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现状篇1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1．4％。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1．1％。其间，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投资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3．5％一3．75％，高于2月份的预测(2．5—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2．5％和3．5％，现在下调到2．2％和2．6％。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1．75％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13．6％，2002年第1季又下降6．2％。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统计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建筑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银行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2000年4％，2001年为2．5％)，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1982年增长1．2％，“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次，各国为稳定金融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0．1％。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1．5％左右，2003年可达2．9％，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1．2％。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0．9％，明年可达2．4％。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0．5％。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1．7％，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1．0%和0．8％。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5．2％。
日本的严重问题之一是政府债务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国债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1．3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历史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管理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4．7％，2003年为5．6％。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5．7％，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5．4％，2003年更将高达6．4％，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16．3％，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0．8％和1．7％。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1.5％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国际经济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3．2％，对菲律宾比索下降2．5％。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状态空间；markov；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2
一、引言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与此同时，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常常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Kim（1994）在哈密尔顿模型的基础上，把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与状态空间模型相结合，发展成了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此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成为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先进的模型揭示经扩张和经济收缩形成机制的不同，从而把握经济周期的特征，可以使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找出经济波动的成因，提出熨平波动的政策建议，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的和稳定的发展。
早期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其周期的划分主要是以峰位、谷位、波幅和位势等经典周期特点为依据（刘树成，2000）。随着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入，更为复杂的计量模型被运用于经济周期研究。例如，郭梅芳（2009）利用markov机制转移模型，引入虚拟变量，根据平滑概率很好的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并且得出了重要的预测结论。王建军（2007）通过引入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改变和状态转移机制变迁的虚拟变量，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和状态转换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晓彬（2010）将markov机制转换模型运用到状态空间模型中，并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冲击，宏观调控是有效的。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来，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比较好的刻画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
（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构成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主要有两个方程构成，一个是状态方程，一个是量测方程：
2.1
2.2
，2.3
式2.1为转移方程，其中为的向量，为的向量，表示外生或滞后的因变量，为的扰动随机项。式2.2为量测方程，描述不可观测的状态和的量测向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假定模型和是依赖于状态变量的参数。
Hamilton（1989）提出来为不可观测离散时间，离散状态的markov过程的结果，假定有m个状态，一阶markov过程，我们可以把转移概率矩阵用以下的方式表示：
2.4
其中，，对于全部。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方法
对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采用的是Kalman滤波方法。假定表示观察值到时点的数据，为不可观测状态向量基于的期望，表示为：。
矩阵表示预测的均方误差，算法如下：
其中为在给定时间条件下的关于的期望，是的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的条件预测误差，是的条件方差，是卡尔曼增益。
从如上滤波算子中，计算出和的值：
，2.18
，2.19。最后，我们可以得出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
2.20
有了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就可以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得。
（三）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的平滑概率
通过前两步的计算，可以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平滑是指通过对时刻t为止的所有观测，估计在时刻t
2.21
2.22
三、模型的设定、参数的估计和检验
（1）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数据采用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一共51个数据。采用H-p滤波的方法把GDp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首先将GDp对数化即LnGnp，用表示LnGnp，趋势成分用表示，周期成分用表示，分解后的图形如下面图形1和图形2：
图1LnGnp及其趋势分解的时间序列图2LnGnp的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
通过利用eviews7.0软件对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做线性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的相关图中自相关系数呈现正弦衰减，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二阶处有两个峰值，然后截尾，得出2阶滞后阶数是最恰当的，即周期成分满足aR（2）模型。因此我们将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型设定如下：
从2.1和2.2中可以得到：
3.5
从式（2.5）和式（2.6）可以得出3.6式与3.7式：
3.6
3.7
其中可以看出式3.6和式3.7满足状态空间模型。其中为一阶markov状态转换变量，表示经济所处的状态只与前一期所处状态有关。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为：
（2）参数估计、检验及相关解释
模型设定好之后，将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并利用GaUSS7.0计量软件，以及optmUn模块进行迭代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参数估计的数值基本显著。
参数估计结果
和分别表示为经济从经济从扩张状态到扩张状态和收缩状态到收缩状态的机制转换概率。其中等于0.9091，表明当前经济为扩张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扩张状态的概率为0.9091。所以扩张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年，为0.7502表示当前经济为收缩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收缩状态的概率为0.7502；收缩状态平均持续期约为年。意味着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经济收缩期幅度也明显低于经济扩张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周期成分的自回归系数和均显著，表明周期成分本身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其中为正，表明期实际产出受到期产出的正向冲击；为负，主要是期的实际产出受到期实际产出影响较小的原因。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0.0545个百分点，而则意味着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1.0253个百分点。这说明，此间世界经济总体上扩张力度要明显大于紧缩力度。且正向的冲击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1.0253个百分点，促进世界经济加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
根据前面介绍模型的算法，在模型参数估计以后，将估计出来的参数代入公式2.21和2.22进行迭代计算，可以得到各个时期经济周期处于收缩阶段的概率分布的估计结果，绘制图形见下图。根据定义，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根据平滑所得到的概率p值的大小，判断世界经济所处的状态，如果p值越大，则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
图3经济收缩的平滑概率图图4经济扩张的平滑概率图
四、结论
根据相关的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世界经济周期模型，对世界经济1960-2011年GDp的数据进行拟合，并进行了相关的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运用在世界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研究之中，模型基本通过检验。参数估计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内在性特征。和曲线的周期越来越短，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在缩短，具体表现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扩张持续期越来越短，而相对于扩张持续期而言，收缩持续期越来越长。周期持续状态的平滑概率整体上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吻合。
第二，世界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产生经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扩张期持续振幅也明显高于经济收缩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其原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得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日益提高。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加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这轮世界经济周期长度缩短，且扩张期较之前的经济周期有所缩短，收缩期有所延长，所以使得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很明显。
第三、世界经济周期成分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有对经济产生1.0253%的正向冲击机制，这种正向的冲击机制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会导致世界经济约增长1.0253个百分点。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miethell.w.C：Businesscycles：theproblemanditsseting，nBeR1927，newYork.
[2]JamesD.Hamilton.anewapproachtoeconomicanalysisofnonstationarytimeSeriesandtheBusinessCycle.econometrica，1989（10）：89-187.
[3]Chang-JinKim，CharlesRnelson，StateSpacemodelswithregimneswitching[m]，mitpress，1999.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3
【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
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世界贸易格局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经历了2007年演进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不禁将两者联系起来：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格局，抑或是影响了全球经济版图。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自2005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同时经济政策固有的时滞延缓了针对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效应研究，因此对于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带来了全球性经济效应的可参考文献很少，然而不少学者先前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以及进出口比率的研究却为文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按照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汇率变动对实际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是mashall-Lerner条件。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经济系统内生性俨然实现了对该理论的颠覆：汇率升值效应、政策时滞效应以及相关的交叠作用使得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了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实证方面，KenenandRodrik(1986)、Cushman(1988)、戴祖祥(1997)都较早地开展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远景规划已然成为世界性问题，汇率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作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世界贸易体系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至2011年8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6年的演进，世界经济格局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那么，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否支撑了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格局是否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发生了调整？正是对该问题的追索，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近十几年中国汇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基本数据，同时汇总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和全球的贸易结构，基于统计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证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保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并以相对贬值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经济形势催生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由此中国结束了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汇率体系，开始走上逐步自由的汇率体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引致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的调整，同时间接地促动了其他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兑关系。
图1给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CnY/USD)和以贸易加权获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icientexchangeRate，eeR)变动趋势。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趋势图谱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05年开始汇率调整步伐，在2005年至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一直以升值的姿态调整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相对而言，实际有效汇率(ReeR)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全球变动趋势。在图1中，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要明显弱于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调整趋势并不剧烈，但也同样表现出与以往走势的明显不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的下降都直接表明了中国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现象，这种状况可能并不能阐明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同中国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变动一起就能反映出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注：①“ReeR”(RealefficientexchangeRate)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图谱中分别给出了以“Cpi价格指数”和“ppi价格指数”为平减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CnY/USD”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图谱中给出的年度汇率值分别为年末值、年平均值和二级市场年末结算值。
②2011年度取值区间为2011年1月至2011年7月末，对应各指标取值要求则给出了2011年的各项数值。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ReeR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人民币/美元汇率值。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国际清算银行(BiS)
从图2关于中国各项贸易指标的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1995-2010考察区间内的各项贸易额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在世界贸易份额的比例(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和剔除世界增长后的进出口总额占比)逐年增加，这一点对于平均以10%速度增长的中国而言并不稀奇。然而将这一比例量化为实际的净出口额时，文章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在2005年开始发生显著的突变，虽然经历了2007年金融风暴的世界性衰退期，但是中国净出口总额规模依然十分庞大，较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膨胀，显然在这一增长趋势的背后有着内生因素，而汇率恰恰是一个核心的中介指标，其影响着各国贸易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汇率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在下一小节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的贸易状况进行基本的描述，并对中国汇率改革是否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背后动因予以解答。
注：①“im”为中国进口额世界占比；“ex”为中国出口额世界占比；“total”为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total-”则为剔除全球贸易总额增长后的中国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即“total-”=“total”/全球贸易额增长比例；“net”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净额。
②由于“total-”取值需进行增长率测算，其原始数据时段为1995-2010，因此“total-”实际数值区间为1996-2010。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im”、“ex”、“total”和“total-”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net”取值，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笔者处理
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
1995-2010年间世界整体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贸易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移的趋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图3中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之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的总占比下降了接近10%，而这一过程中变动最为明显的时点则出现在2005年。这使得文章确立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对汇率改革的世界影响予以解答。
表1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的数量化比对，平均来看，1995-2004年间发达国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逾50%份额，其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然而到了2005-2010年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例降至11%，其他国家如英国(降低1%)、日本(降低1%)、德国(降低1%)等都经历了相应的下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占比从4%上升至8%，实现了占比的翻倍。如果以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果也基本相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在2005年时点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汇率改革拉开帷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调整的背后是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全球性分配，这也是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调整。图4、图5以及表2分别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动趋势。
图4到图5的变动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区间内进口额世界占比的主要趋势，如同进出口总额的占比趋势一样，发达国家份额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移动，其中的美国和中国最具代表性，分别降低了4%和提高了3%的世界占比。
另外从出口额的总体变动状况来看，相对于进口额的大幅调整，发达国家出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化较微弱，美国在1999-2010年间世界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中国依然实现了4%-5%的份额提升。在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世界占比两向提高的同时，是发达国家原有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的内生性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被动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面的双重效果。不过从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变动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主要是中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汇率改革背后所引致的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自身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果最为明显。
从前面对中国近年来贸易状况的分析中发现，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恰恰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应，且表现出与汇率变动近似的路径，由此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净出口状况的描述应该能够更好的对中国汇率制度的世界性影响作以解释。图5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度间的净出口额区间平均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在这一过程中境况进一步恶化，而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趋势则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如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净出口变动趋势一样，世界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无论是进口总额世界占比还是出口总额世界占比，抑或是净出口额的总体分配状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这与稳步走强的人民币以及渐趋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
以上的分析中，对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弱，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跃升至世界贸易舞台的主要力量，这背后既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又有单方面的外部作用。虽然不能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引致了世界性贸易格局的变化，但逐步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催化了世界格局变动的反应过程，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开展，弱化了美元结算的主体地位，人民币兑欧元以及人民币兑换日元贸易的扩大加速了对原有贸易体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强，既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贸易相关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如中国进口额的激增以及美国进口额的相对降低，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了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由此中国汇率改革确实影响了新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而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动也最终会影响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版图可能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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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o.Cushman.U.S.bilateraltradeflowsandexchangeriskduringthefloatingperiod[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ume24,no.3,may,1988:317-330.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4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生活水准的普遍衡量标准之一。能源使用，系统，基础设施及生产和商业机构遍布全球，深入生活。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崛起，导致全球能源紧缺。同时，人类已经意识到能源使用会造成严重环境影响。我们需要多种能源和技术来满足未来需求和减少环境破坏。绝大多数在发展中的尖端或新颖能源技术都趋向洁净和再生能源的发展和使用。
研究目的：
如今能源问题已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通过对当今世界能源状况的调查分析，让人们了解珍惜能源的重要性。减少化石燃料等非再生资源的利用，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能源结构上，尽早探索、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唤醒人们的保护意识，珍惜我们唯一的生活家园地球。
研究时间：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书籍、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方式获取当今世界能源现状。听取专家有关报告，了解当今科研人员对世界能源现状的看法和计划。
研究问题：
当今世界能源的现状以及新能源的发展现状
具体内容：
一、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将稳步增加
二、煤炭成为未来增长速度最快的能源
三、世界石油供应充足，供需基本平衡
四、天然气需求稳步提高
五、核能需求下降，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
高经济增长和高油价下将刺激世界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需求。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第三世界国际经济新秩序向日葵形态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被提上了议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联系得更加紧密,相互交流得更加深远,相互依存得更加强烈。其中,经济全球化是所有领域全球化的核心向度。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虽然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经济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不仅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经济安全也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生产要素、资本投资、金融流通、人力资本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由其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总体上看还不够公平,是不利于经济活动合理展开的。
从现状来看,第三世界中崛起的中国和印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比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受益程度和范围来说真是凤毛麟角。世界上多数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问题未能解决。
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弊端
经济全球化所伴随的受益片面化,这在目前经济理论的框架内有其必然性。自经济全球化兴起以后,几乎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出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服务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贸易总是能够带来有利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什么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普遍共识,认为需要进行自由贸易,并且贸易能够促进人们的福利。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对于那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高且没有能力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只能是处在一种价格接受者的地位上,因此并没有按照实际的价值制定合理价格的权利,注定是被剥削者。第二,经济全球化带来外来的廉价输入品必将冲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工业,一旦本国的民族工业被冲垮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并带来更加不平等的待遇。虽然有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认为,一个国家总会存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一个国家总可以依靠生产这些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来造福人民。然而,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预设基础上,即一个国家总能找到与别国相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在两个国家相比较来说是正确的。
但是,在当今国际上,一个小国很可能没有这样的产业。比方说,甲、乙、丙三个国家同时存在,而丙由于落后、资源有限等原因,任何产业的生产率都大大低于甲和乙,那么真正互助的贸易只会在甲乙之间展开,因为对于甲来说,乙相比起丙更适合它;对于乙来说,甲相比起丙更合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完全开放,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丙将无法获得利益。然而,这样的国家在目前第三世界里有很多。退一步来说,假使丙存在一个能够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该国家就应放弃其他产业而专注于这个产业。那么这个时候,该产业很可能发展的很好,也可能在垄断国内的同时走向国际化,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然而,跨国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追求自己的利润,是一个凌驾于国与国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公司,那么,在现今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该公司的茁壮成长不一定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高程度的“反哺”作用。公司的发展不能代表国家的发展。
诚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优化资源配置、获得最大效益的自然方式,但它却忽略了公平问题。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是片面的,第三世界需要有自己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顶层设计。
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应采用“向日葵式”的理论形体。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向日葵面朝太阳,代表希望与美好,中间的果实虽然颗颗都很小,但是紧密团结,欣欣向荣。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这种理论模型的现实形态与向日葵的样子很接近。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推崇自由贸易,鼓吹比较优势,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很可能没有任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现实中可以看到,比如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美国,它的强大与繁荣是建立在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等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赚到的剪刀差正好也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损失的那一部分。这就类似于一个向日葵,中间果实的养分是从它的叶子的光合作用那里吸收来的,果实的发达靠的是“剥削”周围的叶子。现在,世界经济的局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引导下正是如此。
破解之道
首先,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上来看,第三世界国家首先需要正视全球化的现状,而决不能因为全球化一定会带来种种的弊端和可能的风险就企图采取闭关锁国的回避态度。第三世界国家也要积极探讨,寻找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使得第三世界的发展面临着种种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永远不要想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贡献”中找到。因此,第三世界需要重新回到始终为无产阶级着想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那里,积极研究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获得引领自己“解放”的思想。
其次,要通过缩小范围来寻找比较优势,改变单一小国在世界范围内缺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状况。从现状上来看,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近几年来,经济合作化步伐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组织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个。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选择能够加强本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组织。这种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经济合作模式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自身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抵消西方经济强国的威胁。现在,一些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比如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都显示出了很好的效果。其实,在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下,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过缩小范围来寻找比较优势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如果用向日葵来做比喻,那么由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叶子军团”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制约经济全球化这个中心的“黑洞怪圈”的消极影响。
第三,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剥削,重新寻回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夺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既然资本的流动和统治也是全球化的,那么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也应具有全球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崛起的中国与印度无疑是受益者。其中,中国又是一个难得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高度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并且愿意同第三世界紧密联合。是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第一人,他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①此后的几代领导人也都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将来一定能够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有必要而且也应该紧密团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第三世界集体当中,改变以往的旧的受剥削的“向日葵式”图景,组成一个代表美好与希望的新型“向日葵式”世界。
第四,要努力突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第三世界国家解决所有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在。既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果,那么,当然可以而且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形势,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消极等待,坐以待毙、任人宰割,而需要积极面对,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积极地组织好区域化经济,用这种发展模式来抵消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的前景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6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7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成为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学科。其中，国际经济合作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尽管国际合作理论框架尚需完善，但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学派观点已层出不穷，形成了较为明确观点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是解决世界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不均衡现象，以达到相对平衡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本质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一面。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是满足世界各国之间互相合作取得双赢的一个经济需求过程，它不但需要经济学家关注，更重要的是在合作过程中根据各方的需求做出适当的调整。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对国际经济合作思想进行理顺与分析，为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学派划分
支派林立、理论方法各成体系是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容。中国的经济学者李巍将其划分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学派、美国学派；李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经验实证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美国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则将其划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学派；中国经济学者樊勇明则将其划分为：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Gilpin，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其代表人物是Dos⁃Santos，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理论，其代表人物是Keohane和nye。还有的经济学者则认为，无论是结构主义学派还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葛兰西学派他们都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另一学派则主要包括霸权稳定论和相互依存论的方法论。
三、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
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它是整个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走向融合与统一的过程。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类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思想不应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更不应歧视第三国家，一体化的思想应是世界各国相互交融与促进，相得益彰并各放异彩的全球化思想。只有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才能使世界经济趋于再平衡。
(一)世界体系论观点学派
世界体系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学家沃勒斯坦。沃勒斯坦把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融合在一起，从而指出全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经济不只是经济的合作，更是政治、文化、经济联盟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就构成了世界体系。世界体系论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灭亡，取代它的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其方法论意义超过了理论意义。
(二)依附论观点学派
依附论观点包含三个分支，其一是正统型依附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发展障碍是同发达国家体系的不平等合作造成的，他们应该走自强自立的道路，通过“南南合作”来发展国家经济，完全排斥“南北合作”。其二是激进型依附论，他们反对国际经济合作，认为断绝或减少与中心国家的经济联系就能发展本国的经济。其三是改良型依附论，他们承认发达国家的“南南合作”，也承认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合作”，他们认为本国的资本和政治与外来国家的资本应处在一种相互有利的状态下进行合作，是一种联系型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不但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联合，还要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一种改良的新型的依附论。
(三)葛兰西学派
葛兰西学派把社会思想引申到了经济与政治领域。这一学派认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制度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它不但对本国的生产关系有影响，对世界秩序也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把极少数国家提出所谓的稳定状态称之为世界霸权。葛兰西学派强调的是思想上的改观与合作，他们认为通过思想的改变来改变人的认识观，并进一步改变人的主观世界，然后把它拓展到国际范围内，借此促进国际社会的变革。
(四)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包含冲突论和权力论两方面观点。持结构冲突论者认为，既同同意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目标发展，又同意“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按照国家的意识来决定分配关系和处理国际关系；持结构性权力论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各个国家的权力是影响响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的决定因素，金融、知识、安全、生产这四者都互相影响和制约，进而演变成运输、贸易、能源等体系，通过它们之间的合作，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相互依存和发展。
四、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
当前，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后续的主债权债务危机波及效应在世界各国中影响较大，使世界经济增长力受阻，引发了一些不可持续性危险。这种引发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的阻力来自于个别大国所主导，以不平等分工和疯狂的调整为目的的不均衡发展模式，它体现在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其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少数国家，针对这样的现实，不能以国际贸易或汇率来单独协调，应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各部分，改进和变革世界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体系中的国际合作模式，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一)实现新兴经济体国家自身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南北国家在经济交流合作中往往处于相对不对等状态，但已不再是过去的博弈状态，而是建立在多边体系的平台之上进行公平对话、互惠互利、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在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中都应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速度惊人，它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关注焦点，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收益。例如当前西欧一些欧盟国家和美国其经济进展速度已明显放缓，债务危机缠身，已无力承担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任。与之相反，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益于自身结构的迅速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变化，并加大与国际接轨的力度，从而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分得了应得的一杯羹，打破了依附个别国家发展的模式，也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以世界经济平稳增长为出发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的初衷是让每一个国家以自身长远经济利益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不同性质的合作模式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通过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重新配置，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用新兴经济体来带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通过国际间经济外交实现了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构建新的世界分工模式为各国的长远和根本经济利益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来达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目的。
(三)国际经济合作是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经济全球化是指国际公共产品让任何国家都能享用，但它需要基础设施的强有力保障，从通讯、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经济合作就会成为培育世界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就会诞生新的产业，同样也会拉动经济增长，使得一些新兴经济实体相继诞生，例如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平台的设立、运输条件的改善，这些跨国、跨地区的项目能使参与经济合作的每一个国家受益，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买卖和便捷流转更容易实现。培育这样的国际市场，要坚持政府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原则，避免或杜绝个别大国进行霸权包揽，它应是向世界各国开放，多方参与，并在合作中发挥本国的优势，寻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深化本国内部经济改革，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有时影响较大。因此，为了让国际经济合作顺利进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家应从自身内部深化改革抓起，不能以博弈心态去进行经济合作，而应建立在多边体系的对话平台上，把不确定风险因素降到最低。因此，构建国际经济制度，优化和加强国内制度的完善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现行的机构在运转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如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地位还较低，这些都影响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正常发展。另外，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转效率还较低，多国之间在探索更加高效、公平、合理的机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磋商，使机制更利于各国更好地发展。
(五)思想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成为国际文化合作的重要任务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8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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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现状篇9
关键词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评估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3-0055-05
《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如果没有健康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发展活动会影响环境，从而通常会引起或加剧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发展，也会对许多人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人类健康与发展的彼此联结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联合国千年计划》提出在2015年之前急需解决的八条发展目标[2]，其中完全关于健康的有三条（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卫生条件、战胜艾滋病、疟疾等其他疾病），与健康部分或间接相关的有两条（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这说明人类健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急需解决的头等问题，人类健康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人类健康风险的解析
《世界卫生报告2002》中指出了人类健康面临的十大危险[3]：体重过轻、不安全的、高血压、烟草制品消费、酒精消费、不安全饮用水、不良卫生设施与卫生状况、铁质不足、使用固体燃料排放的室内烟尘、胆固醇过高、身体肥胖。每年全球5600万死亡人口中，超过1/3是被以上十种危险夺去宝贵生命的。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人类健康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1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多种疾病都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室内环境是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的空间。目前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仍然使用固体能源（包括木头、动物粪便、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和煤炭），使用固体能源的传统炉灶会导致室内空气高度污染[2]。《世界卫生报告2002》指出，世界上2.7％的疾病，是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3]。
室外环境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气候变暖，引起的全球气候格局的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4]：全球变暖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贫困国家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中，约有1/5是因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环境因素导致的，有数百万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在由气候变化产生的健康效应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尤其是虫媒传染病譬如疟疾、血吸虫病、病毒性脑炎和登革热等）的传播过程。全球趋暖还将使海平面和海表面温度上升，从而增加经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再者，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造成地球化学状况的变化，空气被各种有害物质污染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空气污染已成为肺心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另一方面工业废水、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引起饮用水的污染，同时污染的水源还通过污染食物，尤其是农产品，从而使人体致病。
1.2食物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8亿的人口由于食物不足而不能满足身体必需的能量需要。对于儿童来说，营养不良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甚至威胁到生命。发展中国家中5岁以下儿童中超过1/4患有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与贫困是一对共生体，营养不良主要出现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和非洲地区。[2]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2年发展中国家有饥饿人口8亿1500万，比1990年少了9百万。但在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饥饿人口又增加了数千万。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低下是造成这一地区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4]另外，水是生命之源，是否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世界上仍然有1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7％）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导致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腹泻疾病[2]。水是生命之源。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发起致词中说：生活用水是有关人类发展和人类尊严的非常急迫的事情，世界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事关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1.3疾病流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蔓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从25年前第一次被发现至今，艾滋病已经成为造成人类死亡的第四大杀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死于艾滋病。到2004年底，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约有3900万人。疟疾大约每年夺去100万人的生命，有研究表明，疟疾的发生已经造成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降低1.3个百分点。曾经一度被人类战胜的肺结核，由于抗药性和艾滋病造成的人体免疫力缺失，又开始死灰复燃。另一方面疾病的传播渠道难以控制，不良生活习惯、不安全、缺少清洁的卫生设施等造成疾病迅速蔓延，难以有效控制。一些主要疾病，比如腹泻、血吸虫病和沙眼等可以通过粪便污染进行传播。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亿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半，世界人口的42％）没有清洁厕所和其他的卫生设施，从而更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2]
1.4医疗保障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医疗保障是保障人类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医疗状况存在很大差距。世界平均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0％，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于这一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美国这一比例高达14.6％，利比里亚仅为2.1％。人均卫生费用世界平均水平为524美元，低收入国家仅为29.4美元，高收入国家却高达3039.3美元。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和卫生费用占GDp的比值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医疗卫生资源来看，世界平均每一千人拥有1.5个医生，而高收入国家为3.8个，低收入国家仅为0.4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成熟的医疗保险体系，使得对人类健康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
2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在对人类健康风险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对全球的人类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测度指标的选择是评价人类健康风险的前提。在选择指标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和综合性。人类健康风险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此我们选择的指标要能够体现人类健康风险的主要方面，要遴选能够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关键指标、敏感指标；
（2）国际可比性。进行人类健康风险评价，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通过评价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因此应尽量选择国际通用的指标，保持比较统一的统计口径；
（3）独立性。可以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有很多，但部分指标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会出现重复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独立性检验，通过剔除、合并等方法保证所选指标的独立性；
（4）量化原则。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计算获得一个量化的评价结果，因此在选择指标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可以从国际权威数据库以及国际重要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中获得数据的指标。
（5）简明实用。在建立指标体系过程中，所选择的指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指标体系十分繁杂，不便操作，甚至操作失灵。因此，合理、正确地选择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核心要素，选择有代表性、可比性、独立性、信息量大的指标是构建高效、系统的指标体系的关键；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最终设计了包括最终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要素层四个层次的衡量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体系(见表1)。
为了保证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5》（wDi2005）[5]，世界卫生组织的《worldHealthReport2004》（wHR2004）[6]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wB）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联合的《worldResources2005》（wR2005）[7]。
3人类健康风险综合评价方法
3.1评估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操作简便易行，同时保证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我们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评价。国家的人口总量是我们的主要选择依据。我们首先选取人口总量在世界上排名前60表1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
位的国家，然后综合考虑国土面积、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等因素，同时考虑样本国家在全球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再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国家，最终选定40个国家。从地理分布状况来看，全球各大洲都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入选，其中亚洲11个，欧洲11个，南美洲5个，非洲9个，大洋洲1个，北美洲3个。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40个国家中，人均GDp(ppp美元)最高的是美国的37750美元，最低的是坦桑尼亚的620美元。0～5000美元之间有13个国家，5000～10000美元之间有12个国家，10000～20000美元之间有5个国家，20000～40000美元之间有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占到世界的80.6％，国土面积占到世界的70.4％，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如下：亚洲：11，欧洲：11，南美洲：5，非洲：9，大洋洲：1，北美洲：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2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值的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为了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各种无量纲化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我们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对数据的标准化方法[8]：设指标的原始数据为xi，处理后的标准值为yi，根据指标属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转化公式：
3.3指标合成
各种影响因素对人类健康风险的作用机理是非常复杂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肯定是有差异的，但从全球来看，同一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中的重要性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我们很难客观地确定各个因素的重要性。权衡各种指标合成方法的优劣，我们认为采用等权处理能相对更好的反映全球的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所以在综合评价时各层指标的合成我们均采用等权处理，即取简单算术平均值，逐层合并，最终得到各国的人类健康风险指数。
4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对40个样本国家的人类健康风险定量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指数越大表示风险越高，指数越小表示风险越低。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将这40个国家按照人类健康风险指数分成四类(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人类健康风险较高，人类健康风险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类健康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国家室内空气污染严重，食物不足，缺乏必需的安全饮用水，多种传染病流行，而且由于经济落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更加剧了人类健康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工业化，造成室外污染比较严重，但这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加大了环境治理和产业改造的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虽然对于改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加大了这些地区的人类健康风险，实现了人类健康风险的转嫁。各国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怪圈，经济越发展，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越小，而经济落后，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善人类健康状况，从而使人类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分析人类健康风险和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的关系（见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健康风险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人类健康风险的高低；同样，人类健康状况的好坏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基础，人类的健康可以促进经表
2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tab.3Clusteringresultofhumanhealthrisk
项目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国家数目1111711国家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喀麦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人类健康风险0.8230.5780.3270.187环境污染风险0.5850.6370.3510.368食物安全风险0.9480.3680.1010.009疾病流行风险0.7660.4890.2220.060医疗保障风险0.9950.8190.6350.309特征环境污染风险次高，其余风险都是最高环境污染风险最高，其余风险次高环境污染风险最低，其余风险均次低环境污染风险次低，其余风险均最低
济的发展。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均Gni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人类健康风险都较高（0.5以上）；人均Gni大于3000美元，人类健康风险都较低（0.35以下）；人均Gni处于1000～3000美元时，人类健康风险波动较大，中国正处在这一区间，对比发现，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的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高。人均Gni低于1000美元时，国家的财力还不允许大幅度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因此，人均Gni1000～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国家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很容易陷入单纯发展经济的“陷阱”，忽视人类健康问题。这一阶段，国家应努力改善人类健康状况，降低人类健康风险，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必然会影响国家下一阶段的持续健康发展。
世界经济的现状篇10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加深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为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而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这都是21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科技生产力；社会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在20世纪的中国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作为有效的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体系，一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并随着社会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发展
在新旧千年交汇之时，英国BBC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所作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随着如德里达的名著《马克思的幽灵》等类似著作的出版，国外西方思想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中国学术界更是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代表“马克思思想当代复兴”和“马克思哲学世纪性凯旋”的标志性事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这的确是马克思莫大的荣耀和成功。那么，马克思的荣耀和成功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马克思及其理论有着丰富的超越时代的思想内涵。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所留下的经典原著之中，马克思及其好友恩格斯对他们生活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并以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而深邃的思想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述，有的甚至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蕴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这往往使他的理论具有跨超时代的穿透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不断创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理论天赋和庞大卓越的理论著述，还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视角去看待和解决时代的问题。他立足于实践，以革命性、批判性为重要的理论品格，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内涵。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即狭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一脉相承，使马克思主义传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创新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如何应对知识经济大趋势的新挑战，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永远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是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于不败之地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作为我们主导价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唯物史观来看，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他还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社会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论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不同的，把这些相关论述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再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获得解决当代问题的有益而独特的理论视角。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系列的理论思考和制度创新。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度创新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坚持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才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多次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中国以往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转贴于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抉择，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l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人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