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研究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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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研究；传承研究；生态研究
中图分类号：J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009-02
一、戏曲是“非遗”保护的重点对象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地区的政府组织以及社会成员都越来越重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保护措施的实施，都体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中国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中国也积极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中，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四批“非遗”名录，涵盖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千余项。
戏曲是“非遗”名录中的重要一类，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对象。对于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正式提出、确定之前，对于戏曲类“非遗”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对民间艺术、传统艺术的挖掘和整理，当时虽未有明确的“非遗”概念，但实际上做了大量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正式确定之后，从国际到国内，都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上了日程，姆律、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保护。昆曲、粤剧、藏戏、京剧入选联合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到数百种地方戏曲。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重视，也促进了戏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方法上，更多地运用人类学、民俗学所普遍采用的田野调查法。该方法的运用，打开了戏曲研究的视野，取得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其二，在对象上，更多地关注民族、民间的戏曲活动、戏曲剧种。其三，在理论上，更加重视民间戏曲、小剧种的文化意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戏曲。
二、“非遗”概念提出之前戏曲的保护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包括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其坚持开展田野调查，对戏曲等传统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戏曲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如刘念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福建、浙江等地做了深入考察，阅读和整理了大量的福建莆仙戏、梨园戏的剧本。在此基础上，于1962年完成了《南戏新证》的初稿，其后又五次赴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对初稿进行了修订，并于1986年正式出版。通过实证考察，刘念兹在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中发现了大量的宋元南戏的遗存。《南戏新证》虽为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但是却为东南沿海一带的传统剧种，如莆仙戏、梨园戏、潮剧等剧种的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1960年，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成立，对莆仙戏、梨园戏做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发现和整理民间写本、抄本等重要剧本五千多册，抢救了一批珍贵的文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省市都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对传统剧目做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并以丛书的形式，陆续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剧本。例如在京剧剧本整理方面，《京剧丛刊》共出版50辑，收录当时比较流行的京剧剧本160余部。1957年开始出版的京剧传统剧本集《京剧汇编》，共109辑，收录了近五百部京剧剧本，其中很多都是当时艺人、票友和藏家的私藏本，极为重要。《京剧汇编》和《京剧丛刊》是继“戏考”之后，对京剧剧目进行的极为重要的整理和挖掘。此外，各地方戏曲剧种的剧本也陆续整理出版，如1959年《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开始出版，该丛书收录了流行于湖北境内的汉剧、楚剧、南剧、东路花鼓等多个剧种的剧本数百部，而且所收录的剧本主要是原本，在内容上未做大的改动，非常珍贵。
进入新时期，对传统戏曲的挖掘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特别是《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对各省市剧种做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中国戏曲志》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口述等方式，收集到了大量的剧种研究资料。例如《楚剧志资料汇编》①，就是在《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编写过程中，编写小组通过走访大量的楚剧艺人、民间艺人，编辑而成的一本楚剧史料，这对地方戏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之前，对于戏曲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集中于剧本、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上，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三、“非遗”概念的提出为戏曲研究提供了宽阔的理论视野
199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杰作宣言》提出“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后将这一概念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正式确定。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机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以及相关场所。”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统一的、具体的、明确的阶段。
首先，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的重要准则和目的之一。同样，戏曲艺术品种的多样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地方小剧种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此外，除了汉族丰富多彩的戏曲剧种外，戏曲学者们也意识到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重要性。
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研究，一直是戏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推动下，这部分研究工作也在逐渐进行。刘文峰在《论戏曲的多样性》一文中谈到：“戏曲的多样性是由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历史背景决定的，中国戏曲除了汉族的戏曲剧种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如藏族的藏剧，壮族的壮剧，侗族的侗剧，苗族的苗剧，傣族的傣剧，彝族的彝剧，蒙古族的蒙古剧，维吾尔族的维吾尔剧，朝鲜族的唱剧，等等。这些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他们又与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有着久远和密切的交流，受内地戏曲文化的影响，这些民族相继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戏曲文化，为多民族多品种的中华戏曲文化做出了贡献。”②
由王文章任主编，刘文峰、李悦任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史》，对藏戏、壮剧、白剧、傣剧、彝剧、侗戏等多个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任何一种民族戏曲，绝不会孤立、封闭地自我发展，它总要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戏曲艺术产生交流，从中吸收、借鉴术精华以丰富、充实自己，这是各地、各民族戏曲发展的规律性现象”③，认为戏曲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针对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现状，提出了“继承与借鉴”“民族化”“多元发展走向”的保护与发展方针。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确立之后，给戏曲研究提供了更宽阔的理论视野、更多的理论话语，深化了戏曲理论研究。戏曲的基本特征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戏曲传承的问题、戏曲的文化生态问题等都得到了关注。宋俊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中指出，“认识戏曲在传承、形态、价值和生态诸方面的非物质特征，将为今后的戏曲研究开辟新的路向。”④
将戏曲这一重要的“非遗”项目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也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具体化，使其更具有针对性，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传承，如何应对当前非遗传承中的问题，如何解决好传承问题，也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比如陈默耘的《昆曲曲社研究――以传承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个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以昆曲的传承为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张朗的《安庆市黄梅戏的传承与保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专门研究黄梅戏的传承与保护的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空间、文化空间的关系，针对文化空间的研究也是热点，如田东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保护研究――以环县道情皮影为例》（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等。此外，还有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戏曲剧种展开调查研究的，如李虎的《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洪山戏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戏曲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作家作品研究和文本文献研究，戏曲的传承问题、活态问题、文化生态、文化空间问题，都成为了戏曲研究的重点。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多、项目多，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只有对其中不同的类别进行分门别类的个案研究，才能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总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必然会持续下去，与之相伴的戏曲研究，前景亦是十分广阔。
注释：
①武汉市楚剧团艺术研究室编.楚剧志资料汇编[m].藏武汉图书馆.
②刘文峰.论戏曲的多样性[J].艺术学界，2009（1）.
③王文章.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9.
④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J].文艺研究，2007（2）.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研究篇3
Keywords：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model；authenticity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24-03
0引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遗公约》，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概念，学术界开始了对非遗各方面的研究。非遗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到非遗的理论研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利用。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旅游开发利用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十年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众多学者对非遗旅游的保护与传承、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文章选择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为检索项进行主题检索，以2006年到2015年为时间节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318篇，其中期刊共150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章共375篇，博硕论文共482篇。
1.2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37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章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提取词频高于5的20个关键词运用UCinet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结果如图1。
通过图1分析可以看出，非遗、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开发、旅游资源的连线较密集，即对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开发模式、旅游价值、原真性、旅游的保护与开发以及传承上。
2非遗旅游的研究内容
2.1非遗保护与旅游研究
关于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非遗原真性的保护问题是众多学者最关注的方面。马育倩、左晓丽[1]认为非遗和旅游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发展旅游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要注重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并且提出了“前台―后台”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创新非遗的舞台表演形式，又要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徐茜[2]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提出了火把节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具体策略，突出了旅游专业人员、原住民与当地政府在火把节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的作用。雷蓉、胡北明[3]从保护和传承的视角分析了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及对非遗保护的作用，他提出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提供保护资金、为其发展提供生存空间、为其传承提供群众基础，同时还可以提升遗产旅游地的品牌与价值。顾金孚、王显成[4]提出了保护性旅游开发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提出要科学规划非遗，合理分区，分类保护。适度引进高科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赵悦、石美玉[5]通过分析非遗的价值和多种保护途径，提出了对非遗的保护性开发对策，并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以解决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华春霞、贾鸿雁[6]从旅游系统的三大主体即旅游者、旅游资源和旅游业三个方面论述了非遗开发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旅游开发对非遗的保护意义。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开发措施。邓小燕运用了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既注重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又强调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自身的体验。通过建构非遗原真性模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指出理解原真性的概念要从动态和互动的角度出发，理解其是动态的复杂过程[7]。通过构建非遗原真性模型来分析非遗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和动态关系可以直观的为非遗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指导方法。贾鸿雁[8]指出要实现非遗旅游的保护性开发，需要建立行政机制、经济机制、规划机制、教育科研机制、法制机制共同组成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遗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高新技术对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作用。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和破坏。
2.2非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非遗的开发，众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总体来说，非遗的开发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静态开发模式，即静态的展示方式，包括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活态开发模式，即包括大型舞台剧、生态博物馆、民俗村、文化村、情景体验等反方式；商品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是通过纪念品、工艺品等形式来凸显非遗的特色；综合旅游开发模式，将非遗的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组合开发，通过旅游资源的异质性特点来吸引旅游者。此外，阚如良[9]等提出了主题村落再造的开发模式，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主要通过活化传承的方式，突出文化旅游的功能，并采取集聚开发的手段形成生态文化博物村落，为传统的手工技艺类的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
雷蓉、胡北明[10]根据我国非遗的分类将其分为六大类，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提出了各自有针对性的开发对策，为非遗的旅游开发提出了具体的开发模式。为其他非遗的开发也提供了很好地借鉴意义。
非遗的旅游开发模式已经初具模型，可以为各种非遗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在借鉴各种开发模式的过程中，要注重非遗的原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2.3非遗旅游评价研究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评价包括适宜性评价、价值评价、开发潜力评估等方面。
肖刚等[11]指出非遗的旅游价值包括文化、审美、教育、科考、经济和历史价值。尹华光[12]等通过调查问卷提出了非遗旅游开发潜力评估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利益相关者、旅游产品开发、遗产本身价值、遗产承载力共4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顾金孚、王显成对非遗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遗产旅游开发价值、遗产生态敏感度[13]等5个指标构建了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等级分类。
2.4非遗旅游多主体的研究
随着对非遗旅游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对非遗旅游进行研究。
虞阳、戴其文[14]从游客的角度来分析桂林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通过对旅游对桂林非遗旅游和旅游产品的偏好，发现旅游者对传统音乐类非遗很感兴趣，其次是传统舞蹈类。并且得出了旅游者最喜欢的非遗旅游产品是主题公园的结论；游客基本上认同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并对以上几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这些理论分析为桂林非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积极地指导意义。
王红宝、谷立霞[15]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分析了非遗的旅游开发问题。文中突出了非遗的原真性和活态性的特点，构建了旅游体验与非遗旅游开发的关系模型，强调非遗是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体验进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遗的有效途径。作者提出了基于旅游体验的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更加关注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且要深入挖掘非遗的活态性。
周丽洁、易伟新[16]从消费者响应的角度来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消费者响应实质上是指消费者对非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反映效果，及消费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共鸣，使旅游者达到满意的体验效果。消费者响应重在强调旅游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效果。作者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响应的措施，即挖掘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原真性，增加体验性，关注消费者需求，注重非遗的教育和当地居民的参与性。作者从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因素入手，为提高旅游者体验满意度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邓小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探讨社区参与的非遗旅游开发。社区参与的研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区旅游是以社区为依托的旅游方式，“社区+旅游”是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17]。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保护非遗的生存空间，可以凸显传承主题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当下非遗旅游开发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朱晗、赵荣[18]运用Rmp理论以济南市为例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做出了研究。作者通过对济南市非遗的旅游开发资源（R）、旅游开发市场（m）以及旅游开发产品（p）的分析，得出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开发措施。
秦美玉[19]从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方面入手，以西昌彝族火把节为例，分写了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对非遗旅游开发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SpSS分析法对问卷中的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缘条件差异导致火把节遗产发源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对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保护性开发关系、开发模式的研究，对于不同主体和不同角度以及运用新理论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研究更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以期促进非遗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从消费者响应、旅游体验、社区参与、旅游者感知、旅游体验、旅游者、传承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等多角度研究非遗的旅游开发可以更好地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结论
3.1非遗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关系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旅游开发是对非遗的一种保护途径，有针对性地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保护提供需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增强群众保护非遗的意识，为非遗提供发展空间，促进非遗的传承。非遗保护的重点是要保留非遗的原真性。如何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使非遗处于原生态环境，需要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3.2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多样化
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多种非遗综合开发，一类是按照非遗的分类进行个体开发。如表1、表2。
3.3研究主体的多样性
学者从多个主体角度研究非遗旅游。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非遗旅游开发的价值与应用。如表3。
3.4非遗旅游价值评价是基础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是非遗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非遗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否具备旅游价值是决定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非遗价值评价指标的选择也是决定非遗旅游价值的关键。
非遗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03-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截至2011年，中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京剧、中医针灸、皮影戏等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麦西热甫等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概念，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把人类的文化分成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概念。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人物质能力和物质利益。那么，非物质文化概念的界定就正好相反，就可以说非物质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人的精神和观念能力及观念利益。这样的概念表述应该更为细致一些，但仅此已经足以表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了。
二、综合类高校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中起的作用
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文理科发展也比较均衡，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一）综合类高校中的师生有较强的知识敏感性
综合类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的聚集地。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对于文化价值的判断能力都要高于社会其他阶层。
（二）综合类高校中学术理论研究具有优势
综合类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大都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辩能力，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上显示出很强的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进行一般的挖掘整理等基础工作，而且还要对被保护对象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要探索其特性、价值和传承规律等。非物质文化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综合类高校的优势所在。
（三）综合类高校具有较高层次的人才队伍
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众多，涉及到所有人文社科。综合类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各学科均有专业人才，便于组建团队，发挥群体优势。在综合类高校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培养人才。当他们走向社会后，就极有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者和力行者。再者，综合类高校的世俗化程度较低，利益冲突较少，可以以中立的身份客观公正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在遗产保护项目的申报和传承人的确定上。这是综合类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一得天独厚的优势。
（四）综合类高校具有宣传和交流的优势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各缔约国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应使公众了解这种遗产所面临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各种活动。综合类高校是文化信息中心，它设有报告厅、展览厅、礼堂、广场等文化场所及相应的设施，可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展示、汇演、交流等活动。通过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提高全民族的保护意识。综合类高校一贯特别重视学术交流。通过学术交流平台，可以把某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全国的视野内进行对比考量，可以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全世界的视野内进行比较研究，充分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三、综合类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社会各个方面一同努力，而作为学术、教育中心的综合类高校就要负起这方面的责任。
（一）树立综合类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首先，在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综合类高校党群机关、行政机构应明确其基本态度——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需要综合类高校的参与。综合类高校应当拿出积极、理性的姿态来迎接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信息传播和知识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履行社会职责；其次，综合类高校要坚持“因地制宜、传承发展”的基本方法，综合类高校是高等教育文化综合实力的代表，综合类高校既具普遍性也具特殊性。这就意味着综合类高校要在全面考虑地理区域、文化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将学校的办学特色、优势资源与非物质文化的地域性特点相结合，因地制宜、因力制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在注重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形式进行创新，使之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好地做到“传承发展”，努力营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社会土壤。
（二）逐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校园”活动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校园”活动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校园文化氛围的过程，创造良好的非物质文化校园氛围是推进保护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综合类高校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形式。综合类高校在推进活动进程中，首先要充分了解综合类高校人群对非物质文化的认知现状和选择倾向，确定当前综合类高校面临的实际情况，如本校的学科特点和软硬件条件、本校的人群（包括：学生、教师及相关党群、行政工作人员）对非物质文化的认知情况等；其次，综合类高校要依据调查研究结论制定系统的可行性措施，综合类高校应立足传承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健康文化，创造丰富新颖的活动方式，努力增强活动的广泛性、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最后，综合类高校要将活动进行推进和整合，由浅入深，增强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将已经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讲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会、知识竞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调研活动进行重新整合，拓宽覆盖范围，形成“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月”活动，并常年开展。
（三）发挥“两馆两库”的作用，保存和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繁多，无论是各种录音、录像、摄像、摄影、文字资料等，还是工具、器具、工艺品等实物资料，都需要保护。因此，充分发挥综合类高校已有的档案馆、图书馆以及现代化的信息网络设备的作用十分必要。综合类高校在运用传统手段和工具进行资料搜集的同时，应着力于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设施保存成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进行系统化的记录、保存。其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整理和保存的过程中，还应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信息的共享，综合类高校之间应建立起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交流平台，将每个学校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信息整合起来，并对一部分可以进行共享的资料实现交际间、平台间的共享。可从三步出发，首先在市级范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然后向省、区域逐渐推进，通过市、省、区域三级逐步扩大共享的范围，最终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综合类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平台。
（四）有针对性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的重要途径。在非物质文化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特定非物质文化项目的现实情况和特定综合类高校的具体特点，使非物质文化的学科建设既符合综合类高校发展的要求，又符合非物质文化自身传承和保护的需要。综合类高校应在现有的课程基础上，结合综合类高校自身特点、明确课程目标、深化教学要求、逐步扩大课程涉及面和深度，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课程开设的长期规划；同时，综合类高校要将此规划与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相结合，由浅入深地对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课程的教授；此外综合类高校还需采用特殊的人才招收方式（如减免学费），定向培养非物质文化专业人才。
（五）建立“综合类高校─政府”双项的交流机制
在综合类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综合类高校与综合类高校、综合类高校与政府、综合类高校与其他组织这类交流机制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现状，笔者建议当前必须建立双项的非物质文化交流机制。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久的、复杂的工作，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持之以恒的合作，共同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高度发展，需要精神文明建设跟上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淡忘，政府亟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让当代人认识和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下一代传承非物质文化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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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乡村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391-01
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不管旅游的内容还是旅游的形式都承载着文化的精神。从这一层面可看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
一、乡村旅游与非遗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即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结合。这种旅游方式具有文化性、地域性、典型性、稀缺性、真实性等特点，牵动效果显著，广泛影响相关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包含民间文学、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民俗等多个种类，这些文化状态一般存在于乡村地区，比如，以北京太平鼓为代表传统舞蹈，以成都面人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等。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深入利用当地文化特色，通过当地的特色文化来吸引消费者前来观光旅游，进而起到增加乡村旅游中文化底蕴的作用，使游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验文化，最终达到乡村旅游和非遗深度结合的目标，实现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继承和保护非遗，同时又通过非遗来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中非遗的利用现状
当前，已经开发利用了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利用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牵头组织策划在传统节假日、艺术节或申遗纪念日进行一系列表演活动，市场生产经营和非遗相关产品，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等方式。尽管当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传承已经取得了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利用率低
现在只有小部分非遗等级高，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其它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率普遍较低，知名度不高，甚至不被外地人所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表演艺术种类大多以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方式存在，利用率较低，一般散布在各乡间村落里，不仅没有和乡村旅游相融合，也没能较好的促进当地文化建设。
2.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
随着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空间产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化活动逐渐离我们远去，无人继承发展，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消失的边缘。比如说，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现在唯一的传人是位于永顺镇盐滩村的已86岁高龄的赵庆福，缺少后人传承发展。并且，依靠漕运儿存在的运河船工号子，如今已失去了载体，没有了生存空间，加上人们对他缺少足够的认识和研究，面临失传。
三、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新的发展创新点，可以提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契机。针对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现状，结合非遗的特色和类别，归纳总结出几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要注意，不同地区应按照当地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灵活选取，选择适当的利用方式。
1.展示与体验方式
非遗的展示与体验利用方式指的是将其进行展示，针对有条件实施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当让游客在现场进行文化体验，最终使游客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来，并且通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为当地旅游业吸引外地游客。对吸引力强、知名度高、级别高并且展示时间非固定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通过建造非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在博物馆展示和非遗有关的物质载体，并在博物馆内进行定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在乡村旅游中适合通过体验来传承的非遗主要包括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和杂技等，这些项目都具有容易体验的特性，游客可以亲自体验学习这些项目，促进文化的传承。
2.旅游商品方式
以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传统技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们的技艺本身不能引起游客的足够兴趣，并不能吸引游客的到来。针对这种类型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利用生产非遗有关的商品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商品化方式指的是把非遗项目中的有关艺术形式经过大规模集中工厂化生产加工制造出来的商品作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乡村游客集中的地方进行销售该商品，达到通过售卖旅游商品来增加当地乡村旅游收入，并且实现在乡村旅游中继承发展非遗文化的目标。
3.旅游节方式
非遗与物质遗产的最大区别是无形性，要使乡村旅游充分利用这种无形的文化，就要一款合适的介质。比如，非遗文化中的民俗就需要凭借乡村旅游中的旅游节来展现起文化形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传播民间文学。另外，展示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名气不高的非遗文化，也需要通过开展旅游节活动进行展示体验，使更多的旅游者了解认识这一非遗文化项目。在旅游旺季，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举办盛大的乡村旅游节，使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机会参与旅游节，感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节活动追溯历史，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体验各地民俗。并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当地百姓的经济收入也不断增加，进而使他们感受到传承文化带来的好处，不断激励他们继续表演民俗，更好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旅游节发展乡村旅游中要注意，举行乡村旅游节活动时不能太片面，非遗文化项目和乡村旅游一定要结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如果不这样，会造成旅游节活动的吸引力减少，前来观光旅游的人较少，达不到定期开展旅游节的条件。
四、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可以实现消费者在旅游时求知识、求不同、求美景和休闲娱乐等各方面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宝贵的文化资源。按照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与创意设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实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有利于做出文化品牌，传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实现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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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云南勐海
基金项目：本文是云南财经大学郗春嫒所承担的教育部课题“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实践与文化变迁”（批号：11YJCZH19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亦是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效。
一、云南勐海县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布朗族是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滇南和滇西南的勐海、景洪、双江、永德、云县、耿马、澜沧和墨江等县市。千百年来，布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布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常用歌舞来欢度隆重的节日。并用各种乐器伴奏，同时还有武术、杂耍来助兴。生活于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的布朗族青年从小就要学唱各种曲调，弹奏各种乐器。布朗山的布朗族的乐曲曲调分为索、宰、甩、缀四种。其特点是甩调激扬抒情；宰调欢快活泼；索调适合唱习俗歌曲，以小三弦伴奏；缀调颂扬民族英雄人物，以及蓬勃向上的新生活，用于盛大歌会中的对唱。领唱者常根据场面即兴便增歌词内容。“布朗弹唱”是布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直抒胸臆，朴实明快，其唱腔圆润委婉，明亮清晰，具有独特的音调韵律，在布朗族地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较高的艺术性，2008年6月，“布朗弹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布朗弹唱”一般为男女对唱场，旋律清甜优美，歌词多反映男女相恋和爱慕之情，大多在劳作之余和喜庆佳节之际男女交往之时进行。男子边弹奏四弦琴边唱，女子唱相应的歌词。近年来，布朗弹唱的歌词内容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有表现社会进步的，也有表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还有表现新人新事的。布朗族男女从青少年起就学唱多种曲调，男子在十多岁时就开始学习弹琴和唱情歌，女子也由母亲和姐姐教唱情歌。
二、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民间，因布朗族没有文字，布朗弹唱传授方法都是靠口传心授，每个村一般只有三五个人会唱会弹，但自2010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大力推广，曼芽村被云南省列为布朗族歌舞之乡，村民岩瓦洛被评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依喃坎、岩应坎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布朗乡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如今，布朗弹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目前，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近几年，总体投入虽然增加，但经费不足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整体投入与实际需要仍不相适应。二是专业人才欠缺，保护体系不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数量不多，知识储备不足，保护体系不全，缺乏单一性、专门性的保护法规和保护机制。三是缺少具有影响力的传承人，传承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承人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若是单靠所传承的技艺谋生，生活将难以维持，很多传承人改行做了别的事情，或是将原本传承的技艺仅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传承人的自然衰老和死亡，也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门类，逐渐走向衰弱、甚至消亡。四是价值取向转变，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等诸多要素的巨大冲击，大量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社会的变迁使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社会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建设
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一代的人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要实施好这项工程，仅有应急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定的机制保障它能够长期有效地开展。
（一）立法保护是基本保障。纵观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立法保护，只有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得到传承和光大。因此，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应该首先从立法抓起。云南省勐海县可以基于国家立法，参考全国各地其它地方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法律法规的，
建立自己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法律系统，为文化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切实加强对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研究尤为重要。
（二）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大力宣传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外提升布朗文化形象，对内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挖掘和开发利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通过媒体的宣传，文化的传播突破了口耳相传的限制，另外也是比人为宣传涉及面更广，更迅捷，更便利。这需要的是媒体和政府的两方面支持和合作，双管齐下，布朗族灿烂的文化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三）设立专项保护经费，加大财政投入。我国目前正在抓紧发展经济，各级政府工作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在文化建设投入过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近期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一定的经费投入和物质保证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想办法广开财源，积极创造条件。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重点补助扶持濒危项目，鼓励社会捐赠，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四）完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与方案，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机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已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制定保护计划。特别是对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或传承人稀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要尽快做好声像录制工作，同时应抓紧时间寻找新的继承人，确保重点项目不因传承人变故而失传。
（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建设。发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价值，对已列入国家、省、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加强管理，提高资助标准，开办传习班，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多措并举，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旅游业、特色加工业、特色演出业、特色餐饮业。积极推动非遗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结合，努力形成布朗特色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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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研究篇7
摘要：收集峨眉武术发展的资料，峨眉武术在成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发展滞后，峨眉武术理论基础、核心人物缺乏，对政府依赖过于强烈，产业化规模狭小，管理方式墨守成规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峨眉武术的推广和发展。创造经济效益，扩大社会效益，以此推动峨眉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开发促进发展。
关键词：峨眉武术;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
前言
峨眉武术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门派和拳种众多，在全国颇有口碑。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大潮的冲击下，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逐渐衰退，同时在种种强大经济、文化势力下，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遭遇重大危机。峨眉传统武术在冲击之下也不例外正进入危境，面临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国内少林、武当的同质竞争，峨眉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不形成规模，仅靠政府的补助或社会救济性保护，很难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2008年6月峨眉武术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峨眉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峨眉山市高度重视峨眉武术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着力打造峨眉武术文化品牌和发展峨眉武术文化产业，武术活动接连不断，武术活动蓬勃发展，武术文化产业前景可观。
1.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1峨眉武术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目前不少学者在研究峨眉武术的发展忽视了对其的本质理论研究，从而导致峨眉武术的理论建树较少。在部分理论研究的成果中流露出研究不够深、不够广，甚至拿少林、武当的研究理论直接套用到峨眉武术之上，张冠李戴只会让峨眉武术走很多弯路，甚至走上歧路。
1.2研究方法单一
对峨眉武术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的文献中去研究，这种研究往往会停留在表面现象，社会在发展仅仅是靠这些文献这对于峨眉武术的发展没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峨眉武术的发展中心在乐山地区我们应该深入实地走访调查，切实的感受和体会峨眉武术的功效，这样，对峨眉武术的研究才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1.3研究对象不广泛
到现在为止，对峨眉武术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其传承和发展的方面，很少涉及到其他理论的研究，如：峨眉武术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峨眉武术的技击功法属于内功还是外功？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对狭窄。
1.4研究不够深入
峨眉武术面对少林、武当还能在发展中，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其中必定包含着某些特定的社会因素。峨眉武术与当地的武术协会、当地政府、传承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些关系需要我们去深度的挖掘和研究，调和了这些关系有理由相信峨眉无的发展必定会更上一层楼。
由此可见，峨眉武术的理论研究大多都只阐述了表面现象。峨眉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可是认为是社会产物，既然是社会的产物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怎样处理峨眉武术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问题。
2.峨眉武术的传承理念
理念是指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是行动的指挥棒和一种纲领性的原则，在多数情况下，理念和观念可以互用[1]。当今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航母“辽宁号”顺利下水，“嫦娥三号”如期登月，歼-20成功首飞，都标志着中国步入了军事科技化大国，武术作为远古时代战乱的衍生物一直在被弱化，甚至在遗失。曾经驰名四方的峨眉拳法，明朝史书中记录在案，可现在门派微存，后继无人，早早便失传了。当然，峨眉武术的传承不能仅仅依靠几本武术秘籍来演绎。少林功夫大家都耳熟能详，2013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武术爱好者赵祚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展示一本经少林高僧鉴证为宋代嵩山少林寺福居禅师编纂的《少林拳谱》，在其手中已经珍藏40余年。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少林武术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一本很珍贵的少林武术秘籍现在才发现，但是少林武术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传承与发展都走在其他武术项目的前面，所以武术秘籍遗失并不是制约其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凡传统武术能够稳定的传承到今天还被人们所熟知，并得到发扬广大，民间武术组织团体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民间组织开展各种武术类活动在基层宣传推广，让人们了解、学习、掌握这种武术文化。无论是珍惜的武术秘籍，还是民间组织团体，都是峨眉武术的宝贵财富，它们对峨眉武术的传承都是不可或缺的。
3.峨眉武术的发展策略
3.1峨眉武术的流源上正本清源
据考证峨眉武术是有史记录以来最早的武术。峨眉武术流传至今很难给它一个准确的界定，就官方和民间就有两种说法且各执一词。官方在1985年出版《中国武术史》和1989年出版的《四川武术大全》较认可“五花八叶”这个说法。民间则认为“五花八叶”的内容大都属外来拳种演变而来不应属峨眉武术的范畴。峨眉武术的流源含混不清，外界对其流源也是众说纷纭，峨眉武术要避免这种情况。民间和官方意见不统一就出现了武术界随意自封门派号称峨眉武术等龙蛇混杂现象，峨眉武术缺少一些明晰的内容支撑：少林是外拳，武当是内拳，哪峨眉武术属于那类拳呢？这样会影响人们对峨眉武术的属性的判断，在峨眉武术普及推广方面也就缺乏说服力了。峨眉武术的流源是其发展的根基，官方和民间应该联合起来对峨眉武术做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大家打着同样的口号更具有说服力。
3.2峨眉武术联合其他门派打造共同发展联盟
峨眉武术现在明显处于“内忧外患”外患之中。内与青城派的竞争，外与少林武当的抗衡。青城派在传承人刘绥君的带领下发展的越来越好，不可否认青城派武术文化的历史不及峨眉武术渊远流长，但现在在四川境内大有超越峨眉武术之势，青城武术的推广的成功之处很值得峨眉武术去学习。少林、武当、峨眉本呈天下武术三足鼎立之态，早在南宋、清明年间这三大门派的武术相互融汇颇具渊源，峨眉武术在巴蜀本土武术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既然三大门派有相互交融之处，少林、武当、峨眉就有共同发展的根基。峨眉武术联合少林、武当、青城共同打造民族武术文化品牌联盟是很具实际发展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峨眉武术和少林武当在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差距，共同发展虽然不能缩小与他们的差距，但可以创造不错的社会影响效益。
3.3塑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峨眉武术领军人物
一个门派的传承人是本门派发展的关键。82岁的韩会明、81岁的赵剑英分别担任杨式太极拳和武当武术的传承工作，我不难发现无得武术的领军人物均是年过古稀且德高望重，反观峨眉武术，70岁以上的老拳师几乎匿迹，不可弥补的缺失现象很难得到有效控制。2013年8月峨眉武术研究会会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传承人之一、峨眉武术领军人物汪键先生在广州出差期间因病不幸辞世，年仅45岁，这对于本身处于发展期的峨眉武术犹如雪上加霜，峨眉武术急需一位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来带领，这些都是峨眉武术面临的问题。不管是民间武术家还是武打明星峨眉武术都没有声名显赫的代表性人物，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没有这类的武术人才峨眉武术何以服众，自然少了和少林太极比拼的资本。所以有时峨眉武术的推广不得不要靠一些娱乐明星来带动，这样也有它的弊端，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明星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峨眉武术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明星效应能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吗？若不然，这就是劳民伤财。峨眉武术要想长远的发展下去，需要打造深具社会影响力的传承人，政府的强力包装，媒体的大力宣传，自然而然峨眉武术的名誉和地位就会蒸蒸日上。
3.4与旅游产业凝聚发展分支产业
“武以寺显，寺以武威。”这句话辩证的说明了武术和名寺名山的关系[3]。峨眉山层峦叠嶂、秀甲天下，山势雄伟，景色秀丽，气象万千。给我们带来了天然的旅游资源，人群密集的地方正是推广的理想场所。四川省曾提出建设“中国第一山”的蓝图，发展峨眉武术必须要抓住这个机遇。当前峨眉武术的发展步伐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依托环境峨眉武术产业化发展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能通过商业化运作开拓自身更广的发展空间。2012年笔者在眉山考察发现峨眉山作为其武术发展的中心地域，武术的推广力度严重不够，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各种游乐设施和风味小吃，没有体现出武术文化氛围，无形财富得以浪费。峨眉武术的“旅游武术”成功实施之后为其发展做了铺垫，教育培训产业对于峨眉武术的发展很具有实际性，学校里面办武馆这是培养人们习武兴趣的好方法，在学校里面峨眉武术作为一门选修课程既可以让学生们学习武术又可以让家长省去孩子不学无术的忧虑。学生是时代进步的载体，他们辐射范围很广，辐射强度很大，社会很大一部分关注度就聚焦在他们身上。武术文化产业则可以生产和推广具有峨眉武术色彩的武术服装、器械、字画、装饰品、音像制品等等，走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的路子，从而取代各种风味小吃，游客们带走的不只有回味，还有慢慢的回忆。
3.5以城市为依托利用现代传媒多方位推广峨眉武术
峨眉山地处四川著名旅游胜地乐山市，城市名片可以很好的带动峨眉武术的发展。国家体育委员会整理出峨眉武术练功方法、拳术、器械共千余种，而少林武当武术却只有百来种，就历史渊源而言，峨眉武术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少林、武当早已扬名四海，而峨眉武术还苦于推广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宣传推广工作起步太晚。峨眉武术的发展要以城市为依托注重其发展充分发挥体育项目的特点：观赏性和娱乐性。依山造势学习少林武术的先进经验组建峨眉武术表演团走出四川巡回展示和表演，与少林、武当组织武术精英赛事让人们充分领略了峨眉武术的博大精深。同时不定期与文工团体联合，通过汇报表演和安排游客观摩、学习峨嵋武术等形式，宣传峨嵋武术和峨眉山。当然电视网络平台是推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立一些与峨嵋武术有关的网站、电视类节目，使峨嵋武术与影视相结合。中央五套的电视节目“武林争霸”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不为人知的传统拳术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峨眉武术的宣传口径急待拓宽，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将峨眉武术做大做强成为西部的一张招牌，借助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身份，将武术的宣传和峨眉山宗教文化地位结合起来，寻求峨眉武术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切合点，积极向社会宣传和推广。
4.结语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峨眉地域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峨眉武术要想长远发展下去，就要遵循时展的规律，坚持产业化的发展的目标，合理的进行整体规划，认清自身的地位，重点打造峨眉山的品牌效应，我们奢求在效益和利益的双赢局面，但绝不能唯利是图。（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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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县皮影；开发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2-218-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华县皮影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皮影俗称“灯影子”，在灯光的照射下，以兽皮刻制的人物隔亮布演戏而得名，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华县皮影起源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明清为鼎盛时期，原为宫廷戏，唐以后流传于民间，十三世纪左右传入西方，至今仍在中国保留着它的原始风貌，甚称“国宝”。
2004年10月，华县人民政府命名柳枝镇梁堡村为“皮影专业村”；2005年1月，陕西省文化厅命名华县为“陕西省民间艺术・皮影之乡”；2005年7月授予“华县皮影・全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2006年5月20日，华县皮影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3月，“华县皮影制作工艺”被列入《陕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国家文化部分别授予华县及其皮影雕刻产业群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2010年5月应邀于上海世博会，签约数月演出，炫人耳目。
二、华县皮影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皮影传承后继乏人。当年制作皮影和皮影表演的艺人如今都已年逾百岁，后继乏人。许多传承人的生活还十分艰苦，截至目前，华县皮影戏大部分剧目已经失传，现在仍能演出的剧目仅存大本戏百余部，折子戏50余部，这门精湛的技艺眼看着就要失传。皮影艺人缺少政府和相关法规的支撑和保护，要想让他们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不够现实。
（二）皮影作品制作难度大、保存困难。皮影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色彩给它的制作带来了极高的难度。一个影人的制作要包括制皮、描样、雕镂和上色等二十余道工序，这些复杂的工艺足以花去一个手工艺人数星期的时间，还不包括这期间因任何一个小错误而导致无法修改、前功尽弃的可能性。同时，成品的保存也是一个难题，长时间的日晒会使颜料褪色，温度的湿热变化也会造成皮影的变形。
（三）皮影生存环境恶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淡化或者彻底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空间，环境所赋予遗产的灵性就会消失。当前，社会对皮影的保护观念滞后，资金技术缺乏，对其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皮影在拯救的口号中渐渐脱离了它生生不息的民间社会，渐次蜕变了原本光鲜夺目的色彩。
（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不健全。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政府部门长期重视不够，普查工作力度不够，导致对遗产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皮影在进行产业化开发时存在开发过重的情况，导致皮影破坏严重。
三、华县皮影发展新思路
（一）加大对皮影价值的宣扬，积极的保存记录和传授教育。皮影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珍贵的财物，我们应该积极的对此进行保存记录和传授教育，可以以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皮影保护博物馆，保存皮影历史发展的实物记录，还可以举办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皮影戏技艺培训班，鼓励老艺人传、帮、带，培养更多的新人。
（二）建立完善的皮影管理体系。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致使许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制度性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很大，因此建立完善的皮影管理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三）皮影文化与经济、科技和谐发展。要做大做强华县皮影文化，发展皮影文化产业，就必须注重文化、科技和经济的和谐发展。一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落实奖励政策；二要设立皮影产业发展扶持基金，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创新，鼓励和扶持发展皮影动漫产业与皮影创意文化产业，对演出班社、雕刻企业进行产业发展扶持。
（四）壮大皮影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和海外传播。引导各类资源向皮影文化产业集中，利用华县皮影艺术的深厚积淀和皮影艺人汇集的优势加强皮影雕刻产业基地建设，形成地区生产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地区经济实力。着力建立统一的皮影雕刻产品标准，为产业化发展铺平道路。
走出去是皮影做大做强的有效措施，国家政策法规制度是遗产海外传播的强有力保障。国家应该加强遗产海外法律法规的建设，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支持遗产海外传播，在税收和进出口上给予政策倾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合作。
怀抱月琴，手挑皮影，在幕后的灯影里，用柔情的碗碗腔将人生的沧桑细细吟唱；吃碗面，抽口旱烟，在透亮的白幕上，用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释放得五彩缤纷。华县皮影，这种借光显影的艺术，穿越人生，穿越古今，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堪称是一颗秀美的珍珠，而今天的继承和保护，也必定会让她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梁志刚，王文章.关中皮影[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非遗文化研究篇9
新疆哈萨克族祖居在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含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乌鲁木齐县南山的哈萨克族牧民等，基本上都分布在北疆。哈萨克族大部分从事畜牧业，除了少数定居后经营农业之外，绝大多数牧民都按照季节转移牧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哈萨克族通常以一个家庭为单元。独立生活在某一片地方。家庭与家庭之间相隔比较远，基本是男人放牧，女人做家务，花毡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新疆哈萨克族对于花毡称之为“斯尔马克”，其与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信仰具有密切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哈萨克族逐渐受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定影响，体现在族民的生活习惯及生活行为方式方面，但花毡作为哈萨克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已逐渐呈现出衰落与弱化的趋势。故对新疆哈萨克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毡展开研究与分析，对于新疆人民及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毡的历史由来
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史书中便详细记载了西域的“旃”，旃其实也是毡子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背景也从侧面角度反映出新疆哈萨克族的花毡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此同时，随着花毡文物在社会市场上的大量出土，也充分验证了哈萨克族花毡的历史非常悠久。哈萨克族的花毡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再创造后，品种种类众多，图样花纹也日益丰富，制作工艺与制作方法不断精细与走俏，花毡的用途也逐渐增多，可见花毡在哈萨克族人民生活中的位置与影响愈来愈重要。花毡是传统新疆哈萨克民族的手工制作品之一，也是人民群众在实用基础上的基本生活用品，各式各样的花毡制作方法能够凸显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情趣及民族风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毡的制作材料及制作方法
花毡的制作工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且图案众多，制作时需要经过大量的程序，要想制作一张美丽且有吸引力的花毡必须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花毡上的各种图案与花纹都由哈萨克族妇女一针一线缝制，也是传统的女红工艺，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也是女性艺术创作的色彩组成版块之一，能够充分展现民间妇女在艺术造型与色彩方面的技能水平与修养。花毡的制作材料有：羊毛、羔羊毛、驼羊毛、羊毛线及细毛线等，因羊毛具有耐寒、防潮、耐灰尘及实用等特点，也极易清理与上色。花毡的制作方法如下：
1.擀毡
在制作花毡前，首先要擀好毡子，在已经擀好的毡子上再开展花毡的具体制作，因花毡主要是以原色底毡为基础。擀制毛毡作为新疆哈萨克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项家务活动，因牧区没有从事擀毡的专门人员，而家家户户都有花毡的制作材料，即养羊毛，其技术简单，程序单一，故擀毡可以亲自操作，如果需要制作擀制尺寸较大或者厚度较大的毛毡时，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协助。
擀毡子时，首先要将所有的羊毛弹成絮状，用芨芨草编成一个巨大的草帘，将羊毛平铺在草帘上，其次再用开水浇透羊毛，将所有的草帘用绳子捆扎好，由一个人施加力度不停地往前拉，几个人在后面用脚踢，当草帘往前面滚动2-3个小时后，原色底毡便制作完毕。
2.花毡的制作方法
当原色底毡制作完后，便要把图案与花纹绣好花毡上。因花毡上各式各样的颜色与图案都是事先利用土质染料染出来的，当哈萨克族妇女在绣花毡时，没有详细的样本与图案，全都靠她们的记忆。花毡的制作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毡贴，即事先将毡子染成多种颜色，将不同颜色的毡块裁剪下来，利用羊毛线缝制在一块整体的毡子上。第二，布贴，即用彩色布裁剪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利用羊毛线缝制在白色打底的毡子上，其中哈萨克族十分喜爱红色布。第三，彩布与毛毡并用，即将毛毡与彩布拼凑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再利用羊毛线将其缝制。第四，针绣，即利用彩色的羊毛线直接在白色打底的毛毡上绣出花纹与图案。针绣法，基本采用的平绣法与套针绣法，用锁针法将花毡的周围进行锁边，再利用1-3种彩色的毛线，套针可以绣成辫子花，起到装饰花毡周边的作用。
花毡的图案、色彩与文化意义
1.图案
因新疆哈萨克民族对于花毡上的图案要求具有形象与生动性，图案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两种：自然形与几何形。在现代社会的哈萨克花毡图案中，羊纹图案是主要图案之一，其具有抽象与变形的形式特点，能够制作出写实型的图案。与此同时，因哈萨克民族长期居住草原上，故在制作花毡时，除了可以增加植物、鲜花之类的图形外，还可添设人形与动物图案。这样的设计方法，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于偶像崇拜的反对，并不能有效制止与消除几千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得以形成的民间艺术思想意识与艺术形态。
2.色彩
因新疆哈萨克民族长期居住在高原、草场及山区地带中，这些地区常年四季分明、光照丰富，促使了哈萨克民族的人民极其喜爱浓烈且鲜明的色彩，因其觉得只有色彩足够鲜明，才能与美丽的大自然相互融合，故哈萨克族人民钟爱红色、白色、蓝色、绿色与黄色，这几种纯净色彩构成了花毡的制作基调，能够起到丰富整个毡子色彩艳丽的作用，也能够充分体现民族风格与文化特色。制作花毡时常见的色彩有：黑底白花、黑底红花、白底红花、绿边黄花、黄边绿叶等五颜六色，其中具有明显对比度的颜色有：红色、黄色、白色及绿色，红色、黄色与绿色比较柔和，不但不会给观赏者产生一张混杂错乱的视觉效果，而且会使毛毡的整体效果极其丰富与艳丽。
在哈萨克族人民的审美观念中，色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黑色代表严肃、庄重，也表示着古老的土地；红色代表太阳与喜庆；黄色代表富丽堂皇、阳光与丰收等；绿色代表希望、春天与生命等，故哈萨克族的妇女极其喜爱用红色、黄色、黑色、绿色与蓝色作为花毡的基本色彩，尤其是喜欢用黑色作为打底色，在表面热衷用大红色、宝蓝色、白色及橘红色作为搭配，以暖色调为整体效果。这样的方法下搭配出来的毛毡显得十分艳丽，能够真实表现新疆哈萨克族人民对于自然生态的热爱及向往，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哈萨克族人民热爱生活及热爱草原的态度。
3.花毡图案代表的文化意义
新疆哈萨克族花毡上的图案，不仅是哈萨克族展示悠久历史的工具，也是传承与发展文化的载体，能够揭示新疆哈萨克族人民的审美观念、情感沉积与宗教崇拜。从文化生态学方面来看，新疆地区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质主要来源于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哈萨克族人民非常豪迈与开朗的性格，在其作品中也能充分展现其淳朴、直爽的情感与性格特征。花毡上的图案具有豪迈、大方、气势磅礴等特点，给予观赏者的第一感觉为张力、厚重与质朴，与其他游牧民族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哈萨克族的花毡上很少较少出现人工栽培类的植物图样与品种，更为常见的是野生类的花卉植物、果实及各种变形图案，这些都与哈萨克族人民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花毡的具体运用
花毡，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如长方形的花毡，可铺设在毡房地上，方便客人就坐；扇形的花毡，可用来睡觉。花毡，一方面可以展现哈萨克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够直接反应哈萨克民族的工艺美术与民间习俗等，对其展开研究与分析具有较高的价值与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花毡制作手法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后，加上现代工艺方法下制作出来的地毯及化纤地毯在社会市场中的层出不穷，同时因为花毡的价格十分低廉，造成了现在愿意学习花毡制作方法的哈萨克族年轻女性越来越少，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工艺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现阶段，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哈萨克族的花毡工艺，如在新疆乡镇地区开展刺绣合作社、大力组织哈萨克族女性学习花毡的制作方法、加强推广工艺品等，这样一来，能够起到传播与继承新疆哈萨克民族传统工艺的正面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哈萨克族民间手工艺，不管是手工艺制作方面，还是装饰内容方面，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无一不体现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同时又充分展现了哈萨克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借鉴、文化交流与文化吸收，故对新疆哈萨克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毡，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具有十分长久与深远的意义。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毡的历史由来进行分析，对花毡的制作材料及制作方法展开研究，最后再对花毡的图案、色彩、文化意义及具体运用进行剖析。
非遗文化研究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文化创意产品；产品设计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多、数量大、保护困难重重。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需要的“活态保护”与“活态传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如何有效的运用创新手段，强化市场导向，使“非遗”保护从国家公益事业基础上向产品化开发的道路转变？文化创意产品怎样从“非遗”中汲取精神养分，穿透艺术表征的符号，深崛文化基因，通过提炼创新最终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是值得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的。
1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展现出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为之赞叹。然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国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面临着信的机遇与挑战。重新审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此公约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从这五个方面可以清晰捕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活态流变”。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有形的遗产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多是无形的、不稳定的、持续变化与发展的“活态”遗产形式。其包括的各种表演艺术、节庆仪式或传统手工艺，大多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乘的形式绵延传承下来。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
1.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概念及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就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是活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传播人、传播方式进行多样性、可持续性的保护，达到延续、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效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措施主要分为两种：无形非物质性保护措施与有形物质性保护措施。无形非物质性保护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层面，比如提高传承人地位、鼓励收徒传艺、加强传承人技艺创新等，侧重文化遗产演绎过程的保护。有形物质性保护则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载体，比如乐清黄杨木雕技艺的木雕精品、泰顺提线木偶戏中的悬丝木偶等。
1.2文化创意产品——“活态保护”措施中有形物质性保护的新载体
随着我国文创产业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创意产品在各行各业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逐步寻求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思考如何存留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工作中，无形非物质性保护与有形物质性保护同样迫切和重要，由于类似对传承人鼓励扶持等无形性保护措施更多需要政府及社会的持续关注与政策支持，所以笔者主要从有形物质性保护的方面出发，锁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实践、表演、手工艺”等实物载体革新的必经领域——文化创意产品。
2解析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现状
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已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与民族形象建立的重要一环。文化创意产品需要以文化内涵为设计灵感，突破对文化表层的简单复制，启发人们发现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最终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而文创产品的开发模式恰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物质性保护不谋而合，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以物质形态多元化地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将会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1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
由于文创产品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所以本文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按照产品的生产方式将文化产品分为三类。2.1.1自然提取类文创产品此类文创产品主要取自于自然界原有的奇珍异宝，针对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其略为加工成为创意类产品。如图1所示，这类产品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人为加工的影响较少，主要用于装饰、观赏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使用与收藏价值。但因自然界已有的机体形态文化内涵不足、缺少人为主观创新，所以使其成为文创产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产品。2.1.2手工制作类文创产品手工制作类文创产品主要是指运用传统手工技艺形成的创意产品，比如刺绣、木雕、骨雕、牙雕、陶瓷、漆器、泥塑、布艺制品等。如图2所示，随着现代生活中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这类文创产品越来越注重工艺美与实用性相结合，追求产生具有现代气息的文化产品。2.1.3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相较前两种文创产品受众更多、生产更严谨、应用领域更广泛。这类文创产品追求文化与设计的完美融合，通过形、色、材、用四个方面将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显现出来，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批量生产创意产品。这类文创产品在市场上种类最多，受众最广，侧重化繁为简、逐新趣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需求紧密联系，如图3所示。
2.2国内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现状分析
由于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种类最多、受众最广，所以本文重点调研、归纳大陆地区及台湾地区的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如何将文化基因巧妙地植入产品创新之中，这是决定文创产品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从文创产品设计思路的角度出发，将产品创新的模式分为以下几种。2.2.1元素复制式元素复制式的产品创新模式在文创产品的开发的案例中最为普遍，因为这种设计方法较为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现有的文化符号、图案、元素，直接附加在功能较为单一的生活用品之上，现有的工业生产类文化产品绝大部分是运用此类产品创新模式。综合图4、图5可以看出，元素复制是产品创新模式的优点，其设计方法简单、开发成本相对较低。缺点是设计创新感不足、易仿制、产品附加值较低。2.2.2形态重构式形态重构式不同于元素复制式的产品创新模式，并不是简单地把文化符号复制到多种生活用品之上，而是重新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出发，思考如何将文化符号解体重构、化繁为简、推陈出新，用全新的方式融入进特定功能的产品之中，使文创产品的形态、情态都会根据产品的功能有所提炼和调整，最终达到现代审美情趣的同时兼备一定的实用意义。图6为博物院出品的龙形开瓶器，设计师在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中提取设计元素，将龙形纹样提炼调整，并根据其线条形式搭载在开瓶器这一产品之中，使其兼具美观与实用的功能。形态重构式产品不再单纯地复制文化图形元素，而是通过形态结构再造来实现文化图形由二维向三维转变，使最终的成品与众不同、构思巧妙。“设计以人为本。”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同样要符合时下消费主力军的审美喜好。如图8所示，博物院锁定“80后”、“90后”消费群体进行系列产品设计，这类人群崇尚“可爱文化”、关注生活“萌物”，对幽默、可爱、呆萌的产品形象容易产生吸引力和亲近感。图8左边为博物院与aLeeSi合作推出的“oLDiSnew”宫廷系列，设计师将清宫表情庄严、衣着繁复的人物形象简化再造，添加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可爱表情，设计出包括厨房调味罐、生活摆件、挂件在内的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刘传凯设计的“城市•微风”系列礼品，也是同样运用形态重构的产品创新模式，将城市标志性符号重新组合，运用新的材质、新的载体体现城市印象，无论是在产品的质感和观感上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2.2.3情境互动式情境互动式相较以上两种开发模式更加关注产品与使用者的情感互动。这种产品创新模式不仅仅要思考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还要考虑此类产品可以带来怎样的情感体验？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如何与用户互动？使用者是否可以通过产品获得愉悦感、满足感？这些都是这类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关键问题，同样，解决好这些问题，这类产品更容易建立品牌印象，在消费者心中占领情感认同的先机。图10博物院出品坠马髻颈枕图11坠马髻颈枕使用情境展示图10和图11共同展示了博物院推出的坠马髻颈枕，单纯从图10很难理解这款文创产品的奇思妙想。直到消费者使用这款颈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可以轻松“穿越”古今，既可以在使用产品时像普通颈枕一样减轻疲劳，还可以在不使用产品时自娱自乐、诙谐一笑。而这类产品带来的幽默感和亲和力正是现在年轻群体热衷的产品体验。由此可见，国内文创产品种类繁多，设计效果各有千秋。其中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最多，受众范围最广。这类文创产品要想先声夺人、印象深刻还需避免单一的将文化符号复制运用，而要主观提取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从形态重构的模式进行产品创新探索，获得美感与实用兼具的文化创意产品。如果在此基础上还希望获得年轻消费群体的追捧和喜爱，就要从情感互动的创新模式上思考如何使产品诱发使用者的情感共鸣，营造共感体验，使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惊喜、愉悦等情感满足。
3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
从我国文创产品的产品创新模式中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品首先要立足文化一词，将文化作为设计基石与灵感源泉。设计师汲取文化土壤中的养分之后，需要主观消化与创新，穿透文化表征的符号，深崛文化基因，提炼改良创新，最终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与审美需求。而这种产品开发模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物质性保护”不谋而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也是文化，而“非遗”种种仪式、表演、手工艺的载体也面临着审美断层、功能单一、受众过小等一系列的问题。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也变得愈发紧迫和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设计师开始关注“非遗”与文创产品的结合，特举以下几个案例分析“非遗”与文创产品结合的可能性。图12为李佳、袁一鸣、梁莉以南京云锦的祥云图案为灵感来源设计的香器。2009年9月，南京云锦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京云锦的图案丰富、色彩绚丽，很多吉祥图案都有着美好的寓意。设计师将云锦中的“云纹”应用到香器的造型之中，表达出“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文化内涵。图13则为此三人基于道教文化，设计的现代组合餐具。2008年6月，无锡道教音乐入列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道教音乐作为道教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宗教意味浓厚，较难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设计师另辟蹊径，从道教中的八卦、太极形象作为切入点，选取常见的餐具用品为有形载体，利用餐具的拆合衔接体现道教的“阴阳”变化，将无形的道教文化有形地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京剧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戏剧表演艺术，2010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京剧艺术特色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品种类丰富，然而大多产品都利用京剧脸谱形象复制装饰，浮于表面的图案装饰使产品易雷同、易仿制，缺少艺术特色的提炼与升华。如图14，戴晶晶为梅兰芳艺术研究中心设计的这组京剧文化创意产品，将京剧脸谱中的标准色与辅助色概括分析，提炼出“忠义红、睿智黄、骁勇蓝、刚烈黑”等脸谱常用色彩，以汉马为色彩载体，以京剧中代表人物脸谱为配色参考，设计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创意系列摆件。我国的琉璃烧制技艺于2008年6月入列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15所示为台湾设计品牌Yii与星巴克联手，邀请木雕、交趾陶、琉璃、细银等传统工艺家，设计出一系列有中国风韵的星巴克杯。左下角所示就是基于琉璃的艺术魅力，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工艺主题杯。设计师从不同的材质出发，尝试让传统与现代碰撞，一只杯子也可以精妙绝伦。洛阳宫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常见的有白帽方灯、红纱圆灯、六色龙头灯、走马灯、蝴蝶灯、二龙戏珠灯、罗汉灯等。尤以红纱灯最为有名。其造型优美，宜书宜画，撑合自如，易于保存。既可用于喜庆饰品，点缀升平；又可作艺术宣传，表彰新风。2008年洛阳宫灯入列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图16所示，设计师延续了洛阳宫灯的照明功能，在结构、色彩、材质上重新组合搭配，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意趣的吊灯产品，简约大方，敦厚典雅。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的结合可以从“形、色、材、用”四个方面去思考探索。首先解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基因，然后通过形态提炼、色彩提取、材质搭配、功能优化四个方面将“非遗”的艺术魅力重构，最终以形态重构或情境互动的方式，将“非遗”的有形载体的精髓自然融入文化创意产品之中。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