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1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受信息不对称、调控力量和技术限制以及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全新作用进行归纳，有利于全面把握和理解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审计未来将会更加系统、科学地为宏观调控服务，将会更多地利用大数据参与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发挥其综合性、专业性的优势。
关键词：
国家审计；宏观调控；作用机制
2013年底，总理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指出，国家审计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2014年总理又提出，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器”，是重大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督查员”，这充分肯定了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2014年10月国务院48号文件提出“持续组织对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和“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宏观分析的能力”的意见，这是对国家审计充当宏观调控工具、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具体要求，是国家对审计在宏观调控中作用的全新定位。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有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这些调控政策有很多的实施工具，比如财政政策有税收、投资等中介工具，货币政策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等中介工具。虽然这些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护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宏观调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宏观调控目标完成得不好甚至不能实现。国家审计的本质特点和属性决定审计监督可以解决宏观调控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审计监督可以保障宏观调控政策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可以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充分发挥作用、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在审计中采集宏观调控需要的信息，可以通过提出审计意见或者督促整改等方式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核心要素之一〔1〕，宏观调控又是当前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因此可以说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应国家治理需要而形成的。深刻把握和体会总理“国家审计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器，是重大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督查员”这一全新定位和国务院48号文件对审计工作的意见，以此为基础梳理和总结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理论贡献，进一步挖掘国家审计完善国家治理的功能，拓宽审计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2〕。
一、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宏观调控顺利的实施需要完善的宏观调控体制予以保障。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宏观调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部分职能部门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方针和内容；宏观调控主体无法掌握调控效果的充分信息；宏观调控各部门间协调不足；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
（一）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落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弄不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地方政府和部分部门分不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为谋求地方、部门和行业利益“各吹各的调”，不顾长远全局的利益，弱化党和国家宏观调控效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和部分职能部门对党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阴奉阳违，搞两面派政策，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停留在会议上和口头上，没有落实和完善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没有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法。
（二）宏观调控主体无法充分完全掌握调控效果的相关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宏观调控主体无法充分、完全掌握调控效果的信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信息传递通道受阻，上传下达效果大打折扣。有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影响到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比如说地方业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地方业务部门人财物都受地方政府统管，中央部门对于地方业务部门的指导还不够有力，地方业务部门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于是中央业务部门不能完全或者充分掌握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相关信息。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受制于自身力量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全面了解宏观调控的效果。宏观调控的主体力量有限，不可能深入到宏观调控各个实施现场去收集第一手信息，同时由于技术和手段的有限，宏观调控主体也无法一一控制调控结果。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存在传递着误导性、不完全甚至虚假的宏观调控信息。例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隐瞒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处理的情况，这样就影响到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
（三）宏观调控各部门间协调不足经过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后，我国基本上形成较为完整的三大块的宏观调控主体，其中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为三大核心综合经济部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工信部、环保部、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和国家统计局等专业职能部门为补充宏观调控主体，以各地方政府为主体宏观政策执行部门。由于宏观调控部门众多，我国宏观调控部门间有协调和衔接不足的问题，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宏观调控部门间协调不足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综合部门直接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综合调控部门和专业调控部门协调程度不够高，中央综合调控部门、专业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不一致。
（四）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依性不高，呈现为离散性和跳跃状，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提高。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以及目标侧重点发生变化引起的。我国宏观调控的目的包括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宏观调控的目的具有多重性，而不同时期宏观调控的目的侧重点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一些问题。二是不同调控风格导致宏观调控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例如，宏观调控的模式从相机决策切换到规则抉择模式也会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不稳定性。
（五）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目前，我国综合经济部门宏观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我国货币供给属于总量工具，而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工具属于间接工具，这些工具的特点就是针对性较弱，灵活性较差。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则仅能增加货币总量，这些货币会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的货币增加，包括那些不需要更多流通货币的地方，而有些需要货币的地方又满足不了需求。例如四大商业银行可能自有资本很充足，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一些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可能需要更多的流动性，这种总量的宏观调控工具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灵活性，这样的总量调控没有抓住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来进行调控，造成了“大水漫灌”现象。专业部门调控亦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例如，住建部门普遍性的限购可能就是不适应那些房地产供给过剩的二三级城市。宏观调控应该针对特定的目标，进行定向调控，摒弃“大水漫灌”思维，要“滴灌“”喷灌”，要定向发力。
二、当前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优化政府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宏观调控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至少应该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模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审计监督是对行政权力运行制约的监督之一，这为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贯穿于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流程当中〔3〕。国家审计之所以能够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审计自诞生起就投入到宏观调控服务的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审计能切实解决当前宏观调控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一般来说，国家审计是行政权中监督过程的主要执行力量，为决策提供独立第三方的意见，但不直接参与到执行过程中。根据国家审计本身的特点和服务宏观调控形式，可以将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的作用归纳如下：国家审计可以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贯彻实施，国家审计可以采集和分析宏观调控的信息，国家审计可以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审计可以创新和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国家审计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依托基础，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工具的引导工具。具体作用机制见图1。
（一）国家审计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审计是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机制设计，也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的具体体现。国家审计按照宪法和审计法赋予的职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以及根据自身审计实际，对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以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工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日常审计过程中揭示和发现有关宏观调控政令不通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从根本上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在适用的地方顺利得到贯彻和执行。二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以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例如，审计署按照国务院部署，在2011年和2013年开展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2013年和2014年开展财政存量资金摸底，2014年开展稳增长等宏观调控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这些审计都围绕中心工作，保障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宏观调控政策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国家审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开展系列审计，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和落实。2012年，审计署对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节能减排方面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这保障了资源能源节约利用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了地方政府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四是国家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当中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是否将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履行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经济责任审计将是否落实宏观调控政策责任直接划分到个人，等等，这样有效地督促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二）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的论断则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的具体体现，因为信息和数据就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由于市场机制的失灵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受制于自身力量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宏观调控的客体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存在传递着误导性、不完全的信息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使宏观调控当局无法全面了解宏观调控的效果。国家审计能够解决宏观调控的数据信息问题，能够综合利用各方面数据信息为国家审计和其他部门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信息。国家审计作为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可以发现和反映影响宏观调控信息收集和传递方面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打通宏观调控信息的传递通道和拓宽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渠道。例如，国家审计可以揭示中央—地方之间管理而导致的宏观调控机制问题，揭示和发现的问题得到整改之后，就打通了宏观调控信息的传递通道，甚至也拓宽了原有的传递渠道。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审计本身就是宏观调控信息传递的载体，这也拓宽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渠道。二是国家审计实行全国一盘棋的作战方式，不留盲区和死角，实现审计全覆盖，这为全面准确采集和获取宏观调控信息打下基础。国家审计组织方式和审计模式破除了有关综合调控部门和专业调控部门自身技术和手段有限的藩篱，深入到宏观调控各个实施现场去收集第一手信息，这一方面保证了宏观调控部门宏观调控信息的真实性，可以排除那些具有误导性、不完全甚至虚假的宏观调控信息，另外一方面也完善由于其自身力量不足而遗漏的信息。三是国家审计具有整合各方面宏观调控信息的资源和优势，并能综合利用数据。由于工作性质和业务限制，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宏观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他们各自都能详尽地掌握自身所负责的相关宏观调控信息，他们所做出的分析和判断也是依据自身掌握信息所得出。在信息资源这方面国家审计有着绝对的优势，拥有的信息质优且量多，国家审计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同时可以利用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进行相互印证，检验宏观调控的效果。
（三）国家审计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审计在完成宏观调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具的角色之后，可以进一步利用宏观调控信息数据的结果，对各产生宏观调控数据源的部门提出审计建议，督促他们进行协调和合作，为共同的调控目标通力协作。国家审计宏观调控的协同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充当协调宏观调控“看不见的手”作用。国家审计对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审计建议后，这些宏观调控部门整改之后的结果就自然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审计在其宏观调控当中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定位———“看不见的手”，国家审计就是宏观调控中“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不见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协调作用，但是宏观调控协调中却到处都有审计的影子。二是国家审计主动发挥宏观调控协调作用。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以其全局性、宏观性的视角，主动发现和识别宏观调控中不协调、不配套的问题，有意识地站在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提出审计建议，要求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保持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职能部门协调一致，保持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衔接的通畅。在这个方面，国家审计可以建立政策模拟仿真系统，为协调各方面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科学的基础和依据。
（四）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工具和催化剂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创新工具和催化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监督纳入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跳出宏观调控仅仅只是一个决策程序的框架，将宏观调控看作是囊括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系统。这个系统前后联系且动态变化，通过国家审计的反馈和监督，然后就可以在监督基础上产生一个更好和更完善的决策和执行程序，这创新了原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国家审计让已有现存的宏观调控工具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让他们的功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体系、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释放更大的能力，提高这些政策的利用效率，这就是催化剂功能的体现。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审计去催化这些政策的执行。例如，可以开展财政政策实施情况跟踪审计，督促那些没有落实到位的资金到位，这样就催化了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再例如，配套以存量资金的审计去挖掘出很多的财政资金，可以让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微观依托基础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微观依托基础的论断也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的宏观性是建立在众多微观基础之上的，无数微观主体就是治理基础和基石，无数微观主体的有机结合就是宏观。目前，新凯恩斯主义也非常强调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因为现实的社会体系不能脱离于微观主体而存在。在中国也一样，科学的宏观调控需要坚实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国家审计非常合适而且非常胜任，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最初的国家审计仅仅是一项微观实践活动，但是随着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提出更高的要求后，国家审计一直是在坚持微观的基础上竭力为宏观服务。立足宏观全局，坚持微观查处、揭露和总结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审计的基本特征。国家审计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审计机关有机会接触大量微观实体，掌握各微观主体的情况。按照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审计机关采取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思路，每年审计的项目超过十万之巨，审计的单位则是不计其数，大量接触微观主体为收集宏观调控的微观信息提供可能。二是审计机关按照审深审透的原则，掌握大量微观主体的真实可靠的情况。一个个微观主体的有机集合就形成了整个宏观系统，审计机关一一审深审透各个微观主体就相当于弄清整个宏观系统。三是审计机关具有处理微观信息的能力，并可以将这些信息用于宏观调控。因此可以说，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微观基础。
（六）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工具国家审计会针对经济社会中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进行有重点的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会积极地提出具有建设性、针对性的建议，引导已有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精准调控，定向发力，以避免造成了“大水漫灌”的现象。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在审计过程中通过审计要目等形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目前宏观调控政策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层面出善和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法规。例如，当经济面临下滑的时候，建议不搞那种全面大规模的刺激扩张政策，要出台那种可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瞻性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国家审计在日常对宏观调控政策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进行审计时候，直接通过审计建议督促这些部门向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有针对性地定向进行宏观调控。例如，针对直接发行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泛滥的现象，可以要求以创新方式向流动性紧张地方发行特别支持工具，针对那种全面调高准备金造成部分社会资金紧张的情况，审计可以建议有关调控部门实行定向增加准备率，即让那些风险资本较高的中小银行施行较高的准备金率，较大银行可以施行较低准备金率。三是审计机关在日常综合利用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当中主动适应国家治理需要，对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综合和梳理之后，提出相关引导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研究报告。
三、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联系与区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国家审计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门，国家审计自身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并正在推动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发展和完善〔4〕。为便于国家审计在未来宏观调控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将现有的国家宏观调控工具进行整理和总结，探索各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厘清各宏观调控工具的关系。
（一）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和分类我国宏观调控部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综合宏观调控部门，这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可使用的工具有很多，例如基础货币供给、利率和减免税收等等；另外一类是专业职能调控部门，这一类主要是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这一类的宏观调控部门工具比较有限。从表1可以看出，宏观调控职能主要集中在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综合调控部门，他们常用宏观调控工具有15种，而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专业职能调控部门的宏观调控很有限，他们常用的调控工具只有6种，而且差不多每个部门只有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国土资源部是个例外，它有两项宏观调控的工具。根据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可以将宏观调控工具分为宏观调控总量工具、间接工具、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和监督工具等。第一类是总量型宏观调控工具。总量工具是那些只能从总量上控制，并且可以直接影响到总产出的工具，总量工具主要包括基础货币投放量、信贷供给总量。第二类是间接型宏观调控工具。间接型工具的特点是使用间接性调控工具作为中介影响产出的关键参数指标，进而改变总产出的工具，这类工具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策等。第三类是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直接动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行为。例如严把土地供应“闸门”和限制居民购房等，就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第四类是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引导和催化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宏观调控工具。例如国家审计和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是典型的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
（二）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联系与区别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工具联系和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属于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同流程当中，二是作用的宏观调控的受力点不同，三是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四是组合方式和效果也不同。国家审计与传统宏观调控工具联系区别具体关系见下页图2。1.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独立性很强的监督工具，传统宏观调控工具都属于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执行实施工具。国家审计是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监督工具，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一方面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还反馈宏观调控整个过程中的信息，为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和修订提供基础和依据。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保障和催化工具，并且反作用于宏观调控，而其他宏观调控都属于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执行实施工具，他们属于宏观调控的不同体系。2.国家审计间接作用于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直接作用于宏观调控。目前国家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使用本身就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而监督则不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监督只是保障这些政策的贯彻和落实。监督不直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是因为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才使得监督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和属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能够独立于国家审计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国家审计不能脱离了这些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单独发挥作用。如果说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例如货币供给量、税收政策）可以直接作用或者影响到经济系统，那么国家审计则是通过影响这些传统宏观调控工具间接作用或者影响经济系统。3.国家审计可以全面参与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部分参与宏观调控。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国家审计综合性比较强，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专业性比较强。由于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督察员，所以它可以跨部门地渗透到宏观调控体系的所有方面，它可以和所有的宏观调控工具配合使用，广泛地参与宏观调控的各个方面。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以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精神参与宏观调控，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一般只负责一个具体事项、领域或者方面，左右和影响的方面都比较有限。4.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是纵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则属于横向合作关系。国家审计一般是单方面推动和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更有效率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审计一方面先解决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让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尽可能在完全信息下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结合，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是一种纵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则属于横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互相补充，互相配合，消除彼此之间的负面影响，共同将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得更完美。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可以部分解决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矛盾。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相互配合甚至产生出非常著名的丁伯根规则。
四、国家审计未来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展望
（一）国家审计在未来的宏观调控系统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审计可以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为重要作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核心要素之一，宏观调控又是当前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宏观调控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宏观调控政策不能被很好地贯彻落实，宏观调控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不够，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等，而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所以，国家审计义不容辞的作为重要宏观调控的工具走上了前台，且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工具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因国家治理需要而生。二是国家审计本身的特点和丰富的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决定了国家审计可以很好地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国家审计自诞生起就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诸多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同时国家审计具有专业的技能和独特的条件，自身的特点和积累的经验让国家审计非常胜任宏观调控工具这一角色。
（二）国家审计将会更加系统、科学地为宏观调控服务目前，国家审计是较为碎片化和发散式地为宏观调控服务，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服务机制；同时为宏观调控的服务没有建立在数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譬如说一些成果不能进行精确地量化。不过我国审计机关比较注重对现代先进技术的运用，并将其糅和到审计实践当中。因此，未来国家审计也可能会建立政策模拟系统，采用模拟仿真技术对于审计参加宏观调控的政策进行模拟和推演，精确地计算出审计结果，提高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同时国家审计还可以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统筹国家审计进行宏观调控安排，以增加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系统性、持续性和协调性。除了建立自己的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系统以外，审计机关还可以对有关部门的政策模拟模型进行审计，检验他们模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以促进他们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
（三）国家审计利用大数据参与宏观调控，增加宏观调控效果国家审计已经建立了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并将有关部分财政、税收、海关及工商和金融数据进行了整合。这些在坚实微观依托基础上采集的真实和完整的大数据，有助于准确判断宏观调控形势，采取正确宏观调控措施和有效评估宏观调控效果。
（四）国家审计将会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发挥其综合性、专业性的优势国家审计将通过发挥其综合性优势促进各宏观调控部门协调合作，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国家审计将会充分发挥其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独特作用，为宏观调控提出前瞻性和预见性的审计意见，引导有关部门积极出台具有长效机制的宏观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2〕高培勇.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02-113.
〔3〕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27-34.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2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3
一、我国经济法与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其自产生确立以来，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构建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进程保持着密切的联动性。那么，在当前中国的总体进程中，经济法被赋予当代的与时俱进性，是指国家为了预防或克服市场自身调节缺陷造成的失灵而制定的，对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国家干预的相关法律规范总称，也就是调整需要宏观调节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宏观调控最早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宏观调控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宏观经济或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的，以预防和克服由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等宏观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调、失序状况，并促使经济宏观平衡、协调、有序发展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宏观调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或衰退，增强经济稳定性，即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利益取向基础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具体目标又体现为：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都是为了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宏观调控更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并以尊重市场规律作为宏观调控的原则，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涉及经济的众多领域，其是个全方位的调控系统，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价值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不能毫无节制、毫无根据，经济法就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使其合法化的规范，可以说，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的宏观调控行为要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经济法同样要契合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
首先，经济法是对宏观调控适时性的精神贯彻。现代的市场经济除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特点外，还具有更现代化的特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并存;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关联;经济运行与活动的法制化(即“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是同一理论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的法制经济体系，经济法律规范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贯彻国家干预的精神，突破了传统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使调整经济关系的私法开始公法化。当今的经济法正是在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的需求下应运而生，是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的精神贯彻。
其次，经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准则和重要内容。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内容上可以分为调控手段和调控方式两个方面。在调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属于一种调控，经济法律在宏观调控中，同计划、经济政策的作用性质一样，应归于宏观调控方式的一种，法律调控方式中的目标和任务是国家通过制定经济运行的行为规范，制约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为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活动行为以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与法律意志相统一的轨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调控的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强制性原则，并具体表现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无论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还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范，在经济发展需求的条件下按照经济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规的国家干预行为。在调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针对市场经济的形式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外，其还要通过经济法的规制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来进行适度干预。宏观调控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如计划法、产业法、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预算法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中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种类的部门经济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具体措施更具权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时又通过法律具体条文规范的形式保障了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依据。
再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灵魂。经济法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为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中心”的利益价值取向，注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调控程度要符合整体发展。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要求国家干预的范围、方法、手段、程度适度，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均衡，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适度性。经济法坚持的经济民主原则为经济法的创制和实施提供了法律归宿，经济民主原则体现了社会、国家、个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能够提供国家干预的效率，确保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宏观调控体系实体内容方面的具体要求。经济法坚持经济公平原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价值体现和原则确认，注重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代际公平，这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时对社会资源的处理的具体要求和准则。
三、结语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随时代需求产生的经济规范，是伴随国家干预，宏观调控需求产生的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无论是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还是纠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其运用的手段方式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经济法的宗旨和要求，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价值不单体现为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部分，更体现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4
关键字：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手段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目标
1、必要性：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如果仅由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2、重要性：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二、我国的宏观调控仍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业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明显。二是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增加，贷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三是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电力迎峰度夏的形势严峻。四是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五是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粮食库存下降较快。
上述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反复出现，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这些“深层原因”归纳起来，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不完善，机制转换滞后，增长方式粗放。不真正解决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就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就随时可能再度出现。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这次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从这个要求来看，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必须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按照“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下更大的功夫来促进结构调整，推进各项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轨道。
宏观调控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在取得初步成效，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很有必要冷静地审视一下目前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是很难量化的，只能进行“定性分析”。所谓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平衡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实施间接的经济调控，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宏观调控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经验告诉我们，行政性调控比起市场性调控往往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调节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谨慎地干预市场，是成本最低的。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多一些创新，少一些守旧；多一些市场，少一些行政；多一些规则，少一些命令；多一些法治，少一些人为；多一些间接，少一些直接。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其中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1、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联系与区别
(1)区别：
①内涵和外延不同。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常见的经济手段有制定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经济立法、经济执法、法律监督等。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制度、行政规章和条例等。
②地位不同。经济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都不能有效调节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
③特点不同。经济手段调节具有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间接性的特点。法律手段对经济具有经济普遍的约束力和严格的强制性，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行政手段具有直接、迅速和强制性的特点。
(2)联系：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2、走出宏观调控的认识误区
(1)把宏观调控看成只是靠行政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不能认为宏观调控就是靠行政手段。
(2)把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立起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这些会带来经济的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续地发展，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3)认为只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宏观调控。
在当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宏观调控，只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的，更有成效。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5
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着市场化、信息化、虚拟化、全球化、资源紧约束、经济目标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建设已成为重大急迫课题。建设和谐经济与社会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的性，强化对经济信息的准确掌控能力，增进中央调控的权威性，发育政策实施的中间组织，把握调控政策的主动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__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__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
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
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3．积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趋紧密互动，宏观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需要政府越来越多的部门配合，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政出多门，不利于向市场和产业界发出统一的调控信号，造成某些地区或某些产业领域执行困惑，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尤其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建议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一宏观调控政策，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媒体、公众监督反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4．进一步加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出适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逻辑模型，增强宏观调控的可预见性。
政府现有的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对已往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贡献，这些部门与宏观调控决策部门保持高效沟通，对国家宏观政策理解全面准确，尤其是在研究国有经济方面占有很多优势资源。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办的或官民合办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间专业研究机构成长壮大，它们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经济的真实情况和/，！/补充现有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工作，也可以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另外，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模型，才能增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强产业界对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尽量消除过多的市场波动引起的经济秩序混乱状况和社会经济资源浪费情况。
5．进一步推行上下互动、区域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编制机制，尽快制定出覆盖所有国土的功能综合规划，促经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规范引导性。
为了更高效地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国土功能规划，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将国家宏观调控最高决策部门由目前的单个产业政策制定甚至单个项目审批的中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增强宏观调控的宏观指导性。
6．进一步强化具有社会公益性政策传导工具组织发育成长和职能拓展，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可逆行和执行力。
市场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合作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成长和运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场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将这些中介组织视同宏观调控的传导工具，无疑可以强化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间接性和可逆性，同时也提高宏观调控的执行力。当前此类组织成长急需破除过多的官办性质，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尽量恢复其应有的民间公益性和自组织性。
7．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赖于在全球及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事务，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规范的中国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地区化。主动参与合作，既可以减少外部国家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可以减轻我国宏观调控对有关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保证相对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凯主编,《”十一五”战略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__年10月第一版
2.林毅夫,20__,《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期
3.课题组,20__,《20__-20__年经济运行基本态势、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1期
4.韩文秀,20__,《改善宏观调控需要提高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经济学动态》20__年第11期
5.王力,张跃文,20__,《金融综合经营、金融体系功能与经济增长》,《财贸经济》20__年第8期
6.王爱俭,陈杰,20__,《中国虚拟经济适度性研究》,《财贸经济》20__年第8期
7.李永友,周达军,20__,《自动稳定器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机制的权衡与完善》,《财贸经济》20__年第2期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44-01
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机制并非完美和万能的。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存在，市场会出现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纠治市场失灵。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金融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现如今，经济安全与稳定，很大程度上已经依赖于金融市场和秩序的稳定，而宏观调控法就是国家基于对经济的有效运转而加以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之总和。
一、宏观调控法对金融的规范作用
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央行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局部过热”，具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部分行业（比如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存在泡沫风险等。
（一）金融调控关系内容的特殊性
金融调控关系内容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双方权利与义务具有不一致性。一方主体享有实施金融调控政策和手段的职权，而另一方必须承受接受金融调控政策和手段之义务。调控主体之权利包括金融管理规范制定权、金融经营管理权、处罚强制权、行政司法权等。受控主体的权利是指其在金融调控法上实现自己利益的意志力量，包括在调控主体的宏观框架下的经营自、经营管理权、保障、申诉、控告权等。而其义务是必须接受和协助调控主体的调控行为，必须服从调控主体的处罚、强制决定等。另一方面，调控关系双方主体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由于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并非居于同一层面的平等主体，没有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总体看来，金融调控法赋予调控主体的权利要多于其负担的义务；而赋予受控主体的权利则少于义务。
（二）宏观调控法关于金融活动相关的规范内容
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建立，使金融活动得以有序的、于法律的框架内开展，宏观调控法对于金融活动的规范表现在：
1.金融宏观经济信息的搜集、分析、判断程序。在对金融宏观形势的判断上，应采取首长负责制。2.决策程序。为了适应金融宏观调控及时性的要求，亦应实行首长负责制。3.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批准、备案程序。有些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应当由立法机关批准，或报送有关机关备案。4.金融宏观调控信息的保密、程序。强调只有以正当程序的信息，才是合法有效的。5.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决策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以达到既保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对瞬息万变的宏观经济问题，又防止滥用权力。。
二、宏观调控法对金融活动的保障
宏观调控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活动进行适度引导，当这种引导对金融活动产生不良影响时，应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为金融活动保驾护航。以下从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承担和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的角度来观察宏观调控法对金融活动是如何予以保障的。
（一）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承担
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是宏观调控主体违法进行宏观调控行为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和补救责任。违法宏观调控行为主要包括宏观调控不作为、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和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宏观调控不作为是指决策主体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规定，在经济总量失衡时不行使或者怠于行使其依法享有的宏观调控权，不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总供求均衡条件的行为状态。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是指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遵守法定程序而任意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是指调控主体在调控决策过程中，因违法或严重失职导致决策产生重大失误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我国，责任追究形式中已建立了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未尽法定义务的责任追究方式。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引咎辞职明显是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罢免是由选民或原选举单位以投票方式撤免其职务的一种制裁方式与责任形式。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问题
可诉性不是对不当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唯一形式。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追究并不一定要求宏观调控法具有可诉性，可诉性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同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和环境下，宏观调控法不具有可诉的现实性。
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质询与询问、以及《宪法》和《立法法》中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如前文所论的辞职、罢免等都属于广义的责任范围，都可以作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制约和对违法、不当行为的补救和制裁。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17-08
一、引论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经济学专业术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1-2],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到“宏观调控”的过程。自1988年“巴山轮会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以来,这一专业术语无论是在学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当然地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在西方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中,没有与我国经济中常用的宏观调控一词直接对应的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并占据主流,为宏观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运用“政府干预”来弥补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自大危机之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北欧四国的金融调控、目前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危机的强势干预等,使得凯恩斯主义被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前台,成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当然,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并未将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仅仅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完全包含国家干预的所有内容[3]。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计划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宏观调控日益成为弥补市场缺失、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并发挥了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区别,也迥异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经典,这种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给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常见于对具体政策的探讨,如Bennett&Dixon通过引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探讨了信贷控制、利率调节等政策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4];Hsing&Hsieh利用VaR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5];Dullien(2005)认为中国的部分财政政策以国有企业投资形式实施[6];Chow分析了计划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等[7]。这些研究主要从传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视角出发,关注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或经济绩效的某个侧面,缺乏对宏观调控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也难以真正揭示出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特色与普适意义。国内学者近年来围绕宏观调控先后发生过多次激烈的理论争鸣和交锋,对于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宏观调控的地位与作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绩效等一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1)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定义。比如,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总量控制,而有学者认为是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也有人说是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讲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等等。(2)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如逄锦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理论基础、政策措施和微观基础等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8];汤在新、吴超林从凯恩斯理论、现代非均衡理论和马克思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等角度着重探讨了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等[9]。(3)国外宏观调控的经验。(4)宏观调控的绩效。对于1998年以前和1998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绩效,不同学者分歧很大。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一些学者如吴超林[11]、光[12]、王洛林[13]等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的脱节问题,甚至还有学者认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成为“空调”[14]。(5)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很多,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以及行政手段、产业政策等能否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等。近期的研究如陈东琪、宋立等[15]、魏加宁[16]、王健[17]等虽然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和不足进行了系统总结,但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还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本文立足于中国30年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进行重点分析。当然,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也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8%,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业绩。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异常波动,政府采取了7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密不可分的。
二、30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路径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业已进行的7次大规模宏观调控中,有4次发生在转轨前期,包括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以及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这4次宏观调控主要在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其特点是:(1)1986年以前的宏观调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但经济手段的力度逐渐增强,并开始发挥作用。从1986年的宏观调控开始,政策当局注重运用相应的扩张性与紧缩性的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冷热状况进行调节。(2)1991年宏观调控形成经济的“硬着陆”,其原因在于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大。这一次的宏观调控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基本确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框架。(3)199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简单运用直接调控手段给经济降温,而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这样,既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稳定增长区间。从总体上看,在1997年以前中国近20年的改革历程中,在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明确市场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应对投资与需求双膨胀和财政信贷扩张还是经济过热、物价上涨,也无论是投资与需求膨胀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全面过热、通货膨胀,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6年还实现了经济“软着落”。多次的紧缩性调控还为政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调控艺术。
转轨中后期的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为1998―2002年、2003―2007年和2008―2009年的宏观调控。这些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低于预期。其特点是:(1)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次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这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一次成功尝试,表明决策部门已经开始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成熟经验来调控中国的经济运行。(2)2003年以来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全面过热。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基于利益驱动存在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行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紧缩性政策的调控效果相比较,近两轮扩张性与“有保有压”政策未能有效体现出政府的政策意图,其绩效也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趋势,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据此,有学者认为:“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樊纲,2007)。确实,转轨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确实起到了有效抑制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是,一些学者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脱节的问题。如吴超林认为:“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3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11];王洛林也认为:“尽管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重要成效,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参见省略/html/xxym.asp?iD=5744,2007年12月4日。(3)200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包括4万亿元投资计划、结构性减税、“家电下乡”,以及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完善出口信贷保险和出口税收政策,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政策,以稳定出口;实施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等政策,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另外,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制定实施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提高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以改善民生。随着一揽子计划的贯彻落实,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运行,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转轨以来的7次宏观调控中,前4次都属于经济过热的情形,因此政府选择了紧缩性的政策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区别仅在于运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对于第五次宏观调控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以及第六次面临的局部经济过热问题,政府分别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第七次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扩张政策来应对,更体现出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调控艺术的难度,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历了包括治理经济全面过热、局部过热与内需不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复杂过程,采取的调控措施包括紧缩性、扩张性与“有保有压”等政策选择,调控手段从行政计划等直接手段过渡到运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应该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几乎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从过热到过冷、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全过程,成功应对了经济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经济状况。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形成机理
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来说明。
第一,从转轨经济所面临的体制基础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被许多学者称为“双轨制”或“体制外”现象[18-19],体现为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计划体制逐渐走向衰落,但仍主导着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市场体制虽逐渐增强,但尚未得到确立,因而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双轨”。而1998年扩张性政策所对应的体制基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市场缺陷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又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由于起主导作用的市场体制还比较脆弱,市场失灵、市场缺陷等直接影响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传统体制的一些微观基础还在发挥作用,还在影响着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因此,受此体制基础的影响,积极性政策的扩张效应作用于经济运行,自然也就不能起到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启动经济,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而2003年以来的体制基础仍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一方面,市场体制的基础还不稳固,市场体制本身还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影响着市场机制的效率。特别是产权约束机制的缺失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导致了局部的经济过热。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下,政府推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调控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冲动与利益驱动,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多次调控”,甚至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这一“撒手锏”。因此,目前我国的这种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基础既有市场体制的一般特点,也有完善体制阶段的特殊性。这种体制特点必然影响到经济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并直接决定着政策的效果。吴超林认为:“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11]。
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的4次宏观调控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手段,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1992―1997年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进入转轨中后期,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房价持续高涨、投资扩张、外贸顺差过大以及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像单纯地解决短缺和经济过热问题那样简单,再加上我国经济总量大、地区差距大、经济环境复杂、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和经济失衡等,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会给国内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带来困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华民(2007)认为,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尽管已大幅提升,但从人均国民收入与经济结构等角度看,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刘易斯所讲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此导致了当今中国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通道是不完整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盲目照搬和套用西方国家的现成做法,而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30年来宏观调控实践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从转轨阶段政府经济职能的构成来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成因上的复杂性[2]。具体地说:(1)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两部分构成,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只有宏观经济政策。(2)市场缺失的存在使得大量微观手段参与宏观经济管理中,造成宏观调控在手段上的复杂性。(3)除市场缺失外,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又使得转轨经济中宏观调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更为复杂、更为艰巨。黄伯平认为,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市场监管与经济调节(宏观经济管理)两大方面,而宏观调控与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就构成了经济调节的重要内容[2]。这里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局限与市场缺失,而目标则是平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波动,其手段是以政策性手段为主,具有弹性、灵活性、应急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当然,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体系中还存在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等,使得宏观调控面临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经济背景。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应包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的一般性内容,还应具有适应转轨经济运行特点的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
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第一,充分认识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既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市场本身也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必须依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还存在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更需要宏观调控来弥补。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表明了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不拘泥于西方的传统,大大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当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加息、紧缩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了上述两种基本形态外,还出现了为应对当时经济运行状况的其他复杂情形: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既有对经济全面过热的治理,又有对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的治理;既有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有对通货紧缩的治理。从政策措施上看,有紧缩性政策,也有扩张性政策,还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调控手段上看,有直接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调控力度上看,既有全面的“一刀切”,也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双防”和“一保一控”;既有暴风雨式的全面调控,又有适时适度的微调。从调控时机上看,既有最初的治理性的被动调控,也有近年来的主动调控、事前调控和预防性调控。可以说,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经济背景,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复杂的经济状况,取得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核心是盯住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比经济增长更为丰富的内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从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到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论,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第四,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中,我国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要解决在现阶段的市场体制下所存在的市场缺失、市场失灵以及市场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体现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为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障碍和制约,客观上为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因此,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第五,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民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要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既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不断改善群众生活,让城乡居民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事实上,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多项宏观调控政策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福利救助等六大民生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方面促进了民生问题的显著改善,同时也为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
从宏观调控本身来说,调控伊始,中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种与渐进式转轨策略相类似的带有明显“摸着石头过河”色彩的策略模式,这种模式迥异于惯常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西方经典宏观调控,也不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概念,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看,这些特殊性主要包括:(1)涵盖领域广泛。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范围除了通常的宏观经济领域外,还涵盖了企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问题、房地产价格、过剩产能产业的整合,等等。(2)政策工具多样。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还采用了许多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产业政策。(3)宏观调控频繁。转轨以来,大幅度的宏观调控已进行了6次。在2003年以来的第六次调控中,还出现了在一轮调控中的“多次调控”现象。(4)调控力度适度。既有改革初期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以及近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强势调控,又有针对局部经济过热所采取的“微调”。在一定程度上说,宏观调控在政府的整个经济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别时期甚至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和多部门参与的重大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
王国平(2006)认为,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期的宏观调控至少具有混合性、过渡性、耗散性、惧“热”性和外部性五个特征。我们认为,将宏观调控置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又具有以下特点:(1)实践性。从宏观调控的初始策略可以看到,中国的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宏观调控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实践的进程,同样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因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2)过渡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而宏观调控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管理过渡到开始运用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再到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样具有过渡的性质。(3)综合性。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还是从宏观调控的影响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都体现出综合的特点,对宏观经济运行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创新性。如前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政策工具的运用、调控手段的选择以及调控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还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评论中得到佐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21]。当时就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在照搬西方模式,朱基指出:“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22]对于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西方主流媒体则称之为“macro-economiccontrols”。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西方媒体的评论时,不妨谨记邓小平同志的“猫论”,因为只有那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才是我们最佳的路径选择。用布坎南(J.m.Buchanan)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是个谜,但是它管用(Chinaisapuzzle,butitwork!)”。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性,而且还具有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所独有的特殊性。(1)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不仅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传统的四大目标,还包括粮食安全问题、股市投机问题、房地产价格问题、节能减排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的影响问题等。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2)从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包含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和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两大部分[2]。前者的核心是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其实质在于通过变动各种具有一定弹性的政策工具,抑制或刺激投资、消费与进出口的规模,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从而得到平抑经济异常波动的目标;后者的核心则是行政手段,主要包括针对市场主体的一般行政手段(如窗口指导、信贷控制、国企管理、要素资源数量控制、价格干预、市场准入或过程控制政策等)与针对执行部门的特殊行政手段(如行政监督政策),其实质在于非市场化规制或行政监督以平抑经济的异常波动为出发点参与宏观调控,通过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供需活动或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来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3)从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中的货币供应量、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与财政政策中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等,而中国的宏观调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除此以外,还包括货币政策中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中的进出口税率、价格政策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以及行政手段中的信贷规模、重要生产资料的供给、重要商品价格以及土地、建设、规划、环保、安全、贸易、外资、产业、市场秩序等政策门槛和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等。(4)从宏观调控的影响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外,还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居民的生活水平。综上所述,中国式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行之有效的,是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虽然未必是完全有计划、有预料,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虽然未必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概念,虽然未必所有的东西都很完美……虽然东一钅郎头西一棒子,但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启动及时,是在治理泡沫危机最恰当时点进入。”“总体上……宏观调控已取得喜剧性效果”。赵晓认为:“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中国版宏观调控,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却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23]。对于这种带有“喜剧性效果”的宏观调控,有学者认为有自己的特色:在时间上,改革尚在中途,市场经济还不规范,某些方面保留计划经济的影响,两者有其互补性和互动性;在空间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竞争力的差距甚大[24]。但是,这种归结有简单化、表面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的宏观调控归结为一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的独特的调控体系,是一种广义的宏观调控,明显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独特的调控体系的形成机制除受特殊的国情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所影响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还受到了转轨进程中不同阶段体制基础的制约。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重要的是应与转轨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25-26]。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切实增强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充分地发挥调控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
[2]黄伯平.宏观调控的理论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2008,(3).
[3]汤在新.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J].当代经济研究,2000,(4).
[4]Bennett,J.,Dixon,H.monetarypolicyandCreditinChina:atheoreticalanalysis[J].Journalofmacroeconomics,2001,23(2):297-314.
[5]Hsing,Y.,Hsieh,w.J.impactsofmonetary,FiscalandexchangeRatepoliciesonoutputinChina:aVarapproach[J].economicChangeandRestructuring,2004,37(2):125-139.
[6]Dullien,S.measuringChinasFiscalpolicyStance[m].macroeconomics0502032,econwpa,2005.
[7]Chow,G.C.theRoleofplanninginChinasmarketeconomy[J].JournalofChineseeconomicandBusinessStudies,2005,3(3):193-203.
[8]逄锦聚.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9]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10]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
[11]吴超林.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12]光.对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实施的总体评论[eB/DL].中宏网,2002-09-03.
[13]王洛林.宏观调控取得重要成效但效果还不够理想[eB/DL].中国新闻网,2007-12-03.
[14]顾海波.本次宏观调控成为“空调”[eB/DL].房地产门户――搜房,省略2006-05-11.
[15]陈东琪,宋立,等.我国宏观调控30年[a].邹东涛.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1978―2008)[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魏加宁.改革开放30年之宏观调控:回顾与反思[eB/DL].国研网,2008-02-21.
[17]王健.透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宏观调控[n].前线,2008-09-05.
[18]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吕炜.经济转轨理论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0]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J].经济研究,1999,(3).
[21]陈锦华.国事忆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94.
[22]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68.
[23]赵晓.中国版宏观调控的喜剧效果[n].人民论坛,2007-05-22.
[24]沈立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研究需要深化[n].中国改革报,2007-06-27.
[25]庞明川.从紧缩、扩张、稳健到“双防”: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体制基础[J].财贸经济,2008,(6).
[26]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7).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灵活性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总结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是经济规律运行的正常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减少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每产生一轮经济周期，政府就实施相应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宏观调控法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伴随着历次经济周期的发生，我国宏观调控法也不断进步和完善，体现出了其不同于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的灵活性。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法在应对经济周期中所体现出的灵活性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经济法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9
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合法性基础
从市场经济确立之日起，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一直致力于寻找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努力建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法律制度。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正式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多年里，这种经济体制对我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政府命令已经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都没有绕开这一核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还有一些缺陷，但整体上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上是必需的和有效的。
实践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政府的调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调控要发挥良好的作用，必须具备许多约束性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合法性条件：一是必须尊重市场自身的要求，二是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一个条件要求政府的调控经济应当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政府才能采取调控措施干预市场。第二个条件要求政府调控经济应当符合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各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逐步由过去单纯弥补市场失灵转向塑造国家未来。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已经大大增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因此，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调控的合法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保障。不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和促迸经济增长而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和措施，一个共同的条件是：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授权下进行，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展开。缺乏合法性的支持就谈不上调控目标的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成为能否实现调控目标和产生良好效果的前提性条件。
合法性之所以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保障，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双重性的功能，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的国家悖论。求解这种悖论，应该借助和法治，和法治的安排作为解开“政府悖论”的一把钥匙，其所崇尚的人民、宪法至上、有限政府等法治精神，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使政府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承诺变得可信。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个人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制度环境。[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走向是不断提高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程度，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纳人法制运行的轨道。在2000年，吴敬琏就率先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观点。[2]2001年，钱颖一详细地论证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内涵，认为决定市场经济好坏的因素有资本、劳动、技术、地理、开放和制度，其中制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总的来说，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之下的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关键。只有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收人提高。[3]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权来自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利。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目标。
为了保持2009年GDpS%的增长速度，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货币政策、税收调节、外贸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基本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十一五”规划》以及金融财税、外贸法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规定。
调控措施中最重要的4万亿投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十一五”规划以及其他中长期规划确定的，没有超出政府调控权的范围。许多调控措施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出来，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而确立了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各项调控措施的合法性。尽管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根据宪法和法律所采取的调控措施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并纳人到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范围内，为实现GDpS%的增长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重庆社会科学
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具有灵活的法律机制保障
从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一直在矛盾中努力达到均衡。二者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实践所证明。但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也证明，在由经济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不同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调控经济的效果同样存在明显差别。如何寻找一种能够将二者的关系安排得比较恰当的法律制度，既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及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重点，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从世界范围内看，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二者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成为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出发点。这也是各国的改革历程所带给人们的启迪。[4]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断探索宏观调控制度完善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即建立了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法律制度类型相比较，回应型法律制度不过分关注法律的规则结构，而是强调法律所服务的目的支配性地位，注重追求实质正义，讲求实际结果的正当性。回应型法律制度强调机构的开放性，各种机构都采取一种务实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及随机应变的策略，回应型法律制度倾向于积极性、主动性和开放性，倾向于使自己融人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好地满足现实的需要。[5]这种回应型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深刻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性特点，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制度相比较.伐国回应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政府享有广泛和灵活的调控权，并能够广泛和灵活地采取调控措施。
第一，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主，授予政府比较广泛的宏观调控权，论文为政府灵活配置资源提供了保障。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授予政府广泛的调控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按照现行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政府可以综合利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外贸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公共投资政策等措施，实施全方位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实现调控目标。二是，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政府享有广泛的调控权。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力，以此拉动内需。同时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财政部提出2009年将在全国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以此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同时将继续执行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广泛的调控授权丰富了政府调控的内容和措施，提高了政府全面把握调控效果和综合运用调控手段的能力，成为实现调控目标的有力保证。
第二，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程序的控制、调控决策的规范、调控权的监管机制等方面，选择了比较务实的弹性制度建构，坚持了灵活高效的原则，但这无疑有利于提高调控的效率。在中国现有宏观调控制度下，政府在调控方面拥有较大的调控自和灵活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这从制度上增加了实现GDp增长目标的可能性。
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这种灵活性和回应性，不仅是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的特色，也是实现8%增长目标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也预留了政策空间，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随时提出新的政策和措施。在我国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下，政府可以采取灵活的调控措施，迅速集中并配置资源，改变消费等经济增长的结构，将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GDp的增长目标。
三、政府通过调控实现8%的增长目标其有民主机制保障
就目前政府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而言，核心是增长投资，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从而促进GDp的增长。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民主参与机制和公众的支持是重要因素。在调控措施决策的形成及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调控符合民意及调控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古人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府调控更应符合民心和民意。
为保经济增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只有注意采取一定的方式扩大公民参与，倾听公众的意见，了解民心所向，才能为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并保障其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宏观调控方案和措施的民主性除了体现其群众性基础之外，还支撑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政府有效实施调控措施并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民主参与机制。政府出台的各项调控措施大都纳人了民主决策与互动机制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府出台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规定、方案和措施前，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建言献策。通过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等，进一步保障宏观调控决策的民主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日益成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互联网所具有的实时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对外开放性的特点，可以使信息迅速交流，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提高了公民参政的效率和水平。
这种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参与机会的均等性，较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政热情。为促进2009年经济的增长，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及方案，基本上都通过网络、专家论证、调研等方式，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看法，使各项调控措施更好地反映公众的要求和意志。尤其许多措施都是根据《十一五规划》制订的，《十一五规划》的编写和通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调控措施被写人政府工作报告，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通过，同样具有较高的民主性。经过民主参与程序和机制而形成的调控措施，具有发挥良好效果和基础的基本条件，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的基本经验。
第二，宏观调控与多种民主制度结合，形成多种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监督与信息反馈制度，形成调控措施实施的民主互动机制，如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以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听证制度。从政府的整个调控过程看，主要调控措施包括产业振兴计划、税费改革、价格调整、公共投资、利率调整、汇率改革等主要措施的具体实施都纳人民主互动的程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基础。例如，4万亿投资方案出台后，经过广泛的调研、论证和公众讨论，国务院又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投资计划，进一步细化了投资方案。许多其他调控措施的实施也都经过了民主参与评议和监督程序，保证了宏观调控措施落实的民主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我国宏观调控中值得思考的几个法律问题
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政府在现行宏观调控制度安排下，可以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实现8%的增长目标。当然，毕业论文能否最终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宏观调控调控制度为实现增长目标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虽然中国的现行宏观调控制度有利于政府灵活高效地调控经济，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同样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制度的民主参与机制还不充分，以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为例。方案一出台，各地方都开始游说中央政府，争取分得尽可能大的蛋糕。这反映出公共投资或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宏观调控的民主商谈机制的缺失、民主互动的不充分，公共投资分配可能事实上脱离了经济民主机制的约束，受某些利益主体的不当干扰，公共投资应有的公共性受到影响。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为了保障政府调控的效率，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民主化程度。因此，以4万亿投资方案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措施也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即高度灵活与广泛授权的宏观调控制度必须具有更高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政府的重要调控行为必须在民主机制开展，否则，宏观调控可能会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走向其反面。
第二，建立公共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制度约束。为保证调控的效果，政府许多宏观调控手段多以政策的形式出现，随着调控政策的成熟和稳定，需要将宏观调控纳人法治化轨道。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的因素：其一，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于公共权力的制衡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理应纳人法治的轨道。其二，宏观调控自身隐含的风险要求宏观调控应当法治化。[7]
此次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以税政策为例，涉及到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家税收的问题，从而凸显出我国预算法律制度和公共投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公共投资中，财政资金筹措、投资决策、拨付和使用都应纳人法定的预算及公共投资程序。
关于预算法律制度的完善，学界探讨也较多，可以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完善预算和公共投资的法律约束机制。以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需要政府拥有更广泛和灵活的宏观调控权，对政府调控权的监督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但进一步加大对政府公共投资的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应当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为了保证政府调控的效率，法律程序和控制不必过于复杂，但基本的法律程序控制不应缺失。
第三，建立和完善更为广泛的民主参与制度。我国的民主参与制度建设虽然已经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民众参与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民众参与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有的民主参与制度还需完善，特别是听证制度，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早已广泛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多部法律规定了这一制度。听证是发扬民主、确保政策立法符合民意的重要途径，是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合法化的要求。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制度需建立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宏观调控的民主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5e原则；评价模型
一、引言
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式形成，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并已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投资过热、房价过高、结构不平衡等问题，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按照调控的目标房地产宏观调控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8）抑制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控制房价过快增长。第二阶段（2008-2009）刺激房地产市场，鼓励楼市投资，带动消费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第三阶段（2009至今）遏制房价，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房地产宏观调控有效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对房地产宏观调控进行绩效评价能为我国房地产调控提供依据，有效检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保障公众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和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是政府绩效评价的一种，房地产调控绩效评价是对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实际效果的评价。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历史较短，房地产调控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房地产周期、房价波动、调控政策选择等问题展开，对房地产调控绩效的研究比较少。在为数不多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大多集中于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等单一政策的研究，并且主要是研究对房地产供求、房价的影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系统的绩效评价的研究很少，本文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生态性目标设计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并且建立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模型，最后以上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二、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房地产宏观绩效评价，首先要构建指标体系。调控绩效指标的选取必须符合全面系统性、科学性、可测性、独立性。本文按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生态性目标（5e）选取了10个具体指标。
1.经济性目标
经济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在保证质量条件下将其资源消耗量降到最低。就房地产宏观调控而言，主要指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主要有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指政府在对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政治成本指中央政府在对房地产宏观调控过程中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政策与中央政府政策不一致，减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导致中央政府威信下降。社会成本指政府在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时，造成从事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人员失业。基于数据可得性，选择的指标主要是住房保障支出。
2.效率性目标
效率性指产品、服务或其他形式的产出与资源消耗的关系。一项有效率的活动应该是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或者一定的产出实现投入最小化。就房地产宏观调控而言，效率性主要指开发的房产投入使用情况和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指标主要有商品房空置率和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3.效果性目标
效果性是指一项活动的目标实现程度，以及一项活动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的关系。就房地产宏观调控而言，效率性指标主要反应为房价调控、房地产规模调控、与国民经济相协调的调控。具体而言，指标主要有商品房平均价格增长率、商品住房价格收入比、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房价增长率/GDp增长率。
4.公平性目标
公平性主要指社会的公平程度。就房地产宏观调控而言，公平性指从社会层面考察房地产宏观调控对社会公平的影响程度，是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平性原则主要可分为价格公平和结构公平。指标主要有经济适用房房价收入比、经济适用房投资额与住宅总投资额之比。
5.生态性目标
生态性指一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就房地产宏观调控而言，生态性主要指房地产对耕地资源的影响。生态性原则既是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的必须考虑的因素。反映生态性的指标主要有耕地净减少率。
表1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三、构建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体系
（一）评价指标标准值的确定及其依据
评价指标理想值是衡量指标的标准尺度，是评价政府各项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可以达到的理想预期。理想值的确定既要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又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指标理想值见表2。
表2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指标理想值及确定依据
（二）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评价标准确定后就需要对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确认，常用的指标权重确认方法中主要有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非模糊数判断矩阵法。基于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由于专家打分法尚未在房地产绩效评价中运用，因此本文根据问卷情况及房地产业当今的发展情况模拟打分，最终结果如下所示。
表3指标权重
（三）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1.指标标准化的处理
（1）当现状值小于理想值时，采用比例推算法确定分值
（2）当现状值大于理想值时，但并不是越大越好时，评价指标选择调整值
公式为Sij=（1-（Xij-tij）/tij）×100
（3）当现状值大于理想值时，数值越大越好时，实现度分值为100分
2.综合评价计算模型
（1）目标分值的计算
Fi为目标的评价分值
（2）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F为综合评价值
wi为目标的权重
（四）2011年上海市房地产调控绩效评价
通过统计数据及查阅文献，获得上海市房地产2011年数据，并且根据权重和评分原则可以得到各指标及目标层的得分表。
表4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分指表
根据指标标准化处理原则，可以得到上海市2011年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83.95。由表4可以看出上海市2011年房地产宏观在效率性、效果性和生态型目标做的相当完善但在经济性尤其是公平性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虽然房价仍在上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房价增长率是小于GDp增长率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房价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货币的超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时，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物价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度超过合理水平，说明现在房地产投资过热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占住宅总投资额的比重小于合理水平，说明在保障房建设方面做的还不到位。
四、结论
本文在构建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绩效评价模型，并且引入上海市房地产调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分析结果对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不仅要关注房产价格的合理回归、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要合理控制房地产投资的规模，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更要关心房地产的供给结构，扩大财政对房地产的保障支出，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构建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陈叶.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D].江西师范大学
[2]高振华.关于构建房地产宏观调控绩效系统的论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1（22）：16-17
[3]吴亭.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研究[D].南京大学，2012：12-20
[4]王宏利.财政支出、经济结构与预算绩效评价[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