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
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78-02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经济的增长，使中国的城镇化向外延式发展，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使得城乡接合部――城市与农村的接合地带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改居”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间，全国的村委会数量由61.3万个减至54.3万个，而社区居委会由8.2万个增至10.4万个。但由于缺乏对城乡接合部实施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城乡接合部社区出现管理体制交错、环境卫生脏乱差、治安混乱、流动人口复杂、违章建筑多、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极大不利影响和制约，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阻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所谓社区，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构成一般包括地域、人口、社会心理、社会组织和公共设施五个基本要素。安全是指某一主体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一般以主体面临的“危险源”来定义、评估安全状况。社区安全可以认为是社区内各个组成部分（即主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安全利益的集合。
第一，快速城镇化引发不确定管理全球化与城镇化双重效应下，安全治理就是如何将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条理出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再实施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可依决策者察觉上的不同，具体又分为三种：一是反应的不确定，指决策者知道要对外在环境的变迁或具威胁性的事件采取回应，但却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一备选方案，或对选项的可能结果无法做预测；二是状态的不确定，即组织的决策者对外在环境的真实状态并不了解，因而无法去预测未来的变迁情形如何；三是影响的不确定，指决策者对环境状况有所了解，但对于未来环境中的将会对组织造成何种影响，则无法去做明确的预测。
第二，高速的经济发展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经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也是各类问题、矛盾集中产生、相互交织的时期，在城市的规划改变、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等过程中，人财物高度集聚，频繁流动，都全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安形势。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相关管理的滞后，使得城乡接合部地区成为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有的城乡接合部已成为色情业的积聚区，、吸毒、贩毒活动也日渐增多。另外，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黑恶势力有所抬头。
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各种违法犯罪的叠加。根据犯罪热点与犯罪区位学的理论，大多数的犯罪在地理空间上有聚集的情况，如城乡接合部地区吸引无业游民、黑恶势力、制假售假小商小贩等聚集的状况，导致诸多适合犯罪的标的物曝露在缺乏监控的开放场域中。邻近交通要道的，成为车匪路霸，对来往车辆实施敲诈勒索、拦路抢劫的场所；处于商业集聚区的，欺行霸市、控制市场，收取“保护费”；毗邻厂矿企业的，敲诈勒索、偷盗、抢夺行为泛滥。使此地成为治安问题的核心区域。此外，城乡接合部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薄弱，犯罪风险小，成本低，客观上给各种违法犯罪人员以一定刺激和可乘之机，使得犯罪分子作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侵害目标不断增多。
第四，各种复杂群体的集中带来多发性、反复性的频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和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酿成了强抢强要型；因农民负担过重和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引发的；违法强拆和城管执法不当引发的执法冲突性；地权、水权、林权争议和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徒和补偿引发的维权性。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构建
（一）安全社区及认证指标
安全社区始于1970年北欧国家瑞典的社区实践，后经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持续推动而发展成为全球运动。安全社区是指一个社区可以在社区民众得以安全健康的工作与生活之共识下，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建立社区安全文化，除区内每个人以身作则外，透过个社区领袖、社会服务机构从业员、企业雇主与雇员、警察、消防与安全人员等，自发性组织、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促进人际和谐、增进每个人身体、心里与社会全面的和谐而不断努力的运动。
所谓社区安全认证，是建立在社区安全调查和社区安全问题统计基础之上，遵循科学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某一特定时期/时点的社区安全状况与安全工作的客观状况进行的主观性定量与定性评价。截至2012年底，全世界获得安全社区认证的社区共有293个，其中，中国大陆有64个。
依照wHo规定，安全社区必须符合长期、永续经营，并对社区内任何年龄、性别及环境状况，推广全面安全计划及建立社区合作伙伴等六大指标。各项指标包括以下：
一是基础架构：安全社区必须具备一个基于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基础架构，由负责推动社区安全促进工作的跨部门团体共同指挥运作。二是长期规划：安全社区必须有长期性和永续性的计划，并且能涵盖所有性别、年龄层、环境和情况。三是目标对象：安全社区计划中必须要有以高危险人群和高危险环境为目标对象的计划，还要有对弱势群体做安全促进的计划。四是正式记录：安全社区计划必须能提供伤害的频率和受伤原因的记录。五是过程结果评估：安全社区必须有对计划内容执行过程及改善效果的评估。六是持续性参与：安全社区必须能持续性的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社区组织。
（二）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必须重视的三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使用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指标体系的本地化。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具有共性的理论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重要性、敏感性指标进行筛选，从而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最终认证指标体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先天性的劣势，认证指标可以考虑相应的放宽。二是指标体系的差异化。不同社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具有共性，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区建设水平的不同，必然导致公众或专家对当地社区安全状况认证指标体系认识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原始分值，都要经过标准化，才能开展认证工作。三是指标体系的动态化。就某一个城市而言，从时间跨度上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年度），公众或专家对于安全社区认证的指标体系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年度之间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指标体系进行一定的微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打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
所谓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communitysecurityshield），即旨在经由建构城乡接合部社区自我防护网络与自助及互助机制，让社区发挥安全盾牌般“预防式”安全管理功能。由于城乡接合部地处非核心区域，基层、一线警力不足，需运用警民合作关系策略及蜘蛛织网联防机制等群防群治策略机制综合治理。
（一）策略层面：运用网络化安全治理策略
社会治安之政治策略，包括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惩罚性、教育性、管理性与建设性等方面，各自均可形成个别的网络，实现其个别功能：如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教育性网络等。但也必须从整体安全治理概念。以标本兼治、多元思考的系统整合策略，建构侦防并重，执法与服务并施，因地制宜地安全治理网络。警民同伙关系（partnership）建立，警察与治安机关固然需要为治安的成败负起政策责任，却不是安全治理的唯一选择，只是重要选项之一。特别是在非核心区域的城乡接合部，接合部社区安全的变迁与需求，需要透过多元的机关、社会安全防护体系的建构与连接治理，选择合理有效的公共安全风险互动治理策略。以往由警察机关完全掌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改善社区治安的模式，应该调整为由城乡接合部社区内既有组织网络，来从事社区安全治理的工作更能具体明确。
（二）机制层面：建立蜘蛛织网联防机制
蜘蛛织网联防机制，即网格化治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治安中的应用。通过整合警力资源，将刑事执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四大职能有机结合，并建立基于GiS.GpS.RS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构筑数字化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基本实现能应对接合部突发事件的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应急服务。完善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的监管网络，要形成“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管理网络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统筹社区力量，通过居民自家安分守己、城乡接合部社区守望互助巡守、公共部门发起跨域联防最终建立自助、共助、共助有机融合的蜘蛛织网联防机制，这一机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脱离原始，改变粗放，走向动态警务运行模式的显著标志，必将产生强大的司法制衡力、社会治安的驾驭力、打击犯罪的冲击力。
效率着力于城乡接合部安全协力网络的互动模式建构及实验观察，笔者相信改善个人的生活固然很重要，但是改善整个社会形态更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创造一个平等、互惠的世界，但是若能让彼此有差异的人，有共同面对彼此差异的平台就有可能形成相互帮助，让民众改变民众、社区帮助社区。
参考文献：
[1]韩子荣，连玉明.中国社区发展模式：安全型社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2]李宗勋.网络社会与安全治理[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8.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3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传统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对转基因食品多重危害属性（实然性危害、可能性危害、精神性危害）的监管要求，而具有社会权力和风险社会理论依据的社会监管，对解决传统监管在权力垄断、手段有限、范围局囿、目标单一的问题上意义重大。然而，社会监管受科技和法律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实现。提高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技术和认知水平、增强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对社会权力的保障性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社会权力；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DF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2-0042-07
收稿日期：2014-10-20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CLS2013C80)作者简介：王扬（1987-），女，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学、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刘晓莉（1963-），女，内蒙古通辽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学、当代中国法制建设。
面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除了要提高转基因技术水平外，还需要对其有效地监督管理。与传统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措施为手段、以生产销售为对象、以人体健康为目标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不同，社会监管是指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依据法律或社会规范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的限制和制约‘¨。社会监管最大的特点在于监管主体和监管范围的广泛性。鉴于此，本文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困境和解决对策予以研究，以期裨益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理论梳理
（一）社会权力理论的体现
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的民间社会权力。其中，社会主体主要是指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群众（公民、社会公众、各阶层社会利益群体）和各种社会组织①。社会权力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权力的客观存在，而且还回应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现实要求。更重要的是，其论证的社会权力所具有的自主性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性，为解决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监管集权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即为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社会监管符合社会权力对监管权力社会化的要求。与其他国家以政府为主导、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监管模式不同，受历史因素和制度惯性的影响，我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存在行政监管集权的重大问题。这种一味偏重行政机关主体地位、强调行政手段监管作用的监管模式，必然会因转基因食品种类和功能的快速增加而导致政府监管职责过载。面对不断涌现的科技风险，政府的监管能力已经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防御需求。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催生了新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格局也逐步形成，充分参与国家管理、监控国家权力的的愿望也日趋强烈。面对行政监管在转基因等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乏力，社会各界要求参与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监管权力走向多元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已成为一种必然。同样，社会权力作为相对于国家权力、私人权力而言的一种集合性权力类型。其提出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内部分权的权力制约方式、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集权问题、整合行使分散的权利内容，从权力制衡的高度，使社会主体真正发挥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这与社会监管所追求的社会效果不谋而合。
其次，社会监管符合社会权力对监管主体多元性的要求。社会监管不仅与社会权力理论所追求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目标相一致，而且在主体范围上更加广泛。从社会监管的定义可知，社会监管主体包含了社会权力主体和政府组织两大部分，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监管主体的权力依据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必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监管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点，所以长期以来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措施为手段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单一的行政监管主体不仅效果有限且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更重要的是导致了监管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监管责任的过载问题。社会监管不仅凸显了监管主体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了监管权力和责任的多方性。面临转基因食品复杂的安全性问题，监管主体的多元化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自身优势，减少监管活动的专业性壁垒。此外，监管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责任的明确和细化，能够通过责任分配的方式，降低社会风险。与传统的监管模式相比，社会监管还有助于增强社会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风险社会的防御能力。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体现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阶级社会向以风险分配为主题的风险社会转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变迁，包括个体化进程、对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等等。”风险社会理论不仅对目前人类所处的社会状态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与分析，而且也得以使传统的理论学说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社会监管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首先，社会监管符合风险社会对监管手段多样性的要求。依据风险社会理论可知，风险的普遍存在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受科技因素的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食品卫生或食品污染的范围，其已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整个食物链的管理与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受科技风险的影响，现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集卫生、健康、环境、技术、伦理、人权等多重风险于一身的社会问题。转基因食品所具有的科技属性，使其出现了传统食品所不具有的危害属性。与显露的食品安全危害相比，“转基因食品具有科学尚无定论和不确定性的危害、在价值评判上存在模糊性或争议性的危害。”这无疑为原本繁重的食品安全监管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由于其多重的食品危害属性超出了传统食品安全的可预测范围，因而导致了监测机构难以对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准确决策的现状。此外，对于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而言，有限的监管手段必然难以满足风险防范的要求。而社会监管所具有的行政、技术、法律、道德、社会评价等手段无疑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要求。
其次，社会监管符合风险社会对监管范围广泛性的要求。传统的监管学说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生产经营者（微观经济主体）为对象的理论构建，这一理论特点对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食品安全法》和已废止的《食品卫生法》①都只强调了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而对其他上下游的行为类型没有予以规定，这就导致基于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而进行的传统监管存在缺失。作为“实验室再生品”的转基因食品，有着不同于传统食品的产出流程，尤其是在实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事实证明，监管范围局限不仅难以有效防范风险，而且还可能会滋生犯罪。例如，2012年，美国某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做转基因大米人体实验的行为被披露后，随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经认定，实验方违反了学术伦理和管理规范：实验方案没有及时交由伦理委员会审核，对参与实验的儿童和家长没有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虽然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报告，但却暴露出实验监管的重大问题。相比西方国家对转基因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监管范围，我国尚未形成基于产出流程而建立的全方位监管体系，社会监管势在必行。
二、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阻碍因素
社会监管概念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所存在的问题，但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监管所追求的现实效果，就必须正视阻碍社会监管实现的不利因素、解决制约社会监管实现的主要问题，否则社会监管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构建的层面最终难以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其影响因素众多。就影响程度而言，科技和法律的双重制约无疑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重点。
（一）科技性制约因素
首先，转基因技术可能存在负面风险。简单来说，转基因就是一种通过改变受体基因构成的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既能够实现生物体自身基因的改变，也能够通过外源基因的插入来改变受体基因。就自体基因的改变来讲，可以将只在部分器官表达的基因在更多的部位得以表达。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促进家畜生长素的生成，使个体变得更大，从而满足人们对产肉量的需求。外源基因的插入更是突破了物种间的天然屏障，使不同物种的性状在同一受体上得以表现。例如，“将蜘蛛基因插入山羊基因中，山羊奶中就能含有蜘蛛网蛋白质。将水母基因插入猪体内，猪鼻子就能在暗处发光发亮。将北极鱼基因插入西红柿和草莓体内，就能抵抗冰霜。将人类基因插入玉米中，就能产生杀精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解决各种食品问题带来了曙光，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阶段性认识成果，难免存在不可预见的缺陷，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修正。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科学家们虽然已经掌握了基因工程的核心技术，但限于认识程度，对于该技术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明确和证实。就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国内外社会各界仍存在较大争议。研究发现，转基因生物与非转基因生物相比，具有独特的Dna（脱氧核糖核酸）、Rna（核糖核酸）、蛋白质和代谢产物等成分，而含有这些衍生成分的转基因食品（粮食作物）可能出现营养成分降低、过敏反应、毒素增加、基因突变等负面影响。
其次，转基因食品风险监测存在技术限制。检验检测既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以我国为例，通过进出口检验检疫机构的严格检测，“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将54.5万吨含有未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转基因玉米退回美方”，有力地保障了我国进口粮食的安全性。近年来，我国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相继颁布了包含转基因成分检测、环境安全检测、食用安全检测在内的80多项检测标准，但在检验检测机构设置和检验检测水平上，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的检验检测机构存在数量有限、分布不均的严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的30多家检验机构却集中在20个省份，这就为转基因食品的检测工作带来了不便。不仅如此，我国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2000年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远滞后于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活动，现有的检验检测方法也存在测试对象特定化和检测手段有限性的问题。例如，目前比较成熟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基于蛋白质水平的eLiSa方法和基于nDa水平的pRC方法。就eLiSa方法而言，一方面，由于食品的复杂成分会干扰检测效果。另一方面，受食品加工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会破坏转基因食品中的蛋白质抗原性，从而降低了检测结果的灵敏度。而具有较高灵敏度的pCR检测方法，对实验室布局和检测人员水平要求非常严格，否则极易造成污染而导致错误的检验结果。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研究采用同源或近缘物种的优势基因，去转化研制新的转基因作物，这就给转基因食品的检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二）法律性制约因素
首先，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缺乏对食品危害属性的体认。法律对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的认知程度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防范的水平息息相关。由于我国没有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专门立法，目前只能参照《食品安全法》等有关规定进行监管。根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可知，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对人体健康和营养需求的实际作用性。同样，其他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都只体现了转基因食品的实然性危害属性。例如，根据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规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最主要的内容包括：转基因食品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营养学评价；毒理学评价，如免疫毒性、神经毒性、致癌性、繁殖毒性以及是否有过敏源等；外源基因水平转移而引发的不良后果，如标记基因转移引起的胃肠道有害微生物对药物的抗性等；未预料的基因多效性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如外源基因插入位点及插入基因产物引发的下游基因转录效应而导致的食品新成分的出现，或已有成分含量减少乃至消失等。”而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则具有前文所述的多种危害属性，即可以概括为实然性危害、可能性危害、精神性危害。显然，现有的立法规定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属性存在认识局限。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作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对食品安全立法和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应当提高对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的认识水平，周延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其次，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缺少对社会权力保障的体现。社会权力是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产物，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社会监管作为行使社会权力的活动，其不仅符合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要求，而且还能起到外部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社会监管权力并不均衡。从我国现有的立法规定来看，我国的监管模式偏重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强调行政手段的监管作用。与其他国家所倡导的多元性监管模式相比，我国的监管主体过于单一，存在监管集权的弊端。不仅如此，其它监管主体在法律地位、监管程序、监管效力上都缺少法律规定，甚至有些主体本身还是被监管的对象，因而难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起到外部权力制约的作用。此外，公众参与作为社会权力的实现形式并没有通过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予以体现，致使现有的监管活动存在公众参与制度缺位的问题。以社会评价为例，当前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还是政府主导的专家评价机制，这种缺乏公众参与的评价机制不利于风险决策的合理性和民主性，而且还不利于对社会权力的有效保障。美国学者达尔曾指出，一个多元的社会意味着权力的多元性、利益的多元性和意见的多元性。正是由于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合理质疑，使得一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政策难以被认可和推行。
三、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有效对策
（一）科技性制约因素的消解对策
首先，提升转基因食品研发的科学技术水平。受认识水平的制约转基因技术虽然可能存在缺陷，但是作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第三大科技，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势在必行。作为重要的现代科技成果，转基因食品在解决粮食供给、提高营养价值、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性能毋庸置疑。同时，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也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生态环境安全、赢得高科技资本的现实选择。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很多国家纷纷投入到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活动中来。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活动。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转基因作物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之一。但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生物技术综合研发能力不强，科技优势也并不明显。“袁隆平院士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加快发展农业生物技术，杂交水稻的优势将会在5-10年内丧失。”面对我国巨大的食品供给压力、产业发展限制、环境污染威胁等现状，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的发展任务。提升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水平更是时不我待。
其次，提高转基因食品常识的社会认知水平。与传统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人们难以根据以往生活经验，判断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的原因所在。由于缺乏官方的信息渠道，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报道长期以来被非官方的舆论所主导。作为关系到人体健康的食用品，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报道无不触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吃转基因食品会三代绝育”、“转基因食品能致癌致残”、“转基因食品是西方帝国主义灭华的阴谋”……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不绝于耳。有些别有用心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往往利用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不了解，将转基因食品妖魔化，进而达到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目的。甚至有些研发机构和专家学者为了不法私利，利用公众对其专业性的信赖和权威性的依赖，公然违背学术伦理道德、散布虚假信息。因此，只有提高转基因食品常识的社会认知水平，才能增强公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摆脱官方机构疲于辟谣的局面、减少公众无谓的恐慌，从而使谰言不攻自破。同时，面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只有通过提高认识水平才能使知情权具有实际意义、使公众理性有效地参与重大决策，从而提高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二）法律性制约因素的解决对策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公共安全；管理；社会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6-0170-01
引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公共安全管理是越来越关注。如2008年四川的汶川地震、2013年禽流感事件、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案、2015年6月刚刚过去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等等，让人历历在目。由于安全隐患不断上升，公共安全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广大群众日益关注的焦点，也进一步验证了公共安全管理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例如在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案事件，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影响和心里的恐惧。所以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定义和特点
公共安全管理，传统上认为的公共安全管理，主要指的是对各种灾难的处理，以及部分准备和预防工作，例如为以防灾害和战争而储备的各种资源、修建排洪工事等。而发展到现在，公共安全管理的主要指：国家有全方位及完善的立法，政府组织中成立专门处理机构，并且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流程，及成型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其主要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1]
公共安全管理的特点具有广泛不确定性、突发性、复杂性和破坏性。
1.广泛不确定性
一切危机国家、利益、人民财产或生命安全的行为均属于公共安全管理的范畴。例如，自然灾难、人为事故等事件。
2.突发性
由于危机常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点，事件发生紧急，突然发生、根本无法预料其时间、地点、造成的后果等，根本没有任何征兆的。
3.复杂性
事件的发生非常混乱，不同危害安全的行为同时或者变换产生，受自然因素、社会原因、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4.破坏性
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都必然不同程度的造成破坏，造成混乱和恐慌却，而且爆发后由于时间以及信息有限，从而导致无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安全管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主要问题点
一是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立国之本，只有具备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才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虽现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法规，但也无法全面的规范复杂的公共安全管理状态，就无法根除其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安全意识薄弱。安全意识淡薄，教育不能及时弥补，是公共安全管理建设的绊脚石。如，2014年10月湖南湘潭校车翻车造成11名幼儿及司机遇难事件，事故校车为核载7人的面包车改装而成，事发前，事故车在前一个站点卸载了4名幼儿，事发时车上仍载客11人，实际共载客15人，超载近一倍。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严厉禁止校车不能超员等行为，为何还是会发生惨案发生。由此，说明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做造成，也反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安全意识的教育和事故中安全逃生的的培训和处理存在着薄弱环节。因此，加强全民安全意识的学习和培训，才能提高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进步和发展。
三是处理机制不健全、职能分散。我们风险管理工作发展较晚，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缺乏专门的公共安全管理的权威机构。现已建立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存在被所属行业、所属部门分割的严重影响，具有很大的分散特点，没有一个专门的、统一的只能部门进行管理，造成我国公共安全管理行使的权力被分散。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后，中央政府会临时组成工作组来进行应对，各种救援队伍去执行被安排的任务，没有隶属关系，很难进行统一的管理，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影响工作效率。比如，食品安全的工作，依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食药监局、卫生局、质监局等各职能部门分别担任着不同岗位的工作职责。所以，在发生事故时，各职责就很难划分，从而会延误救援时间，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四是安全管理趋于形式化。由于公共安全管理缺少完善的监督机制，造成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方案难以实施，更甚者为了交差，只做了表面文章，而真正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造成的公共安全管理只趋于形式，甚至会麻痹一些人的做事态度，酿成更大的危险或安全隐患。
三、提高公共安全管理的方法
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集中统一管理公共安全工作，明确划分制定国家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中所担任的职责，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救援组织体制和高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平台，以便更好的完善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是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安全信息共享的机制，同时加大管理公共安全信息共享的力度。公共安全信息的时效性和综合性是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信息共享。在面对公共安全危机时，各个部门联合行动，统一管理，最大程度的发挥有限的资料来处置危机，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三是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综合性人才的培养。我国当前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综合性公共安全管理人才的短缺，人即是社会活动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所以，人的知识水平会直接影响事件的发展方向和状态，尤其是在公共安全管理的工作中，一个是否正确的决策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安定，而能够执行正确指令和行动的因素就是知识。因此，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中，加强综合性公共安全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总之，公共安全管理在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健康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政府工作顺利展看的重要目标。
公共安全管理是一项关系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必须提前谋划、尽早实施、重点发展的减灾工程。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谁重视了公共安全管理，谁就会在同灾害的生死搏斗中赢得主动权。只要政府重视，群众参与，相信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成效，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安红昌，颜辉.中美公共安全管理比较[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10）：81-85.
[2]赵秀雯.公共安全管理在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J].安全与环境学。，2006年7月，第6卷增刊：66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平安社区；刑事犯罪；禁毒防艾；综合治理
一、平安社区建设的基本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04年，“平安和谐云南”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各有关部门统筹兼顾，坚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坚持把经常性工作与阶段性工作相结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活动，注意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坚持打击与整治并举，切实抓好突出治安问题的专项整治；大力开展安全生产的专项整治，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加强协调管理，确保经济稳健运行。目前，全省社会治安总体平稳，2004年刑事案件立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截止2005年4月底，全省办结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也在80%以上，公众安全度进一步增强，2004年公众对全省社会治安的总体满意度达85.8%，比上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
然而，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大量涌现，二是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大量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员进入社区。社区因此成为了城市管理的重心，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阵地。
二、平安社区建设的机制
第一，构建道德宣化机制，培育和谐社会理念。以人为本，是建立现代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当前的重大课题，就是理顺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民的多元道德价值关系和建立一套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道德标准。要倡导人们诚信友爱，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和对待社会现象，善辨丑恶，明辨是非，弘扬道义；要积极倡导人们树立心齐、劲足、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努力创造自己的美好家园和幸福生活；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高尚的人格、尊严、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用道义的“善”把人与社会联结起来，平安建设才能深入人心，和谐社会才能最终实现。
第二，权责一致机制。从平安建设的主体来看，政府引导、部门实施、全社会民众参与构成了平安建设的立体三维模式。一般而言，各级政府的层级越高，权力功效越大，责任越大，但事实上社会问题的处理又往往是层级越低面临的问题越多，责任越加具体和沉重，这是权力效能和责任承担和谐的矛盾。建立权责一致机制，就是放手调动基层组织的作用，赋予充分权力，形成上下级责任连接。各级政府要融入民众之中，加强基础渗透工作，建立点、片、面的归口管理负责制度，切实做到一级组织确保一方平安。
第三，权利保障机制。平安建设真正深厚的力量在于民众，民众是平安建设的根本实现力量。然而目前的突出矛盾却正是多项权利保障制度和民众的实际享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建立物质的权利保障机制，一方面要从完善制度入手，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步伐，另一方面也要动用社会力量，在制度上找出一条由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救济渠道。可以说，政府对民众权利保障的程度，也决定了平安建设的程度，政府以人为本意识的强化是平安局面形成的重要基础。
第四，治安恒定机制。社会治安问题是平安建设的直接问题和基本衡量指标，社会治安面临的客体虽然复杂多样，但在具体实施中，也要讲究工作运转的系统性、恒定性。专项短期治理也应形成恒定性，并要有效地渗透到对整个治安管理的大系统中，有效地辐射到社区防范和民众参与上来。可以通过政府扶植和社会支持组成专职或兼职的该区域内的治安联防组织形式，把治安恒定机制有效地回源于民众，回归于社会。
第五，禁毒防艾机制。这是云南省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由于云南省毗邻世界毒品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该地区与云南8个州市的25个市县接壤，自1990年代以来，云南成为“金三角”毒品过境渗透的中间地带，深受毒品泛滥之害，是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重灾区。
三、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法制宣传教育作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结合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山区贫困面大的省情，要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育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识、民主法制观念，促进边疆稳定和各民族团结，在全社会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同时，加强以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为目标，加强安全生产、禁毒防艾、劳动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预防性、治本性和基础性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政府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的报告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提高及时获取、准确分析、按需监控和适时信息的能力；要抓住群众关心的焦点，把问题解决在群体事件之前。
转贴于
第三，有效遏制刑事犯罪活动，确保社会治安稳定。树立“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严重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对案件侦破采取“定领导、定任务、定时间、定职责、定奖惩”的措施，以及“命案必破”，“特案特办”等意识。铲除黑社会性质犯罪及各种流氓恶势力；控制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其他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打击和遏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提高执法质量。要建立健全破案责任制，强化侦查破案工作；要深入分析研究各地治安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集中统一行动、专项斗争和经常性打击工作，增强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绑架、杀人、投毒、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及时解决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安全感的突出治安问题；切实加强对走私贩卖枪支弹药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降低犯罪率；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破案追逃”责任制；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大力缉捕经济犯罪在逃人员，严厉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强化治安管理，坚持不懈地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针对新型犯罪不断增多的情况，还要及时研究对策，提出司法建议，为打击犯罪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第四，深化禁毒斗争，严防艾滋病传染蔓延。坚持打击毒品犯罪与减少吸毒危害相结合、国内缉毒与国际合作相结合、解决当前紧迫问题与实现长远目标相结合的工作思路，紧紧抓住遏制毒品来源、遏制毒品危害、遏制新吸毒人员滋生这三个关键环节，着力推进堵源截流、禁吸戒毒和禁毒除源三大战场，有效控制毒品蔓延。以开展“无毒社区”、“无毒单位”、“无毒村”和“无毒家庭”等创建活动为载体，积极推进禁吸戒毒工作，全员收戒吸毒人员，全面萎缩毒品消费市场；深入持久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加强禁毒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为打好禁毒人民战争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五，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落实到社区、街道、单位，加强社会面控制，形成以110巡警、交警、辅警、社区专职巡逻队和单位保安人员组成“五级治安联防防控网络”，进一步科学规划警务亭、岗、站、室和巡逻车布局，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第六，不断改进和加强公安基础工作。以改革和加强派出所工作、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战略为着力点，以建立长效机制保障，推动警力下沉和警务工作前移，做强做优公安基层组织，努力建立起打、防、控有机结合的警务运行机制，切实把派出所建设成为多功能、贴近群众的综合性战斗实体。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有效整合各类情报信息资源，形成全警采集、运行顺畅、信息共享、集约高效的公安综合情报信息工作机制，建立公共安全的预警和决策分析机制，提高侦查破案工作的科技含量；要按照“以防为主、快速反应、应急优先、分级负责、平战结合、依法管理”的原则，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研究制定网上舆论斗争工作机制，掌握舆论动向；要认真研究刑事犯罪的规律、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建立经常性严打机制，提高打击的针对性、主动性和时效性。
第七，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加大对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民用爆炸物品、剧毒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清理，减少危害。加强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落实各项安全责任和措施，深入排查和整治火灾隐患，努力减少火灾事故；强化消防部队训练，建立和完善各项应急机制，提高处置能力。以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为目标，狠抓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加大交通安全常识宣传力度，强化路面控制，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努力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八，要建立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系统。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处理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网络队伍，在各社区、街道和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监督管理站及安全生产协管员制度，在全市各社区、街道建立专职消防队，完善社会公共安全防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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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才年，朱际民，林吉爽.略论中国的“平安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04).
［3］林广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实践——论创建平安社会活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01）.
［4］商小云.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J］.创造，2005，（04）.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现代网络；安全；信息管理
在当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网络信息管理已成为一个凸显问题。在发展中,信息技术设计到多个行业。使得网络信息管理变得越来越不容易进行处理。从网络信息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的环节上,更需要对其加大力度。信息安全的处理还要与国际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的安全以及隐私做到相应程度的保护。
1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及突破小议
网络的管理中,信息安全管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家庭以及金融和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信息安全还涉及到国家的隐私以及国家的利益等各个方面。在技术方面进行分析,信息技术涉及到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和密码技术等多个技术。在信息管理工作中,需要结合多元化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在网络信息安全中,网络信息不仅是单纯的自我循环与合作,再加上具有很强的社会作用。在信息制作中以及传输的过程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信息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社会的管理以及运行。从而对信息安全进行更加严密的处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信息的安全管理中,涉及到方方面面。在管理的过程中,主要使得信息中的计算机数据得到保护。从而保护信息安全隐私不被泄露以及篡改。信息技术不被恶意篡改以及使用,就要加大对计算机系统安全的保护措施以及力度。在传输过程中要对传输文件进行保护以及加强。从而使得计算机硬件具有可靠的性能以及安全正常的运行。技术上要对计算机网络运行软件以及硬件和运行等三个方面进行处理。在相应的问题上,也要对计算机的密码技术以及信息控制等进行有效的处理。从而使得信息安全管理技术得到全面的管理。在计算机的目标要求上讲,计算机的首要目标是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信息的生成以及信息的传输使用中要不被恶意篡改。即使被恶意进行篡改后,也能根据相关的数据和软件进行恢复。信息的准确性关键是信息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解以及确保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以及安全概念。信息安全管理中实现的目标是使得信息不易被泄露,保护信息的隐私和安全性能。在信息管理中,保证用户的重要数据不会丢失,在信息丢失后能够通过安全可靠的软件进行恢复,在信息数据传输的过程中,能够保证信息有效的进行输送,保证信息在安全的系统下进行,人为破坏时,能够进行及时的拦截以及技术处理。
2技术管理与社会管理存在的技术分歧
信息网络安全中,并非拥有技术控制以及在技术控制前提上的综合性技术装置就能解决其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系统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有着相对重要的意义。网络信息过程就是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综合一体实现的功能。在技术方面,同科学技术相仿,是综合性的社会功能实现以及运用的过程。在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提供中,都需要一个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来进行实现以及保障。在技术的实现以及技术综合来讲,信息技术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以及传输和使用的海量性,在网络的开放性能以及互动性能中,对社会的管理以及稳定性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信息技术进行安全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信息安全管理中,很可能会出现与社会管理相冲突以及一致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求同存异的关系,也在相应的程度上产生冲突和相互的不一致。原因是由于两者的不同环境以及不同的形式所造成。技术管理与社会管理中,社会管理的要求目标更为明确。在相应程度上,社会管理相对于技术管理显得更加有力度。使得技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附于社会管理的相关要求。网络信息管理技术与社会管理在基本能源上都是相同的。在信息网络管理与社会管理中,其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对管理的充分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对信息安全技术管理的认识。有助于人们能有效的避免网络技术给人带来的科技异化问题。即人制造的科学在使用中会对人进行控制。在控制中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产生了影响。在信息管理以及社会管理中,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区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存在的内在纠纷。使得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还具有相应的动态性以及互动性,在使用中容易受到现实社会的阻力。究其根本来讲,网络信息的动态性以及互动性有助于更好的实现社会管理。在网络技术管理与社会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在相互互动的过程中,使得网络信息技术在程度上对社会管理要处于弱势。在一方面使得网络信息管理在管理的权限中会相对增大,网络信息管理在相应程度上使得社会管理的服务所引导以及限制的可能。从而会使得网络信息管理中存在着弱化以及影响。
3网络信息管理的国际合作探讨
国际网络服务为用户服务已持续将近20年。在20年里,在用户数量以及信息的容量上都存在着飞速的跨越发展。在相应的程度上使得网络信息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的信息和安全管理变得尤为重要。现阶段,网络的安全管理以及发展仍旧是一个新的事物。网络信息安全是国际性的问题,因此加强信息管理十分重要。
4结语
网络信息管理是当今的重要问题。在进行互联网以及计算机的管理过程中,要致力于消除网络管理主体之间的相对分歧。增加其相互的信任,主动承担应有的责任。网络安全管理要与社会管理相适应。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得其能发挥良好的效益。进行网络的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充分的研究其数据以及安全信息保护功能,从而促进信息管理的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悦,郑文娟.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研究[J].科技与法律,2011(1):747.
[2]王华楠.浅谈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电子商务,2011(12):132.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7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birthing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asequal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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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8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工业化文明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负担，同时也把人类社会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刑法为维护公共秩序共同体安全提供了有效保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应的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何对风险社会下的刑法进行调整，已经成为法律界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实施安全刑法的必要性
罪责法属作为传统的刑法，对犯罪的认定是以客观的、现实的以及实际存在的社会危害行为基础的。规则的认定也是以明确主观罪过形式为基础的，对罪犯的处置也只是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前提下，根据罪责刑法中的四要件对其进行认定的。罪责刑法的本质针对那些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人制定的。在风险社会下，一些行为上具有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紧迫性的危险行为，一旦发生就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些危害是人们普遍知晓的也是极力反对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因此，应该将其纳入法律当中。对于危险性行为主观罪尚未查清的，行为人又有客观的主观罪的，必须处罚制造危险行为人的，刑法必须对其进行处罚。因此，也应该将其引入安全法律体系中。
二、安全刑法的预防作用
所谓的安全刑法的最高指引是安全，不是单纯的对某个人进行谴责，而是以保证社会安全为前提所提出的。安全刑法主要针对是行为危险性，如果应受处罚的行为有危害法益的危险，那么刑法就应该及时介入；如果是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只要其行为对法秩序共同体安全构成威胁，刑法就应该对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降低其风险性行为。www.133229.Com
三、安全法的优势
（一）安全法与罪责法的差异
罪责法的性质是以侵害犯为主体的，而安全法的犯罪性质是以危险犯为主体的；奉献社会下的治理模式，应该以罪责刑法上的特殊预防、消极普通预防模式为主；安全法在任务上强调其安全性，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要目的；依法治国是安全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存在趋势；从价值角度来看，罪责刑法以崇尚自由为主，安全刑法则强调其安全性。
（二）传统伦理刑法与安全刑法差异
传统伦理刑法在制裁手段上，是以刑事制裁、民事、行政等责任的承担为主的刑法制裁。安全刑法的制裁则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刑法手段；伦理刑法的范围主要是思想犯，伦理制度下，常常将思想扣在百姓头上，使百姓怨声载道。而安全法中的处罚罪犯是有相关依据的，对于个别的难认定的危险犯，也是有相关生活经验及社会集体利益作为参考的；传统伦理刑法的任务是以维护封建集团少数人的利益为基础的，广大人民只有服从，失去了自主性。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是以广大人民为主体的，以维护全体社会利益为主体的；传统的伦理刑法在公民权利上，实行的是大一统，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人民只能顺应其的统治。而安全法中的规定则是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没有严重的侵犯到别人的权利或是损害到社会利益，刑法就不予以制裁；封建社会统治时期，因技术及文化程度的低下，主要是以类推法进行刑法定罪，原则上的不科学，使冤假错案率比较高，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性。而安全刑法中用的是刑事责任推定原则，这种原则是有特定程序、法律条件及科学方法的。
四、安全法范围的拓展
扩大后的安全法主要表现在构件预防罪责论上，对刑法法益概念进行完善，宪法中明确的规定权利属于刑法中的法益。拓展后的刑法，是以针对人类的生命及财产等有严重威胁性行为的犯罪化，把抽象的个体和超过个人能力范围的法益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经济、环境、计算机、医学等领域中的犯罪幅度逐渐上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将拓展后的内容纳入法律体系。这种拓展的法律内容是将刑事立法中大量的采用抽相反的立法技术的处罚重心，放在违反禁止规范行为本身而不是造成的侵害结果上；在刑法中，应该严格规定责任、法人责任、责任；要确定刑事推定原则，安全刑法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与罪责刑法需要无罪推定原则相似；设立安全刑法的刑罚架构，并加以保安处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刑法罪责法将会转变为安全刑法，虽然这一转变过程是复杂的，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理论的出现，我国刑法的人权保证机能会得到不断的完善。
五、结语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区域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
一、“区域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的内涵及其价值分析
所谓区域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就是针对一定区域与范围的、用以满足公众不断面临的公共安全需求的科学技术，它属于民生科技范畴，具有人为性、为人性、社会性、公共性等特征。其构成包括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区域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的器物层面主要指为提高公众安全、满足公众安全需要、实现公众科技权益而直接提供的公共科技产品与服务，在三层次中具有外显性特征；制度层面则指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导力量为保障公众公共安全需求和处置公共应急事件而制定的相关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的总和；精神层面则是指公共安全科技服务过程中渗透公众与社会之中的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精神和具有公益性、公共性和服务性的价值德行。
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体现科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公众理解科技的重要内容。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与使用将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更加有趣并且更少威胁性的地方，因此，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不应把公民排除在外，科技只有在满足公众需求与参与的基础上，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近些年所发生的如SaRS、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等事件中，一方面各有关部门以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对有关事件进行了处置，另一方面公众以利益相关人或关键人的角色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这些实践证明：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越来越多地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公众生活质量、提高国民素质和维护社会和谐紧密联系，体现了科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二、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服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当前，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融合，科技的公共性与社会性日益凸现，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日渐突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十分必要。针对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各地公共安全的特殊性现状，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区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显得尤为紧迫。应该说，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区域公共安全问题，2004年，主持会议，在听取公共安全科技问题研究专题汇报时指出：区域性公共安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紧迫问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也首次将区域公共安全科技列为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其中应急管理是公共安全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加强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至少在以下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1）有助于加强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形成机理的研究与科学预测，提高预测预警能力，从而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建立并完善多部门协同应对机制和加强多目标多阶段的应急决策理论，做到未雨绸缪、科学决策；（2）有助于在处置公共安全与应急事件过程中做到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及时使救援力量得到优化调度、应急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尽量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3）有助于在公共安全事件处理后及时恢复社会秩序、舒缓民众心理、化解社会危机与矛盾，维护区域内的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与引导民众的公共需求。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典型突发事件案例更是警示我们：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加快发展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并建立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应成为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与应用的重中之重。
三、对我国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组织体系及救援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已具备一定基础，积累了许多处置突发事件的经验，成功应对了一些专业领域的突发事件；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相关领域的项目经费和数量逐年增长；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科技得到快速良性发展，研究成果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1）我国还没有从整体层面上进行系统的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研究，缺乏完善的区域性公共安全体系，各相关领域研究处于条块分割状态；（2）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相关领域的安全体系的建立还刚刚起步，研究基础弱；（3）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服务的相关条件不足、设备相对落后；（4）区域内公共安全科技意识淡薄、专门人才不足、公众安全教育不够完善；（5）在公共安全科技经费投入方面不足，缺乏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支撑条件等。
区域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坚持“科技为了人民、科技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理念。要从理念、制度、服务能力、公民意识等角度加强体系建设。
（一）提高各级政府对区域性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的认识，深化相关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
完善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各级政府对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对国家、社会和公民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政府在公共科技服务上的责任意识，注重对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的理论建设；明确政府在提供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中的职能定位和对公共服务的事权配置，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区域性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体系涉及政府诸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中涉及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要做好各部门间的事权配置，防止出现在履行公共科技服务中的模糊行为、责任承担时的相互推诿。
（二）鼓励供给主体社会化趋势发展，处理好责任主体政府与各供给主体的指导、协调、合作、监督的关系
区域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涵盖了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社团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形成了党、政府、人民团体和科技单位密切配合、大联合、大协作的新的工作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与协调，很容易滋生各方定位不清、职责模糊等问题，继而出现相互推委、互不负责的不作为现象。要避免此类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加强对公共安全科技服务工作的领导和协调，理顺工作关系，实现有效协作，统筹部署，集成资源，扎实有效地推进我国科普事业的纵深发展。
（三）细化相关政策法规，持续增加区域性公共安全科技服务投入，实施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保证公共科技服务体系的效率
加大对现有相关法规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使公众对保障自身权利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实现法规政策的细则化和可操作性；持续增加对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的财政投入，开拓多渠道鼓励社会投入。要加大各级政府在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上的财政投入和专项资金投入，并有倾向性地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贫困落后地区的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中去，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形成全社会积极投入公共科技服务的局面；要加强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中的监测评估，尽快建立评估机构和评估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的监测评估体系；同时，要倡导由公众、社团、大众媒体在内的第三方评估，以保证评估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
（四）注重公共安全科技服务的能力建设，努力增加、提高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使公共科技服务与公众需求相适应
增加可视公共安全科学空间的数量，提高可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学空间的服务质量；充分调动科学共同体作用，提高公共科学咨询服务和培训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建立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网络信息平台，整合公共安全科技信息资源，加大大众媒体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中的作用。
（五）坚持公共科技服务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原则，重视公共安全科技服务体系中公众的权利主体地位，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机制
在建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体系过程中，要重视公众对公共安全科学服务应享有的知情、获取、表达、接近、参与、监督等权利，针对诸如有关科学技术的突发性事件、热点事件、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积极、快速、高效的响应互动机制。建议建立健全发现、回应、表达与参与的机制，建立重大公共科技项目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重大科技公共项目的公众听证会、协商制度，公益性科研项目报告公开、信息公开存取制度，实施“关键公众”接触，加强公民调查工作，鼓励公民科研行为等，创建全民参与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科技服务的良好氛围和局面。
参考文献：
安全对社会的重要性篇10
三、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我镇安全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镇安委会全体成员单位、镇内相关社会组织以及各村（居）委会、各村（社区）行政服务站负责人。
安全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镇安委办，负责我镇安全社区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北滘分局常务副局长黄志敏兼任。我镇各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职责，在本辖区、本系统、本领域内认真组织、实施和参与我镇安全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根据创建工作的需要，将由镇政府在创建成员单位当中适时调配相关业务骨干至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办公室，确保我镇安全社区建设工作任务顺利推进和开展。
四、总体目标
五、实施步骤安全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长期、持续的过程。我镇创建工作将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开展。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2012年6月）
做好推进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准备，制定下发《北滘镇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方案》，层层动员部署；学习宣讲安全社区理念和创建标准，学习外地安全社区创建经验，对试点社区的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促进试点社区尽快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认真开展调查摸底，了解我镇各领域的安全状况，摸清相关的人文资源，为启动我镇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打好基础；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开展全社会的广泛宣传，积极营造安全社区创建氛围。
镇政府确定顺江、北滘两个社区作为试点单位，并适时召开创建工作会议，总结推广创建试点好的做法，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为我镇安全社区建设的推广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镇政府拟聘请相关专业机构，委托专业机构根据我镇实际情况，推进我镇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其他各单位、部门、各村（居）委会、各村（社区）行政服务站要提前谋划，尽早启动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制订本辖区、本领域的工作方案，落实创建工作的负责领导和具体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切实推进我镇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在总结我镇安全社区创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镇范围内全面铺开，争取到2015年前我镇实现省级安全社区创建达标。期间，各单位、部门、社区要对照《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安全社区评定管理办法》等标准组织实施创建工作，逐一落实。要有针对性地策划和实施安全促进项目，建立本系统、本领域、本辖区健全安全社区管理制度，组织全员参与宣传教育、培训，开展事故与伤害风险辨识评估及其预防、事故与伤害记录检测和监督、应急预案和响应、预防及纠正措施、创建档案评审与持续改进等工作。各单位、部门、社区要按照工作方案和实施步骤，整合各方面资源，加大工作力度，促进创建工作顺利开展，逐项完成安全促进项目。对不符合标准的项目进行整改，并由镇安全社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对进行检查和督查。
根据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完成情况，我镇将适时邀请相关的专家对我镇安全社区创建活动进行咨询、指导、培训等工作，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期间，镇政府也将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作为“创建安全社区”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为安全社区建设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各单位、部门、社区也要有经费保障投入，确保此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安全社区”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将是镇政府今后几年的重点工作之一，镇政府将结合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的要求，将各单位、部门、社区开展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到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定期实施考核验收。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是加强安全生产基础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部门、单位、社区要深刻认识安全社区创建对我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高度重视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全面部署、精心组织，把深入开展全国安全社区创建活动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同时，镇政府将把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对如期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予以表彰；对工作不得力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和问责处罚。
（三）建立机制，完善措施。安全社区建设具有较强科学性、广泛实践性，涉及区域诸多方面，各部门、单位、社区要采取有力的保证措施，建立起规范高效的安全社区建设管理和运行机制。开展安全社区创建工作要建立并保持一个有效运转的安全社区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参与，持续改进。一是要建立安全社区建设安全促进评估机制。根据安全社区建设的规划和阶段性目标，制定实施针对安全社区建设计划和干预项目的考核评估机制。二是要建立安全社区建设咨询服务机制。集合社区内外的人才资源，聘请相关专业人士、建立专家型志愿者队伍，为安全社区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咨询和指导。推进安全社区建设，在建立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更要注重长效建设，不断完善改进措施，保障运行持续有效。
（四）落实责任，部门联动。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综合性、社会性的复杂工作。各单位、各部门、各社区要齐心协力，联动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创建工作的整体合力，才能有效推进安全社区创建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各社区要把创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结合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严格按照创建标准要求，切实开展好本辖区、本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解决存在问题和实际困难，着力改善我镇各领域、各社区的安全状况，广泛动员社区内的单位、居民共同参与事故预防及安全促进工作，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各类事故与人员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