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理论体系篇1
【关键词】系统论原理人体生理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4-0069-01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出现，对世界的科学图像进行了改变，对人们的思维能力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渗透和统一。在“三论”出现后，一些新兴交叉科学如系统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均得到了创立和发展，并在其综合特点的作用下，使其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在教育领域，由于受到现代化系统科学浪潮的冲击，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面临改善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手段改变教育模式的问题，以此来更好地控制教学过程。这无疑是教育科学被系统科学同化的必然趋势，同时这也代表着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因此，本文基于系统科学的观点原理，对其在人体生理学教学系统中的应用做了以下论述。
一人体生理教学系统概述
现代的系统指的是将零散的东西进行有序的整理、编排形成其整体性。这里的“系统”则是一个整体，一个由多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部分或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自然界是一个系统、人类是一个系统、思维也是一个系统。宇宙各处、任何一个事物都可能以一个系统的形式发展，毋庸置疑，系统是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作为教师、学生以及教学运行机制构成的高校教学系统因从对事物构成的认识转为对事物整体、要素、结构等方面的认识，当代人们要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不仅局限于对它本身的认识。
“要素”就是事物必须具有的实质或本质、组成部分，也就是组成系统的基础。运行教学系统是为了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者以一定的教育方式向受教育者传递知识、技能、经验等。而人体生理学教学系统的运行，则要向学生传授人体生理学基本理论、技能、经验等知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人体生理各组织的变化、整体的变化，为将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上述可以看出，教学系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授科学知识以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二人体系统的整体功能与各器官功能的关系
正常人体活动规律是人体生理学的研究对象，清晰地表明人体各部分、各组织在整体内的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机制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任务，此外也需要研究体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它们的影响及其适应过程。人体作为一个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整体、要素、环境三者的构成完全体现了它的整体性。
作为一个系统，其整体功能由体内各个器官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连接构建起来的。每个器官代表每个要素，要素一旦离开了系统，不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结，那么他们之间的作用以及意义也都将不复存在，更无法独立发挥其作用，故人体系统就是一个整体性、有机性。
除去内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外，人体整体有机性还表现在人体与外环境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人体系统亦有一个外环境。相对于内环境而言，人体能够很好地适应外界温度等的变化，都离不开外环境与人体的相互作用。当然外环境的变化也同样牵动着内环境的变化，故人体内各器官、各系统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三应用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指导人体生理教学
系统科学的兴起不仅引起了人类思维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体现了现代科学思维的特征。毫无疑问，研究人体复杂系统的功能，单单停留在传统科学思维方式是不行的，必定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应用。
1.依靠系统论整体性原理研究人体系统功能
系统论中整体性原理：系统是由各部分组成的，但整体与部分有着本质的区别。整体具有部分所没有的功能，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把思维作为一个系统是整体性思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从整体观念出发，联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此来解析整体，也就说整体―部分―整体。
2.应用系统方法把分析与综合思想贯穿于教学过程
较为传统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将研究对象分为若干个，通过简单的分解和想象来解析整体的功能，这种方法只能探究局部的性能，无法真正解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此方法只发挥了一小部分的作用而已。但就目前而言，这种简单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复杂而神秘的人体系统。故仅停留在研究对象的分析上是远远不行的，因此需要将分析和综合有机地统一起来。比如说当人体某一整体功能活动时，只有部分系统、器官随之改变，有的系统活动增强，有的系统活动减弱，往往会出现这种交互抑制的现象，而这正体现了整体的协调性。又比如人体在体育运动中，各个系统、代谢等活动加强时，相对的胃肠、肾脏功能则会减弱。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动力系统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14-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现。从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到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理论的发展关键在于动力，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动力系统，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自觉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目标牵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有别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高纲领，既包含了立足现实的阶段目标追求，也包含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诉求。它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其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时代要求，还在于它与共产主义理想紧密相联，能够始终激励着全国人民为之奋斗。任何企图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否认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行为，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其结果要么脱离实际陷入空想，要么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离开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牵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就会误入歧途。
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没有目标的前进注定是迷茫的，共产主义是中共最崇高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共产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1〕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历程，之所以能够克服诸多困难取得革命建设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把远大理想和当前任务紧密结合的，党成立后就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的近期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崇高追求，为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奋斗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拥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之所以能够在诸如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突发事件面前表现出超强的应对能力，归根结底在于党和人民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和实现这个理想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形式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相应改变，但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3〕只有坚持这个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进步，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着力点。理想的伟大不在于漫无目的空想，关键是付诸于实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科学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必须脚踏实地、紧扣现实。首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存在较大差距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4〕，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前提条件。其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着眼于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前提条件，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根本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要消灭贫穷，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着眼于发展，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并从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完善。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体现对“人”的关怀。整个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改造的最高目标，就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5〕。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把为人民服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部分予以重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理论创造的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环境助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世界文明并行的开放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亦是面向世界开放的体系，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客观环境和时代背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早期成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其发展同样离不开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环境支撑。
和平的时代背景，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良好环境。从国际环境看，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主流，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新的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离我们较远的地区冲突又不可能把我们卷进去。”〔7〕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我们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成为可能，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收借鉴他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其理论来源是多元的，积极吸收借鉴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理论成果，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世界性。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全世界发展成果成就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要发展和完善，必然要有开阔视域和世界眼光，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拒绝采纳他国有益经验，不能因为强调“中国化”而放弃吸收世界先进思想，而要博采世界范围内一切发展成果，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这样看来，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助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为其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良好环境，而且还体现在对这个理论体系内容的直接补充上。
发展的时代主体，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物质基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彰显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紧迫性。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发展仍有很大空间。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三步目标仍未实现，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凸显等问题，成为继续发展的阻力，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唯有发展，才能解决前进中的这些问题。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都在竞相发展，我们不发展就等于自取落后。欧美各国、日本等，原本就具有较我们更高的发展起点，拥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尚且千方百计谋发展，对于仍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诸多任务的我们，则更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9〕，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提供更加生动的现实土壤。因而，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无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除了发展，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这是时代主题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现实推动力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0〕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前提。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续发展的现实动力。
深化改革，解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先进理论源于进步实践。改革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但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在这个制度前提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改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现实沃土，这可以从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几部分内容的形成过程得到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走了弯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冲破对“姓资姓社”的教条理解，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中共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被提上日程，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西方国家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阶段，中国的发展也遇到了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总书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巨大勇气直面前进中的困难，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事实证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现实推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能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发展道路，就不会形成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没有改革的继续推进，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扩大开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若要不断发展，就必须回到实践接受检验，并用新的实践经验丰富理论，而不能使其流于僵化；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若要不断完善，就要保持开放，博采众长，认真汲取其他理论中的一切有益因素，而不能封闭保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12〕对内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鲜血液。因为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在实践和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发展；因为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拥抱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思想而日趋完善。
由此可见，改革因解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体制障碍而疏通了理论源泉的思想主流，开放则因汲取了其他思想的有益成果而开辟了理论丰富的诸多支流。没有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必然是无源之水；缺少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也必然是单调的、狭隘的。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现实推动力。
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内在驱动力理论的活力在于创新，更在于理论自身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13〕。我们既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创造出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实践，但并非有了实践创新就能自动完成。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理论主体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实现由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如果说实践是理论形成的外在推动力和现实环境，那么，理论创新就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实践，理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创新，现有的理论也只能是死水一潭。
理论创新成果直接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14〕这些理论创新成果直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问题”主义，是为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而产生的，作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15〕。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困”，于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进展10年左右的时候，剧变前后的社会主义低潮使中共面临“执政合法性”的威胁，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进入新世纪，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显，中共带领人民以巨大的理论自觉和创新勇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目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现，其结果直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理论创新也永不能止步。
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本身就是它的发展。“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16〕理论创新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实历史前提之上的理论发展。这个历史前提包括现实实践和已有理论两个方面，这里主要指它的理论前提。我们无法割断理论之间的联系，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理论来自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又是实践的指导”〔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式发展必然会处处带着已有理论的烙印，必然会继承已有理论中的积极因素，只是这些因素是以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本身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内在驱动力。
五、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价值源动力“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目标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以人为本”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概括起来，“以人为本”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最终目的两个问题。一方面体现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体现出人民利益的实现是理论发展的最后归宿。两个方面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价值源动力。
首先，以人为本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主体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作用在于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20〕。在当前的中国，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理论构建是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人民群众积极主动性的充分发挥是理论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个保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人民群众是理论之基础—实践的主体，同时，理论的归纳总结需要人民群众的主观努力。“以人为本”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就解决了理论发展的主体力量问题。
其次，以人为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价值源动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就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以人为本。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指导新的实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根本追求的事实，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必然是以人为本。没有“以人为本”这个目标，理论创新就会失去方向。所以，中国共产党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使党的一切工作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带领人民立足“以人为本”，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过程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提供不竭智慧源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五个方面紧密联系，解决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以什么为目标、依靠谁为主体、通过什么方法或途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问题，这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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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理论体系篇3
一、关于昆曲体制
昆曲的结构自成一统，其外部形式颇为重要，因此，《昆曲文学概论》从“体制”入手，以其“形”入其“神”，认为昆曲传奇的形式是“线状的流动的形态，时空自由，流动而富有变化”，[1]（p.44）但又有其相对固定的“格局”，这种规律性构成了昆曲传奇的一大特点。
所谓“格局”，包括家门、冲场、出脚色、小收煞、大收煞五个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戏剧的独特之处，在西方戏剧的形制之中是看不到的。在这一基础之上，剧作家各擅胜场，正所谓：“绳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师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2]《昆曲文学概论》逐一细剖之，但所引出的则是“昆曲传奇剧本的情感高潮”。李晓研究员提出，昆剧传奇“就‘高潮’而言，说有，是指它具有强烈的情感高潮，是以抒情的方式强烈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说没有，是说没有全剧性的结构‘高潮’，因为昆曲传奇的结构是线性流动的状态，是讲因果关系的，是一条不断的因果线，事件不断发生，冲突也不断发生……集中在一个‘点’上总爆发……可以叫它做‘情感高潮’。”[1]（p.57）这种“情感高潮”是昆曲传奇的重要特征，亦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欣赏观念。《昆曲文学概论》要言不烦，举重若轻，指出：“昆曲传奇结构中的情节发展线是以点线组合的状态连接起来的，线性的发展状态，重视的是前后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和不断发生的波澜起伏，‘点’是情节线发展中关乎生、旦人物命运的戏剧矛盾冲突和强烈情感抒发的集结点，‘线’的发展求流畅而曲折，‘点’的集结以冲突过后情感的抒发为主要特征。”[1]（p.60）此为昆曲文学形制问题的点睛之笔。昆曲本是汉民族文化的精华，深蕴着汉民族的审美品格和审美习惯，因此，昆曲在结构上“多样而协调，波澜起伏而有中心”，“表现事物不受时空约束，有较大的自由。但不是漫无中心”[1]（p.60）。这一理论总结深得我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精髓，谈古论今，虽然寻章摘句，但却不因袭旧说，另发新论而自成一家，足见作者的学术功底。
昆曲繁盛于明、清两朝及至今日，历六百年，其体制自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体制本身的不断突破与创新，也是昆曲发展的重要内容。李晓研究员认为，突破与创新并不表现为颠覆性的重造，而是在旧的体制上不断拓展，在某一方面进行改造和革新，但仍然基本遵循旧的体制与基本的昆曲艺术规律。作者以《清忠谱》和《桃花扇》为例，举出《清忠谱》在开场家门、剧本长度、落场诗和卷场诗、生旦格局等方面为适应新的传奇内容所做出的多项创新。又举出《桃花扇》为表现复杂的爱情与历史，对传奇体制新格局的开创，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格局的突破，以及对曲牌联套、上下场诗的改造。对新探索、新体制的重视，是《昆曲文学概论》的重要特点。
《昆曲文学概论》既论一般，又论特殊。除了对常见的以生、旦悲欢离合为主线情节的作品加以讨论，亦对那些表现题材更加广阔，内容更加独特的作品加以结构上的分析。如剖析“串珠式”结构，即总结出《草庐记》这种“特殊型”昆曲传奇的重要创作经验是“注重戏剧节奏的处理和单元情节的组合原则”[1]（p.71），不可不谓精到。
二、关于昆曲格律
昆曲以“曲”知名于世，其音乐特色不可不详加剖析。《昆曲文学概论》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研究了昆曲文学的音乐性。“‘格’为规定之格式和标准”；“‘律’为声韵之规律”，[1]（p.86）对格律的解析落实到文字上，则表现为用韵的艺术和曲牌的艺术。
在音韵方面，《昆曲文学概论》指出“昆曲字音在填词作曲中遵循声音谐和的自然法则，自然形成一定之规律。”“昆曲的唱是依字度腔，已形成之腔格旋律是在字音的基础上谱定的，填词作曲者，不恪守曲牌之字格，就会破坏曲牌腔格之旋律，也不便谱曲，更不利歌唱。”[1]（p.87）也即是说，昆曲在演唱上的客观要求，对字音的选择形成了巨大的限制，也正是在这一限制之下，我们发展出了精细美妙的填词艺术。恰如李渔所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1]（p.323）经过细致的总结，《昆曲文学概论》提出了四声搭配的规律，如二仄宜调、慎用上声和入声、阴阳平仄宜搭配等。持论细致入微，虽征引文献颇多，却不因袭守旧，议论精到，自成一体。
在宫调和曲牌方面，《昆曲文学概论》认为，作为一种音乐体系，宫调的作用“一是规定笛色的定调音位；二是标志声情的哀怨欢乐；三是统属曲牌归何宫何调”[1]（p.101）。此属持平之论，但宫调的作用正如魏良辅所说“唱曲要唱出各样曲名理趣”，《昆曲文学概论》进一步指出，宫调、曲牌的情感内容与逻辑必须与剧情相互呼应、吻合。
同样，对于套数，在昆曲文学的创作中，也必须根据剧情所需，进行套数的选择。“每一折戏的剧情基调，或欢乐或悲哀，或激昂或缠绵，或行动或思念，均要又相应的套数来体现。”[1]（p.148）《昆曲文学概论》分别探讨了北曲套数与南曲套数，引例详实，如北曲中《风云会・访普》之所以用正宫《端正好》，恰是因为该套数能表现帝王的恢弘沉雄而又不失惆怅之情态；南曲中诉请类情节，宜用“商调：引、【二郎神】二支、【集贤宾】二支、【琥珀猫儿坠】二支、【尾】”等。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研究的细致严谨。
三、关于昆曲语言
昆曲文学的语言艺术建立在“代言”的逻辑之上，即代角色立言。虽然在昆曲文学剧本中以唱也即是“曲”为主，而以“念”即是“白”为宾，但宾白的重要性却不因其主次关系而动摇。《昆曲文学概论》指出，“凡娴熟戏剧之道的人，很重视宾白的写作，不仅要‘直截道意’，说得明白，而且要竭力发挥它的戏剧作用”。[1]（p.155）
科诨是昆曲文学创作的另一大宗，李晓研究员非常赞同王骥德所谓“科诨是戏剧眼目”的说法，认为：“说科诨是‘戏剧眼目’，说得极好，好比作诗要有诗眼，作词要有词眼，编戏剧自然更要有‘眼’，须做到‘巧’、‘恰好’，又‘不动声色’，方能‘令人绝倒’。”[1]（p.180）在这一观点下，《昆曲文学概论》多方考察了科诨的文学功能，认为科诨在刻画戏剧人物、进行讽刺艺术、表现文学作品的幽默品性和以特殊的形式反映生活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
对于昆曲文学，最能体现其文学性的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曲词的创作。而曲词创作中，以写景抒情最为重要，故而《昆曲文学概论》提出“景语”与“情语”两个关键词，同时又认为所谓“诗情画意”即是“情景交融”，情为主、景为客，通过“借景传情，情在景中”和“因情见景，景在情中”两种方式，以传递复杂的情感信息。李晓研究员分举《荆钗记・赴任》中的“八九处人家寂静，柴门半掩扃。溪洞水泠泠，路远离别兴。自来不惯经，遥望酒旗新。买三杯，消渴吻，哀猿晚风轻，归鸦夕照明。水程共山程，长亭复短亭。”和《长生殿・闻铃》的“迢迢前路愁难罄，招魂去国两关情。望不尽雨后尖山万点青。”两出为例，前者以景色为津渡，显示情感之哀愁凄楚，后者使景语成为情感的依托，强化了情感的力度。见识可谓精当，解释可谓深邃。
就昆曲的写作技巧而言，如何用“曲”、如何用“白”乃是大关节、大要害，《昆曲文学概论》也使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针对历来“重曲轻白”的创作倾向，作者提出“曲白相生”的观点，以正古来之谬。
作者认为，昆曲创作必须讲究曲与白的配合得当，文学剧本中为使情节的发展流畅，就离不开曲与白的相互补充，如梁廷所说：“以白引起曲文，曲所未尽，以白补之，此作曲园密处。”在昆曲表演中，常有一事多次叙述的情形出现，此时就宜改变形式，如有说白叙事在前，就应以曲词演唱在后，无需复述。重曲唱而轻说白，容易导致叙事功能的不充分。对于剧情的理解，宾白始终都是重要的认知来源，如不能从宾白中把握叙事的节奏，那么就不可能听懂曲文。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昆曲创作中非常重要。作者的这一观点，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昆曲创作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昆曲文学概论》承东南学风，阅读该书，从中可见《顾曲麈谈》《曲学通论》《戏文概论》《无隐室剧论选》等著的影响。作者在《后记》中说，自己力图建立起“具有逻辑性、系统性的昆曲文学理论体系”，这一目标，纵横较之，是达到了的。（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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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念是在控制论和生物学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如果想在同等水平上用它来取代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认知主体概念，我们就必须对系统概念重新进行定义。具体内容如下：系统－周围世界－关系（system－umwelt－beziehung）取代了认知主体与（作为可以认识的对象总体性的）世界之间的内外关系。对于主体的意识活动而言，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构成了核心问题。但现在，这一问题要让位于如何维持和扩展系统的问题。系统的自我关涉性是按照主体的自我关涉性模式建立起来的。系统如果不与自身建立起联系，并通过反思为自身提供保障，就无法与其他系统建立联系。但系统的“自我”有别于主体的“自我”，因为它并未凝聚成为统觉意义上“我思”的“自我”，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我思的“自我”必然会伴随着我的一切想象。系统理论必须把通过综合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同一性当中的一切内容从自我关涉当中的“自我”身上剔除掉。自我关涉性是个别系统运作的特征。但从这些明确的自我关系中，不会产生一个中心，让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自我呈现出来，并在自我意识形式中对自己有所认识。这样，反思性概念就同意识概念分离了开来。但这就需要一个自我关系意识基础的等价物，以便标示出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水平。作为对应于意识的杰出成就，卢曼引入了一个独特的概念：“意义”（sinn）。就此概念而言，卢曼采用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在胡塞尔看来，一个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总是指向一种基本的意向（intention）。“意向”是比“意义”更基本的概念。相应地，卢曼从前语言的角度把“意义”定义为与体验和行动的意向性相关的参照语境，其内部充满了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加工意义或使用意义的系统就代替了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主体。
这样一种概念的转换方式和意识哲学的思维模式有着结构上的类似性。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从康德经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背景之下，就会得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
首先是先验哲学命题的经验主义转向问题。而且，系统－周围世界－关系完全是按照由先验意识构造的世界模式建立起来的。系统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从而把周围世界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视界加以建构。但意义加工系统只以复数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发生和自我维持，依靠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周围世界所提供的偶然的临界条件。它们不同于经验主体，没有在一种先验意识的同一性形式中暂时获得和谐。许许多多与系统相关的周围世界代替了建立在先验基础上的世界。系统论者在其对象领域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系统－周围世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系统论者来说，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系统理论凭借这一决定超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这和黑格尔当时的做法如出一辙。黑格尔不但打开了进入先验主体发生历史的时间维度的通道，而且还发现，认知主体之外的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就体现在客观的和绝对的精神领域当中。不但主观精神是由主体性特征揭示出来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黑格尔使用的是精神概念，那么，卢曼使用的则是加工意义的系统概念，并以此获得了活动的自由，把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当作和作为精神系统的意识相似的东西加以研究。加工意义的系统不能等同于依赖意识的系统，犹如精神不能等同于主观精神。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前提要求明确区分系统内部的事件和系统周围世界中的事件。因此，所有系统都互为周围世界，并相互提高了必须加以克服的周围世界的复杂性。与主体不同，它们相互之间无法构成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系统。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作为具体环节而被结构到总体性之中。从这一点来看，系统理论并没有走上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路子。
再次，卢曼和马克思很相似，因为马克思用“实践”代替了“自我意识”，并对精神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次自然主义的转向。社会劳动应当充当“类”与作为周围世界的外部客观自然之间交换材料的中介。因此，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始于劳动力的消耗，经由对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再返回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并被认为是类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系统理论认为，这个过程是自我创造的一个特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物质再生产，对于自我关涉的系统而言，则具有普遍意义。系统中所使用的每一个因素都必须通过系统自身而产生出来，而不能从其周围世界中“现成地”拿过来。加工意义的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具有自我关涉性，这种自我关涉性具有的主要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实践意义，而不是自我实现的理论意义。
在这个前提下，系统理论赞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观点，主张对自身的发生语境和应用语境加以反思。系统理论的认识活动通过反思把自己看作是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和功能，同时又把社会过程看作是自己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一种理性概念，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自我反思和真理的有效性以及从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系统理论允许认知行为（哪怕是自身的认知行为）融入到消除复杂性的系统活动中，进而消灭知识当中的一切绝对因素。系统理论把自己理解为一种功能分析，并且认为，由于这一方法所带来的相应问题，自己完全可以融入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关系当中——而没有任何超越这些关系的意图和力量。
第四，哲学反思转移到系统范式上面，导致了对西方传统概念框架的进一步修正，比如存在、思想和真理等。我们如果认识清楚，系统理论研究把自身看作是一个有着自身周围世界的亚系统，那么，其非本体论的参照框架也就一目了然了。在这个周围世界当中，相关的系统－周围世界－关系构成了系统理论必须加以把握和处理的复杂性。这样，以自我为基础、并具有合理秩序的存在者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与认知主体相关并且可以再现的客观世界的认识论前提、以及与断言命题相关的事态世界的语义学前提等，就一下子都被贬值了。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言分析当中，这些前提所假设的是宇宙秩序、主客体关系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关系的基础性，而现在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就被抛到了一边。卢曼的系统理论完成了从形而上学（metaphysik，元物理学）到元生物学（metabiologie）的思想转变。不管“形而上学”一词的出现多么具有偶然性，我们都可以赋予它一种思想的意义——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物理现象，并对物理现象背后的东西加以追问。因此，我们可以把“元生物学”称为这样一种思想：它从“自为的”的有机生命出发，并对有机生命背后的东西加以追问——我说的是从控制论角度所描述的基本现象，即面对一个高度复杂的周围世界，自我关涉系统的自我捍卫现象。
系统自身坚持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差异性，这被当作了一种基本原则。系统通过提高自身而自我捍卫，它取代了由存在、思想或命题等确立起来的理性。卢曼用这种方法也超越了一种理性批判：它旨在揭示自我捍卫的力量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内在本质。在系统合理性的名义下，作为非理性而遭到清除的理性履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功能：它是使系统捍卫成为可能的一切条件的总和。功能主义理性把自己表现为一种退缩为化约复杂性的理性的反讽性自我否定。之所以说是“退缩”，是因为元生物学的参照框架并没有打破形而上学、先验哲学和语义学当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限制（这一点就不如交往理论了，因为交往理论用它根据语言功能和有效性要求而推导出来的交往理性概念打破了这一限制），而是暗中对它们进行了颠覆。理性又一次成了生命的上层建筑。这样看来，把“生命”提高到“意义”的组织水平上，丝毫也没有改变什么。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正是因为有了功能主义的意义概念，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消失了。这和在福科那里是一样的：对真理（和有效性）感兴趣的只有当真的效果。
第五，从主体到系统的转换，最后还带来一个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后果。有了主体概念，任何一种可能出现的自我关系也就有了一个用自我知识构建起来的自我。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内部同样也有着一种向心力，它单纯在自我意识当中把精神的一切运动都推到极端，并使它们静寂下来。一旦系统代替了自我关系中的“自我”，它也就失去了把握整个自我认知的可能性；自我关系的结构仅仅还存在于单个因素当中。它不是依靠中心，而是通过边缘的依赖性，来保证（同时向周围世界开放的）系统的封闭性：
“自我指涉的自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的总体性，也不是指涉自身”——黑格尔把自我中介提升到绝对地位——“这里涉及到的总是构成开放系统关系的各个环节，它们维持着系统的自我生成……可以这样来证明（这里讨论的是局部的或额外的自我指涉）：关键在于自我生成性的自我生产的可能性条件”。
自我关涉系统的这种自我—失落在非中心化的社会特征中也有所反映。总的来说，社会在功能上完成了分化：
“其后果是：无法再用一种明确的立场，来正确考察总体性，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
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从其不同亚系统的角度来看都各不相同。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无法得出关于一个总体社会系统自我意识的中心视角。但是，如果现代社会根本无法形成一种合理的同一性，也就没有一个参照点来批判现代性了。即使我们想毫无目标地坚持这种批判，它在现实社会的分化过程当中也会到处碰壁。社会分化过程早就超越了欧洲传统的理性概念。然而，在卢曼的激情当中，与制度化的片面合理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非常具有德意志色彩的遗产，从值得怀疑的黑格尔到盖伦（gehlen），一直都在坚持这份遗产。我们现在就再来回顾一下。
由于主体哲学中的自我关系把自我认知的主体的同一性设定为绝对的参照系，所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才会依赖一种内在逻辑：最终，建立同一性的合题与由此把握的多样性之间的差异性，也要求一种包含同一件和非同一性在内的终极同一性。这就是黑格尔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中讨论的主题。黑格尔从相同的抽象视角出发，讨论了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对传统欧洲生活世界提出了过高的社会一体化要求；还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层制国家当中，系统化的社会关系乱作一团。理性应当取代宗教的社会一体化功能，这是调和哲学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同时也源于当代的危机经验和主体哲学的发展趋势。时代诊断对问题有着独特的把握，这要归因于植根在主体哲学自我意识概念当中的对象化辩证法，费希特最早讨论了这种辩证法。由于自我反思必须把一个作为一切主体性自发源泉而摆脱一般对象形式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客体，因此，和解理性也就不能根据认知主体对象化的自我关系模式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从“反思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否则，一种有限的能力就会被绝对化，而理性的位置就会被偶像化的知性所篡夺。按照这个模式，黑格尔把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抽象性理解为某种“实证的”东西。它们只有通过激进的自我反思才能得到克服——即通过一种运动，它的终极目的在于绝对知识，在于总体性的自我认知。
随着由主体向系统的转变，自我关系中的“自我”消失了，但系统理论并没有因此而掌握一种思想框架，来把握带有伤害性和压迫性的物化行为。在主体哲学的自我关系概念中，主体性的物化在结构上可能会出现错误。一种类似的范畴错误或许在于：一个系统误把自己当作是周围世界。但这一可能性通过定义被排除了。随着系统的形成会出现区分的过程，这些过程也不能用“排除”或“排斥”等概念来加以证明。系统在形成过程中把某些东西当作自己的周围世界，并与之保持距离，这是一个极其正常的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雇佣劳动关系的建立、工业无产者的兴起以及中央政权对于大众的掌控，决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过程。即便系统理论可以全面地阐述这些与上述过程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也必须讨论现代社会感受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这种危机不会被固定在一个特殊的亚系统的视角上面。
如果功能发生分化的社会不具有同一性，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建立起合理的认同：
“社会合理性会要求由社会引起的周围世界问题在社会系统中有所反映，只要它们还反过来对社会施加影响——这就是说，要把它们带入社会交往过程。在单个的功能系统中，这种情况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现——比如当医生再次看到他们自身所引起的疾病时。但更典型的是一个功能系统通过周围世界对其它功能系统施加压力。不过，首先还在于社会亚系统缺乏对周围世界依赖性的感知。这样一种社会亚系统在功能分化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将意味着社会自身又一次出现在社会当中。分化原则使得合理性问题更加紧迫，也更加难以解决”。
卢曼不无嘲讽地拒绝了主体哲学所提出的有关解决途径：
“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想用伦理学来克服这些问题。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也不见得会好多少。马克思对革命的渴望同样也是如此”。
我们在上文（第12讲）已经讨论了反对主体哲学关于整体社会意识结构的若干理由。如果个体作为部分被归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体，就会出现一种游戏（nullsummenspiel）：其中，个体活动空间的扩大和自由度的提高都无法得到正确的定位。作为大写主体自我反思的整体社会意识也带来了重重困难。分化社会里出现了一种知识，它要求很高，把社会总体性作为自己的取向，而且还分为各种特殊的知识系统，但它不是作为一种整体社会的自我认知而处于社会核心。不管如何，我们都认识到了一种不同的概念策略，它能让我们不必放弃一种社会自我表现的概念。公共领域可以看作是更高层次上的主体间性。在公共领域当中，建立认同的各种集体自我归属可以获得共存。在高度集中的公共领域当中，也会出现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它无须满足主体哲学会向自我意识提出的精确性要求。社会的自我知识既没有集中在哲学当中，也没有集中在社会理论当中。
这种公共意识充分歧义，内部也充分矛盾，但尽管如此，有了这种公共意识，总体社会就可以同自身保持一种规范的距离，并且对危机感作出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提供出卢曼所反对的有意义的可能性。对卢曼而言，“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追问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随着反思的深入，“合理性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和更加难解”。因此，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来：
“合理性问题的框架并不意味着，社会为了能保证自己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解决这类问题。要想继续存在下去，依靠进化就足够了”。
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高度集中，但又非常贴近生活世界，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化和个体化、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卢曼还没有掌握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主体间性概念，所以，他只有按照整体囊括部分的包容模式来构想这类内在关联。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并自觉与之保持距离。如帕森斯所例举的那样，这种做法在概念技巧上非常接近主体哲学，由此可见，这不过是对古典模式的仿造，并把社会系统（即帕森斯所说的行为系统）设想为整体，把精神系统作为亚系统而囊括在自己当中。但这样一来，主体哲学受到正确谴责的缺陷，就又进入了系统理论。所以，卢曼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对他的解决方案的理论策略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旦我们把人当作社会的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当作社会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改变所有传统提问的前提，也包括古典人文主义的前提”。
相反，
“谁如果固守这些前提，并借助它们而提出一种人性要求，那么，他就必然会作为系统理论的普遍性要求的对立面而出现”。
事实上，这种方法论的反人文主义（methodischerantihumanismus）所针对的，并不是把部分包容到整体当中、（由于具有具体论特征因而是错误的）思维模式，而是没有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具体论就无法维持的“人性要求”。我这里所说的“人性要求”，对现代社会的构想是这样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在总体上与自己保持规范的距离是有可能的，而且，还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的公共交往过程中处理自己对危机的感受；这种可能性并没有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选择而事先遭到否定。当然，一旦交往行为和主体间分享的生活世界跨越不同类型的系统，比如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而且，这些系统相互构成周围世界，因此相互只能维持一种外在关系，那么，能够满足这种功能的公共领域结构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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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件的传递以及鲁滨逊单子式的隐居意识，为社会系统和精神系统在概念层面上的脱钩提供了主导性的观念，其中，一个仅仅以交往为基础，另一个则单纯建立在意识基础之上。
在精神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抽象分离中，形成了一种主体哲学的遗产：系统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同主体—客体的关系一样，在概念上很少能和有关共识、交往意义的语言主体间性等搭上联系。然而，人们要么从主体相互纠缠的视角出发来建构主体间性——这是从费希特到胡赛尔所提供的主体哲学解决方案的进化论翻版，要么从进化论的角度强调个体意识与支持个体的视角系统具有同样的源头；在这二者之间，卢曼始终摇摆不定。
和古典观念一样，上述第二个观念也缺乏合适的语言理论的基本概念。卢曼必然会把“意义”（sinn）当作一种对“交往”和“意识”保持中立的概念而引入自己的理论，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意义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类型的意义加工过程。否则，以意识和交往为基础的系统就无法相互构成周围世界。针对同样的问题，尽管系统理论所给出的答案在结构上和主体哲学当时所给出的非常相似，但今天，社会理论面对的依然是一种全新的论证语境。不仅在洪堡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传统当中，即便在语言分析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通过米德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中，语言面对主体所具有的超主体地位都有所体现。从这一理论史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理论如果把这种囊括精神和社会的语言结构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它就要承担巨大的压力。现在，卢曼理论的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也看到，为了克服由于上述基本的区分所导致的问题，卢曼必须要投入多大的精力。
超主体的语言结构将会把社会和个体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行为者相互之间通过意义一致的表达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理解的主体间性，将会成为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不同精神系统之间过于强大的束缚。系统只能从外部发生偶然性的相互影响，它们的相互作用缺乏内在调节。因此，卢曼不得不把语言和交往行为首先限制为一个狭隘的模式，以便让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他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相对于现象学的意义概念，语言表达处于附属地位。语言只是为了从符号的角度把偶然性的意义事件加以普遍化，语言似乎把经验流量子化为可以反复辩认的同一性。还有，相对于意识而言，语言是次要的。孤独的心灵生活，包括推理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语言形态。语言的结构功能只在于通过伟大的事件把意识能动的循环过程分解开来，并使之能够构成一个一个的情节。但除此之外，对于沟通过程来说，语言没有任何构成意义；它在“精神”当中活动，并先于一切交往。语言参与到了观念和思维的组织过程当中，由此说来，语言绝不是言语的一种内在派生功能。任何一个这类命题都颇有争议，它们必须在语言哲学的特殊语境中寻找自己的根据。而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现象学的暗示甚至定义来加以解决。
不过，卢曼的策略也很一目了然：如果语言符号的功绩仅仅在于区分、抽象和推广前语言的意识过程和意义语境，那么，用语言手段建立起来的交往就无法根据特殊的语言条件来加以解释。而如果语言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从而使意义理解、同一性的意义以及主体间的有效性能够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沿着语言分析的途径，来解释清楚对意义一致的表达的理解，无法解释清楚关于语言表达的有效性的共识（或异议），无法解释清楚主体间性所共有的意义关系和参照语境的共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解释清楚通过交往介入语言世界观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世界的形成过程。相反，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结构必然要被当作一种自我生成的工具而从意义加工系统的相互影响中推导出来。卢曼这里使用的是众所周知的经验主义思想模式。
这样就出现了语言理解水平之下的意义理解，它源于诸多精神系统之间的相互观察。这些系统清楚地知道，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我关涉性，因此都出现在了其他系统所具有的可以感知的周围世界当中。这里出现了他者观察和自我观察不断相互反映的情况。于是，通过对相互观察的观察，就形成了对阐释视角的差异性的理解。这就是意义的社会维度，它不会通过理解视域的聚合而呈现出来。理解视域围绕着一致的意义和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有效性要求而结合到一起，并在就所说和所指而达成的共识中实现融合。不同精神系统之间不会形成第三个共同的系统，除非是自我生成的社会系统，它会立即把自己纳入到自身的系统视野之中，并退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察立场上：
“它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解决相互交往过程（相互观察的自我指涉系统）中出现的少数问题。它们始终是分离的，从未融合，并不比以前更加相互理解。它们集中关注的，是它们在作为一个周围世界中的系统的他者身上所能观察到的作为投入和产出的一切，它们各自还通过自我指涉学习掌握各自的观察视角。它们可以通过其自身行为而对它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施加影响，也可以从其反馈中汲取经验。这样就会突然出现一种秩序……我们称之为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用交往形式来加工意义。这样就投入了语言。但语言并没有把具有一致意义的表达提供给人们使用，而是仅仅允许用符号替代意义。意义针对的始终是理解视角的差异性。当然，自我和他者可以“在意见当中使用具有一致意义的符号，从而加强他们意指的同一性”。语言作为交往媒介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以致它不足以用系统之上或系统之间更高的视角来克服单个系统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如果说，多个系统并不具有一致的意义，那么同样，沟通也不会把自己明确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识。社会维度和事实维度的分离，正是要排除人们所说的语言的终极目的：用我们相互就事物所达成的共识的可能性来论证我对事物的理解。因此，一个命题的有效性也不能建立在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基础上，而是应当建立在只为自我或他者而存在的共识基础上。语言不能提供一个牢固基础，让自我在关于某物的共识中与他者相遇：
“我的共识只是和你的共识之间有着联系，但我的共识并不就是你的共识。也不存在任何具体的理由或合理的根据，可以确保我们的共识就是一致的（而且是从事实层面出发）”。
社会维度和事实维度的“融合”，允许我们作出如上思考，而卢曼则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的根本错误”。
上文考察的是复杂的后果问题。一般而言，它所涉及到的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消除沟通过程的超主体的基础——即在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上运用具有一致意义的表达和建立共识，其目的是为了用最节约的语言概念来消除由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体意识和社会的交换不再是通过内在关系而得到调节，即只有当文化、社会和个人不再是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内在联系时，它们才会获得个别系统所具有的独立性，并相互构成周围世界。不过，一旦第一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处理，前提得到保障，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只是出于偶然才相互遭遇，而且还相互独立，形成了一种外在关系，那么，第二种复杂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因为第一步被分开的一切，到了第二步又逐步地结合到了一起。我们从生活世界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而形成的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以及社会化等角度解释了个体与社会、个体的生活历史与集体的生活方式、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些内在联系必须借助于额外的假设，并依靠外在关系才能变得令人信服。
例如说，相互渗透的概念就是用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事态：两个互为周围世界的系统限制了这样一种外在关系的自由度，目的是为了在结构上相互依赖。“一旦两个系统中的一个把自身先前形成的复杂性带入另一个之中”，就会出现一种社会渗透或人际渗透。借助于这样一种观念，应当可以解释清楚亲密关系或道德期待。因此，只要我们假设，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步调一致，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也就肯定会得到解释。比如说，在这一前提下，社会化过程只能被理解为精神系统的一项独特成就：“社会化永远都是自我的社会化”。个体概念也存在相似的困境。一旦社会化和个体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打破了，具有规范内涵的个体性概念就只能被当作是一种“自我描述的模式”，而且可以不断复制。
我在这里只能概要地回顾一下卢曼的概念构成策略，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已经逐渐同由于一个基本的决定而导致的后果问题纠缠到了一起。借助于精神和社会这两个层面，卢曼似乎把人类的生命与个体的生命区分了开来，并把它们划分给了两个互为外在的系统，尽管上述两个层面的内在联系对于用语言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而言具有构成意义。暗示无疑不能取代论据与反论据。但可以交换论据的层面并不容易明确。这是因为，一反创始者的自我理解，这种系统理论并不适合比较温和的“专业”理论模式。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倒是可以和满足了世界观功能的元理论设计相提并论。
我把卢曼的理论看作是对一种传统的创造性延续。这个传统深受现代欧洲自我理解的影响，而它本身又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或然模式。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有着认知—工具层面上的片面化。这种片面化在哲学当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因为哲学试图为人及其世界建立起一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最初是机械论的世界观，接着是唯物论和物理论的世界观，它们都用多少有点复杂的理论把精神还原到肉体当中。在英美世界，分析的唯物论依然在积极讨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物理主义或其他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支持着这样一种要求：从自然科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把一切直觉上可以得知的东西都加以异化——从客体出发来理解我们自己。当然，在客观主义自我理解当中，涉及到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细节解释，而是一种颠倒自然世界观的独特活动。生活世界自身应当进入一种自我对象化的视角当中，以便我们通常在其视野之内加以解释的一切在一种超验的视角当中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偶然实践，它们具有陌生的意义，而且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加以解释。
既然力学、生物化学和神经学提供了语言和模式，我们就无法超越关于灵魂与肉体的一般而抽象的联系以及关于基本命题的讨论。源于自然科学的描述系统，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经验，以致无法区分异化的自我描述，并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上把它们秘密带入生活世界。但有了普通系统理论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系统理论是从控制论及其在不同生命科学中的运用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从知性活动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式，针对的是有机生命。它们更加接近于社会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古典力学。卢曼的转化工作异常惊人，由此可见，这种语言可以灵活运用和随意扩展，以致对于生活世界的细微现象也能给出新的描述，而且不只是客观化的描述，而是客观主义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新颖的社会理论及其范式总是立足于社会自身，而从来也不会完全属于科学系统。只要系统理论渗透到了生活世界，并把元生物学的视角引入其中，并由此学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与其他系统处于一个周围世界当中的周围世界的系统，那就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一种对象化的效果——世界的演化过程似乎只是通过系统—周围世界的差异性才得以完成。
这样，系统合理性就代替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结果，作为形而上学批判和权力批判的理性批判（对此，我们在这些讲座中做了回顾），就错过了其目标。由于系统理论不仅在科学系统内部做出了独特的专业贡献，而且还带着普遍性要求渗透到了生活世界当中，因此，它用元生物学的基本信念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这样，客观主义者与主观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就失去了意义。或许，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和自我指涉的封闭系统又成为了一场争论的关键词。这场争论取代了失去价值的身—心—难题。
1卢曼：《社会系统》（sozialessystem），frankfurtammain，1984。
2我对委屈已经习以为常，我自然也就清楚地知道，只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去讨论一种理论是无法把握住其丰富内涵的。但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卢曼的理论对于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
3“任何一种自我指涉的系统都只有一种它自身促成的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没有自在的周围世界”。卢曼，（1984），146。
4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undinteresse），frankfurtammain，1968，59ff.。
5在这个意义上，卢曼继承的是尼采，而不是主体哲学，请参阅本书第409页，脚注8。
6卢曼，（1984），第630页。
7卢曼，（1984），第630页。
8卢曼，（1984），第645页。
9卢曼，（1984），第599页。
10卢曼，（1984），第654页。
11卢曼强调认为：“在人文主义传统中，人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秩序。人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是社会自身的组成部分。人之所以被称作个体，原因在于他对社会而言是一个无法进一步分解的终极因素”。卢曼，（1984），第286页。
12卢曼，（1984），第288页。
13卢曼，（1984），第92页。
14规范的反人文主义的效果在盖伦的作品中有着集中的体现，而在卢曼这里却付之阙如。
15卢曼，（1984），第142页：“意义可以潜入到肉身当中的生命感受之流当中，并表现为意识。但意识也可以潜入到囊括他者的理解之流当中，并表现为交往”。
16卢曼在很多地方认为，心理系统在进化序列中处于有机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也就是说在发生上它“先”于社会系统。只有心理系统拥有意识，人格作为意识的承担者是社会系统的基础（第244页及下两页）。这样一种途径主要源于如下思考：它们涉及到的是社会系统的自我催化。如果（列维所说的）社会秩序发生的途径在于，一个唯我论的行为者用片面的自我设定来打破双重可能的尴尬循环，那就必须设定个人或“意识的载体”，他们是在参与社会到社会系统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判断和决断能力——只有从这样一种“物理-化学-有机-心理的现实性”出发，才能形成一种社会系统（第170页及下两页）。另一方面，两种系统类型不能立足于不同的进化渠道，如果二者都想通过意义加工在有机系统面前所显示出来的杰出成就把自己凸现出来的话。因此，卢曼在其他地方（第141页及下两页）提到了共同进化，认为不同的意义加工系统在其周围世界当中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具有同等的原始性。它们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意识，一个是交往。
17卢曼，（1984），第136页及下两页。但还不清楚的是，前语言意义如何才能在意向性的意识结构中预先得到规定。
18卢曼，（1984），第367页及下两页。
19卢曼，（1984），第137、367页。
20卢曼，（1984），第157页。
21卢曼，（1984），第220页。
22卢曼，（1984），第113页。
23卢曼，（1984），第119页。
24卢曼，（1984），第290页。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5
关键词：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过程改进；实践途径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过程改进的理论分析
1.1目标控制理论下的输入及输出控制
信息工程监理的中心工作是对信息工程项目的三大目标(投资目标、进度目标、质量目标)进行控制，因此，与一般工程监理一样，有关目标控制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信息系统工程流程改进的一个理论基础。
目标控制理论下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框架如图1所示。监理人员按计划标准来衡量承包商所取得的成果，从而要求其纠正实际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以保证预定的计划目标得以实现的管理活动[1]。
1.2基于流程控制理论的动态控制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不仅仅对项目实施时的关键点(即项目进行的里程碑)进行监理，而是全过程、全方位地开展监理工作。此种监理方式不仅仅对项目实施时的关键点(即项目进行的里程碑)进行监理，而是全过程、全方位地开展监理工作，监理方应能够在问题造成灾难后果之前不断防止、了解和解决问题。好的监理公司首先应该解决监理环境的问题，即规范与承包商管理和技术信息流的流动环境，解决的是监理机制的问题。其次，应该解决的是整合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流程，改进双方合作的管理流程。对于大多监理机构来说，需要解决的是后一个问题。可是，为什么要改进与管理过程呢?原因如下：
（1）过程生成机构产品。
（2）过程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3）过程是符合客户要求的动力。
（4）过程是达到机构目标的关键。
过程方法力求实现持续改进的动态循环，使相关利益方获得可观的收益，典型表现在产品、业绩、有效性、效率、成本和顾客满意度方面。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思路应该是通过建立对信息系统工程的过程的可视性，使监理机构在承包商的信息系统工程性能与计划出现偏差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予以控制，以确保工程的质量、投资、进度、安全和知识产权的控制达到合同要求。
2两种理论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体系中的实践途径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实施要点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实施：
（1）建立符合信息系统工程项目管理流程要求的、符合监理机制的工程监督环境。包括：明确的过程流程、项目策划、组织支撑环境。工程监理的流程应能够整合到承包商的项目管理流程中去。
（2）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要使监理的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力图提供项目的透明度，建立过程可视性，消除“项目黑箱”。
（3）项目沟通。项目计划、进度和项目范围必须能够被承包商、业主和监理方方便地得到，以确保大家是在统一的平台上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具体分析，在考虑信息系统工程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目标管理和流程管理相结合的目的：
（1）建立保障制度体系
无论是Cmm还是iSo9000等其他管理思想，它都是强调法治而非人治，实施Cmm也是希望能通过它将一些优秀的软件工程开发经验用一套合理、规范的制度沉淀固化下来，使项目的成功不再成为一种偶然。在承包商的管理体系中应该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思想和相应的组织机构：SepG（SoftwareengineeringprocessGroup，软件工程过程组)相当于是立法机构，负责建立、维护、改进企业的开发过程体系；但仅仅靠承包商内部的组织机构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承包商会因为财务和其它的非工程目标而导致工程管理目标的实际偏差，因此，有不同的工程目标的监理机构将是一个更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和监督机构。
（2）促使承包商过程改进
承包商的SepG建立了一套规范过程后，并不表示这个过程就一成不变了，规范自身也必须不断地得到改进才能保证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虽然过程规范在之前都必须经过评审，但并不表示只要通过评审就能发现所有的问题，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行。它的改变往往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过程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错误暴露出来了，促使SepG必须去完善性的改进；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过程制定所依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现有的过程已不适应当前项目实施的需要，甚至还阻碍了项目的发展，这也会促使SepG去进行适应性的改进。
（3）指导项目实施
监理机构对项目有督促的作用，但是仅仅督促是不够的，还需要给予项目组在过程实施上的指导。虽然在项目过程实施之前会要要求承包商采取相应的培训，但是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具体的做法需要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应用，而且承包商项目组成员接受培训的程度不同，对过程的理解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因此还需要监理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以解答和指导，将这些规范真正地贯彻下去。
（4）增加流程透明度
信息系统工程的核心――软件开发活动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不像工业生产中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情况令人一目了然。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信息系统工程难于控制。而采取合适的监理流程和方法的监理机构则可以提高这种透明度、增加项目的可视性，让业主能从承包商项目组以外的第三方得到一个独立的视角和渠道，能从多方面客观地了解项目的过程、产品、服务等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使项目尽可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5）评审项目活动
评审项目活动是监理机构的核心工作之一，也是监理机构确保项目按预期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评审项目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项目的活动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规范和项目既定的计划，及早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通报给承包商以便及时纠正。
（6）审核工作产品
评审完项目的活动，那么监理机构接下来就需要审核活动的产物――产品了，审核工作产品是监理机构的另一个核心工作。承包商项目组在开发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作产品，如需求、设计、代码、用户文档等。同行评审、测试等手段可以从技术角度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而过程方面的质量，如符合性、规范性、一致性等则需要由监理机构来把关，产品的技术性与规范性不可或缺。
（7）协助问题解决
监理机构无论是进行评审项目活动还是审核工作产品，都是为了发现问题并及早解决。监理机构的监督工作其出发点也是为了更好地协助项目解决问题，有问题要及时发现，发现了问题就要及时解决，越早越好，否则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很可能就会给业主和承包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监理机构应客观地报告问题，报告用语应做到客观、公正、规范、严谨、准确、清楚。并且跟踪这些问题直到它们被妥当地解决为止。
（8）提供决策参考
在信息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机构还承担了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的工作。在项目一级，监理机构采集项目相关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和分析。在组织层面，监理机构也会收集承包商的过程数据，并将统计分析的结果反馈到承包商高层领导，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要求承包商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提供更多的资源。
（9）进行缺陷预防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6
（一）冲突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时，也就是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起，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于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毛泽东极具前瞻性地最早考虑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结合起来的必要性。1938年他就指出，共产党人在学习中国的传统历史遗产中，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其批判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与融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来自西方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想要得到认可并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
（二）理解与运用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等事件，社会主义阵营瞬间遭到强烈打击，恰好中国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的智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领会与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相互关系的讨论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的一个重点：一是团结统一的历史传统与当今我们所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与今天不照搬别国模式而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发展道路之间的必然联系；三是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与今天中国奉行的以和平为宗旨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必然联系；四是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与今天中国人民变革创新、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摸索中，胡锦涛强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都注重以民为本。他说：“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中国统治者们向来重视民众的生活，惠民利民、藏富于民是统治者的最高追求。
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来强调信念的重要性，也用“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来说明不能搞全盘西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方针和行动指南，它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这一精神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精神结合起来，其蕴含的意义也随之加深。
从此可以看出，实事求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但是其求真务实的精神则贯彻始终。
（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在西方思想发展中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当时是为了拯救民众与宗教的控制之中。
在中国，以人为本不仅仅代表着党的价值观，更在胡锦涛那里成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观念，虽然这是从巩固统治的出发点提出，但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人民的历史地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一）继承
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页，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它给予国人勇气，面对列强也能英勇抵抗，让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正是抓住了这些闪光点，才能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不懈的实践和探索，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框架，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有机融合。
（二）发扬
传统文化在被继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从小农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二是实现了从宗法体制观念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变，摆脱了血亲意识的习惯，强调依法行事，使得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打破传统观念赋予的人治的束缚。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7
关键词：统计指标、评价方法、管理能力、运行效率、管理体制
基本的经济统计在企业市场管理、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销售管理、产品价格管理、财务管理及经济效益管理等诸多领域中的正确应用能起到预测、分析、决策、监控的作用。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既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能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为此，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特点，选择一套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在公司内部建立一套反映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获利能力）、资金综合运营能力（营运能力）、偿付债务的能力（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发展能力）体现企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些能力的达到程度来综合评价本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对企业的正确决策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选择企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个企业如要全面反映其生产经营状况就需要设计和运用一整套统计指标体系，也就是说通过用一系列的企业统计指标才能得以反映其企业经营状况及其变化的整个过程。在具体选择组成统计指标时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一全面性原则、二规范性原则、三及时性原则，既能满足与国家宏观统计指标的一致，也要满足企业微观的要求。
二、如何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
1、客观、公正、全面评价企业经济效益
统计渗透在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中，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映企业静态和动态、规模和结构、效益和效率、诸多数量和质量特征、各种与经营有关的情况。
为此，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必须客观、公正、全面反映和评价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它①既可以反映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现状，也可以反映企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动态。②既可以反映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反映企业的结构。从规模上看，它可以反映企业的资产规模、人员规模、生产规模、营销规模和盈亏规模。从结构上看，它可以反映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技术结构和质量结构。③既可以反映企业的速度，也可以反映企业的效益与效率。
2、反映企业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
我们将企业的发展归纳为四种能力，即获取利润的能力（获利能力）；资金综合运营能力（营运能力）；偿付债务的能力（偿债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发展能力），并通过这些能力的达到程度来综合评价某一企业经营状况。
三、企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
1、资产净利率、资本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与获利能力的评价
①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表现了企业运用全部资本带来的收益。它是评价企业获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也是整个体系的灵魂指标。②资本金利润率＝净利润/资本金总额，反映了企业的出资者向企业投入的全部资本金的获利能力。③成本费用利润率＝净利润/成本费用总额，即企业所得与所耗的比率，综合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投入产出关系。
2、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偿债能力的评价
①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它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由谁承担，又反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它是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②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它是评价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前可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③速动比率＝（流动资产一存货）/流动负债，它评价企业流动资产可以立即用于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与流动比率相比，更能反映企业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
3、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与营运能力的评价。
①营运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流动资产一流动负债）/平均资产总额，反映企业的营运资金是否能够维持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它是营运能力的核心指标。②固定资产周转率＝销售净收入/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反映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③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净收入/平均流动资产总额。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流动资产的营运状况，我们用应收帐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两个指标的组合来代替这个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是销售净收入与平均应收帐款余额的比值，反映应收帐款的变现速度，也说明收帐效率。存货周转率是销售成本与平均存货余额的比值，它是衡量企业存货数量是否合理以及销售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比率。
4、全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经济效益以及净资产增长率与发展能力的评价。
①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增加值/同期全部职工平均人数，反映了企业活劳动的消耗效率。它是发展能力的核心指标。②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本期增加值增长额/本期总资产增长额。可以说明企业是集约型增长还是粗放型增长。③净资产增长率＝（期末净资产一期初净资产）/期初净资产的比值。它反映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
这套体系是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应具有的行为导向、基本素质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所以，我们在选择这套体系的分析方法上，通过内部综合统计管理软件来加以辅助实施，提高了企业经济运行分析的效率。为了将评价结果直观化，使非专业人员更易于理解、接受这样的评价结果，除采用总分评定法外，还采用了直方图法和文字诊断的方法。这样更适用于企业的管理部门对企业进行自我评价。
四、提高统计指标体系运行效率的路径
1、统计管理人员知识结构更新
（1）掌握计算机知识，努力适应社会发展
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工具无疑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平台，包括通讯技术的计算机网络。所以，统计人员除了必须懂得一些常规的计算机操作知识等，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之外，还应该至少学会一些基本编程语言并掌握其设计方法。（2）拓展专业视野，熟悉相关学科知识
统计人员要想在事业上有全面的发展，应该在搞好自己专业学习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与统计专业密切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努力扩展自己的专业视野。通过学习有关财务、金融、管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现代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进一步加深对本专业知识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1）建立统计监管制度
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依托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建立和健全企业统计监管制度，还应建立相应的审查机构和责任制度。保证统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积极发挥统计在企业经营决策中作用。
（2）建立信息数据管理系统
如何获得一个动态的控制过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反馈系统，以便对各个环节各个责任中心的情况进行跟踪监控，不断调整偏差。这个系统必须是一个双向流动的系统，它的传输程序和方法都应十分的规范。
面临全球经济趋同化的巨大冲击，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企业的决策越来越需要更加计息，科学，系统。这也将给作为决策依据的企业统计带来巨大的变革。所以，企业经济统计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更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统计在新经济时期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企业统计必将在企业的运营中能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并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统计学》斯皮格尔科学出版社
2.《信息理论基础》常炯 清华大学出版社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8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系统管理理论的发展，体育课程教学活动的实践和发展能够实现跨时空的体育教学课程资源分享，从而让体育教师认识和掌握更多先进的体育教学方法和理念。本文将对体育课程资源系统理论和理论在体育教师网（）中应用进行简单分析，以供相关的体育教育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体育课程课程资源系统理论体育教师网
纵观世界教育改革史，教学课程的相关资源问题都受到普遍的重视。课程资源将会对老师、学生和社会对课程教育的价值取向造成极大影响，也对课程本身素材的构建和不断更新造成重大影响，并且对课程教育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相关因素造成影响。伴随我国体育课程教学的新一轮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会慢慢步入诸多课程系统化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从而使课程教学资源问题转变成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构建体育课程资源系统的理论研究策略
应用逻辑式分析方法、专家级方法研究方法、文献资料的分析法，基于文献资料与调查分析和探究，使用系统分析的原理，对体育教学的课程资源当做单一系统做相关分析，并针对系统具有的功能、结构和要素来做解析，以更为全面系统解释体育教学用课程资源的相关理论。
二、体育教学课程资源的系统构成
体育教学课程资源的系统构成是静态和动态系统两个系统共同组建的开放性课程资源系统，其以体育课程作为环境，通过系统的资源整合构成体育教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体育教学起到支撑作用，从而形成有效的课程资源反馈系统达到服务体育教育课程目标。
三、体育教师网中课程资源系统
（一）其静态系统结构
体育教师网提供的课程资源的静态系统其结构构成主要分成内在要素与外在环境关系。体育教师网具有的课程资源的静态系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做的分析，其环境产生变化，体育教师网中的课程资源动态系统与体育课程就成为其的直系环境。该静态系统中具有的功能只在其和体育课程具有相关性的环境内，才能真正实现对该环境的功能，并且该环境产生变化时，该系统中的相应功能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体育教师网中课程资源构成的静态系统用一个圆表示，该圆包含体育教学课程中的时空性资源、人力资源、经验资源、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等六个方面的子系统。构成体育教学网中课程资源系统的三个构成要素，并用三个同心圆表示，而位于最内部的圆是已经开发利用的体育教学用课程资源，在第二层则指的体育课程资源指的是已经被认知却没有被开发和利用的课程资源，在第三层中也就是最外部的那层体育教学课程资源指的是可以被认知的潜在课程资源。在实践中知识，体育教师网（）中较为前沿的课程资源且已经被人们广泛认知，却并没有得到实践推广的资源部分属于第二层的课程资源，而处于研究和探讨阶段的新型课程资源属于第三层的课程资源，而被体育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广泛采纳和利用课件、教育方法、教学理念等属于第一层教学资源，第一层的课程资源可以直接的对体育教学课程起到支撑和促进的作用，而第二和第三层的课程资源，都还处于纯理论研究阶段，其对体育教学课程起作用，必须利用体育教师网中具有的课程资源动态系统实现第二次和第三层课程资源进入提议课程实践中。
（二）动态系统的结构
体育教师网（）中课程资源具有的动态系统的作用是用来连接静态系统与体育课程之间的中枢枢纽系统，如果体育教师网的课程资源系统中没有该动态系统，网站中的体育教学课程资源和学校中的体育课程实践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该动态系统在结构上各要素间按照组织某种形式与连接顺序组成。具体上，该系统包含的要素主要有明确的开发主体、方法、载体、原则和环节等。该动态系统中要素组合的不同，其形成的技术路径也会有所差异，这也会造成不同的资源载体进入体育教育课程中，从而作为体育课程的一部分，并为体育课程实践提供课程资源支持。
（三）体育教师网中课程资源的静态系统具有的功能，动态系统帮助静态系统和课程资源对体育课程的支持作用。
体育教师网（）课程资源静态系统具有体育课程资源储备和支持的功能。其储备功能指的是体育教学用课程资源在的观念、教学方案、教学信息的传播中介。教师体育网的课程资源系统具有的储备功能在内容上分知识、经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储备功能。在教师课程教学发展的角度上为教师的课程教学提供体育课程、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等、个体发展和体育课程自身的发展等功能。体育教师网（）提供的支持功能指的是其可以帮助维护、保障教师在体育课教学活动，其具体上是可以为教师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提供必要的课程资源、制度、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等。体育教育网中的动态系统通过通过共享不同地域学校间的体育课程资源，并传递新型的体育教学成果，使不同地域的体育教师能够更多的熟悉新的教学理念，并有机会通过网络平台提供的方法，再体育教学课程的实践中进行尝试，从而使已经被人们认同的和正在研究中的体育课程理念、方法等被更多的体育工作者接受，并不断扩展和深化体育教学活动，帮助体育教师和学生更有效的完成体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声乐方向；教学体系
自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我国在音乐界引入了西方音乐的教学体制，这一教育体制的建立，让我国音乐教学呈现出以现代音乐为基础的变革，各大院校在授课的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基本乐理的传授上，虽然音乐是共通的，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音乐界贡献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未来甚至是更加长远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研究以及完善，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总结。当前不少院校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声乐方向招收学生，目的是希望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扬光大。因此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授课情况以及具体教学体系的构建展开了论述，希望能够对今后学科体系的构建带来一定的帮助。
1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主要是建立在先秦哲学的辩证思想上，将其应用在音乐实践中，分为以下几方面的表述系统，例如“声可无定高”、“死谱活奏”等，苏子和西方音乐乐理在中国的发展，其强调的是“音有定高”的表述系统，可见中西方在音乐理论方面是存在矛盾的，但是二者我们都不能否认，因为不同音乐乐理的形成都是建立在自身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原因基础上的，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各不相同，因此具有长远的发展价值以及意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我国众多音乐家的共同推广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让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处在一个繁荣的局面中，并且具备了长足的进展，并且还形成了跨地域以及跨民族等方面的研究，为了将其进一步的传承下去，有必要以此为方向对学生进行指导，让这方面的教育更好的推广下去。
2传统音乐理论教学体系的构建
在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建立以后，我国各大音乐高校分别开设了与之相关的课程，例如戏曲、说唱以及民族器乐等，声乐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向，在教学方面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认知性、浅层性以及感化性，主要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产生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的传统音乐，从而不被西方音乐过度的腐化。在感性认识方面，主要是最低级层次上的认识，主要是在感觉、知觉以及表象这三种形式上得到认知的，能够更加直接与具体的显现出来，所以只有将这种表层的认识更加深刻与具体化，才能对传统音乐理论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以声乐方向的学生授课为例，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在课程的设置上多下功夫，建立起以专业理论以及专业技能为主的两大课群，专业理论方面主要是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为基本导向，并且重视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以促进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养成，在课程设置上还应该重视起实用性以及拓展性的发展，在教学计划范围内适当的增加实践性比重，开拓创新实践课程，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马上就得到了激发，有效的提高了教学效果，这样学生也不会觉得专业理论枯燥乏味了。
在声乐实践的教学模式中，还应该创建一个以舞台化为根本的模式，这样能够促进课堂与舞台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在进行声乐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感性上升到实践的过程，所以需要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掌握传统音乐理论知识，并且应用在实践中，因为声乐演唱是一个需要长期进行并且系统学习的过程，必须要在长期的磨练以后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能够以舞台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对于学生今后经验的积累是十分有帮助的。
“依词生腔”和“依腔填词”是中国人创造声乐曲的两种传统方法。演唱“依词生腔”的旋律，一般称为“吟”，如“吟诗”、“吟文章”、“吟诵”；演唱“依腔填词”的作品，则叫“唱”，如“唱戏”、“唱词”“、唱歌”等。当然，这个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旧时的学生从入学第一天给孔夫子磕过头后，就开始学习如何“依词生腔”和“依腔填词”。读书、吟诗，就是在训练“依词生腔”的能力，背诵诗词歌赋中有关“平仄”的公式，就是在训练如何“依腔填词”。
学生通过私塾和学校学习“依词生腔”和“依腔填词”，老百姓则通过演唱传统声乐作品艺术实践活动学习这两种创作方法。演唱是几乎都要“依词生腔”。沈Z发明的、至今还在使用的只写板眼不标音高的乐谱，便要求演唱者“依词生腔”。学唱秦腔，老师只强调“字”正，要大家按说话的方式，按照规定，在板上或眼上张嘴即可，根本不教乐谱，我们也没有音高的概念，这就是“依词生腔”。无论是“依词生腔”或者是“依腔填词”，需要处理的都是“腔”和“词”的关系，因此“腔词关系学”应当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的第一门、也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学习腔词关系，应当循序渐进，从字调开始，经过了解和掌握变调、句调，再深入到上、下句，四句头。为了逐渐掌握从一个字、一个词组、一句到多句如何“依词生腔”和“依腔填词”，还要学一些具有民族传统的曲调发展手法，如重复、换头、换尾、分裂、加花、加垛、承递、模进等。
在音阶部分首先要说明“宫、商、角、徵、羽”等阶名的来源及其意义，并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际情况说明我国传统音乐中的各种音阶。我国的音阶包括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而且每种音阶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品种。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各种音阶形态进行总结、补充和论述。
结束语
一个民族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不能一蹴而就的，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需要所有的音乐界同仁都能够本着强烈的资任心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姚立华.论中国近代文化观念冲突下的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J].音乐创作，2010（05）.
[2]刘玉亭，钦苏潍.简论金铁霖的民族声乐艺术[J].中国音乐，2009（02）.
系统的理论体系篇10
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国的世界史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经常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historyfromthebottom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historyfrombottom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from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为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
不久前，哲学界在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引入西方概念和范式的结果，是以西式的哲学史研究取代了中国固有的经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使中国哲学缺少自己的“魂”。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哲学研究，而且在世界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植中国“根”，塑中国“魂”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了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诸多的世界史论著强化了两者表面的差异，忽略了两者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的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