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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55:17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1

带着对科技与教育问题的关心与关注,3月12日,本刊记者在代表驻地职工之家,采访了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檀结庆代表。

檀结庆说,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三个数字,让人耳目一新,从中也看到了国家释放出的三个信号。

第一个数字是4%。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去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12年年底底,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今年已经编入预算,这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第二个数字是7.5%。过去很多年我们都是在“保八”,中央确定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所以说7.5%就具有特别的内涵。

以前“保八”是为了通过经济高增长,解决就业和民生的难题,今年同样要解决900万人的就业问题,但政府下决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摒弃以前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提高GDp的含金量上,虽然是比往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

第三个就是pm2.5(细颗粒物)。pm2.5这个数字大家一直比较关注,2.5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数字,就意味着空气质量非常差,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这个数字,说明了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走环境保护之路的决心。通过这三个数字,不但能看出中央关于2012年“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还能从侧面反映出调结构、转方式的决心和力度。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2

刘洪国家统计局局长

现年60岁,山东青岛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青岛市统计局、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从1974年开始在国家计委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长期规划司司长。1993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7年4月,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邵宗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高级统计师。1956年至1960年先后毕业于上海工业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班。同年在国家统计局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机电设备公司和河北省统计局工作。后调回国家统计局,历任副处长、处长。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卢春恒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3年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长期从事工业统计,历任国家统计局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93年7月起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翟立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70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先后在山西省储备物资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市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调至国家统计局,先后在政策研究室、中国信息报、中国统计出版社工作。1993年起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贺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1965年至1971年任武汉城建学院教师。1991年至1995在任西安统计学院教授、院长。1995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数字化生存

刘洪看起来不像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但今年确是他的第5个本命年。他的秘书说刘洪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白天干不完,晚上带回家干。

1997年4月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前,刘洪曾经有过在国家计委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长期规划工作20年的经历。他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现在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宏观经济研究就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从而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预测今后5年、10年的发展趋势。而统计也是通过数据之间的联系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刘洪说。

这个世界时时在变化,而真正的变化总是从数字开始。有人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有数字是惟一的新闻”。我们或许真得静下心来,听听数字的声音。事实上,人们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感受到“用数字说话的力量”。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研究机构甚至更多的股民都在关注数字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数字为伍已不再是统计人员的专利。

“国家统计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心’和‘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而且力争要成为重要的经济监测和咨询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可能是统计服务的需求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统计信息更加快捷、更加准确。”刘洪告诉记者。

刘洪还说,刚刚上任的时候,每天都在和数字与报表打交道,有时也感枯燥,后来钻进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因为“你能从数字的背后看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

7.8%的背后

1998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国内国际的严峻环境下变得更为复杂。统计局的监测工作就更重了。为此,统计局将以前每季度一次的分析改为月月会诊,监测频率大幅度提高。

刘洪告诉记者,国务院领导从来没有把“保8%”与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挂钩。国务院对统计局的要求很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报浮夸。“他们说就以你们统计局的数字为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保8’的压力。”刘洪说。1998年7.8%的GDp增长率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平衡方法汇总、核算而得的。人们普遍认为这表明199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实现。

刘洪告诉记者,7.8%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的数字有“水分”,但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在汇总及核算全国的数据时,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所获得的系数以及平衡验证方法挤掉了“水分”。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3

[摘要]: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突破,并有所成就,但焦虑情绪也若隐若现,相信压力会化为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2009-2010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亮点不少,其实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接上)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呈现飞速增长态势,在各个重要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进展与突破;这使得本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一)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日益繁荣

中国互联网产业、网络传播事业及新兴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网民数量和移动通讯媒体使用者在这两年内又有了巨幅增加,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达4.57亿,手机网民3.03亿,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的加速普及。新媒体事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指南与资助名录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极大支持。整体看,本领域学术生产(论文、专著、课题等)的数量突飞猛进,质量有所提升。比照前次报告,检索中国知网在这两年内收录的期刊、博硕士论文,题名中含“互联网”的就有4106篇,其中属“新闻与传媒”类的有398篇。与2007-2008年度相比,唯题名中含“博客”的文献略微减少之外,其余主题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较为突出的新兴研究点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106篇)。

(二)网络舆论舆情的基础理论及应对策略研究取得新进展

关于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突发舆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近两年,关于网络舆论舆情的研讨已显现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和深入进展。业界方面,至2010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连续4年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宏观勾画年度舆情演化的全景动态。学术界方面,喻国明研究团队《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网络舆情监测和评估。这些报告的显示,网络舆论舆情研究成果已经进入系统性呈现、数据化分析的状态,成为一种公众传播的信息和知识;而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中国网络舆论演进历程与舆情发展的总体规律。例如,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1/2010/4),通过对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系统分析,发现我国网络舆论事件若干整体特征,其扩散过程基本呈现出的葫芦状模型有助于把握中国网络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刘九洲、许玲(《论网络舆论传播中的公民协商和公民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发现公民协商的重要功能,“为后来在一定条件下所引发的、旨在发挥某种政治影响力的公民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从而达到网络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2.在微观层面解释和揭示舆论事件与舆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在研究中发现“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并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种途径。廖卫民、柯伟(《网络舆论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学及杭州两起舆论事件的理论思考》,10/2010/4)提出了网络舆论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5.7”飙车案和“8.4”醉驾案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舆论波有不同运动特征和演化规律,需采取不同策略应对:“舆论风浪”发生后往往会引发“舆论涌浪”,应避免对坡岸的反复“冲刷”;还要注意防范舆论波出现能级加强的“共振”现象,避免群体性事件。田大宪、贾举(《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9/2010/4)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模型建构分析,指出其“多维的变量系统”特质,集群行为迎合了网民的选择性期待,与事件的“引爆点”相伴而生,在网民的意见博弈中议题得以存活与扩散,产生网民热议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集群行为生成。白寅(《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1/2010/5)通过系列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验证了若干假设,揭示出网络流言传播的微观心理机制和行为动因。魏丽萍(《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1/2010/6)则对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进行了反思,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有较强的新意,有助于理解舆论过程中的把关人和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中坚分子”的存在对于博弈过程中舆情逆转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体与经典理论结合,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这一状况依然存在,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对于传播学理论本身发展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助益。例如,浙江大学韦路的英文研究论文FilterBlogsvs.personalJournals: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productionGapontheinternet(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2009,532–558)基于实证数据,以博客内容生产为案例探讨并深化了传播学关于“知识沟”的认识,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识沟”,比之于知识占有(Knowledge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层面的“知识沟”。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进一步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知识沟效果的差异,通过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理论。例如: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2/2010/10)以样本量为467的网络调查为基础,发现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时会同时受到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于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麻烦这三种动机的刺激,均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沉浸型的动机比其他两种动机对游戏黏着度的影响更大,社交型动机对公会/团队活动的次数和质量的影响最为强大;其发现客观上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微观机制。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2/2010/2)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网民个体与微组织的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形成“协同把关”机制,这一新媒体形式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值得思考。总体看,这类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和扩展运用到对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文献数量较多,但有实质性的新发现的文献还不够多。

(四)新媒体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由于新媒体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网民行为等诸多视角来考察传播规律,比照2年前,这类论文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进展,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数篇扎实的研究。《生意人的神杖: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吴玫、林海鋆)综合运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如果说该研究讨论的是新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赋予人以进取性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BBS社群实名注册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为例》(巢乃鹏、周玉黍)则观察到高校BBS在采取网络实名制后,议题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渐恢复的变化过程,揭示了网络生存行为的数量变化特征。《三种互联网社会软件对个人社会关系建立的作用比较》(范博阳)以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弱连接的理论为基础,经过比较研究发现:im适合建立小规模、较紧密的连带关系;SnS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连带关系,对弱联系的建立比较有帮助;BBS虚拟社区比较松散、游离的状态使得其中建立大规模的紧密连带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2009年第3期《中国传媒报告》刊发了一组文章冠以《新媒体的力量》(杨伯溆),分别研究了手机报、BBS、短信的传播特征与规律。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机报使用情况的定性考察——通过新媒体看“议题融合”理论之初探》(陈红)借助“议程融合”理论进行研究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融合。《政治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倾向——基于强国和猫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选择网络论坛“强国”和“猫眼”作案例分析,抽样调查发现政治网民群体不等于网民整体,引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政治网民的主体来自社会中层,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无明显的关联。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生态中的复杂关系与微妙互动,推进了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此类问题,如: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2/2010/8)以新一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新媒体,农民工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丁未、田阡在《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1/2009/1)中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现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研究中发现新媒介的使用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挫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

(五)关于微博、SnS、微视频等近年走红的新媒体研究进展

新媒体技术在2009-2010年的新发展,也直接引发了新媒体研究的新热点,特别是微博成为近期研究大热门,这基本上显示了此类研究与技术发展应用的密切关系。

在题名含“微博”的224篇文献中,多数为新闻学期刊的业务研究和引介性、描述性的理论分析,例如:《微博:从嵌套性机制到盈利模式——兼谈twitter最受欢迎的十大应用》(喻国明等,《青年记者》/2010/21),《微博以及报刊的若干“玩法”——当下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视角》(陈娟,10/2010/3),《微博客的媒体特质与传播能量》(闵大洪,《新闻战线》/2010/9)。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理论探讨和批评反思的文献,例如,《微博互动的结构与机制——基于对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夏雨禾,1/2010/4)通过对438个样本的分析,对新浪微博互动的结构性要素和发生机制进行探究,发现“链状”、“环状”和“树状”对话结构同时并存,话题空间成长性明显增强,在现实社会话语权力空间中处于弱势的“草根”将有可能成为微博互动再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蔡骐,14/2010/8)从“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三个层次来展现粉丝们在微博中的新形态及其所展现的自我、人际与大众传播特征,揭示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生态变革。《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袁靖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以反思批评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微博这一自媒体进一步演化为社交媒体的时候,更需要警惕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势将影响微博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

关于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的研究有《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丁汉青、王亚萍,1/2010/3),通过观察法和文献综述法,构建出一套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采取内容分析法跟踪不同类别话题,研究发现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之意见扩散与接受不同于创新扩散的倒U,而呈现长尾状;意见领袖在对普通网民的影响层次与话题类型相关,时政类话题对态度层面影响较明显,专业类话题对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较大。且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SnS意见领袖具有自我、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等特点。《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陈霖、邢强,2/2010/3)通过对微视频制作和传播的考察,从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认同和创造的潜能三个方面分析寓于微视频中的青年亚文化存在状态,给人以启发意义。

(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管理学者、信息情报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启发的成果,例如:《外场和惯性双重影响下的无标度网络上舆论传播动力学》(李小刚等,《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10/6);《网络传播技术控制的共轭控制模式研究》(刘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5);《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网络调控研究》(陈晓剑等,《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5)等。此外,在本领域内还有一批专著、学术会议和课题都能展现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闵大洪的《2009年的中国新媒体研究》(《新闻前哨》/2010/2)梳理了2009年这方面的基本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浙江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2010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以“新媒体新生活新世界”为主题。这些学术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提炼和检阅,预示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五、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9-2010年的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学和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经济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几大领域,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可从中观照该领域近两年的研究重点、热点与成绩。

(一)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9-2010年,中国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探讨和学术史总结回顾。

张志强阐述了英美两国出版学学科归属,分析了中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就出版学学科发展提出重要建议(《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15/2009/9)。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16/2010/2)。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关系、学科定位和学科名称是编辑出版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吴赟、王和平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赟:《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15/2009/2;王和平:《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16/2009/8)。李频探讨了出版学的研究核心和学科边界问题(《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苓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许将来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是一种多棱镜所反映的景象”,“惟有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厘清以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与问题,才能求证学科建设的科学依据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李武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课程主管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2/2009/1)。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促进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快出版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辑学理论领域,中国编辑学会提出以“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为主体的编辑学研究方略。姬建敏认为,在“大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近两年来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两年来我国编辑学研究特点简论》,《编辑之友》/2009/12)。吴平、黄星则认为“总体而言,近五年编辑学研究没有整体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提升、扩展,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亮点”(《编辑学研究五年》,17/2010/5)。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编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郝捷以社会分工理论为起点,分析了编辑职能的演变(《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17/2009/1),吴平探讨了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理念的建构(《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理念》,15/2009/2)。编辑思想史研究正在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吴平:《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1/2010/1),但目前研究者多偏重于考察个体出版物的编辑理念或单个编辑家的编辑思想、成就、艺术,对各个时代编辑思想的整体历史研究罕见。

编辑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如:王鹏飞认为当前编辑学研究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固有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亟需对现有范式进行反思与突破(《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出版思维”与“实践思维”之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王伟认为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多元范式并存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张国辉指出,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将发生诸多变革(《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17/2010/5)。

从1949年李次民出版中国第一本名为《编辑学》的著作至今,中国编辑学研究已走过60年历程。学者们对60年来中国编辑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反思,如:姬建敏的《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回眸》(15/2010/5),王振铎、刘大年的《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二)出版史研究

在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关注出版物文本的阅读、接受、社会影响等课题,努力拓展以往研究未涉及的内容,重新解读旧材料,大量利用新文献,取得不少新的学术成果。

学者们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前瞻。张志强评述了海内外中国出版史研究名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钱存训先生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贡献》,17/2010/6;《一个致力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日本人——樽本照雄和他的晚清小说及商务印书馆史研究》,20/2010/5)。张文彦、肖东发、范军分别总结分析了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国出版史研究情况(张文彦、肖东发:《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17/2010/5)。

一些学者就出版史研究的视野、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认为:许多和文化传播及文化交流有关的议题都与出版史有关,出版史研究应重视文化史研究范式(《从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书城》/2009/2)。汪家熔就出版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五点倡导(《谈出版史研究方法》,《济南大学学报》/2009/4)。林盼指出:出版史研究“应当进一步吸纳国外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阅读史研究路数,洋为中用,开拓视野,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及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寻找出版史研究的“第二推动力”》,《出版史料》/2010/3)。刘兰肖、刘宇新认为“未来的出版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史料建设和弘扬求真与经世的学术传统外,迫切需要的是在保持学科本位的同时加强同其他学科的对话。”(《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16/2009/2)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是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2009年7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举办了“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试图为书史和经济史搭起一座桥梁。2009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出版的文化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西学东渐与中国出版”、“出版与文化互动”、“出版与语言接触”等方面,探讨了出版业变迁与中西文化传播的关系。

(三)出版经济、出版产业研究

出版经济与出版产业研究是中国出版研究的重要板块。近两年中国的出版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版经济学理论、出版产业、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出版资本运营、出版赢利模式、出版产业“走出去”、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等论题上。

在出版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提出,出版产品的经济特质是出版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在出版产业研究领域,研究者着重探讨了出版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产业经济政策与政府规制、产业组织结构、产业集聚与布局优化、产业评价等主题。出版企业与出版市场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出版企业竞争力,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出版市场垄断与竞争,出版营销、出版价格等市场行为,出版市场绩效等方面。出版资本运营研究集中在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基础理论、现状、困境、误区、战略等方面。出版赢利模式研究集中探讨了媒介融合与数字出版环境下新兴出版业态的赢利模式问题。出版产业“走出去”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及版权贸易的影响因素、方式、风险、困难、策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色等内容。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关系到中国出版业全行业企业化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转企改制问题再度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新闻出版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模式,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与风险,转企改制对出版机构与主办单位、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转企转制后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等主题。

可喜的是,研究者在出版经济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视野与方法的引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如新闻出版总署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并全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上市融资使得一些出版机构定期公开运营状况制度化,专业研究机构在研究资料整理、上也作出了积极努力,这都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更为丰富。由于研究思路、理论参照系、方法、资料诸方面的改进,使得出版经济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其成果在理念创新的同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四)出版文化研究

将出版置于文化的坐标上进行考察,是出版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作为一个从文化视角探索出版的领域,出版文化研究历久弥新,成果频出。

2009-2010年,研究者对出版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现状,出版文化的社会功能,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影响,出版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出版伦理,出版文化环境,具体出版物的社会文化影响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杨军认为:出版文化研究,是文化理论运用于出版研究的成果;当前国内出版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予以弥补、加强(《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17/2009/4)。肖东发、杨琳评述了中国出版文化研究进展(《一门年轻学科的坚实足迹——近20年来我国出版文化研究综述》,20/2009/6)。夏德元等探讨了出版数字化转型对出版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夏德元:《中国出版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学术月刊》/2010/4;梁上启、冯春英:《数字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17/2009/6)。张文彦、肖东发基于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实力,对出版业如何促进国家软实力提升进行探讨(《从全球出版结构审视中国出版文化软实力》,《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李春雨认为,现代出版是现代文学的摇篮,现代出版不仅是现代文学的生存手段,而且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具有结构性的反作用(《“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场”的生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范军、胡敏分析了出版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走向世界丛书”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文化价值》,16/2010/1)。编辑文化、期刊文化的研究是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编辑文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编辑话语、编辑的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编辑创新、编辑与国家软实力、网络编辑的文化定位等主题上;对期刊文化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杂志中的文化生产与形象再现、时尚杂志的社会认同与文化定位、杂志图文化现象等内容。

(五)数字出版研究

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首度超越传统书报刊出版物的生产总值,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策略。在此宏观背景下,学界、业界对数字出版研究的热情遽增。数字出版研究集中在数字出版运作与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技术障碍、资源整合、管理规范、人才培养、数字化阅读等方面。

最近两年数字出版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王鹏涛的《基于流程再造视角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创新研究》(《科技与出版》/2009/4),吴信训、吴小坤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冲刺关键——构建数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构想》(10/2010/8),李红强的《数字出版:基于现实的规律分析》(18/2010/11),陈洁的《数字出版赢利模式研究报告》(《求索》/2009/8),刘英、曾莉的《数字出版网络影响因子研究》(19/2010/5),王志刚的《数字时代版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的冲突》(《中国图书评论》/2010/4),李伟国的《金字塔知识结构数据组织——论数字出版的一种架构和编辑方式》(20/2010/2),李欣人、段婷婷的《权威的消解与受众的转化:数字出版时代传播关系的重构》(16/2009/10)。

数字出版研究涵盖了全媒体出版、手机出版等研究内容。研究者探讨了全媒体出版的特征与前景,分析了手机出版的运营模式、行业标准、产业竞争、受众需求、传播策略等问题,如:张大伟发表的《数字出版即全媒体出版论——对“数字出版”概念生成语境的一种分析》(4/2010/1),陈明子的《全媒体出版的Swot分析——基于〈非诚勿扰〉全媒体出版的思考》(15/2010/3)等。

数字出版研究已开始扭转偏重理论研究的局面,逐渐实现与行业发展对接,一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对于指导和改进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数字出版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也逐渐增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定期主办了中国数字出版年会。2010年10月,美国佩斯大学、武汉大学、新闻出版总署高级出版研究中心(武汉)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六、结语

2009-2010年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传播理论研究焦虑情绪若隐若现,埋头研究寻求突破的人也大有人在,压力将化为创新的动力。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

2009-2010年度的传播学研究亮点多,问题也存在,而且多老毛病,大家都眼明心亮,无须我们多言。中国传播学研究最需要的是要扎根现实、开放视野、心胸开阔、坚持不懈和言行一致。可喜的是许多传播学人并未停滞,总是尽力的行动和苦苦的探索,也许学科真正自主的生命能量就蕴含在那些无论如何都要研究、都要探索的劲头十足的人们中吧。

[参考文献]

[1]新闻与传播研究(文中1/2008/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1/2008/2”,meansthefirstjournallistedisreferredasJourna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publishedin2008,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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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代传播.[Contemporary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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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闻界.[press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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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出版广角.[VastViewonpublishing.]

[19]编辑学报.[actaeditologica.]

[20]编辑学刊.[editorsmonthly.]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4

在“准”字上下功夫,精心选题,增强科学性。一是紧扣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选准题。坚持抓大事、谋全局的原则,自觉把调研工作与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紧密联系起来,为党委、政府决策出准主意、出好主意。二是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选准题。密切关注上级政策动向,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为本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三是紧扣热点难点问题选准题。把握重点,选出影响和制约本地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切实打好前战。

在“实”字上下功夫,扎实调研,增强针对性。一是态度要老实。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要求,从自身实际出发,实实在在地做好调研工作。二是工作要扎实。扎实的前期准备是提高调研质量的重要保证。只有扑下身子、深入实际、把握实情,才能把调研工作开展好、把调研报告撰写好。三是报告要真实。在写调研报告时,不仅要肯定成绩,还要客观反映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写出可靠可信的调研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真实参考。

在“新”字上下功夫,突出新意,增强指导性。这里讲的“新”,主要指的是有新意、有见地、能够抓住人心。一是角度要新。写调研报告时,选择独到的切入角度非常关键。这就需要作者独具慧眼,选好切入点,在大中取小,以小见大。二是观点要新。调研报告不是老生常谈,而是针对遇到的问题,提出新思路。作者要根据新形势、新政策的要求,运用发散思维,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三是素材要新。以超前的意识和长远的眼光认真分析、研究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努力在走访调研过程中挖掘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素材。

在“快”字上下功夫,紧抓热点,增强时效性。调研内容的时效性较强,必须在“快”上着眼,把“快”体现在调研工作全过程。一是着手要快。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调研工作要早做打算、超前谋划、充分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确保各项目标和任务圆满完成。二是调研要快。严格按照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要求,第一次时间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及时掌握最新情况,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满意的效果。三是成文要快。无论是从文章的构思撰写,还是分析研究,都要“快”字当头,以最高效的方法写出高水平的调研报告。

在“细”字上下功夫,深入分析,增强系统性。老子曰:“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要想把调研报告写好也需要从细微之处入手。一是考虑论证要详细。对调研掌握的情况和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要反复推敲、详细论证,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可行实用的意见建议。二是数据收集要仔细。在调研过程中要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认真收集相关资料和所涉及的每一项数据,确保没有纰漏。三是谋篇布局要精细。要着眼于实、立足于高、定位于远,按照严谨、适当的要求,于精细之处思考问题、谋划发展、摸索规律,力争勾画出清晰、合理的篇章结构。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5

记者:张立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和您的团队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推出了《多媒体数字报纸使用功能测试报告》,这是我国第一份全面、细致、深入的数字报纸调查报告,对我国报业机构的数字报纸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我们想了解一下,第一个来做数字报纸研究的动因是什么?

张立:为什么首选数字报纸进行测试,我想主要是因为数字化是新闻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传统媒体向新兴数字媒体的转型。目前,学术期刊的转型已相当成功,图书向电子书的转型尽管存在着商业模式问题但已有相当规模,报纸的转型情况不明。因此,我们决定首选数字报纸作为我们测试的第一个项目,主要想了解一下当前我国数字报纸的发展情况。另一个考虑是,我们目前对数字出版宏观的研究较多,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而实验室的工作更多是从操作层面进行研究,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和统计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以便对整个产业有一个比较贴近实际、比较准确的描述,给业界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报告。这次主要是对多媒体数字报纸的使用功能进行测试,这种测试是评价多媒体数字报纸状况的重要方法之一。

记者:本刊刊登了此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包括测试对象、指标、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我们想了解的是:作为该项研究的负责人,您认为数字报纸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对数字报纸的研究,您认为报业数字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立:通过这次测试,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绝大多数多媒体数字报纸缺少与读者的交互,很少使用语音和视频播报功能,检索功能和用户控制功能不完备等。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媒体大搬家”。几乎所有的多媒体数字报纸都是原版原式、原内容、原更新频率地放到互联网上,过多地展现了纸质报纸的功能和表现形式,忽略了互联网媒体的特性。什么是互联网的特性呢?就是基于数据库的强大的检索功能、新闻的即时更新、与读者的广泛交互,甚至是用户创作内容(UGC)等,而这些特性,在多媒体数字报纸中都未能充分体现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纸质报纸工作者还是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应用互联网媒体,以为“媒体大搬家”就叫网络出版,实际上这和网络出版差得很远。记者:目前,报业机构普遍都进行了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是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如流程再造、商业模式转变等方面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数字报业正在量变中谋求质变。您作为我国数字出版方面的专家,能否结合您在国内外的调研情况,给报业机构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张立:实际上,数字化不仅仅是把传统媒体简单地搬到互联网或手机上就行了,数字化的本质是流程再造。也就是说,数字化时代,我们传统的以平面媒体为主的工作流程面临着挑战,我们的流程本身需要数字化。传统出版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放到介质上(如报纸本身),而数字出版要求我们把注意力从介质转移到内容上来,把内容进行结构化的处理,再通过数字化流程,把这些内容按读者的不同需求到不同的介质上(既包括纸质介质,也包括新兴的数字媒体),这就是跨媒体出版。未来既不可能是单一的纸质媒体一统天下,也不可能是新媒体一统天下,未来是跨媒体出版的时代。至于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经常把一些经营手段当成商业模式了。互联网出版有哪些经营手段呢?比如:旗帜广告、流量计费、包库、镜像站点、虚拟商品及虚拟货币、收费会员、无线增值业务等。这些经营手段都非常重要,有些网站正是靠这些经营手段实现了盈利。但经营手段不等于商业模式,同样的经营手段在有些网站上成功了,在另一些网站上则没有任何商业效果。商业模式本质上是探讨新经济的模式,比如广告,既是互联网的重要经营手段,也是传统平面媒体的重要经营手段,它并没有体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使B2C模式、B2B模式,虽然是一种商业模式,但也并非互联网所独有。互联网所独有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我认为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基础是海量信息和海量用户、信息和经营活动的即时性及用户创作内容。长尾理论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海量信息和海量用户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能实现,因为互联网在时间和空间上打破了我们传统商业活动中无法克服的物理条件的限制,比如传统商店陈列商品的有限空间、用户浏览商品的有限时间等,在商品的上架和选购上,只能定期进行,不能实时进行。包括传统媒体为什么分为周报、日报,就是因为我们再如何努力,也无法实现报纸的实时更新,因为我们需要排版、需要编辑和印刷等,这些环节必须有一定时间量的消耗才能完成。这是物理条件的局限。这些局限使二八理论大行其道,在出版上过分追求精品图书、畅销读物;在传媒上,强调单向传播,缺少与读者的交流和互动。

至于用户创作内容则是互联网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互联网使无限膨胀的并列对等结构部分代替了传统的层级命令式结构,使大众可以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和信息。博客、播客、维基百科等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这一特点。与此相适应,维基经济学、SnS等理论开始盛行。

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传统媒体的这些工作方法移植到互联网上来,甚至过分强调原版原式、与纸质报纸相同的更新频率、缺少读者的广泛参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呢?本次测试结果显示:只有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播・报》算得上是原创数字报,其余的均是其纸质报纸的翻版或附属品。当然,如果将数字报纸作为纸质报纸的补充或附属,目前的结果还算满意,但如果把数字报纸作为纸质报纸数字化转型的一种方式,则明显有很大问题。与数字报纸一样,数字期刊也强调原版原式,为数字报纸提供技术平台的XpLUS同时也为数字期刊提供技术平台,可从实际情况看,数字期刊原创性远远高于数字报纸,像《开啦》等很多原创数字期刊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的建议是:只有打造一个即时更新、充分交互、便于检索的海量或专业的新闻平台,才谈得上商业模式,否则通过简单的旗帜广告、收费阅读等都可能难以实现数字报纸的真正盈利。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6

新闻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主持,副院长魏玉山了《2010~2011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出版蓝皮书)》的研究成果。该年度报告大体延续以往的风格,继续对2010年我国出版业各领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2011年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出版业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总书记在2010年2月3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并且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与此大背景相适应,出版产业也面临着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转变发展方式是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文化产业发展的主线,也是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主线。因此,作为《2010~2011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出版蓝皮书)》全书核心部分的主报告把基调定为“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出版业”,并紧紧围绕这一主线对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

据介绍,主报告总结了2010年我国出版业在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呈现出的由单纯追求GDp增长向注重扩大规模与注重传播文化相结合转变,由事业与产业混合发展向事业与产业联动发展转变,由分散式发展向集团化、集群化发展转变,由产品运作向产品运作与资本运作相结合转变,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的升级与数字出版转变,由国有出版单位垄断向国有、民营相互合作竞争发展转变,由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等七大转变。这也正是年度出版业发展的特点。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结合中国出版业“十二五”规划和出版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综合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主报告提出了2011年出版业的发展趋势,认为出版业“十二五”规划的五个方面的重点内容都将开始得到稳步实施:对出版传媒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引导将进一步加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四大体系”建设将逐步完善,出版传媒产业“做优做大做强”将成为自觉追求,出版改革的各项基本改革任务将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将逐步实现。同时提出了在优秀出版物生产、出版集团发展、资本运作、数字出版、民营书业与国有书业的合作与竞争、出版“走出去”等六方面具体的发展趋势。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7

在预测天气方面,更为强大的运算系统能比任何气象学家都精准;同理,它也能在国际象棋这样的游戏中击败人类冠军。

多年来,经济学家都想弄清,为什么所有的非凡技术都很难取得经济效益。近期这一问题再次出现,美国政府的报告称,技术产业成长缓慢,生产率持续停滞不前,令人失望。2011年到2015年间,生产率增速突破自1982年以来的5年周期新低。

这种现象在医疗行业也是显而易见的。彼得・萨瑟兰(peterSutherland)是田纳西州的一位家庭医生,过去几年,他对病人记录完成了从纸质到电子化的转变。萨瑟兰表示,使用电子健康记录病史固然有好处,但要摸透软件、满足新的报告需求,工作效率就会大为下降。他现在接待的病人更少,收入也比原来少了。

他表示:“我现在的工作更加努力,赚的却没那么多了。”

最近几年,对这种生产率难题有多种解释―意见分化使经济学家形成了技术悲观论者与技术乐观论者两大阵营。

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是最著名的悲观论者,他跻身这场论战的最新战果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americanGrowth)一书。戈登认为,目前的数字化创新并不能像过去的技术突破一样产生强大的经济效益,比如电力、汽车、飞机和抗生素。

乐观主义者的代表则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经济项目的两位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Brynjolfsson)和安德鲁・迈克菲(andrewmcafee)。他们表示,技术的到来与人和机构真正有效利用技术之间,总有一段间隔。这一点对许多技术而言都是如此,比如电动马达和互联网,二者直到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才开始为健康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他们表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当下的技术趋势迟早会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者坚称,这一问题大多是由于测量误差,因为许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目前都不能被精确地统计到官方数字当中。然而近期两位分别来自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iDC研究公司的数据表明,过去10年间技术投入保持了强势增长,增速为54%,去年的投入额高达7270亿美元。>>护士莫娜・宾利(monaBentley)和桑德拉・约翰逊(SandraJohnson)称,为了向电子化记录过渡,自己白天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各产业做了分析后发现,数字化技术要横扫经济领域还有待时日。麦肯锡的研究员对22个产业的投资情况做了调研,同时还分析了技术对工作方式的改变。研究表明,技术、媒体和金融服务业还算跟得上趋势,医疗保健和服务行业则相对落后。

研究总结称,美国经济仅将其“数字化潜能”发挥了1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总监詹姆斯・曼伊卡(Jamesmanyika)表示,如果落后产业不加快步伐,国家的经济数据将不会有太大改观。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奥巴马政府大刀阔斧地将医疗产业推进了数字化时代。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国会在2009年推行了《卫生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和临床健康法案》。该法案为每位医师提供了4.4万美元的联邦政府奖励,帮助他们顺利向电子健康记录过渡。

这批几十亿美元的补贴是为了加速技术过渡。美国医院协会和政府的调查称,从2008年到2014年,拥有电子医疗记录的医院比例从9%上升到75%,医生对电子医疗记录的采纳率也从17%上升到51%。

政府发放奖励的同时,也对不同程度的技术采纳制定了时间表,同时对医疗记录提出了新要求,那些落后的医生和医院将会受到经济惩罚。健康专家表示,采纳电子医疗记录的初期目标虽然十分合理,后期目标却过于强势。

萨瑟兰工作的地方是田纳西州莫里斯敦一家名为Healthstarphysicians的医疗组织。该组织有50名医生,由于接受了联邦奖励,他们都开始向电子化过渡。目前美国共发放了320亿美元的联邦奖励,但是针对数字化的文化调整却是种挑战。

萨瑟兰抱怨称,自己要输入无数的数据字段才能满足政府的强制记录规则,他也承认,自己的一些同事很讨厌数字化记录。

然而萨瑟兰也不是一个只会抱怨的人。新技术虽然会增加工作量,甚至尚未产生经济效益,他还是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获知病人信息。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8

经过五天紧张的学习,培训班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次培训,在时间比较紧、课程比较多的情况下,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

通过培训学习,主要收获是和“一个掌握”。三个明确是,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如何干好统计工作。明确了作为一个合格的乡镇统计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达到什么样的基本要求,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明确了乡镇统计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法。一个掌握是,基本掌握了各项统计的新业务、新知识,增强了做好乡镇统计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我们这次培训班的主要收获。

这次培训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是在坐的各位共同努力的结果。总的来看,这次培训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组织领导严密。为办好这次培训班,市局超前谋划,组织人员到各乡镇了解情况,特别是对参加培训人员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和岗位技能等进行了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培训实施方案,做了充分准备。培训过程中,市局精心组织,严格管理,安排专人靠上,严格点名制度,严肃课堂秩序,保证了各专业讲课的正常进行。在生活上,从领导到专门工作人员都全力以赴靠上,为大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学员们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学得上心,确保整个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授课人员准备充分,讲课水平较高。授课同志课前都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调查研究,做到了精心备课;课堂上,能够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进行讲授;课外,还主动和学员进行交流,征求意见,解疑释惑,付出了辛勤劳动,表现出了很强的敬业精神。为了强化培训的效果,培训班采取了课堂讲授,集中讨论,上台发言交流,考试等多种形式,提高了培训的质量。

三是学员学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大家学习积极性非常高,都很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铺下身子,甘当小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学习过程中,有不少老统计员像刘永岗、臧传让等同志,按时上课,虚心学习,自觉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与讨论,既当学生,又当老师,为大家做出了表率;有不少新同志,像王坤、徐晓蓉、宋淑波等学员,能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本职工作,自觉地把学习、思考、研究、总结有机结合起来,学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像杜国栋、管长江、郝金霞等同志,很注意相互交流,认真讨论,对不明白的问题,主动找到授课人员请教,达到了学有所得、学有所获的目的。总之,大家能够自觉遵守有关规章制度,服从管理,严格请销假制度,没有发生意外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就不一一表扬了。可以说,同志们的刻苦认真、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纪律,是这次培训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是内容设置针对性强。本着“要精,要管用”的原则,这次培训班的内容设置都是乡镇街道统计员走上新的岗位应当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像国内生产总值报表、农业报表、工业报表、招商引资制表、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劳动情况报表等等,这些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比较强,使大家利用所学,尽快进入角色,能够较快地担当起当前的各项工作。

这次培训班就要结束了,同志们即将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乡镇统计站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应社会经济发展大潮而诞生的,市乡两级党委政府和各级统计部门都对她寄予了殷切厚望,各位在统计站工作的同志都肩负着光荣的的历史使命。为了我们的统计事业,为了我们统计站长远发展大计,针对今后的工作,在这里,我向大家特别是乡镇统计站负责同志提出“五勤”、“五多”的要求,只要大家认真按照这“五勤”、“五多”的要求去做,相信我们的乡镇(街道)统计站定会站得稳、叫得响、打得赢,成为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一个响当当的机构,成为乡镇(街道)的经济社会信息中心,成为乡镇(街道)领导的重要耳目。这“五勤”、“五多”就是:

一、勤动口,多汇报。汇报是一门学问,有其独特的规律可循,掌握汇报工作的技巧和艺术,是统计员特别是统计负责人的基本功。请示汇报是与领导沟通的重要手段,是领导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途径,是领导掌握基层情况与动态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听取领导指示和意见、改进工作的重要方式。统计站是乡镇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信息。要把我们掌握的大量社会经济信息变成领导手中的活情况,把我们的工作成绩变成印在领导脑中的影像,把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变成领导胸中的心事,就需要我们的统计站的统计员,特别是统计站的临时负责人,勤动口,多向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统计局领导汇报,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左右逢源。

在汇报方式上,主要分为六种:一是综合性汇报。这种汇报包括统计站的全面建设情况,主要应讲清楚全年、半年、季度或阶段内的工作思路、主要工作、主要成绩、经验体会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打算等等。二是专题性汇报。每干完一项工作或办完一件事情后,就把这项工作或这一件事的办理结果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三是提示性汇报。在座谈会或上级领导视察工作期间,想到了某一问题或看到了某一情况需要进行了解,要求就某事或某项工作作出汇报,这种汇报要严格按照领导所提出的问题,准确详细地说明情况。四是探索性汇报。对于拿不准、超前性的东西,需要及时向有关领导请示,征询领导的意见,寻求领导的支持。五是问题性汇报。对于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难题,要及时向领导汇报,让领导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请领导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六是经验性汇报。对于我们在统计实践中取得的先进经验以及在基层调研中发现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善于总结,形成文字,及时汇报,以便推广。

在向领导汇报时,大家还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定位要准确。在向领导汇报时自己要定好位,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注意汇报的口气,拿准汇报的角度;二是准备要充分。领导工作大都千头万绪,公务繁忙,我们在汇报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打好草稿,必要时形成书面汇报材料。汇报内容做到简明扼要,思路清晰。

二、勤动眼,多学习。有资料说,人所接收的信息有90%以上来源于眼睛,由此可见眼睛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上天赋予我们一双锐利的眼睛,就是要用于观察事物、学习知识的。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勤动我们的双眼,认真观察周围的经济社会现象,观察社会经济运行的状态,观察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这些宏观与微观的观察,积累大量的感性知识,就能对周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个初步了解,积土成山,聚沙成塔,将来就能上升到理性认识。统计工作是一项对专业知识有相当要求的工作,统计知识也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要适应统计工作的要求,就要加强日常学习,要勤动眼,多看。看什么、怎么看呢?

一要看“文”,就是看文字的东西。要看文件,深刻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在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看分析,看出分析的门道,学到分析的精髓,学到分析的写作技巧;要看报纸,了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态势,在思想上不掉队。

二要看数,就是研究手中所掌握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客观反映,数据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看数,就是要深入地研究统计数据,看出数据有什么涵义,看出数据反映了什么信息,看出数据反映了什么发展规律,看出数据背后隐藏着什么奥秘。

三要看图,就是看统计图形。图形是数据形象、直观的反映,有文字和表格无法替代的作用。看图要会看,弄懂柱型图、条型图、折线图、饼型图、散点图、雷达图、气泡图等等都表达了些什么信息?

四要看表,就是看各类统计、会计报表。看表要先看表的设计,这里面也有很多学问。一张好的表格可以把复杂的数据具体化、条理化,让人看着舒服,看着明白。再要看表中的数据,从中看出数据表达的含义,看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出数据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看出数据的来龙去脉。三是不能只看统计表,还要看会计表,统计的许多数据来源于会计的核算,要看懂会计报表,找出数据源头。

五要看影像,就是看教学录像、VCD等影像资料。影像资料形象具体,是大家学习的好途径,好方法,要充分利用。

六要看网络,就是要看因特网上有益的内容。作为一种前沿科技,因特网上的资料浩如烟海,对大家学习知识、查找资料十分有利,一定要充分利用网络这一优势加强学习。

七要看实际,就是看现场,看事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好的现场,一个好的事例,都会给人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可以让人少走弯路,促进工作的上档次、上水平。

总之,要通过看看出门道,丰富知识,积累经验,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高我们的整体素质,提高我们统计服务的水平。

三、勤动腿,多调研。开学时我已经说过,要把我们的“死数字”变成“活情况”,就必须学会调研。要写出内容充实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报告,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是不行的,编造出来的东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统计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只蹲在办公室汇总报表,就数论数,必须迈开双腿走出大门,去搞调查研究。到哪里调研呢?就是要去到基层去,到第一线去。

一要跑村庄。村是农村最基层的组织,要从那里了解农村的社会状况,了解农村三个文明建设情况,了解农业的生产情况与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了解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了解农村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二要跑农户。农户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细胞,到农户座谈,可以了解到农村人口素质,可以了解到农民收入变化,可以听到农民的真实心声,这些都是各级领导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

三要跑市场。市场是反映农村经济的“晴雨表”,到市场可以了解市场行情价格,观察农村市场的供求状况,了解农民的购买力,了解各种商品的流向及供求状况。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态势,通过认真观察深入思考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四要跑机关事业单位。从机关事业单位可以了解职工人数增减,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了解到职工的构成,可以了解职工的消费意向。

五要要跑企业。要时刻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对企业的产品生产、资本运营、成本效益、投资扩建、经营环境等做到心中有数,积极总结企业经营中的经验,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要关注新企业、新个体户的发展,哪里新开工了个企业,是谁投资建设,什么建设进度,将生产什么东西,多大生产规模,都要一清而楚,及时按要求纳入统计范围。

通过到基层调研,把经济运行中的好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形象的语言,把基层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都摸上来,写到分析报告中去,这样写出的统计分析报告在形式上灵活,在内容上充实,在语言上生动,在观点上鲜明。

乡镇(街道)统计员不但要在本乡镇(街道)跑,还要走出去跑,向上跑。要注意周围乡镇、县市的情况,定期走出去学习交流,借鉴别人的经验,找出自己的不足,改进我们的工作。要勤跑市局,加强与市局的联系,及时听取市局领导对乡镇(街道)统计站工作的指示,了解全市统计工作动态。

四、勤动脑,多思考。大脑越用越发达,不用则退化,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多想出智慧,勤思能创新。可以说,思考是人类向科学进军的先导,是探索大自然秘密的侦察兵,是创造发明之花的阳光雨露,是攀登科学顶峰的阶梯。思考要有强烈的志趣,雄厚的文化基础知识,明确的目标,入迷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不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把我们所有听到的、看到的、获取的各种资料、信息、素材都放在大脑中进行整理加工,深入思考,形成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必然会提高我们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

在工作中要开动脑筋,要善于把得到的杂乱无章的信息进行精加工。精加工就是把大量资料、信息去芜存菁、整理归纳的过程,是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接收的信息如不及时加工整理形成自己的知识印在脑海里,就会很快淡忘,学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要善于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经精加工以后的信息变成了我们的知识,但这知识是表面的、感性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反复思考,理清思路,纵比横看,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挖掘出现象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次问题,找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出工作中的经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或者提出探索性的建议,提高统计分析报告的含金量。

五、勤动手,多练习。俗话说的好:“眼经不如手经,手经不如常拨弄”。所以大家一定要勤动双手,多多练习。

一要勤动手写。统计分析是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是统计服务的高级阶段。乡镇、街道的统计员与基层接触多,掌握着大量的基层经济社会信息和工作经验,这些只能通过统计分析报告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不动手写出来终究是空的。我们所有的统计人员,特别是统计站的负责同志,说到家也是个统计员,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带头动手写分析、写汇报,及时反映乡镇、街道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当然,万事开头难,乍写统计分析大家可能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我们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勤动手多练习,写作水平就会提高很快,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写出有深度、有高度又有广度的优质分析报告,打出我们的金牌产品。

二要勤动手办。实践出真知,大家都要勤办事,多实践,在办事过程中人得到锻炼,知识得到丰富,能力得到提高,使大家成为多面手。要会办事,办好事,就是急领导所急,想领导所想,做到优质服务,超前服务。要学会办事,讲究办事的技巧与方法,干好统计站的事务性工作;要学会办会,组织好各次会议;要会办文,熟悉公文的格式与收发规定、写作方法;要会管理,管理好所辖区域内的统计人员,管理好单位的文书档案,管理好单位的资金财物;要会协调,协调好统计站与其他部门、与企业、与村庄的关系,能对他们的统计工作进行指挥调度。

三要勤动手练。电脑现在已经成为统计工作的必备工具,电脑的使用关键在于熟悉,熟能生巧。乡镇、街道的统计员必须抛弃畏难思想,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尽快掌握电脑的基本知识,熟练操作电脑,应用电脑。要练打字,今后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来承担;要练数字输入,能熟练地录入各种报表;要练程序应用,掌握操作系统、字处理、电子表格、网页制作、统计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这样就能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把大家从繁琐的数字计算和手写中解放出来,腾出时间去搞学习、搞调研。

另外,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很多好建议,这些建议和问题将集中进行研究,再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9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waterCapitaladvisors)创始人及Ceo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

大学生数字经济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政府工作报告;把字句;句法;语义;语用

1引言

认知语言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目前研究语言的新范式。认知语言学一方面从人的认知角度观察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反映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性质,以此说明语言是认知发展的产物(赵艳芳,2000)。把字句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特殊句式,但学术界很少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把字句。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政府公告中的把字句,探讨政府公文的句法、句式和结构等。

2把字句研究历史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课题之一。把字句的研究始于黎锦熙,他从句法结构入手开创提宾说。王力(1943)提出处置说,认为把字句是用助动词“把”把目的放在叙述词前面形成的一种句式。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中提出行为动词说、宾语有定说和复杂谓语说。赵元任(1979)将把字句称为连动式,他称“把”为前及物动词,“把”决定了宾语的有定性。沈阳(1997)从多重移位角度解释把字句。他认为把字句成分数量多、结构复杂,在结构并合过程中要保持成分和结构一致性。

综上所述,把字句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把字句的渊源探讨、结构类型、语法语义特征等方面。

3报告中把字句句法分析

3.1把字句宾语

一般来说,把字句的宾语由名词性词语充当,包括名词、代词和名词性短语;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形容词和形容词性短语等。在政府报告中,分析如下。

3.1.1名词

(1)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

(2)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2011)

(3)把上海世博会办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2010)

3.1.2.动宾短语

(4)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2011)

(5)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2009)

(6)把加快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006)

3.1.3.并列短语

(7)把节能和减排作为重要的约束性目标。(2008)

(8)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2008)

(9)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2007)

综上所述,公告中82%把字句宾语由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组成,体现了政府报告的权威性。王还(1985)将把的宾语分为确指、泛指和专指。通指性成分突显的是一类事物,句子陈述的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理。可以看出公告中把的宾语,81.5%都是通指成分,表明公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3.2.把字句的结构

(10)把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2012)

(11)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2011)

(12)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2009)

通过观察,政府公告中的把字句通常为单一型把字句。单一型把字句指的是句子只有一套基本语法部分,这个基本语法部分是组成一个特殊句所不可缺少的。单一型处置式把字句用“把”将宾语提到“把”字的后面,突出了句子焦点,使句子意思简洁明了。

4报告中把字句语义分析

把字句施事与受事。政府公告中,把字句的动词与名词的关系主要是施事与受事关系。公告中把的主语通常被省略,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我们将省略的主语看作施事者,对把后的宾语进行处置,使宾语在动作的影响下发生某种变化或产生某种结果。如:

(13)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2012)

(14)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2011)

(15)把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2010)

例(13)“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把的宾语“自己的家园”是动词“建设”的对象,“建设”和“自己的家园”是动作与受事的关系。例(14)“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把的宾语“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是动词“统一”的对象,“把”与“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也是动作与受事关系。

5报告中把字句语用分析

把字句主语缺省。报告中把字句大部分是零形式主语,省略频率最高的词是“我们”。报告中经常看到第一个句子用了主语“我们”,后面的把字句省略了“我们”,形成主语零空位。如:

(16)要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2009)

(17)要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2008)

(18)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集约用地放在突出的位置。(2007)

上述各句中,把字句主语“我们”虽然没有在前文出现,但根据上下文内容可以省略。政府公告的行文有固定模式,有约定俗成的用语,所谈内容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报告以国务院名义出现,交际的双方是国务院和各机关、单位、团体或个人。报告中把字句从语言形式上看,没有出现主语,但从语言的深层意义上来看是有主语的。为了更好地汇报并指导工作,推进公文结构的发展,报告采用话题平行推进方式,把字句主语缺省的现象是为增强句式的层次感和平行性,在结构上给人清晰明了的感觉。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政策性、权威性、实效性以及严肃性。因此,在这种操作指导性语篇中,主语是潜在的,一般可不出现。

6结语

本文对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字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政府报告中把字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句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字句宾语多由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组成,且是通指成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第二,语义方面。报告中把字句为处置式,句中主语对把后的宾语进行处置,使宾语在动作的影响下发生某种变化。把的宾语是句子焦点。说话人用把字句将把后的宾语突显出来,让听话人准确感知把字句要强调的焦点,因此,把字句的主语和宾语又是施事与受事关系。

第三,语用方面。政府公告具有政策性、权威性和指导性;交际双方是政府和各机关、单位、团体或个人,一般由国务院总理代表中央进行报告陈述。因此,把字句的主语是潜在的,可以省略,便出现主语缺省现象。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总结了把字句的一些特点。由于时间和学识水平有限,此研究结论可做进一步探讨。另外还可以从语体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有更多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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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商务印书馆,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