺乏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缺乏健全的学术视野,因而总是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学术视域,自觉地限定在那些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目标之中,却很难有突破性的创见。这显然是我们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偏差。其结果是,当这些学术人才在将来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编撰过程中,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发现。
除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限之外,吴秀明还分析了文献史料的问题。无疑,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链。因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解析各种文学史问题的基本佐证。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许多国家重要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国内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要么无法查阅,要么不能公开引用;还有一些因为史料建设本身的滞后,导致大量遗失,尤其是像“”文学发展的史料,已很难搜罗。“总之,挖掘史料,尊重史料,尊重事实,防止作者话语霸权对文学史的侵害,并将史料的实证研究与文化研究、审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应成为我们对当代文学史实施‘再审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应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学‘再重写’的一个基本原则。”〔1〕71
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到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范畴,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互交叉的生态链,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吴秀明先生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作者的目标并不是要对这两个生态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而是要突出生态场域自身的重要性,论析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围绕着生态场域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下编”里,吴秀明先生还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生态”与“生态文学”。应该说,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范畴。前者是作者延续上编的相关思路,进一步厘析我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包括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后者是以生态学的眼光,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种新的文学形态,即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撑下所涌现出来的一种创作现象。
在考察当前的文学生态场域中,作者重点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的变化,包括学术界热议的“两个中心时代”和“三分天下”的格局。所谓的“两个中心时代”,即由以前的“政治中心时代”转向“经济中心时代”,这种转化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其整体的生存环境有意无意地被‘物化’了,并由此及彼造成了主体自我的不应有的失落和失语。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类似以前的命运和尴尬处境,陷入另一种不自由。”〔1〕197而所谓的“三分天下”,即是指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三分天下。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是文学生态向经济中心转移的结果,也折射了其生态场域中不同的生态链所承担的功能正在产生变化。
重要的不是这种生态场域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对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受“物欲”制约后的消极影响。尽管作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深究,但我觉得,其中所涉的两个关键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一是文化消费与经典的重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迄今已引起文艺学领域的高度关注,成为不断被研究的热点,包括由此引起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文学已经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论谱系,拥有了较为固定和完备的评判标准。即使是不同的文学类别中,亦有各自的本质与规律可寻,譬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有其特定的固态本质。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文艺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就是取决于它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确认。也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质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教科书有了相对系统和稳定的理论标识与价值旨归。
但建构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具有实体意味的文学本质,如果有,这种文学的本质就是建构性的、历时性的、开放性的。因此,“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陶东风语)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来看,建构主义者显然更愿意将文学理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女人是变成女人的”这一过程来探讨文学的性质,从而极力回避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判断。
有关文化消费主义与经典重构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尽管不少人都认同,在文化消费主义的生态环境中,文学的快餐化和娱乐化功能正在不断加强,经典性正在日趋衰落。但是,围绕着经典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有些学者就不能认同历时性的生成法则,而更倾向于用自身的评判眼光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目标。这种对经典作品的速求心理,同样也是文学生态变化之后,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审美上的焦虑,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心理耐人寻味。
我无意于在此详述这些争论,而只想通过这些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来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谱系和审美观念,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思维。我们之所以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在评估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巨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更为自由、更为灵活的思考空间。而这,也表明了吴秀明先生将文学的生态场域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目标进行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5
一、宽容的内涵及其价值
宽容历来被认为是人类崇高的美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宽容做了如下定义：“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宽容是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属性。所谓不赞同既可以是道义上的，也可以是与道义无关的（即不喜欢）。……宽容常常是一个事关程度的问题，它要求作出正确的、给不同意见留有余地的判断。”万俊人认为：“宽容是具有普遍价值向度的道德态度和文化态度，即在人格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以理解、宽谅的心态和友善和平的方式，来对待、容忍、宽恕某种或某些异己行为、异己观念、乃至异己者本身的道德与文化态度、品质与行为。”美国思想家吉兰・瓦特洛通过对原始宽容与现代宽容的归纳，认为宽容“就是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自由的名义和大家所承认的原则下，别人按照我们所没有的或我们并不同意的原则思考和行动。换言之，宽容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见，学者们对于宽容的阐述，其内涵非常丰富。总体来说，对于个体，宽容是人的一种个性品质，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对于一个民族，宽容是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类，宽容是一种普世伦理，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宽容之于人类成长的价值，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宽容是人类认识得以发展的前提。世界的多样性和真理的相对性为宽容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对于怀疑主义者而言，既然我们不知道真理，那么，我们应该宽容那些与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人。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既然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我们应该宽容那些与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人。”“宽容并不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认识手段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面临着颠覆和革命。世界的多样性和真理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宽容为人的认识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
其次，宽容是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它表现为一种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展现为博大的胸襟和兼济天下的终极关怀，它能够给个体的生命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也为他人提供舞动生命的平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宽容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道德之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都体现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规范。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认同和理解别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
再次，宽容是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法则。宽容意味着发展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推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崇尚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全球化趋势下，必然要求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宽容与理解，谋求共同发展。尽管对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但追求民族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国家利益的合法化，都使得这个世界充满着竞争、矛盾和冲突，甚至有些不可调和。化解这些矛盾的途径，除了建立合理的协调机制外，还需要各民族国家宽容的心态。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宽容精神的缺乏常常是导致当代文明体系发生剧烈冲突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宽容的理解不能只停留于将自身与他者区分开来的被动的宽容，而且还要把宽容看成一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间能够相互合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和社会化功能的积极的交往智慧。
宽容教育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民族利益诉求的多元、文化价值多元的趋势下，要保证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必须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保持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协调和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何况自古以来宽容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民族交往、国家统一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保障。通过历史教育来继承和弘扬这一美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道德支持。
二、历史课程中宽容教育的价值
教育要完善学生的主体性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宽容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交往智慧的重要途径，更是学生形成学生主体性人格的重要手段。基于历史学科教学的宽容教育，强调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持有宽容的态度，体验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经受的磨难，认识宽容、和谐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宽容的意识和品质，从而完善学生的主体性人格。
对待历史的宽容态度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彰显了历史教育的人文性。“历史教育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这是其他文科课程根本无法取代的学科的独一无二的核心功能。”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性看法，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的历史观必然包含着对待历史的宽容态度。宽容历史是为了正视历史，以理性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人类的过去，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是历史教育的功能所在，也彰显出历史教育的人文性。
对待历史的宽容态度有助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立足于人类的共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口号，并在世界各大国的教育实际中付诸行动。“面向21世纪的新的教育观念是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教育内容，它是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倡导下，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增加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的、不同的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宽容是国际理解教育的深刻内涵之一。在课改之前，已经有学者对历史教育要倡导“国际理解教育”作出过探讨，并提出“中学历史课程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主渠道。”国际理解教育旨在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其两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共存和共生。在全球化时代里，要避免“文明的冲突”以及实现多元文化间的共生和交流，必然要求一个尊重、理解、宽容、和谐的历史文化环境。实现文化的扩散和多元交流，谋求共同发展，是这个时代共同的命题。
宽容是一种主观感受和意识，它固然需要通过知识的授受提高对它的认识，但更需要活动和交往为其提供实践性认知。历史课程标准提出“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为历史教学实践宽容理念提供文本的指导。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交往教学的过程，在交往中切身实践着宽容的理念和行为，感受宽容的交往智慧及其带来的课堂生活的愉悦感。因此，历史教学过程的体验性和探究性，对于宽容品格的培养具有无以取代的价值和作用。
三、宽容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缺位的成因
日趋一体化的世界需要宽容的心态来实现多元交流与发展，需要理性地、宽容地对待人类的过去。这种方法和态度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教学。传统历史课程的“繁、难、偏、旧”以及教学程式的单一僵化饱受诟病，历史教育工作者希望借助于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焕发历史教育的活力。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或者看到对待历史的苛刻评判，抑或以偏狭的目光审视过去，影响了学生主体性人格的完善和发展。造成宽容理念在历史教学中缺位的原因与传统历史课程的习惯性影响不无关联。
首先，从历史教育思想和教学目标来看，长期以来历史教学的理念难以上升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表述也缺乏宽容意识培养的明确表征。在社会普遍崇尚科学主义的条件下，历史教育的价值受到了严厉的质疑和拷问。传统历史学科教学的目标重视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或者三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思想教育）的培养，忽略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而且，唯物史观下“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揭开阶级社会历史本质的一把钥匙”，这种阶级斗争史观长期占据着历史教育的制高点，一以贯之地用这把“钥匙”去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窄化了学生对历史的认识渠道。尽管在历史课程目标中能够找到与宽容教育搭上边界的语词，如国际主义教育，但国际主义教育的内涵比较狭隘，主要指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宽容的内涵相去甚远。在这种历史教学语境下，宽容教育丧失了必要的生存空间。
其次，从历史课程的内容来看，传统的历史课程注重课程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等，关注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很少从人的角度出发，设问和回答“不想从事历史专业学习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知识”的问题。而且，宏大叙事的历史叙述方式虽然能够对总体的历史发展线索有一个清晰的表述，但它“见事不见人”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宽容意识和行为指向的主体是人，缺失了“人”的历史，自然也就缺失了宽容教育的生存土壤。宽容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举动，自然在历史教学内容中往往容易被忽略。正是对人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关注，历史课程的生命意义在教学中大打折扣，也就谈不上宽容意识的培养。
再次，在历史教学方式和方法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教学尤其在高中成为背诵和记忆的代名词。教师忙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忙于记忆和背诵繁琐的时间、人物、背景、过程及意义，忽视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历史的学习实际上被记忆和背诵长期占据。当知识课堂趋向生命课堂，历史教学开始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时候，当老师用思想点燃课堂，历史的学习从死记硬背中回到理解、思考与启迪的时候，学生才会感到兴趣和愉悦。倘若，历史教学习惯于记忆背诵或者娱乐休闲，忽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学校历史教育何来价值可言！可见，扭转历史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尴尬局面还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四、培养学生宽容历史的品质的策略
宽容作为学习者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和品质，绝不仅仅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要求学习者掌握的一种知识。历史教学中的宽容，一是对待历史的宽容态度，在尊重历史、理解历史的基础上，要求学习者能够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宽容地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二是通过在历史教学中贯彻宽容理念，让学生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民族与世界，建立起沟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进而形成宽容的品性。
首先，历史教育思想和教学目标进一步关注学生人格的完善，贯彻宽容教育的理念。历史学科饱含人文性的特点为学生对宽容的认知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对学生宽容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历史教育工作者对历史教育思想的探讨逐步深入，对于历史教育本体论的认识从人的全面发展等不同角度给予回答。历史教学理念逐渐开始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历史教育观念的局限，开始关注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等问题，把通过历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看成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高中历史课程目标中，世界意识的概念取代了国际主义的提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历经百年形成的历史课程目标”。而世界意识的形成与民族的宽容心态相伴而生，两者的相互交融，更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宽容理念在课程目标中的回归，昭示了历史课程对人的发展的关照。但课程目标向教学目标的转化是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转化过程中贯彻宽容教育理念，还需要众多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进一步探讨和努力。
其次，充分挖掘历史课程宽容教育的内容，强化学生对宽容历史的认知。历史课程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事件，为学生理解人类的宽容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是培养学生宽容意识的天然阵地。中国历史上齐桓公与管仲、廉颇与蔺相如、诸葛亮与孟获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可直接作用于学生的道德认知。二战以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种族仇杀等，都是学生学习的丰富素材，而欧洲的宗教改革，是理解宽容精神的典范。
世界历史本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冲突与交融的发展历史，了解他国和他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以及道德价值观等，其目的在于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以宽容、和谐与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历史教学是为了促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对人类的过去进行完整的认识，能够在全球性和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完成对历史认识的建构。倘若在学习的过程中抱有任何偏见，漠视他文化或他民族对人类的贡献，都有碍于对历史的认知，更不利于学生交往智慧的形成和人格的完善。保持一个宽容的心态，平等对待历史上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民族，汲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是世界意识作为历史课程目标的旨趣所在，也是立足于学生发展的教育主旨所在。
再次，重视学生宽容历史的情感体验，教会学生明智地读史。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教学更需要“教人明智地读史”。历史学习少不了背诵和记忆，这是历史学习最基础的基础；但历史学习更需要体验，体会人类发展的艰辛，感受宽容与和谐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并积极内化为个体的一种精神品质。倘若历史教学失去了宽容的心态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历史会成为最容易传播仇恨的介质。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我们对近代百年历史的审视和认识上，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我们在有意无意地传达着对“西方列强”刻骨铭心的仇恨。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因为仇恨而失去理性和公允。历史需要铭记，但人类的普世价值不能在仇恨中偏离航道。如果历史还要在仇恨中传意，那才是真正恐怖的历史教育！
第四，创设“道德两难”的教学情境，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引导学生在活动和体验中认识宽容历史的界限。对待历史，宽容也需要一个限度。因为，历史不仅充满温情，也充满血腥，它凝结了人的所有内属本性。历史上善与恶的斗争，善并不经常是胜利者。因此，宽容也必然有一个原则和限度――正义和公正。如果宽容失去了限度，人类的这一普世价值也就失去造型。无限度的宽容等于承认违反人的合法性，与人类追求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平等相抵制，暗含毁灭人类一切美好价值和幸福生活的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限度，宽容在实际的生活中才有了它存在的力度。无原则的宽容必然是姑息养奸，是对善的戕害。“真正的宽容能激励人们去深入真诚地追求真理，而远远不是为了换取太平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宽容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需要积极创设“道德两难”的教学情境，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认识和体验宽容的边界。固然，历史教育中的某些部分如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等历来被认为是需要灌输才能形成的，但“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授方法。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包括那些可能处于冲突中的价值作为审慎的决定；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学意味着尊重儿童正发展着的推理能力和对他们所学内容的评价能力。”因此，教师需要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积极创设道德两难的活动情境，让学生在宽容、不宽容和不能宽容的冲突中认识宽容的界限，引导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功过评说和道德评判，让学生认识到宽容历史必然地与正义和公正相联系，也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联系，即所谓“关乎民族或国家大义的历史问题，也绝不能用所谓的‘国际主义’来调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都强调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否则历史教育不仅不能让人的精神获得自由――本质的自由，就连最起码的感知人的良知、良心的功能也会丢掉。”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论是对我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还是对他国文化的欣赏与理解，宽容历史的品质的培养应当在历史教学中给予必要的重视。这不仅是人类普世价值得以传承的应有态度和观念，更是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赵亚夫．个性・创造性：新世纪历史教育的核心．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9）．
[2]齐健，赵亚夫．历史教育价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8-39．
[3]房龙．宽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4]贺来．宽容意识．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2．
[5]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08．
[6]吉兰・瓦特洛.人权与宽容的命运．新慰，译．第欧根尼，1998（01）．
[7]刘曙辉．宽容：历史、理论与实践．哲学动态，2007（7）．
[8]陈其．明确中国高中历史教育的核心目标．课程・教材・教法，2008（6）：67-78．
[9]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4．
[10]赵亚夫．历史・文化・理解――从国际理解的角度看学校历史教育的新问题．中国教育学刊，2008（9）．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5．
[12]魏勇．从一封令我百感交集的信说起．中国教育报，2009-03-20．
[13]冯一下．世界意识：历经百年形成的中学历史课程目标．历史教学（中学版），2008（4）．
[14]任鹏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追问历史教育的有效性．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7（10）．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6
一、环境史的学术界定
什么是环境史?对于这一问题，国外环境史学者给出了多种答案。环境史这个概念，第一次是在R纳什的著作中提出的，在书中他认为人类和居住环境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进一步说明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w克罗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环境史探讨三方面内容：第一，特定地区生态系统下人类从事的社会活动;第二，人和自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第三，环境政治和策略探究。美国环境史学会对环境史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环境史主要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在理解自然怎样向人类提供选择，如何设置障碍，人类又该如何改变生存的系统，在非人类的世界中如何缔造信念、价值观等，又怎样将政治、文化深刻的塑造，并提出环境史涉及范围广泛，包含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内学者吸收借鉴国外环境史学者的思想，对环境史也做出了自己的学术界定。包茂宏在2000年发表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也提出了以下的定义理解：
环境史是以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依据、以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针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作用的一种探究;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改善当前环境失衡的境况，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探寻新的发展线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对环境史进行规范性的定义，重视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为以后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定奠定了基础。
此后，多位学者对于环境史下了定义，景爱、梅雪芹、高国荣等是其中的代表。景爱认为，环境史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探寻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日后发展提供借鉴。梅雪芹在其著作《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解释德芒戎的定义逻辑，并以此来界定环境史学，认为环境史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作用探寻，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高国荣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注重涵盖环境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和现实意义，他认为环境史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由于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引发，此概念是将生态学作为了理论基础，重点探讨的是历史上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时自然环境就作为了一种社会中介，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带有显著的批判色彩，是一种新学科。王利华引入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的界定，最终将其定义为，环境史在现代生态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一定时空下人类发展过程做了探究。这其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对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反馈、相互作用、及协同演变的动态关系进行探究。
环境史作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对它的认识和界定都处于一样的阶段，进行深入研究也需要一个过程。包茂宏在其后期论著中，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阐述了环境史定义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认为环境史狭义含义就是对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研究，能填补之前历史研究中缺少环境内容研究的缺失。而广义的环境史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不仅包含了狭义的研究内容，还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思路。周琼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和自然中心论，注重界定环境的内涵，且应兼具区域性思维及全球性视野。他认为环境史兼具了整体共性和区域个性两个方面的特征，为此环境史定义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周琼最终将环境史广义含义定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生成、发展、演变和相互作用的历史，主要的关注点是人和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变迁的历史，以对自然界和环境发展的产生原因、规律和后果开展有效的历史学研究;认为是对不同区域、不同分类生物构成要素的界定。
上述对环境史的种种学术界定说明，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问题得到了中外环境史学者的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及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观点众多，表述也不尽一致，但是总的共识是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历史的关系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为环境史的学术定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环境史的学科理论
环境史研究兴起于国外，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可谓舶来品，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理论的阐述也借鉴了国外学者的论著和理解。国内学者首先大量发文介绍了国外环境史理论和观点，既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思考，又扩大范围至非洲、澳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观点。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解释和总结，并开始创建尝试自己的环境史理论。
包茂宏总结国际环境史理论研究，最早尝试阐述了环境史理论，他认为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相互作用、因果关系规律。而这种规律要从具体、特殊事件的发生中抽象和总结出来。不然，环境史就成为了按照事件顺序排列的事件。当然，这个抽象和分析的过程要注重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实现普遍和特殊的有机结合统一后得出的因果关系，也就是环境史理论。同时，包茂宏还对环境史理论发展对传统世界史的编撰思路产生的影响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提出人类历史观会经历循环史观、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可持续发展史观三个阶段;并重点对可持续发展史观优势做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史观将人类回归到生态系统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生态和发展这两个动态的标准作为人类持续性和断裂性的评判依据;还能从正确角度对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反对过度热衷科学，支持理性崇拜，实现对人类发展的重新评价;它将人类设定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支点对历史进行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实现了对传统编史模式的改革，将其警示和借鉴作用充分发挥，让读者更加清醒的正确理解现实问题。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果的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给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环境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侯文穗总结了国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多种理论诠释，强调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密切关系，分析指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认为必须对自然树立起尊重观念，并树立起人是自然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将人实现真正的回归。一个对环境史进行研究的学者自身是负有在历史中让自然享有不比人高，也不比人低的地位的任务。
梅雪芹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一文中发展了环境史理论研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环境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梅雪芹首先分析环境史学如何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硬币的正反面作为比喻，认为一面是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另一面，重点探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构筑的人类文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反思其中的反作用，来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认知和理解。随后，作者比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指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中的理论和研究方向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能够实现对唯物辩证理论的贯彻，在中国环境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梅雪芹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国内其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李根蟠也曾撰文认为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并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王利华也认为马克思就曾多次强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制约，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其实已经具备了不少关于社会与环境双向互动、彼此作用的历史观念，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挥。
随着环境史的发展，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从注重生态分析转为注重社会文化分析的趋势。王先明研究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同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高国荣研究了美国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并对社会文化分析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构建，为此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没有很清晰的界线;自然具有变动特性，并不是一沉不变、稳定有序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人类相关的特性都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加快了与社会科学史的融合。
王利华对于环境史理论建构问题的思考深刻卓著，发人深省。首先，如前文所述，他引入了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随后，他又撰文倡导根据我国实际和史学传统，创建自己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并就环境史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和构想，初步对生命中心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最近，王利华在《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申论。他提出生命中心论，用以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并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对于基于生命中心论立场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作者强调如下观念：环境史是对人类不断拓展生存活动区域过程，并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反馈过程的一个研究;环境史研究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解和解说;环境史对不同阶段、不同文明中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生态关系做了探讨;环境史凸显生命的价值，追寻生命的历程，可谓是生命史学。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环境史学科理论研究方面，首先对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简述和总结，之后对中国进行环境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探索。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相互作用及因果变化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化，人与环境关系这一历史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阐释愈见明了，我国的环境史理论的阐述和构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三、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鉴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特征，环境史在开展研究时就不能仅限制在此学科中，必须实现学科跨越才能完成。对此，国内学者分别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内涵、运用等角度撰文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针对环境史独特的学术定义和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众多其他方法，为环境史研究扩大了思路、丰富了内涵。
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最早给予论述。他提出跨学科探究是进行环境史深入探索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环境史本身涉及面广，累积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个学科的一个继承。对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历史学开展基本训练，也要掌握一定的环境和生态学知识。此外，人类是高级动物，行为复杂多变，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上还要涉及到地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涉及学科众多，但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历史学整合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并从动态上进行分析，掌握何时优势最优、困难最少。并指出，跨学科研究是进行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但客观上同样存在难以融合的问题，认为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高国荣在论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起因时，认为环境问题具有涉及面广、复杂性强且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特点，且环境史研究要要大量的资料支持才能开展，这些都说明环境史的研究必须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才能顺利完成。王利华在对环境史跨学科研究进行内涵的具体阐述时强调，跨学科，指的是环境史的研究兼具了对社会学和自然学两大学科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是必须的，还要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加以运用;其次，跨学科还有一层涵义：环境史涵盖了自然领域的多个方面，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库作为支持，因此在环境史课题提出后，需要多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梅雪芹在分析环境史的时候，就合理应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曾撰文就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一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要对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有理论知识掌握，还要熟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能通过主题设定能针对性的进行深入、全面的拓展，这样的环境史研究才能获得成效。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7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青少年学生生活在一个科技和资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学校、社会、家庭都过分强调学生智育和能力的培养，忽略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的负责，使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现代中学生在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是严重缺失的，学生无论对历史知识的获得，还是在思维能力的增强上，如果最终没有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这样的历史教育，很难说是一种成功的教育。新课改形势下，新的历史课程目标明确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因此，初中历史教学要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情感、态度、价值观于历史教学，培养具有深刻文化素养及身心健全的接班人。
1.采用讲述法，激发学生的情感态度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时间上纵横古今，空间上囊括中外。为了帮助学生学好历史，克服对历史的陌生、枯燥感，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对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活动情节，进行生动的讲述来增强感染力。如讲述林则徐这个人物形象时，过去传统方法是：介绍林则徐的成长经历，主要事迹（如虎门硝烟）及意义，再提问学生"从林则徐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精神？"目的在突出林则徐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而现在我向学生展示了一张一百多年前的一张图片：英国伦敦蜡像馆陈列的林则徐蜡像，并说明经过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多次投票依然当选，长期陈列在馆中。问：英国人怎么知道林则徐的？林则徐的蜡像为什么长期摆放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名人蜡像馆里？英国人崇拜林则徐什么品质？为什么当年英国的敌人竟成了他们崇敬的对象？这样的例子会使我们的学生信服，并会深深感受到人格魅力跨越国界的伟大力量和民族气节亘古今的光彩，受到触及心灵，内化情感的深刻教育。它不仅能拨动学生思想情感的琴弦，使之受到陶冶，产生共鸣，得到升华，还能化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动力。教师绘声绘色的讲述，使师生情感交融，引起共鸣。
2.采用比较法，调动学生的情感态度
挑选恰当、鲜明、可比性强的内容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点燃其灵感的火花，使他们主动参与，而且可通过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促使学生积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产生，以达到提高记忆能力，发展智力的目的。如通过对商鞅与张居正这两位古代改革家的比较，我们会认识到要成就事业，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大刀阔斧的精神；通过对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位伟大的史学家编撰史书的情况的比较，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玄奘与鉴真的比较，我们一定会为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友好交往的国际主义精神等这些早已融进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采用联想法，唤起学生的情感态度
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写，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也更能适应中学生的认知需求，但受到课时和篇幅的限制，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抽象，往往是经过浓缩的书面语，其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师生之间的情感对话与交流，情感就象催化剂一样，有力推动着联想和想象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当联想和想象递升到一定高度时，又会反过来促进情感向更高的阶段攀升。"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情感与联想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在教育的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学生，愿意根据自己所储备的知识信息，针对教材的空白之处，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超越时空，走近历史，与历史进行身临其境的接触，触动历史的脉搏，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最大限度的释放自己情感。如讲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这部分内容时，可让学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包括地理、语文、生物等学科的知识，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等展开想象，诵读《木兰辞》、《敕勒川》等优美诗歌；还可以表演历史短剧，这样的历史课堂气氛一定会很活跃，师生之间距离也会由此拉近，课堂教学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4.善于补充素材，丰富学生的情感态度
由于历史课文是粗略地介绍历史事实，教学时，我让学生呈现课前收集的历史材料，如图片、故事、文字、名言警句、诗歌等，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去伪存真。同时我提供大量的史实材料，如图象、文字等，如在历史学习中，我带领学生接触哲人的思想，诵读政论家的言辞，领略文者的诗句，钦佩武者的韬略，有时候让先人的墨迹呈现于学生眼前，有时候让历史的旋律和歌声氤氲于学生耳畔，有时候让真实的历史纪实镜头震慑于学生心魄。同时结合现代教学媒体技术，丰满历史事件和人物，极大地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变得真实、生动、丰满，激励和吸引学生积极学习和探索，从而促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在上《马关条约》时引出《春愁》这首诗，并配以"阿里山云海"的图片为背景。茫茫云海、美丽富饶的宝岛风光，配上这首《春愁》，一种思恋故土、痛恨侵略、渴望统一的强烈爱国情感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感跃然纸上，从而非常巧妙的将当今热点"台湾问题"镶嵌其中，使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让学生回到历史，进而回顾台湾发展道路的不平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的热情。
5.重视教学实践，升华学生的情感态度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8
（一）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容
基于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指相对于精神形态的文化存在而言，可以用于教育的包含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内容等的物质形态（包括固化形式）的历史文化存在。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形象性、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凡有效的德育都是需要学生走进生活、主动体验文化才能实现，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的文化教育资源，让学生在体验实践中探索提高对德育内容的感悟和理解，以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发和利用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提供有效平台。它能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合理建构课程资源的结构和功能。尤其对于转变和完善德育课程功能、打破德育教育资源结构单一的局面、转变学生的习得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学校德育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四大类别：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民间传统文化类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自建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四大类别资源在雷州半岛十分丰富，是学校德育常用的题材：
（1）国家重大事件纪念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湛江博物馆、各地革命烈士纪念碑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国家意识、政治观念、理想信念等内容，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对政治生活的信仰和对职业理想的崇敬。其特点是政治性鲜明，意识形态浓厚、思想意义深刻。它属于一种政治资源，呈现出庄严性、历史性特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2）民间传统文化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妈祖庙、雷祖祠、三元塔、石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它承载着整个民族对人类生存的体验、对祖先和民族英雄的怀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憧憬等内容。其特点是民俗性鲜明，文娱性浓厚。它属于一种文化资源，呈现出传统性、民俗性特点，是进行乡情教育的重要载体。
（3）自然景观类历史文化资源，如雷州半岛的山川水库、公园森林等。这类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承载着爱国意识、家乡观念、审美情感等内容，是生活理想的体现、对自然的认知和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类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是观赏性强，美育意义深厚。它属于一种自然资源，呈现出审美化、娱乐化特点，是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
（4）学校自建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等。它承载着教育观念、治校意识、学习理念、文化审美等内容，是师生意志的体现、对校本文化的认知、对学习和文化生活的愿景以及成才的追求。它属于一种校本教育资源，呈现出教育性、文化性、独特性及广泛性等特点，是进行校本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基于德育意义的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
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色鲜明的物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德育意义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五类：
（1）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雷州、徐闻和吴川市，如雷州市的雷祖祠、三元塔、靖海宫，徐闻县的灯楼角、大汉三墩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等；
（2）固定形式的民俗文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吴川市、廉江市和遂溪县，大致可分为：民俗崇拜方式，以傩戏、傩舞等为代表；节庆贺岁模式以吴川飘色、“年例”为代表；民间艺术形式，以雷歌、“白戏”等为代表；民间竞技活动，以赛龙舟、舞雄狮等为代表。
（3）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湛江市区、麻章郊区、吴川市、遂溪县和廉江市，如各地的烈士陵园、梅菉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廉江的鹤地水库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以抗法斗争、抗日斗争为代表反抗侵略历史文化；以革命老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海南岛战役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以鹤地水库建设、湛江农垦建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以海洋文化、国际交流文化、现代企业文化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文化。
（4）物化形态的学校历史文化和校园雕塑。主要分布在湛江各县市主要学校。如各校的校史纪念馆、校园雕塑和廉江一中的“论语广场”等。
（5）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如鹤地水库、东海岛、特呈岛、祖国大陆最南端等。这些物化（固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大多是学校德育十分珍贵的教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意蕴
（1）利于道德教化。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社会生活模式，潜存着丰富的道德教化思想，民间礼仪也蕴含着鲜明的道德价值引导。如民间生活习俗文化形式中反映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开源节流思想；民间信仰文化形式中的尊老爱幼、敬老敬贤、相互帮助、扶困济贫、乐善好施、见义勇为信念等。当地民众自小就熏陶于这些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当中，并参与其民俗文化活动，其文化习惯就是他们的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其文化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这说明物化形态的民俗文化形式对个体的教育和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雷州半岛传统民俗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所在，是永不枯竭的民间德育资源。
（2）利于民族意识培养。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承载着民族精神，因为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中蕴含着族群意识，具有唤醒民众民族认同的功能。民族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形式，通过固化的文化形式强化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家乡观念，陶冶民族审美情趣，提升优良的道德境界，培育热爱族群的和谐精神。例如，雷州文化的傩戏、雷歌、传统节庆民俗（如春节团圆年夜饭、清明节扫墓、端午节赛龙舟等），都有特定的固化文化形式，其间蕴含着浓郁的族群意识，是雷州半岛人民千百年所传承积淀下来的丰厚遗产，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起着重要作用，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3）利于培育和谐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雷州文化不讲征服自然，而强调要顺应自然天理，讲求天人感应。如雷祖祠的关于陈文玉、“雷州换鼓”等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这与我们现代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完全吻合的。又如，以吴川飘色为代表的“年例”祭祀文化，它伴生着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以博取和讨得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年例”对农民的和谐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增强了农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如，雷州文化的民俗节庆活动是湛江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传承和谐精神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春节、正月十五、端午节、中秋节、七月十四、冬节等这些传统节日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这些流传千古的优良和谐文化正是学校德育的天然教材。
（4）利于弘扬教书育人美德。以雷阳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特具有崇教尚学，修德育才的精神品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崇教尚学，传承文化。是雷州半岛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者研究学术和进行艺术创作的胜地，他们的活动使雷州府城成为雷州半岛的文化中心，被称为“天南重地”。书院文化的“崇教尚学，传承文化，培育英才”传统对当代教育影响深远。二是修德育才，甘当人梯。雷州半岛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相对中原内地，文化比较落后，为了提携后学，他们发现少年英才不惜代价培育养护。今天湛江的教育成绩斐然，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精英人才，这与书院文化的传统影响不无关系。
（5）利于建设廉政文化。雷州半岛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以陈瑸故居为代表，陈瑸是雷州半岛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宦迹遍布北京、台湾、四川、湖南等地，政绩卓著，留下大量诗歌文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陈瑸是按照儒家的政治标准修炼成的清官典范，用他一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和诠释了封建社会的“六廉”思想：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从而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留下了良好的廉政文化：陈瑸的“贪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名言成为今天廉政教育的宝贵思想财富；陈瑸的简陋故居成为人们最好的廉政教育基地。
（6）利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雷州半岛物化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宝贵的当代德育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遗址”。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湛江教育界建设特色德育的重要途径，也是乡土课程建设的重要素材之一，它对于教育学生继承革命传统，培育爱国主义情操，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具有亲切而直观的现实性和实效性。
二、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应用意义
雷州半岛物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更易被学生所体验和接受，更能让学生解决身边和学习生活中的思想道德问题。对于组织学生开展爱国、情感、环保、审美、理想教育活动；开展文化传统教育活动；开展自强意识、自信意识、艰苦奋斗精神、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教育活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
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符合国家对德育课程改革的新要求。2001年国家相继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对传统教学思想、传统课程体系提出了改革要求，要求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加快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改进和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德育资源，深入研究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教材之中，并保证占有适当分量，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同年4月、教育部也颁布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善于挖掘和利用当地体现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可见，把地方历史资源引进德育过程并用以改进德育工作是符合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顶层设置要求的。
（二）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拓展德育新途径
创新德育途径和方法，须依托一个有效的载体，开发地方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校本课程，让学生学有所依，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载体。地方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属于乡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具体性、鲜活性，是学生开展德育实践活动，进行自主体验、自主发展的优质资源，它能使德育生活化、形象化，克服把德育当作“符号知识”在教室里空对空的传授的缺点，为创设德育情境、开展体验活动带来丰富的创新资源，从而实现让学生走出教材和校内资源的狭隘视野，在实践中提高德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育目标。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拓宽德育途径的有效载体，在德育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雷州半岛有着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开展爱国、情感、理想和文化传统教育活动，譬如，指导学生参观革命纪念地，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生活情境，使学生有真切、深刻的感受，这种德育教育的途径不可替代，效果也不言而喻，德育教育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将物化形态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正确的人生观
有学者认为：“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去发现、领悟、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去关心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和他们一起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并把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将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丰厚的精神底子。”而根植于一方土地上的学校，更要充分认识到育好一方人就要用好一方文化，让本土文化成为打造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资源。党的十报告也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可见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应始终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我们的学校德育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观教育”方面却大多方法陈旧，流于形式，较多地停留在简单的说教，缺乏生动活泼的德育形式，成效不大。因此，改革学校德育教育方式，将思想教育与当地历史文化及生活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并积极研究和注入地方特色文化和思想内涵以开展学校德育活动，以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四）将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有利于促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雷州半岛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知识宝库。可是这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如果不加以保护和开发，她的历史面貌就会受到破坏，甚至逐渐消亡，她的历史价值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和体现。保护是开发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开发是保护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目的。目前，雷州半岛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力度还不够，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意识的增强，必将促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当地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虽然目前仍属于初级阶段，但最低限度地保护了历史文物免于遭受破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珍贵的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为人们参观学习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教材，时刻向人们敲响不忘历史的警钟，成为十分宝贵的德育资源。
三、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德育过程的实践探索
现代德育过程理论也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是一种实践过程，所谓实践过程，包括两个含义。其一，必须以实践观点审视德育过程；其二，在德育过程中必须遵循实践性原则。基于学校德育所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坚持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中小学生自身实际的原则取向，从学生的学习生活身边出发，善于开发地方德育资源，开发校本课程，用事实说话，用典型事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才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体验性德育活动
道德体验不是教师以权威者的身份对学生实施种种设计和约束，而是从作为体验者学生的生存体验始，通过教师的引导，诱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体验，使其在体验中领悟道德判断，自主选择，优化行为方式。具体方法有：
（1）让学生在本土德育资源收集实践中受到熏陶，如组织学生收集本地历史名人的事迹故事、风俗、礼仪、民间传说、特色、土特产、摘抄历代赞美家乡的名句佳作等活动，从小培养学生对家乡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热爱心；
（2）让学生探究当地革命历史，通过了解革命烈士、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感悟到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3）组织学生参观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以及改革开放后民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二）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活动
一是开展地方民俗文化研究性学习。湛江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秀丽，名胜众多。民俗风情丰富多彩，民俗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艺术风格独特，是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资源。例如：在组织学生开展“湛江文化知多少”的征文比赛；邀请专家进校开展地区文化系列讲座；组织老师编写校本教材，将湛江红土文化引入课堂；在校园内开展红土文化系列活动，激发学生了解湛江红土文化及湛江人精神的兴趣，增强他们热爱家乡的意识等。二是开展学科探索研究性学习。学校可以引导各学科老师结合本学科特点及需要，进行本学科课程的拓展和补充以作为本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吴川状元府、雷州天宁寺等名人古迹展开文言文教学的兴趣之旅，学生要了解状元府的人物，要了解当年一代文豪苏轼在雷州的生活，就必须要读懂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卷，探索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课堂内的文言文教学也就不再那么深奥。同时，学生亦在探索的过程中，对我们先人的科举选拔和贬官文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老师及时引导他们将兴趣转化为行动，这便成了对历史学科和语文学科的延伸研究性学习。三是开展感悟生活的研究性学习。如高一新生的军训，除了要参加军事训练外，还可组织学生参观梅箓头抗日纪念馆、中山纪念堂等，培养学生刻苦耐劳的意志和爱国主义情怀。四是组织学生共同参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课题研究，邀请老师、家长或社会专业人士作为指导，引导学生从地方历史文化领域参与课题研究。
（三）利用雷州半岛物化形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校本文化资源
（1）建设校本物化德育资源。把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与学校的德育紧密结合，打造校本化的特色德育，形成兼具“本地”和“本校”特色的学校德育文化，这是孕育学校自己的德育品牌的有效途径。例如，建特色广场、校史馆、本土文化长廊，塑本土名人雕像等。以笔者所在学校廉江一中为例，该校站在传承传统文化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规划建设了全国首个中学“论语广场”，这就是建设校本物化德育资源的一大创举。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9
社会史与生态史研究的互渗、连接和交叉，导致了两个新研究方向的产生，一是社会生态史研究，二是生态社会史研究。两者各有侧重，前者以人和社会为中心，而后者则以其它生物系统为中心；但互相之间彼此呼应。
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研究，主要考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来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就学术背景来说，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与后者相比，生态史更注重考察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生命系统的变迁，比如高等动植物的种类构成、种群数量、活动分布的变化，及其与整体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如气候、水土状况和生物环境特别是人类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等，亦即以历史自然环境中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为关注重点。
目前，历史学者开展生态史研究，大抵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是近万年来生态变迁的主要导因，因此，研究课题多是探讨生态变迁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生态史研究也就不局限于探讨生态环境或其中某个局部方面的自然变化过程，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社会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等自然因素一起，同视为生态环境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循环的重要参与因素，甚至视作在生态系统变迁中比自然因素更为重要的变量。这样，所谓生态史，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而生态史研究，即主要探讨生态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社会活动）不断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所以，这样的生态史，不妨称之为生态社会史。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的群体（即社会）活动的既往经历。人类社会是地球生物圈内最高级的、最特殊、同时也是最庞大的生命系统，社会现象纷繁众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固然，社会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但它仍然服从于一般自然规律的最终支配。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设计不同的思想框架，以便更多地把握社会的不同面相。其中，采用现代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社会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等）的理论方法研究社会史，可望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框架，这就是社会生态史。
就自然属性而言，人类是动物界中最高级的种群，但依然是生态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具有极为特殊的一面，即他具备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占据了生态系统的顶端地位。在同其它物种的竞争、和人类互相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人类广泛利用自然资源，不断繁衍人口，扩张生活领地，发展了复杂的社会系统；凭借这种能力，人类不仅成功地冲破了自然环境的许多限制，甚至还大规模地改造了自然环境，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人工生态系统。但是，无论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也无论其社会系统如何高度复杂，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条件为基础，服从生态规律的支配。事实上，从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更新，生业方式的变更，社会组织的改变，乃至风俗习俗、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或者跟从于这种调整。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等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也可能导致上述方面的种种改变。
其实，关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在历史研究早已有了不少研讨，其内容包含在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长期争论之中。尽管人们对地理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估价不一，但很少有人否定影响和制约的客观存在。在今天看来，过去的有关讨论，无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似乎都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在认识上，人们习惯地将社会与自然划分为对应、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没有、至少没有真正地将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也就没有充分关注社会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循环的整体、有机和统一过程；二是对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级的生命系统仍然具有的"自然"性质未能予以充分估计，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发展演变与其它生命系统之间的共同、相似以及差异之处缺少实际深入的考察，而只有充分认识这些相同和相似方面，认真比较其差异并追寻形成差异的原因与过程，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的本质；三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历史性质，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认识不足，自然环境常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被抽象化、概念化，对不同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交互影响的实际情形，则缺乏认真深入的考察。由于上述原因，以往对自然环境之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制约，理解认识仍相当片面和模糊抽象，并未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历史实态性的认识。转贴于
将人类社会视作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作生态系统中与所处环境存在着广泛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并借助生态学理论方法对种种社会历史事实开展实证研究，乃是社会生态史研究的特色。虽然它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社会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种种社会现象的自然性质或根源，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一研究中，种种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要从"自然的"、"生态的"方面加以认识，探寻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态"依据；家庭、宗族、村落、城邑、地域社会等等，也就不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者聚落，同时还将它们视作可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的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不断生衍、变异，社会系统的不断发展演化，虽然具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生态环境的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属于生态大系统整体运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10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 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 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 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 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 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 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 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 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 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 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 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 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 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 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 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 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 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 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 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 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 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 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 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 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 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 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 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 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 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 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 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 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 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 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 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 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 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 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 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 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 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 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 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 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 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 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 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 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 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 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 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 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 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 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 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 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 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 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 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 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 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 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 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 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 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 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 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 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 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 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 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 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 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 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 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 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 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 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 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 ，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 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 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 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 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 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 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 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 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 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 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 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 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 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 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 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 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 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 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