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龄战略早已被纳入到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摆到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议程之上。我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也成了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章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行了文献资料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of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
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定义中的两句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后一句话说的是继续老龄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龄化的概念衍生出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任何一个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但是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人口老龄化概念时，采用的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问题，近来我国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由来及现今的发展作了有意的探讨。（罗淳，2001）
学者姜向群，丁志宏认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老龄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即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增长，或者将比重结构性的问题与规模数量性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讲，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规范。认为老年人口的比重问题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或总体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规模扩大增长则是一个亚人口问题，是老年学的问题，两者绝对是两个意思，不应该混淆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是个体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测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我国一般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但近年有向65岁靠近的趋势。通常来说，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谢静的研究认为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1.程度指标：（1）老年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后，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化的趋势。
2.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3.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2）老年人口抚养比，（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杜鹏.1994.）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问题
曲海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做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起伏变化；第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欧洲各国而仅次于日本；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始终占据世界首位；第五，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谢静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1.速度快，规模大；2.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全；3.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受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的特征。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大于机遇（邬萍，1999），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田雪原，2000）。
较积极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导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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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J].人口研究，2001（6）.
[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J].人口译丛，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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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雪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a].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问题与对策研究[C].华龄出版社，2000.
[7]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9]姜向群，丁志宏.人口学刊[J].2004（5）.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2
[关键词]老龄化；低龄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9―0083―02
据民政部2014年6月17日印发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1〕。面对如今老年人几乎占总人口一成的趋势，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显得异常重要。这部分老年人大多数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身体健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为社会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余热的强烈愿望，然而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但是利用率却偏低。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低龄老年人口庞大，家庭不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特点，采用合理、经济的措施大力开发城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提高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的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一）增进社会的收益
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再次参与社会工作，他们身上有很多特点是年轻劳动者所不具有的，低龄老年人在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某种优势，如知识、技能等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现在如教育、卫生、医疗、服务等很多领域很多老专家、学者们都已经退休，但他们大多数仍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在服务“高龄老年人”上发挥他们的余热，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的收益性。
（二）减轻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我国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模式正逐步转变为“四二一”模式，这就意味着一对夫妇将要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这将会给成年人产生巨大的养老压力和精神压力。同时就整个社会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小型化的形成，社会所担负的养老抚养系数将会不断提高，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开发城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不仅可以发挥他们的个人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增加个人收入减轻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负担。
（三）缓解退休老人自身的精神压力
退休后的低龄老人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上一下子退下来，会产生了无所事事的感觉，同时也会存在着孤独、寂寞、恐惧、消极及被否定的心理。他们面对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及生活状态会一时难以接受，进而产生心理落差，脾气性情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发挥自己的余热，对缓解其自身压力是十分必要的选择。
二、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可行性分析
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是指60至69岁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他们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可供整个社会再开发和再利用的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低龄老年人身体尚好，头脑还比较清楚；在经济上能够自立，生活上也能自理，他们可以不依赖社会和家庭的照顾，反而可以通过再就业，为社会或家庭尽自己微薄之力；主要与配偶及未婚子女一起居住；一般不甘寂寞，需要一些活动场所和参与机会，有比较强烈的再就业意愿等特点〔2〕。就目前来看，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服务于高龄老年人的主要动力有以下几点：
（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
世界卫生组织15日在日内瓦《2013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对194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及医疗数据进行了分析，包括人类预期寿命、死亡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等。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寿命达到了76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3〕。如此来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也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表现之一，为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上的需要
由于家庭负担比较重，自身的退休金也不高，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一部分老年人面对退休后的生活压力有去养老机构等地方再就业的意愿。
（三）健康因素
健康是再就业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无法满足再就业的愿望。如今的老年人更加注重养生，每天生活富有规律且积极锻炼身体，所以大部分的低龄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并不逊色于青壮年人，这也使基于为老服务，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
（四）主观愿望强烈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低龄老年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向上，他们不愿成为社会的包袱，正是这种积极的态度和不服老的精神，推动老年人积极参与到社会工作中，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三、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的具体内容
组建低龄老人志愿者队伍，创建“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服务”的新模式。可以由相邻的社区联合成立“助老义工站”，受助对象可以是孤老或者家人不在身边的老人。义工可以由刚退休的平均年龄55岁以上，身体健康的有照顾高龄老年人意愿的人组成，主要以“小老人”照顾“老老人”的形式，可以每天或一周固定几天去看望和照顾高龄老年人，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种社区义工助老服务可以包括以下几种：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3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相关法律的问题.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以及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提出在发扬中国古老的家庭式养老传统同时，还应加强老龄理论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使全社会都重视老龄化问题，关怀老年人，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
一、引言
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待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促使全社会重视老年人问题，关心老年人问题，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保护。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3]。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 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阎。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近20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己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今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0
第四、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三、人口老龄化和对杜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体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入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中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法律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冈。要建立相关的保障，就要建立相关的立法、管理、执行体系，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在老龄人口保障的相关立法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自1951年来2月6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卿三个法律性文件，但只有一部人大颁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此以外其他法律都出自国务院和地方，法律结构框架不完善。
五、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律对策
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需要加强老龄理论和立法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让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为制定老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老年照料服务和社会支持政策和老龄人口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克服东方养老模式的不足，使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成为我国养老体制的必要补充;
(二)加强养老、医疗保障相关立法的研究—加强养老保障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确保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应专门制定《养老金法》 .锹会保险法》或《养老保险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以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加强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立法，建立多层次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人人老有所医。
——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应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建设，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以指导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规定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规定城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开展志愿者支医活动;
——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解决不同性质单位人员的保险待遇的衔接和保险基金分割、调剂使用，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增强投保人、承包人对所承担义务的责任感。积累基本保险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逐步扩大养老、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老龄人口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各类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都应纳入城市统一的保险体系中;
——建立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养老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于那些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应通过社会医疗救助来帮助他们，社会互助基金和老人专项医疗基金则主要作为患重病、长期患病和高龄老人的医疗补充资金;
——加强舆论宣传和社会监督力度。一方面要拓宽信息管道，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现代化手段，强化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使监督者有努力监督的积极性，同时防止其与被监督者串谋勾结。
——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为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对拒不缴纳法定的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娜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强化保险费收缴功能、达到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加强政府介入力度和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法规、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确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资金的及时到位;
——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三)完善精神璐养方面的立法
完善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立法缺陷使得支持精神赡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籍的义务。这是精神赡养在我国法律中仅有的体现。但是，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需要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四)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借鉴世界福利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和加强小区养老助老服务。为了使老年人的管理服务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对老年人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小区建设，养老院管理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条例和细则，使这项工作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倡导小区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共建，鼓励驻区单位的文体场所、服务设施对小区开放。
——建立和完善区、街、居三级管理和规范化、经常化、网络化的老龄人口管理体系。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4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特征/思想教育/尊老风尚
按照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都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国家，并称其为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早在1995年我国已达到了老龄化社会。我国现有12亿多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9100多万，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3亿，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0%以上，而且还正在以年平均3.2%的较高速度增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2亿，到2050年将超过4亿。因此，早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注意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势，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同时在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课题，各地区、各部门都应该关心老年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老龄工作会议中也曾指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是一个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及早研究相应的对策，避免在将来出现被动局面。”
人口老龄化使社会出现新的特点，也给社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包括老年人犯罪问题。一般说来，在整个社会的犯罪中，老年人犯罪的比例是很低的，在整个老年人口中，犯罪的比率也是很低的。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犯罪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日本每年一册的《犯罪白皮书》在谈到日本犯罪的两个特点时，其中之一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老龄者犯罪增加，在老年人犯罪中，初犯的比例很高，这说明，老年人犯罪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对老年人犯罪进行探讨和研究实属必要。从世界范围看，使用德语的地方从20世纪开始，以埃克斯纳的《犯罪学》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论述为起点，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以美国、英国为中心的使用英语的地方，对老年人犯罪问题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世纪中期，日本人开始深入研究老年人犯罪问题。受德国等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已对老年人犯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当前，我国大陆对老年人犯罪的研究较少。但是，老年人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仍占有一定的数量。因此，研究老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就是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所下的定义，即为老年人规定一个起点年龄，达到这个起点年龄的人即为老年人，尽管年龄标准具有个体差异，不能反映每个人进入老年期的时间，但它整齐划一，便于掌握，因而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施奈德、凯泽、阿尔布莱希特等人对老年人犯罪所下的定义都是：老年人犯罪是指年满60周岁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和[1](p245)。
最早从年龄结构研究出发定义老年人的是瑞典学者桑德巴，他把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50岁。如今，各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并不完全一样，挪威、瑞典等国规定67岁以上才算老年。1956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报告曾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5岁，1982年联合国在不否定65岁标准的情况下又提出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5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
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2020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6
今天是XX年最后一天，明天就是XX年新春元旦。在即将过去的XX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的重大胜利，xx奥运会、残奥会圆满成功，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全市上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围绕“扭住工业、抓好农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思路，全面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认真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积极谋划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全市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完成777?8亿元，同比增长14?5，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全市的发展形势令人鼓舞。
刚才，高福生同志代表市老龄委全面总结了XX年全市的老龄工作，郭新成同志结合我市实际宣读了XX年全市的老龄工作要点，我完全同意。应该讲，XX年对于全市的老龄工作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市老龄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老龄工作机构及其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不仅继续保持了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工作又有新的举措、新的进展，老年人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老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老有所养体系不断完善、老有所乐得到进一步体现、尊老敬老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的结果。市委书记张广智同志亲自到夕阳红颐养院视察听取老龄工作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志亲自安排部署老人节庆祝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自己的行动，体现出了对老龄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老龄部门和广大老龄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各级老龄工作机构认真履行职责，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创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效果明显。各级老龄工作人员服务大局，充满爱心、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为老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老龄委成员单位、市直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大力支持的结果。各级老龄委成员单位，按照市老龄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围绕保障老年人权益，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为全市老年人做了大量实事、好事，有力地推动了全市老龄事业的发展。各新闻单位大力宣传老龄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倡导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为老龄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市老龄委向一年来辛勤工作在老龄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和所有关心支持老龄事业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XX年，是全面落实“xxx”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老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创建活动为主题，集中在抓深入、加力度、求实效上下工夫，推动全市老龄工作取得新的成绩。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把握形势，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老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老龄事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首先，我市的老龄化同全国一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市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5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30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3％左右，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必将对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应对老龄化趋势的压力和责任巨大，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早对策。其次，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老龄工作。全国老龄办了中国老龄人口百年预测、国务院新闻办了《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对老龄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对老龄事业发展的任务目标做了科学规划和全面部署，这对全国的老龄工作者是一个巨大鼓舞，为我们更好地开展老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第三，当前老龄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的工作水平与形势的变化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各县（市）区的老龄工作发展还很不平衡；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老年服务体系建设还不适应老年人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要求，我市许多地方的老年优待工作还没有落实到位等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正视这些困难和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和从事老龄工作的同志们一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老龄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自觉站在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做好老龄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推动老龄事业加快发展。
二、围绕主题，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老龄工作涉及的内容很广，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各级各部门要在抓好创建活动的同时，着眼于从总体上做好老龄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全国老龄工作会议精神和《××市老龄事业发展“xxx”规划》以及市委张广智书记视察老龄工作时的讲话要求，把现有的各项优待老年人政策措施扎扎实实落到实处。同时，针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新的优待老年人的政策措施。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充实老年人优待优惠办法的内容，并加强督查落实。二是进一步加强老有所养体系建设。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基本医疗待遇的落实；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老年人生活救助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与家庭赡养、土地保障、社区扶持相结合，推动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要加快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三是抓好居家养老服务示范点工作，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示范（市、区）创建活动。同时，进一步抓好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采取新建、改建、扩建、重组等方式，加快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增加数量，扩展功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建立起布局合理、设施齐备、队伍严整、服务周到、管理规范的养老服务网络，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四是进一步抓好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要把发展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整合现有资源，加大财政投入，整体推进。要引导和带动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创造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让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实用性、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占领老年人的思想文化阵地；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健康有益的基层老年文体活动，积极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积极发展老年教育，丰富办学形式和内容，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形成深受老年人喜爱的老年教育网络。五是进一步探索养老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发挥好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引导和组织社会力量兴办老龄事业，服务老龄事业；要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化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鼓励下岗失业人员等创办家庭养老院、托老所，以创业促就业；要组织或推动制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养老服务业行业规范，建立资质评估认证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实施动态定期评估，促进管理服务水平提高，保证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三、加强领导，齐抓共管，进一步巩固“大老龄”工作新格局
老龄工作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牵扯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级各部门务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老龄工作抓紧抓好。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把老龄工作列入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检查、一同落实，确保老龄工作与经济社会工作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各级分管负责同志要经常听取老龄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积极支持。要建立健全老龄工作责任制，做到任务分工明确，责任明确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强老龄工作组织建设，努力形成工作机构健全，干部队伍精悍，服务内容丰富，考评机制科学的老龄工作新格局。要加强调查研究，畅通与老年人联系的渠道，认真倾听老年人的心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事老龄工作的同志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想老年人之所想，急老年人之所急，帮老年人之所需，解老年人之所困，做老年人的贴心人。
二是，不断巩固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大老龄”工作格局。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老龄委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结合本部门实际和老龄工作职能，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成员单位之间要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分工合作、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老龄办作为老龄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要树立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好参谋助手、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的职能，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老龄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总结老龄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只要真正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的老龄工作就能开创新局面，就能做出新成绩。
三是，深入宣传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形成全民敬老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媒体、网站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在全社会宣传敬老养老助老，倡导尊老爱老的良好风尚。把传统孝道的精髓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新的内涵，弘扬新型的孝文化，培育和树立新时代敬老先进典型，形成生活上关心老年人、精神上慰藉老年人、权益上维护老年人的良好氛围。要加强老龄工作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使全社会充分了解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家庭、社会和单位对老年人应尽的义务，增强群众维护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意识，提高尊老爱老敬老的自觉性。要大力宣传关爱老人、奉献社会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企业家自觉加入到为老年人献爱心、办好事的行列中。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使他们从小认识到老年人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培养仁爱之心和责任意识，懂得感恩回报和奉献社会。要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发动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积极投入老龄慈善事业，为老年人谋利造福，为老龄事业做贡献，形成全社会积极支持老龄事业的大格局。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7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受社会需求、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强有力制约。随着以城镇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占我国总人口56.1%的农村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的养老保障却面临困境，并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剖析农村养老保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养老模式，使乡村居民能够享有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国民待遇，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
2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重工轻农政策背景下，国家所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后果之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即城市以正规的社会保障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农村以家庭子女供养这一非正规的群体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正规的社会群体行为。这样一来，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自然而然地受到国家重视，保障的水平和层次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甚至享受着过度保障。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大部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严重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从种类上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市社会保障如养、医、低保等制度一应俱全，国家也高度重视，保障水平基本上有保证。而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弱化或解体，新兴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又微不足道，仅惠及极少数人，且保障水平很低。
3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绝对数量庞大
3.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时间短
国际社会大多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14%，即翻一番的时间来衡量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快慢。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6年，英国45年，日本30年，而我国大约只要2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我国学术界原来的预测。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人口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3.2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性
与不同省区、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一样，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城乡差异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一方面表现为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人口的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老龄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农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农村受到的冲击将比城镇更为严重，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
3.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超前性
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因而具有为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政府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是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的条件下，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如何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应对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因素。
4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
4.1政府对社会保障对象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
从政策的客体上讲，国家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具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为全体国民提供保障和服务。农民公民权的享有与体现是以国家履行义务为重要前提，而国家职责义务的履行在现阶段表现为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给予一定的倾斜和支持，以便在20～30年后老龄化高峰全面到来之时能够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4.2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偏好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必然涉及不同团体和机构的利益：国家、经办机构（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作为缴费义务人的雇主和雇员以及受益人。他们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管理的核心问题。其中，国家作为提供社会养老保障的主体，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所秉承的价值偏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公益性，并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产生刚性的影响。
4.3城乡实行待遇差别
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为弥补市场提供社会保障缺陷，由政府向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因此，惠及城乡所有居民是其应有之义，本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特征。而长期以来的现实是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却享受差别待遇，与社会保障的性质背道而驰。这样一来，一方面，使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社会的“安全网”或“减震器”的主要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是难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系列安排，最终达到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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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邬沧萍，工琳，苗瑞风.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人口研究，2004（1）.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8
一、充分认识加强老龄工作的重要意义
老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切实加强老龄工作，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助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截止2009年底，我县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7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4％，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县。全县各乡镇和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做好老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推动我县老龄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加强老龄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工作方针和县委打造“四个”建设总要求，着眼于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进一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和老龄产业，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我县老龄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坚持老龄事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老龄事业健康发展，坚持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进一步完善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兴办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养老服务业；坚持道德教育与法律约束相结合，依法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坚持关心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老龄工作；坚持为老服务与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相结合，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三）主要目标。到“十一五”末，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老龄化要求的老龄工作体制，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以老年福利、生活照料、医疗保健、体育健康、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老年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基本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三、进一步加快老龄事业发展
（一）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不断扩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落实社会保险各项待遇政策，积极发展企业年金。积极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到“十一五”末，确保劳动年龄段以上90％的被征地老年农民纳入保障范围，按月享受保障金。推进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制度。实施城乡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办法，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制度全覆盖。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三无”、“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集中供养标准，城镇“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稳定在99％以上。
构建新型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及省、市、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精神，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各乡镇结合城市化进程，科学规划布点，建设一批具有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公共服务设施，以适合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充分利用现有旧校舍、闲置办公楼等场所资源，兴办托老所，妥善安置留守在边远小岛上的老年人。各乡镇要根据托老所的实际入住人数，按比例给予每人每年适当的补助，并纳入财政预算，鼓励和提倡有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给老年人发放生活补助金。
（二）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城镇老年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参保率，启动实施两年一次城镇参保老年居民健康体检；积极推进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老年农民参保率达到90％以上，逐步提高医保享受标准。健全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将生活困难老年人纳入救助范围，尤其是农村“三老”（老党员、老村干部、老优抚对象）人员要优先救助，逐年增加投入，提高救助水平，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
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老年人就近就便看病治疗；建立和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护理和康复等多种服务。对90岁以上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对60周岁以上的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老年人，每两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加强边远小岛上的卫生医疗站建设和医务人员配备，组织巡回医疗队，定期上岛送医送药。探索和推行慈善助医活动，公募慈善组织要总结经验，扩大慈善助医卡工作，鼓励富裕企业为农村老人医疗救助设立私募慈善基金。加强老年病防治和康复研究工作，县人民医院要开展老年病的防治研究，加强老年病预防、康复和保健知识教育。
（三）切实做好优待老年人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老龄委等21个部门《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和《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省优待老年人规定》及市县关于贯彻省优待老年人规定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关注贫困、高龄、孤寡、病残以及有特殊贡献老年人等特殊群众的需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将老年人享受优待规定纳入目标管理体系，各相关部门要研究相关措施，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各项优待政策落实到位，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规定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四）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加强尊老敬老法制和道德宣传教育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纳入“五五”普法计划，实行目标管理。普法教育普及率城镇不低于95％，农村不低于75％；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弘扬传统敬老美德，提高城乡老年人法律意识，健全城乡老年人法律服务与援助体系。“十一五”末，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和老龄工作部门，要建立老年法律援助站；乡镇和社区法律服务机构，应优先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家庭签订赡养协议书工作。
（五）切实提高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积极营造老年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良好氛围。各乡镇和县属各部门要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专业人才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和老年人意愿，积极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引导基层老年人协会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原则规范协会建设，带领广大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参与开展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乡镇创建等公益活动和从事种养殖及加工业等经济活动；倡导和支持老年人开展自助互助活动。
（六）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各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老年人协会的作用，推动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老年人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逐步形成健康文明的新风尚；进一步完善老年教育网络，继续办好和完善老年大学和老年电大分校，80％的乡镇建立老年学校和老年电大教学点，90％以上的社区建立老年电大教学点，老年电大在读学员达到当地老年人总数的10％。各乡镇要加大对老年活动设施的投入，结合农村“星光老年之家”建设，逐步达到相应的星级老年活动中心（室）标准，已建成的公共文化体育活动设施，要免费或优惠向老年人开放。加强老年体育和老年文艺团体建设，加强对老年文化体育活动的指导和管理，组织送文艺下乡活动，为农村培训老年文艺骨干。继续办好老年文化艺术周和“老人节”庆祝活动。以城带乡，以城促乡，城乡联动，丰富农村老年文化生活内容，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定期开展老年人国民体质检测，为老年人科学锻炼提供依据。充分发挥老年体协的作用，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群众性健身活动，使经常参加老年体育活动的老年人达到老年人总数的60％以上。
四、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对老龄工作的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要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和关心老龄工作，积极协调和解决老龄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老龄工作。
（二）加强老龄工作的组织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建立健全县级老龄工作机构，乡镇至少配备1名老龄工作人员，可以从乡镇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中调剂解决。加强老龄工作机构自身建设，干部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建立一支廉洁奉公、精干高效、作风优良、甘于奉献的老龄工作队伍，不断提高老龄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建立老龄干部逐级培训制度，县老龄办负责对基层老年人协会会长的培训。指导农村老年人协会按照《省基层老年人协会组织原则》和《省基层老年人协会规范化建设标准》，开展规范化建设创建活动，并积极探索农村基层老年人协会依法登记管理工作。要把老龄工作纳入城乡社区建设，建立完善社区老龄工作协调机制，确保老龄工作落到实处。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9
建立“第三年龄”概念，也是为老年学学科的创新奠定新的学理基础。这一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传统老年学中的简单化、片面化的“老年智力下降”、“老年已经失能”、“老龄化是社会负担”等等观念，它以划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肯定前者的发展潜力的观点，反映了现代老年人的全面的、真实的状况。无论在智慧方面、能力方面、社会价值方面，都让辩证法的科学分析在老年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建立“第三年龄”概念，对于各项老年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按照这个概念，国家对于开发和使用老年人才，将会有制度性安排；对于发展老年文化，鼓励老年人从事文学创作、艺术活动、各门人文学科研究，将会有鼓励政策；对于老年教育的发展将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积极评价第三年龄的根据
既然从老年人生的全过程中划出第三年龄，指明它是人由中年期向老年衰老期过渡的时期，那么，人们一定会给第三年龄以更积极的评价。怎样评价、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1.事实的依据
社会进步到今天，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了。其原因无非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营养的增强；随着社会公平的推进而来的人际关系的改良和心境的宽松；随着文化发展而来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文明生活方式的推广；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来的保健的加强和医疗技术的先进。现在，中等及其以上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75岁左右，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80岁以上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这样说来，人口老龄化确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不言而喻的是，生命的延长意味着人的老化期到来的推迟。现在，城镇里60岁的男人和女人，在乡里人看来特年轻，50左右的人吧。我们认为：60―75岁的第三年龄人，在事实上，就是中年期的一定水平的延伸。一批本来的艺术家、文学家、人文学科的专门家，他们在第三年龄是创作和研究的旺盛期。歌德到80岁才写成《浮士德》，这样的创作者现在已不稀奇；我国的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是95岁在办公桌上写作时仙逝的，此前从未停止过笔耕，他在60岁时才迎来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此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2.学理的依据
现代生理学依据。现代生理学理论认为，人有四种年龄：一是生命年龄（Lifeage，La），指个体出生到现在按年月计算的时间而确定的年龄，又称“自然年龄”。联合国将老年期的起点时间定为65岁，我国则定为60岁。有学者将老年期划为三个阶段，55-65岁为老年前期，65-75岁为老年期，75岁以上为衰老期。由于所处环境千差万别，以及个人体质等其他因素影响，生命年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生理功能、心理状况以及社会活动能力。二是生理年龄（physiologicalage，pa），指以正常个体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育状况为标准确定的年龄，这一年龄是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细胞、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等）以及反映其生理健康的生理指标来确定的。一般来看，生理年龄随着生命年龄而递增，即机体的结构和功能随着增龄而老化。但生理年龄并不完全等同于生命年龄。由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疾病、营养、运动等因素的不同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组织结构老化的速度是不同的，个体的差异性很大。三是心理年龄（mentalage，ma），指根据个体心理活动的程度和功能确定的个体年龄，也叫“智力年龄”。心理年龄与生命年龄、生理年龄并不完全同步。四是社会年龄（Socialage，Sa），是指根据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中的角色作用来确定的个体年龄，它反映的是个体的社会行为的成熟程度。社会年龄与前三种年龄并非一致。现代生理学认为，人的四种年龄的发展速度通常并不同步。在人类无法改变生命年龄的基础上，人们的生理功能、心理状况以及社会行为能力都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对“老年人”或者“老年期”的界定在不同的年龄背景下应区别对待。
老年心理学依据。老年心理学认为，年代年龄受之父母，不可改变，但是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却可以通过身心锻炼、个人努力加以改变，延缓衰老。老年期的一般心理变化主要表现为：感知觉的退行性变化；记忆力下降；思维变化，部分老年人表现为更稳重和更智慧，另一部分老人则表现出思维能力呈下降趋势；人格变化，一部分老人更趋完美和完善，另一部分老人则表现出不安全感、失落感和信息缺乏感。在现实社会中，有相当部分的老人由于生活背景、职业背景和自身素质的原因，其心理状况相当健康，主要表现为：感知和记忆力良好；逻辑思维健全，想象力丰富；保持学习兴趣，坚持学习和动脑；人际关系良好，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情感反应适度，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意志坚强，乐观进取；态度宽厚可亲，能常乐，能制怒；热爱生活，喜欢活动，有业余爱好；能面对现实，顺应自然，有效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事物能泰然处之，等等。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我国60-75岁处于第三年龄的老人中有相当数量老年人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超过了他们的生命年龄，趋向“年轻态”。他们在退休之后，保持着积极健康的心态。
认知心理学依据。澳大利亚认知心理学家J0hnSweller于1980年代提出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loadtheory，简称CLt），对此作了详细的探讨。经过全球研究者的努力，认知负荷理论也成为研究认知过程和教学设计框架的一个主要理论。研究表明，认知负荷具有以下特点：（1）认知负荷是与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相联系；（2）该任务在工作记忆中操作；（3）该操作要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心智能量的支持。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认知负荷定义如下：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在工作记忆上所进行的心智活动所需的全部心智能量。第三年龄老年人在接受老年大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其学习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开发。
3.法律的依据
基于以上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的新变化，我国法律为开发和持续利用我国老年人才资源提出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艺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我国2012年1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章“参与社会发展”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六十八条还规定：“国家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量力和自愿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一）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教育；（二）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三）提供咨询服务；（四）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五）依法从事和经营生产活动；（六）参加志愿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七）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调解决民间纠纷；（八）参加其他社会活动。
（四）政策的依据
201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文化部、总工会、团中央、妇联、老龄委等十六个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广大老年人要树立终身发展理念，将老年期作为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积极面对老年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参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品质。”“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贯彻终身教育理念、提升全民素质、建构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部门要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体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
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第七部分特别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党的十报告关于老年教育的论述，已由2010年7月正式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重视老年教育”变为“发展老年教育”。由“重视”到“发展”，不仅仅是辞语的变化，而表明了国家对老年教育认知的进步，法律地位的肯定。
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的开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批人才。资料显示，我国目前人才资源总量为1.14亿人。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才需求量将增加到1.8亿人。今后十年，我国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6600万人。我国人才队伍虽然每年都有一批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补充，但同时又有一些人才离退休，加上人才外流，从总量上来看还是人才不足，这已成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汲取和引进发达国家第三年龄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很好地发掘和持续利用我国的老年人才。
相关数据显示，21世纪初，我国有42%的正副教授、50%以上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农艺师等先后退休。截止2001年年底，全国14.3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已有1万人达到退休年龄。我国已退休的700万人才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才占总数的70%；其中有近70%是年轻的老年人才，有近70%的老年人还愿意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充分利用。
第三年龄教育的推进
第三年龄概念的提出同老年教育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已经意识到：所说的老年教育，不可能真正接纳所有的老年人，对于衰老的、失能的老年人，他们很难再到老年大学来上学，有的联学习能力也已丧失。老年教育只能以第三年龄人为主要对象，它在实际上是第三年龄教育。它的作用是：
1.助推老年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潜能。但在社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实现倾向。美国管理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maslow）把他们称为“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man）所谓自我实现指的是，人都需要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的才能分表现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人们除了上述的社会求之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发挥自己自身潜力的欲望。之所以现实社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会表现出较强烈的自我实现倾向，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一般使用的原理，即自我实现不能脱离一定生理需要和其他基本需要满足的物质基础。马斯洛不仅从人性的角度追溯了自我实现的根源，而且对达到自我实现高度的人进行了案例研究，说明了自我实现者在心理学培训是的人格特征。据他研究发现，青年人中达到自我实现高度者很少见，据他后来的解释，这是因为自我实现是人格发展成熟的标志，这和个人的丰富生活经历有关，因而又转向年纪较大的成年人的研究，包括对历史上的和当时仍然在世的著名人物斯宾诺莎、贝多芬、歌德、爱因斯坦、林肯、杰弗逊、罗斯福等进行传记和案例的分析研究。这一系列研究使他能够概括出自我实现者的一些共同特征：他们能对现实采取客观态度，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外界，能洞察现实的本来面目；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承认自己的缺点；他们能理解他人，也能宽容对待他人的缺点；但对于妨碍人格发展的缺点如懒惰、无思想、妒忌和偏见等十分敏感，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一类缺点，总是引为羞耻，力求改正。根据马斯洛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接受第三年龄教育过程中，很多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激发出自我实现的强烈冲动。美国神经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说明，人到70岁时的大脑与30岁左右时的大脑一样，具有极强的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可见，老年人仍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求知是许多老年人才的新追求。他们在老年大学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在发展自己以往已有的积极人格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地重塑了自己新的人格。如，他们的视野更宽广，超越自己专业领域，学习新的专业知识核心的技能，并以所学到的新知识核心技能为社会继续服务。如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学员施宁，是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在职时做了一辈子的工程师。退休后，来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读书，她的文学创作潜能显现出来，写作和发表了大量散文，不少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或被转载。去年，她被南京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又如：马银生，在职时是江苏省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退休后，来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读书，重点学习小说创作。他借鉴中外小说写作的艺术手段，凝聚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笔墨风云》，在工人出版社出版，获得好评。他同施宁一起，被吸收为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2.为老年人成能成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老年大学作为第三年龄教育的中国形式，为广大老年人才继续为社会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把课程创新设定为“优先级”，通过课程创新使老年学员学习到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为此，首先，确立了“以老年学员为本”，是课程创新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专业课程规划设计的逐步创新，给予每个老年学员以充分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让每一颗金子都闪闪发光”，不断满足老年学员日益变化的学习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是老年大学课程理念创新的价值取向。其次，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老年大学的课程创新，着力于课程内容与时俱进的发展取向，力求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科学、准确地反映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扬弃，启发新机，融入当代。由此实现老年大学课程内容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最后，建设与发展课程体系。老年大学近年来在规划和设计专业课程时特别强调了课程的系统性建设与发展。这为实现老年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篇10
卫生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推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使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这一进步被视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成果之一。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501955年的46.6岁提高到20052010年的67.6岁。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66岁提高到77岁,延长了11年;而发展中国家则从41岁提高到66岁,延长了25年。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还不足40岁,而2009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73岁,并预计在20452050年达到80岁。
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依次开始下降,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651970年期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5.0个子女下降到20052010年期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2.6个子女。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生育转变有效降低了人口爆炸的危险,尽管世界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20052010年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1%。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在中国更为突出,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61.7左右。中国人口的膨胀性增长得到有效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目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仅为0.5%。计划生育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无疑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为关键的推动力之一,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着作用。
人口增长模式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老龄化进程,人类社会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趋势,人口的老龄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标志)的国家和地区已有77个,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增长到165个。不仅如此,全球的老年人口每年正以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时期的整体人口增长率,而且超出其他各年龄组的增长速度。
就中国而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的数据,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首次突破10%,(11)并在2009年达到12.5%。截至2008年,在中国的33个省市区(包括香港、澳门,不包括台湾地区)中,除了西藏(9.68%)、青海(9.85%)和宁夏(9.47%)之外,其他30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均超过了10%,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老年人口已经占户籍人口的22.5%以上。从长远看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现象将在整个21世纪持续存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可望获得新的突破,进一步延长人类寿命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增大,而回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至少现在还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再次年轻。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无论今天或是未来,每个人都注定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而不返。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对这一社会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类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然而遗憾的是,今天仍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并将其视为沉重的负担。许多研究也都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这其实是用20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
作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常态,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人们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而使得老龄化在今天仍然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挑战,并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在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以及敬老尊老的传统道德行为准则等因素,还不同程度地放大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形成压力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直接关系老年人(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其运作与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还会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中国大陆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口赡养比正在不断提高,中国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从20062008年,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4897亿元升至739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2.84%,这部分是由于领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增长,部分可归因于个人养老金的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累计将达9.15万亿元,这势必给国家财政带来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仍显狭窄。至2010年6月,中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45亿人,比2007年增加4300多万人,尽管已覆盖总人口的18%左右,却仍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还使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类社会保障福利远未能覆盖到农村地区。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大部分拨付给了城市居民,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非常有限,自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农保尽管进展很快,至今也只覆盖了不到6000万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的持续,中国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于城镇将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西部和贫困地区。
不仅如此,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相对滞后,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仅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一项,便难以满足当前老年人群体的服务需求。截至2008年底,中国各类养老机构共有42040个,床位235.5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1.4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7%的水平,也未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罗马尼亚)的2%3%的水平。在这些已有的养老机构中,救助型的农村敬老院的比例虽然达到了77.84%,但它们大多年久失修,平均床位数仅有30张、有的甚至不足10张,远未能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群的照料问题。探索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人口老龄化对于能否以及如何建立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以及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的规模和公共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二)人口老龄化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
贝克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的风险社会(risksociety)之中。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当今世界的这一特征,全球化更使得有些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因此,中国的公共安全,特别是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首先,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仍是中国当前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快速的老龄化与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风险得以积聚、发展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逐渐加深加快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使其落后的经济难以为继,从而在带来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的同时,引发公共安全危机。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forStrategicinternationalStudies)在2008年与2009年相继题为《大国的银发》和《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老年抚养比的峰值,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会让年轻一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并构成社会的不稳定力量。
其次,老龄化所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的稳定等重要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使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老年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在中国形成一个重要的压力群体,会成为政党或不同政治力量所争取的对象。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未来老年人的参政意识将会不断增强,这使得老年政治团体的形成成为可能,进而对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政治力量格局进行重新划分。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从代际冲突的角度来看,政府完全有可能为了维护当代人,特别是当代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为代价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这自然会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此外,全球化、城市化、世界性的资源紧张等社会与经济趋势也都不同程度地放大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集聚,在缓解城市年轻劳动力短缺并为解决城市养老服务提供充足人力资源的同时,势必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据统计,2008年中国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49%,高于同期的城镇老龄化程度。农村老年人本已面临低收入、少社保的窘境,又遭遇严重的空巢问题。同时,那些农村迁城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或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从而在原有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出现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不难想象,这些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公共安全产生极大的冲击。
(三)人口老龄化对文化传统造成冲击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按照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而非地域原则进行统治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孕育出浓重的尊老成分,即所谓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制度性特征,它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还主导了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孝文化直接参与塑造中国人家的观念,使亲子关系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而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以夫妇关系为家庭轴心。亦因此,赡养父母对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职责,是自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而发展出的中国家庭养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大量的个案研究与社会调查表明,老年人在家庭中权威的减弱似乎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无论是住在一起还是分开居住,中国的老年人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保持着频繁的交互关系。但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崇老文化的衰退,使得以亲子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关系不得不用血泪来丝丝切断,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浮现出越来越广泛的等价交换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
此外,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并进的复杂背景下,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大家庭已不复存在,家庭功能不断弱化,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这种过程在中国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刻和迅速。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却无能为力。
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用于老年照料等方面的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已经社会化了的代际关系可能会更多地表现为冲突而不是认同。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使中国人对老年人的社会认知迅速地由伦理本位转向为道德本位,而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值得怀疑,以至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代际交往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加以规范,一些无视老年人需求、虐待老人的现象更时有发生。这种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已使得代际矛盾和冲突成为一种骤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
以上我们仅从三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事实上这些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但其并不外在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也不是一种与全球化、城市化、家庭核心化、贫富两级分化等无关的问题,它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及趋势联系在一起,并在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需要统筹各种不同系统的作用以形成合力,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更是其他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的基础。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更多地源于人类社会对这种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换言之,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
尽管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这丝毫不影响公共政策对于减轻个体的痛苦或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发挥的巨大功用。从本质上讲,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并总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与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人口老龄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现实,它将作为一种社会常态而长期存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共政策将不得不面对这一变迁并做出反应,以使我们的社会尽快适应它。
从现有的相关公共政策研究来看,单单针对人口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当普遍,但它们经常忽视与之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难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
(一)仅仅调整人口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人口现象,它是人口转变模式变动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在规范中国人口生育行为乃至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应对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人口政策的改革与完善。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已在中国实施30多年,并实现了政策制定之初的人口目标,而与此同时,该政策的继续实施对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却正在不断集聚,亟需根据现有人口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并加以完善,以逐渐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并借此延缓老龄化的速度,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时间。然而,正如本文已经论述过的,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进程不可能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根本性逆转。人们可能更需要做的是适应这一人口变化趋势,通过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和整合公共政策来协调这种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政策体系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大多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社会为基础;而现在,我们却必须考虑到老年型社会。因为在不久的未来,这个社会三分之一的人都将超过60岁。
(二)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问题常常被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即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式,便不难理解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众多挑战。事实上,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只有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龄化政策设计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0年和2002年相继将健康老龄化(Healthyaging)和积极老龄化(activeaging)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健康老龄化侧重成长的延续性,强调晚年的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重视参与,它使老龄化问题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这些目标显然无法通过仅仅关注老年人的社会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全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三)仅仅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大量实践表明,以某一部门为基础制定的公共政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才能够达到该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人的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只有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才能形成一个促进不同社会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的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框架体系。
需要指出,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简单的化零为整,而是要使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相关政策之间能够真正协同起来。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整合,出现政策冲突或政策衍生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发展现状,家庭养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多支柱养老模式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政府部门也在采取措施帮助家庭提高其参与养老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但从整体上讲,近年来的不少政策却有意或无意地加速了中国家庭居住模式的核心化,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为控制房价增长过快而出台的住房新政等均属此列。又如: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有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巨大压力,除了卫生部门自身的改革之外,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来改变传统的医疗卫生模式。然而,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包括教学内容)却远没有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做出积极的回应,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也未能相应进行有效的调整,因而常常困扰于缺乏必要的资源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
不难看出,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问题,但却难以仅从人口因素入手进行直接调控。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人口问题,人口因素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成为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个特例),只有将其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背景下才表现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所谓的老龄化问题其实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阻碍了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它反映出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架构及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不适应,而不适应的程度则反映为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与各种社会要素不断地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态的政策问题,我们更应该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来重新思考我们目前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而实施和运作的公共政策体系。
四、以统筹和发展的思路重构涉老政策体系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政府为之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中共中央更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48)全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也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然而,社会保障的实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尽管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在这一前提下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需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重构公共政策体系,从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必要的统筹。
(一)重塑涉老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
统筹即是要统一筹划,既要进行空间意义上的统筹,也要进行时间意义上的统筹。在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公共政策体系重构时,新的政策体系应至少在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两个维度上体现统筹的理念,以提高政策的瞄准水平和收益水平。
1.从社会整合的维度上来讲,公共政策应当统筹人口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但在结构上相关联,而且在各自功能的发挥上也相关联。因此,公共政策要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从目前以部门政策为主而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涉老政策及项目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统筹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还要统筹与其他部门和系统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反映了整个公共政策体系的内在契合程度。
2.从长期发展的维度上来讲,公共政策应当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巨大惯性决定了相关的公共政策不应只是一种应急策略,而是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协调的问题。尤其中国所面临的是在经济欠发达、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情况下出现的老龄化问题,因而必须寻求能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内在整合的政策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将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从而降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成本,这对于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和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体而言,联系中国的实际,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是在公共政策体系重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其一,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整合并统一调度各类行政资源,管理、调控和实施有关涉老政策,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
其二,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协调老年人群体内部以及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统筹机构的施政前提、也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三,统筹解决中国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及文化传统统一起来,将社会福利与家庭功能进行整合,这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核心内容。
其四,统筹老龄化政策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对这些方面分别予以探讨。
(二)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
中国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之中,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都要在这一前提下实施。因此,需要从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制定统筹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规划,通过重构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而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这种人口态势,并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然而,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涉老的公共政策,对于应对短期内的一些具体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各政府部门主要是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出发,削弱了相关政策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大局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尤其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应对人口老龄化往往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然而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出现,易造成政策之间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近些年,虽然政府的老龄工作创造出一些新的服务管理模式,但由于体制的制约,仅仅依赖部门联动,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各部门的服务与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当首先寻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或政府部门,从体制上整合人口计生、民政、公安、卫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为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重要的体制、组织和资金保障,才能有效推动涉老政策体系的重构,并在科学的整体规划和设计下对相关政策进行统一的管理、调控与实施,从而为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背景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三)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议书,强调人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体力、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共享表明了社会的包容与平等,是所有人给所有人以机会,它包含着对老年人重新定位、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使老龄化战略的能动性增强,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
个体的老化是一种逐步的、因人而异的过程。尽管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急剧减弱,但却不会因为60岁或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事实上,人的各项能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没有哪个年龄阶段群体的各项能力都高或都低,也没有哪项能力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上升或一直下降。不仅如此,老年个体之间、老年群体之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有着显著的异质性。今天的老年人口主体与过去的老年人口主体已经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的特征,而这种差异在未来将由于大量1950年代出生人群的加入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考虑。换言之,公共政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应当有着灵活的定位,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老年人与被供养的人画上等号,人们自立自强的意识就可能会增强、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可能会减少、平均健康水平就会提高,社会运行的成本才有可能降低,从而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
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并没有致力于营造这种环境。例如,目前的就业体制就将老年人口排斥在正规的就业市场之外,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而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尚不足50岁,今天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73岁,其中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得更多。与此同时,迈入老年也不再必然意味着衰退与病痛,老年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不断扩充的、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而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发挥,并人为地加重了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负担。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制度所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采取了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的措施。对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影响老龄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很多,依靠推迟刚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实际退休年龄的提高。我国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为减少名义下岗和失业数量,一些地方单位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使得国内城市户籍人口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左右。而在经济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老年人口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老年人口提供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尽管短期内对退休年龄进行刚性调节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以政策的形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柔性调整不啻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54)并已在部分城市开始实施。
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推迟退休,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途径也不仅仅包括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业是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笔者建议,可以扩大公共政策中关于老年人就业的内涵,将老年人可以灵活就业的工作和某些无报酬社会劳动也包括进来。据调查,很多中国的老年人都愿意在原有岗位上多呆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义务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而在那些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的比例很高,而且相当活跃,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对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成果。参与与分享是老年人基本权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得益于发展的权利,而我们今天的公共政策体系却没有能很好地保障老年人的这种权利。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仅是消费者,而且同样是生产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公共政策所要做的,正是将这些角色统筹起来。
(四)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把家庭找回来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为众多研究者所关
注,由谁来承担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保障风险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政策焦点之一。在现有条件下,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必然的选择。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必将成为主要的制度安排形式。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追求效率,那种经济发展自动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福利国家虽由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却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殆尽,并招致财政危机与代际冲突,把家庭找回来反而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结合西方国家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与传统,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与功能。对于老人来说,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很多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家庭养老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有效机制。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老年人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和政府财政的过重负担。家庭曾经是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它不仅决定其成员的生活质量,而且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变迁的复杂背景下,近30年来中国的家庭规模、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功能和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对传统家庭养老制度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整个社会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对家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存在缺位。
事实上,赡养老人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需要动用很多资源的事情,这些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能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共政策能够对这些资源需求予以承认,则不仅是从经济上对家庭责任的有效支持,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包括: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税收政策,尤其要将不同类型家庭的养老成本与养老需求考虑在内;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基本养老服务投资,在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的过程中降低家庭养老成本、支持家庭承担责任;将家庭成员承担老人长期护理的成本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等等。在公共政策领域,重新分析家庭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福利的补充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政府、市场与家庭在养老政策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进而统筹它们的作用以形成合力,是新形势下中国养老制度安排的关键之一。
另外,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长期不可逆性和2030年后到来的老龄化高峰,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应当是最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其关键所在。这无疑涉及教育、卫生以及就业等政策的方方面面,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却是形成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首要环境。不仅如此,人力资本在新形势下的新内涵,如人的社会能力、精神品质等因素,又都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养老等问题,还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家庭都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在家庭核心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一个角度来讲,国家与家庭对老年人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他们之间不存在机械的替代关系。支持家庭,并在养老政策中强调政府、市场等系统与家庭的合作关系,不仅很好地诠释了统筹的内涵,而且使中国绵延千载的传统养老文化得以传承与进化。正如哈耶克所说,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的制约。
(五)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基本判断,也是进行公共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任何公共政策必须紧扣发展的主题。尽管发展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整个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也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在老龄化背景下继续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
1.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改变整个国民需求结构,由此将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十分迫切。严格地讲,老龄产业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概念及其内涵,其划分依据并非产业结构本身,而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满足老年人口对涉老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消弭老龄化社会的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兼具公益性事业和专门性产业特征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从涉老政策体系重构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应兼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老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政府在老龄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将发生根本转变,即由直接提供者(甚至曾经是唯一提供者)逐步转变为宏观管理者。由于相当一部分老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即有明显外部性的私人物品,如养老院等)的范畴,这一属性决定了政府在提供老龄产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公共政策应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并根据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属性来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政府已经并应当继续发挥非盈利组织的优势,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如民办官助、官办民营等优惠政策)鼓励并支持非盈利组织参与提供具有公共或准公共属性的老龄产品与服务。而在开发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的产品时,企业也完全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it等高新技术产业在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适合老年人口居住的老年社区或老年公寓的开发将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发展领域,各种以老年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旅游、休闲产品也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下,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实业界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拉动内需、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二,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发展。为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年老只是每个人生命及事业的自然延续,老年人的需求、能力和潜力在整个生命期间都一直存在,不仅如此,老年人在知识、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公共政策应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体力和脑力条件的行业,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合适的职业,并避免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的竞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高铁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为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应当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鼓励老年人口推迟退休,或在退休以后能够继续通过灵活就业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使得更好地利用老年劳动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需要指出,尽管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低,但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仍然需要对老年人(尤其是年轻的老年人)进行必要的教育投资。对教育的投资本就应当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年轻人通过有效的教育能够进一步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而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延缓衰老的进程,从而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的能力。这不仅是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发展成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全民教育体制也应当完全能够为此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2.善用人口红利
近40年来,由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人口转变,以生育水平在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为基本特征,却以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为主要人口学后果。这种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能够收获这种红利的时期则被称之为机会窗口。机会窗口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其本身并不是红利,收获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获得,但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在尚未充分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却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而导致的人口负债,这势必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人口控制换来的长期效益大大缩水。
一般而言,收获人口红利不仅需要低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供给,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中国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令这两类地区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条件的困境,从而使得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在城乡和地区间依次推移,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人口红利。基于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促进城乡、地区收获人口红利条件的形成,政府应当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国家这一层面上将人口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相结合,不仅可以延缓城市的老龄化进程,而且解决了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的环境,这将成为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之一。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从长远来讲,讨论人口红利还不应避开人口负债问题。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一代人的人口行为对当代人的利益给予,而人口负债却是当代人对未来几代人的利益透支。如果当代人仅仅享用人口红利却完全让未来的几代人承担人口负债,这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平。笔者认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在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必须坚持的关键理念。对老年人口的经济与服务支持不应以增加年轻人口的负担或剥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不同世代的人口完全可以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完全应当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当代人应当未雨绸缪地利用已收获的人口红利,为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而做好准备。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收入下降对养老金体系的挑战,北欧与中东的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的主权财富基金,以求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进而实现不同世代人口之间的代际和谐。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应该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
在老龄化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和劳动者年龄的界定,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平衡,即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平衡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因而不应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用于短期投资与消费,而是更多地投资于教育等领域,这就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足以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
此外,学术界已开始讨论由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第二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会因规避风险而产生新的储蓄动机,由此形成的储蓄来源可能会加速资本积累、加深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第二人口红利仅仅存在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形式进入市场。而在资本市场的财富再分配方式(资本积累、转移支付与贷款)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因此,个人将一部分可支配的收入用于积累养老金从长远来说是有利的,而政府应当通过加快构建有效的养老金积累机制,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来创造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条件。中国与第二人口红利到底会不期而遇还是擦肩而过,不仅有待时间的检验,更需要政策与制度上的创造与发挥。
总而言之,善用人口红利,不仅包含充分收获这一红利的短期目标,还涉及将所收获的红利进行合理投资、以有效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将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相统筹,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良好的环境。虽然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不会那么快地关闭,但留给我们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准备时间毕竟不多了,因而亟需政策的创新和理念的改变。
五、结论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积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都不可能再回避它。相当多的研究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们专注于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挑战而不是机遇。这些对于老龄化的忧虑与恐惧源于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知之甚少,传统的研究体系并不能帮助我们认清已发生巨变的现实,现行的评价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曲解了未来的趋势。事实上,那些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切实地解决目前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与活力。当然,我们必须为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并制定更为智慧和高效的公共政策。
首先,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尽管在今天看来,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很多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完全在于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人类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本质上讲,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架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得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应当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结合起来,关于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被赋予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制度环境与为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服务同样是保障老年人口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应当重新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为调和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给出一个统筹的公共政策框架。
其次,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它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各个领域相互作用,并对它们的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仅仅调整人口政策或者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或者刚性调节也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的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再次,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尤其对于中国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安排不只是一种应急策略,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涉老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能够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只有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共政策在应对短期目标时,才可以分清它们的轻重缓急以及可以解决的程度,不会迷失在具体问题中,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此外,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涉老政策也不例外。尽管那些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但国情的不同使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它们的政策模式,何况这些国家正由于高福利与福利刚性等原因而陷入债务泥潭至今难以超拔。因此,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应该有效协调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在强调中国国情与东方智慧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如果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理念看待人口老龄化并以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它,那么人口老龄化将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而是使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社会从观念上重新进行认识,并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事实上,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是老龄化社会的组成部分,研究老龄化问题其实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中国政府于2004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又于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包容性增长,并继续强调社会和谐对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笔者认为,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一脉相承,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而包容的社会则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再把老年人仅仅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此。
注释
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populationDatabase),11mar.2009,esa.un.org/unpp,6Jun.2010.
2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7年12月27日,cncaprc.gov.cn/info/1408.html,2010年6月6日;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3alanpiferandLydiaBronte,introduction:Squaringthepyramid,inouragingSociety:paradoxandpromise,alanpiferandLydiaBronte,eds.,newYork:w.w.norton,1986,p.3.
4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5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6UnFpa,worldDemographictrends:ReportoftheSecretary-General(e/Cn.9/2009/6),newYork:UnDocumentationDatabase,2009,p.6.
7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8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9DeSaof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aging:1950-2050,newYork:Unpublications,2002,p.24.
10近期老年人口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战以后婴儿潮时期超大出生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所致。
1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12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13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14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5月19日,gov.cn/gzdt/2009-05/19/content_1319291.htm,stats.gov.cn,2011年2月26日。
15项怀诚:《中国养老体系面临考验,社会基金任重道远》,2005年10月24日,xhby.net/xhby/content/2005-10/24/content_995135.htm,2011年1月25日。
16尹蔚民:《展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前景》,2010年8月23日,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3/c_12476236_2.htm,2011年1月25日。
17张恺悌、郭平、王海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反思》,上海论坛:《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研讨会论文》,上海,2010年5月,第78页。
18UlrichBeck,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pp.9-16.
19RichardJackson,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2009,pp.3,17.
20杜鹏、杨慧:《未富先老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邬沧萍、何玲、孙慧峰:《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
21RichardJacksonandneilHowe,theGrayingoftheGreatpowers:DemographyandGeopoliticsinthe21stCentury,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2008,pp.10-11;RichardJackson,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p.7.
22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23姜向群:《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4Jean-pierreLaffargue,isapay-as-You-GopensionSystempoliticallyStable,ShanghaiForum:workshopforagingSociety,Shanghai,may-2010,pp.1-19.
25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26唐康芬、许改玲:《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分析》,《西北人口》2007年第2期。
27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28姚远:《老年人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文化思考》,《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29martinKingwhyte,ContinuityandChangeinUrbanChineseFamilyLife,theChinaJournal,2005,vol.53,pp.9-33.
30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31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2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人口研究》1998年第5期。
33吴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学海》2010年第1期。
34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35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2008年第2期。
3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5、53、6871页。
37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38thomas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11thedition,nY:prenticeHall,p.1.
39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7年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1990年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十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将其作为战略目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则出现于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是时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以积极老龄化为题的书面建议书。
40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许多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初始危险,在童年早期甚至更早便出现了;而长寿的生活方式,及其身体、知识和情绪基础,也多是在青年和孩童时期建立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年轻时代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因而降低老年人口医疗保健支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以青少年人口为对象,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保健观念,有效推迟人体功能退化的起始点,减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非健康的生命历程。
41目前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国有经济对保障基金进行补偿性投入而得到缓解。
42oeCD,Governanc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FiveoeCDCaseStudies,washington:oeCDpublishing,2002,pp.9-34.
43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4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
45国家财政部于2008年底公告,全面下调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和首付比例;国务院2010年又出台了房贷新政,提高90平米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90平米的住房显然很难容得下三代人同住。尽管这些政策对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和平抑房价有着积极作用,却无意中加速了中国家庭核心化,使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削弱。住房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微调而将部分家庭的养老需求考虑进来,而不是一刀切地只考虑住房面积。
46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翟振武、李建新编:《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47乔晓春:《统筹解决上海人口问题的前瞻性政策思考》,上海人口论坛:《世博效应与人口发展研讨会论文》,上海,2010年7月6日,第1页。
4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27日,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_8.htm,2011年2月27日。
49200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相关决定,明确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0年9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在纪念中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又将人口老龄化列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五大人口问题之一,继续强调统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50wHo,activeaging:apolicyFramework,2ndworldassemblyonaging,madrid,2002,p.12.
51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这一概念源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1999年,联合国将其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
52例如:个体的综合体能大多在2832岁之后开始逐渐下降,但其各项社会能力却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又如:生理机能的老化(如大脑血流量减少、血压升高或脑损伤概率增高等)会使老年人的流体智力(知觉速度、记忆力等)下降,而其晶体智力(习得性技能、语言能力等)却随着年龄增长有所增强。
5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54胡湛:《柔性退休政策或能缓解老龄化压力》,《东方早报》2010年9月28日,a22版。
55上海市率先于2010年10月1日起尝试执行企业人才柔性退休政策,即允许特定人群在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原劳动合同后,可以延迟(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申领基本养老金,这是相对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而言的。其中的柔性是指延长退休的自主权在于个人和单位,在个人意愿和企业需要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决定。而能够享受柔性延长退休的都是有专业特长的老年人群体,包括: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