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必要性篇1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必要性；可行性；成本效益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81-04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碳排放总量、排放潜力都位于世界前列，而且增长趋势明显，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我国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65.33亿吨，占全球排放份额的21.5％，占世界温室气体新增排放总量的40％；同时根据2007年的数据计算结果，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为2.1千克／美元，是印度的1.64倍、阿根廷的2.28倍、土耳其3.96倍、巴西5.68倍，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相当大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碳排放总量的快速攀升，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减排压力与日俱增。为此，各学者纷纷提出各种减排措施用以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减排形势，其中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最为关注的策略之一。然关于这个问题业内还没有统一结论，建或不建、建何种模式、何时推出、如何推广等都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的条件进行了讨论。
一、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分析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内因方面，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减少碳排放量，降低碳排放强度。除了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之外，还需要经济手段辅助，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降低碳减排成本。外因方面，低碳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引领下，一个全球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形成，我国需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应对后京都时代来自国际社会的碳减排压力，并在世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
(一)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碳排放总量还处于持续上升过程中。据统计，我国的钢铁、石化、电力、水泥等8个高耗能产业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40％，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5％，碳排放强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使得温室气体减排的任务非常艰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提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森林覆盖率之外，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一个市场激励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和新能源的开发，以最优的方式实现碳减排，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二)融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全球的碳减排行动正如火如荼进行。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的人均C02排放量为4.91吨，虽然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但是却远高于巴西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12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纷纷提出碳减排目标：美国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俄罗斯做出承诺2020年比1990年降低25％；欧盟更是确立了全球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地位，提出如果哥本哈根大会能达成全球减排协议，2020年比1990年减排30％、2050年减排95％；印度政府也承诺相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将减排20％～25％。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碳排放大国，在全球碳减排的行动中发达国家会从政治、经济、环保等多个方面向我国提出更多减排责任和要求，我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碳减排行动，既是应对国际社会强大减排压力的选择，也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然选择。
我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已经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即CDm项目参与了全球碳减排交易，通过CDm项目产生的经核证减排量(CeRS)位列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全球碳排放权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CDm项目产生的CeRS被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参与者或金融机构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然后通过金融操作手段，进一步发展成为价格更高的碳金融产品或衍生品来进行交易从而赚取丰厚的价差。换句话说，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CDm项目所实现的碳减排收益大部分被发达国家吸取，既没有获得减排核心技术也没有获得低碳排放治理资本，即我国在CDm机制中并未获得真正的实惠。因此，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融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的必然选择。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2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最大份额,因此随着能源需求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断增加。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高碳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从外部环境看,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国际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因此,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利用市场机制来降低碳排放的手段分为碳税与碳交易两种。碳税与碳交易在原理和作用方式上存在区别,各有优劣。与碳税相比,当各种不确定因素存在时,碳交易的减排效果较好;然而,碳税与碳交易相比,无论是在实施成本还是实施的难度上都要低得多。
那么,中国适合哪种方式,如何推行?
中国必须采取低碳战略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市化也高歌猛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城市生活都需要大量的能源,目前中国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玻璃产量均成为世界第一。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最大份额,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因此随着能源需求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0%;煤炭消费量27.4亿吨,增长3.0%;原油消费量3.6亿吨,增长5.1%;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军”,煤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化石能源使用后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由此引起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
由于处在工业化粗放期,目前中国的“三高”企业较多,单位GDp能耗大排污多,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高;全国企业存在着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层次偏低、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
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绝对数量和占全球排放比例已经很高,人均排放量仍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接近甚至可能超过了美国。据欧盟环境署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就已经超过欧盟27国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一些研究机构甚至估计2009年中国的排放量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受到的关注和压力首当其冲。一个重要的压力是国际社会在提出新型经济体(主要包括中国和印度)需要加入哥本哈根议定书的减排目标承诺中。目前国际上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宣布了中国的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一45%,降低碳排放强度。
若要实施低碳战略,必须要靠市场机制的建设来推动。目前中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减排,即“命令和控制”(CommandandControl)模式进行直接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开始推进环境保护,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中国很自然的选择了“命令和控制”的环保模式。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并建立了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行政分支部门。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制定关于水、海洋、大气等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1989年通过了《环境保护法》,1997年在《刑法》中加入了破坏环境的刑事责任等内容。中国中央政府中成立了环境保护部,地方政府则建立了相应的环保局、环保办公室等机构,管理包括减排在内的相关环境问题。
然而,中国政府行政主导的减排政策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额度,提高效率。中国政府主导制定的淘汰落后技术、强制企业减排的政策未必符合经济规律,往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难免导致低效率。由于缺乏微观信息,中国政府推动减排政策时往往采取一刀切、划定统一标准的方式进行减排,不顾企业的微观效率和客观环境,进行统一的淘汰、升级,结果部分高效率的企业也和低效率企业一样被关停并转。即使企业实现了技术升级,但生产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大量的浪费。
行政主导减排虽然可能实现减排目标,但这种减排方式不能把排放额度安排在最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由于不同产业、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不同,即使相同的技术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排放结果,而行政主导减排往往采取一刀切和平均分配额度的模式,使得高效企业受到抑制,不利于有效分配排放额度。行政主导减排不利于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减排。在行政主导模式下,企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持续减排的激励,生产符合行政标准后就不再追求开发应用新的减排技术。法律法规以及监管的不完善加剧了使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等问题,国家现行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能源政策效果有限。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市场机制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是中国下一步推进的重点。减排的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等市场手段间接调控,使得排放量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降至设定目标,它避免了行政手段灵活性欠佳的不足,使得企业对政策积极响应而不是被动接受。在市场化模式下,政府不必介入减排的微观层面,从而避免了由于微观层面信息匮乏而可能产生的扭曲。市场化交易可对企业开发减排技术提供激励,实现可持续减排。
从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市场交易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同样可以应用市场机制;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化为市场经济模式,这也为通过市场化减排提供了条件。从国际上来看,利用市场手段实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各国都积极建设发展相关市场,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为中国提供了参考的价值。
减排的市场机制:碳税与碳交易
利用市场机制来降低碳排放的手段分为碳税与碳交易两种。碳税是指为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征收的税。碳交易是由政府决定一个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由各经济活动体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碳税与碳交易在原理和作用方式上存在区别。碳税和碳交易都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混合体,但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碳税属于价格干预,是由政府设定一个碳排放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碳排放的数量,通过相对价格的改变来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达到降低排放数量的目的。
碳交易则属于数量干预的范畴,是由政府规定碳排放的总量,再由市场来决定碳排放的价格,由价格机制来决定排放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碳税和碳交易的理论基础不同。碳税是以庇古的理论为基础,认为外部性产生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微观主体的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不同,只要政府运用税收手段进行干预使个体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这样经济活动个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排放水平,会与社会最优水平一致。碳交易则建立在科斯理论之上的碳交易认为在权利界定清晰的前提下,私人部门的交易仍有可能达成个体最优与社会最优的统一。
与碳税相比,当各种不确定因素存在时,碳交易的实施效果较好。当未来低碳技术发展不确定的情况下,实施碳交易更为适宜。政府制定政策时,很难预计未来几年内与低碳有关技术的发展,因此往往会高估碳减排的价格,这样就造成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实践中“过高”的碳税会导致碳排放低于预计水平,从而对社会经济产生过度影响。
而如果采取碳交易,碳排放量是预先设定的,仅仅是碳交易价格会低于预期水平。与碳税相比,实施碳交易政策制定者无需掌握所有经济活动个体的信息就可将碳排放控制在社会最优水平。要修正外部性带来的问题,最优碳税率是要使排放者的减排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每个排放者的成本信息,以及排放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信息,否则过低的税率难以有效发挥减排的作用,而过高的税率又会引起社会效率的损失。
碳交易所需的信息相对简单,政策决策者不需了解每个排放者的个体成本,只需评估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并据此确定减排目标和需要发放的排放权配额即可。从确定性的角度讲,碳交易控制的是排放总量,而碳税确定的是排放价格,因此碳交易显然更能够保证社会最优目标的实现。实施碳税的情况下很难精确预计经济活动个体对于碳税的反应,碳税通过改变排放者成本来引导其行为的调整,但是当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时,碳税的实施将仅是将排放成本部分甚至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减排效果被极度弱化。
碳交易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数量限制来影响排放者的行为,总排放配额一经确定,无论受约束的排放个体是通过降低产量、采用新技术来降低排放规模,还是购入排放许可,都能确保全社会总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碳税与碳交易相比,无论是在实施成本还是实施的难度上都要低得多。碳税的实施相对简单,只相当于在已有的税收体系中新设一个税种,所有相关的活动都可以依托现有的体系来展开,所涉及的额外成本相对较少。碳交易的实施则相对复杂,各类企业配额的确立往往会遇到一些法律或者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各利益集团等方面的障碍。碳交易体系的建立会涉及较多领域,包括产业政策、金融、环境、科技等诸多方面,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碳交易需要建设全新的基础设施,包括交易平台、清算结算制度以及相关的市场监管体系。在相关制度和技术尚未成熟情况下实施碳交易难免会面对交易价格过度浮动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
碳税在当前中国最可行
在目前中国的各种制度环境以及技术水平下,短期内实施碳交易面临诸多困难。由于中国的各种金融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备,且对碳交易的先期了解有限,一旦匆忙实施碳交易,很难避免发生排放权价格过度浮动而影响经济活动稳定发展的情况。碳交易的实施涉及到配额制度、碳交易体系、交易平台、清算结算制度以及相关的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而目前中国存在政策规划不明、法律缺失等问题,作为碳交易基础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的建设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碳排放权已经具有鲜明的金融产品特性,碳交易中心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期货期权等,国外从事碳排放交易的投资主体都是些大的投行金融机构,而国内不但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不发达,金融机构对碳交易也比较陌生,在这种条件下仓促实施碳交易会带来很多交易风险。在目前中国实施碳交易,在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上很难做到公正。
如果实施碳交易,存在用什么方法来确定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某些经济活动个体与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样由政府或某些主管部门规划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承认所有企业既得排污,对规定日期之后要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所需排放权指标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的方法又难免对新生企业不公平。
实施碳交易,对企业的碳排放数据的精确性要求很高,政府必须掌握企业碳的历史排放量和碳排放未来趋势,而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政府很难准确监测企业的碳排放量。中国实施碳交易可以借鉴的国外经验和对未来走势的判断都极为有限。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所,不少国家的碳交易中心也都在摸索阶段,而规范碳排放交易的《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到期后,国际规则会如何变化,国际社会也尚未找到答案。
实施碳税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少,且其可循序渐进的特征也更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碳税更容易在现有机构下实施,且涉及的交易成本可能较低。碳税有助于在实行低碳的过程中逐步了解经济个体在碳排放上的反应和实施的影响,易于调整。实施碳税可以在起步阶段实施低税率,然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立承受的提高逐步调整税率,这样为低碳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提供相对稳定的价格信号。政府决策部门可以通过逐步调整碳税来逐渐摸清企业和个人对于碳税的反应,从而能够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这样的方式更为适合于中国这种经济和社会都处于高速发展和变革的社会。其他国家碳税的实施不但为中国提供了可参考的实例,中国燃油税改革的实施也为碳税积累了相关经验。
未来中国减排机制的路径预测
短期内,对上游产业征收较低的碳税。中国现阶段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可确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理论上讲,对上游征收碳税相对于下游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政策实施于化石燃料的提取、进口、加工和分销环节上,那么政策对碳减排的效果就几乎可以覆盖经济的各个方面。
Bluestein(2005)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控制上游的2000家企业,碳税政策就可覆盖美国几乎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考虑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为了能够对纳税人二氧化碳减排行为形成激励,同时规避其对低收入群体和高耗能产业的冲击等不能过多影响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短期内应选择低税率、对经济负面影响较小的碳税,然后逐步提高。对此,有专家建议,中国初始碳税税率应该使煤的价格提高10%-20%。而如果在实施碳税的同时,还采取其他措施来刺激就业和劳动力向其他部门的转移的话,碳税的税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长期来看,碳交易在未来将会逐渐转变为主要的碳定价手段。在减排上的明确效果,以及在跨国减排治理上的潜力决定了碳交易必然是中国的长期选择。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交易机制和交易产品的进一步完善,国际碳交易将会成为全球大的商品现货交易,使得碳交易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点。中国如果能在适当时候实施碳交易,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新兴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国家竞争中赢得一定的优势。中国有可以出售给oeCD国家的多余排放权,这样的战略可以产生出口收入。同时中国也可以扩大其补偿计划,逐渐进入全球碳市场,而这些举措的实施会逐渐使交易成本下降,同时为未来实行这类交易制度建立监测和报告的能力。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3
一、碳银行业务特征分析
碳金融是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是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后金融危机时期，低碳经济的发展迎合了世界经济金融应对温室气体和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两大难题的要求。碳金融能够发挥“碳货币”职能，通过碳金融服务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汇聚于低碳经济领域，推动低碳经济时代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的发展。因此，碳金融服务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的发展依赖于低碳经济的规制和碳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京都协议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国际碳贸易规则，促进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配额和自愿交易的发展。配额交易规则为国家和企业提供碳交易服务，而自愿交易规则为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进行碳交易服务，以实现其减排目标。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配额交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类一级和二级市场进行核证减排量(cers)碳交易。
京都协议促进了欧洲碳金融中心的建设，推动了欧美日碳银行业务的迅速发展。2006年以来，国际投资银行瞄准了发展
(一)cdm业务申请流程
1.项目识别
根据项目基本信息，判断项目是否能成为cdm项目。最重要的判别标准是一个项目是否具有真实的、可测量的、额外的减排效果，并且能带来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实际可测量的长期环境效益。为了确定项目是否具有额外性，必须将潜在项目的排放量同合理的基准线参考情景排放量相比较。cdm项目必须有一个监测计划，收集准确的排放数据。项目业主可以选择应用已经获得cdm国际执行理事会(eb)批准的方法学，包括：基准线方法学(baselinestudy)及监测方法学(monitoringplan)或者开发新的方法学。
2.项目设计
根据项目资料，完成项目概念文件(projectideanotes，pin)的编写。pin用于向cers买家或项目投资者书面介绍项目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使他们能够进行分析评价，初步了解项目类型、项目规模、项目是否可以开发为合格的cdm项目、减排量大小等。通过谈判，最终与买家签订减排额采购协议(emissionreductionpurchaseagreement，erpa)。在该阶段，项目业主须提供：项目批准文件、可行性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
选择适合的cdm咨询公司，以eb适用的方法学编写项目设计文件(projectdesigndocument,pdd)。pdd主要包括：基准线设定、项目减排额外性的论证、项目边界的合理界定、减排量的估算以及监测计划；项目所在地各相关方面的评估，项目符合主办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且通过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项目设计文件是为获得项目东道国cdm主管机构(designatednationalauthority，dna)批准和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xecutiveboard，eb)登记注册的基础文件。通过dna指定的具有资质的经营实体(designatedoperationalentity,doe)负责对申报的所有项目资料进行核实(validation)，并出具结论性报告。申报资料和文件包括：项目设计文件(pdd)、监测方案和基准线研究资料等等。
pdd和pin内容区别点在于：pdd关注技术和方法学层面，pin关注收入、风险等商务层面。企业在进行cdm项目开发中，必须用pin向投资银行或者碳权买方描述业主项目，以有效吸引买家的眼球。不同的买家对pin的格式内容要求有所区别，需要根据客户要求量身定做pin。这些工作应委托经dna授权的有资质的cdm咨询公司、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部门等制作。项目业主应重点关心减排额采购协议(erpa)的签定，因为erpa既是一份明确买卖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商务文件，又是一份明确买卖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件。erpa有固定的核心条款，如：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方式、交割方式、免责、惩罚等。
另外，考虑到计算量和实际排放量之间的差异，pdd中计算出的减排量不能全额计入erpa文书中，项目业主应为实际碳权的交易留有余地，避免出现两种倾向：一是项目业主认为碳权收入额外的，在开发cdm项目时怀疑co2是否能出口，只要有买家上门认为胜券在握，仓促签约，对价格或者付款条件等考虑不周，最终交割受到限制，造成项目业主蒙受巨大损失；另外，项目业主认为co2能变现，将pdd预测量全数转入erpa，最终造成核准减排量无法承诺，交割无望而造成巨大损失。
pdd、pin、erpa等设计是碳银行业务咨询服务的基础，也是cdm业务咨询的核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dm执行理事会经常更改pdd方法学，造成项目pdd等送审资料与eb审核要求不一致，导致cer申请失败。因此，商业银行开展cdm咨询服务，必须时刻关注执行理事会的方法学修订和更改，第一时间获得cdm方法学最新信息是咨询服务的关键。
3.国内报批
准备相关材料向国家发改委申报。申报时提供的主要材料：pdd、cdm项目申请函、cdm项目行政许可申请表、工程项目概况和筹资情况相关说明。发改委审核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参与cdm项目合作的资格、cdm项目pdd文件的技术质量、可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价格、资金和技术转让条件、可持续发展效益分析等。
cdm项目申请函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出资方、业主名称、类型、地点、预期进度、融资、技术、障碍、环境等十项内容。
4.审核认证及国际注册
合格性审定是经营实体(doe)根据项目设计文件对项目活动进行独立评估的过程。根据cdm规则的要求，项目业主应与指定经营实体签订合同，然后经营实体审阅项目设计文件和附件，确定项目是否符合要求。审核包括：参与各缔约方资格审核；征求和汇总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审核；环境影响分析文件的审核；项目活动的额外性减排量分析；项目的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报告审核。基于审定结果和其他意见，指定经营实体对该项目活动的合格性做出评定并通知项目业主，向执行理事会(eb)申请登记。
5.项目监测
根据监测方法学进行严格的监测，如co2漏损的可能性，核定cers的正确性，防范cers损s失风险等。
6.减排核证
doe作为减排核审的主体，对项目进行周期性核审，根据企业的监测计划和监测数据进行减排核证，证明企业减排监测的合法性。计算减排量并出具书面报告，证明在一个周期内，项目取得了经核查的减排量，向执行理事会申请签发cers。
7.签发cers
eb作为cdm的国际主管机构，审查减排核证报告，签发与核证减排量相等的cers。
(二)建立基准线
基准线是合理地代表无拟议cdm项目活动时出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情景，是在东道国的技术条件、财务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可能出现的合理排放水平。确定基准线情景、项目额外性、计算项目减排量(=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一渗漏)是基准线方法学的核心。通过项目边界内议定书附件a所列的所有气体、部门和排放源类别的排放量，确定cdm项目减排量的基准和进行减排增量成本计算。基准线必须是准确、可靠、低成本和可操作。因此，基准线方法学是cdm项目的核心。
(三)确定项目边界和渗漏估算
项目边界是指地理范围和位置，包括：项目参与者控制范围内减排、渗漏数量可观测并符合cdm项目活动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渗漏是指发生在cdm项目界限之外的，由于项目影响而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或是汇储变化等。
碳捕获与收储(carboncaptureandstorage,ccs)方法学认为：渗漏主要是由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引起的。上游排放主要是捕获co2需额外能源引起的，捕获和压缩co2需要大量的能源，可能相当于10％～40％能源投入，涉及到界定项目边界，如果co2源不在项目边界内，捕获c2所需能源产生的排放应当作为渗漏。如在统计期中发生渗漏，被监测到的渗漏就会作为项目排放而报告，并从当年的基准线中扣除该渗漏量。如渗漏发生在统计期后，则为了保证cdm项目的环境整体性，就涉及到相关权责的分担。统计期以外的渗漏核算应适当、透明和简单。计算方法：按设定的折扣率酌减可能的渗出量，如发生渗漏，则取消或更换核证的排放减少量，或发放暂时核证的排减量。另外，为可能的co2渗漏设立补救基金和保险，以此分散co2渗漏风险。核证的排减量持有者应当承担渗漏风险，核减cer数量的责任，或通过市场将责任转手交易。
(四)减排量和减排成本效益计算
减排量价值关系到cer核准准确性。目前我国尚没有人民币标价的“碳货币”量化分析细则或技术指标，环境影响评价也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碳货币”的流通特性说明，如果co2减排量不发生市场交易，则co2减排财务评价价值为0：如果发生co2交易，则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核证的减排量”(cers)合同指导价格进行计算，目前co2减排价值为8～12欧元/吨。因国际碳市场价格波动和环境的变化、项目差异、买卖双方谈判能力等不同，co2交易价格有所波动。参考国际碳交易价格、实施碳资源税征收和国家发改委指导价格等因素，进行cdm项目效益计算是项目业主财务考核的主要因素。无论能否实现市场交易，节能项目产生的c02减排量均具有环境价值。
(五)监测
监测方法应当合适、明确地点、灵活、经济和有效。监测的时限：cdm项目在统计期后发生的渗漏可能导致碳信用的失效，监测应当延长到项目活动的注入和统计期以外，并且在封存点关闭后，项目参与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继续监测。监测时限和技术具有调整的灵活性，并能反映新的检测结果。
三、cer价格相关性分析
cer、aau、eua、eru、ver价格无套利均衡特性是投资银行涉足碳银行业务的本质。关注cer价格波动规律，是我国碳银行业务客户经理需要关注的焦点。在此，我们采用ecx(europeanclimateexchange)的cer期货价格，并利用excel-vba进行分析。
通过对2009年ecx的cer日交易期货价格与国际原油、黄金、美国股票市场成分指数、欧美股指，以及我国沪深300行业等日交易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从中探索cer价格相关性变动趋势，为我国碳银行业务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cer与国际原油、中金黄金价格的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性数据分析，2009年cer的价格变化与布伦特原油期货(ipebreutcrudefutures)价格成正相关性，与opec价格成负相关性，与西得州轻质原油(westtexasintermedi-ate。wti)成弱正相关性，与中金黄金成正相关性。见表1。
(二)cer与美国股票行业指数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cer与s&p500i、dja65c、dja30成正相关，与isharesnyseci(etf)成负相关关系。见表2。
(三)cer与国际主要股指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cer价格与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沪深等股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如下：cer价格与道琼斯指数成正相关，与伦敦金融指数、沪深300指数成弱正相关，与恒生、法兰克福指数成弱负相关关系。见表3。
(四)cer与我国沪深300行业成分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cer价格与材料、地产、公用、资本品等成正相关关系；与生物制药、能源、零售、软件服务成负相关关系。从而可以看出，cer对能源价格有制约作用，同时将带动新材料、地产、公用事业和资本品的新一轮发展。
(五)相关性分析结论
cer价格对brentoil、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i)、道琼斯指数30工业指数(dji)价格变动成正相关关系，且较其他价格指数敏感；cer价格与沪深300一级行业指数相关性表现为：新材料的开发有助推cer价格的作用，公用事业的均衡价格将决定cer价格的正相关性走势。因此，积极开展新医药和新能源开发，有利于平抑cer价格的特性。
四、碳银行业务创新
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金融服务和交易的各个环节。具体包括：向cdm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贷款；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包括：pdd、pin、erpa等相关材料的准备和报送等)；为cdm项目开发提供担保；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开发各种创新碳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提供风险管理和创新碳金融投资工具等。商业银行积极参与碳金融产品创新，为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目前，除了期货和期权碳排放权交易外，新产品包括：(1)应收碳排放权的碳货币证券化。原始cdm交易属于一种远期交易，其回报来自于项目成功后所获cer的转让收入和咨询服务费收入。在此期间，对减排项目的贷款缺乏流动性。为提高流动性，有些erpa条文允许投资者或贷款人将其未来可能获得的cer进行碳货币证券化。(2)碳排放权交付保证。在原始cdm交易中，由于项目审批的不确定性，投资人或贷款人面临一定的风险。故此，投资人或贷款人可能大幅压低原始项目的价格，这对促进减排项目的发展并不利，且削弱业主的赢利能力。为此，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为项目最终交付的cer提供信用增级担保，提高了项目开发者的边际收益，降低了投资者或贷款人的风险。(3)套利交易工具。各碳金融市场交易工具有所不同，碳权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所涉及的减排当量相等，认证标准相同且同属一个配额管制体系的减排单位，如：euas、cers、erus、aaus和ver价差的变化会产生一定的套利空间，利用衍生市场价差套利工具进行cer与seuas之间、cers与erus之间的互换交易的价差期权(spreadoption)等碳金融产品开始活跃。(4)保险与担保。项目交易中存在价格波动、不能按时交付，以及不能通过监管部门的认证等风险，可能给投资者或贷款人带来风险损失。因此，需要保险或担保机构进行必要的风险分散。针对某种特定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向项目投资人提供保险或与碳排放权挂钩的债券等金融产品开始萌芽。几年来，商业银行开始发行与减排单位价格挂钩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其产品规模随减排单位价格波动而变化。结构性投资产品包括：挂钩无交付风险的现货碳权交易、挂钩原始交付风险碳权交易、特定项目的交付量挂钩碳贸易等。如：中国银行为中国生产企业提供了以美国环保总署为受益人的三方转开碳排放保函解决方案，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5)碳信用储蓄和流通。韩国光州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了“碳银行”计划，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碳积分，用碳积分可进行日常消费，“准碳货币”形态开始出现。
五、碳银行业务经营管理
(一)碳银行业务收益与风险分析
从客户、股东投资、就业和社会四个方面分析碳金融的收益机会、风险和评估等，是商业银行探究碳金融业务效益分析的有效方法。(1)从客户角度分析，碳金融相关的收益机会体现在碳金融、碳资产运作、环保咨询、碳交易、碳衍生品投资收益等。碳金融风险表现为客户业务活动的环保风险、诉讼风险、公害风险、设备运营中的环保风险、客户融资的债务不履行风险等。(2)从股东投资方面分析，碳金融收益机会表现为：提高股东对碳经济相关业务增长以及有关碳费用削减的评估，实现股价升值等。风险表现为：碳金融对策失败等造成的股价下跌，公司债等资金筹措成本上升等风险。(3)从就业角度分析，碳金融收益机会表现为：提高碳经济意识，通过掌握有关碳经济的专业技术等提高附加价值，寻求贡献社会的机会等。风险体现为：有关环保劳动成本的上升，健康损害的诉讼，内部举报等风险。(4)从社会角度分析。碳金融的收益机会表现为：开展包括促成社会对环保问题的认识形成，为社会作贡献的csr(corporatesocialresoonsibility)等各种活动。风险体现为：损害赔偿风险、来自环保npo(non-profitorganization)、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社会性指责风险。
从四个维度进行评估，基于ceres认证机构对注重环保行动的评级、cdp(carbondisclosureproject)、unfpfipri(theprincipleforresponsibleinvestment)、ftsustainableawards等国际性评估带给股东等投资家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开展“碳货币”业务创新
“碳货币”体系的形成推动了世界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碳权是低碳经济中的特殊商品，碳权的“碳货币”支付、储备和流通等功能正在逐渐形成。商业银行在开展碳金融业务时，应当依据“碳货币”特性设计碳金融系列产品，通过cdm项目咨询服务、碳权交易、零售碳基金、私募基金管理等，为客户和doe提供cdm项目全流程服务，提升低碳项目绿色贷款、碳基金账户管理、低碳贸易融资和担保、自愿减排ver碳零售基金和碳理财产品创新等，为商业银行、公司和个人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提供发展契机。
(三)碳银行业务风险管理
碳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主要从监视能力(boardover-sight)、实施能力(managementexecution)、风险控制能力(riskmanagement)、投资产品开发能力(investmentproduct)、零售产品开发能力(retail-produet)、排放权交易能力(carbontr-ading)等进行分析。监视能力表现为：是否具备项目监测体制，是否及时掌握eb方法学调整信息；实施能力体现为：银行应对气候变动的项目尽职调查和动态跟踪能力，及时跟踪配额和自愿减排市场的方法学研究和创新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内容：对气候变动风险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对社会环境的改善能力评估，与doe的检测与pdd设计是否一致等；投资产品开发能力内容：气候变动方面投资产品开发，包括碳项目证券化、气象指数挂钩型理财产品、远期碳权交易和期权产品等投研能力的提升；零售产品开发能力：与气候变动相关的零售战略和碳基金产品开发；排放权交易能力：排放权交易的便利程度，如配额和自愿市场的交易制度、市场规则的认知能力等。
六、我国碳银行业务发展对策
1._政策环境创新对策。税收方面，通过降低cdm项目税率、延长免税期，对碳银行业务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在银行监管上，采取在cdm项目贷款额度内存款准备金适当减免，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要求等差异化的监管措施，促进商业银行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碳银行cdm项目贷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加快完善碳经济金融等法律法规建设，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向可持续方向迈进。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碳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碳市场；温室气体
中图分类号：F062.2；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44-07
收稿日期：2013-02-1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背景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卫志民（1968―），男，山西临汾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有效合作。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依靠市场调节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有效机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目前尚未处于强制减排国家之列，所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也不完善，在国际碳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作为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增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绿色发展、保护国内生态环境和国际减排压力等综合考虑，发展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政府对碳市场发展的不断重视，近几年国内学者针对碳市场、碳交易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张旺、潘雪华认为碳市场发展滞后，缺乏国际话语权；区域性碳市场失衡，全国性碳市场缺失；碳减排指标无法分解，碳交易制度尚未建立是中国碳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争取国际碳市场的主动权方面，袁艳平认为，中国要在国际碳市场拥有一定主动权，必须一方面大力发展和完善现有的CDm项目市场，并开拓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应采取渐进式的策略建设和发展国内碳市场。在发展碳金融方面，闫海洲、张明坤认为，必须加强碳金融对碳市场的支持，以提高对碳市场定价权的掌控能力。朱相平、宋帅认为发展碳金融必须创新金融产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国际碳货币体系。目前，学者大多关注中国碳市场发展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而中国碳市场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对碳交易的运作机制、构建碳市场的必要性、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何种发展措施等等进行系统的阐述，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发展方向、制定科学战略。本文试图在通过对目前世界三大减排机制、eUetS和CCX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碳市场发展滞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碳市场的基本战略。
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碳市场
《京都议定书》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为发达国家制定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任务，同时，为帮助发达国家履约引入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这一制度运行的基础是不同经济体、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市场竞争主体之间在减排成本方面存在的差异。例如，由于发达国家能源结构较发展中国家优化，能源利用效率较高，新能源、节能技术被大量运用，因此，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小，减排成本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节能减排的起点较低，因此，完成同样的减排量所需的成本也低。在此背景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发达国家以低于本国减排成本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减排量，既有利于发达经济体达到承诺的减排目标，也有利于激励发展中国家发展新能源，采用节能技术，从而实现绿色发展，所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它鼓励市场竞争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进行决策，而不是由相关的环境治理机构简单地为市场竞争主体确定一个量化的减排任务或指定一项具体的节能技术，然后依赖行政力量去强制执行。通过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方法，能够使市场竞争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在不扭曲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交易机制对于碳排放权的供给方和购买方来说是一种双赢的设计。购买方降低了减排成本，供给方则获得收益，并受到采用新能源、新技术的激励，从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走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既可以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大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基本运行方式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通过取得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合作减排项目所获得的“核证减排量”，来完成发达国家承担的强制减排任务。联合履行机制（Ji）的基本运行方式是发达国家之间，一国在另一国出资开展减排项目并从中获得减排单位，通过这种彼此合作开展的减排项目来获得所需要的强制减排量。排放贸易机制（et）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问通过有偿转让碳排放额度来增加一国的温室气体总排放份额。所以，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设计的，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则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碳交易。只要不同经济体和不同企业之间在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方面存在差异，就具备了实施交易的一个最重要基础。《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使各国的碳排放额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而具有了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交易的可能性，这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交易对象的市场被称为碳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后，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如下图1所示。
二、欧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创新与实践：
以eUetS和CCX为例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如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加拿大蒙特利尔交易所、印度国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中国的京津沪及其他大城市成立的交易所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见表1）。
（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在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欧盟一直是积极的倡导者与参与者，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03年，欧盟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2005年1月1日，eUetS正式生效。其具体实施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5―2007年，市场范围限定为欧盟国家，参与交易的部门有能源部门（如发电厂、热电厂等）以及与能源部门关系密切的工业部门（如炼油厂、造纸厂、采矿厂等）。此阶段计划实现《京都协议》所承诺减排目标的45%；第二阶段从2008―2012年，市场范围将扩展到欧盟以外的国家，交易主体将覆盖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等。这一阶段将实现《京都协议》中承诺的全部减排目标。
在eUetS确立初期，如何发放碳排放配额是极为关键的问题。欧盟的分配方式为国家分配计划（nap），要求各会员国必须提前一年半的时间将nap提交给欧盟委员会。nap包括四部分内容：成员国在阶段内需要分配的配额总量；配额在各国境内企业之间的分配方法；新企业加入各国eUetS的方法（比较典型的方式是各国在分配前期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新企业的排放量进行测算，并在总量中保留这部分配额，以适应未来的新进企业）；提供包含每个受管制企业的详细名单，以及被发放的配额量。提交上来的nap由欧盟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小组进行评估，被驳回的配额计划书将进行修改并再次提交审核。
在配额发放上，eUetS主要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第一阶段（2005―2007年），95%以上配额免费发放给企业，剩余的5%通过拍卖分配。第二阶段（2008―2012年），拍卖份额增加到10%，剩余的90%免费发放。企业可以把剩余的排放额度投放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以取得经济回报。目前，欧洲共有四个交易所参与排放权交易，即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奥斯陆的北方电力交易所、法国的未来电力交易所和德国的欧洲能源交易所。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1.1万个主要能源消费和排放行业的企业，涉及电力、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欧盟以强制措施推动温室气体减排，为非欧盟国家树立了典范。在对eUetS减排效果的评估上，不同分析人士和研究机构的结论差异较大。例如，许多研究机构认为eUetS在第一阶段设定的排放上限过于宽松，高于实际排放，受管制企业在总体上无需减排就可轻松履约，这样在事实上就背离了减排的目标。第二阶段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受管制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仍远低于上限，难以把eUetS的减排效果与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减排区分开来。除此之外，eUetS只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其他的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亚氮没有被考虑，而后两种气体的温室效应实际上更明显。当然，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这些不足之处与其为遏制世界环境恶化所做出的创新性努力与贡献是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不可以其中一个问题而否定另外一个问题的存在。
（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美国于2001年退出《京都协议》，拒绝参与全球性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没有全国性的强制减排措施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是美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知名企业在不断进行着碳减排权交易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CCX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并对减排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包括了六种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机构，其创始人是“碳交易之父”理查德・桑德博士。CCX的核心理念是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CCX的会员主要来自汽车、制药、电子、航空等不同行业的约400家企业，其中包括福特和杜邦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要求每位会员在2003―2006年实现每年减少1%的排放目标，并保证截至2010年，所有会员实现6%的减排量。
CCX的运行机制如下：首先以各会员1998―2001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为基线，制定总量管制目标。会员在完成既定目标后，剩余份额可在交易所有偿转让或留作下期使用；如果未完成目标，则不足部分需从其他会员那里购入或并入下期目标。CCX坚持交易程序规范化，所有会员都要经过自查、验证、登记、交易等过程。同时为了扩大市场，CCX于2006年开始了与eUetS的合作，如开放eUetS排放配额，交易CDm所衍生的CeR期货，推出CeR的选择权商品。一系列举措密切了欧美两大碳市场的经济合作。
CCX的非强制性再加上美国政府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限制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发展。在运行后期，买家相继退出CCX，这直接导致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排放配额提供方获益减少，市场越发不景气。2010年7月，CCX的母公司被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洲际交易所以6.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洲际交易所在收购生效几周后就对CCX的员工进行裁员，此后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大笔的交易，如今这个自愿性的交易平台已经名存实亡。
根据CCX提供的数据，从2003年开展交易以来，其成员共减少碳排放4.5亿吨，但美国仅2008年一年的碳排放就达到了70亿吨。由此看来，CCX在降低美国碳排放总量上作用并不明显，其主要的意义在于制度探索。2008年，CCX与中石油资产管理公司和天津产权交易所联合发起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其设计思路就来自CCX的成功经验。不过在今后建立中国碳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CCX的最终命运中总结出这样一点：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政府减排措施，自愿性的碳市场是很难成长成熟的。
三、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意义
作为经济活动规模正在高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增长效率还比较低下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年增量最大的国家，正在承受着来自国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减排任务的外部压力，因此，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和世界均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有助于确立一套完备的碳排放权交易标准，赢得在国际碳市场中的主动权，抑制中国碳资源流失。目前，许多发达经济体要承担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因此，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从自身的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利益出发，率先探索出一种灵活有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模式，就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国际碳市场的交易标准，从而掌握在国际碳市场中的主动权。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且以CDm项目为主，而目前的CDm市场又是买方市场，中国没有议价权，处于劣势地位。
其次，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为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减排额，但对碳排放权的需求严重不足，这样中国就处在了单纯碳排放权供给方的地位，位于整个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国际碳排放权的交易规则和需求方均由发达国家掌握和制定，中国企业提供的可核证温室气体减排量在被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常常被他们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合约在国外碳市场中进行交易，从而造成中国碳排放权价值的流失。鉴于此，若能确立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标准，完善中国碳排放权市场的交易制度框架，有效刺激国内碳市场的内部需求，将十分有利于改变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中的被动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定价能力与话语权，同时，也有利于减少中国碳排放权资源价值的流失。
再次，更好地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中国企业节能减排提供资金与技术，逐步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增强经济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增长。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将通过这些合作项目所实现的可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京都议定书》第三条下所承诺的减排量。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工业能耗高，节能技术手段相对落后，所以减排成本较低，发达国家在中国投入较少资金或通过直接进行技术转移就能获得可观的可核证的减排量。同时，CDm项目也能够为中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和社会效益，具体表现在：可以利用所得资金和新能源技术、先进的节能技术对中国的相关产业和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开发新能源，发展节能新产业；引入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提高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效率；节约经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能力；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增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
最后，可以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的环境管理制度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经济激励来鼓励温室气体排放者采用新能源、新的节能技术，减少排放。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碳排放额进行总量限制和积极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激励企业减少碳排放的行为，非常有利于丰富和优化中国政府针对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手段和调控方式，缓解当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经济步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四、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与主要制约因素
2011年10月底，中国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试点城市相继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或能源环境交易所，在碳排放权交易模式、操作技术层面展开了不同的探索。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尚处于筹建阶段，碳排放权交易量相当有限，且以个别企业自愿减排项目为主，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要建立起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在国际CDm市场上，中国企业没有定价权，处于被动、劣势地位；同时，中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主要以企业自愿减排项目为主，采取的是协议定价，交易量占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比例也很低。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对中国尚未实行强制减排，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每年能提供1亿至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权，是国际CDm市场上最大的供应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28日，中国共有2364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50.41%；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424，423，962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4.54%，但中国国内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极低，几乎为零。国内碳排放权市场需求的空白最大化来自发达国家碳排放权购买方的议价能力。这样，中国企业创造的可核证减排量通常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给欧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权价格的确定上缺乏市场权力。中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交易活动主要是个别企业出于社会责任而进行的自愿性碳排放权交易，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商谈形成，而不是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供求决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国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量也相当有限。例如，截至2011年11月，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成立3年以来，真正的碳交易量仅为300万吨，但这样的交易量还在全国现有的各环境交易所中排名第一。这一交易量还不到欧洲气候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
（二）与中国在国际碳市场的不利地位同时存在的是基于碳排放权配额的碳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产品是碳排放配额货币化的产物，碳金融产品可以是碳排放配额派生出的相关期货和期权产品，如碳排放配额的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掉期合约等金融产品，也可以是以减排项目为标的的碳资产的买卖。中国碳金融市场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金融体系不健全、碳金融中介市场发展滞后、碳交易所功能不完善、企业及金融机构对碳金融认识不足等问题。目前，市场上缺乏成熟的碳金融种类及买方客户，其业务也集中在CDm、“绿色信贷”和自愿减排（VeR）等方面，成交量小，持续性弱。
（三）“遍地开花”的碳交易所多数以企业自愿碳排放交易或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为主，罕有实质性的碳市场操作。国内数十个区域碳交易所独立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
当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可以归纳如下：
没有对碳排放额进行总量控制，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碳市场交易的是碳排放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进行强制减排，碳排放总量没有具体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给企业分配碳排放额度。在自愿减排的背景下，难以形成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是中国碳市场没有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碳减排的管理上，多部门职能重叠，分工不明，难以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工信部下属的各地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发改委环境资源司和应对气候变化司，都对企业的节能、环境指标负有管理职能，在政策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就在所难免。
进行碳交易必不可少的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均不健全，极易滋生寻租行为，使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公平性大打折扣。碳排放的总量设计、排放配额的分配等都需要依赖全面、准确的基础数据，企业实际排放量的监督测量也要求具备相对完善、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但中国目前能源审计尚不普及，审核难度极大，独立专业的碳排放第三方评估机构基本没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中国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企业是碳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如果作为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主体的企业缺乏温室气体减排的激励，碳市场的发育自然就会非常迟缓。但是，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缺乏执法力度的基本现状，以及没有面临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限制这一宽松的外部条件均导致中国企业表现出鲜明的经济利益至上，法律意识、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非常淡薄等特点，相当多的企业家甚至没有听说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五、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策略
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达国家欠下了许多历史债务，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严峻的现实挑战。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后发性和不可逆性，保护环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使命。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在2011年年底召开的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愿意在2020年之后有条件地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在此承诺约束下，构建较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
（一）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的试点工作，试点先行，由点到面。如何准确地对碳排放源进行有效监测和计算、如何科学确定企业碳排放额基数、如何完善碳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等，都是建立一个健全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要优先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但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准备均显不足，所以，通过设立碳交易试点以积累经验是很必要的。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明确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试点时间为2013―2015年。继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后，同年8月16日，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家企业被纳入试点范围。通过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探索碳监测、碳分配、碳交易的一系列操作技术，为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准备。目前的试点城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规模仅限于部分行业，交易标的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权。通过试点，未来的碳市场要覆盖到整个经济体，交易范围将逐渐涵盖多种温室气体。
（二）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策略；同时在配额发放上，先免费后有偿，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由于中国尚不用承担强制性的国际减排任务，加之企业的减排意识较弱，所以，目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中国企业均采取自愿的原则。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失败表明，要建立碳市场，仅靠自愿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随着试点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各方面制度性、非制度性基础条件的不断完备，必然要过渡到制定碳排放总量、对全部企业实行强制减排的阶段。只有保证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交易的对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才能成长壮大起来。在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上，应以历史排放额为主、行业基准为辅，适度考虑企业增长空问和先期减排行动，制定出不同行业配额的分配方法。首先实行免费发放配额，再逐步减少免费配额，同时辅之以拍卖、有偿购买等手段，逐步加大对企业减排行动的经济刺激。
（三）建立规范的环境交易所，鼓励碳金融发展。目前，中国碳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如果仓促建立过多的环境交易所只会带来不必要的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比较经济合理的做法是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整合已有的环境交易所，在借鉴国外交易所成功经验和国内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碳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实现碳交易的程序化、规范化。碳金融是将碳排放权标准化、证券化的结果，它能增强碳市场的流动性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回报空间。环境交易所应配合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碳排放权期货、期权、信托等金融产品，促进中国碳金融的发育与成熟。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5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计量披露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3-0042-08
【作者简介】吴德林（1963～），江苏如皋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博士，研究方向：碳交易、碳金融、财务管理；熊楚熊（1955～），重庆人，深圳大学财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会计学；陈海鸥（1977～），湖南益阳人.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研究方向：碳交易、碳金融；刘婷（1981～），湖南新邵人，深圳排放权交易所财务部长，研究方向：会计学。
碳交易的实质是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结构问题。不同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结构、新能源技术运用，碳减排的成本也不尽相同。碳减排成本高的国家有可能向碳减排成本低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碳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向碳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这就产生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纵观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交易的产品看，有配额型产品和项目型产品，即在总量控制下所产生的减排单位和在减排项目中所产生的减排单位。从交易的类型看，有配额型交易和项目型交易。从碳交易市场看，可分为强制交易市场和自愿交易市场。从市场参与者看，有供给方，如减排成本较低的排放实体、项目开发商、国际金融组织、碳基金等金融机构、咨询机构、技术开发转让商等；有需求方，如减排成本较高的排放实体在内的履约买家，包括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在内的自愿买家；还有中介机构，如经纪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
由此可见，碳排放权交易在配额的分配、交易、调整、交付等过程中，涉及到众多的市场参与者。他们的财务状况，将最终影响利益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将碳排放权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对碳排放权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既有利于推动企业进行碳减排，又可以向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企业完整的碳排放权信息，有利于相关利益主体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际会议准则理事会（iaSB）、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致力于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的研究。美国研究排放（污1权会计的历史最为久远。美国自1990年颁布《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并实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制度后，就开始致力于排放权会计的研究。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的相关指南，对投机性目的以外的排放配额初始成本都以成本计量；当实际排放超过持有的配额时，应当确认一项负债，该负债以取得抵消超额排放所需额外配额的成本计量；在损益确认方面，出售配额的利得应递延到与负债有关的不确定性消除时确认；而损失则直接计人当期损益。
2004年12月iaSB下辖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iFRiC3）。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配额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如果政府免费提供，排放主体应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以递延收益的方式确认一项政府补助；二是期末排放主体以配额偿付的排放义务确认为负债，并以配额的现行市价计量；三是与配额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摊计入利润，即按递延收益处理；四是排放主体以配额偿付其排放义务或将排放配额对外出售时，应终止对其进行摊销。但是，由于计量标准差异导致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出现明显的不匹配等原因，2005年6月，iaSB决定废止iFRiC3。
从2008年开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iaSB将排放权会计作为联合开发项目，共同致力于碳排放权会计准则的制定，并达成以下共识：一是购买和无偿取得的排放权都应当确认为资产；二是企业因无偿取得配额而被要求履行的义务符合负债定义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三是配额与负债的计量无论在初始以及后续计量中都应该采用公允价值。
在欧盟，2005年至今各成员国还没有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准则。根据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2010年的联合调查结果，欧盟各成员国企业对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差异较大，企业自行选择按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碳排放权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并且大部分企业对碳排放权相关信息披露不充分。
日本现行排放权会计实务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勾交易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拍卖获得的配额确人为存货，以取得成本计量。投资获得的配额确认勾衍生金融工具，在无市价的情况下，以成本计量沣进行减值计算。二是以未来自用为目的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拍卖或购买获得的配额，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其他投资，并进行减值计算；自用而持有的配额抵消本公司排放量时，按照销售费用和一般管理费用进行会计处理。
总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iaSB、欧盟等国际组织，一是基本都认同碳排放权资产化的观点，但究竟确认为何种资产却存在争议。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无形资产、金融工具都有其理论合哩性，但也都存在理论缺陷。二是基本认同环境负质的确认，但是在企业超额排放时确认负债，还是在企业排放时就产生现实义务确认负债，以及配额与负债的计量是否应保持一致等问题尚需探讨。二三是由于配额取得方式不同，政府的无偿分配、拍卖、排放权市场购买等形式，使得碳排放权的计量存在以成本计量还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差异，并涉及到是否需要对资产进行减值计量的问题。
我国正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对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二、碳排放权产品的本质分析
明确碳排放权的本质是研究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的前提。
（一）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分析
碳排放权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政府之所以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其意图在于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就是要使边际减排成本不同的企业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的减排。碳排放权是产权，这是经济学对排放权属性的界定。从法学的角度看，产权概念并不是法律术语。但是，为了建立有效的碳市场，首先必须明确碳排放权的产权属性，而且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其法律权属地位固定下来，以保障碳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转。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排放权是用益物权，即非所有权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排放权是人役权，且属于人役权中的用益权，指无偿使用他人的物而不损坏或变更其物本质的权利；排放权是环境权中的环境人格权，兼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属于社会私权的一种；排放权是特别法上的物权f或称特许物权）――“环境容量使用权”。
（二）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分析
除了其本身的法律属性外，碳排放权具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在国外，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商品已成为企业的惯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成熟商品市场的特征。《京都议定书》采用的三种灵活机制，即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iet）产生的分配数量单位（aaUs），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s），联合履约机制（Ji）产生的减排单位（eRUs）以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下的eUas，都被视为商品进行交易。这些减排单位既可以进行现货交易，也可以进行远期、期货和期权交易，交易数量可以很大，价格也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也有其局限性。尽管碳排放权商品化已日益获得市场公认，但其固有的“等价僵局”，导致全球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难以形成。根据商品市场的划分，具有相同本质和用途的商品理应存在于同一市场之中。就碳排放权而言，每一种碳排放权的本质相同，都表示为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权利，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在同一市场中交易。但是，实践中不同减排交易制度下排放量核算标准、碳排放量计算因子等的差异，将本质相同的碳排放权人为划分为不同的商品。结果是，一种排放权只能在与此相对应的碳交易市场中进行交易。
（三）碳排放权的货币属性分析
碳排放权具有商品特征，这就为其成为货币创造了条件。碳排放权的货币特性主要有：第一，排放权的价值建立在国际协议或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碳信用是由政府或国际组织通过法律程序认可的。第二，全球碳交易市场具有与货币市场相似的过程。第三，碳排放权可以“存储”和“借贷”，具有与货币相似特征。第四，碳信用具有稀缺性。第五，碳信用具有了广泛的接受性。
三、碳排放权会计的基本原则
为提供高质量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对碳排放权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就应该遵循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根据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和报告时，必须同时满足如下要求：一是客观性原则。要求企业如实反映碳排放权分配、交易、调整、交付等活动，保证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二是相关性原则。要求提供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必须具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能够成为利益相关者决策的依据。这就要求企业准确反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与效益以及减排成效。三是明晰性原则。要求采用清晰明了的方式反映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的财务影响。如除了在财务报表上列示碳排放权会计的确认、计量结果外，还应借助表外披露的方式补充反映无法确认和计量的非财务影响。四是可比性原则。要求对碳排放权交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如确需变更，应当在附注中说明。根据企业持有配额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当企业持有配额的目的发生变化时，则必须披露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原因及其影响。五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明确不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共同本质。尽管碳排放权在不同的机制下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代表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权利，所以应该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核算。六是重要性原则。要求披露对企业产生重要财务影响的碳排放权交易。对为交易而持有的配额，必须对配额的分配、交易、调整、交付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而对于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的配额，企业应简化处理，只应该确认减排或超排的财务影响。七是谨慎性原则。要求谨慎地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由于配额在年终要面临按照实际工业增加值进行调整，所以就要充分估计超排情况下的损失，尽可能地利用多方面资料进行合理的估计。八是及时性原则。要求及时反映碳排放权交易的财务影响。
四、碳排放权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目前，一方面，国内外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会计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无法反映其对企业的综合财务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对碳排放权本质认识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实务中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化。碳排放权会计的确认与计量，就是要对配额、核证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同时，碳交易制度设计的特点决定了碳排放权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内容。
但是，有些企业可能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来降低减排成本，充分发挥配额的交易功能；有的企业则通过采用低碳燃料、低碳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配额仅仅用来履行期末交付义务。显然，配额的交易与否，与其持有配额的目的密切相关。当然，对不同持有目的配额，其会计处理也不尽相同。
（一）为交易而持有配额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1.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是碳排放权会计的基础。由于对碳排放权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差异，对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别有存货、无形资产、金融工具、捐赠资产四种观点。一是从配额年度分配与交付的角度看，排放权可以确认为流动资产一存货，但碳排放权本身并不符合存货的定义，碳排放权的信用本质也与存货的实体价值不符。二是从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看，可以将其视为无形资产，但碳排放权的交付义务特征明显不同于商标权、经营许可权等无形资产。碳排放资产与碳排放负债在计量和报告方面也并不匹配，因此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也存在问题。三是从碳排放权既可以现货交易，也可以进行远期、期货、期权交易等方面来看，它具有与金融工具相似的特征，可以视为金融工具。但是，碳排放权期货、期权交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避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价格风险、降低减排成本。而碳排放权的本质却是履行碳减排的义务的凭证。碳排放权与其持有者之间并无特定的权益关系。四是从碳排放权免费分配来看，将其视为捐赠资产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碳排放权本质是企业的一种义务，政府免费分配的碳排放权与“捐赠资产”存在重大的差别。
总之，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无形资产”、“金融工具”和“捐赠资产”等资产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固有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制约了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并阻碍了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准则制定的进程。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由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和该资产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根据碳排放权的交易情况，为交易而持有的配额显然满足这一定义的要求。因此，应该专门设置“碳排放权”会计科目核算碳排放权资产，在该科目下设置配额和核证减排量等二级会计科目。设置该科目，有利于更有效的评估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与效益情况。
2.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企业持有配额的目的是为了交易，交易就需要明确配额的价格。这就需要研究配额的会计计量问题。任何会计计量都由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构成。选择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这已成为会计领域的共识。由于不同的计量属性会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和特点对配额的计量属性进行分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可以采用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种计量属性进行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历史成本为主，其他计量属性为辅的混合计量模式。其中，配额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易于操作。对于期初获得初始分配的碳排放权，按取得的历史成本确认。免费取得时，采用名义价格计价，记为0；拍卖会产生价格，可以直接采用其购买成本作为配额的入账价值。碳排放权到期时，交付与排放量相当的排放许可证不用记账。在现实中，只要企业的碳排放量没有超过配额的数量，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负债和费用，唯一的成本是企业购买超排配额所必须支付的价格。虽然历史成本计量核算简单，但其不能正确反映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导致不同来源的配额会计确认和计量缺乏统一性，忽视了碳排放负债的存在，忽视了配额的市场交易情况。
针对历史成本法的缺陷，有人认为配额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进行碳排放权计量的代表，当属FaSB下属的会计准则解释委员会（iFRiC）的《iFRiC3：排放权》。iFRiC3指出，初始分配的配额应该根据iaS38确认为无形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活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公允价值是较合理的选择。在不够活跃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可以借助于其他非市场信息进行公允价值估计。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环保的角度，都应该确认配额的市场价值。只有采用市场价值，才能将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与持有的碳排放权的当前边际成本进行比较。
3.碳排放负债的会计确认
政府免费分配的配额，对企业而言，是收益还是负债？也就是说，如何确认碳资产的对应科目，以正确反映配额分配对企业的财务影响。一旦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企业获得配额的条件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不可撤销的承诺。这种与传统负债的本质并没有根本区别。一般情况下，为了限制企业的排放行为，企业获得的配额要低于实际的排放。如果企业继续按照原来的水平排放，则必须购买额外的配额，而购买配额必然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配额是强加于企业的义务，企业必须在期末交付与排放相应的配额数量，否则将遭受惩罚。政府之所以在排放之前分配配额，就是建立活跃的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配额的交易降低企业未来的遵约成本。
4.为交易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
（二）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1.关于会计的确认
从会计确认的具体操作过程来看，首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应该确认哪些项目。这一问题目前的答案是“交易观”，即凡是交易或事项确实对企业的经济利益产生了影响，就应该进行会计处理，在会计系统中得到反映。假定期初获得配额刚好与期末交付的配额相同，即企业持有仅仅为履行减排义务的配额，没有交易功能的配额是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因此，为履行义务而持有的配额不应该在会计中进行确认。同样，负债是一种现实义务，该义务的履行将导致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对于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企业而言，只要企业的碳排放量与持有的配额相当，配额交付义务的履行就不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也不会形成企业的现实义务。此时，碳排放负债并不存在。
2.持有配额与实际排放量差额的处理
只有在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与配额不相等的情况下，才需要对其差额进行处理。如果排放量超过了配额的数量，则企业必须购买与超排量相当的配额。此时，支付的配额成本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如果减排，则会产生多余的配额，增加企业的资产和收益。在会计处理中，超排或减排只能在年末计算，为了简化账务处理，将其计入管理费用或单独设置“碳排放权损益”。“碳排放权损益”账户，在期末时全部转入本年利润账户。单独设置碳排放权账户的好处是，可以直接获取企业减排绩效方面的信息。
3.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
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企业，在配额分配、配额调整时，不需要确认相应的碳资产和碳排放负债，只需在期末交付配额时，确认超排对当期费用影响或减排对当期收入的影响。其会计处理见表2。
五、碳排放权的会计报告与披露
为了向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实反映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计信息，满足其决策的需要，需要在年度报告（管理层报告部分）中，披露碳排放权交易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等必要的信息。同时，应将己经进行确认和计量的碳排放权配额、碳排放负债等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碳排放权损益在利润表中列报；碳排放权配额出售收到的现金以及购买配额支付的现金应在现金流量表中列报；碳排放量的核算以及碳排放负债等则在报表附注中披露。在年度报告（管理层报告部分）中，应披露碳排放管制及碳排放权交易对经营及战略影响的分析与评估，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安排下企业制定的碳排放管理战略，企业面临的碳排放管制风险，低碳技术研发、低碳能源开发以及低碳产品给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与机遇，等等。在会计报表附注部分，一是要披露碳排放权交易核算会计政策，包括碳排放权确认、计量与报告的方法，选择的科目，计量的方式和会计处理原则，如果会计政策出现变更，需要在附注中做出说明。二是碳排放权持有及变动情况。期初、期末拥有的碳排放权余额，取得碳排放权（包括无偿分配取得、拍卖取得、交易购入等）的方式及数量，年度碳排放权变化情况（包括交易变动及年度调整变动等情况）以及企业碳排放权履约递交情况等。三是披露碳排放信息，包括企业碳排放的监测计划、碳排放清单年度报告及第_一方机构出具的核查报告。六、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案例及深圳实践
（一）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案例
案例1：为交易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
a公司是一家参与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的公司，其分配的配额在活跃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规定的履约期间与公司的报告期间一致。现假定：
（1）2012年1月1日政府免费分配11000吨C02的配额给a公司，或者a公司从市场拍卖获得11000吨C02的配额，当时的配额市价是10元/吨。
（2）第六个月，a公司排放了5500吨Co2，预计全年总排放量为12000吨Co2。
（3）第七个月，a公司出售6000吨配额，当时的市价是12人民币/吨。
（4）12月，政府根据a公司期末的工业增加值调整配额，配额增加1000吨，配额市价10元/吨。
（5）12月31日，a公司实际排放12500吨Co，a公司从市场上购买6500吨排放配额，当时的市价是11元/吨。
a公司向政府交付与其排放量相当的配额以履行其减排义务。具体会计处理见表3。
案例2：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会计处理
a公司是一家参与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的公司。履约期间与公司的报告期间一致。现假定：
（1）2012年1月1日政府免费分配11000吨Co2的配额给a公司，或者a公司从市场拍卖获得11000吨Co2的配额，当时的配额市价是10元/吨。
（2）12月，政府根据a公司期末的工业增加值调整配额，配额增加1000吨，配额市价10人民币/吨。
（3）12月31日，a公司实际排放12500吨Co2。a公司从市场上购买500吨排放配额，当时的市价是11元/吨。若a公司实际排放11500吨Co2，a公司可卖出500吨排放配额，当时的市价是11元/吨。
a公司向政府交付与其排放量相当的配额以履行其减排义务。假定a公司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则只需确认超排或减排的财务影响，具体会计处理见表4。
由上述2个案例的分析可知，在超排情况相同的情况下，配额交易与否，将影响企业的减排成本。为交易而持有配额的企业，尽管超排，仍然获得了500元的收益；为履行义务而持有配额的企业则必须承担5500元的支出。这反映了碳排放权交易在降低减排成本方面的作用，也充分证明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二）深圳碳排放权会计实践
相对于欧盟的绝对碳减排的总量控制，深圳要实现的是碳强度减排目标下的总量控制，并且每年根据企业的实际工业增加值数据对配额进行调整。为实现全市碳排放总量的有效控制，深圳市人大通过立法要求碳排放主体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作为交易产品，以碳排放权为主，即由政府发放给管控对象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同时经国家发改委签发、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认可的减排项目类型产生的基于项目的核证减排量作为补充交易产品。
深圳碳排放权会计的对象也主要为配额和核证减排量。其中，配额分配工作是碳交易市场建设中的关键及难点环节，配额分配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和碳排放权资源的配置效率。深圳配额的分配原则是按碳排放强度分配，企业碳强度越高，要求的碳强度下降率越大；企业碳强度越低，要求的碳强度下降率越小。具体分配时，充分考虑城市竞争力、产业政策、行业特点及其减排潜力、强制减排企业的历史排放量、其碳排放在同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企业未来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减排目标等因素。碳排放强度低于其行业平均水平的强制减排企业，减排目标相对宽松。反之，碳排放强度高于其行业平均水平的，配额分配相对较紧。同时，在碳交易试点期间，实行配额免费分配，今后逐步过渡到配额的拍卖，不断提高拍卖配额的比例。同时，根据深圳碳交易体系的设计，控排单位可使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认可的核证减排量（CCeR）来履行履约义务，抵消年度碳排放量，但对抵消比例进行了规定。
对于排放权的本质属性，2012年10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和正在制定的《深圳市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涉及到对其的考虑，认可其为无形资源的所有权，也就是说，碳排放权是企业的资产，即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预期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6
关键词：航运碳减排；灰色预测模型；市场价值
中图分类号：F205；F5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46-03
前言
航运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航运业是指以水路（包括远洋、沿海、内河）运输方式为主体，并综合运用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涉及“门到门”的整个综合性运输服务的产业链。狭义的航运业是指以船舶为运输工具的水路运输，提供“港到港”的运输服务，即航运企业负责货物从一个港口至另一个港口的运输工作。本文研究范围为狭义的航运业，即涉及船舶水路运输业（含远洋、沿海、内河运输），其支持数据为我国的水路运输周转量。
碳排放交易（简称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市场机制。因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以国际公法为依据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交易。
航运业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占全球贸易运输的90%左右。由于船舶运航运业能源消耗和货物运转的大幅度增长，以及船舶的大型化导致航运碳排放速度增长，发达国家日益重视航运业低碳减排的问题，国际航运碳排放限制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我国交通运输部正在组织相关科研院所展开研究，对不同市场措施的利弊进行研判，并考虑先在国内航运业内部试运行碳交易或碳税二者之中的一种模式。站在航运企业利益的角度，解决欧盟强征碳排放税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建立本国的航运碳排放交易市场，以促进航运碳减排。
可喜的是，我国已有碳交易市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和深圳等市分别建立了5个碳交易市场，2013年的碳交易数量达7.5亿吨，已成为仅次于欧洲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但航运业只有上海市将港口纳入碳交易试点项目。
因此，必须顺应国际航运碳减排的趋势，对我国航运碳交易市场在前景、规模、机制和对策等应该有前瞻性的研究。目前，我国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航运业碳排放的市场空间
1.我国航运业在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
水路船舶运输在我国是大宗货物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其货物周转量占我国货物周转量约50%左右（见表1），因此，其碳减排对降低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碳减排有积极意义。
2.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运输中，我国将实现国货国运
从目前看，我国船舶的运力增长与国际贸易额、国际海运量、GDp增长不相适应，船舶运力增长远远落后于国际贸易量增长和经济增长率，远没有满足“国货国运”。
3.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将成为国际船舶拥有量第一的大国
2013年4月英国劳氏船级社发表的《全球海洋趋势2030》的报告指出，2030年全球海运货物将从2012的90亿吨翻一番到180亿吨。中国将继续是最大的海运货物进出口国，并将拉大和其他国家的差距，2030年将占世界海运货总量的25%（目前是10%）。在船方面，2030年时世界船队也将比现在大一倍，总吨位将从现在的15.2亿载重吨变成30多亿载重吨，这将会带来大量的航运碳排放量。通过市场机制减少将大幅增长的碳排放量，实现绿色航运为我国航运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我国航运碳市场价值
根据灰色预测模型的构建Gm（1，1）模型，
方程的展开形式为：
构造矩阵
则上面方程的矩阵形式为Y+BU
以此建立我国水运与远洋货运周转量预测模型，并根据2000―2012年的数据资料，按照灰色模型预测法的具体步骤，得到水运货物周转量预测模型为：
并根据上述模型求得和还原公式得到2000―2012年的预测数据。我国对碳排放的计量中，中远集团中远集运碳排放计算器①的国际远洋航行船舶碳排放计算总量工具比较客观权威。远洋运输的单位周转量碳排放量为58.92千克/万吨公里。另外，根据水路运输业相关船舶单位周转量碳排放量（表2）和我国不同船舶船型及其在水运中的占比（表3）预测2013―2050年我国航运碳市场碳排放量。
最后，根据我国5大碳交易市场的数据，我国2013年碳交易市场平均价值为55.9元，②据此，我们以2013年的碳交易价格为基数，并以碳交易价格每年增长3%、5%、10%的增长速度，计算和汇总预测得到2013―2050我国水运碳排放市场交易价值预测数值，见表4。
可见，我国航运碳交易市场巨大，大有可为。
三、建立航运碳减排市场的对策建议
要建立上海航运碳交易市场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措施配套解决。
1.制定上海市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制定对污染物必须实施总量控制或者建立明确的信用减排制度。航运碳减排交易的实施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必须有硬件技术和软件管理作为基础支撑条件。
2.确定航运碳减排的范围。包括边界确定，核算方法、量化办法、数据获取方法、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法的制定，相关参数获取的确定，监测方法、监测计划和监测实施要求的制定等。
3.对污染物实施排放总量控制。一是通过总量控制来明确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使环境资源具备成为经济物品的基本条件；二是通过总量控制来明确企业允许使用的环境资源额度，从而为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的运作提供条件。根据美国的经验，建立一个有效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碳减排交易市场，许可的每年污染物排放总量通常需要在400万吨或者400万个排放配额以上。
4.建立公平公正的总量分配体系。排污指标分配为航运碳减排交易机制的一级市场，其政策目标是落实排放总量目标，公平地分配初始排污权，其核心问题是指标分配的公平，这也是形成具备活力的二级市场的基本条件。
5.具有明晰的污染源排放清单。体现数据的准确性、精确度、完整性。因此，必须进行系统的污染源调查工作。
6.具备准确连续计量的监督条件。衡量排污交易方法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否适用时，决策者应该考虑在航运碳减排交易计划所覆盖的区域，污染源排放量的计量数据是否足够准确和连续。
7.建立航运碳减排交易的两个市场。一是具备基于公平目标的排污指标分配交易机制的一级市场；二是基于效率目标的资源配置二级市场。其交易机制包括账户类型、账户管理、交易主体、结算、登记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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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的必要性篇7
1碳市场建设情况
我国碳市场的建设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与建设阶段，时间为2015-2016年，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正在启动碳市场的建立；第二阶段为试运行与逐步完善阶段，时间是2017-2019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将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碳市场；第三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时间是2020年以后，在这一阶段，将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对接。目前，中国已经在七个省市全面启动了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由于七个试点横跨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全国各地方经济差距相对明显相差显著，制度设计能够展现出各区域的特点。深圳设计制度指导目标是市场化，湖北的重点是市场能否有活力生机，北京和上海重视履约管理，而广东的重点则是一级市场，重庆企业配额自主申报的配发模式形式。各个试点碳交易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截至2016年9月，试点的碳市场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达到了1.2亿t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32亿人民币[1]。
2碳市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2]2.1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巴黎协定以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于碳减排指标的分配存在很多博弈点，碳排放总量的确定以及怎样分配主要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2030年达峰的目标具体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目前还没有制定准确的方式和方法，总量如何分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如果提前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则经济会受到影响，如果过于宽松则2030年达峰目标实现成问题。各个地方的本底条件不同，碳排放的控制难易程度也不同，这就需要政府来宏观的对碳排放的总额进行合理科学的分配，才能够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达到碳排放控制的目标。2.2碳市场产品价格随高耗能市场发展影响。碳市场中“碳”是一种虚拟物品，其价格是由卖卖双方的供需量来决定的，目前控排企业大多都是高耗能、高环境污染的大型企业，电力、供热、工业制造企业类型的大型企业居多，这些企业的排放往往较多。也就是说碳市场的产品———“碳”是在高耗能大户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一个企业超过了国家的配额，就会找配额多的企业进行购买，以完成任务，这样就使得“碳”的价格随着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而受到波动。在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高的时候，“碳”价就会很高，能源需求少的时候，“碳”价就会很低。2.3碳市场交易体系具有封闭性。从国际上碳市场交易体系的现状以及我国碳交易试点城市的现状来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每个地区的试点是相互独立的，各地有各自的办法以及市场交易价格。七个试点城市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所，各自安排各自区域进行碳排放交易，如湖北、重庆等地方还限定了只能本地的碳进行交易，这就使得碳市场的主体之间各自独立。众所周知，市场只有开放和具有竞争才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而目前相对封闭的市场是形不成成熟的碳市场，这对碳市场的建立也是一种挑战。
3推动碳市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要建立成熟的碳市场，必须在总量的设置、配额的分配以及市场交易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3]。3.1总量配置设计事后调整机制。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具有不确定性，所以，碳市场建设在总量的设置上要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减排的目标，建立总量配置的事后调整机制。要考虑各个地区之间的本地条件的差异，根据各个地区的条件进行总量设置，除此之外，还应当在不同的行业进行碳排放情况分析，对其未来的排放情况进行预测，设置配额。最后，事先对三到五年的减排周期的总量配额进行设计，并制定相应的调节措施，保证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3.2配额分配行业差别化。首先，碳市场初期配额分配应以免费分配为主，随着碳市场发展逐步提高拍卖比例。政府拍卖应允许投资机构者参与竞拍，充分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提高市场流动性，形成有效的碳价格，利于企业减排决策。其次，配额分配应重点考虑企业的历史情况，同时应将企业先期减排绩效纳入考虑，以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并按照就近原则实行滚动基期，以使配额尽可能接近当期实际排放，避免配额过渡短缺或过度超发。最后，规定交易过的配额可以储存，有利于促进碳市场流动性。3.3建立资源碳减排项目抵消机制。首先，考虑到自愿碳减排项目（CCeR）对碳市场供求关系的冲击，CCeR抵消比例不宜过高，应控制在5%～10%的范围内。其次，考虑地区差异，适度扩大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CCeR抵消比例。再次，需考虑CCeR项目的时间限制，避免早期CCeR减排量充斥碳市场。最后，考虑环境友好性和CCeR整体供给情况，限制用于抵消的CCeR的项目类型，例如水电项目，同时，丰富抵消机制中减排量的来源种类，探索CCeR需求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林业碳汇项目，也可将节能项目碳减排量纳入抵消项目。3.4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流动性。前文提到，碳交易市场目前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合理的价格的形成必须是建立在市场的流动性的基础上的，因此，应当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流动性，引导企业提高减排效率。如果市场还是封闭的，那么就会出现有的企业想要卖碳配额但是卖不出去，有的企业想买买不到，或者价格过高很多企业宁愿超标排放受到处罚，如果价格过低，企业就觉得没必要进行碳减排来省配额了。提高碳市场流动性的措施，必须将碳配额总量进行严格的把关，市场的参与者多元化，企业可以参与、居民也可以参与，并且可以将碳交易的产品转化成多种类型的交易品，可以以期货、绿色基金的形式进行交易，碳市场的起步价格要制定的合理、适中，碳减排的政策要制定的有力度，对企业进行培训，并且对违约的企业进行重罚。
作者:张丽丽单位: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参考文献：
[1]潘家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8).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8
abstract:throughquantityingthepublicbuildingcarbonemissions,publicbuildingscarbonauditistoformulatethecorrespondingmitigationmeasure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lowcarbonpublicbuilding.agoodoperationmodeistheguaranteeofimplementationofcarbonauditsystem.thisarticlemainlycarriesontherelatedresearchoftheoperationmodeofpublicbuildingcarbonauditingsystem.
关键词：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运行模式；实施架构
Keywords:publicbuilding；carbonauditsystem；operationmode；implementationarchitecture
中图分类号：tU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86-03
0引言
公共建筑碳审计通过量化的方法确定公共建筑的碳排放状况，是指针对已建成使用的公共建筑，对其一定时间段的碳排放进行测算，核算公共建筑日常运作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量，审核公共建筑的碳排放管理状况，从而使公共建筑达到节能减排目的。运行模式是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运行的保障。
1公共建筑碳审计的运行体系
公共建筑碳审计的运行体系是指制度运行的载体，是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各参与方通过审计活动而建立的关系系统。运行体系在识别制度中各项要素的同时，理清了各项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根据传统的审计模式以及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本身的特点，将其运行体系建立见图1。
在图1中，审计委托人和碳审计客体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整个审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公共建筑碳审计中，这种委托关系可以是社会公众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碳排放权管理委托，也可能是建筑物所有者与其碳排放管理者之间的内部碳排放管理委托等，这些委托关系的存在带来了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必要性。
整个审计活动过程是公共建筑碳审计运行体系的载体。审计活动过程是指审计委托人委托审计人员针对相应的审计内容实施审计活动，并编制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的内容直接作用于审计客体，反应委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在整个过程中，公共建筑碳审计准则和标准化的审计方法作为规制介入，对公共建筑碳审计活动中的相关人员和具体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审计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公共建筑碳审计主体是具体审计行为的执行者，是运行体系的核心，审计主体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行为质量影响着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因而审计准则和审计方法主要的约束对象是建筑物碳审计主体。公共建筑碳审计主体包括国家审计主体、社会审计主体和内部审计主体三类，但在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每类主体在运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发展分为碳排放合法合规性、经济效益性以及碳交易市场成熟三个阶段。公共建筑碳审计的起步阶段，内部审计主体和社会审计主体形式比较少，同时也缺少激励其发展的经济动力。政府审计主体成为建筑物碳审计主体的主导形式，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建筑物碳审计在中国缺少实践的经验，操作风险较大，而政府审计主体所具有的完善的组织体系能够很好的满足要求，并可以承担最初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审计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够保证公共建筑碳审计的顺利实施，推动其在合法合规性方面的发展，使公共建筑碳审计逐渐走上正轨。
随着低碳经济以及碳交易市场化的发展，公共建筑碳审计将从合法合规性逐步转向经济效益性，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将逐步活跃起来，参与到公共建筑碳审计中。此时社会审计作为独立第三方所具有的独立、客观和公正性在公共建筑碳审计中占有巨大优势，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碳交易市场发展成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时，公共建筑碳审计将融入到一般的审计业务中，其发展与制度的完善服从一般审计的规律。政府审计主体、社会审计主体与内部审计主体都得到充分发展，社会审计以其独立客观性主导整个建筑物碳审计，政府审计以其权威性指导建筑物碳审计，同时经济效益的推动将使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使用者或拥有者开始重视建筑物的碳排放管理，针对建筑物碳排放的内部审计主体也充分发展，在建筑物的碳排放管理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的实施架构设计
2.1京都议定书减排模式的借鉴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缔约方的减排量和减排期限做出了具体规定，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实施，截止2010年已有190个缔约方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开始履行其中的义务。目前国际的减排格局基本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其实施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短期内并不要求全球范围内的GHG排放总量减少，以1990年为历史基准线，GHG排放总量是增长的，尤其是非附件一的国家。②局部开展强制减排行动，以欧洲为主要代表的强制减排区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不断完善碳交易及碳金融等相关业务，逐渐以市场的力量推动GHG减排，并在社会中形成了发展低碳的公众和政治压力。③建立履约的灵活机制。为实现发达国家的履约灵活性，《京都议定书》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权交易和联合履约在赋有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中进行，清洁发展机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进行，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率和减排。
2.2我国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发展的思路：目前无法做到全部建筑物实施强制性碳审计的情况下，将公共建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强制实施碳审计的公共建筑；第二类为预备实施碳审计的公共建筑，第三类为剩余的所有公共建筑。对第一类建筑物实施强制性碳审计，通过柔性机制来激励引导制度的实施，并总结经验数据制定公共建筑GHG减排的基准线；在减排基准线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第二类公共建筑开始实施碳审计，同时引入碳税制度推动碳审计的实施，并采取谈判和隐性时间表的方式带动第三类公共建筑的实施，第一二类建筑物实施碳审计带来的优势示范效应将带来公共建筑碳审计实施上的扩张；最后实现所有公共建筑均实施碳审计制度，推动公共建筑节能减排。根据这个思路对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的运行模式设计见图2。
2.2.1阶段一的实施过程公共建筑碳审计实施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无到有的阶段，在现有的环境下强制推行实施，因此选择一部分公共建筑强制实施碳审计，并通过柔性机制确保实施。
在公共建筑基本信息采集时，将公共建筑按照用途分为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文化教育建筑、医疗卫生建筑、体育建筑及通信建筑等。公共建筑碳审计实施过程中涉及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在选定强制实施碳审计的公共建筑时按照其所有者来确定。基于“先动优势”和“辅收益”，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物和政府投资公共建筑作为强制实施碳审计的建筑物。
在阶段一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柔性机制来推动相应建筑物强制实施碳审计。柔性机制又称银行机制，是指在不影响总体减排目标实现的前提下，为增强管制对象履约能力，降低管制体系对管制对象的履约成本以及对管制体系所涉及区域内管制行业的安全性和区域经济的潜在影响而设计的灵活履约机制，柔性机制包括抵消机制、时间性柔性机制和条件性柔性机制。
柔性机制的首要机制是抵消机制，也就是允许实施碳汇项目抵消GHG排放。在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实施过程中，允许建筑物所有者通过实施植树造林创造碳汇来抵消被审计建筑物的GHG排放，这一方面减少了被审计建筑物实施碳审计的压力，另一方也通过该引导措施激励对环境的改善；时间性柔性机制体现在公共建筑碳审计实施的时间以及对减排额度赋予的价值并不随时间而消失。所以在公共建筑碳审计初步实施阶段并不对所有建筑物强制实施，另一方柔性机制允许公共建筑在GHG减排过程中产生的超额减排量存储，并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使用。时间性柔性机制可以通过创造经济利益激励公共建筑实施碳审计；条件性柔性机制主要考虑设置针对公共建筑的排放权配额储备库，以灵活处理被审计建筑物的排放额度配置。
2.2.2阶段二的实施过程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及投资公共建筑预备实施碳审计。这一部分预备实施碳审计的建筑物同样基于先动优势选择政府有控制力的建筑物，以增强执行能力，并进一步借助实践经验完善碳审计实施方法以及减排基准线，以为后期的排放配额设置做好准备。在阶段二将更多公共建筑纳入碳审计实施框架的同时对所有公共建筑实施碳税政策。
第二阶段的实施过程中，引入针对所有公共建筑的碳税制度，推动公共建筑的GHG减排。碳税的税基一般有两种，一种以建筑物的GHG排放量为基数；另一种以建筑物消耗能源的碳含量为基数。已实施碳审计的公共建筑由于具有GHG排放数据，可以以GHG排放量为碳税税基，并确定相应的税率；对还没实施碳审计的公共建筑以所消耗能源的碳含量为税基征收碳税，并实施差别税率。通过该途径引导公共建筑主动实施碳审计，并促进公共建筑节能减排。通过碳税制度所征收的税款用来实施建筑物节能技术研究以及奖励GHG减排。
2.2.3阶段三的实施过程在阶段三要对所有公共建筑实施碳审计，承担共同的减排责任，并引入惩罚机制规范公共建筑GHG排放以及保障碳审计实施的效果性。
经过阶段一和阶段二后，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实施准则、实施技术方法都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公共建筑排放基准线以及排放配额也能够科学地确定，此时要在所有公共建筑中推行碳审计，对所有的公共建筑GHG排放量进行核算，审核其排放量是否在排放基准线之下或是分配的定额之内，推动所有公共建筑承担共同的减排责任。
当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完善后，要依据审核结果引入惩罚机制，对排放量未达标公共建筑所有者进行惩罚，确保碳审计的实施效果。GHG减排的惩罚机制一般包括补偿、罚款和其他措施。补偿是指在下一个审计周期补偿该审计周期超出的排放量，意味着被审计建筑物若在当期超过了排放基准线，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减排或实施碳汇项目弥补配额亏空；罚款是指对审计当期超出排放基准线的建筑物所有者实施相应的罚款，督促其进行改进使排放量达标，该罚款一般也应用于建筑物减排或碳汇项目；其他措施包括其他行政经济措施等。
3建筑物碳审计制度的运行保障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气候变化是典型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叠加的结果。若想校正这种失灵，就必须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把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碳排放变成稀缺性商品，并使它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从而以市场手段推动减排的实施。因此，碳交易是实现GHG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目前各国应对GHG减排的基本手段。
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基础是碳核算及相关的碳审计，碳审计与碳交易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碳审计确定了排放量的多少及排放量配额，碳交易市场则是对排放量配额进行交易，即碳排放量高的单位要拿出一部分经济效益对环境进行补偿；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碳审计发展，因为市场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必将引导更多的组织和个体参与市场交易，而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便是碳审计；同时碳审计的审核鉴证作用又可以规范经济活动，促进交易诚信的建设。
公共建筑通过碳审计审核鉴证的节省的碳排放量可以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建筑物所有者即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此时就实现了以市场的手段引导建筑物所有者进行碳审计活动，碳交易制度促进了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实施。公共建筑碳审计对建筑物排放量的核算以及鉴证作用也是实施碳交易的前提，因此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实施要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相结合，通过交易制度推动公共建筑碳审计的实施，同时借助公共建筑碳审计保证市场交易秩序。
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同样是在特定的审计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其产生源于大环境的GHG减排压力，但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仍缺少良好审计实施环境的推动。要实现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的良性发展，必须加强审计环境建设，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法律社会环境等方面，构建良好的审计环境。
4结语
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是推动公共建筑在使用阶段节能减排的重要制度，运行模式是公共建筑碳审计制度的推行模式、实施过程和保障。通过合理运行模式的设计可以推动公共建筑碳审计在中国的实施，推动公共建筑的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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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的必要性篇9
关键词：建筑施工；碳排；节能；环保；规划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
1建筑施工阶段碳排分析
1.1施工阶段碳排的来源
在建筑施工阶段碳排的来源有很多：直接排放，如燃料的燃烧；间接排放，比如电力及蒸汽的使用；其他间接排放，即含碳物质通过其他途径排放出来。在建筑施工时，往往由于器械、仪器的不当使用所导致的碳排增加是相当普遍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的不当等因素也会导致碳排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完全地杜绝碳排是不可能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碳的排放数量才是合理的。
1.2节能减排的意识薄弱
在建筑施工阶段，之所以会产生很严重的碳排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节能减排的意识薄弱所造成的。对于建筑施工者而言，他们最关注的是建筑设施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于材料的浪费现象和碳排现象不太关注。缺乏起码的意识就很难把节能减排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往往会造成一味追求速度的局面，无法真正地以建筑施工为根本，缺乏责任感。这样就容易造成施工阶段的材料浪费，必然会造成很严重的碳排现象。
1.3建筑设计不合理导致的碳排增加
建筑设计的不合理是造成碳排增加的根本来源，建筑设计总体规划不到位往往会造成建筑施工的效率低、步骤的错乱、目的性差的现象。这样缺乏正确的建筑设计方向就会造成碳排的增加，所以可以说建筑设计总体规划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碳排量的多少，也关系到建筑施工的质量。只有健全相关的建筑设计规划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影响建筑施工阶段碳排量的因素
2.1总体建筑规划
缺乏统一、明确的建筑设计规划是造成碳排的根源所在，要关注建筑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建筑的朝向、采光、外窗的气密性和可开启窗面积、通风以及绿化等因素，把整个建筑设计的布局进行整体的规划是很重要的。一个合理、明确的规划往往会顺利地实现整个工程的目标，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样直接影响到工程的碳排数量。然而，现今的建筑施工往往都是走一步说一步，每天的工作目的都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的规划，这就导致施工团队纪律性不够严明，碳排增加是常有的现象。
2.2施工材料的控制
在很多的建筑团队，施工材料的控制不到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施工材料控制不好就很容易造成碳排的增加。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施工材料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了碳排数量的多少。比如墙体隔热材料、门窗材料、外墙装饰材料、隔热材料等等，对其数量和质量都要有明确和严格的控制。在这些材料的使用前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对其性能、抗腐蚀效果、规格、品种等要进行检测。要选择质量上乘的建筑材料，才能够减少材料的损耗，进而减少含碳物质的排放。
2.3施工的工序
建筑工序是建筑施工阶段应考虑到的问题，所谓的建筑工序不仅仅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施工，更要保证严格地按照相关的设计要求和相关规范进行施工，对每个步骤进行严格地控制。墙体砌筑、门窗安装、外墙抹灰及贴面施工、屋面施工、通风与空调节能施工等各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要把每一个工作步骤都严格地控制好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建筑施工的节能减排。把每个步骤严格地做到位，比如从材料选择—材料进场—材料报验—现场抽样送检—送检合格等，一系列的步骤其实都是紧紧相连的，施工的工序对于整个施工阶段是至关重要的。
3如何做到建筑施工阶段的节能减排
3.1增强节能减排的意识
增强建筑施工阶段的节能减排首先要增强节能减排的意识。对于建筑施工人员来说，过分的含碳物质的排放、呼入大量的含碳气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会浪费大量的材料。节能减排是我国社会发展需要长期遵守的方略，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所在。善于通过节能减排的倡导来进行自我约束，节能减排，从我做起，把这些要求一点一滴地落实到具体的施工建设之中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含碳物质的排放，提高建筑实施的质量。
3.2制定建筑规划，按照顺序进行施工
在建筑施工阶段要把建筑规划完全地统一起来，站在一个高度进行建筑的统一战略规划，建筑节能、环保及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设计、施工材料、施工工序以及整个工程的检测和验收，都要严格地按照要求来执行。在验收阶段必须要严格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进行施工，按照进场验收、进场复验、见证取样送检、现场检验和验收的步骤来进行，提高验收的效果和精准度。完整的战略设计规划是做好工程的前提和根本，也是检查一个团队时候合格的标准，也决定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3.3管理者加强管理和监督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整个建筑施工阶段是至关重要的，要严格地对管理费用支出进行权衡和管理，厉行节约，同时要建立相关的节能减排倡导激励机制，以此来约束施工的资源浪费现象。作为领导要起到带头表率作用，减少费用支出，把浪费资源纳入团队的考核机制中去。组织领导团队工作，下设相关的小组进行督促和管理，这样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来控制碳排数量，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减排。同时要以节约型的工程为榜样，号召大家学习，这样对于项目成本的减少有很大的帮助，必然能够对于节能减排进行严格有效的控制。
4结语
碳排控制是建筑施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想要有效地进行碳排的控制，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认清碳排的来源，分析影响碳排的因素，进而进行合理的管理和控制。增强建筑施工的节能减排意识，制定建筑规划，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施工，同时相关的管理者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碳排控制。
参考文献
[1]伍晏、周以大：低碳经济与建筑施工新技术的推广应用[J]；《建筑施工》；2008.（11）
[2]袁莹：建筑施工中的节能减排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23）
[3]李策：建筑施工中的节能减排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24）
碳减排的必要性篇10
一、企业碳排放会计存在不确定性的表现
（一）碳排放过程存在的不确定性碳排放会计主要是对企业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反映，然而，企业的碳排放过程本身就是难以精确控制的，存在着不确定性问题。首先，碳化气体是动态运动的，难以进行精确计量，即使从技术上实现了精确计量，成本也非常高；其次，碳化气体是不断扩散和流动的，企业难以将其自身产生的碳化气体与外界产生的碳化气体完全区分开来，碳排放会计也难以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因而，从碳排放过程本身来看，碳排放会计面临着不确定性。
（二）碳排放会计报告内容与计量方式面临的不确定性碳排放会计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环境会计分支，不论是其会计理论还是会计实务都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碳排放会计的报告内容和计量方式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碳排放会计的报告内容应该是对企业碳排放情况的披露。但是，碳排放量是否为资产或者负债，应采用哪种计量属性对其计量？这些都是问题。
二、企业碳排放会计不确定性问题出现的因素
（一）宏观维度具体包括：一是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是导致碳排放会计存在不确定性问题的首要宏观因素。目前，国家政策号召企业减少碳排放量，也从法律法规、优惠政策等方面出台了具体措施推动企业实现节能减排。这些政策的导向都给碳排放会计带来了不确定性。二是行业因素。行业特征也是影响碳排放会计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宏观因素。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实际情况差异非常明显，例如水泥行业、钢铁行业等制造行业，由于生产需要，碳排放总量必然大于金融行业、it行业，这是由行业特征决定的，也为碳排放会计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碳排放会计也应具备行业特殊性，制定行业标准。
（二）微观因素企业是碳排放的主体，企业的发展战略、资源构成不同，碳排放量也明显不同。（1）发展战略因素。碳排放会计实施于企业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理念——战略——实施的过程。在第一阶段，企业管理层认识和理解低碳经济的内涵，建立起低碳经营的理念；在第二阶段，企业制定低碳经营的战略，对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外部公关、产品和服务定位、生产管理进行改造或重新定义；第三阶段是低碳经营战略的实施阶段，各个职能部门通过分工和沟通合作实现战略目标。研发部门致力于对产品和服务的性能进行改造，生产部门在生产中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市场营销部门充分了解市场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并抢占目标市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强化企业的低碳文化等。通过这种对战略的有效分解和合作，提高企业在低碳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低碳经营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涉及到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低碳市场的变动，因此，企业的战略目标可能会随着环境进行调整，也会给碳排放会计带来不确定性。（2）资源限制因素。企业的经营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企业实现低碳经营战略的过程也是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包括厂房、原材料等有形资源，专利技术、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源和组织资源。碳排放会计在核算过程中也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的计量，对厂房、原材料等有形资源的计量可以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然而，企业所拥有的企业文化、在低碳市场的顾客资源以及企业的组织资源等无形资源则很难精确计量，这就给碳排放会计带来了计量上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