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1
一、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巩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市实现全部免征农业税。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抓好巨鹿县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为全市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积累经验；明确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完善财政分级投入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农户间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方式。研究制定征地补偿费用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分配办法。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多种就业渠道，研究制定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积极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推进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发展多种所有制粮食购销企业。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棉花质量体系改革，加快检验能力建设。
稳步推进涉农体制改革。深化全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深化林业分类体制改革，抓好改革试点。深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抓好改革后续工作。加大供销社集体企业改革的力度。落实我市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市供销合作社直属17家未改制的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实行统一规划，用1--2年的时间完成市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的改革任务。
二、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投资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完善和规范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制，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深化扩权强县改革。抓好扩权县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强对扩权强县工作的跟踪调研和督促检查，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研究筛选一批中心镇，参照扩权强县（市）的改革措施，扩大中心镇的的经济管理权限，加快中心镇的发展。
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已取消、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工作，防止取消和调整清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出现反弹。对取消审批后还需要继续监管的事项，明确责任，理顺关系，防止管理脱节。新增设立的行政许可项目要通过法制机构依法审查，严格把关。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继续完善我市已建立的“两个中心”和“两条热线”（即：“**市优化环境指挥协调中心、**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市长热线、书记热线”）的功能。推进网上审批等便捷方式，完善操作程序，规范审批行为。逐步建立“决策科学、分工合理、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依法行政。继续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建立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逐步建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探索促进行业协会改革。编制《**市行业协会发展规划》。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行业服务，逐步将行业评估论证、资质考核、行业调查统计等职能转移或委托行业协会承担。积极探索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有效机制。
三、深化国有经济改革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尽快研究提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方案，制定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加快依法破产的步伐。继续推进企业的调整和重组，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改一个做大一个，改一个搞活一个，改一个稳定一个的目标，及时研究、协调、解决企业改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多方筹措改革专项资金，做到责任体系明确、落实机制顺畅、政策体系健全、改制决策民主、操作程序规范，公开公正、监督到位，**年市属8家未改制国有企业实现改制，已进入改制程序的企业基本上完成扫尾工作。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强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积极稳妥地建立国有资本统计及国有企业财务快报工作体系，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和授权经营管理制度，探索企业经营绩效评价工作，完善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积极推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稳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盐业、出版等行业改革，破除不合理的行政性垄断。加快推进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放开市政公用事业资本市场、经营市场和作业市场，允许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参与投资和经营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四、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强力优化发展环境。抓好国家和省关于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消除影响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体制障碍，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加快市、县（市、区）两级担保机构建设，扩大规模，防范风险，各级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筹集担保资金，全市担保资金力争达到3.5亿元。
逐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各类科研机构和技术创新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建立和完善市、县两级创业辅导基地，催生、孵化一批中小企业，建立完善以信用登记、信用征集、信息和信用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对诚实守信企业在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失信企业给予惩处。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援助，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加快“中小企业信息网”建设，及时向企业和社会产业政策、市场行情、人才供求、技术交易、项目招商等信息，为企业搞好信息服务。
改善政府监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五、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市对县、县对乡的财政体制，调动县乡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继续规范市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结构，专项转移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困难地区交通等方面。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理和财政监督机制改革，形成适应市场机制和公共财政要求的资源安全高效配置机制。
完善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加快县级联社的组建工作。对已列入省试点的组建以县（市）为统一法人的7家农村信用社，争取年内完成组建工作。对我市保留两级法人的11家农村信用社，尽快改组为统一法人联社。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
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程序，建立外商企业投资审批责任追究制和行政公示。加强与世界500强的合作，鼓励其在我市建立装备基地和研发中心。积极探索引入基金投资、风险投资等利用外资方式，不断开拓扩大外商投资的新途径。
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外贸行政审批，逐步实行外贸经营登记制度。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企业扩大商品出口，提高机电、高技术等产品出口比重，限制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深入研究贸易摩擦增多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建立走出去的促进机制，鼓励有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获取国内短缺的能源材料资源以及先进技术，提高我市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七、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完善商品市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思路，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造提升供销系统农资、日用消费品、农产品、棉花和食盐等骨干商品经营网络。进一步推进我市3家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
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建设。加快资本市场发展，积极培育后备上市资源，推动企业境外上市工作，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规范土地市场，全面推行国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发展劳动力市场，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市投资2600万元刚建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为我市失业人员、城市务工农民再就业和创业提供方便，逐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积极发展矿产等资源市场，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国有产权有序、公开流转，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拓展现代流通方式。大力发展连锁经营，提高连锁经营的规模和水平，制定和完善发展连锁经营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实力的流通企业到城市社区、县镇农村设立连锁网点。加快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制定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整合物流资源，培育发展一批大型物流企业或企业集团。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搞好在重点行业和领域的试点。
积极推进价格改革。加快推进资源性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认真落实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推进以节能为导向的电价改革；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加大水价管理办法实施力度；整顿规范价格秩序，对医疗、教育、涉农、住房、电信等领域价格或收费秩序进行重点治理。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记录。按照指标体系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类监管的行政管理措施。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抓好以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商业欺诈和以农资市场、建材市场为重点的市场整顿和规范，完善监管机制，加强督导检查，巩固整治成果。
八、继续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做好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安置人员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再就业工作，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8万人，比上年增长5.5%。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梳理研究我市现行就业政策，研究制定具体办法。健全劳动力转移就业制度。继续搞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强用工管理，促进用工规范。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环境，建立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2万人，比上年增长2.0%；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到35万人，比上年增长0.9%；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31.5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22.7万人，比上年增长1.1%。完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启动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同步推进养老金计发办法和提高统筹层次的配套改革。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研究探索适合农民双向流动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政策。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将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广大城镇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继续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做好城镇低保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监督管理。加快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年底前在全市基本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强五保供养和敬老院管理。
九、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
强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技管理的制度化建设，逐步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抓好转制科研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革。积极研究、推进与中科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发挥企业自主创新作用，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集成能力，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健全和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切实增加投入，全面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逐步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推进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促进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共同发展，全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7%。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强应用技能教育。**年要完成中职招生4.8万人，完成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培训12万人次，完成农村实用技术培训60万人次。加强高等学校建设，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确保新升格院校如期通过教育部复查验收。加大政府投入与多渠道筹措经费相结合，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弱势群体的就学问题。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策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结合事业单位清理整顿，调整文化事业单位布局结构。同时，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电影公司为试点，逐步实行文化事业单位全员聘用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坚持政府主导、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专业艺术演出团体要坚持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坚持市场主导、创新体制、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提高市场生存竞争能力。
进一步深化卫生体制改革。调整城市医疗服务机构，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扩大社区卫生街道覆盖率，力争再建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以街道为单位，使覆盖面累计达到75%。搞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加强对宁晋、**县两个试点县的指导。完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行为的监管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推进乡镇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公开选聘乡镇卫生院院长，今年每个县市区都要选择1－2所乡镇卫生院进行试点。加强卫生监督和疾病预防体系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疾病预防控制水平。
十、加快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安全生产的体制机制
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坚持节约优先，突出做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节能。加强对循环经济的战略研究，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加强对循环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的研究，加快建立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制度，研究提出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2
一、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已取消、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工作，防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出现反弹。对依法保留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严格规范操作程序，完善运行监管机制。新增设立行政审批项目要通过法制机构依法审查，严格把关。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推进网上审批等便捷方式，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工作效率（省监察厅牵头）。
（2）推进依法行政。继续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省法制办牵头）。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过错追究制度，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省监察厅、法制办牵头）。
（3）扩权强县改革。抓好扩权强县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发挥扩权改革效应。适时启动第二批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选择部分重点镇，扩大经济管理权限，促进其向小城市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4）行业协会改革。制定并实施《*省行业协会发展规划》。着手理顺政府职能部门与行业协会的关系，逐步将目前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行业评估论证、资质考核、行业调查统计等职能转移或委托行业协会承担。积极探索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有效机制（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5）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编制“十一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规划，加快形成国有经济合理布局。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努力打造一批产权多元化的大集团。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加大开滦、峰峰和井陉、兴隆矿务局所属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力度。对符合破产条件的省物产、粮油、汽车、工贸、外贸资产经营公司等所属企业，加大依法破产力度，加快国有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步伐（省国资委牵头）。
（6）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实施华药集团与DSm公司各个层面的合资合作，抓好邯郸钢铁、开滦精煤等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继续改进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选拔和任用方式，积极探索党管干部与市场选聘相结合的有效办法。制定出台《加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指导意见》，实施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两分”工作（省国资委牵头）。
（7）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评估和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制定出台《*省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规范》。完善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实施对企业负责人的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推进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大力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探索建立省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省国资委牵头）。
（8）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力、金融、烟草、盐业、出版、邮政等行业改革，破除不合理的行政性垄断（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金融办、烟草专卖局、新闻出版局、邮政局牵头）。积极实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省交通厅牵头）。继续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建立适应市政公用事业发展要求的政府监管机制。完善特许经营制度等配套政策（省建设厅牵头）。
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9）农村综合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继续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逐步减除国有农场农工负担的类似“乡镇五项统筹”费用（省财政厅牵头）。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抓好12个县（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省编委办、教育厅、财政厅牵头）。
（10）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引导农户采取转包、转让、互换、出租等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省农业厅牵头）。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研究制定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推进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研究制定征地补偿费用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分配办法（省国土资源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牵头）。
（11）粮棉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发展多种所有制粮食经营企业，积极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切实维护粮食流通正常秩序。推进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加快检验能力建设（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改革化肥流通体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进入化肥流通领域（省供销社牵头）。
（12）涉农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水管体制改革步伐，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继续实施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省水利厅牵头）。在19个县（市、区）启动实施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权责利相统一的经营机制（省林业局牵头）。深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抓好改革后续工作（省农业厅牵头）。加快供销社改革，年内完成省、市社所属企业改制。大力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省供销社牵头）。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社会兽医资源，逐步建立官方兽医和职业兽医相结合的新型兽医管理体制（省农业厅牵头）。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推动农村商品流通走上连锁化、网络化、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省商务厅牵头）。
四、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13）优化发展环境。切实抓好国家和省关于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推动出台《*省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为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中小企业局牵头）。
（14）担保体系建设。加快省、市、县（市、区）三级担保机构建设，扩大规模，防范风险。各级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筹集担保资金，全省担保资金力争达到40亿元。加大担保机构风险补偿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全省担保机构快速健康发展（省中小企业局牵头）。
（15）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各类科研机构和技术创新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落实《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及配套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加快发展，为中小企业创业提供服务（省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局牵头）。建立完善以信用登记、信用征集、信息和信用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加快“中小企业信息网”建设，为企业搞好信息服务。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帮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省中小企业局牵头）。
五、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16）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培育后备上市资源，大力推动企业境外上市（省金融办牵头）。规范土地市场，探索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省国土资源厅牵头）。加快发展劳动力市场，11个设区市新、改建劳动力市场全部投入使用。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逐步消除各种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不合理制度。继续推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试点，改革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牵头）。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矿产等资源市场（省科技厅、国资委、国土资源厅牵头）。
（17）现代流通方式。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制定完善发展连锁经营的政策措施。加快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出台实施全省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培育发展一批大型物流企业或企业集团。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抓紧完成全省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省商务厅、发展改革委牵头）。
（18）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重点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加快信用征集和信息披露制度建设。鼓励诚实守信，加大对失信者的惩戒力度（省中小企业局、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牵头）。
六、积极推进财政金融投资价格体制改革
（19）财政体制改革。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研究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支出责任，调整和优化专项资金结构；规范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分工明确、相互补充的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大力推进项目库建设和项目预算管理；完善和规范预算决策机制；推进绩效预算编制及执行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理和财政监督机制改革，形成适应市场机制和公共财政要求的资源安全高效配置机制（省财政厅牵头）。
（20）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加快县级法人联社的组建工作。对已经选择组建统一法人的县（市、区）联社，力争年内基本完成组建工作。对保留两级法人的农村信用社，力争在年底全部改组为统一法人联社。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规模（省金融办、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牵头）。搞好地方性金融机构改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银监会*监管局牵头）。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保监会*监管局牵头）。
（21）投资体制改革。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完善和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出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加大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政府投入，全面推行政府公益性投资项目代建制（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22）价格改革。加快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煤、土地等资源性价格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价格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完善煤电价格联动办法。抓好水价改革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适时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实施污水和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各设区市、扩权县（市）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并全面开征。对医疗、教育、涉农、住房、电信等领域价格或收费秩序进行重点治理（省物价局牵头）。
七、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23）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家口岸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对我省口岸管理体制进行前期调研并提出建议（省编办、发展改革委牵头）。做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向设区市延伸的衔接工作，对由设区市管理的加工贸易审批下放到扩权县（市）。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企业扩大商品出口，提高机电、高技术等产品出口比重，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深入研究贸易摩擦增多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省商务厅牵头）。
（24）利用外资。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强与世界500强的合作，鼓励其在我省建立装备制造基地、产业配套基地和研发中心。积极探索引入基金投资、创
业投资等利用外资方式（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牵头）。
（25）对外经济合作。研究制定*省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的有关指导意见。鼓励有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优势的企业开展跨国生产和经营，扩大境外加工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牵头）。加强对国有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省国资委、商务厅牵头）。
八、继续推进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26）就业制度改革。做好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关闭破产需要安置人员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再就业工作，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加强失业调控，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环境，建立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机制。发展劳务经济，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牵头）。
（27）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建立经营者的中长期激励制度，规范企业负责人职位消费（省国资委牵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健全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省人事厅、财政厅牵头）。严格执行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牵头）。
（28）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继续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736万人，比上年增长4.1％；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到600万人，比上年增长7％；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47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400万人，比上年增长10.8％。调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规模，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加快将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广大城镇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的后续工作。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积极推动被征地农民参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牵头）。
（29）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做好城镇低保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点加强五保供养和敬老院管理，落实保障资金。稳步推进和巩固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省民政厅牵头）。全面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省人口计生委牵头）。
（30）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加快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2平方米以下的家庭提供住房保障。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省建设厅牵头）。
九、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
（31）科技体制改革。落实省属转制科研机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完成44个省属科研机构转制。改革科技评价与激励制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与京津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科技合作，发挥企业自主创新作用，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集成能力，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机制（省科技厅牵头）。
（32）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水平。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推进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促进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共同发展。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省教育厅牵头）。
（33）文化体制改革。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14号），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出台《省直文化系统体制改革方案》，组建文化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力争完成1－2家省直改革试点（省文化厅牵头）。
（34）卫生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10号），调整城市现有卫生资源，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构建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在总结11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经验的基础上，新增25个试点县，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卫生监督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高依法行政和疾病预防控制水平（省卫生厅牵头）。
十、加快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安全生产的体制机制
（35）资源节约体制建设。加快推进出台《*省节约能源条例》和《*省节约用水条例》工作。探索重点行业、园区和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加快建立循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制度。研究提出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牵头）。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3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着力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和“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二)总体要求。把保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把完善政府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着力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把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把加快国内发展与提升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效激发市场投资活力。(发展改革委牵头,各有关部门负责)
(二)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切实把国有资本投资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国资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三)继续完善对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健全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开展支持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产品创新试点,研究制订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财政部负责)
三、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
(一)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为重点,制订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并开展试点,探索建立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等负责)
(二)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完成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出台输配电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研究制订农电体制改革方案并开展试点。(发展改革委、国资委、电监会、水利部、财政部、能源局负责)
(三)推进盐业管理体制改革,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及相关配套措施,推动形成新型食盐供给体制和盐业管理体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四)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强化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国资委牵头)
四、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
(一)出台关于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的实施办法,简化电价分类结构,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制度,健全可再生能源发电定价和费用分摊机制。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继续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发展改革委、电监会、能源局负责)
(二)稳步推进水价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推进农业节水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财政部负责)
(三)全面推行城市污水、垃圾及医疗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研究建立危险废物处理保证金制度,制订出台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并扩大试点范围,完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制度。(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二)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快形成覆盖政府所有收支、完整统一、有机衔接的公共预算体系。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健全监督机制。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控机制。(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负责)
(三)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和收入管理制度。完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和使用管理制度。(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资委负责)
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借鉴国际监管标准的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确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信息共享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探索规范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外汇局负责)
(二)修订出台《贷款通则》,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尽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制定出台存款保险条例。(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
(三)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完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机制。健全创业板市场相关制度,推进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财政部负责)
(四)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开展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试点,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负责)
(五)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研究制订偏远山区新设农村金融机构费用补贴等办法,研究制订农村抵押担保条例,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在支持“三农”中的作用。(银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
七、协调推进城乡改革
(一)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条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规范农村土地整治的指导意见。修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国土资源部牵头)
(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三)做好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工作。制订出台进一步加快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推进国有农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制订出台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进一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推进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农业部、林业局、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负责)
八、深化民生保障体制改革
(一)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思路,提出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积极稳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推进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和支付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和监管制度。(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负责)
(二)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研究解决城镇集体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及城市无收入老年居民养老保险问题,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配套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
(三)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推进城市和工矿区棚户区改造,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综合性政策。(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负责)
九、深化社会领域改革
(一)出台并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推进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和办学体制等改革,并启动相关试点工作。(教育部牵头)
(二)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做好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五项重点改革。(发展改革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三)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推进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制订出台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改革意见,基本完成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转制任务。(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四)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部牵头)
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一)研究制订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可持续发展。(商务部牵头)
(二)研究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程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制订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法制办负责)
十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制订出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文件及相关配套文件,逐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为全面启动改革创造条件、积累经验。(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加快制定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制定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和代建制管理办法,建立重大项目专家评议制度。(发展改革委、法制办负责)
(三)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研究提出深化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意见。(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管局负责)
十二、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战略任务深化改革,率先突破,形成有推广价值的改革经验。各部门要积极支持改革试点工作,将专项改革试点放到试验区先行先试。支持和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发展改革委牵头)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4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学习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的决策部署，吃透精神实质，以此统领和指导发展改革工作实践。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当下又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长期矛盾的凸显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无论在长期方案设计方面，还是在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方面，都要大胆闯、大胆试，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加快改革举措落地，努力以改革成效取信于民。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关单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承担的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必须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扎扎实实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严格规范审批行为，加快建立纵横联动协管机制，推进投资领域法制化建设。进一步改善民间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民间投资36条及其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的示范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铁路建设。
二是推进资源性产品等价格改革，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减少政府定价项目，放开一批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和扩大居民生活阶梯价格制度，探索建立主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三是深化财税金融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和服务实体经济。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推进营改增试点、消费税、资源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切实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加快推进电力、油气、盐业等重点行业改革。
五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重点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建设，健全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六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改革试点，着重解决好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地该怎么用等问题。
七是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八是推进社会事业相关改革，健全民生保障体制机制。坚持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深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统筹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激发全社会发展活力。
九是健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抓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研究和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大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力度，狠抓节能减排制度建设，推进环境治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5
【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关系
一、经济体制及其改革
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机制的总和。通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包括生产、分配、流通）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管理方式、机构设置的整个体系。经济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所有制关系、经济决策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政治体制及其改革
政治体制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政体包括了一个国家纵向的权力安排方式，这也叫做国家结构形式；它还包括了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通常称作政权组织形式。政治体制改革是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如何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如何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具体来讲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市场经济来实现，而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合理、高效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来保障。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相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不难看出：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带来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使之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导航器，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确道路的唯一保证。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相比占据首要地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的必要的协调和管理。对中国当前情况来说，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正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建立。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后者必须与前者紧密结合、协同发展，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明显滞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后者对前者的强大保障功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地进行。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但是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步进行，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提出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要审慎从事”，这为我们提出了一条可遵循的原则，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够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从而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道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必须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6
最近，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迟福林同志的新著《起点》，书中收集了作者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思考和研究成果。应当说，这是面对改革发展新矛盾、新问题，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一部力作。
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这是2003年SaRS危机中迟福林同志提出的观点。2006年2月6日，在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迟福林同志建议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近几年，迟福林同志一直把政府转型作为重点研究课题。迟福林同志把自己两年来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并以《起点》作为书名，寓意深刻，观点鲜明，意味着我们能否实现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的难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规划好、设计好改革，排除各种阻力深化改革，实现全面的制度创新。
作者对新阶段改革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二是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新阶段的改革需要实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的突破。作者的分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与我国改革攻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分析体系。
作者分析了政府转型的现实需求。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作者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在全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政府转型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切入点和重要突破口。
公共服务短缺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
如何正确地选择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目标，如何确定新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是顺利推进全面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作者鲜明地提出，要确立改革新阶段的两大基本目标：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作者的这一建议，现在已成许多学者的共识，为多方面所接受。从改革实践看，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不仅是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表现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没有形成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还未打破，公共服务的多元社会参与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机制尚未形成。未来几年，要切实地解决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应当从这些方面加快改革步伐，逐步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
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通过深化以破除垄断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又好又快”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协调”：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三个协调都需要通过加快改革来保证。要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要加快推进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作者倡导，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7
一、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及背景
（一）顶层设计的内涵
顶层设计概念来源于“系统工程学”，后被广泛引用于军事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指一个总体规划的具体化。对于“改革顶层设计”概念的理解，邹东涛（2011）认为需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指设计机构的最高层，即中央政府；二是指设计水平的最高层。具体内容包括：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吴敬琏（2010）指出，改革顶层设计一是对于改革的全局，对于经济体系、政府职能、法制体系、社会改革要有一个总体的顶层设计；二是改革要有决心，要有执行力。
然而，“改革顶层设计”新概念的提出是否意味着我国之前的改革就不存在顶层设计了呢？
就顶层设计所指的中央层面总体规划而言，改革是有总体规划设计的。上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已经超越了70年代末讨论的“松绑放权”等具体措施的水平，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84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要研究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时，就有过改革是否需要总体设计的争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的形成。
就顶层设计所要求的系统性协调推进改革而言，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改革的系统性推进方略。白和金（2001）提出“十五”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增强，更多地侧重于综合性的改革。常修泽（2003）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未来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加强，需要采取协调配套的改革方略。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如魏杰（2010）认为党的十七大以后到2020年前后是新体制的磨合期。
（二）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的背景
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说明：
一是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出发，说明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协调推进时期。白和金（2006）认为我国现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带有鲜明政府主导型，是由计划型转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再进一步转化为市场主导和必要的政府规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必然阶段。迟福林（2007）认为，改革在特定阶段主要着眼于经济总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阶段强调建立中央自上而下统一领导改革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已进入全面制度创新时期。
二是从新时期的新要求出发，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对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来说明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迟福林（2007）认为，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改革进入新时期，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聂高民（2010）进一步指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
三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出发，说明解决深层次矛盾需要改革顶层设计。马晓河（2010）从改革的利益分配角度阐述了利益群体矛盾加剧对改革顶层设计的需求。吴敬琏（2008）认为增量改革带来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
四是从改革自身面临的问题出发，直接说明需要改革顶层设计。迟福林（2007）指出，改革在某些领域的走形变样还与改革自身机制有关。马晓河（2010）从社会环境变动角度指出，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老百姓素质提高以后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改革方式很难推行，需要改变。
二、顶层设计的重大战略任务
已有科学发展体制保障的重大战略任务研究主要围绕着三方面问题展开争论：一是改革顶层设计是否应是“四位一体”的设计？或是仅指政治体制改革？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向是什么？已有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向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三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要转为社会体制改革吗？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什么？
（一）顶层设计与“四位一体”改革
大多数学者认为，顶层设计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另有学者提出，改革顶层设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如孙立平（2005）认为，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在顶层体制改革的主线和突破口上，不同学者观点也不同。如张维迎（2009）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马晓河（2010）认为，顶层设计首先要从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今后在体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这两“公”。也有学者提出，我国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更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完成，同时提出改革下一步的重点是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二）改革的基本方向
1、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已有争论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是要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改革的偏差？这涉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完善造成的，化解这些问题的出路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吴敬琏（2010）认为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改革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需要纠正改革的偏差，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加强宏观计划调控。
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彭森（2006）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政府干预程度较欧洲模式更大、非政府主导、但法制健全的循环式发展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白和金（2011）认为，未来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市场主导和必要的政府规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2、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已有争论集中在：社会体制是否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能否按经济领域改革的思路进行？社会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原有的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存在一定的过度市场化，政府“甩包袱”问题，但对于社会体制改革是否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不同学者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将社会体制改革提到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竹立家（2011）认为，改革需要“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善，改革仍应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第三种观点认为未来我国改革要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并重，如周瑞金（2010）下一个十年要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心”。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争论焦点包括两方面：
一是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体制。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强调社会自治和社会自律的重要性，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2008）提出要形成以自治自律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反思“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强调对政府部门职能进行科学定位，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政府监督体制。
二是社会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体制改革不能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进行，但也不能完全政府包办。丁元竹（2011）指出，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面是不够的，社会体制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刘世锦（2010）提出，中高级生产要素必须市场化，至少去官僚化，他所指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指教育、科研、医疗、文化等社会发展领域。
3、战略任务
吴敬琏（2008）认为未来改革任务有：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政治改革。常修泽（2008）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经济深度市场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政治民主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社会公正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价值先进化和多元化；环境制度改革的中心是生态文明化。
三、改革的成本风险分析
（一）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概念
樊纲（1993）为改革成本及改革收益提供了一个简化概念，他认为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是从“社会成本”的角度出发，指的主要就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扣除。这种仅从显性国民收入的增减来定义改革成本的简化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如黄赋（1992）认为，改革成本是指新旧体制转换付出的代价。
樊纲（1993）指出改革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实施成本；另一类是摩擦成本。汪晓波（2005）认为改革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和腐败成本。党国英（2008）认为，改革的风险是几条底线的失守：改革夭折、国家分裂、社会对抗、政权不可持续。
同时，有学者提出要看到不改革的成本。如吴敬琏（2005）认为，改革太慢了成本也一样会很高，也一样会承受不了”。
（二）已有改革的成本风险分析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我国渐进式改革是成本最小的路径。如彭森（2006）指出，中国的整体渐进式改革是在国家权威下有控制地循序渐进地展开的，是一条改革成本最小化的道路，改革收益时时覆盖改革成本。也有不同意见，如张帆（2004）提出，渐进式改革虽然避免了大起大落的改革成本，但其成本仍然不可避免。
秦晖（2008）提出，中国的转轨过程交易成本低，韩朝华（2008）认为改革的实施成本不是交易成本，政府主导改革显著压低了实施成本，却增加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
从改革的成本分担不同群体来看，赵晓（2006）提出，改革使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
（三）未来改革的成本风险分析
改革成本风险分析涉及改革动力的形成和改革共识的重建。孙立平（2005）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
普遍的观点认为：未来改革的成本风险主要来自既得利益的对抗。孙立平（2005）认为，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吴敬琏（2010）指出，改革如果不彻底，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
四、科学发展体制保障顶层设计的优先序和配套关系
（一）改革需要解决优先序问题
早在1989年，林毅夫已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优先序，突破口应选择那种无须以其他方面的改革为前提，又能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条件的改革内容。
（二）我国原有体制改革的优先序
普遍观点认为，我国改革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
（三）科学发展体制保障顶层设计的优先序
马晓河（2010）认为，顶层体制设计首先要从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迟福林（2011）认为，改革突破口应在关联性强、需要中央政府协调推进的领域，具体指出了以下三个领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以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相关体制改革。
五、改革方式和组织保障
（一）改革方式
1、关于渐进式改革的总体特征
马晓河（2010）认为，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遵循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先点后面、增量改革的逻辑模式。也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中国改革并不能完全用渐进式改革来说明。
2、关于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改革方式之一是增量改革，如：吴敬琏（2008）认为，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
3、关于改革“先试点、后推广”和配套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渐进改革的特征之一是“先试点、后推广”，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李晓西（2010）认为，“试点”就范围而言，可能是由点到面渐进的，就内容而言可能是激进的。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表明，激进式改革本质上并非配套与否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改革主导下的经济改革。
4、关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
大多数学者认为顶层设计是要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系统性，与“自下而上”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并不矛盾。彭森（2006）提出，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参与式的改革，要把利益相关者容纳进来。
（二）改革的组织保障
改革顶层设计需要顶层的组织保障。彭森（2006）认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更需要一个权威的改革决策协调机制。实践经验表明，靠部门自我改革缺乏动力，需要建立一个权威的改革决策协调机构充当裁判角色。迟福林（2010）提出，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形成清晰的改革战略，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改革。
六、几点思考
（一）要围绕科学发展观提出科学的改革观
主要是将改革的新理念，如“五个统筹”、“以人为本”、“民生取向”等与原有的完善市场体系的改革内容进一步融合，增强改革的系统性，使发展和改革不仅在理论上结合，还要在实践中结合，用顶层设计引领改革全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始终围绕在更多领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社会体制改革要与市场经济体制交融；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微观主体的培育，发挥自律在调节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改革顶层设计要求有顶层的组织保障
有学者提出在不同改革领域都需要有顶层设计，且不同改革领域顶层设计的研究正在快速增加，许多政策措施也成为了顶层设计，如国资收益补充社保需要“顶层设计”。同样，在实践中，已有一些国家部委着手各自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工作，如国土资源部研究制定的《顶层设计总体框架》。本课题认为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具有需要有高端战略性、整体系统性、先后次序性和缜密科学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中央层面进行的设计，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宏观视野，不能逐个深入具体领域，而是要把重大的不协调问题说出来，说明如何通过改革统筹协调来推进科学发展。全局性改革应当由国家统筹协调，在单项突进与齐头并进难度都增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统筹主导至关重要。
（三）改革收益小于成本的风险在增大
改革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以往有的改革让群众承担成本过多，但并没有让群众享受到预期的改革成果。改革效率应从长期来评价，而改革成本则可能短期内就需相关利益群体承担，因此，需要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建立补偿受损机制，对改革后的利益进行再分配。
（四）改革优先顺序的确定要有基本理念
科学发展体制保障顶层设计的优先顺序与改革布局有关，与战略任务之间要有逻辑顺序。改革优先顺序确定的基本理念至少应建立在几大关系分析基础上：一是经济与社会关系，二是微观与宏观关系，三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顶层设计下改革优先顺序的确定，一要基于制度间关系的分析；二要基于对改革成本风险的综合考虑；三要体现改革顶层设计者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五）改革顶层设计不是针对“摸着石头过河”，更不能针对“自下而上”
“摸着石头过河”本质是说改革的实践性和探索性，而渐进改革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基本方式，改革顶层设计是强调改革的统筹协调问题。改革顶层设计不能单一理解为“自上而下”，也不能因为只看到试验区改革的阻力和阻碍，及其带来的局限性就否定了试验区改革，因此否定了“自下而上”，否认群众推动改革的首创精神。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8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总体目标。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认识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十二五”规划提出，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经济发达镇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特色产业的集聚区，是劳动就业的重要承载地，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消费能力。加快经济发达镇改革发展，有助于各地培育优势产业，推动人口和经济在区域空间合理布局，激发县域经济活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力，产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可以强有力地拉动内需。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扶持和培育更多的经济发达镇，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的动力。
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快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需要。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在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但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我国城镇化率要提高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要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当前我国大城市规模需要适当控制，中等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发展小城镇是吸纳农业人口、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推动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和制度环境。
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新时期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切入点。近年来中央惠农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发展形势很好，但破解“三农”难题依然任重道远。经济发达镇作为联系城乡的重要枢纽，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小城镇发展，可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实现就业，使更多的农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可以提高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城镇经济实力提升，将开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增强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优化小城镇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乡镇将会进入经济发达镇的行列，破解经济发达镇发展体制障碍十分紧迫。县（市）政府所在地的城镇，通常由县（市）政府直接管理，这些镇的体制机制问题可逐步纳入城市管理体制加以解决。相比而言，非县（市）政府所在地的经济发达镇在管理体制上面临的制约愈益凸显。只有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适当扩大经济发达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切实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理顺权责关系，提高政府效能，才能破除经济发达镇发展中遇到的体制瓶颈，使其不断增强活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进行两年来，各试点地区针对经济发达镇面临的“小马拉大车”、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了大胆探索。试点初步破解了制约经济发达镇发展的突出问题，激发了经济发达镇发展活力，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深化改革打下了牢固基础。但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解决。必须始终牢牢把握正确改革方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改革的着力点集中到影响经济发达镇发展的主要方面，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力度。
要扩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权限。加大扩权放权力度、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经济发达镇承担着繁重的管理和服务责任，但缺乏相应的行政权限，权责不对等的问题比较突出。要适应经济发达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索扩权放权的范围、内容和方式。要坚持能放则放。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法制优势，凡法律不禁止下放的行政权力，特别是一些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管理权限，原则上都可以下放给经济发达镇政府。依法必须由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审批的行政事项，要切实简化程序，减少环节，提高效率。要重视对下放权力的监督。要做好下放权力的承接，明确责任、加强监督，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县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做好指导和协调，确保下放权限工作顺利平稳，确保下放的行政权力正常运转，防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要完善经济发达镇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发达镇承担着城镇规划、建设、发展、管理的重要任务，财政支出需求很大，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更需要财力支持，现行财政体制还不完全适应经济发达镇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各地在试点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下一步要在总结这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在分税制的总体框架下，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县（市、区）与经济发达镇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发达镇财力增长进入良性轨道，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达镇发展的财政体制。
要推动经济发达镇政府管理创新。扩大经济发达镇行政权限、加大财力扶持主要是为这些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经济发达镇政府自身建设，把环境的改善转化为内在的发展动力。经济发达镇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乡镇范畴。要适应城镇管理特点，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科学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优化组织结构。同时，要注意不能照搬县或县级市组织机构模式，更不能把改革试点搞成简单地提高规格、增设机构、扩充编制、增加人员。经济发达镇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所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不同，需要各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和改革形式。要立足基层政权的基本定位和实际，加强改革创新，探索与经济发达镇实际需求相适应、与城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新模式。要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在实行员额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雇员制”等措施办法，探索人力资源科学配置的方式，解决人员紧张问题。要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整合有关行政服务机构，简化行政流程，公开办事依据，明确办事程序和时限，方便群众办事。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规范行政行为，提高人员素质，提高办事效率。要通过管理创新，使政府管理更加贴近基层，更加贴近群众，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经济发达镇在这些方面具备独特优势，要做政府管理创新的典型和表率。
要促进经济发达镇政府职能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经济发达镇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首位。要坚持政企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经济工作的重心由直接抓招商引资等具体事务转移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扶持典型进行示范引导上来。要按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坚持政事分开，创新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大力发展基层义务教育、科技服务、公共文化和卫生事业，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和途径，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经济发达镇社会管理服务职责，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方式，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要注重发挥公民、基层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形成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
积极稳妥扎实做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一项重大改革，涉及诸多体制机制问题，涉及多方面利益格局调整，情况复杂，难度较大。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把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不懈积极稳妥加以推进。
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增强深化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工作全局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努力。要进一步增强改革意识，坚定改革信心，砥砺改革勇气，加大改革力度，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利用经济发达镇发展快、基础好、改革氛围浓的优势，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
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根据中央要求，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由省委、省政府负总责。要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机构编制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加强指导和协调，督促经济发达镇做好组织实施。县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组织相关部门和经济发达镇抓好落实。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做好舆论宣传，凝聚改革共识，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9
一、“主、辅原则”和国企改革的起步
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于党对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弊端的深刻反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这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信号，直接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1979年四季度起，杭州市开始在国有与集体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试点，到1981年，扩大企业自试点的范围增加到266个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按利润提取企业基金，改变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利润基数部分留成和利润增长部分留成。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也由评奖制逐步向记分计奖制、联产计奖制等形式过渡。企业自的扩大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面貌得到了改善，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提高。
改革的良好开局，验证了党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正确认识，也使党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始改变过去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点，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次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主、辅原则”的提出，对于突破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原则对改革实践指导作用的体现，从1981年起，杭州市开始进行利改税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6月，对全市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即改变过去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由国家统收统支的做法，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实行税利并存。不久，又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即在增设若干税种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
两步利改税和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推行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改变过去在生产经营管理上过分集中统一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但为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探索的深入，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思想基础。
二、“结合思想”和国企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前一阶段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推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把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开始，落实企业自，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制和租赁制，以及放开经营的试点和改革；并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个私经济，积极改变单一公有制经营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努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了一批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使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企业按市场要求自我发展、自主经营的能力有所增强。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日益依赖市场，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变化促使党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以体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了同一层面的东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1988年下半年，伴随着治理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短暂起伏，尤其是1989年北京后，把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视为搞资本主义的观念又开始滋生蔓延，他们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经济界、理论界出现一股否定市场调节作用，否定市场改革取向的社会思潮。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绝不能重新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1990年12月24日，他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次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把它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本要求。1991年，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去办，决不能再动摇”。
杭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导全市的改革实践，在开展治理整顿，深化、完善和巩固已出台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同时，采取了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促进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组合，贯彻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政策、扩大放开经营试点等一系列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而一举克服了由于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和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困难，使杭州国有大中型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带动全市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经济快速高效发展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到1991年，党在经济理论的探索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到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企业改革的实践上，从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到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再到推行承包经营、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使人们对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求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发展、自我经营的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但直到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形成，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仍停留在对过去一系列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的修修补补上，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在改革中进行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理论的思想束缚，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企改革目标的明确
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市场改革取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对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后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党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特点。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探索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开始走出管理手段改革的局限，迈入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逐步推进制度创新的改革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改革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实行的用工、保险和分配制度，建立了劳动用工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等制度；采取了诸如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实施出城进郊、优二兴三战略等改革措施，鼓励企业按经济规律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企业横向经济联合。同时，在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使企业内部形成一整套法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承包制未能彻底解决的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日益走向成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体系，从而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正式形成。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又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综合配套改革阶段，立足制度创新，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从1994年起，杭州按照分类指导、梯式推进、重点突破、逐步深入的原则，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本结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多渠道解决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上进行探索，通过试点，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上，我市从1992年起就开始股份制改革试点。1998年以后，结合贯彻中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股权多元化、经营者
持大股、劳动者身份转换”为主要内容企业股份制改造全面展开，大批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采用破产、歇业、并购、拍卖、重组、债转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形式，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企业改制。2001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制219家，改制面达到97.78％，使长期形成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建立起与资本经营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系，而且使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三年两目标”的初步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之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不少，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
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作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提出了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还就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改革及财税金融、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等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行动指南。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杭州市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通过联合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大投入等多种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做强做大，使国有资产向大型企业和主营业务集中。据统计，2006年市本级国有大型企业户数仅占总户数的8.9％，但国有资产占比为79.1％，实现利润占总利润的65％。在改革中，坚持把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实现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表现为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收缩战线，持续向公益性及其他产业转移，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到2006年底，竞争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79％减少到38％，公益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18％上升到61％。杭州市国有经济呈现喜人局面，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05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市国资委成立后，根据“两级管理、三个层次、体系”的国资监管和运营体系改革思路，致力于实现政府两种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根据“两个退出、三个收缩、四个集中”的思路，调整优化国有资产产业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台了预算管理、重大事项管理、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内部审计、财务总监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国资监管的政策法规体系框架，国资监管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
党的十七大以后，杭州市国资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调优调强国有经济为目标，以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重点是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国资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重组，培养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着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据统计，2005--2010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872.9亿元增加到1618.09亿元，年均增长13.14％；所有者权益从270.63亿元增加到602.32亿元，年均增长17.35％：主营业务收入从325.6亿元增加到758.48亿元，年均增长18.43％；净利润从7.2亿元增加到49.17亿元，年均增长46.85％；上缴税金从20.5亿元增加到36.87亿元，年均增长12.46％。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10
中国改革开放32年走过的艰辛曲折而又成效显著的发展历程，概括起来，是一句话：32年五个阶段。从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到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经过总结经验，整顿调整；到整体推进，重点攻坚；再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制度创新阶段。走了一个“马鞍型”。五个阶段的划分也很有特点，四个三中全会，一个邓小平南巡。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很重要，四次三中全会大都成为改革阶段划分的标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思考，大概与我们党的领导周期有关。
中国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六个方面，或者说是围绕着六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前三个是经济问题：第一个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分配问题，即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争论了14年，直到邓小平南巡，这场争论才划了一个句号；所有制问题用了19年时间，在十五大上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在十六大上也基本解决了。后三个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一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三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这后三个问题，有的一直在探索，有的还没有破题，总的看，进展不算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相适应。这个不适应，恰好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人类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在制度建构上有四大创造：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民主政治；三是公民社会；四是法治国家。这是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借鉴。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经济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政治体制的创新；经济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再调整，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了。新的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分配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很难继续深入。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否则，深化改革就是空谈。要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腐败，甚至房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空谈。现在，中央又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紧迫战略任务郑重提出。能否完成这一转变，关键也在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邓小平讲过两句很有分量的话，第一句话是：中国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第二句话是：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标志是政治改革。中国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当今中国，没有纯经济问题。政治体制不变，仅有经济体制变革，想退回去并不难，改革仍有半途而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