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意义篇1
大家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增长离不了化石燃料的消耗，现在就设置好碳排放的“天花板”，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崛起？以往中国不过就承诺单位产出排放下降，现在怎么就承诺了总量？消息一出，各种质疑就在网友留言中层出不穷。例如，有人声称“美国有苹果、特斯拉、思科、iBm、通用等企业挣全世界人的钱，少点高污染企业对人家没影响，中国就是贫穷的国家，马上就经济危机了！”，有人则对美国目的做出质疑：“欧美发达国家排放了几百年，现在人均排放量也是中国人的好几倍，凭什么要求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发展就搞减排，这不是变相限制贫困国发展吗？”
一、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真否矛盾
自“气候谈判”出现伊始，对美国是何居心的猜测就一直存在。但在雾霾频发，人们渴望apeC蓝的当下，不得不对低碳环境充满憧憬。但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必然矛盾吗？事实上，最近就有两份权威报告论证了这个说法。一份报告来自一家顶尖国际组织进行的大型研究“新气候经济项目”;另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份报告均宣称，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限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更快速地增长。这真的可能实现吗？不要吃惊。原因就在于，限制碳排放的成本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高，而最近的研究则显示这个成本可能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低。这里有两个具体理由：
第一，可再生能源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2010年以来就已经削减了50%。更准确的说法是，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全球销量每隔21个月就会翻倍，而销量每翻倍一次，价格就会降低20%左右。而且，可再生能源即便存在不稳定等局限性，也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的重要电力来源。在德国，随着持续不断的巨资投入，该国电力系统改造工程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可再生能源对该国电力供应的贡献率很快就能达到30%，要知道这可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大国。
第二，限制碳排放会带来很多“协同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显示，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这点中国人应该更为熟悉。去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而彼时正值河北已经连续九个月在“十大空气质量较差城市”中占一半以上。这不就是“拿命换钱”的发展模式吗？GDp增长得再高，城市无法住人，又有什么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认为，协同效益说明，那种常用于反对限制碳排放的论调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达成国际条约，也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应对气候威胁的行动。
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看来，大幅削减排放比几年前的最佳设想还要容易，而减排举措在中短期内就会带来大量好处。“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水火不容的观点，听起来现实又冷静，但其实是一种稀里糊涂的错误观念。这些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拯救地球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如果有朝一日能被化解，我们就会发现，行动的成本和难度之低，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在国内，同样有很多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决策者都认为，“只要一讲环保，这些地方的经济就要完”。但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下大力气减排、治污，把敢于随便排放、随便污染的企业直接关掉，未尝不会走出另外一条发展道路来，而且没有想象那么难。
二、观念的转变，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实际行动切实可行
为何减排方面的观念能出现迅速转变？与温室气体有直接关联的雾霾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还包括中国当局在这几年已经为碳减排做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际行动。
能源专家陶光远就指出，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事业上，中国已经做出了不少国际公认的成就：中国水电装机总量现在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总量现在刚好也占全世界的29%，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中国的太阳能集热面积总计占全世界的50%以上;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年新增总量现在已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在建筑节能方面，陶光远指出，中国“新建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远低于北美，并已建成采暖空调能耗与既有建筑相比节省90%左右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示范建筑，且其示范推广项目呈雨后春笋之势，已遍及全国大多数省份。”
就在中美达成碳排放协议不久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了第五次综合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汇集的风险如此巨大，如果温室气体继续以失控的速度排放，有可能会让几代人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上取得的进步停滞甚至逆转。ipCC表示，尽管许多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全球整体形势日益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来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
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的碳排放已经连续数年高居世界第一，到排放峰值来临之前，每年排除的温室气体还将继续增加。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明确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并把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到20%，对严峻的气候形势有很大利好。而美国宣布的2025年目标，相当于在2020～2025年减排速度要比之前提高一倍，同样是一个切实体现出行动的目标。
三、对世界负责，大国应有姿态，中美碳减排协议意义重大
这次《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下列陈述：“（中美）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年协议。”“中美两国希望，现在宣布上述目标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动力，并带动其他国家也一道尽快并最好是2015年第一季度提出有力度的行动目标。两国元首决定来年紧密合作，解决妨碍巴黎会议达成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的重大问题。”这样的陈述充分反映了中美协议是要着眼全球性的碳减排协议。这完全体现了奥巴马此前提出的，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承担着“特殊的领导责任”。
碳减排的意义篇2
摘要：两会委员提出推动“碳期货”市场建设使碳交易再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本文在介绍碳交易市场概况及其相关机制的基础上，根据相关学者曾经提出的理论，以北京交易所碳交易价格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并结合模型和当下我国经济形势对我国碳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定价;实证分析
1.研究背景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引发的全球气温变暖，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我国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在“十二五规划”中明文提出，必须“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提出于2020年将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
世界上第一个为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温室效应影响的国际公约是1992年5月9日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公约》），在此公约中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由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履行公约的资金支持。其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上。
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可谓是《联合公约》的进一步发展，使温室气体减排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要求从2008年到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2009年12月7-18日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是继《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它商讨了《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于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节能减排方案。我国对此一直表示积极的配合态度，中国政府代表表示，2016～2020年中国将把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亿吨以下。
碳交易市场是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了进一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缓解全球变暖现状，《议定书》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交易对象――碳减排额度，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议定书》建立了三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其一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即某一缔约国（一般为发达国家）与某仪非缔约国（一般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在清洁发展登记处的减排单位的转让，在非缔约国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协助缔约国通过此机制项目获得“核证减排量”也即CeRs，以降低缔约国履行两河国框架公约的成本。
清洁发展机制赋予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项目，从而获得CeRs。其二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这一交易机制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额度。赋予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其许可排放量的缔约国从其他拥有剩余排放量的缔约国购买CeRs，其过程包括“分配数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排放减量单位”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一个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同事，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其三是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其核心是缔约国之间以项目为基础的一种合作机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可以转让给另一个发达国家缔约方，但是同时必须在转让方的分配数量配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通过此机制实现了减排成本较高的缔约国在减排成本较低的缔约国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项目。通过以上三种不同机制的对比可以看出，碳交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CDm和Ji为代表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交易形式;另一类是以et为代表的配额型交易，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之间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由于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非缔约国，因此不能直接开展配额型交易。我国碳排放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减排交易形式，最主要的是CDm机制。
目前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四个：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etS）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Sw）其中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具有示范作用。2012年1月1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东省、湖北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逐步建立起了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以实现低成本202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由此可见，中国碳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交易大部分比较分散，多是企业之间的场外交易，缺乏价格机制，而且以CDm为主的品种较为单一，再加上市场和价格不够公开、透明，因此还没有建立成一套完整的定价、核证体系，导致我国碳交易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国际碳市场价格，不利于争取国际价格决定权。
2.变量选取
碳减排的意义篇3
随着全球减排机制的加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减排呼声的不断提高，基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理念的“碳中和”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碳中和”（Carbonneutral）概念，最早起源于1997年伦敦未来森林公司（现改名为碳中和公司theCarbonneutralCo.）的商业策划。这家公司以“碳中和”为商标，帮顾客计算出其一年之中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然后让顾客选择以植树的方式吸收相对应的二氧化碳，以达到顾客“碳中和”的目标。在此之后，虽然这种以植树来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因受到环保组织普遍质疑而未能推广，但“碳中和”这一概念还是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接受和宣传，并成为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和社会团体零排放运营的最佳绿色环保标签。
目前，国际社会上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组织和个人积极自愿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当中，通过投资或购买一些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项目活动所产生的减排额度达到组织或个人的“碳中和”，如汇丰银行，雅虎网站，惠普公司，乐购，欧洲之星等都已纷纷加入到“碳中和”行列。
“碳中和”理念在全球的发展和扩张已经从最初的纯企业行为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同行业、不同层面间的减排总动员；同时，在政府大力推行之下，“碳中和”也悄悄地发生着由纯“自愿”向“官方计划”的形式转变，成为了全球减排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碳中和与体育盛事
截至今日，个人、企业和体育赛事都纷纷打出“碳中和”旗号，其中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成为了体育界“碳中和”实践的良好范例。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是迄今为止首次实现全程“碳中和”的奥运盛事。实现“碳中和”，完全抵消奥运会活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确保都灵冬奥活动对气候无害，是都灵冬季奥运组委会计划中重要的基础部分。据都灵奥组委计算，为期16天的冬季奥运赛事预计将排放10万吨的二氧化碳，其主要来源是交通和比赛场馆的运转。为抵消这些碳排放，组委会进行了一项“都灵气候遗产”（HeCtoR）计划，使这些二氧化碳排放将通过林业、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计划得到抵消。除此之外，在都灵冬奥会的诸多环保方案中，还有一项名为“天然冷冻剂”的新方案与温室气体减排息息相关。该项自愿性方案由冬奥会两大赞助商──麦当劳与可口可乐，加上联合利华公司共同出资支持，并由环境规划署与绿色和平组织支持。方案目标是推广各摊位贩卖点使用替代冷冻技术来冷冻食品和冷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气候与臭氧层。可口可乐在运动会场设置了1000具冷饮设备，均是利用二氧化碳来当作冷却剂，如此一来，可减少氟氯碳化物（CFC）及氟氢碳化物（HFC）等臭氧层破坏物质的使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如果这项技术推广到全球规模，将可大幅降低冷饮业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同时又可保障地球的臭氧保护层不被破坏。环境规划署在洛桑体育博物馆举行的“全球体育与环境论坛”（GlobalForumSportandenvironment）国际会议上公布，都灵冬奥会期间排放的温室气体，有70%被抵消，创造了冬奥会新纪录。而随后举办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更是超额抵消了该赛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即德国世界杯通过在印度和南非的环保投资获得“碳抵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0万吨，而比赛期间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只有8千吨。
北京奥运的“碳中和”路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其中“绿色奥运”的口号不在局限于环保单个方面，而是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公平竞争、科技进步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寻找多元化的支撑点。在早些时候，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就明确对奥运会进行了整体的绿色规划。以《奥运行动规划》为指导，北京奥组委一直在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具体包括在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中，将能耗指标要求作为工程建设的附件纳入场馆建设施工；广泛采用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种“绿色”能源为体育场馆和奥运村供电；采用新型环保建材并通过废物的循环再利用以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
然而，北京奥运会要想更好实现绿色奥运的目标，仅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远远不够。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奥运前期场馆建设以及奥运期间的交通和比赛场馆的运转，有数据统计，北京奥运会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前往北京所乘坐的飞机将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参加北京奥运比赛过程中，平均每位运动员将向大气中排放约4吨的二氧化碳。
2007年10月2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北京2008年奥运会：联合国环境署评估报告》建议北京奥组委应该制定并实施一个“碳中和”方案，起码抵消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在中国产生的所有碳排放。
2007年3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始推动一项“夺金路，碳中和”的全球活动，号召各国运动员为自己的碳排放买单。借此契机，北京奥运会可以尽快与世界环保组织合作开展“低排放”、“碳中和”活动，鼓励境内外参加奥运会的团体和个人，通过投资国内潜在减排项目或在自愿减排市场购买已核证的减排量达到自身的“碳中和”。把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碳中和”的理念纳入本届奥运会，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暂时无需承担强制减排义务，而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一直在积极努力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工作。恰逢此时，我们利用本次奥运会，在国内宣传和实践“碳中和”的理念，通过引入外资赞助的模式向国内具有减排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北京奥组委可以选择一家具有良好信誉的国际性银行、环保型能源企业或者是碳金融机构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碳减排信用额赞助商，由赞助商出资购买国内减排项目产生的碳减排信用额，并将这些碳减排信用额捐赠给北京奥运会以供“碳中和”之用。
采用这种全新的国际绿色体育赞助模式，可以使北京奥运会在现有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获得提升；同时可以另辟蹊径，为国内的减排项目引入资金，推动我国减排项目的发展；另外，还可以通过北京奥运会这一盛大赛事的良好宣传和示范效应，推广“碳中和”理念，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引入国际减排合作机制促进我国减排项目的发展；最后，“碳中和”奥运会的举办将让国际社会看到我国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以缓解我国在后京都时代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谈判压力，带来名誉和利益双赢的局面。
碳减排的意义篇4
内容摘要：贸易保护措施历来就是附着在新概念和新措施之上不断更新和涌现的。当前，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受到重视，但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者以气候变化为幌子，借低碳经济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则全球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本文从碳关税着手，思考碳关税对全球减排的有效性，分析碳关税在多边贸易规则下的地位，讨论碳关税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碳关税多边贸易规则贸易保护主义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掀起新风潮。本次全球性金融海啸也不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1.YanDongandJohnwhalley，Carbon，tradepolicy，andcarbonfreetradeareas
2.吴玲.wto体制下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碳减排的意义篇5
【关键词】碳会计；碳排放权；碳管理；碳披露
一、京都议定书与碳排放权交易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各国政府、公司和个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92年，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在1997年12通过《京都议定书》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即发达国家具有强制减排义务（所有发达国家的Co2等6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排5.2%），而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为了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减排，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排放贸易（emissiontrade，简称et）、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简称Ji）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其中，CDm项目正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同一减排量上存在的不同的成本，即价格差而产生的可实现双赢的合作机制。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每个发达国家缔约方都有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就是“碳排放权”。面对碳排放权的排放限额规定，各国可根据自身的减排成本的大小，或者控制自身碳减排量，出售剩余额度；或者超出自身排放限额，购买额外的排放额度，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就因此产生了。可见，本来并无价值的碳排放权，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下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成为了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会计上就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需要报告其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应对措施等。但是，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无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规范，碳排放权交易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会计问题。
二、碳会计的产生与国外研究现状
“碳会计”一词最早是由斯图尔特·琼斯（StewartJones）教授于2008年提出的。因为最初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企业排放引发的会计问题，是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内进行探讨的，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及其披露问题的日益突出，有学者发现，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已经不能满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所有会计事项，需要单独设置一个碳帐户来对碳排放及其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处理，也有学者认为要将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及鉴证（Carbonassurance）业务纳入其中，即企业的碳账户在排放市场中进行交易前，须由胜任的第三方进行独立鉴证。这样，2008年，斯图尔特·琼斯（StewartJones）教授将碳排放、交易及其鉴证等会计问题综合到一起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CarbonemissionandSequestrationaccounting，CeSaccounting），简称碳会计（Carbonaccounting）。这是首次在会计研究文献中独立出现“碳会计”一词，从此，“碳会计”作为一类重要而又特殊的会计事项开始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从国外文献的研究进程看，Bebbington和Larrinaga（2008）从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三个方面阐述了碳会计涉及的内容，指出是否对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入账以及怎么入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种支持净入账法（netapproach），即无偿分配得来的碳排放配额不入账，购买的才入账；一种认为总入账法（fullapproach），即无偿分配来的可视为受赠资产，同样需要入账。碳资产和碳负债的计量基础的不一致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来自于管制风险和竞争风险，高碳产品的竞争力会下降，而能源依存度低、应用新技术的企业未来的竞争力会提升。
Ratnatunga和Balachandran（2009）则阐述了京都议定书机制的实施对企业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影响，指出碳会计成本要求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或为产品终身为碳成本归集期间，它除了要核算产品整个生成过程中的形成碳成本外，还要核算原材料采购的运输途中形成的碳成本，产品报废、产品循环利用形成的碳成本和碳机会成本。碳管理会计即在传统分析标准与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碳治理、碳信息管理、碳管理培训和碳政策等要素，对采购、生产、销售、产品回收、循环利用等各环节进行有碳影响的分析，并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而随着能源管制政策的出台，投资者也开始关注企业面临的“碳风险”，即Co2排放措施的不断出台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为了形成公司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信息披露标准，弥补正是财务制度的缺失，2000年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投资者发起设立了一个国际性合作项目——碳披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CDp），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反映被调查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引致的风险、机遇、战略和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温室气体减排管理、气候变化治理等四个方面。另外，对于具有碳固价值的森林资源，其吸收Co2的能力可以为企业创造额外的碳减排指标，因此在低碳背景下，森林资源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为其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更体现为碳固价值，因此对这类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会计处理问题也受到Ratnatunga（2004）等学者的关注。
由国外对碳会计的研究，我们发现，碳会计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1）企业碳排放和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2）碳排放权受限引发的企业成本管理和战略决策问题；（3）企业碳信息披露内容和框架问题；（4）企业中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价值的再评估与计量问题。
三、国内碳会计研究现状
我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并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削减义务，碳排放-配额机制在我国并尚没有开始实施，因此，碳排放权在我国暂时并不是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并不需要会计予以反映，这造成我国企业的碳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碳会计相关研究缓慢。
（一）CDm下碳减排量的会计核算
我国作为CDm项目的参与方，可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在我国境内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经过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可以抵消发达国家的部分碳排放量，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CDm项目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另一种是投资于提高能效的项目。于是，CDm下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审定和核证，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即“碳减排量”是有价值的，具体价值大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CDm项目在申请时已有国外买家合同，已约定好了碳减排量的合同价格，另一种是该项目可能还没有找到国外买家合同，这时，要将碳减排量划入中国国家帐户，等买家确定后，确定了交易价格，再由主管机构核准转出。
因此，对于成功注册了通过审核的CDm项目的企业，就需要对CeRs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是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于2005年6月27日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之后许多企业参与注册申请了CDm项目。需要注意的是，CDm项目的完成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从申请到批准最顺利也要3到6个月时间，不论是否注册成功，前期的设计、包装费用至少需要投入10万美元，CDm项目的交易成本较高。
我国碳会计论文比较少，研究范围计较窄，主要是CDm下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其争议主要集中在应将碳减排量确认为何种类别资产的问题上。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三种：（1）作为存货的赞同理由为：CDm项目下的碳减排量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为持有的，最终目的是销售；反对理由为：碳减排量是无形的，高额且有风险的CDm申请费怎么办？（2）作为金融资产的赞同理由为：碳减排量是金融衍生产品，拥有自由交易市场，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下转封三）（上接第272页）反对理由为：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市场。（3）作为无形资产的赞同理由为：不具有实物形态，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且由于CDm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未来经济利益不确定，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反对理由为：碳减排量应该属于流动资产。
（二）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内容
随着政府排放管制的不断强化，企业应逐渐认识到积极进行碳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积极主动应对，企业才能在低碳经济时代占有主动权。反之，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很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所谓碳资产管理，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如：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其他措施。祝福冬（2011）从低碳背景下的peSt分析、树立低碳经营理念、进行低碳流程再造、低碳供应链管理、低碳营销、低碳公共关系以及二氧化碳信息披露等方面介绍了碳管理涵盖的内容。他们一致认为，碳核算是碳管理的起点。碳核算是一个多层次的碳计算、记录、数据储存和数据管理系统，它能帮助企业进行碳排放的精确测量和分析，摸清碳排放量和排放结构。只有有了可靠的数据，企业才能计算“碳排放成本“，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
（三）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现状
由于我国目前尚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会计上主要是对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权的确认和计量，对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关注较少，也没有探讨与报表附注相关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方法。另外目前我国公司的碳管理意识还不够明确，没有建立自身的碳核算信息系统，再加上对于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信息，国内没有强制企业披露的要求，这导致我国企业无法或不愿意对外披露其碳信息。在CDp全球世界500强的调查中，13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也只有2家回复。2010年，国资委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于央企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了要求，要求上市公司围绕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披露其责任管理和绩效信息。但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披露最多的内容是“节能减排”、“绿色办公”和“公益慈善”等有关信息。部分报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和机遇进行分析和披露。大部分上市公司“碳信息”、“水信息”等方面信息披露不足。
张彩平和肖序（2010）认为，我国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应该更侧重于公司具体的碳减排行为，披露内容也应更详细具体，披露信息审计标准也应相对比较简单；在碳信息披露的格式上，张锐认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列碳会计项目或在附注中进行详细说明；另一种则是单独报告，提供与碳会计相关的信息。
通观我国和国外的碳会计研究现状，发现我国碳会计研究进展较慢，原创性研究较少，大都是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研究内容比较简单，尚处于简单的碳减排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阶段，虽然学者对碳管理和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但企业整体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实施效果不明显。
四、碳会计未来研究展望
有人对《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的后京都问题表示担忧，认为一旦后续强制减排约定失效，企业的碳排放权的价值将大大减少，关于碳会计的研究也就没有意义。还有学者认为我国会通过碳税的征收来促使企业减排，碳交易市场短期内在我国市场前景不明朗。
关于这个争议，笔者认为后京都问题一直受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关注，并于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其中，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他国家也纷纷公开了其减排承诺或方案。因此未来的强制减排是趋势，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是不会逆转的。
关于我国减排机制的设计，碳税和碳交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梅德文从三个方面对碳税和碳交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先征收碳税，在各方面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碳交易和碳税都会实施。因此，尽管短期我国会征收碳税来控制企业的碳排放，但碳交易一定是一个长远的机制，它的实施是个早晚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的碳研究虽在理论和实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处于规范零散性的起步阶段，理论与实务差距较大。我国碳会计尚待解决的问题有很多：①建立企业的碳核算信息系统，构建企业的碳会计体系；②培育碳会计所需的公允价值准则规范及其市场环境；③研究与碳会计规范相关的配套准则，提高各个准则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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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铭.关好你的碳资产[J].新理财，2011（5）：42-43.
[6]蒋婷，陈泽勇.低碳经济浪潮下企业的供应链碳管理方法研究[J].电子质量，2011：34-37.
作者简介：
碳减排的意义篇6
【关键词】碳排放权会计环境污染节能减排
一、引言
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需求量大幅增加，这个无疑会加重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近几年，恶劣天气频发、大气污染、全球气温升高等自然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出现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标志的低碳经济，节能减排、低碳出行等倡导也不仅仅作为口号，而是越来越引人深思。尤其中国近几年的雾霾天气，让全民深感羞愧。
在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空气质量恶化这些情况显得尤为严重，其中碳化物可以说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而企业又是碳化物排放的首要责任者，传统的会计核算系统已经明显不能适应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的核算，所以必须加紧碳排放权会计理论系统建设。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这对国际环境保护规范的制定起到了深远意义，之后各国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所。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交易地方配额约4024万吨，成交额约12亿元。国家发改委也在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范，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
二、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
传统会计的核算对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目前碳排放权会计还没有形成准确统一的定义，大致上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是指企业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通过对企业碳排放权的取得、确认、计量和记录，并编制财务报表，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决策信息的过程。
三、碳排放权会计的基本假设
会计核算需要基本假设，碳排放交易权核算当然也需要基本假设，作为碳排放权会计理论的一部分，应该参照传统会计的基本假设，同时应有其特殊性。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假设有：持续经营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可持续发展假设。
传统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是指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不会出现停业或者破产。显然，同样适用于碳排放权会计，意味着企业在开始持有并核算碳排放权时，就假设企业会持续经营下去。
会计主体假设是为了明确核算的空间范围，明确经济权利和责任的归属主体。会计主体指的是会计工作特定的空间范围。碳排放权会计的主体假设是指能够独立核算有关碳排放权的经济活动范围限定。
货币计量假设主要是为了给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全面、定量性的信息。碳排放权会计也可以使用数量、质量等计量单位，但是货币可以使碳排放权具有价值信息，所以货币计量最为合适。
会计分期假设是为了企业能够定期及时地向企业相关者提供财务报告，便于了解企业在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信息，所以会计分期也是必要的。
可持续发展假设是指企业在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自然资源不会枯竭的基础上，保障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发展，保证企业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
四、碳排放权会计的确认
（一）碳排放权会计的要素
碳排放权会计是在现有会计的基础上，核定其要素范围，同样与现有会计一样，也是六个要素，分别是碳资产、碳负债、碳权益、碳收入、碳费用、碳利润。
碳资产是指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中，拥有或控制的，能够给企业带来一定经济利益流入的碳资源，例如碳排放权。碳负债是指在过去的交易中形成的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出的有关碳排放的现时义务，例如碳排放量超标。碳权益是碳资源与碳负债相减的结果。碳收入是国家奖励企业节能减排收入或者是碳排放权交易收入。碳费用是指企业在低碳活动中，围绕着碳排放权以及产品最后被出售或者终止使用所发生的支出，例如低碳技术设备的折旧费用、碳税等。碳利润是碳收入与碳费用相减的结果。
（二）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别
目前学术界对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别界定有三种：金融资产、存货和无形资产，本文认为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更为贴切，原因有：（1）企业持有碳排放权主要是为了以后耗用，而非出售，所以不能确认为金融资产和存货;（2）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刚建立不久，将碳排放权确认为金融资产不具可行性;（3）碳排放权不具实物形态，不符合存货的定义;（4）无形资产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资产，碳排放权不具实物形态，能够从企业资产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出售，具有可辨认性。综上所述，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更合适。
目前来看，企业的碳排放权主要有两个来源：国家无偿授予，企业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其价值前者我们可以通过交易市场取得，后者可以采用支付价格确认。
五、碳排放权会计的计量
（一）碳排放权计量属性的选择
资产的计量属性主要有历史价值和公允价值，那么应该采用哪种计量属性必须进行事先探讨。
历史成本主要用于资产初始确认，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主要是由国家免费授予的，所以，企业并没有支付金额，如果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碳资源的初始价值就为零，显然不合适，另外，如果市场上碳排放权价格经常波动，历史成本则在计量成本方面会显得无能为力。采用公允价值，国家无偿授予的碳排放权可以根据市场交易价格来计量，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允价格不稳定，不能准确的反映资产价值。
基于以上观点，对于碳排放权的计量属性不能单单选择一种，应该两者结合使用。
（二）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碳排放权的取得有两种途径，初始计量也要分情况。
如果是政府无偿授予碳排放权，存在活跃的市场，就用公允价值计量，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按照名义金额（1元）进行计量。如果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取得，初始计量按照企业实际支付的金额来计量。
（三）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1.碳排放权的摊销。前文我们探讨了应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处理，对于无法确定其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的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摊销，碳排放权是在企业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时损耗的，可以按照实际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来摊销。
碳减排的意义篇7
摘要：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服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在低碳框架下商业银行应对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商业银行
去年12月份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气候大会，在这次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上，组会再一次强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碳金融就就孕育而生。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源于《京都议定书》。通过开展碳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环境内生型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开拓中间业务收人、促进经营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碳金融顾名思义就是指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基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要求，碳金融包括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
1、是允许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转让他们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这就是“国际碳排放贸易”机制（iet）。
2、是允许发达国家从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得碳减排信用，用于抵减排义务，这就是“联合履行机制”（Ji）。
3、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以抵减其排放义务，这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现状
利用这些机制，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及经济实体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实施减排，获得减排信用，用于抵其减排义务，由此，这些全球配置刺激国际间金融发展，为各国实现“低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手段。
正因为有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碳金融需求，目前国际银行看好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低碳市场。总部设在伦敦的低碳经济专业投资银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ChangeCapital），目标是通过投资管理、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使全球低碳的同时创造可观的回报。他们管理的私募碳基金达亿8.5欧元，其中投人中国的达3.5亿欧元，该碳基金的投资者包括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一家英国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和一家领先的新兴商业银行，业务遍布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由于碳金融的CDm最终产品CeRs具有虚拟和衍生性，仅代表合同一方获益权力或某种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金融产品设计，促进低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碳金融的市场。也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制约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碳金融业务有着广阔的利润前景，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未广泛介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的兴起的时间不长，我国商业银行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的理解还处于低层次水平，对碳金融业务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第二，商业银行相关机构和人才的缺失。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商业银行拥有对应的机构，以完成碳金融产品研究、产品设计等必要的前提工作，而大多商业银行还缺乏这样的机构。较传统业务言，碳金融业务对具备金融、低碳等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依赖较大，目前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储备还不足。造成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的内部动力不足。
第三，碳金融业务风险较大。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除了面临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外，还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该框架下的三个减排的机制仅持续到2012年，之后如何，包括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建议
促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
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出售方，与国际碳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交易往往缺乏经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必要的交易平台，这点严重制约了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积极与国外投行沟通合作，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银行自身充当财务顾问、提供咨询业务以获取手续费。借发展低碳经济，商业银行可以探索在碳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促进业务经营转型，使商业银行经营更加多元化。
发展碳金融相关的理财产品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不满足于把钱存放在银行获取利息收人，而是投资股票、债券和等理财产品。尽管碳排放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但荷兰银行、中国银行推出的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只要国家重视低碳，环保企业表现优于其他行业，与碳金融有关的理财产品前景广阔。
碳基金也是充满潜力的融资方式。目前世界上碳基金有58只，2007年10月-2008年3月近5个月中，新成立的碳基金多达12只，而中国目前碳基金领域发展很慢，预计未来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拥有托管国内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参与托管碳基金业务中去。
规避碳金融交易风险
CDm项目贷款整体上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意味商业银行在项目融资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高、外部担保强的项目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项目的本息大多采用外币偿还，商业银行应该实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汇率变化风险。对于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坤民.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紧迫感[J].求是，2009（23）；
碳减排的意义篇8
最近，周小川行长撰文指出要利用金融市场来支持节能减排工作，其中在提及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的调节作用时，更是明确指出要“认真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探索在国内试行排放配额制、发展排放配额市场”。可见，在节能减排工作中金融市场是大有可为的，国外碳排放的交易机制对于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碳交易的由来
国际上的碳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碳排放权利的交易，它起源于1997年12月的《京都议定书》，该公约是国际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
《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达不到减排承诺的国家将面临严厉的惩罚。鉴于不同国家的减排任务、实现减排目标难易程度等的差异，《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做出规定的同时，也规定了非常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如基于市场的“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三机制，从而为发达国家也提供了回旋余地。“联合履行”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在成本较低的另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投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因此减下来的减排额返还投资国，冲抵减排义务。不过，“联合履行”只能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此名义下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履行”。也就是说，把“联合履行”所限制的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低，效益高），以换取减排额度来冲抵本国应负的减排义务。“排放交易”的意思是，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这些灵活履行排放义务的方式就促成了国际碳交易的产生。
欧盟碳交易的实践
对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任务，布什政府拒绝批准，而与此同时欧盟却积极探索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实现承诺目标所需的成本。2003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与日本、加拿大以及美国州一级的排放制度相比，欧盟的排放贸易体系更为完善，其所设计的规则能够满足《京都议定书》及其缔约方会议所作的决定的要求，预计会更容易与未来的国际排放贸易接轨，因而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机制。目前，欧洲已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其中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2006年交易的二氧化碳达到4.5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量的35％。
交易概况
欧盟现行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可以概括为“限额―贸易”体系，即先确定温室气体排放的限额，然后再根据额度的供求展开贸易，限额有余者是市场的供给者，限额不足者则是需求者。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涵盖了欧盟25个成员国，以强制性的方法纳入了1.15万个排放实体，其中包括炼油厂、发电量超过20兆瓦的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玻璃厂以及造纸厂等，共占欧盟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的80％左右，因此目前的排放交易体系所涵盖的温室气体仅包含二氧化碳在内，而不包含其他的温室气体。
关于限额的确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根据各成员国内部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规定每个国家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而这一配额又被分配到国内的各个排放企业，配额的分配是考虑了历史排放、预测排放和部门排放标准等因素而制定的。对于不能实现目标的企业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计划的时间安排。欧盟排放贸易计划分两期进行。从2005年到2007年的最初3年为第一承诺期，减排的目标是努力完成《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目标的45%，从2008～2012年开始的第二个承诺期里要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全部目标。
超标的惩罚措施。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7年的第一阶段减排期内，超额排放部分每标准吨二氧化碳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在2008年至2012年的第二减排期内，处罚的标准将达到每标准吨二氧化碳100欧元。
交易形式
为了达到减排的要求，欧盟具有减排义务的企业也曾考虑通过自行建设设备的方式来分解温室气体，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成本较高，因为欧盟企业自身减排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高达约56欧元。因此，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均可以通过《京都议定书》的其他灵活机制，以成本效率方式完成减排目标。这就形成了排放配额交易和核证减排交易。
排放配额（eUas）交易。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国之间的企业根据各自的减排成本差异，自由买卖温室气体减排额度，这就形成了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该市场，交易的减排单位是eUa，一个eUa等于一吨的二氧化碳。交易的需求方是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而供给方则是配额有剩余的企业。通过这种市场交易的机制，欧盟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本有所降低，欧盟目前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约为20欧元，低于欧盟企业自行建设相应减排设备的成本。
核证减排量（CeRs）交易。核证减排量交易是基于清洁发展机制而产生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规定，有减排义务的欧盟国家可向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权，其方法是欧盟国家企业帮助发展中国家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气体，就可以在本国获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欧盟的实践证明，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欧盟的减排费用。由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获得的减排量必须经过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鉴定，并由其发行核证减排量（CeRs），而核证减排量则可以进入排放贸易体系进行交易。核证减排量的价格是排放配额价格的一个贴现，贴现的程度依赖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风险程度。尽管如此，核证减排量的价格和配额的价格还是相互关联的，核证减排量的交易降低了配额的价格。
对交易机制的评价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两年多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宏观层面上，从第一年情况看，企业的履约率很高，其中英国的履约率超过99%。整个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所下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推动了基于项目的京都机制的投资，如清洁发展机制下面的一些项目。微观层面上，企业管理层对控制温室气体的认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氧化碳不仅仅是企业环境主管关注的事情，更是企业财务主管和Ceo要考虑的问题了。另外，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建立也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履约的成本，欧盟在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亿欧元到37亿欧元，而如果没有这一交易体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将大为提高。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也面临一些问题。其最主要的问题是现行的“限额―贸易”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在限额体制下，一些企业通过游说政府而获得额外的配额，然后将多出来的部分出售获利。政府也存在发放过多配额的现象。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透明的、合理的配额分配机制，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配额的分配，也存在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配额的分配。最近，欧盟就考虑用拍卖和基准机制来修改现行的配额交易体系，希望通过拍卖的形式来发放排放许可证。另外，由于市场深度不够、配额频繁调整、气候与经济等因素，造成市场上排放配额价格的过大波动。
对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示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中并没有规定我国减排的义务，但是，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较快，从1994年至2004年年均增长4%，这对于国内的环境保护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借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用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控制我国的碳排放，同时也是为未来的国际碳排放贸易积累经验。在当前，可以先按照“限额―贸易”的方法在我国建立配额交易市场。
首先，以法律的形式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一定规模之上的企业纳入到限额排放体系。在初始阶段，包含的企业主要应该是工业企业，排放许可权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二氧化碳。
其次，建立透明、合理的排放权分配机制，对纳入限额排放体系内的企业规定一个排放配额。
再次，建立排放配额交易的场所，为配额的供求调节提供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的气候交易场所，允许配额有剩余的企业在经过相关机构鉴定、审核之后把剩余的配额在气候交易场所出售，而允许那些配额不足的企业在气候交易所购买市场上出售的配额。
另外，对于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相关机构应根据超标的数额给予相应的惩罚。对于超标数量罚款的金额要大于市场上相同数量配额的价格。
碳减排的意义篇9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碳排放限额与交易；单位减排成本；减排率；边际替代率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080-06
DecisionmechanismStudyonproductpricingandemissionReductionintwoLevelLow-carbonSupplyChainenterprisesBasedontheCDm
XieXin-peng1，2，ZHaoDao-zhi1
（1.Schoolofmanagementandeconomics，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27
2.Schoolofautomobileengineering，militarytransportationUniversity，tianjin300161）
abstract：thispaper，undertheframeworkof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startsfromthecustomer'sactualdemandforlow-carbonproduct，combiningwiththeemissionrightexchangeinthecarbonmarket，andthendeducestheprofitfunctionswhichtakeretailpriceasdecisionvariableofretailerandwholesalepriceasdecisionvariablesofmanufacturer.throughtheanalysisof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decision-making，itcanbederivedthatithascloserelationbetweenwholesalepriceandemissionreducingrate，emissionreducingcostaswellascarbontradeprice.overhighemissionreducingcostmeansthatthemanufacturerwillpayahugecosttoreducecarbonemission，andthenwilllosethecooperativespacewhencooperateswithretailer，meanwhile，overlowmeansthattheproductwilllosecompetitionability，ithaslittlerateofreturnoninvestmen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carboncapandtrade；unitcostofcarbonabatement；carbonabatementrate；themarginalrateofsubstitution
引言
经济在不断地发展，环境也在不断地恶化。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温室气体（Co2）无节制的排放。国际社会致力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上来。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就是这一行动的具体体现[1]。
目前在众多的碳减排的方法中，较为常见的是征收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其中，排放权交易是在排放限额的基础上进行的直接管制与经济激励相结合的减排手段[2]。CDm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基于项目的碳交易机制。2006年12月，安钢与英国CamCo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安钢CDm项目协议。如此，发达国家通过资金购买不足的碳配额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而发展中国家开发了先进技术实现了碳排放量的减少。
1文献回顾
1.1庇古税和科斯定理
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就是将生产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传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是20世纪20年代庇古（pigou）提出的庇古税[3]；另一是20世纪60年代科斯（Coase）所讨论由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以及采取“私了”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科斯定理[4]。科斯认为解决的方案应与强制企业支付给其行为造成损失的受害者的赔偿方案不同。
1.2碳配额的政策研究
遵循着以上两种思路，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碳排放权分配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前两种方式最为常见[5]。aarónDavidBojarski等人设计了低碳供应链的网络模型，认为整个供应链中某一时期的碳排放量等于政府在这一时期免费分配的碳配额加上从市场上购买的碳配额再减去通过市场卖出的碳配额[6]。杜[7]在考虑碳排放及其交易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时认为：企业获得的排放许可来源于三种方式。即：政府免费分配量、碳市场交易量和碳排放减少量。本文在建立碳交易模型时也认为制造型企业的所有碳排放权来源于以上三个方面。
1.3排放限额对企业行为影响研究
在对碳减排成本分析方面，张中祥[8]的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在国际间比较活跃的原因是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分析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方面，Fredrik通过比较三种模型分别得出了他们的最优排放税收[9]。Japoyago-theotoky[10]考虑了企业减排的技术溢出问题，对于R&D合作，独立R&D和eRC三种不同情况设计了两种契约机制。杜少甫等人分别研究了净化水平确定下企业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净化量[11]。Zhang等[12]通过报童模型建立了企业依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生产与存储的优化决策模型。何大义等运用存储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碳排放交易决策和减排率决策[13]。
1.4考虑碳排放约束的供应链运营管理研究
Hoen等[14]研究了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两种碳排放规制对供应链中运输模式选择影响。随后，Hoen等[15]以一个实行运输外包的自愿减排的企业为对象，同时考虑了运输方式的选择和定价问题。Benjaafar等[16]分析如何通过运营决策的调整减少碳排放。Cachon[17]研究供应链零售商下游网点布局如何在满足碳排放约束的同时使运营成本最小化。
张靖江考虑了由排放权供应商和排放依赖型生产商所构成的两级供应链，给出了各方的最优决策和整个供应链的最终利润[18]。在此基础上，Du等[19]在考虑由传统非营利绿色环保组织（如能源管理公司emC）作为碳排放权的供应商和碳排放权依赖企业组成的新型供应链优化问题。
综上，更多的学者还是侧重于要减少整条碳排放链的同时使得减排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或者是侧重于考虑碳排放的整个供应链网络的优化设计和布局。而很少有人关注于在考虑了碳减排约束条件下的供应链上下游之间转移价格的博弈关系，及其与边际减排成本和碳交易价格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解决的。
2情景与模型
本文分析基于如下情景：在低碳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环境意识将不断提高。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除了要考虑价格因素外还会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碳减排与环保和健康的关系。例如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连锁京沪—西南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王伟对什么是“低碳家居建材商场”做了严格的界定，该企业通过倡导低碳理念，扩大了潜在的消费群体。又比如国内两大零售商国美和苏宁相继通过宣传低碳节能产品引导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将一部分潜在的普通消费人群转化为低碳消费人群，最终实现了销售利润的提高。Fanwang（2011）等学者就认为进行低碳供应链的需求预测时，我们不仅要以价格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到在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碳排放量的大小。因此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低碳产品的需求将是价格和碳排放量综合的函数，即Q（p，e）。零售商将面对潜在需求增加与供应商抬高价格这样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环境，而制造商将在批发价格与减排投资之间进行权衡和决策。
2.1假设与参数设定
（1）供应链中存在着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双方均不存在库存。
（2）低碳产品的需求量是价格和减排量的线性函数。
（3）低碳产品采取成本加成法定价，即在单位产品成本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加价率确定产品的价格。
（4）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单位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一定，制造商总的碳排放量将是产量的线性函数。
（5）单位碳排放的减排成本是减排率的增函数，并且随着减排率的增加而边际递增。
（6）减排成本投资对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没有影响，即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在减排前后保持不变。
（7）政府在单一周期内免费分配的碳配额量是外生变量，并且当期碳配额不能转移到下一期使用。
（8）碳交易价格是由碳交易市场决定的，是外生变量。
（1）零售商批发价格曲线的斜率为负值，制造商批发价格曲线的斜率随着c（τ）τ的不断减小而由正值变为负值。制造商与零售商所形成的合作空间如图4灰色区域显示；
（2）随着c（τ）τ的不断减小，k1的变化速率要大于k2，于是灰色可行区域的面积将会减少，制造商批发价格的区间和上限都会减小，减排率由于减排投资的减少而减少；
（3）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讨价还价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减排对于制造商来说意义很小。
以上四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低碳环境中，制造商减排效果在其与零售商价格竞争时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过高，将减少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进而提高利润的空间；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过低，将使产品的碳排放过高，使其在与零售商进行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在一定的区间内围绕着碳交易价格波动时，并且略低于碳交易价格的时候，将使得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讨价还价中更有话语权，此时的减排投资对于制造商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4结论
本文从对产品的需求出发，讨论了低碳环境下，消费者在购买低碳产品时不仅要考虑产品的价格，还要考虑到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构建了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函数。在假设零售商按需采购和制造商按需生产的前提下，得出并比较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零供双方的利润函数，结果可以看出双方均可以通过改变批发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而，批发价格是与低碳产品的减排率、减排成本以及碳交易价格有密切联系的。单位减排成本过高，制造商将不会投巨资去减排，零供双方将没有合作的空间；单位减排成本过低，所生产的产品将不具有竞争力，制造商的减排投资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制造商在与零售商价格竞争时失去话语权；而单位减排成本在靠近碳交易价格区域内波动是最理想的状态。此时，零供双方均会有较大的利润提升空间，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将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更有话语权。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更加清洁环保，消费者使用得更加安全放心；对政府来说，总的碳排放量会逐渐地有所减少，从而完成联合国限定的减排任务；对制造型企业来说，利于它的长期发展，使其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做出正确的减排投资决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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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金融工具；托管经营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87-04
1碳金融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1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carbonfinance）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一项重大金融创新。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基于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目前，关于碳金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世界银行（2006）对碳金融的定义是：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拉巴特（Labatt）和怀特（white）的定义是目前最为全面的概括性界定：①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②碳金融是探讨与碳限制经济领域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③碳金融科学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基于碳市场的金融工具，用于转移碳排放导致的环境风险，并促进人类完成环境保护目标。张传国、陈晓庆（2011）则将碳金融定义进一步归纳为：近十年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旨在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从实质上看，碳金融就是以金融方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的核心是碳排放权。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包括：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联合实施机制（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使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品，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士敦士登、冰岛和挪威等国家，超过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先后成立了专业交易所。近年来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基于碳交易的期货产品、期权产品及掉期产品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2011年全球碳市场达到1070亿欧元。2012年世界银行估计交易额是1500亿美元将超过石油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一种发展趋势已初现端倪，即未来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贸易摩擦、汇率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与碳市场联系起来，碳资产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
碳金融源于碳交易，但是，碳金融和碳交易并非完全一致。碳金融业务大体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融资支持，通过成立各种碳基金或环保基金，或直接贷款支持相关的产业；二是围绕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各种融资、产品创新以及其他金融服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初步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Garcia（加西亚）和Roberts（罗伯茨）（2008）将碳金融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服务两种新型“商品”的交易市场——基于配额的市场（限量—交易机制）和基于项目的市场（基准—信用机制）；第二，碳金融与投资密切相关，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政府基金，投资都是碳金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三，碳金融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评估生产能力的标准，从而影响他们在碳市场上的投资和交易选择。
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爆发性增长，碳金融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参与者，不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碳金融业务当中，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也积极加入其中，不但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间接或直接融资服务支持，同时日益活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
1.2中国碳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碳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几乎概括了碳交易市场的全部内容。但在我国，碳金融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其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为低碳项目的绿色贷款和与CDm项目相关的投融资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由于在中国降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边际成本优势，开发基于市场机制的碳减排项目CDm便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碳金融活动的重要途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纷纷进入中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主要业务是向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但是，国内碳金融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要求。
（1）碳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不高。国内金融机构涉足碳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为低碳排放项目提供信贷融资，即“绿色金融”。中国基于项目的CDm等融资方式要依赖传统银行业的支持，由于CDm项目流程烦琐，交易规则复杂，项目周期较长，又涉及较多风险因素，使得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都持谨慎态度。低碳项目技术含量高，要转化为可核减认证的项目需要时间和资金的大量投入、转化成本高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许多有意愿参与低碳经济的企业设置了准入壁垒。
（2）碳交易的范围狭窄，业务类型比较单一。目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下的一级CDm项目市场。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金融创新还很少，也少有涉及二级CDm项目市场交易。
（3）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因节能减排初期投入巨大，未来收益既滞后又不确定，严重影响当期实际利润，即使获得了政府的补贴或减税优惠，短期行为的微观主体很难积极主动发展低碳项目。
（4）由于国内没有健全的碳交易体系，碳金融功能无法实现。国际经验表明，自愿减排市场是不成功的。企业自愿减排的社会责任往往要让位于自身的生存发展。虽然我国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建立地区性碳交易平台，但实行的是自愿减排交易机制而非总量控制的强制减排，导致需求不足，交易稀少。因此，其价格发现、交易融资、资源配置及节能减排作用有限。
低碳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企业，但现实中，企业首先面临着减排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资金和技术的两大瓶颈。中国拥有巨大碳减排空间，但是碳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其中，突出问题之一是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融资存在困难，碳交易需求不足。从长远来看，加快建立中国本土强制减排市场交易机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节能减排激励问题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之前，建议通过探索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创新，鼓励加快清洁能源减排技术的创新研发，减低企业“低碳生产”（碳减排）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节能减排之中，最终推动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探索性地提出通过发展碳金融托管业务，作为解决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融资存在困难的选择之一。
2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
顾名思义，碳金融托管经营是以降低碳消耗为直接目标，通过高碳耗企业签订合同，运用低碳技术对其进行改造，达到减低受托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并使托管企业获得相应收益的制度创新。
碳金融托管与合同能源管理既有其相通的方面，也有它的特殊性与适用性。相同的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以开发和运用低碳技术为直接手段，达到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托管不仅运用金融手段开展投融资业务，更重要的是碳金融托管要降低被托管企业的碳消耗水平并有效地提高被托管企业的经营业绩。此外，由于合同能源管理主要适用于规模大、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而广大的中小规模企业、生产企业很难得到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的垂青。本文提出的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是一种新的既适合于碳耗高、效益不好的生产企业，也能够在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型企业有所作为的碳金融托管经营模式。
合同能源管理实质是一种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合同能源管理投入低碳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所需的费用，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与服务对象在未来的节能收益上的利益分成，获得企业的投资收益。碳金融托管则包括专门从事低碳技术贷款和开展证券化业务的碳金融机构和实施具体托管业务的企业。从事低碳技术贷款和开展证券化业务的碳金融机构也可以设立专门直接从事托管业务的部门，承担具体托管业务。
无论是碳金融企业，还是直接从事托管业务的公司，开展碳金融托管业务要承担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自主研发或购买他人技术成果等途径获得低碳技术。二是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必须明确的是，在托管经营模式下，被托管企业的投资者成为一个不参与管理、不干预经营、在托管企业结束或特定阶段分享托管经营成果的形式股东。托管企业有权按照托管合同的要求，使用被托管企业的资产、资金和人员，并有权处置被托管企业的资产、设备。托管企业是否有权处置被托管企业的核心资产应该在托管合同中详细说明，必须避免因托管企业处置被托管企业的核心资产而导致其核心竞争力的降低。
3低碳技术的赢利途径
低碳经济领域良好的赢利前景已经改变了银行家、企业家、政府及机构组织在环境问题方面的思维定式。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是被视作新的机遇。
碳金融托管经营的直接目标是减少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很多企业都在发展低碳技术方面获得巨额收益。但从发展低碳技术的角度，碳金融托管经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标。
（1）减少碳排放、节约能约消耗方面的支出。石油化工、煤炭、钢铁、水泥、冶金、炼焦等行业都是传统的高碳行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碳行业降低能耗的潜力巨大。例如太钢通过技术研发和工艺创新，每吨钢的能耗从1000千克降低到500～600千克的水平，节能减排项目每年可增加产值16.7亿元。
（2）减少碳排放，绕开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壁垒。为了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借口保护人民健康，设置了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碳关税等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实质是贸易保护。有研究人员测算如果碳关税定在30美元/吨碳，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减少1.7%。如果定在60美元/吨碳，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减少2.6%。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做法，但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步伐。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量，才能绕过发达国家设立的碳关税壁垒。
（3）减少碳排放量，参与碳交易，获得碳交易收入。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通过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发达低碳技术，获得碳交易收入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产业，也是很多企业的新的收入来源。2009年湖南皂市水电CDm项目通过联合国鉴定，每年减少30万吨碳排放，企业每年可以获得2000多万元的碳交易收入。所以，在碳交易制度下，中国高碳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也可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会。
从碳金融托管业务的角度，企业和科研院所可以通过低碳技术的研发，从上文所阐述的三个途径获得高额收益。这就为专门的低碳技术研发者提供了成长空间。从技术研发的角度，这些研发者成为低碳技术的专业性提供者。从碳金融的角度，社会需要碳金融机构为研发低碳技术和采用低碳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4托管业务的赢利途径
碳金融的托管业务主要通过与技术落后的高碳企业签订托管获得，利用自主研发和采购获得的低碳技术对被托管企业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碳消耗水平，获得碳交易、市场扩大和相应的经营杠杆收入。其主要赢利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低碳技术的经营收入。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更是企业扩大销售、占有市场的通行证。取得市场需要的技术就可以达到一本万利和一劳永逸的目的。
在技术交易市场发育完全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购买适宜技术等方式获得对相关技术的使用权和处置权。通过碳金融托管措施，托管企业可以尽快取得低碳技术的研发成果。通过低碳技术交易，托管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托管企业还可以通过制定低碳设备的技术标准，获得技术研发的诸如许可证、会费等高端利益。
（2）获得减少碳排放的相关收入。通过碳金融托管模式，托管企业可以用先进的低碳技术改造中国的高碳企业。通过减少碳排放，降低被托管企业的能源消耗支出，从被托管企业的赢利分层中获得收入；通过托管行为，降低被托管企业的碳消耗水平，参与国内和发达国家的碳交易，从被托管企业转让碳排放指标获得利益分成。
（3）低碳技术使用获得的扩大销售收入分成。发展碳金融及相关托管业务的直接目的之一是为了绕开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和碳关税壁垒。碳金融的主要职能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运用，而碳金融的托管业务则更进一步包括用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企业和通过托管企业的融资活动和管理创新，促进原有的高碳企业降低碳排放量、维持和扩大销售。碳金融托管企业可以从被托管企业扩大销售的利润分成获得相应利益。
（4）低碳技术使用获得的杠杆收入分成。市场经济不仅是交换经济，更是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安排可以使投资者利用新信用和融资杠杆获得高额的杠杆收入。具有实力的托管企业可以通过发债、贷款、preipo和直接上市获得丰厚的杠杆收入。
5政策建议
碳金融托管经营是以低碳技术为媒介，通过各种碳金融工具，对高碳企业进行工艺改造和技术升级，减少碳排放，绕开发达国家以碳关税形式存在的贸易壁垒，达到减少能源费用支出、绕开贸易壁垒的目的。因此，碳金融托管是一个既包括碳金融业务，又包括托管业务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贯彻未雨绸缪和统筹规划的原则，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碳金融托管经营的高速和健康的发展。
（1）按照金融业发展的原则与规范，积极推动碳金融产业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惠及全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发展低碳经济必然有与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相一致的要求。尽管传统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一部分要求，如果以传统的金融机构越俎代庖，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问题。碳金融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必须按照金融业发展的原则与规范，积极推动碳金融产业的发展，并通过碳金融体系支持对高碳企业的托管。
（2）发展低碳技术的证券化业务，促进中国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发展低碳技术的关键在于研发适宜的低碳技术，研发适宜的低碳技术则有赖于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消除技术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通过低碳技术研发的证券化措施，可以筹集技术研发所需的资金、分散技术研发过程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具有风险投资性质的证券业务，可以刺激社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力度与兴趣。
（3）加速中国的碳交易系统建设。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市场的有效运行。要让碳排放这种稀缺的资源体现出其真实的价值，必须要有一个信息公开透明、交易活跃的市场。尽管发达国家的碳交易和碳关税具有限制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特点，但发展低碳经济、过低碳生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碳交易体系是鼓励和敦促中国企业、研究机构发展低碳技术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尽管中国已经在碳交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地来说，中国的碳交易体系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低碳法律规范和碳交易体系，鼓励低碳技术创新者通过碳交易获得高端利益，加大推动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4）对碳金融托管业务实现政策倾斜，支持托管公司开展低碳技术的preipo和直接上市等杠杆业务。鼓励企业、科研机构研发和采用低碳技术以及支持低碳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是降低碳消耗和碳排放的关键措施。通过托管企业发展preipo业务，直接上市可以使托管企业获得高端利益，激励更多的托管企业通过研发和孵化低碳技术、用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产业、对缺乏创新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实现低碳化托管经营，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开展对托管企业低碳项目融资租赁业务。托管企业在低碳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购买昂贵的低碳设备，如风力发电机、水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机等。商业银行可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为相关企业提供设备，企业则通过出售CeRs或低碳产品向银行支付租金。通过这种方式，可帮助企业解决低碳化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
（6）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碳信用评级机构。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认证机构，以满足将来庞大的市场需求。在当前CDm机制下，主要认证机构都是来自于欧洲。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在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之前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相应的，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措施，如合规范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于企业的碳信用进行认证、登记和备案，作为税收优惠、贷款、未来碳配额分配和排放权交易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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