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1
一、加快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打牢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贯通改革、发展、稳定，贯通经济、政治、文化，贯通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中，经济是首要因素。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经济落后就可以带来一连串的落后。当前，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处在贫困状态。20__年全国2800万贫困人口，少数民族没有解决温饱的有1300万；占全国的45%，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8.4%，而少数民族没解决温饱的却占全国的45%。①民族地区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以及、艾兹病问题等等，都与贫困问题相联系。有贫困就不可能有和谐，有贫困就不可能有稳定。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解决，不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位置上来。加大感情投入、政策投入、人才投入、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中，加快每一个民族的自身发展，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从我们新疆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阶段的新疆民族工作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各民族群众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文化发展问题。
（一）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主题是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新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经济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相对差距在扩大。新疆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大省，有着其他省区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优势，其中包括水土光热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优势、旅游资源优势，畜牧业资源优势、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等。但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新疆的这些优势资源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和充分的转换开发，未能形成独特的特色产业体系和经济优势，造成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形成一种“富饶的贫困”状况。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稳定，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二）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亦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离开了发展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只有用发展的办法才能根本地解决民族问题，更好地搞好民族工作。新疆目前迫切需要寻求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新疆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自身地域辽阔、区情差异大、资源种类不同的特殊区情出发，积极实施特色优势资源开发战略，促进特色产业群的崛起，快速提升新疆特色经济的整体水平，切实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能从中得到巨大实惠。
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从根本上维护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同一国家的多民族内，以宪法和有关法律为准绳，在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地区的内部事务，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不断创新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必须坚持和完善，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创新与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政策实践，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民族地区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加快，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快，与其他地区差距会逐步缩小，民族地区会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确保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与时俱进，不断从民族地区实践出发进行创新。
三、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的心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之大，不仅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还在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是维系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强纽带。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生动局面。
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文化问题十分敏感。每个民族都十分珍视自己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民族文化，前提是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要继承、保护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民族的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许多文化现象正在消失。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要正确处理继承、改革、发展的关系，让现代化内容再现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紧密相连。少数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不断提高群众中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振兴、繁荣民族文化，最大限度发挥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各民族的自信性、自豪感，增强整个中华的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实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分属不同民族的。如果搞不好民族团结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1992年同志就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人民幸福；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民族地区的发展首先离不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民族自治是我党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和政策既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充分体现出民族平等的原则。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一直注重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注意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保障。目前，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52%，是解放初干部总数的110倍；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5万人，占全区专业技术人员的56%，是解放初的562倍；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占全区妇女干部总数的66%以上。这些年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团宣传教育、开展大规模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大力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形成增进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从1983年起，连续23年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蔚然成风，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形成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檫和纠纷是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化为，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同志总书记提出的“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继续深入开展“三个离不开”和“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教育，要根据各民族相互交往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要紧密结合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急需，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一步打牢构建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五、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干部保障。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2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涵与价值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涵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社会公共秩序相关的重大活动等重大事项在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或审批审核前，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有效规避、预防、控制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更好的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价值
1、实现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的理念转变
在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的变革、发展与转型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又使我国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加，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各级政府改变亡羊补牢、被动应付的理念，树立未雨绸缪、主动应对的理念，在做出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等决策过程中对可能隐藏的社会稳定隐患进行评估，从源头上把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实现从传统到“自下而上”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发生变化，各级政府在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项目的出台与实施过程中采用“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社会管理模式，更加关注民意，注重与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与协商，确保其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识别和评估社会风险，从源头上减少、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使得社会管理模式从“单向度管理”向多方治理转变。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缺乏战略性认识
当前，在探索与实践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过程中，各级政府仅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而没有从创新社会管理以及增强政府公信力的战略高度进行考虑，未曾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之间的关系，导致各级政府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内动力不足，影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进程。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会人为增加决策程序，提高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很抵触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些都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进程以及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二）缺乏规范、权威的法律体系
当前，各地政府相继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规章、暂行办法、实施意见与试行条例，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对各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实行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但是，全国却缺乏统一、规范的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法律文本，这影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权威与成效。此外，各地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规范性文件都比较笼统与抽象，在实施细则方面有待进一步推敲与完善。例如，各地规范性文件中一般规定重大决定、重大工程项目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重大”一词，都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
（三）评估主体科学性不足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风评”实施细则都规定：在确定“风评”主体时遵循“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建设谁负责”的原则。即重大决策与事项的提出部门、重大决策的起草部门、重大项目的审批部门、重大决策与项目的实施部门等都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一方面，这是权责一致的表现，另一方面，也难免陷入“自己评价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困境，这不仅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质量，也降低社会公众对这些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的认同度与支持度，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另外，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常会遇到许多专业性问题，还需要熟练运用问卷设计、数据处理等专业技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中很难完全掌握，从而遭遇专业性不足问题，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四）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度不够
在实践探索中，虽然各地在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中设置了群众走访、听证会、问卷调查以及专家座谈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在实践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宗旨意识不强，不愿意听取社会公众尤其是相关利益群体意见，甚至存在害怕公众知晓从而影响重大决策与项目开展的顾虑，采取封闭式方式实施评估，忽略包括相关利（下转第157页）（上接第85页）益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导致社会公众的意志无法表达，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质量与效果，进而影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三、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对策
（一）强化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认识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将其列入重要工作议程，逐步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各级政府在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时应正确认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与威慑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做法，在做出影响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重大事项与重大工程项目等决策过程中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做到公众不同意的坚决不通过，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战略地位，提高各级政府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内生动力。
（二）完善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可以考虑出台全国性的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与权力，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成为出台重大事项与重大工程项目决策的法定前置程序，强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权威性。同时，细化现行的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改变比较抽象与笼统的相关规定，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可操作性，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性。
（三）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的科学性
为了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的科学性，就必须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的中立性与专业化。可以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中，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公信力与专业性。当前，已经有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中，例如深圳市、上海市等已将一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项目委托给某些投资咨询公司，提高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项目的专业性与准确性。但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的中立性与专业化任重道远，需要政府有足够魄力推进评估主体的中立性与专业化，同时不断培育相关的专业机构，促进其尽快成长。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作者简介]沈克慧（1972—），女，管理学博士，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司战略、风险预警。（江西南昌330077）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2012年重点课题“构建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主持人：高玫，编号：122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对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先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进行决策和实施政策的主要依据。通过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政策实施的前置程序，做到重大政策出台前有风险评估、实施后有责任追究，以实现从被动求稳到主动维稳的转变。作为当前一个新的加强社会管理的载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还存在若干法律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本文借助于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试图对重大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进行理论研究，期望能为政策决策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理论支持。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意义和基本程序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开发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政府必须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重大政策出台，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同时，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因此在对重大政策研究过程中进行分类应当区分可控和不可控风险，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二）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意义
重大政策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这就需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评估方法，从源头上规避、预防、降低以及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从而及时预警因考虑不周全而侵害部分公民或集团的合法权益，获得群众对重大政策的理解与支持，降低改革中的阻力，确保改革稳定发展。
本文试图运用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构，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得风险评估法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以及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进而防止严重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
（三）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基本程序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程序是基于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将对重大政策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进行分类、判断以及归类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
2、制定风险评估方案
由评估责任主体（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申报部门、改革牵头部门以及工作实施部门）负责制定评估方案，包括具体组织形式、时间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具体措施。
3、广泛征求意见
评估主体按照评估方案，就拟定重大政策进行公告、公示或者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来征求各方意见。并将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
4、风险估测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邀请主管理部门、执行部门、相关专家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对所收集的风险资料加以分析。同时，根据风险成因、潜在威胁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等问题，进行风险规避。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判断以及科学研究论证，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大小，这是风险的定量过程。
5、风险评价
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去衡量风险的程度，以便确定风险是否需要处理和处理的程度。衡量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能引发较大的不稳定事件，以及是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二、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研究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受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警思潮的启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逐步形成。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预警系统侦测经济安全，比如美国的“美国商情指数”（哈佛指数）、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的“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
国内学者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的研究源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的社会指标预警课题组，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社会问题指标、主观指标四大类，40多个主客观具体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宋林飞（1989）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包括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大类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2]。朱庆芳（1992）提出由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仇立平（2002）负责的上海课题组提出由17个方面7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阎耀军（2004）提出6大类55个指标构成的预警系统。陈远章（2008）设计了一套涵盖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社会舆情四个方面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得出几点结论。其一，目前在重大政策中有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但其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研究，对重大政策引发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和系统（童星，2010），重大政策拟定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四个方面[3]。其二，重大政策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杨琳等，2010），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应急制度不完善[4]”导致的社会风险发生后恶性循环，引发出更大的社会风险；“技术支撑体系”没有或者较少建立，导致缺乏理论指导和媒体监督，致使相关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潜在社会风险的发生。其三，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但条目过多，却导致社会监测困难。评价指标体系适用性差，缺乏普遍性，操作实施困难，不具备常规性和抽样性的特点，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来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图1）。
（一）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为使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应先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指标通常是用该地区公众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不平、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政策等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为基础综合编制而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含“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五个定性指标之下，根据陈远章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又分别建立了18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见表1），着力于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重大政策的存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与影响，从而降低社会风险，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索重大政策前置评估，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使其具有有效的操作性，同时，也改变了以往的评估指标不够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建立相应的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政府部门相应的管理状态构成，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各级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意识，并因为重视民意而及时化解矛盾。这部分内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应急机制、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为二级指标。根据陈伟珂等“执行过程风险指标”建立了6个三级管理状态测量指标（见表2）。
三、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将上述的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值后起先无量纲化后得到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指标，并根据指标大小来进行适度控制。根据图1和表1，建立下列社会风险预警评估模型：
eSRij=X1w1+X2w2+……+Xnwn（1）
eSDi=eSR1jw1j（2）
eSRij为二级指标评价值，eSDi为一级指标评价值，X代表无量纲值，w代表社会风险预期各级指标权重，n为各级指标序号。通过上述公式测量出各级指标权重，并予以社会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比风险等级予以相对应的风险识别。
上述指标权重是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权重采用既反映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主观权重，又反映决策客观数据的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确定后，采用了在专家咨询法（Delphi），请有关专家对每个定性指标打分，并对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求加权平均数。定性指标在不同等级上的分值系数分别为：强1.0、较强0.8、中0.6、较弱0.4、弱0.2。定性指标则是通过对熟悉重大政策对社会风险影响的专家、政府官员等的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aHp），对不同层次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在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两量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思路。通过对每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单因素评价可以得到隶属关系矩阵，它反映了某一、二级指标在各个指标上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某一级指标的隶属情况分析就需要对二级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四、应用前景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立在与之相类似的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手段基础之上，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从而防止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盲目决策，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群众的期待等此类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减少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设计[J].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0，（1）.
[3]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2010，（9）.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转型危机；协作治理；社会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45-06
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而可持续的和谐稳定，不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某个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力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日益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制度调整、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时代暴露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不仅出现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还出现在地区、民族等其他结构因素之中。有效维护利益大分化与制度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长期以来，全能主义和一元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盛行，国家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唯一责任主体。在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这种治理模式尚可应付自如。但在一个日趋多元的异质社会，其治理绩效必将捉襟见肘。培育现代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动员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也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中国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稳定的一般性问题，如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激增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背景下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当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平稳有序的，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它们成为损害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潜在基础的重要因素，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的压力，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功能弱化等。整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危机”，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是经济一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中国目前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存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尚处于基本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具有多发性与复杂性。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仅数量明显增多，涉及的人数众多且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激烈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居民对群体利益冲突的感知非常明显。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2012年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呈现出诱发原因复杂化、参与群体多样化等特点。在诱发原因上，因社会纠纷、征地强拆和警民冲突所引发的数量较多，其中征地强拆已成为导致各地社会秩序不稳定，诱发舆情事件的重要因素。同时，环境维权和族群冲突作为的重要诱因，逐步成为突出的主题。在参与者的分布上，城镇居民稍高于农村居民，社会矛盾存在着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利益矛盾和礼会冲突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同时，青年学生群体和流动人口成为参与的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往往熟练掌握网络新技术，便于在网上进行动员，并突破消息封锁，扩大事件影响力。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或不同地区来源的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激化，也容易导致的爆发。一方面是社会矛盾数量的激增，各种矛盾不只局限于公民之间、劳资之间、干群之间，而且跨城乡、跨区域、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矛盾呈凸显趋势，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难度空前增大，当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利益诉求的表达方面，各社会群体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普遍存在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与表达方式的非法性之间的矛盾，各种非法与合法的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叠加，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相互纠缠，行政、治安、民事和刑事案件相互交织，极大地增加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错综复杂性。
其次，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在当下的中国，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往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展现出来。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利益、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的非对抗性冲突。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激烈程度很高，而且激化过程极短，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多数社会矛盾由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各种逐渐增多，中国政治逐渐步入“集团博弈”的时代。规模之大、涉及人员之多、诱因之复杂、危害程度之高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矛盾。往往更具社会冲击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更具杀伤力，其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能小觑。社会矛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相伴相生，对转型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社会怨气和心态失衡成为诱发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高风险时代。2011年江西抚州的连环爆炸案、2010年福建南平的戮童惨案以及法官、法警、公安民警、城管和干部被枪杀、被泼硫酸、被刺死等极端暴力事件频繁出现，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外显的表征。失意群体残酷报复社会的病态行为是社会怨气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期累积又得不到发泄的社会怨气极大地增加了潜藏的政治风险，大幅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一方面，社会怨气是点燃的导火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都是由于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积聚而最终引发的。一方面，社会怨气也可能诱发残酷的社会报复型犯罪，引起人们的社会恐惧与心理恐慌。如果一些弱势群体在遭受社会不公时得不到及时的权利救济和情绪疏导，随着怨气的不断积聚，非常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一旦受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极可能借机宣泄，出现烧等极端破坏，形成泄愤型，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根源于中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内在困境和发展悖论。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代价，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遭遇空前的考验。（2）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日趋严峻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局部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大局稳定、局部不稳定和政治稳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3）中国现行的维稳模式保证了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中国的维稳模式亟需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一般而言，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只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不会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直接因素，执政者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针对种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样也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因为社会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前奏，是催生政治不稳定的土壤，社会不稳定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和显示器。因此，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长期保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管理创新：转型中国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是有效回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转型进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维稳是一种刚性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而其社会管理格局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因此，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而变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过程。借助制度规则的及时完善和调整，及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始终处于一种具有足够弹性和调适性的秩序之内。动态稳定是一种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要实现动态稳定，关键是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时排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而当各种危机事件爆发时，好的社会建设可以起到“安全阀”、“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创新亟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借助党委、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构建立体的社会工作网络，协作生产公共产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在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自律、互补、协同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其次，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动态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的内生力量，构建自生自发型的社会秩序，开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公民社会的主体既包括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公民，也包括代表团体成员利益并高度自治的现代社团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是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国家与社会双方的互动与协调增进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模式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缺陷，不仅能通过自稳定机制确保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而且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维护与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2）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从而平衡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共存，形成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格局。（3）从微观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公民意识成长和个体理性能力逐步发育的过程，而具有民主品格和高度理性的现代公民是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4）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和社团实施利益表达的专业化趋向，为政治系统的稳步更新和保持活力提供了支撑性条件。也能更为有效地疏解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导致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因而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各个社会群体得以按照地缘、业缘等利益分界线组织起来。增强每个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从而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而民生政治有利于培育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民生政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点。有效解决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和他们最关心、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民生问题是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生政治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推行平等取向的社会政策，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民生政治主张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民生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民生政治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民生政治建设有效地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幅度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效舒缓了社会不满情绪。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民生建设理念，不断优化社会利益格局，真正缓和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弥补社会裂缝，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们体验着更多的风险焦虑和转型压力。一方面，政治稳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和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是政治稳定的坚实支撑。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均衡，成为维护稳定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民主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以法治规约公民与社会组织的行为，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成长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积极的政治稳定功能，预防和抑制其消极功能，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是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关键要素。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机制。
三、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夯实中国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虽然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公共秩序构建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稳步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社会自主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生和涌现，政策与治理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执政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实体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多组织共生共存的局面，构建协作治理模式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向，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战略抉择。协作治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的自发性协作和科层等级制的管理。在一个极端复杂与多样化的时代。权力需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社会要求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化而不是一体化。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所决定，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资源适当连接起来。政府能力才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构建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权威对于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依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威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甚至动乱，这就提出了扩张政府功能和加强政府权威的要求。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型期的多中心和协作治理模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执政党和政府是构建公共秩序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组合各种治理资源，型塑现代治理结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政府权威是保证国家现代化变革正常进行和保障稳定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是人为地强制性地树立的，而是以政治廉洁和有效治理为前提的，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同时，政府凭借有效的公共权力，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政治沟通和政治妥协，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政治协调，达成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的有效调解，实现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整合，是维护转型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
其次，优化社会结构与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政治系统能否稳定，取决于该政治系统是否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否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在社会人口总数中占最大比例的中间阶层，通常构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它往往发挥着社会政治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高度，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要以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重点，构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具有极其重要的中介和代表功能、参与功能、服务提供功能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能够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政治僵局，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全能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问题更多地要留给社会组织去治理，各种社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充当政府有效治理和维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转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最后，切实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与协作治理模式，奠定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治理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彰显，各种突发频繁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洪峰”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需要，构建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是维护转型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综合治理组织体系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是整合所有社会治理资源的主体。虽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但由于社会治理资源的弥散性分布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会管理问题的合作治理与治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各种具有社会管控职能的政法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系统，并通过广泛发动居民参与，构建起有效的群防群治网络，执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组织围绕共同的目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产生整体效益，形成整体合力。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减少了社会调控体系的空隙，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在转型中国，执政党与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构建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是保证超大规模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主要历史经验。这种威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各种新兴的社会空间不断被体制化，与体制建立联系乃至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各种市场组织与社会力量在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制度化弹性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被收购、吸纳或同化，而各种、反国家的犯罪集刚、黑恶势力则被有效打击或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激烈的国际民主化浪潮中，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通过综合治理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统合机制，对巨型社会的平稳转型意义至关重大。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向，也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构建维稳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1
一、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随之出现，如因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事件引发的群体性或暴力抗迁事件不断激化着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其中，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稳定风险，对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必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我国很多地区相继出台了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办法。但是目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风险评估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不仅影响着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影响着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为了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我们有必要对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果进行探讨。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后果
从广义上来说，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是指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依赖关系，这三个子系统内出现的任何风险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安。
1.在指标设定上，没有严格遵循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视角。在目前的风险评估工作中并没有严格按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视角来设定相关指标，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对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首先，我们都清楚风险存在着不确定性，是损失出现的可能性，与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目前很多评估指标的内容评估的是问题，而非风险，对于风险评估与问题评估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其次，现行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一些评估指标并不直接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而是考虑到了项目的可行性。但是项目可行性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基于社会经济而非社会稳定。两者并不严格的区分使得在很多问题上偏离了社会稳定的轨道，将风险评估工作局限在了经济方面。
2.评估方法与程序作为合法化机制存在着局限性。目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通过民意调查与听证会两种方式展开。这两种评估方法可以使有关部门对自身的相关行政行为在特定地区的舆论反应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对于暴力抗法事件和的发生也能起到防止作用，但这仅仅是在社会稳定风险的现实性一面。民意调查与听证会方法却很难准确预测或预防社会稳定风险的非现实一面，如网络媒体的质疑、不满和批判等社会舆论及其对个人风险认知的影响等。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与程序存在的局限性使得相关部门并不是总能收集到有效的信息，对于一些非现实性的社会舆论却是没有办法进行及时、准确的预测和预防。
3.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对象上，没有区分事项与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同时兼顾目标存在的风险和事项实施方案存在的风险。其中目标是由事项确定的，而达到目标的路径却是方案确定的，两者有显著的差别。一个事项能通过不止一种的方案来实施，不同方案存在着不同的风险。若是对事项与方案不进行区分，就会容易根据一个方案的风险评估而对整个事项进行否定。这有可能会引起评估的简单化结论，或是因为修改评估方案而不得不进行低效率的反复评估。
4.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容存在着局限性。首先我国还缺乏相关的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程序法律，使得一些行政程序、法律权威缺失，阻碍着合法性评估的进行，一些关键性的制度需要建立。其次，合理性评估工作仍然存在着困难，对与民众有关的切身利益很难进行顺利地评估。合理性评估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进行都存在着阻碍，例如对被征收土地后的农民的基本生存如何进行保障，对房屋拆迁后的居民如何进行补偿，体制本身的局限性阻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5.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存在信息局限性。目前地方政府的信息负担能力的局限性使得风险评估主体对于社会不稳定的准确信息很难进行获取。首先，评估主体自己评自己时的独立性不足，在评估时很容易把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参与进去，在评估过程中很难尽可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后易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其次，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很少就涉及到人们的主观意愿和主张的客观线索提出要求，导致得出的结果主观性过强。第三，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用相对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和分析，但是目前的评估中很多时候对于评估事项的规定和政府之外的主体的参与表述比较模糊，而且评估的具体指标可操作性不强。
三、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建议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构，有专门的组织和人员来负责，还要有一些专家库等智囊团。在进行评估工作时，要切实明确职责，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身上，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其次，在进行评估时要积极主动地使用先进评估技术，认真做好数据收集、指标修正和评估报告等工作，形成科学完备的评估程序。此外还要建立长效机制，形成科学可行的评估体系。第三，要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对这项工作进行宣传，使民众正确认识到风险评估的重要性。还要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评估工作，让其认识到这项工作攸关自身利益的。此外，要充分考虑各方相关利益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尽最大可能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结束语
总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风险评估的对象、主体、内容、指标及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影响着问题和风险的有效、及时解决。因此，我们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切实加强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工作，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1]张振生.关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工程咨询，2011（09）：17-18.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高校；文化维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稳定；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41-03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高校社会环境有它的特殊性。其人群来源构成的四面八方与五湖四海特征，以及其“传授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稳定既关乎万千家庭，更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民族发展。因此，历史的看，高校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备受党和政府、教育界以及学术界的关注。但梳理已有实践和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意无意地淡化或者是忽视了高校的文化维稳视角。基于此，本文从文化的社会功能出发，以“高校文化——高校社会关系秩序”为分析框架，在“高校文化建设加强—社会稳定度提高”的假设前提下，对高校文化维稳的可能性——维稳的根据、必要性——维稳的困境、体制机制——与维稳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做一理论上的探索。
一、高校文化维稳何以可能
所谓社会稳定，从表象看，是整个社会处于稳固、安定、和谐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1]从内源动力看，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个人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表现为自我特性的一致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利的遵从等等，是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非强制性力量，是团体增加凝聚力的价值基础。[2]从维系手段看，一是道德建设、道德整合，从国家、社会和组织层面构建基础性社会认同；二是制度整合和机制重建，基于社会认同用制度规制社会生活，不断增进社会活力，保持社会必要的张力，实现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与协调。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认同基础上的，而社会认同的价值基础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力量。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以及长期的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过程中产生形成的一系列“知天、知人、知己”的思想观点和生活习俗的总和。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看，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反映的深层次的存在，是人的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但从文化形成的社会机制看，它却也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使人类能够在多样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形成群体行动与目标认同，在观念层面的反映。所以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既通过个体表达，也由人际横向传播、代际纵向传递，在社会与历史中保持着继承与弘扬，指导着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
而文化在维护高校社会稳定方面之所以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缘由：
其一，文化是一所高校的灵魂和旗帜。从文化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高校文化，[3]包括人文文化、学术文化和管理文化，是高校人群在高校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各种制度等。任何一所大学，由于其语言的民族性，与知识关系密切的生活方式，功能价值取向的人本性目的及其成员对真善美的追求等，其文化从产生形成之初，它就有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强烈的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高校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其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富集的巨大优势，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始终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的育人目标，使它始终能够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高校文化生长土壤和内生机制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它成为了新思想、新文化滋生发育的沃土，所以即便时代变迁，文化总能为其提供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价值系统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二，高校是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强烈的和谐倾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涵的凝聚社会的价值系统，决定了它们对高校维稳的不可或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稳定和谐的精神资源和人生智慧，对解决当前高校的社会冲突、社会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知天、知人、知己”之道，“仁者爱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以及“执两用中”、“致中和”的处世哲学，主张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事，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更多价值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对于维护高校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启示。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目标导向功能，对于高校的社会稳定更是意义非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和国家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一套有效的凝聚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总结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作为涵盖面极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关照了、协调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包容了不同社会群体多方面的价值取向，对于形塑高校社会认同，维护高校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文化维稳议题历来为党和政府以及高校和社会所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维稳一直是高校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二、高校文化维稳何以必要
历史的看，高校的文化维稳活动是一个历时性的维护高校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活动。既有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活动主线、活动内容，不同时期也重点分明。但整体来看，既有的活动是后来活动的基础，给后来的活动提供着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与变化，可以说是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一社会大变动，在给高校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使高校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繁重。社会大变动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文化价值层面，随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并且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社会面临新的整合的困境，出现了信仰缺少、精神迷茫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将是高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如何积极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特别是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应对不充分的条件下，如何首先对这些变化及其后果作出文化方面的回应，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当前，高校文化维稳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第一，随着“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以及彰显个性，追求丰富多彩生活方式的个人生活理念的出现，高校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开始张扬，这种自主性在带给高校社会生活活力的同时，也解构着原有的高校社会关系秩序，不同的个人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利益与认知格局，高校文化开始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化，校园内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日益突出，高校“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之间出现矛盾，文化维稳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第二，在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高校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不断加深，校园外的社会文化对校园社会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当前，随着校园内外社会文化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深层次的交流、碰撞，两种文化对接的缝隙，“外来”文化与“校园”文化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校园外消极社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侵蚀乃至破坏作用，引起了校园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秩序的内在紧张，客观上要求校园文化要创新发展，为校园内的人群提供新的社会认同，以建构校园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新秩序；第三，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维稳方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使当前高校文化维稳定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由于重自然科学知识传授、重科学研究、重工具理性培养，轻文化传承、轻人文社会知识教育、轻价值理性培养的人才培养理念的严重存在，一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无论是在政策、经费、管理等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尤其是政治理论课建设方面，都投入不足，导致高校稳定缺少了文化这个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如在校园维稳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制度力量、片面强调教师主体作用、片面强调学生自觉性，忽视文化的稳定作用、忽视学生自组织作用，尤其是忽视校园文化对校园内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忽视校园文化对校园稳定的价值这样一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导致了一些高校在文化建设、文化维稳方面，既重视程度不够，方法、手段、主体、内容形式也比较单一，不能适应现实要求。
但在看到矛盾与问题、困难与挑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高校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而当前文化维稳新思想、新理念的出现，也为高校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二是当前国家、社会以及高校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总体部署和新格局的确立，已经开启了高校文化维稳历史与现实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当前高校文化维稳的现实与理想的反差以及文化维稳的现实实践，正在为高校文化维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着新的问题与新鲜的经验；四是当前高校文化维稳客观条件的改善，为其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实现实践创新和方法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上述这些矛盾与问题、机遇与挑战，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高校文化维稳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些矛盾与问题、机遇与挑战以及这些变化，一方面要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维稳思想、理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文化维稳实践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基础、物质基础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已经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抓住机遇，推动文化维稳创新发展，对维护高校社会稳定来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重要性。
三、高校文化维稳的实践取向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高校文化维稳面临多样的矛盾和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总体来看，需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外来”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问题、校园文化与校园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校园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我们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加强对文化维稳的理论支持。高校文化维稳活动需要理论的支持，目前的校园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稳定、文化维稳理论研究需要高度关注这一课题。近些年来，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虽然已经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点，然而从已有成果来看，基础理论研究部分还比较薄弱，对于涉及到的高校文化维稳的概念、特征，以及文化维稳的原则和要求等问题，缺乏透彻的阐述。另外，已有研究对文化维稳活动的一般规律揭示的也还很不够。这就要求今后的研究要转变思维、调整视角，扎扎实实从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尤其要加强对文化维稳活动规律的研究。既要从对经常的、重复的文化维稳活动事实的分析中揭示出活动的各种规律，把握这些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要在阐发规律的同时，揭示出运用这些规律的方法。
2.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价值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在我国，与快速的社会转型同步，高校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处在快速变动过程中。当前在我国社会同时并存的三种价值观形态，即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形成的重功利、重才能的价值观，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存在于各个高校。[5]其中，后两种价值观对前一种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由此，高校部分个人与组织出现了“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状况，造成了价值失范、价值观之间相互冲突和信仰危机的现象，价值观冲突和信仰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需要我们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价值的重建与社会的系统整合。而建设的实质，是在高校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背景下，从学校、组织和个人层面重建基础性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以此重新整合高校社会、凝聚社会力量。基本的做法，就是按照党和国家以及高校关于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精神的要求，如按照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按照十六大以来党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相关要求、按照2006年全国“两会”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等，加强“三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养文明道德风尚。
3.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长效机制。体制机制是关系高校文化维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工作程序。高校文化维稳工作的开展，不仅涉及到与维稳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和方法等，而且涉及到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这些制度既是活动开展的土壤，也是活动创新发展的保障。在制度设计上，我们需要重点考量三个问题：一是要依据党和国家以及高校关于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总体部署的要求，确定活动的内容；二是要确定活动的程序、方法和步骤等；三是要建立活动的保障与支持体系。从相对直接一些的角度考察，推动高校文化维稳活动有效开展，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体制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文化维稳领导机制。各级党组织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度介入文化维稳活动，强化对文化维稳活动的领导。而介入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和放大“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正面作用，抑制和弱化其负面作用，防止“领导失灵”、“组织失灵”与“社会失灵”，促进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文化维稳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机制。从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高校社会管理改革，制度变动释放社会活力是改革的目标之一。如今，高校社会生活逐渐走出了制度约束，个人的自主性开始不断增强，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个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思想领域，人们的自由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文化维稳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机制，加强高校个体和各种社会组织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把文化维稳的要求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不断增强“自我文化”、“自我稳定”意识与能力，就成为了必然。
第三，建立健全文化维稳支持和帮扶机制。对文化维稳活动的支持和帮扶是高校各级党政机关对校园里的个人与组织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活动，其注意力集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上：既关注校园里的个人与组织文化建设、社会管理、文化维稳的能力问题，又关注其能力提高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目前，进一步加大这一工作的力度，变革和创新支持和帮扶的体制机制，实现支持与帮扶的制度化，[6]积极帮助解决相关的政策问题、经费问题、人员问题、场地问题等实际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必要。
第四，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监督机制。严格的监督是校园文化维稳健康发展的保障。主动接受监督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自觉把自己置于各种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是高校内的组织与个人的义务。就当前校园文化维稳监督机制的构建来说，关键要建立和完善学校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监督、个人与社会组织参与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多层次的监督制度体系。同时，为了使监督有法可依和监督切实发挥作用，还要完善相关的监督法规、监督条例，并建立有效的监督责任追究制度。
第五，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评估机制。文化维稳评估是文化维稳政策制定和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其要义是对校园文化维稳真实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以做到各种评估标准出台前有依据，实施后有明确的责任追究。考察现实，当前校园文化维稳评估机制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完善。一是要加强评估沟通反馈与监督机制建设，既密切评估双方联系，又撇开评估主体与评估项目与评估者之间存在的特殊利益关系。二是要扩大评估参与主体的内涵，并保障各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此外，还要科学合理的设置评估对象内容，并把评估结果作为校园文化维稳支持和帮扶的重要依据。
第六，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奖惩机制。校园文化维稳活动顺利开展，不能光靠所谓主动性、自觉性，还需要从配套政策和激励、奖惩机制上下功夫。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要按照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对文化维稳的先进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激发其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对那些无视文化维稳的组织，尤其是那些道德理想目标丧失、道德失范、道德情感麻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视社会公德的个人，则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关于社会稳定问题[n].学习时报，2004-03-25.
[2]张春兴.青年的认同与迷失[m].东华书局，1993：27.
[3]乔联蓉.大学文化与高校内涵的发展[J].现代教育科研理
论，2012，（7）.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0.
[5]袁贵仁.价值与文化（2）[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87.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刚性维稳法治维稳民主权利本位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在诸多社会治理规则和方式中，稳定历来都是一种需要被认真对待并被赋予较高权重的价值。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秩序的代名词，秩序与自由构成了人类的两大基本价值诉求，在秩序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甚至有学者以“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①的话语方式突出了秩序（稳定）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国家的核心职能之一就在于是否有能力防范社会稳定风险，是否有能力化解社会稳定危机，是否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维稳”提升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履行的“第一责任”的高度。在现有中央集权、科层式的体制中进行的维稳工作，其重要理念和制度安排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基层政府作为维稳的主战场，其维稳工作的样态往往折射出整个维稳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刚性维稳”的描述与审视
所谓刚性维稳是以封闭性、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为基础②，把管控规制的目标定位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绝对”安定，因其“稳定”价值诉求的绝对性，无延展性和缓冲性，导致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行为都会被看作是社会的无序、混乱和失控。这样无疑扩大了社会不稳定的认定范围，使得基层维稳工作范围泛化，维稳职能部门泛化，而缺乏韧性的过度泛化的维稳势必加大维稳成本在社会成本中的比重，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导致其他社会领域投入的匮乏，进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在惩处性维稳的体制压力下，加之基层政府难以协调解决某些不稳定问题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地方官员势必过多考虑维稳的短效性，往往借助补偿性维稳或打压性维稳的方法维持地方社会局部的静态的暂时性安全稳定，这种补偿性和打压性维稳手段的选择和维稳成本偏袒性失衡一样也隐藏了巨大危机。
刚性维稳模式的惩处性维稳体制依托及其惯用的两种维稳技术手段反映了法治社会维稳中的人治音符，忽略了维稳权力和维稳方式本身的合法性，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体现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权利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反映出现代社会中事实上的“权利贫困”问题，是一种静态、压力、被动式维稳，而其中最终借助的补偿与打压维稳之间的不认真对待权利的悖论，又使得既有的维稳方式陷入成本递增、“维而不稳”的怪圈之中，“维稳”往往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用来作为其非法行政和攫取部门私利的工具。
刚性维稳定所依托或折射出的社会管治目标及方式的简单化处理，忽略了政府维稳管理中应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和社会治理权力（包括维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刚性维稳政治话语反映在法律实践中，从法价值层面来看，片面强调绝对的法的社会秩序价值，为了秩序而追求秩序，将法化约为一种静态的政治秩序的维持工具，忽略了法的自由价值、正义价值和法治思维下法的至上地位和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的基本要求。在既有的刚性维稳实践模式中，社会政治稳定问题被夸大，由环境污染、失业、医疗及养老保障、教育公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食品安全等引起的利益冲突乃至法律允许的利益表达行为也都一概被扣上危及稳定的“帽子”而遭到横加干涉，乃至野蛮压制。
在刚性维稳实践模式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维稳工作任务，往往采取“运动式治理”方式。各级党委政府为抑制一些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某些特定时期以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集中调配各种社会资源，这种非常态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很难形成长时段的制度化累积效应。面临社会转型阶段现实生活中以利益冲突为主的纷繁杂冗的社会矛盾时，“运动维稳”通常容易陷入仅能获得短时段效应的“治标不治本”的困局之中。
在刚性维稳模式中，“维权”与“维稳”的对立性预设，“维稳压倒一切”的片段化理解和对不稳定因素的泛化性和消极性理解，以政绩考核制度为引擎的压力型体制维稳的异化现象，容易忽略正义、自由、人权价值对于秩序价值的重要意义，容易牺牲掉维稳行动中“法治思维”这一底线思维，“法律至上”让步于“权力至上”，“权利本位”让步于“维稳本位”，导致刚性维稳沦为一种压制权利表达和权利推定的维稳。
“法治维稳”新思路
基于刚性维稳模式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端，人们意识到维稳和其他社会治理工作一样，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社会治理，才能获得长效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法治思维是维稳机构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底线思维，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所谓法治无非是法律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人们所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就法治的第一层含义而言，要求法律至上，而不是维稳权力至上，这就要求公权力主体在处理社会时要以法律为边界。就法治的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之法应是民主之法，应是权利本位之法。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法治的目标。“权利本位”是法治之法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尽管“权利本位说”近年来遭到来自以经济学思维与理念为研究进路的法学研究者的批判甚至解构。③但是，“现代法律在其价值意义上是或应当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这一判断依然应当成为一种共识性的认识并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中。
与既有的维稳实践模式所体现出的被学者们概括地称为“刚性维稳”、“压力维稳”、“运动维稳”的特点不同。简单地说，刚性维稳借助“堵”或“买”的方法所能达到稳定仅仅是一种表象的短时段的静态稳定。“法治思维”维稳模式是一种法治规训下的以“合法之法”维“法律之权”为前提与条件的“制度维稳”，是一种以权力分立和权力开放为基础的，以平和有序、动态持久的方式进行的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韧性维稳，④是一种探究并致力于根除不稳定之深沉层根源的“动态维稳”。法治维稳模式蕴涵了“‘权利本位’的理念推行和制度构建是长效维稳的根本选择”这一最朴素的道理。
作为一种人们经由长期实践日趋植入于心且稳定成形的价值判准和思维惯性，⑤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法治维稳”之“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实质上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意味着维稳工作思维模式的转变，将法治思维作为维稳工作的底线思维。地方政府及官员在维稳工作中应该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所谓“法律至上”理念，强调一个社会之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社会、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乃至个人只要其行为涉及到公共领域，那么合法性就理应成为其制定实施任何行动方案的前提性的考虑因素，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而言合法性尤为重要，“法不授权即禁止”，公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合法行使。
所以，维稳工作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在涉及等可能和维稳相关的行动中，更应该长期有意识地依照法治之理念和行动方式来考虑并处理问题，始终以法律中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为思考、思考和解决涉法性问题的线索，对于任何法律行为的评判、利益纷争的处理、权利主张的诉求、法律关系的判定都应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⑥始终遵循自身维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原则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同时兼顾合理性原则、效率原则等维稳权力行使的其他原则。
法治维稳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韧性维稳，韧性稳定不同于刚性稳定的核心之处在于疏导、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其转化为一种正态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保护社会韧性稳定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奉行法治。奉行法治不仅要构筑一套旨在克服“权利贫困”⑦的法律体系，拓宽并完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并将其上升为“话语权”，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制度根源上减少直至消除基于“权利贫困”的加深而诱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具体而言，其一，一方面，要切实理顺各级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在法治的框架内正确认识并理性处理执政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贯彻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前提下，由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独立负责行使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职能，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加快由政策―法律二元并重结构向法律一元至上结构转变，加大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把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力度。
其二，要切实理顺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整个法律运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主要的法律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法律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中的关系，大力改革法律机关设置、组织、管理和运行的制度和程序。尤其是司法改革，通过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尤其不受行政权力干涉）来推动司法公正，确立司法权威，高效解决社会纠纷，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因为社会矛盾多发，固然有权利贫困的原因，但权利贫困不是一个静态的立法阶段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法律实施机制，甚至政法运作体制的协同解决。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包括权利遭受侵犯时的救济权）由于权力腐败等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往往是权利贫困的一种更突出的表现。奉行法治，也是我国以法制改革推动法治发展，进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最深层、最彻底的方面就是法律精神的转化，主要是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贯彻“权利本位”的理念。
“权利本位”强调“权利”在“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起点、基石与核心地位。权利本位存在于对“权利与义务”和“权利与权力”这二组关系的深切认知之中。⑧就权利和义务关系而言，具有“权利本位”理念的法律和“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实践应当是：第一，社会成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权利主体，尤其是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上不能被歧视，在基本义务的分配上不能被任意加重。
第二，只有立基于权利的义务才能获得自觉的遵守，才能形成良好的正义的社会秩序与长效的韧性的社会稳定。因此，在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必须确立“义务之担负与践行应以权利之享有与行使为前件”这一观念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一观念意味着：一方面，拥有权利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必要条件。这种拥有不应当停留在书本意义上的拥有，还应包括行使时障碍的合理排除。当基本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无法获得保障的时候，片面地强调履行义务，有的只是建立在压制基础上的极易断裂的刚性秩序。另一方面，当法律配置义务时，这些义务的规定必须是明确的，必须是因为权利之需且能从权利中合理引申出来的。义务本质上是作为权利派生物而存在的，权利赋予立法者所“设定”的普遍性义务以最终的合理性。⑨
第三，在法律没有明确提出禁止去做某事或明确要求必须去做某事的情况下，针对私权利主体的权利类型和权利范围可以做出权利推定。
第四，权利本位不是说权利是不可限的或权利是无界的，而是说在行使权利过程中，权利的限制应来自法律的规定，同时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也必须是有充分的理据的，这个理据就是法律对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所以保障是限制的前提。
第五，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整个法律运行环节都要遵循权利最大化原则。在确认人民权利和救济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切不可吝啬，不能使公民和其他法律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丧失，不能人为地去缩减社会发展现实本身确实使主体本可以扩大的权利。⑩
就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言，具有“权利本位”理念的法律实践和“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实践是或应当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明确了私权利的范围也就明确了公权力运作的范围和限度，私权利是公权力的界标。权力来自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而防止权利冲突，实现权利的平等分享，救济受侵犯的权利又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
法治维稳模式是一种探究并致力于根除不稳定之深层次根源的，把稳定更多理解为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的法律制度安排达成的利益平衡、资源共享的动态稳定，是一种突出“维权”与“维稳”的一致性，在资源配置上优先强调“维权”，进而通过强化“维权”方面的资源配置，消除“不稳定因素”，达到“维稳”目的的维稳模式。动态稳定的主要途径是‘疏’和‘导’，即通过协商谈判，发挥各种主体之沟通理性，在充分听取民意，疏通民意真实表达渠道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民主机制，对法律和政策作出恰当的调整，用民主解决问题，让民主机制成为“实现社会动态稳定的现实基础”。动态维稳所追求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的韧性稳定，韧性稳定不同于刚性稳定的核心之处在于疏导、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其转化为一种正态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动态维稳话语下的权利推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2FX027）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于建嵘：“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人民论坛》，2009年第10期。
③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④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⑤王治平：“人力资源开发者的思维与行为误区”，《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⑥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第4期。
⑦张德淼，何跃军：“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东疆学刊》，2011年第2期。
⑧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506～507页。
⑨郑成良：“权利本位论”，《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
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改革攻坚阶段，经受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新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各级工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围绕党和国家“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做好职工稳定的各项工作，注重“四个必须”，充分发挥工会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1.必须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广大职工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大决策，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开展“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竞赛活动，创建“工人先锋号”，不断扩大活动影响，提高活动效果，努力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大力实施“职工节能减排”行动，为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加强能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贡献智慧和力量；广泛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关爱职工生命健康，推动文明安全生产；精心组织“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献计出力，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2.必须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的作用，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不仅是历史的结论，更是时代的呼声。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把握方向，帮助人们转变观念、化解矛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新形势，各级工会组织要按照中央关于工会要发挥“大学校”作用的要求，充分发挥群众工作优势，不断创新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内容、载体、手段，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广大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社会稳定的重大部署上，坚定信心，多作贡献；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共铸理想信念、共促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职工，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职工，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职工，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教育广大职工，使他们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认识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有前途和希望，职工群众才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增强职工群众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观点侵蚀的自觉性，增强职工坚决同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宗教敌对势力作斗争的坚定性；加强职工社会主义文化和法律知识教育，适应科技革命的新要求，顺应信息化的新形势，广泛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大力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推进职工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推动职工书屋建设和读书活动，不断创新职工学习载体，搭建职工学习平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认真开展民主法制教育，引导广大职工知法、懂法，自觉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运用民利，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帮助职工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发扬识大体、顾大局的光荣传统，正确理解国家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增强职工战胜困难的信心。
3.必须以职工为本，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职工群众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神圣职责，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只有把职工权益维护好，把劳动关系协调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要牢固树立“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坚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按照“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企业工会工作原则，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化集体合同作用，倡导企业与职工开展“共同约定行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主动争取、积极运用党和政府赋予的资源和手段，协助党政解决好职工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切实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4.必须健全完善维稳工作机制，落实维稳工作责任，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健全完善工会维稳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对于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至关重要。要建立健全工会信息报送、接待、沟通协调、劳动争议调处、应急处理、责任落实等维稳工作机制。一要加强工会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掌握和反映职工思想动态，不断提高信息分析研判水平。二要加强维稳工作调研，围绕维稳问题深入基层，特别是敏感地区和行业进行调研，全面排查隐患，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有针对性、前瞻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三要加强工会工作，要带着深厚感情和满腔热情做好上访职工的思想引导、政策教育、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防止孤立事件演变为“热点”、“燃点”。四要加强劳动争议调处工作，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努力做到制度健全、程序规范、作用到位。五要加强防范和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针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当前形势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情况，高度警惕、切实防范和坚决遏制。对民间各类维权组织要做到全面把握情况，区别不同性质，掌握其发展动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掉以轻心。防止出现“独立工会”性质的“维权”组织，自觉维护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自觉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谐。六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健全工会维稳工作机构，明确责任，充实力量，严格工作程序，完善应急预案，转变工作作风，激发工会活力，提高履职水平，为做好稳定工作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9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主动维护稳定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对全县交通运输系统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可能出现的稳定风险先期预知、先期评估、先期化解，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确保系统社会稳定。社会风险评估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第一责任意识，坚持科学发展，稳定为重，切实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的必经程序，切实做到科学评估在前，有效预防在先。
二、范围和内容
本实施方案所指的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局属各单位（科室）在交通运输工作中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措施等。
（一）风险评估范围
1、交通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中涉及群众利益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方面的有关事项决策；
2、涉及公路、工程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方面的有关决策；
3、涉及重大国有资产处置；
4、涉及系统内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调整等；
5、其他涉及群众利益方面的有关事项决策。
（二）风险评估的内容
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内容逐一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一是合法性。主要分析评估事项决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所涉及政策调整、利益调节的对象和范围是否界定准确，调整、调节的政策、法律依据是否充分；二是合理性。主要测评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否超越了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可行性。主要测评事项决策或政策出台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可行性论证，时机是否成熟；四是可控性。主要分析评价是否存在引发的苗头性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是否有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有化解矛盾的对策措施等。
三、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
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实施单位（科室）是稳定风险评估和维护稳定的责任主体。
四、评估程序和步骤
（一）全面掌握情况
对拟出台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交通各责任单位、机关各科室要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走访群众、民意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全面真实了解所评事项的基本情况，为预测评估提供全面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二）准确评估风险
根据掌握的情况，按照评估内容，对重大事项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和重大问题，逐项进行科学分析，准确预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估。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决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众代表参加论证会、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会后形成明确的论证意见。
（三）制定化解方案
针对分析研判的具体问题，制定有效化解的方案和处置不稳定因素及重大问题的预案，做到解决问题与重大事项推进工作同步安排到位、同步开展工作。
（四）编写评估报告
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各责任主体要根据评估情况编制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内容：1、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简要说明；2稳定风险预测评估情况；3、预防和化解工作预案；4评估结论。实行四级预警机制：即存在重大风险的为一级风险，作出不予实施结论；存在较大风险、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为二级风险，作出暂缓实施的结论；存在一定风险但可以控制的为三级风险，作出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后实施的结论；风险较小的为四级风险，作出准予实施的结论。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按规定必须填写的走访、座谈、论证等有关的表格、资料，由各责任单位（科室）在实施前报局社会稳定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实施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各责任主体单位要充分认识实行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成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班子，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确保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顺利实施。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系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督促、检查和指导。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新疆地区；跨越式发展；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之一。新疆地区政治稳定，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前提和关键。可以说，没有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就没有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全国性的社会和谐。从政治学视角，基于新疆地区特殊性，对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进行探讨，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新疆地区的特殊性
其一，多民族聚居。有47个民族成份，其中有13个世居民族，9个跨界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60%，有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流通”；其二，多宗教并存。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同时并存；其三，多元历史文化。“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1]其四，“”猖獗之地。境内外“”对国家安全和新疆社会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其五，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是欧亚大陆桥桥头堡，也是现代“丝绸之路”重要贸易通道；其六，战略资源重要储备区。丰富的战略资源对确保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疆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新疆政治稳定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新疆地区政治稳定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对于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政治稳定概念界定
政治稳定属政治发展理论中范畴，从文献梳理看，对于政治稳定概念的界定尚难定论，但基于不同的视角，大都包含了连续性、有序性和可控性等几个要素。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有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2]派伊提出政治稳定就是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政府权威和职责合法性、政府有效性、政治包含性，政治参与性、社会分配均衡性。意味着占主导的两个因素是秩序和持续性。[3]西方学者对政治稳定概念的研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这些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为背景和参照系的。国内学者邓伟志认为，“政治稳定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个不同层次。”[4]李元书从政治系统对社会变化发展的调适程度的角度认为：政治稳定是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和发展所建立或维持的一种有序政治态势。[5]
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密切相关，是国家保持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6]没有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的政治稳定。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简单的来说可以归纳为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具体内容包涵：一是民族自治政权和民族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根本性条件。二是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各族公民政治生活按严格程序进行，不存在超越法制以外的政治行为。各民族间团结和睦、安定有序，民族纠纷能通过法制化渠道得以平等协商地解决，不存在暴力性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三是国家共同体的统一性。[7]
3.影响新疆地区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
3.1经济利益不平衡是根本性因素
经济发展状况和态势必然会影响政治稳定。一个“和谐社会在空间结构上应该均衡，在时间顺序上应该收敛。”[8]从纵向比较看，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从横向比较看，与内地发展差距问题依然突出，利益分化问题凸显。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国家调节和控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方面建立经济保障机制、社会自治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推动从原有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社会稳定机制向新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分配资格所要求的新的社会关系转型，在国家调节控制民族问题的各项机制和能力建设没有到位情况下，容易产生对于建立国家认同的压力。[9]地区之间、南北疆之间、行业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而导致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就会加大政治体系对社会的控制与整合难度。极端主义分子借以口实，谋图分裂活动。这都必然会影响到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程度及其态势。
3.2各族公民的国家认同是深层次原因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程度与政治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约瑟夫·奈认为：“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10]这意味着稳定的政治秩序不仅是包括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合理结构，还必须包括各族公民的国家认同。各族公民应对国家制度的认同与信仰并将其内在化，围绕内在化过程构建其存在意义，最终形成国家一体化的政治心理和精神纽带。新疆地区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即能否持久有效地真正把民族成员对家族、宗教、区域或本民族的认同扩展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上来。这构成了新疆地区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因素。
3.3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是关键性因素
民族政治体制与政策适应性的核心表现，在于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和整合能力。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和信息化步伐的加快，新疆地区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表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和利益冲突明显化的利益格局。人们政治参与意识极大地提高。在政治参与扩大的同时，倘若政治制度化发展滞后于政治参与水平发展的速度，就会造成政治体系不具有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导致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通过非法制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产生政治失序和社会失衡。因此，如何把握好政治稳定控制的尺度，坚持和完善民族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不断优化社会管理等政治体制是新疆地区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3.4周边国际环境是外在影响因素。
新疆是边疆地区，在地理区位上与八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约5600公里，是中国交界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有九个跨界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超过一千余万。新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来与周边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发展态势、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冲击，以及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活动更加频繁，都对新疆地区政治稳定产生着重大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但另一方面又激活了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并使民族宗教问题日益国际化。当代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民族宗教冲突不仅没有趋缓，反而愈演愈烈。”[11]国际因素带来的不安全隐患，对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也带来了挑战。
4.实现新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对策建议
4.1以跨越式发展缩小新疆地区经济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新疆地区保持长期政治稳定、消除不安定因素、全面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加快经济建设为步伐，通过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构架，大幅度提升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建立新型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4.2以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推进新疆地区长治久安
切实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是维护新疆地区长治久安的关键核心。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物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重点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建立完善基层工作激励机（下转第238页）（上接第236页）制，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提高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应增强处理民族纠纷的应变能力和政策水平，提高工作有效性；三是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保障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四是加强基层组织团结，在民族团结中起堡垒作用和凝聚作用；五是选拔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发挥其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方面的特殊积极作用。
4.3以先进文化引领新疆地区实现社会和谐
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因素，它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新疆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区。先进文化是新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关键命脉。先进文化就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基本内涵，努力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精神，使各族能够超越民族、血缘、语言、地域、风俗等差异，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不断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做到各民族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才能从社会根基上夯实这种稳定的基础。
4.4以统筹协调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
均衡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一个社会若是在整体上或某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失序、失稳，必然会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就新疆地区而言，利益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地区间、区域内、行业间、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引起社会心理失衡，引发利益矛盾冲突，严重影响新疆地区政治稳定。因此，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统筹协调，对各种矛盾进行妥善处理，人们才能各得其所、和睦共处，社会才能良性运行、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红旗，1986（3）.
[2]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格林斯坦，波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下）[m].商务印书馆，1996：155.
[3]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m].商务印书馆，1996：155.
[4]邓伟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4.
[5]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1：261.
[6]左宏愿.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理论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2（10）.
[7]刘韵涵.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稳定[J].思想战线，1997（1）.
[8]李景铭.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n].光明日报，2005-06-21.
[9]贺金瑞.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6）：2.
[10]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