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总体要求课程内容关系
投稿期刊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新世纪高校‘两课’教育与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2ZZa-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勤(1983-)，女，汉族，四川峨眉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和课程设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2005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始终保持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力争在几年内，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编写出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实现教学方式方法多样化、实践教学规范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和激励机制，确立党的宣传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关心和支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1]课程设置为四门，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课程方案有史、有论、有应用，有利于大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应用的有机结合中，全面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课程方案的提出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奠定了基础。
二、四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及其关系
科学的课程设置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环节。四门课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课程体系。其整体性表现在:一，四门课程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编写教材内容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二，四门课程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支撑的体系，分别从理论、史实、应用三个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原理”是基础，“概论”是重点，“纲要”是主线，“基础”是落脚点。[3]“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基础课程，讲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其他三门课程起着支撑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做到了解国情、国史。认识“三个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支撑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教学内容上看，四门课程又各有侧重。“原理”课侧重讲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偏重于哲学课的性质。“纲要”课则侧重从讲述历史史实当中寻找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偏重于历史学科的性质。“基础”课侧重联系学生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比如理想和信念、人生和爱情、就业与择业等问题展开讲述。“概论”课则主要偏重讲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偏重讲述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属于讲述中国政治问题的课程。因此，在讲授过程当中就会各有侧重，但是总体目标上仍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教学目的。
三、如何有效处理四门课之间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支撑，高度统一又各有侧重的相对完整、稳定的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4]那么，如何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艺术上有效的处理四者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好的发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达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体要求就成为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应该做一定的处理。四门理论课在内容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地方。课程内容存在重复，“基础”课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与“概论”中有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等内容重复等等，这就要求教师之间必须有很好的沟通和分工，否则难免出现重复讲述一个内容的情况。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各门课程的教书应当各有侧重，甚至某些内容若重复性很高就应该主要由一门课的教师主要讲述。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阶段；基本评价；拓展思路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同年，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把政治工作的理论形态——关于政治工作的学说看作一门科学。随后，理论界在报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尤其是1983年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何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建立。从此，思想政治教育走上了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发展阶段。
检索从1984年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经对成果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积累与理论探索、理论形成与开拓、理论发展与创新三个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探索阶段（1984年至1989年）。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刚刚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式多为搜集、罗列和实践总结，侧重对具体方法的经验研究，成果内容以介绍各种方法为主要形式。例如：张洪华、杨亚平的《思想工作方法纵横谈》，范印华等的《艺术·快感·磁力：思想工作方法谈》，刘国彬、张运德的《古今思想工作方法例析》，姚毅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集锦》等。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是：事例集锦、方法介绍、以实践经验概括为主要内容。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玄武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这一时期一部不多见的理论研究著述。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共有9章：思想信息的获取、分析、决策、实施、综合教育、检查总结等，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框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思路，为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理论形成与开拓阶段（1990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形成与发展的标志是：在学界形成了一个广为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框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全书共设12章，其内容更加全面细致地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该书以“节”和一级标题阐述的主要方法约五十余种。一本是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郑永廷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全书分为五篇十四章，按概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调节评估方法、研究提高方法五篇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其内容更为丰富、方法之间整合更为合理，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更加系统和完整。该书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对以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起了理论的引领作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在一些教材中也有讨论。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戴耀荣教授编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比较研究》，分别按与教育主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客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介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环体相关的方法，构筑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基本结构。1992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邹学荣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分别以理性教育法、感性教育法、行为激励法和自我教育法为线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韩玉芳、林泉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按工作决策、工作方法、工作艺术、工作形式、工作途径、工作载体、方法的综合运用、工作方法效果的评估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阐述。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理论发展与创新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二十余年辛勤耕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2000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蓉生教授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看法：“方法论”应侧重关于方法的理论方面研究。主要有方法的价值、方法的理论依据、方法的科学原则、方法的应用理论、方法的操作系统、方法理论的未来走向等。这本专著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新庚教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突出了“现代”特色，秉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注重实效性、经验性、开放性的研究逻辑，着力论述了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更深入地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途径、方式、步骤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从信息方法、网络方法、调控方法等现代手段上丰富了各种现代方法的具体运用程序，对传统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承传和发扬。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万美容博士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出现的一本非教材类的专题性专著，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主要内容、发展的实践根源、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方法发展的具体样态，进行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讨论，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发展、借鉴发展、理论转化发展、实践探索发展，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方式的规律性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成果与不足
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从所获得的各种论文和书籍的发表情况来看，可作如下基本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范围逐步扩展、数量逐年增加
1984年至1989年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最初六年，这一时期出版了大约11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论的书籍，发表的有关文章约24篇，直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文章只有2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理论形成与开拓时期，公开出版了大约18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书籍，发表有关文章约158篇。新世纪到目前为止，大约出版了15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论书籍，发表有关文章约350余篇。可以看出，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科研成果数量上增长迅速。从公开发表的成果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范围和视阈，从一开始的实际工作领域逐渐扩展到理论研究领域；在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的基础上，逐渐丰富了方法的外延研究，不仅有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梳理，而且开拓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不仅承接传统道德教育方法，而且对新时期、新领域、新方法给予了充分的理论关注。[1]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飞跃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逐步由故事型、事例型、经验型向理论型、研究型、学科型转变；研究内容抽象层次提高，许多专著不仅仅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而且对方法的产生条件、作用功能、类型特点、层次结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探索研究；理论研究成果在质量上从粗疏到细密、从宏观向微观发展，其理论发展不断由浅入深、从相对不完善走向相对完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增加，理论研究不断科学化和学科化，体现出理论研究质量上的明显提升。
在二十余年短暂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遵循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成、发展、创新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评估体系的设置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模式采取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和框架的建构思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主导性思路。由于教育活动过程的不可倒错的顺序性，与事物进行发展性相联系的不可重复性以及事物特定环节区分的特殊性，以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建立的方法体系具有自然顺畅、概括全面、便于理解接受的特点而为大多数学者采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共识。[2]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需充分的理论争鸣
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还未进行充分的争鸣与讨论。其原因一是某些领域、某些问题没有形成研究者群体。所以，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我们反复读到的只有少数学者的文章。二是研究领域遍地开花，研究问题没有向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集中。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忙于“开荒建设”，无暇旁顾别人的“庄稼”。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快速发展使学科的科学研究彰显局促。据最近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全国设立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0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453个。从长远来看，大批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立，必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蓬勃发展。但是，无庸讳言，教师每年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量，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研究精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论坛滞后于讲坛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中，许多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被长期搁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对学术的不同见解，无论在学术杂志的讨论及学术会议的交流都还没有达到更深入的层面，这可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窥见一斑。1985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199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探讨人们如何掌握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取得最佳效果的规律”，2000年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侧重关于方法的理论研究”，2006年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可见，大家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对象的理解是不同的。值得提出的是上述著作中对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对象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或学说。但是，对于方法论研究对象的具体阐述却不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介入这一领域研究的首要问题，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有重要意义，但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并没有引起学界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阐释。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具有三种情况：一是创造出以前没有的理论学说，二是对以往理论的修正，三是在以往理论基础上的升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从“无学”到“有学”，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建构的体系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飞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促进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学化的认识，为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的、崭新的理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创新性研究。但无庸讳言，对学科建设的很多重要问题讨论还不充分；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和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问题，而以梳理学科发展轨迹、厘定学科概念、探索学科本身发展为主旨的成果还显得十分缺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应从以下四方面拓展：基本概念需进一步精准，基本理论要更加深化，研究领域需继续开拓，研究方法应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的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
1.基本概念需进一步精准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些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和科学的界定，大家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有些基本概念关乎对学科整体的理解，如果内涵不清，外延不确定，将影响学科的整体建设。“方法论”这一概念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需要尽精微考量而致整个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方法论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界定是：“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这一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说或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诸多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和概括的理论形态，是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方法的体系。其内容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分类、价值、方法的功能评价、理论依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等。
对方法论还有另一种界定，方法论即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个界定告诉我们：方法论是人们运用相对抽象的理论形成一种观察认识事物的视角。比如系统理论提供给我们对事物的系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等。所以，一切理论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理论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角，运用这种理论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时，这种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
按照这个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应该被解释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具体运用，体现了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一种方法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主流，方法论则体现的是方法系统背后的理论宗旨，方法论的取向可能会根本改变学科的方向。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作为方法论它们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
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两种理解可能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的构建有不同的理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析方法不发达，理论阐述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用词多歧义，没有明确界说，缺乏详细的论证。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等一批基本概念的确定意义需要讨论、规范，并取得学界的共识。
2.基本理论要更加深化
（1）关于方法的层次。在整理、分析、评估各种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功能、地位、作用、性质的基础上，确定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位置和层次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它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划分的客观标准。当前研究中冠以基本方法、根本方法、原则方法的界限不很明确。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遵循“原则”，涉及确定原则的标准问题，对是否所有方法都必须遵循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这一标准的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对方法所遵循原则的讨论有泛化趋势。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功能、作用研究，涉及三个相邻概念的区别及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如何进行分析和进行比对。
（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基础、发展方式、运行条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因素和规律研究。
（5）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践效果的评估体系，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学地设置评估体系的要素和权重，提出公平、简单、便于操作和易于普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方法问题。
（6）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系统，其内容是否可以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运用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技巧等，如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评估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方法的研究对象、理论依据、方法的本质、方法的层次建构、方法的原则、方法功能的实现条件、方法的生成基础和发展方式及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等。
3.研究领域需继续开拓
（1）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拓展。如危机干预方法的研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社会危机事件，因其突然性、复杂性、危害性等特点，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如何采取合理方法预防和解决这些事件，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薄弱点之一，应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
（2）对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新开发。如何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网络的集成性、自由性、自主性、开放性、快速性、变幻性等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教育方法研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不断发展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教育方法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趋势。
（3）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认识。有研究者进行了体育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使人耳目一新。由此，各种文化载体的运用、主题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管理活动的运用还大有研究和开拓的空间。
（4）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新把握。如心理咨询方法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早期已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的心理咨询法的工作模式、特点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论证，未能进行系统性、学科性研究，研究成果还带有浓重的学科借鉴痕迹。
4.研究方法应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和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学及方法的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抽象的、理论的层次；一个是具体的、实证的层次。抽象的理论层次研究是需要的，作为一个学科体系，需要对在学科发展总体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做“形而上”的反思，给出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学科建设不致陷于纷繁杂多的现象而不得要领。只有清晰的理论思考才能使研究真正跻身于学科之林，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实证层次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及方法必须贴近现实的需求，非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及方法的研究就没有实际意义。但目前具体实证层次的研究缺少问题意识和实证分析研究。这方面研究的应然色彩较浓，单纯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设“普遍性”的情况还经常出现。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行多角度的“以问题为取向”的实证分析较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需要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研究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能分离的事实，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学术讨论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王玄武，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2]郑永廷，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黄蓉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罗洪铁，董娅.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3
有幸的是，高全喜教授的新著《休谟的政治哲学》及时填补了国内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全面阐述了休谟政治哲学的各个重要方面，深入分析了休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揭示了休谟的思想与政治哲学的后来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休谟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生动丰富的思想文本和交流平台。
在他的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2003）中，高全喜就明确指出，哈耶克发表于1963年的《大卫·休谟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一文“通过论述休谟的‘一般且不变的正义规则’的思想，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正当行为规则’的内涵”（第12页），由此揭示了哈耶克思想与休谟政治哲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应当说，正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才促使高全喜在完成了哈耶克的思想旅程之后溯源直上，回到三百年前的休谟，因为在他看来，休谟“是以人的情感，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以同情和道德情操为基础，建立起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政治理论、一种市民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第3页），而这些理论无论是对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启发意义，例如，“在有关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上，有关自然正义与人为正义的划分上，特别是在有关法律规则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以及政治德性的塑造与培养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较与鉴别或多或少地吸收休谟思想的内在营养”（第5页）。阅读了高全喜的这部著作，我的强烈感觉是，无论是对当今的自由主义讨论，还是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休谟的政治哲学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章。
我说“休谟是无法绕过的”，意指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如今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乃至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从休谟那里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思想资源。只要翻阅一下西方哲学家关于正义规则、财产权问题以及自由问题的论述，我们就很容易读到休谟的思想。例如，哈耶克把正义规则即法律看作是那些在社会演进中发挥作用的习俗、传统、惯例以及国家法律制度，他的“正当行为规则”正是对休谟正义规则的现代演绎；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哈里斯（J.w.Harris）在《财产和正义》（1996）一书中明确地把休谟关于财产制度约定性的论述看作后来政治哲学家讨论财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样，萨维尼的历史法学也受到了休谟思想的深刻影响。通常认为，休谟对18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中的影响。但正如高全喜在书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别于古代家政学和现代经济学，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事务的分析具有着古典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的基础意义。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在休谟和斯密看来乃是有关社会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经验论的人性哲学和正义的规则与制度的前提之下才能进行。在这个方面休谟提供了一个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人性的和制度的考察方式。”（第146页）
“休谟是无法绕过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政治哲学并不是休谟人性论哲学的陪衬或辅助部分，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地说，是他把人性考察和分析的结果直接运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自然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休谟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本质以及制度建构有着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的一般人性论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更强的理论说服力。高全喜明确指出，“休谟的人性学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第3页）。他认为，“政治哲学是休谟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休谟哲学的核心内容。尽管传统的休谟思想研究把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视为中心内容，但休谟的人性论所揭示的哲学本性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人的社会政治本性，或人为正义的本性，因此，政治哲学可谓休谟《人性论》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论》，特别是第三卷‘道德学’构成了休谟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8-9页）
其实，说“休谟是无法绕过的”，表面上看是在强调休谟思想的重要性，实质上是在说明，休谟对人性的透彻分析以及他对道德善恶标准的界定，为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直接提供了论说话题，或者说，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正是从政治正义和社会良心的角度，解答着休谟提出的关于“是”与“应当”的著名难题。虽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康德，但康德思想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地是休谟哲学，因为“休谟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思想导致了康德两种理性的划分”（第24页），而“休谟难题并不单纯是一个道德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事实与规范的政治正义问题”（第25页）。在这种意义上，休谟就成为讨论当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时必须涉及的话题。更确切地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在思想上是康德的，但他们的问题却是休谟的。正如康德本人所言，没有休谟，就没有他的思想；同样，没有休谟，也就没有当今的自由主义哲学。
我们知道，在任何观念领域，思想可以是常新的，但问题却往往是永恒的，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是在对相同或相关的问题做出思想上的探索，试图给出各自不同的解答，虽然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可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或形式
。同时，问题的提出又往往伴随着不同方法的使用，方法和角度的改变也常常是提出不同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极为关键的。休谟问题的提出正是他充分利用了牛顿的科学解释方法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方法的结果。
牛顿方法的特点是追求解释活动中的简单经济，就是要用最少的解释概念去说明自然现象和事件。休谟用这种简单经济原则去解释人类如何形成关于事实和道德的判断时，就把这些判断与单一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尽量使用最少的心理活动成分，而不是赋予人类各种不同的感觉能力去说明每一种判断。由此，休谟根据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提出了关于人类德性和政治制度的假设。在这里，无论是简单经济原则，还是心理活动描述，都反映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基本立场，就是说，他的一切说明都应当是在经验上可以得到证实的，因而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也就具有了很强的说服力。休谟明确写道：“我们虽然必须努力将我们的实验推溯到底，并以最少的和最简单的原因来说明所有的结果，借以使我们的全部原则达到最大可能的普遍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超越经验，这一点仍然是确定的；凡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一下子就应该被认狂妄和虚幻，予以摒弃。”（《人性论》，引论，中译本，第9页）
历史地看，休谟对经验主义方法的运用和关于事实与价值两分的问题的提出，都与他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宗教神学逐渐从科学研究中的分离和心理学方法的普遍运用。应当说，神学背景直接导致了休谟对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正义问题的关注，而心理学在当时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运用心理学方法去分析观念的产生和分类，在认识论上就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遗憾的是，高全喜在书中没有对这种背景给出更为详细的分析，这就使得他对休谟政治哲学的阐述缺少了一些哲学方法论的力度。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4
关键词：契约论；人类生存状态；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契约论的理论阐述——卢梭与罗尔斯的对话
曾经读到政治学家俞可平先生的《政治与政治学》一文，其中将政治哲学分为几个阶段，主要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强调神性与世俗性的统一）到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神学主导政治哲学的视野）再到近代尤其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之处（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性的光辉，突出世俗性，从神走向人），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亨廷顿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兴起以及政治哲学著作（诸如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以及代表后行为主义时代兴起的政治哲学大作即罗尔斯的《正义论》）丛生的20世纪。
西方政治思想中充斥着诸如自由主义、契约主义、无政府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等诸多理论流派。而诸多理论流派中思想承前启后的并且对现代政治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可谓契约论了。契约论的基本论点，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即国家是共同协议的产物。这种学说既用来说明国家起源的必要性，也说明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最有影响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明确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认为国家和法都是基于契约的产物，是关于人类福利的约定，目的是免除人们相互之间的侵害。伊壁鸠鲁堪称契约论思想的最早表述者，后来伊壁鸠鲁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古罗马杰出的无神论者和契约论者卢克莱修又用契约论的观点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并且第一次详细的描述了原始的自然状态。契约论思想到启蒙运动时期又开始引起政治学思想家们的注意，十五六世纪一些反暴君派的贵族思想家系统地论述了契约论思想，把它看成反抗非正义统治的根据。契约论最盛行的时期是十七八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J.阿尔色修斯、H.格劳秀斯和B.B.de斯宾诺莎，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德国的S.von普芬多夫、法国的J.-J.卢梭。其中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其政治学思想包括社会契约论的思想；霍布斯的《利维坦》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从不同的人性视角和理论假设出发对国家起源前的自然状态进行论述。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激进的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则认为建立国家是理性的需要，这可以指导人民过和平安定的生活。斯宾诺莎的社会契约论比格劳修斯以及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完整，而且内容上也更加进步。正因为如此，他和费希特一起被马克思称作“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当然契约论思想的阐述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两位政治思想家，即卢梭和罗尔斯，他们分别在《社会契约论》和《正义论》中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以及契约论思想。我在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后发现，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路线，从不同的自然状态描述手法与内容出发演绎自己的契约论的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注重实践价值，而罗尔斯则更倾向于理论的精密性和逻辑的严谨性，罗尔斯的理论演绎更为精巧。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这一人类生存状态的变迁，从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主导，社会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卢梭认为，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跨越标志着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及一个公共的“大我”的产生。卢梭进一步认为合法的社会绝不是建立在强力或强制服从基础之上的，因为强力并不等于“权力”，也不等于“权利”，只有公正平等的社会契约，才能为国家的权力和权利的合法性提供基础。
卢梭对于“公意”的论述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对“无知之幕”的论述一样，构成了各自社会契约论思想的重要理论假设。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契约论从根本上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理论假设，该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内容和形式上都逐渐得以完善。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可谓契约论思想的新颖成果，代表了当前政治哲学发展的较高水平。
契约论的实践意义更应该体现于其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贡献，无论是卢梭还是洛克或罗尔斯等人的契约论思想都反映了一种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细心阅读后会发现，这也许是众多契约论思想家的共性。哪怕是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在强调君主统治的主权不可分割时，也同样坚定的主张“人类是平等的”这一基本论据。因此，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贯穿于契约论思想发展脉络的大部分，并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后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得以凸显。契约精神在当代或许早已或本就不是国家起源的正确假设，而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理论演绎的一种理论假设而已。科学的国家起源思想应该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找到正确答案。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契约论价值的论据，因为我们知道契约论产生之初的时代是古希腊时代，契约论的论据中关于自然状态的唯物主义的论述已经颇有实践与理论价值，此外从某种层面上说契约论思想为国家的合法性寻求了在那个时代较为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因此，我认为评价契约论需要从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加以分析，并公正的阐述其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之所在。
二、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他山之石——契约论的中国式阐发
关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贯穿于政治思想史的始终，直到21世纪的今天民主依旧是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民主从最早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时代最原汁原味的“大树底下的民主”，到现代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的建构呈现出民主的价值的同时，更让我们清晰的看到政治发展的实际演绎。
转贴于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按照政治学家俞可平的见解有三条路线：第一，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第二，从较少的竞争到较多的竞争；第三，从基层民主到较高层次的民主。自从马克斯·韦伯以后，民主不再过分强调实体民主，而把民主的视线转移到程序民主上来。一般而言，民主需要符合以下标准：第一，普选制；第二，公共部门的分权制衡；第三，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与监督等。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当前乡村选举中出现的大步乡改革和“两票制”以及“公推公选”都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切实进程，也真实的展现了民主政治演绎的路线图。当然，学生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依赖与其他诸如契约论以及各种与之相类似的诸如公共选择学派“委托与”等理论的发展。因此，笔者更愿意将契约看做一种人民与国家的“合同”，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是建立在维护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的彰显。这也符合卢梭等契约论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
根据契约论的思想，笔者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或许还较为粗陋的建议：第一，更多的维护少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同样是“契约”的制定者，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第二，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的结构需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不能仅仅代表少数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占社会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诸如农民工等。第三，各种“契约”的制定（这里尤指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需要体现“公意”，需要彰显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的同时，真正实现其制定过程和制定结果的民主与公正。这需要在程序民主和程序公正等问题上做更为合理有效的政治设计。第四，契约的维持需要民主做合法性支撑，民主的彰显不仅是一种政治价值，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实际权益，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承诺兑现，是客观的利益分配格局与机制的构筑。
根据契约论的观点，根据当前政治发展的需求，契约论应该更加赋予其自身以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这也应该是理性政治的选择，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要求。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众多，社会泄愤事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胡鞍钢的“一个中国，三个世界”理论）、贫富差距都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基尼系数保守的说已经接近0.5），而教育如何才能去行政化、居高不下的房价、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三农问题甚或四农问题、利益集团问题、政治腐败问题、基层民主问题、教育公益化（而非产业化）问题等都威胁着政治系统的稳定，削弱着中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当前无论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存在着诸多阻滞，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政改阻力由既得利益阶层制造”。显然当前中国已经不存在阶级之间的对立，但是诸多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理论和现实的出现使得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在中国彰显，各阶层形成了诸多利益各异、力量各异的利益集团并据此形成影响公共政策的压力集团或院外活动分子。契约论给我的启示则是政治必须彰显公意，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应该顾及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不合理要求。因为按照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政府的创制只是一项法律而非契约。格劳修斯在其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中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退出自己原是其中一员的国家，并且离开国土时就重新获得了自己天然的自由和自己的财富”。当然这种行为是极其不负责的，但是这客观反映了政府必须通过合理合法的政治与行政系统已巩固其已有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免出现哈贝马斯所言的“合法性危机”。而正如俞可平所言“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增量政治改革与增量行政改革，在某些领域实现增量基础上的必要突破性发展，逐步实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以避免“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念危机、信心危机”。面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阻力，面对如此诸多的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复杂的社会问题情势，面对各种群体性事件与民告官事件，我深深感受到治理与善治在当前的重要意义。而显然，这与契约论思想不谋而合。善治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形成一种公私伙伴关系。从根本上说，契约论思想所指涉的即为这种良好的互动，一种委托与关系的演绎。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5
关键词：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228-03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而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以话语的有效性为基础和前提。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互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趋激烈，提升话语有效性并掌握话语权面临全新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正消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不仅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不仅应成为美丽的“理论悬壶”，更应找到立德树人的“济世良方”。因此，聚焦话语有效性，系统梳理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夯实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西方话语理论中有所涉及，其中，哈贝马斯在普通语用学中关于话语有效性论述最具代表性和理论借鉴意义。
（一）还原理论逻辑：话语有效性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话语有效性理论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普通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还原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批判理论之“批判”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切入点。他超越了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批判局限，在批判社会之前反思批判理论本身，由此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切入，确立了交往理性合理化的理性重建，进而确立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由此对交往行为理论在生活世界理论和商谈伦理学的二维展开。而普遍语言学恰恰是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正如《交往与社会进化》英译本作者托马斯・默伽塞所评价的那样，普通语言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社会批评理论的“最基层的层次”，是“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2]。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的本质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凸显，劳动越来越“进化”为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进而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某种“准独立性”，“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主体”关系降格为物的“主体――客体”关系，使人“异化”为符合技术社会要求的工具，全面屈服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关键在于恢复交往行为应有的地位，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来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理论和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消解科学技术的准独立性和异化。
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何以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创立了普遍语用学。因为交往行为与劳动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语言理解行为，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以语言符号为中介，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的交互性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以语言符号为中介，通过语言符号、对话来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见，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石。
再深入一层，主体之间又是如何通过语言符号来达成共识和理解，如何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呢？这里有一个必备前提条件就是主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相互认可的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因此，哈贝马斯的普遍语言学中关于话语（或者说言语）有效性的理论是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话语有效性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话语有效性理论不仅是普通语用学的基石，更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二）剖析理论内涵：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四点思考
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开启了话语有效性研究的新视野。他围绕说者、听者、言语、语境等要素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是以话语者主体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为前提，以话语者在四个对应关系中的“四点要求”为基础，以“理想的言语情景”为理论边界，以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
1.话语有效性的前提：说者应具备“三种交往性资质”
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有效性的实现具有主体资质要求的前提。成功的交往行为要求交往参与者必须具备遵循这些话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的“交往性资质”（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也是达成话语有效性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话语参加者主体必备的前提要件。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择陈述性语句（tochoosethepropositionalsentence）的能力;二是言说者本人的意向（toexpresshisintentions）的能力;三是实施言语行为（toperformthespeechact）的能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通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表述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为此，我才提出了普通语用学的研究建议。”[2]这关于话语者主体的三种交往性资质阐述对于我们着力提升话语者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话语有效性的基础：对应关系中“四点要求”
哈贝马斯从宏观视野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审视，认为话语有效性基础涉及四个基本领域：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并在言说者的四个对应关系中阐述了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个要求：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一是在话语者与语言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可领会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二是在话语者与外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实性，即言说者必须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三是在话语者与内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诚性，即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四是在话语者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可见，话语有效性的生成基点在于话语者遵循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点要求。
3.话语有效性的边界：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
在现实生活中，话语有效性生成涉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中话语有效性阐述则是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只是在语言运用上所做的抽象思考成果，带有一般和基础的性质，是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的“理想的言语情景”，这是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理论的边界。话语有效性是哈贝马斯在“理性的言语情景”范畴中论述的。因此，借鉴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的理论成果的关键在于理解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理想的言语情景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话语参与者必须遵守话语有效性的四点普遍规范要求和话语参与者所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
4.话语有效性的目的：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强调话语的四个有效性要求涉及四个基本领域，即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依据上述四大要求而展开的语言理解活动包含着三重交往关系：一是言说者“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二是言说者“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三是言说者“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交往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即确立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的人际关系是特指确立言说者的主体性，通过语言并遵循话语有效性的普遍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指出：“这里直觉式给出的，乃是一种交往模式，在其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人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呈现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2]
二、国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基本成果
截至2014年12月19日，国内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专著有三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与文本话语体系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论文题名中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相关学术论文有109篇，其中包含“有效性”的相关学术论文只有四篇。
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比较少，缺乏系统，而且散见于各相关论文附带阐述中。这些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奠定了有益的基础。系统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重点在话语有效性和话语实效等两个大方面进行探索。
（一）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有效性，主要从话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接受角度、话语重构等相关角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有学者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入手，认为话语传播过程是由话语传播者、话语受传者、话语讯息、话语媒介、话语反馈五大显性要素构成，并提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对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最佳传播者”队伍，强化传播话语优势;注重话语传播的环境影响，强化对话讯息把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整合能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运行体制，实现话语传播工作程序化[3]。有学者认为，从接受视角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主要在四个方面：满足话语需要、优化语境、准确表达信息和及时提取反馈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话语发出者只有在全面把握并合理满足接受者的话语需求，在优化话语语境的基础上准确表达教育信息，话语接受者才能正确理解并有效接受发话者的话语意义和话语意图，才能给发挥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反馈，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的有效性。”[4]有学者则从有效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进行了探索。她阐述了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的必要性和过程。她认为，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过程，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者、教育对象及教育方法等参与的全过程。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构主要是三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从“旧我”走向“真我”，应从“迷离”走向“自醒”，应从“被动”走向“自主”[5]。有的学者则是从普通语用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陈述内容上失去其真实性、在言语意向上失去其真诚性、在人际关系上失去其正当性。并指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三点对策。从文本范式到人本范式：回归生活世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变革思维方式;从独白灌输到对话交往：提升交往能力[6]。
（二）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实效，主要从提升话语实效的话语逻辑、话语转向、话语体系建构等相关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
有学者从增强实效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主体、话语和语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的基本单元，主体相适、话语建构和语境契合是其内在运行机制;话语转译是话语单元之间的关系力量。并指出：主体相适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核心;表达构建是其通向实效的基础;语境契合是其通向实效的要求;话语转译是其通向实效的关键[7]。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话语体系不完善的归因主要是教育者的话语霸权和话语专断。实效性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在于构建和谐共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解决的策略在于：一是回归现实生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二是消除话语霸权，实现受教育者的话语权的回归;三是涵容优秀话语，增强话语体系本身的实效性;四是加强话语融合，拓展网络思想教育阵地[8]。有学者认为，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实效缺失”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转向：生活关怀、理论魅力、平等沟通、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9]。
三、结论与展望
系统梳理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以往理论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而问题关键是如何对以往中西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批评吸收、继承和发展。这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理论批判吸收，即理论性“扬弃”;二是实践性“完善”;三是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建构。基于前面所述得出以下结论和展望。
（一）理论性“扬弃”存在许多空白
中西方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理论性“扬弃”亦存有许多空白。首先，当前研究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和德育有效性理论的理论性“扬弃”存有许多空白。一是西方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无疑开启了一个新视角。西方话语理论中关于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提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仅属于意识形态，更属于教育话语范畴，梳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发现，对西方话语理论的批判吸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二是西方在德育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无疑提供了多元视角，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未太多聚焦话语有效性，这需要我们从话语视角努力探索并加以批评吸收，而这方面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其次，系统梳理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批评吸收存在许多空白之外，还存在不少研究空缺和不足。一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空白，概念不清，有待深入研究。二是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运行机制研究有待深入。三是从主体间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不够，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生成要素认识不清，有待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四是系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历史，阐述党关于话语有效性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待加强。五是挖掘中华民族特色的话语历史传统，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方面有待深入。
（二）实践性“完善”尚需努力
实践性“完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增强理论研究成果对具体实践的指导完善;二是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首先，从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角度看，一是纯理论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不够，针对学校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研究不够深入，聚焦话语有效性研究有待加强。二是紧扣时代和社会发展，对高校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里话语有效性的研究不够深入，亟待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其次，从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角度看，针对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实践检验问题和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等方面，有许多研究空白。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完善”上尚需努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任重道远
目前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具备相当丰厚的基础，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初见曙光，但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系统“集成”仍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可谓任重道远。首先，理论性“扬弃”上主要涉及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德育化“扬弃”。二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德育有效性研究成果的话语化“扬弃”。三是基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基于中国实情，系统总结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扬弃”。四是既基于中国国情、文化传统背景，又对接世界时代话语传播趋势，彰显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的系统性建构。显然，在这四个方面，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其次，实践性“完善”有待深化。如何把理论性“扬弃”的成果，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升华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理论构建，并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检验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科学建构。其三，尽管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理论性“扬弃”、实践性“完善”以及在统一前两者基础上的“集成”等诸多问题，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可谓任重道远，大家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李璐，元林.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与对策[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3（3）：118-121.
[4]何理.接受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分析[J].学术论坛，2010（11）：28-30.
[5]孙丽芳.论有效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5）：26-29.
[6]洪波.普遍语用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9）：116-120.
[7]杨建义.增强实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8）：78-80.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6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以深入学习贯彻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践行使命任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管理局、管理处2020年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坚持把理论学习与管理局2020年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全面落实结合起来，与引大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并结合石门沟水库管理所工作实际，统一思想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切实改进党员学习、工作和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提高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理论水平以及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学习内容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研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进一步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中8个明确”和“14个坚持”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通过系统深入的学习，努力在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认识和把握上达到新提高，在自觉用新思想指导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上取得新成效；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把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首要政治任务来抓，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四中全会＜决定》辅导百问》和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要认真研读原文，引导广
3.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全处干部职工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为引大的跨越转型发展和兰州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4.中央和省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部署、基本要求。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深刻把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紧迫性，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管理所党支部主体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5.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履行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6.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领会《扶贫论述摘编》、《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和重要文章《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认真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对甘肃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落实“坚定信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整治问题不手软、落实责任不松劲、转变作风不懈怠”的要求，牢牢扛起政治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紧紧围绕灌区农民脱贫致富、供水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帮扶对象全面脱贫，充分发挥引大水资源优势，做好供水服务工作，为脱贫攻坚作出应有贡献，同时加大力度支持供水区生态文明建设，为加快建设山川秀美的美丽甘肃作出贡献。
7.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研读党的四中全会文件，深刻理解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工作部署，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和全会决策部署上来。
8.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研读《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严守政治忠诚的表率、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勇于自我革命的表率、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表率、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发挥好护党兴党作用。
9.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深入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始终铭记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传承引大精神，鲜明政治本色，对党保持忠诚，恪守人民情怀。通过深入学习，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10.关于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同志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省直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省委直属机关工委《2020年省直机关党建工作要点》，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正风肃纪，提升管理所党的建设工作质量和水平，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更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11.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关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展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结合引大工程实际特点，引大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讲好“引大故事”，传承“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引大精神。
12.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马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在深入学习经典原著中体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提高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13.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越要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深刻认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结合学习贯彻关于扫黑除恶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系统学习，促进全局全体党员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挥卫者，全面实践者。
14.及时跟进学习中央和省委新的重大决策部署。第一时间跟进学习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重大方针政策，适时组织开展学习研讨。及时学习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开拓奋进，以实际行动和优良业绩为引大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广泛开展学习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科技、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三、有关要求
（一）坚持领导带头。管理所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求知欲坚持参加集体学习，认真开展自学，在全面系统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党员和干部职工形成良好学习风气。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7
一、界内界外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首先是一个西方思想事件。断定它是一个西方思想事件，既是由于它的发生地域是在特定的西方思想-社会环境中。也是因为这一争论的主导问题是一系列典型的西方政治思想问题。更是因为参与争论的思想家们着意解决的，是当代西方社会面对的深层次的政治价值问题。争论的原有意义限定在西方政治思想界，这即是本文所谓"界内"的含义。
在"界内"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被认定为社群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们在批评自由主义的论证。批评的对象，又主要是罗尔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因为社群主义的出台，在直接的理论渊源上，是与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联系在一起的。罗尔斯从洛克、卢梭、康德那里吸取理论灵感，以高度理论化的逻辑力量，再现了自由主义的理论魅力。尤其是他从"权利优先于善"的原则出发，以"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精巧的假设、以自由在辞典序列上的优先设定处理平等正义的两个原则，对于解决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在理论论证上的苍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罗尔斯的论证太强势了。他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冶于一炉的论证选择，使得他不得不应付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从"左"的方向看，像社群主义者就对于他关于权利与善的关系论证、对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处理、对于权利与公益关系的安顿，颇为不满。从"右"的角度讲，像诺齐克就对于他将个人权利安顿在一个可能被国家侵犯的危险位置感到严重的不安。3
仅就本文关注的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言，从他们对罗尔斯自由主义论证的批评性关注扩展开去，他们一方面指责自由主义对于权利与善的关系的见解。认为自由主义锁定的个人权利对于善的优先性，其实仅仅具有伸张不以普遍善牺牲个人权利、并将权利基础上的正义与任何善的理念脱钩的含义。而恰恰是善的优先性才足以保证权利的认知、保证我们对于正义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批评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指出权利并不是自由主义认定的天赋的、道德的东西，而是后天由法律所赋予的。自由主义的天赋权利无论是在历史的维度、还是在语义的角度看，都不曾存在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强调自由主义做轻视的积极权利、集体权利。再一方面，社群主义申述公益优于权利的主张。他们强调，当正义不可能优先于善时，善的共同认知就成为社群共同行动的基础。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认识到社群利益的相容性与相关性，个人之善与共同之善就结合起来了。虽然这样会遭遇到一些人努力创造、一些人安于享受的难题，但是借助于美德教育，这些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最后，社群主义尖锐地批评了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的立论。他们拒斥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论。认为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民主的要求、反对专制的条件。4
如果我们不将关注的眼光停留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立面上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同意论者所说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实质上是互补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与着眼点有所不同。"5因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似乎恰好在个人与社群、权利与公益、强国家与弱国家等方面形成互补的理论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缺乏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就无法理解社群主义。
但是，这一争论引起"界外"的强烈反响则包含着不同的意向。一方面，当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经过海外华人学者和美国汉学家们的解释性处理之后，就具有了用以整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不同参照架构的意义。另一方面，当这一争论投射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筹划的界面上时，经过拒斥自由主义的学者的处理，也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蕴涵。于是，"界内"与"界外"构成了全面描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两个线索。对"界内"的描述具有的是思想学术传输的功能。"界外"的应接发挥着指引我们选择现代性政治价值的作用。
这样，"西方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介绍与解释语境之后，就发生了三叉分流：一个支流是学术取向的。介入其中的学者主要是介绍、评述西方这场争论的人物、思潮、流派、观点。另一个支流是将社群主义安顿在自由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从而欢呼自由主义的"瓦解"。再一个支流是将社群主义作为拯救中国传统的理论支点，为中国传统思想、尤其的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辩护。如果说前一个选择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文化交流象征的话，后两者则具有促使我们深入分析的意涵在。因为它们的指向不在思想学术，而在现实文化出路和当下政治选择--他们试图以社群主义的立论来激活已经丧失了活力的某种价值体系。思想的张力在此就鲜明地体现出来：我们在接受与拒斥之间，确认或否定某种思想的价值。简单地描述后两者的立论是必要的：以汉语思想界对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立论的论点而言，他们借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宣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彻底失败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集体权利诉求而不是个人权利的强调，是对差异的关注而不是对普遍的重视，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对万民法的追求。就此他们认定"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轻视自由主义提供的现代政治智慧。6以关注汉语思想的现代前景并注重西方理论资源的借取来立论的思想家或学者而言，他们对社群主义的欢迎态度，则是因为社群主义将"集体"凸显出来，并以此批判了凸显个体的自由主义理论，这恰恰与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伦理具有某种"一致性"。7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重视群体的自我意识、强调集体的利益、伸张道德的义务。在这种观照的眼光注视下，此前流行的"儒家自由主义"立论，似乎已经不足以为儒家的现代性提供辩护了，倒是"儒家社群主义"更能够将儒家的现代性价值显现出来。显然，他们认为社群主义的流行为儒家伦理的现代重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8由这一简单的陈述可以看出，进入汉语思想界的社群主义话语，已经变成为申述中国现实政治主张或重述中国传统观念的思想工具。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社群主义关注的自由主义的缺陷之类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问题的重心已经偏移到了这一争论为我们表达中国关怀提供什么支持。
二、文化语境
分析起来，西方政治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汉语思想界关于这一争论的反响，其实各自具有它们的特殊文化语境。这是二者在关注点、表现形式与思想指向上呈现出重大差异的原因。
已经有论者指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是西方文化的当代处境的产物。它具有自己特殊的知识渊源与现实根底。从知识渊源上讲，社群主义的出台既与亚里斯多德以来就存在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社群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又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拨相关。从社会背景上看，则既是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弱化的一种理论反弹，又是对于曾经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却逐渐衰落的中间性社群进行重建的诉求的反应，更是1960年代兴起的新社群运动的理论回应，以及对于1970年代兴起的新人权运动的理论总结。9这些特殊的文化环境因素，是构成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条件，也就成为社群主义出台的文化语境。
话分两头。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出台的社群主义，可以从理论渊源与实践动力两个方面进行审视。从前一个方面即理论渊源来看，一种文化的多元特性，对于这一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可以发挥因于时代的不同导向。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希伯莱。由于罗马精神是在法治界面上深刻影响西方文化走向，而希伯莱精神主要影响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比较起来，希腊的理性精神培养出的各种政治价值阐释，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界汲取不同思想营养的一片文化沃土。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现实推进力量，大于历史上的思想力量。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自中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文化断裂。中世纪使得希腊文化转移到中东一带，而在原生区域几乎销声匿迹。而兴起中的"现代"，更是将西方的思想传统与社会运作传统"中断"了。现代性以其变迁的速度、变化的范围和固有的制度，彻底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的状态。"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10于是，在现代性充分发育之后，尤其是在现代性显现出某些自身的不足的时候，人们就会向"中断"了的思想史寻求资源，以便纠现代性之偏。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种历史的断裂上面。像麦金太尔指责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学说的时候，就沿循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双线进行--用语是完全现代的、历史是横空出世的。他们以对接历史的姿态，将自己解决自由主义的理论"困难"的思想资借直接通到古典希腊。而且对于相沿以下的相同理论资源加以聚集，比如社群主义者对于黑格尔、腾尼斯关于社群论述的重视。思想史的回观为思想的现代转向提供了资源。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形成了被社群主义视为"霸权性"的文化话语。11这样就激发了社群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的视野之外，去寻求解释现代性困境和设计现代性出路的热情。他们将结构是与自由主义相反对的西方社群论激活，从而使得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我观、权利优先的政治理论和义务论的伦理取向之不尽合理之处显示出来，试图以群体主义的自我观、公益优先的政治理论和目的论的伦理取向取而代之。12这种对于主流话语的反弹性建构，是西方现代思想史屡见不鲜的。
当然，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还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变迁所导致的。这是从第二个方面即社会政治实践来看社群主义出台的原因的一个视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冷战相沿以下，达50年之久。这50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性存在，促成了人们特殊的政治思考方式。对于自由主义的思考来讲，也确实具有推动自由主义者从"免于"（freefrom）的视角审视现代自由之如何可能的问题的独特性。这样，积极自由(freetodo)的价值可能就溢出了自由主义者的眼界。当冷战趋近结束的时候，人们可以逐渐脱出对峙性的眼光，比较理性地看待自由的理论结构问题。这个时候，被认为是所谓"冷战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弱点就曝露出来。社群主义就抓住这些弱点批评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加上新自由主义是基于福利国家运行的理论反映，利益分配如何既符合自由原则、又符合公正要求，本来就是一对难以协调好的矛盾。于是，社群主义便有了进入自由主义主流话语天地进行理论检讨的余地。而1960年代在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在激进主义的驱使下，也在自由主义的做小国家、做大社会的理论导向的驱动下，演变得愈来愈烈。国家确实做小了，社会的秩序也相应缺乏保障了。1960年代的造反运动，将西方人的政治认同分裂了。13自由主义不再具有统一的政治号召力。"理想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念图景。14于是，像社群主义这种旨在重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学说，就不仅有了纠自由主义理论之偏的动力，更有了纠社会运动之偏的动力。双重动力合壁，给予了社群主义以强势的理论建构支持。
在中国，情形则有不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引介，与中国寻求文化出路与现代性政治设计方案想结合，也就使得这一引介具有它独特的、中国的具体文化语境限定。一方面，现代世界的文化传递，使得西方文化的动向具有了"世界"动向的先导性。这一文化传通的"定势"，使得自近代以来就有"睁眼看世界"文化习性的中国人，不得不打醒精神来加以对付。当社群主义对西方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潮加以严厉批评的时候，中国人既有一种吸取新兴文化思潮的兴奋感，又有一种解除西方主流文化压抑的感觉。于是，社群主义顺利地进入汉语思想界，就不是什么可怪之事。另一方面，当这一争论透入汉语思想界之后，它的文化语境必然地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一，着力介绍这一争论的学者型人士，在跨越西方与中国两个文化语境的特殊处境中，力图给人们一个不至于走样的描述。但是，中国文化语境的叙述处境，已经使得这一介绍打上了中国文化烙印，尤其是50年来的中国新文化传统的烙印。以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社群主义论说正当性的思维进路，在引介社群主义论说中，是人们屡见不鲜的。15其二，试图将这一争论的"中国"意义凸显出来的思想型人士，则期望以自己的思想转述，将其导入中国当代的思想框架之中，使得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成为鲜活的汉语政治思想的主题。从而为中国的文化出路与现代性政治设计提供思想源泉。在比较文化的边沿上，基于所谓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亲合性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辩护，就是一个典型。这里体现而出的是中国文化关怀，而不是西方言路关注。在现代性政治设计的方案借取上，社群主义之引进汉语思想界，则存在着为中国式社会主义辩护的先导性思路。这中间存在的轻率断定自由主义的衰落，无端地认定社群主义之类的"左翼"思想的兴盛之对峙性的论说，是显见的。16其实，社群主义的论说，在原生的文化语境中，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全无瓜葛，也与社会主义的当代处境完全没有联系。即使我们根本不分析社群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而简单将其视为具有合理性的论述，它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申述的各种自称与它相关的论述之间，实在是两个话语系统。
三、解释与误读
可以断定，从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到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论，是在解释的边沿上获得它的思想动力的。当中国思想界，即使是操英语的汉学家对于这一争论的关注发生的时候，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就开始走样了。但是，这种关注既然游走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与西方、理论与实践的边界上，边际的相关性也就驱使我们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相关言述，进行相关性基础上的描述与分析。没有这种相关性，也就无法凸显我们关注的思想的张力了。
我们首先假设引介社群主义话语进入汉语思想界的人士，在现代性价值观念上的正当性，在文化态度上的公平性，在知识理解上的确当性。如此，我们就免除了以价值偏好、主观态度和知识理解谈论中国文化语境中以社群主义视角看待中国问题的嫌疑。就三叉分流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社群主义言述来看，那些仅仅试图将社群主义的学理介绍进入汉语思想界的人士，是一些着力进行文化传通的人士。由于他们的意图和目的，在主观上已经限制在文化引介上面，因此，在他们那里，对于社群主义的传播要求远远高于对于社群主义的创造解释。我们的关注眼光，还是聚焦在处理社群主义言述与中国文化现代处境的关系、以及社群主义的言述与中国现代性政治设计的关联两类论述上面。
从解释的角度比较地分析，前者需要解释的问题，是文化问题。后者需要解释的问题，则是社会政治问题。因此，二者的解释处境具有重大的差异。就前者来看，当解释者试图以社群主义提供的政治哲学观点，重新叙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时候，可能只是选取了一个新的理论审视角度而已。因此，这样的解释进路，是可以提供给人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新视角的。在这个方面，无论的狄百瑞、杜维明，还是大陆试图接通社群主义与儒家精神脉络的学者，都还将自己的论述限定在理论解释的合理范围内。在中西方文化普遍传通的当下，用中西方思想界都能接受或理解的话语叙述中国传统思想，本身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文化交流事宜。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西方话语体系作为重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参照系，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情。狄、杜二人长期以来致力于以西方人理解的话语叙述儒家思想。在社群主义话语出台之际，狄、杜的儒家叙述话语显然有了改变。此前，狄百瑞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的自由传统》的专门著作，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作者以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解读中国传统思想的作品。在书中，狄百瑞以黄宗羲为个案、提出了"儒家自由主义"的命题。他强调像密尔那样狭隘而纯粹地定义自由主义的不足取法。而以一种宽泛的个人视野来理解自由主义。17狄百瑞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恰当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时期。而当社群主义流行开来的时候，狄百瑞又出版了《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家社群主义的观点看》的专门著作。基于他对于社群主义的接受，转而以社群主义的视角审视儒家文化系统的法与礼、学与社以及乡规民约一类话语。18在这里，我们不是想指责狄百瑞评价儒家的理论视角的游离不定。而是力图显示他选择解释儒家思想的进路的那种思想紧张状态。杜维明的处境大致是一样的。他既尝试过以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儒家社会政治理论，近期转而以社群主义的眼光打量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似乎社群主义的理论更适合用来阐释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诸如儒家的仁义、民君等等。19在以西方话语作为解读儒家思想的坐标的处境中，狄百瑞与杜维明的这种解释游移性，恰好反映出思想的张力。可以预期的是，当西方的社会政治话语流向再次发生变化后，这种思想的张力会再次将相类论说引导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就后者，即就社群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设计方案的选择的关系来讲，着力进行社群主义观点引介的人士所主要关注的是，并不是社群主义者说了什么，而是社群主义者所说的与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政治设计方案有什么关系，并为之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他们的理论着力点，既不在社群主义的论述对于重述中国传统有什么意义，也不在社群主义对于西方当代社会的重建有什么价值，更不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复杂理论蕴涵，而在社群主义如何瓦解了自由主义，为他们所心仪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什么理论证明和实践支持。20在这里，对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兴趣，已经降低到理论关注的下限了。解释的理论进路选择让位于僵硬的政治立场的伸张。在这个时候，公共性的申述、个体性的反思，与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的重建关联起来。理论与实践的当下联结，远远超过理论与理论间关系的细密辨析。于是，社群主义的绵密理论推导，在这里被省略为一个干瘪的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则。泰勒对于自我的现代源流的分疏，仅仅落在了"承认的政治"这一单个主题上面。而其他社群主义者对于分配正义的复杂考察，也就在论述者的关注之外了。而此时，围绕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西方政治思想两个线索--自由与共和的历史性张力，在这里被汰除了。论者谈论相关话题时提醒人们注意的社会政治话题的复杂性，遗失在论者自己申述的先导性社会政治理念陷阱里了。无疑，这就给我们提示了面对思想的张力时，简单地化解张力具有的可怕结果。
解释的处境是特殊的，它将解释者严格地限制解释的对象的环境之中。于是，跨文化的解释，因为脱离了原生的解释环境，一旦解释，就避免不了误读。尤其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中提出的政治思想观念，必须在它赖以产生的环境中才能获得理解。脱离开某种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去解释某种政治思想，就将特殊的政治思想硬性地换算为普适的政治教条。这个时候，即使是善意的误读，也会导致误解。而先导性伸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就是一种恶意的误读。恶意的误读就与刻意的曲解联系在一起了。这对于我们这个曾经深深地陷在政治意识形态教条的泥潭的国家中人来讲，不能不怀抱高度的警惕。
四、一个疑惑：跨文化地思想？
以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在中西方的思想处境为例，我们观察了一个思想主张与学理阐释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不同显示状态。思想的张力就此凸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思想体系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某种适度的紧张，是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
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跨文化处境来分析，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政治思想运思中，跨文化的思考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处境。跨文化思考有其难度，思考方式需要辩护。如果说跨文化地思想是可能的话，我们应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至少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方面，我们必须证明，跨文化地思想具有化解原生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消解文化本源间具有的差异对文化间理解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跨文化地思想的相关边界刻画出来，以便保证跨文化地思想的可靠性。于是，在思想主题、思考方式、解释选择、现实针对等方面，必须予以严格的限定。
为此，当我们进行跨文化地思想的时候，就有必要清除三个有碍于在文化边际上运思的障碍：一个障碍是政治化思维。第二个障碍是抵抗性心理。第三个障碍是自辩性行为。从第一个方面讲，政治化思维是一种将中西政治文化作为对峙性的文化体系来处理的思路。比较中西政治思想的人们在这种思路中，将你死我活的思路带进跨文化的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似乎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就必定有，而且中国古典有的东西必定比西方现代有的东西好。其实，中西政治思想各自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上分别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完全不必要将其处理为对峙的关系。就第二个方面来看，抵抗性心理是一种受到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拒斥态度的影响而形成的心理定势。在这种思路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西方非主流的思想、思潮作为中国抵抗西方主流思想、思潮的最新武器来运用。实际上，这种抵抗性思路的思想有效性是相当之低的。以第三方面分析，自辩性的思路乃是一种辩护者自认的足以为自己心仪的辩护对象振振有辞予以维护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中的运思中，或者基于道义、或者基于学理、或者基于现实，总之事先假定了辩护对象的价值优越性。港台新儒家的辩护心态有这些意涵，美国儒家学者（如狄百瑞等学者）也有这种心态的因子。
在跨文化的比较思想研究过程中，思想的张力是巨大的。这种张力，既显现在原生文化的各构成因素、各历史主张、各复杂观念、各具体阐释中间，也显现在原生文化的思想流变、思想攻讦、思想融会、思想创新中间。而这种张力更显现在跨文化的传通过程中原生文化与传通文化的复杂因素接通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接通的过程中，原创思想与传播思想之间的关系微妙化了：原创思想解决的问题可能大多数已经不是传通到新的文化之中的思想界与社会运动关注的问题了，它不过是促使人们借助这些思想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与社会问题的观念工具而已。这个时候，就不能将原创思想与传通思想混为一谈。这个时候，离析不同文化氛围的思想观念，就比浅显而牵强的比较重要得多。假如需要比较二者间的相似性的时候，也许重点正好颠倒。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对于中国思想界评价自己的传统，诊断当代的思想问题，都需要在审慎对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来进行。否则，一切断定就会流于臆测。
注释：
1以1970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引起的社群主义式批评计算，可以获知这一争论的延续时间。1981年，被视为社群主义健将的麦金太尔出版了《追寻美德》，1982年桑德尔出版了《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4年沃尔泽出版了《正义诸领域》，1989年泰勒出版了《自我的根源》。
21990年代中国大陆逐渐翻译了一批社群主义的著作，并有了评介性的专书问世，如刘军宁等编的《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俞可平的《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参见坊间任何一本描述这一段西方伦理学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
4参见前引社群主义主将主要著作的前言，就可以归纳出这些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亦可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第三部分“主要流派”之“社群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徐友渔：《自由的言说》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5同上引俞可平书，第258页。
6参见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载《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以意识形态辩护为前提的、轻巧的态度对待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论说，在国内理论界是一种趋同的选择。
7在这里需要指出，表达这种中国关怀的，不仅仅是华人学者，也包括自觉认同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等所谓“美国儒家”。因此本文用“汉语思想界”来宽泛地包容这些学者的讨论：操汉语思想的与关注汉语思想的，都纳入这一范围。
8参见姚治华：《儒家的社群主义如何可能？——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家社群主义的观点看〉》，载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
9参见前引俞可平书，第255——257页。
10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1如有“罗尔斯产业”（Rawls'indutrial）的说法。
12参见彭国翔：《儒学：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4月4日14版。
13参见理伯卡·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引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4参见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的价值观念》，第一章“二十世纪的道德思潮”之“相对主义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5参见前引俞可平书，第258——259页。
16这方面以前引汪晖的大作表现的最为明显。
17参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引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8参见前引姚治华文。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8
刚才徐友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否需要一种形而上学。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答案，按照他的观点，他宁愿选择否定的回答，即大可不必有什么形而上学基础。徐友渔的这个观点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英美的现代政治自由主义者大多持这种看法，为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例如罗尔斯的政治理论就是如此。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20世纪以降，理论家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总的来说呈现这样一种势态，由厚转薄，问题的焦点从人性问题转向制度问题，从制度问题转向政策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就理论上看，确实对终极关注等问题，各派主义和思想体系很难达成共识，所谓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不可能停止，甚至愈演愈烈，如果按照先解决基础问题后解决政制问题的古典逻辑，那么在政制层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共识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即便共同享有一个形而上学价值诉求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却完全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例如英国的霍布斯与洛克，法国的伏尔泰与卢梭，德国的康德与黑格尔等，因此，形而上学对于政治理论是没有意义的，用奥坎姆的剪刀把形而上学剪去，政治理论照样成立。就现实来看，西方社会经过20世纪前后的政治动荡，各个国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在二战之后基本上都完成了宪政国家制度的建设，特别是英美国家在国家问题上一路顺风，有关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转化为法律问题，乃至政策问题。由于已经享有了古典思想家们有关价值基础以及政治正义等形而上方面的理论成果，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放弃这方面的争论，而就诸如税收、行政、教育等公共政策问题一论短长，确实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是不需要太多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然而它们却是西方社会的尖锐问题。由此可见，薄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北美占据主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其层次来说与西方现代的政治问题迥然有别，我们的政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古典政治科学的立宪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共和、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政策问题，所以，探讨这个中国政制的形而上学基础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回顾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种政治制度的正义价值的追溯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政道之所在，是国家理由之基础，是政治合法性之根基。其实，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暂且不说，西方15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有关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就一直是其核心内容，英美和大陆所谓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盖莫能外。从马基雅维里、博丹到卢梭、孟德斯鸠，以及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韦伯、施米特，直至哈贝玛斯，从英国早期的普通法大法官，到霍布斯、洛克、休谟、斯密，乃至美国的联邦党人，直到现代的德沃金，甚至罗尔斯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关于人性、终极关怀、政治制度的价值基础等问题，从来都是大思想家们考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不能抛弃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例如，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颁布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审查制度的深层原因何在？等等，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一个正义的基础问题，政治正义，乃至法律正义，说到底就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所要处理的形而上学问题。我在新近出版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中之所以第一章就讲“政治哲学的人性论预设”，原因也是为了矫正有关自由主义不讲形而上学的弊端，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以麦金太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现代社群主义已经对现代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这确实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软肋。不过，我并不赞同社群主义，我认为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本来就有十分完备的形而上学，就有人性论的价值基础，只不过现代自由主义把它们丢弃了，如果我们回到休谟、斯密，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是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厚的自由主义不但能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而且能使人过一种好的生活。
从上述角度来看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它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费希特探讨的是一个有关法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正义基础问题，这个问题依照德国乃至大陆思想的传统，则需要上溯到自然法，费希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明政体都必须凭依其何以存在的根基，他的法权理论为我们先验地推演出了这个理性根基的基本原则和定理，所谓自然法权在他的理论中是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既有法则的意义，更有正当性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来说，费希特对于自然法权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尽管他的某些具体的理论如婚姻法等，与现代的观念相比显得落后了，但探求国家政治制度的自然法的正义价值，这一费希特的主导思想依然没有过时，甚至具有指导价值。我的看法是，在有关人生价值观方面，诸如如何才能过一种好的生活（goodlife），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才是有价值的，等等，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探讨不会贡献太多的东西，在诸多具体的法律程序和政府政策方面，形而上学的探讨也大多不合时宜，没有必要，在这个层次上我赞同徐友渔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法律制度方面，在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共和、民主、宪政的政治共同体方面，有关形而上学的探讨，有关自然法权、国家理由、天赋权利、超验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则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关涉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legitimacy）这一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我更愿意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下面我再谈另一个问题，即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如何看待费希特的法权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梁志学老师的观点略有一些不同。首先，我赞同梁老师的看法，即费希特的政治法权学说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有关自然法权、人民主权、民主政治的一系列观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德国古典思想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甚至比康德、黑格尔的有关思想要进步和深刻。但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总体看法，即以前东德著名费希特学者劳特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费希特的哲学就其深刻性、进步性和系统性来说，要高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就政治法权哲学来说，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是保守的反动的，费希特的人民民主制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为什么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呢？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何为进步？何为革命？何为保守？何为反动？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标准，在我看来，主张此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人民民主，而上述两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法国大革命的积极自由与人民主权的暴政，二十世纪以来曾经给我们留下惨痛的教训，所以，这个衡量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在比较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这几位大家的政治观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上述标准。费希特固然对于法国大革命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赞同，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反思方面，他不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在有关人性与政治、法权与历史的认识方面，他不如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历史理性批判》。当然，我没有贬低费希特思想的意思，只是认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黑格尔的立宪君主论，如果换一个角度，不从所谓反动与进步的标准来衡量，也许并不比费希特的政体学说缺少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我在最近出版的几部书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阐发，在此就不多说了。
第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评价一套理论的地位还要看其丰富性、系统性以及包含的内容，就这个方面，我认为费希特的法权理论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法权理论相比，则差距就很大。我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研究生院开设了两个学期的法哲学课程，与同学们一起系统地研读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前不久我也细读了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相比之下，我总的感觉是，费希特的法权理论是较为单薄的，就内容的丰富性和体系的广阔性来说，与康德和黑格尔没法比。例如，康德对于法权的定义与分类，他有关私法与公法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历史理性和世界共和政体的论述，都比费希特要深刻得多，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可以说是德国古典法权理论的集大成，其中有关自由理念、主体人格、财产权理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划分、立宪政体和国家主权，等等，都远远高于费希特。当然，我还要再次声明，我说这些决没有刻意贬低费希特理论的意思，我也认为我们以前对于费希特的政治与法权思想的研究太薄弱了，忽视费希特的理论是不对的，应该看到他的独特价值，特别是费希特有关共和政体、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立的观点，反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君主制的观点，都值得重视，并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我的上述看法只是想提醒一点，即我们在学习与盛赞费希特法权理论的同时，要保持一种警惕，那就是谨防他的有关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观点把我们导向极权的社会主义政治法学。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9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是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基础理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编写好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对提高高校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以至社会上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编写和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教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从学术水平和社会需要来说，大都不尽完善，差强人意。最近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课题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的文学活动实践，广泛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理论资源，吸取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一、准确凝练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该书首先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过去世界上一切文学理论的不同特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立后文学理论出现的历史性变化。接着简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来源，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以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和文学艺术与人学理论的关系的论述，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是没有提到或很少提到过的。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科学内涵，做了全面、正确而深刻的论述。比如对人们理解分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做了这样客观而公正的论断:“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特别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完全一致。由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愿望，是由阶级和群众的政治以及革命事业来集中体现的。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与文艺从属于政治，为革命事业服务是统一的。”这就扫清了罩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重重迷雾，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完全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理论命题，恢复了它的本来涵义。又如该书把新时期以来重要历史文献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几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首次综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并对它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做了权威性的解释。认为“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些思想总结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发展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文艺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新时期以来不同发展阶段文艺理论与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和发展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指南。
二、系统完整地构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首先阐明文学理论的学科对象、性质和方法。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和文学活动，是分析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个要素、环节及其联系。文学理论具有实践性、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文学理论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分析总结文学活动的基本性质和规律，并因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不同，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分支。接着分别阐述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即文学性质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和文学发展论，这“七论”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对人的意义和作用、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文学的演变规律和在当代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间题的回答，说明了文学活动诸要素、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一与过去一般文学理论著作的“五论”体系比较起来，该书增添了文学价值论和文学接受论两论，对其他五论也做了更为新颖深刻的论述。在文学价值论中，除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从真善美汽方面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内涵和评定之外，还着重论述了文学价值的多样性和主导性，特别指出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价值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批评了把文学当作追逐利润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或泄私愤谋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等不良倾向。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历史进步。从而使文学价值理论既有时代使命感，又有现实针对性。在文学接受论中，对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接受与二度创造以及文学接受的差异性和共通性等问题的论述，都是富有创见和新意的。在文学发展论中，从当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全球化语境与文学发展等方面，对文学活动的当展问题，做了富有时代特征的论述，这也是过去的文学理沦著作所不曾论述过的。
三、精当得体地编好了适用对路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该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吸纳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等活动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内容精炼、体例得当，减少了生僻的中西文论术语，简化了理论问题的历史演进，非常适合高校师生教学使用。该书论述每一个文学理论问题，总是先阐明概念和范畴，再揭示特征和规律，并选择古今中外典型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做例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简明扼要，深人浅出。不仅概念明晰、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过程严密，而且讲究语法、修辞和表达方式，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优美。比如在论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精神性特征时，该书写了这样一段散文诗般的文字:“借助语言，文学可以将人们所能体会和认识到的各种心理活动描述出来。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深谋远虑，勾心斗角，心忧天下，宁静致远等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在作家笔下纤毫毕现。借助语言，作家可以出人每一个人的内心，忠贞诗人去国离家时的悲哀，正直史臣遭腐下狱后的屈辱，慷慨富翁千金散尽，被人离弃时的愤怒，野心女子拭君后的疯狂，小公务员冒犯高官后的惊恐，辛苦的银行职员物化为甲虫后的凄凉……文学的语言能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存在状态。”逻辑概念与艺术形象的结合，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把抽象深奥的理论问题论述得如此具体生动，并且这样富有激情和文采，一点也不呆板和枯燥。又如在论述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时，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总体上具有平衡性”，“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在局部上又具有不平衡性”这样突出、醒目的小标题，这就清楚、明自地帮助人们全面、辩证地理解这个容易含混的问题，避免片而性和绝对化。作为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我们深感这是迄今最好的一部教材。为了把这部教材修改得更加完善和精美，我们不揣冒昧提出儿点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谨供参考:
一、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部分，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贡献，讲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似也应该论述斯大林的贡献。斯大林员然犯有错误，但他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比如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在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的同时，又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特点及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论述;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等演说和著作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在对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文化的不同性质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原则。在致高尔基等作家的书信和演说中，对正确地开展文艺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他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论断，精辟地指出了文学对于塑造人的灵魂的巨大功能和作家对于改造人类社会的崇高使命。他还总结了高尔基等前苏联作家文艺创作的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促进了前苏联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并对我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文艺产生过巨大影响。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果部分，论述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文艺思想时，除了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推陈出新”的方针外，我们认为还应论述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的“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论断，以及“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论断实际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两结合”的创方法绝不如有的人所说，是“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应当予以根本放弃”。而是毛泽东从1939年到1958年长期探索、精心研究、深思熟虑，并民集中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一些专家学者智慧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充分的文艺依据，并已为我国一些文艺家正反两方面的创作实践经验教训所证实。我们绝不可以轻视或放弃这种创作方法。此外，该书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区别开来，并把毛泽东建国后的文艺论述，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之中，这似不合事实与逻辑，怎样确切表述还值得研讨。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0
__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根据中央和省市县委部署，今年全街道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目的和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在持续推进、逐步深化上下功夫，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切实推进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紧密结合当前形势任务，把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全国“两会”、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省市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以及省市县“两会”精神结合起来，着力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着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着力营造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共同意志，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为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开放富裕、美丽和谐新__，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今年全街道在职干部理论学习主要安排五个专题。各村（居）委会、各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学习内容，增加学习专题，确保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一专题：深化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切实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
党的十以来，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要以《谈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为基本教材，深刻理解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深刻理解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自觉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深刻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深刻理解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适应和应对经济新常态的能力和本领；深刻理解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法治思维法治观念和推进法治__建设；深刻理解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自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理解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自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深刻理解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推进美丽__建设；深刻理解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深刻理解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自觉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深刻理解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增强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要通过及时学、专题学、深入学，原原本本地学、联系实际地学，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深学透，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切实提高贯彻和落实中央、省市县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能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用讲话精神有力指导和推动工作。
第二专题：深化对视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视察云南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具有重大而又长远的意义。要按照，市委、县委的统一部署和明确要求，切实把学习视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摆在重要位置。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视察云南的重大而长远意义，认清云南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周边外交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认清云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带来的宝贵机遇，认清云南当前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发展的方向；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对云南工作的充分肯定，进一步激发动力，增强把云南的事情办好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夺取富民强滇、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对云南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切实增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意识，尽最大努力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的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用实际行动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对云南工作提出的“五个着力”的重点任务，切实抓住云南各项事业发展的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五个着力”的实践要求，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整体工作的开展。要通过深入学习，深刻理解讲话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将贯彻落实总体要求作为全街道工作的总抓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自觉转化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强大动力。
第三专题：深化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学习，积极推进法治__建设新实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出发，总结历史经验、顺应人民愿望的时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义十分重大。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关键要认真学习领会《决定》和关于《决定》的说明。通过学习，深刻领会坚持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深刻领会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加强宪法的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必须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与学习领会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关于依法治省及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关于依法治市的各项部署紧密结合。省委九届九次全会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市委四届五次全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系列重要讲话及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曲靖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系列重要讲话、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及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__县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县的实施意见》。要深化对《意见》的学习，切实增强对依法治街道紧迫性的认识，深刻把握推进依法治街道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深刻把握推进科学立法、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强化严格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推动全民守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高法治队伍素质、强化组织人才保障，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凝聚依法治街道强大合力的具体部署和措施。通过全面学习和深刻理解，自觉支持司法改革，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增强依法办事能力，提高法治水平，带头捍卫法治，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投身依法治街道的新实践。
第四专题：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学习，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理想信念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反映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要继续以学习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纲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法治热点面对面》等为基本内容，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自觉坚持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自信和认同，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坚定，前进道路上不动摇；要结合学习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史、国史，切实筑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的历史根基；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梦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学习领会，深刻认识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深刻认识中国梦的广阔舞台为个人梦想提供了蓬勃生长的空间，每个人向着梦想的不断努力，又都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从而自觉在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为谱写好中国梦的__篇章不懈努力。
第五专题：深化对中央和我省、我市我县重要会议精神的学习，扎实推进中央和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要认真组织在职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省市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全市、全县“两会”精神，深刻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内涵、趋势变化和重要特征，明确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深刻理解中央关于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对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大部署；深刻理解市委关于在新常态下打造曲靖经济升级版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举措，深刻理解__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要抓好的九项重点工作。要通过学习，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抓住新机遇，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新发展，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谋求新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法治建设、营造新环境，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塑造新形象，牢记“三严三实”，认真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抓住机遇、团结拼搏，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市县委的决策部署执行好、贯彻好、落实好。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各总支（支部）、村（居）委会，街道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广大在职干部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要坚持学而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觉筑牢精神支柱；要坚持学而用，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解决实际问题，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坚持学而行，认真践行、身体力行，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