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措施篇1
关键词：应用性教学；公司法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公司法是法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性比较强的一门课程，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现状，加强应用型教学模式改革既是适应公司法教学的基本特点而为，也是顺应时展而为，是公司法教学模式改革上的一个重要发展。笔者从应用型教学模式的内涵、改革措施以及取得的实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公司法课程进行应用型课程模式改革的必然性。
一、公司法应用型教学模式的内涵
早期的公司法教学模式一般是单向性的教师传授，即教师通过自身对公司法教材中的主要内容的认知，讲授给学生，也有的情况下教师会穿插一些案例分析，使课程增加一点活跃的因素，但学生大多情况下仅是对教师所理解的知识进行吸收，总体上显得被动，这样的教与学使得公司法教育目标的实现受到一定局限。顺应公司法教学需求与时代变化特点逐渐产生应用型教学模式，即在课程教学活动中，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指导思想，开展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设计，并提供相关资源，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境下主动、灵活地接受新知识，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用型课程教学模式将公司法课程教学实践化与生活化，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公司法课程的兴趣，该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基本理论知识掌握阶段、理论向实践转换阶段及运用与创新阶段。
第一，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知识是学生课程学习的基本认知过程，这是为后两个阶段所做的热身准备。在这个阶段，开展的教学活动要以学生理解、巩固、消化理论知识为重点，教师可以通过类似概念的对比分析，加强学生的理解和区别能力，进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理论向实践转换阶段，即学生开始运用理论知识与相关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进一步消化理论知识，也在实践中加强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阶段，教学活动和教学设计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尽可能地贴近生活。
第三，运用及创新阶段，即学生在比较娴熟地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认知了公司法的内在精神后，自主地运用到相关的实践中，遇到新的情况学会灵活地寻找相关的法律规则应对，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运用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来处理。
二、公司法应用型教学的改革措施
应用型教学模式要本着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开展的教学活动和设计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适用不同学生需求，使学生能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媒体，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公司法应用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完善课程学习资源建设。公司法课程应用型教学模式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这就必然要求硬件支持的完善，即完善学习资源库，使实施应用型教学有充足的资源供给。资源不仅要在点上广，也要在面上泛，换句话说，不仅要求每一种资源模式内资源丰富，同时也要求多种资源模式共同发展，如制作自学Cia课件、电子教案、学习案例库等等。
第二，完善考核管理，突出平时作业在学生应用能力锻炼、培养方面的功能。课程考核包括学习状态和平时作业两个方面，学习状态是指课堂面授、小组讨论学习、实践学习等，而平时作业是学生自主完成的学习过程，学生学习的效果好坏通过平时作业反馈到教师那里，是教师衡量教学成效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适应应用型教学模式改革需要，增加实践型平时作业的比重，通过重视平时作业的实践应用性来突显该教学模式的作用。
第三，广泛收集和设计课程学习的案例库和课题库，并融入各种学习媒介。案例和课题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因此要重视案例库和课题库的建设，尽可能地迎合学生的兴趣范围，贴近生活，尽量多地收集生活中真实的案例，然后通过最合适的传授媒介展现在学生眼前。
第四，增强导学的针对性和实践应用性。为了尽显应用型教学模式改革的特色，笔者认为，应当注重以下几点：一是教师要注重了解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状态，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后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法；二是教师通过实践中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实司法实践中有很多素材可充当案例，有针对性地找出其中有价值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与学习；三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教会学生自己去捕捉生活中相关的素材进行分析与消化，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三、实施应用型教学取得的实效
自公司法课程进行应用型模式改革以来，逐渐弥补了传统公司法教学模式的枯燥呆板的缺陷，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对公司法课程学习的兴趣，也相应的增强了他们对公司法学习以至于相关法学课程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通过调查，不少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更贴近生活，更生动灵活，使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自己解决生活中遇见的相关公司法问题，缩小了法学专业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从事相关工作的障碍。即使有的学生毕业一时未如愿进入法律相关工作岗位就职，也可以通过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掌握，自己解决一些身边的问题，满足了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另外，也有学生认为，尽管现在对知识的掌握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相信通过努力，会逐渐弥补缺陷，更大程度的受惠于应用型教学模式对知识的传授。公司法课程应用性教学模式改革措施取得较好成效，受到教师与学生的一致好评。当然，改革有成效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公司法应用性强的基本特点，它也容易跟随经济现状的变化而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使应用型教学模式发挥其最佳成效，为公司法教学提供高质量的教学途径，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经验。
四、结束语
公司法应用型教学模式的改革是公司法教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教学模式改革，是时展的必然产物，通过教师对资源库和课题库的完善，增加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参与实践的机会，通过实践来传授和强化知识体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应用型教学模式为公司法教学提供了一个更为适应的传教途径，在已取得的成效基础上，我们可以展望它的未来，在教学平台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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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措施篇2
笔者认为，这一消息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表明了司法改革正在向前推进。学者刘武俊也认为，这一信息表明最高法院在对待死刑核准问题上的明智之举，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
但是，笔者在为之高兴的同时，也深感司法改革的推进速度缓慢，近些年来，要求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实际改革的步伐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前不久，笔者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地方法院现代化”论坛上获悉，有关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法院鉴定权的改革等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法院执行权的改革、公安看守所归属问题、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学者们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归根结底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和合理划分、界定的问题，然而，仅仅于此认识我们并不能看出司法改革的推进的艰难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司法改革中至少涉及三方利益的博弈。
首先，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这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在内的多方博弈，比如法院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局行使，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缩小、司法局的权力要扩大；再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扩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相对缩小。而权力在现实中往往就代表了利益，对拥有权力的惯性依赖，必然让相关机关难以在改革上作出正确的取舍，而是想方设法找出自己应当拥有该该权力的理由。
其次，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公权力的退步，而公民权利的扩张，或者相反公民权利缩小，公权力的扩张。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能自由行使权力就相对缩小，而公民可以对有关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申请司法审查，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在扩张，那么在将来的实践中也必然带来这些机关在行使强制措施的权力时更为不便，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因而，有关机关与民众声音之间的一场博弈也将在所难免。
最后，司法改革也是一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改革的进行，必然也会涉及到上下级司法机关、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比如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就是在法院上下级之间进行权力的重新配置，下级机关有时也会力争保有原有的权力，而且有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希望本级司法机关行使某些权力以方便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参与到博弈中来，使这场博弈更加复杂。
在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不仅是一方面的博弈，很可能是这三方面交错进行，使得博弈错综复杂。但是，仅仅是博弈的复杂，还只能说明改革的艰巨，并不能完全说明改革为何步履蹒跚，事实上，我们看到，本来司法改革既然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民之间的博弈，就应当有多方参与，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改革必然会在博弈中逐步推进，但现实的状况恰恰是与之相反。
现行的司法改革仅仅是司法机关主导下的改革，有关的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起着主导作用，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进行改革，偶尔也邀请有关学者参加，而不是由中立的人大来主持，这样的司法改革必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使得改革极为缓慢。其次，司法改革也仅仅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民众很难从中发出实质的声音，司法改革就必然不能更多体现公民的权利，从而使改革缺乏亮点，不能做出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为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改革的步履维艰，我们渴望对改革司法改革，让中立的权力机关来主持司法改革，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司法改革加快进行。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3
关键词：修法；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Fo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013-06
收稿日期：2014-06-28
作者简介：刘风景（1965-），男，辽宁大连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在我国，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执政党越发重视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数量可观。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只关注“改什么”，即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如何改”，即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法，少有深入的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文试图从改革方法论，特别是修法这一角度，探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策略。还有，就修法而言，只有联系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属性，所进行的分析研究才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对象决定方法。只有准确把握司法体制改革的特征，才能发现、运用合适的修法技术。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及特征
司法体制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着很高的期待。“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虽然各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直接动机，就是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决定》的规定，司法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内容：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的司法体制改革蓝图，目标明确，立意高远，关键突出，布局全面，因而，只有把握其核心及主要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是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区分，以及司法权自身划分与配置的基本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应仿效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应由中央集中、统一推进、实施。这是因为：（1）任务特殊。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使经济组织摆脱政府不合理的约束，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主体，这就决定了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户和企业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政府的行为而自行运作。而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于改善和调整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联系，在此情况下，司法体系中的任何主体都不可能脱离与其他权力的关系而独立运行。（2）约束严格。经济体制改革虽然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但各经济组织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主体之中进行试验性推行。而司法体制改革是在立法体系业已形成、法律覆盖全面、司法体制的基本构架以及司法活动的主要程序已由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受法律的严格约束。（3）涉及面广。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全面的综合规划和协调。基层进行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虽然从形式上看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由于受其级别地位、工作范围等限制，其方案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统一规划，自上而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顶层设计，从总体上制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方案，通过法律的途径推进、实施。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具有“体制”性。司法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司法体制枝节的、细微的改变或修补，而是针对司法体制的深层结构和根本问题动手术。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司法改革就以民事审判为起始点而展开。民事司法改革大致是沿着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改革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完善审判制度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制度的线路次第展开。从这些司法机关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看，其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整内设机构，合理配置各项司法职能。（2）加强内部管理，落实内部各机构及其成员在司法诉讼各个环节的行为责任，强化责任约束，如建立主审法官、主诉检察官制度等。（3）完善有关程序，即从技术上完善诉讼程序，提高公正执法的总体水平，如法院受案程序、检务公开制度等。④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司法工作质量和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在现行司法制度和现行司法体制下进行的，属于工作、技术层面的尝试，并没有触碰司法的“体制”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还需要合理界定司法机关和其他主体的权力界线，合理配置司法权。司法权的划分与配置是由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如果严格地依循现行法律操作，司法体制改革难有大幅度的推进。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适时地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修改。
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具有“改革”性。中国现行司法体制基本上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能以极端的方式原有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重新设计与再造另一种类型的司法体制；只能在总体上肯定现有司法体制的前提下，对司法权的配置及运行方式进行改良革新。另外，司法体制改革的“改革”性又要求它指向拟解决的问题具有很深的层次性。“应当注意，须是改革底必要引起变更而不是喜新厌故的心理矫饰出改革底必要来。”司法体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做泛化的理解。《决定》内容的安排，“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可以说，司法体制“改革”，明显区别于审判方式改革、司法工作机制改变、强化审判管理之处，是它针对司法体制的“顽症”、“痼疾”动刀子，为解决深层次矛盾而做文章。
总之，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必须看到，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主要是通过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件予以确认和规范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绕不开这些现行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二、修法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所谓修法，就是法律修改的简称，是指以增加、删减、替代的方式，部分地修改、废弃、补充原有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内容和效力的立法行为。《立法法》第2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与法律制定、法律废止不同，法律修改是一种以原有法律的部分存在为前提的立法活动。法律公布施行后，因为立法指导思想、执政党和国家政策的改变，社会生活的迁移，客观事实的更易，法律规定之瑕疵，相关法律之立改废，施行上的阻碍，都需要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完善立法。修法是法律不断适应社会需要，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
司法体制改革可以通过立法、废法、修法、制定司法解释等多种手段合力推进，这些手段都有各自独特的功用，不可相互替代。在当下中国，由于司法体制改革与修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
第一，后体系时代立法职能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一个时期，立法工作“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目前，在我国与司法体制关系密切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出台，司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已实现有法可依，无需大面积地制定新法、废止旧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刚刚完成“大修”，短期内不宜再做大幅度的变动。在对法律框架、法律原则不做大的变动的前提下，应充分运用修法技术，对不利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予以修改。
第二，将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安排，其性质属于党的政策，需要通过修法的途径，及时转化为国家意志。法律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实现政策的最有效的手段。首先，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政策一旦通过国家机关制定为法律，便获得了国家意志的属性，从而具有了普遍约束力，社会各个团体、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加以遵守。这样，就使得政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以实现。其次，法律以国家强制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法律的国家强制性使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政策一旦转化为法律，就应得到坚决执行，不允许触犯其权威。再次，法律以行为规范的属性保证政策的实现。政策一旦法律化，便成为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则，就转化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这样，就有利于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对它的遵守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政策的实现。目前，《决定》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新主张、新方案，大多属于执政党政策，亟待通过修法的方式，吸纳到国家法律之中，从法律上保证执政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
第三，最高权力机关的角色定位。“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司法体制是司法权划分与配置的基本制度，司法体制的规划与改革理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负责。2004年以前，我国司法改革是法院、检察院两个系统“各自为战”，既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参与、指导，也没有国家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实权部门的介入，更谈不上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无法形成合力，司法两家出台的改革措施也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呼应与支持，改革效果大打折扣。更由于司法机关既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又是改革方案的实施者，这样，改革的结果也难到位。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是由法院系统组织和发动的，目的在于解决审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审判方式改革主角的法院，有权力扩张、利益固化的迹象。由司法实务部门启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法院为本位，以权力行使便利为目的的调整。必须看到，“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法院确实已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参与解决对于社会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处理标的额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的民事、经济纠纷，不仅仅是在更多地参与调整经济领域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上获得权能，而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意味着法院占有了一种关键的位置”。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关，应该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执行法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法院也无法挣脱利益的诱惑，法官也有七情六欲。法官们的行为不单纯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还包含一些自己利益的考虑，如巩固自己的职位并尽快升迁，更高的经济收入，较小的工作负荷，等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司法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还应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赢得全社会的理解、参与和支持。而司法体制毕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通过修法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第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法治的要求之一就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法律。”法治的精义是法律既调整普通社会成员的行为，也统治政府自身，否则，公民就对法治丧失信心。“要完整描述一个法体系之存在，除了人民大致上普遍能够服从法律外，关键在于官员也必须共同接受包含法体系效力之判准的承认规则。”国家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国家机关的性质及其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家机关在保证法的实施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带头严格守法，自觉维护法的尊严和权威。对于他们而言，守法是绝对的义务。具体言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严格守法，也是公民守法的前提。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依法推进，任何规避、违反法律规范的“短路式”实施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配置，事关重大，必须依法有序推进。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过程中，既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实施。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后再全面展开。有的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以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建设法治中国，必然要求司法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对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司法体制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在没有被修改和废止之前，仍应予以尊重并得到遵守。相应地，这也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通过修改的方式，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综上，考虑到中国政治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等因素，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修法将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显要位置，并将大有作为。
三、改善修法机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坚持依法有序，坚持统筹兼顾，等等。更具体地说，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有效利用修法手段，提高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制定的精准性和实施的可控性。“无论何时，国家的目标一旦有所改变，法律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在修法与司法体制改革之间，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自身的品质优良与正确运用，也至关重要。
第一，明确修法主体。有人主张，应鼓励司法改革的局部性“经验”，通过小规模的试点来检验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并根据实验结果对改革建议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使其更加切合实际。这种改革推进方法，是以试点项目为核心，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始终注意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具体分为项目规划、实施试点项目、评估与调整、推广几个阶段，以点带面，逐渐铺开，最终上升为法律制度。日前，深圳市公布的《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法官将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深圳市许多做法已经超出法院内部管理、司法工作机制的层次，属于司法体制范围的事项，如果没有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直接由地方来操作，值得商榷。《立法法》第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法》第8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能制定法律。”在我国，司法体制主要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文件确立的，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必然要对这些法律文件进行修改。按照“谁制定，谁修改”的原则，主要由最高权力机关担任主角，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完善。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4
关键词：司法改革；改革路径；整体推进
一、现行司法改革的病灶：整体性的缺失
伴随着世界性的司法改革浪潮，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势话题。[1]不仅法学界对此给与前所未有的关注，就连广大民众在谈起司法改革时亦是津津乐道；不但最高司法机关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改革方案[2]，据以指导各自系统内的改革，而且地方性的司法改革也是异常活跃，名目繁多、形式各异的改革举措频频登台亮相。其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的改革举措，如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司法威仪、办案机制、机构设置、司法培训、庭审方式等改革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透过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我国司法制度中长期存在的司法官员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诸多积弊依然冥顽不化，司法不公仍然层出不穷，司法腐败依旧“腐而不败”，作为司法改革的最大目标——司法独立依旧是“雾里看花”。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我国司法改革已经完全失败，但其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效已经是不争的残酷事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司法改革的路径缺乏整体性。其主要表现有：（1）司法改革缺乏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统一的规划与领导，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司法改革方面存在脱节现象，导致两大司法机关只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这使得检法两家进行的所谓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制度创新品格；（2）审判改革与检察改革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协调、交流与沟通，导致检法之间内耗不断、冲突频频，这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而且无助于司法改革的整体进步；（3）司法改革采取由下而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许多地方司法机关借口“改革无禁区”、“恶法非法”、“法无明文规定皆自由”等，随意进行“良性违法”或者“恣意造法”式的改革，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法制与司法的统一；（4）已经出台的司法改革措施缺乏统一的部署，基本上保持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敲碎打状态，这直接导致我国司法改革虽然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但仍然进展缓慢。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司法改革，是在整体性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盲目行动，依靠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谓改革成就极为有限。眼下，我们国家正在开足马力，利用经济全球化、加入wto的绝佳时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值紧要关头，这为包括司法改革摆脱颈瓶状态、寻求根本性的突破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此，笔者主张重塑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走整体推进之路。所谓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是指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仅是涉及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全面改革，而且是由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整体规划、统一部署的系统改革。“如果司法改革的整体性不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司法改革将难以取得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可能得而复失。”[3]相反，如果司法改革能够遵循整体推进原则，那么改革将会少走弯路，保证其持续健康地发展。[4]因此，整体推进是司法改革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二、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的域外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司法改革的浪潮。虽然各个国家改革的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不采取整体推进式的改革路径。下面仅以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五国的司法改革为例加以说明。
早在1965年，英国议会就设立了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指导全国司法改革的专门机构，其职责就是对所有的法律不断地进行审查和评价，负责提出具体的司法改革目标。这就使英国的司法改革始终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5]1977年卡拉汉首相在社会各界猛烈批评检察制度的情况下，授权皇家刑事诉讼程序委员会对检察机构和刑事诉讼的关系进行重新研究。1981年，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建议政府通过议会立法建立一种新的检察机构，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83年由政府内政部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建立独立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检察院。1985年5月，《刑事起诉法》获国会通过。该法规定，自1986年10月1日起，成立英国皇家检察院，并制定皇家检察官法，在全国设立独立的、自成体系、实行垂直领导的检察机构，统一行使公诉权。1991年英国成立了旨在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Criminal Justice）。该委员会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和调查，皇家委员会在1993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就英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出了353条建议。1998年，英国议会又决定检察院应在警察局中派驻他们的律师，向警察提供建议，从而加强检察官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加强检察院与警察局之间的联系，提高刑事司法效率。[6]2001年，英国内政部奉女王之令向议会提出《刑事司法：前方的路》，概括了刑事司法改革计划，特别是关于预防、处置犯罪行为的改革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英国内政部长、上议院大法官以及总检察长应女王之命又向议会提出《所有人的正义》白皮书，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司法制度制订了一个广泛的改革计划，意在创造出一种满足社会需要、赢得公民信任的司法制度。[7]
1999年伊始日本政府宣布，将对日本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由法务省负责，具体修改工作由“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承办。1999年6月9日，日本公布实施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1997年7月，日本内阁根据该法律设置了司法制度改革特设专门机构——司法改革制度审议会。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审议，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6月12日公布了《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2001年12月，政府以《意见书》为蓝本向国会提出的司法改革实施方案《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获国会通过。2002年3月，政府内阁会议又决定了司法改革的推进计划。显然，从日本此次司法改革所确定的基本理念、方向以及《意见书》的产生经过来看，日本的司法改革具有全面性、整体性。[8]《意见书》也宣称：“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各种改革，相互之间是有机联系的，需要采取全面的、统一的具体化措施。司法改革也是与本《意见》开头所说的先前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包括放宽限制在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等一连串的改革有机地联系的，实际上，这些改革也指出了进行彻底的改革司法制度的必要性。”[9]为了确保此次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体制，该《意见书》还要求：在内阁中完善强有力的推进体制，继续从国民的角度考虑，一体地集中进行推进；内阁和有关行政机关对司法制度改革制定总体上综合政策，并为有计划地尽早地实现这些政策和措施倾注最大的努力；在财政方面采取特别措施。[10]
在法国，为了全面指导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1988年专门设置了“刑事司法与人权委员会”这一全国性机构。1997年10月29日，法国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冀古夫人到任后才四个月，就发表了关于改革法国司法制度的宣言。这次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际法等各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提高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1998年8月26日，冀古夫人对其上任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同时明确了她的工作方向，再次重申了她在1997年10月宣言中的改革纲领。从1998年4月15日到9月16日，司法部的部长会议一共公布了五个改革方案：（1）改革最高司法会议；（2）改革起诉替代措施和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3）加强刑事公诉和修改刑事诉讼法法典；（4）法律救济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法律方案；（5）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等。目前，法国国民会议已通过了第1、第4和第5个改革方案。此后，司法部又公布了其他一些改革方案，如改革民事司法制度、商事司法制度和改革司法机构的等。[11]目前，法国的上述司法改革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仍在进行中。由此可见，法国进行司法改革的方法是先由司法部提出统一的改革方案，然后由国民议会以法律的形式对改革方案予以确定并逐步贯彻落实，这使法国的司法改革也具有整体性。
在德国，1998年10月27日施罗德新政府上台以来，雄心勃勃的对德国的司法制度进行120年来规模最大的整体性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简化司法程序。其中就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德国最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转变检察职能，简化诉讼程序。如1993年1月11日德国颁布的《减轻司法负担法》使检察机构在中止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于其他的诉讼参与者：当违法行为的事实构成不足以导致最低的刑罚的提高时，如果行为的后果轻微，那么检察机构可直接做出中止诉讼程序的决定，而无须征得法院的同意。在德国，鉴于检察机构在选择不同程序时所处的战略性位置，几乎全部刑罚的判处都可以受到检察机构的影响。（2）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一是在1999年5月26日，联邦内阁接受了联邦司法部长的建议，通过了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犯罪人和受害人间的赔偿制度。二是在1998年12月1日，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开始生效，目的是帮助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和保护受害人的证人。（3）增加刑罚种类，完善罪名体系。[12]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俄罗斯联邦对已实行70多年的司法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司法改革构想》，正式拉开了俄罗斯司法改革的序幕。该《构想》是俄罗斯进行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以法律的形式决定了司法改革的总体方向。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展开，1994年底，叶利钦总统决定成立俄罗斯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这是一个咨询机构，由联邦法院和行政机关领导人、著名学者、法学家以及法学学术团体领导人组成。委员会在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总检察院和律师协会等参加下开展工作，负责协调联邦部委和地方司法改革委员会实施《构想》方面的有关活动。委员会的建立既是俄罗斯推进和协调司法改革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俄罗斯司法改革逐步走向深入的标志。[13]
三、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的基本法理
以整体推进的方式进行司法改革，不仅是总结国外司法改革经验的结果，而且其本身具有厚实的理论根基。
（一）改革内容的系统性需要采取整体推进式的改革路径
2001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详细地对我国司法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根据该报告，新世纪我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七个方面：（1）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3）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5）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6）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7）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因此，我们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绝非司法系统内的一次局部调整，而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深层次变革，它不但受制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而且要融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当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发展；它既涉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权力与资源再分配，也触动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它不仅需要司法体制内的因素进行自我完善，还有赖于司法体制外的环境得到优化。显然，单靠司法机关绝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具有天然的依附性[14]，根本不可能调动完成上述深层次改革所需要的政治、财政、人力等资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任务是执行法律，它本身不具备上述改革所需要的立法权限。因此，为了完成上述改革的艰巨任务，并确保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达到统一、协调发展，司法改革的出路只能是由权威的机构按照统一规划通盘考虑，进行整体性的改革。否则，司法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整体推进式的司法改革方式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需要
近年来，也许受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启发，许多地方司法机关对“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津津乐道，认为“既然改革就应打破陈规，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奉“改革无禁区”为颠簸不破的真理，并以此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纷纷炮制出各种各样标新立异的所谓改革举措。我们认为，自发地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进行改革用在经济改革领域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则未必对路。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主体之中进行试验性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制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5]因此，司法改革不可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应当采取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模式。否则，将导致各个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弊端，使“土政策”、“土办法”似的改革举措大行其道，其结果必然是法制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16]
四、实现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的基本途径
（一）建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
为了保证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司法机构之外设立了相应的司法改革机构，如英国设在议会的法律委员会，日本设在内阁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澳大利亚设立的法律改革委员会，叶利钦总统设立的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等。对于我国司法改革的领导机构设置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领导全国的司法改革工作，其办公机构即为司法改革的工作机构；二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联合作为司法改革领导机构，由一名副委员长担任负责人，其办事机构由该两委委员会抽调专人组成；三是设立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或全国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并组建相应的工作机构。[17]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方案虽然均有助于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中央政法委员会是党中央专门负责主管法律工作的部门，其地位决定了它难于处理好党与司法的关系。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而法治国家要求党政分离、司法独立，而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持司法改革就混淆了党政的界限，又回到了党政不分的局面。而且，由党领导仍然难以解决制度化的问题，因为它毕竟不是立法主题，缺乏将司法改革计划制度化的正当性。因此，中央政法委不适宜成为司法改革的机关。[18]其次，由于法律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本身就有各自的繁重任务，因此，如果让它们再额外承担司法改革这个艰巨、复杂的工作，它们肯定会力不从心，从而影响司法改革工作的质量。最后，第三种方案的缺陷在于其没有指出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我们认为，为了保障司法改革的领导机构的权威性与运作的有效性、便利性，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该委员会宜由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领导。[19]同时，还应当对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构成、任务、工作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1、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应有以下几类人员组成：（1）法律界人士，如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学专家等；（2）党务人员，如中央政法委、中共中央组织部、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代表；（3）行政人员，如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公安部和司法部的代表；（4）政协人员；（5）学术团体、协会团体的代表；（6）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
2、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权限与任务
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统一组织、领导和规划司法改革，制定全国司法改革的整体方案。待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改革方案后，以有效的手段来协调各个机关之间的关系、矛盾、步调等，并监督司法改革的执行情况。其权限有：（1）审议有关司法改革的议案；（2）审议与司法改革有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等；（3）拟定或提出司法改革的方案；（4）获得独立的经费预算；（5）调查研究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时，任何机关、团体、组织或个人应予以配合；（6）监督司法改革的执行情况。
3、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方式
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主要有：（1）研讨会、座谈会，就司法改革的问题进行研讨；（2）调查研究、实证分析；（3）通过召开报告会、新闻会、记者招待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4）向社会公布邮政信箱，设立专门的网站，以便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5）开展国际交流。
4、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期限
鉴于司法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国家司法改革委会可以成为一个常设机构，除非它已经完成赋予它的所有使命。
（二）制定《司法改革实施法》
为了保障包括司法改革能够整体推进，我们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司法改革实施法》。《司法改革实施法》的具体内容可由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组织拟定，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司法改革实施法》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1）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原则；（3）司法改革的远期、中期、近期目标与改革的步骤；（4）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与改革的方式、方法；（5）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6）司法改革的组织领导；（7）司法改革的保障措施。
（三）修改相关法律
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必然要突破现行的法律体系，因此，应当在制定《司法改革实施法》的同时，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三大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进行全面认真的修改。同时，要对于《司法改革实施法》相冲突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进行彻底的清除或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肯定整体推进式的司法改革，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局部的先期试验。因为司法改革毕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够经由实验和计算实现精确地预测到将会带来的结果，正是改革的这种难以预测性使得试点在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行中变得极为必要。[20]我国本来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虽然制定普适性的规则比较轻松，但实行起来却未必容易。此外，司法改革采取试点的方式具有如下好处：一是可以使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评估改革的成本和执行改革所需要的时间，发现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障碍；二是能为更大系统的改革提供范例，在全面的改革实施之前，其效率和效益受到检验和评价；三是降低改革失败的风险，节制改革的成本。[21]不过，为了避免出现法制混乱的局面，试点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试点的具体方案，必须由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来确定，并将试点情况纳入全国司法改革的整体规划之中；二是试点的单位必须由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来指定，并且遵循少而精（具有代表性）的原则；三是试点单位要接受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与监督，并不定期向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报告试验的情况；四是如果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认为实验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则应责令试点单位停止试验；五是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选定试验的内容时要谨慎，不能动辄就搞试验。
「注释
[1]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健全侦查、检察、审判、执行等制度，强化司法保障和法律监督，支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依法办案，犯罪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2001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从七个方面第一次详细地对我国司法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由此可见，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紧迫任务。这也难怪司法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2] 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检查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等。
[3] 卓泽渊教授语。参见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理论与制度创新》，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1页。
[4] 例如，我国新世纪之初进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就在于它是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认并由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组织实施的一项整体性改革。
[5] 下文将重点介绍英国刑事司法改革情况，对于民事司法改革情况，请读者参考徐昕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第二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执行；司法改革；问题对策
一、概述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
1.和谐社会概述。和谐是指事物之间的适当、均匀，能够处理和调和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使其能够和睦融洽。和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念，中国自古讲和而不同，指的就是事物之间对立与统一，虽然事物之间各有差异，但结合在一起能够统一共存的理念；其二，中国自古讲究政治的和谐，主要是说社会局面安定、团结；其三指的是遵循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中的变化规律，达到万事万物和谐共处的局面。因此，和谐社会自古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理想社会，在和谐社会中人们各得其所，各取所需，融洽相处。
2.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党在2004年就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战略目标。2004年党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在中央党校的省部级主要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7年的十七大上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延伸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在2011年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制定并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勇气，为我国各项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明确目标。
（二）司法改革背景和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项改革也不断的促进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得我国物质文明进步程度提高很多。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在转型时期，现有的司法制度面对着迅速发展的社会，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社会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司法改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需求。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人们希望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司法改革解决司法制度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总之，司法改革就要有效解决政治主导司法这一弊端，达到政治权利与司法权利这一平衡关系，进而实现结构的国际化需求，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审查并同意的司法改革重要事项。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做了全面回应，加强对侦查、审判和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执法司法活动，加强法院执行力度，提高法院执行质量，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有效提高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
（三）法院执行概述
法院执行指的是人民法院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按照法院既定程序执行和实施文书内容的活动。根据法律关系，法院执行可以分为民事执行、刑事执行、行政执行和非诉讼下的行政执行。法院执行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执行活动也十分广泛，覆盖范围很大。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法院执行问题是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法院执行要体现司法公正，这是法院执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不能体现司法公正，就会引起纠纷和矛盾。这不仅违背了司法的本质目的，还与我国的依法治国的方略严重不符。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里，势必要保证社会各行各业在立法上的完善。执行方面的完善立法是对法院执行的有力的立法保障。我国目前的法院执行现状，近几年虽然颁布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司法解释中，有关执行内容的规定依旧不是特别明确，具体执行起来存在较多的问题。这就表明在法院执行上我国的立法不够完善，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完善立法，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促进法院执行的完善和发展。
二、法院执行的价值目标
（一）公正执法
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不能仅限于一个单一的价值目标。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在法院执行中要体现司法公正，保证司法赖以生存的根基。
法院执行的公正分为实体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实体的公正指的是仲裁者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性上的准确性。程序上的公正性指的是司法程序必须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加以保护，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实体的公正和程序上的公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执行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公正性，实体上的公正性有利于程序上的良性循环。
（二）保证执行独立
法院执行时要保证执行过程中的独立性。所谓执行独立就是要做到独立审批，只遵从法律规定，不受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团体或者个人的任何干涉。司法独立的价值能否真正的实现，必须由外化的形式做制度保障。因此，在法院执行方面要保障司法的独立性。只有解决好法院执行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才能保证司法的效率性，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三）提高执行效率
追求高效率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执行效率，首先要体恤民情，让当事人以最低诉讼成本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途径得到司法救济。二是司法机关方面以最低的运行成本发挥所在机关最大的作用，妥善解决各项事宜。保证司法执行效率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明确二者的地位，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为实现法院执行的公正、独立和效率而不懈努力。
三、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国法院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院执行缺乏组织领导
法院执行缺乏组织领导，主要是指法院执行在程序上缺乏系统的、统一的领导，具体执行时过于自主和分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导具体的工作。在我国各地方的执法机关依旧存在着各自为政、分散进行的模式，缺乏统筹性的制度安排和全局规划。这种弊端很容易导致法律的执行偏离正常轨道，使得法律失去指引性和规范性的地位和权威。一旦法律失去了他的权威，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这就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的民主法治受到威胁，更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法院执行改革缺乏时效性和科学性
为了保证法院执行的公平公正和效率，我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法院执行方面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司法机关出台的司法改革措施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改革措施急功近利，作秀嫌疑很大，缺乏时效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在法律执行方面的改革，很多的措施没有系统、充分的调查、研究及其论证。不少的改革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在实践中有不断否定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浪费时间，劳民伤财。还威胁到了法律的权威，使得改革措施缺乏科学性。面对改革中缺乏的时效性和科学性，我们需要在每一项改革中有科学的、合理的理论作为支撑。
（三）法院执行中缺乏协调性和全局性
许多地方的法院只从本部门出发执行问题，其执行相关问题的经验很难和其他地方法院互相分享。尤其是在进行司法改革时，各地方只从自身考虑改革问题，推出的措施很难与其他法院的改革措施相协调，致使各部门利益冲突。还有一些法院在改革中，对自己有利的措施加以维护，而不是站在当事人或者司法公正的角度进行思考，缺乏全局性。
（四）部分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法院执行法律需要配备专业性和职业性极强的执行队伍，它要求执行队伍应该具备较高的执业意识、职业技能。因为法院执行法的职业涉及到国家的审判权，决定着公民的各种权利，其本身也具有严谨的独有的规律，如果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人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然而，目前我国法律执行工作者的职业素质不是很高，法官遴选制度不合理，法官的登记划分过于细致，同时又缺少激励和竞争机制。因此对法律的公平公正的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起到消极作用。
（五）监督体制不健全
由于在法院执行过程中缺少具体的操作规程，使得国家权力机关很难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法院执行问题也通常以司法独立为借口，规避国家权力机关的干预和监督。宪法中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选举出的国家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利。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有权对司法机关进行法律上的监督。但在实践过程中，权利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仅是表现在各级权利机关根据同级党委的意见选举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利仅仅是体现在法律手续上，很少落实实践。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如何加强和完善法院执行工作
（一）司法为民，公平公正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法院执行首先要坚持司法为民的理念，保证法律执行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在此基础上提高执行效率，提高执行服务的质量。其次，加强对工作人员服务理念的教育和法制理念的提升，同时完善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确保法院执行工作的公平和公正。此外，在制度层面上，法院纪检和党组可以于法院内部建立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执行体制，在具体执行方面进行管理和约束，结合相关的考核制度，保证法院执行的公平公正。
（二）注重执行和解的作用
执行和解是法院执行过程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他以和平调节当事人纠纷为目的，实现纠纷的和平解决。在法院执行中，息诉止讼是其执行原则之一。所以，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要实现对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调解，让双方互谅互让，互相和解。这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文性又表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观要求。
6月13日，云南省楚雄市法院执行和解了一起婚约财物案，被申请人李某一次性付给原告5000元，但是被告王某拒绝付款，还多次去原告家中谩骂，逼其外出打工。原告李某家中的东西都在申请执行过程中被变卖，案件也陷入僵局，申请人无法理解多次到法院闹事，扰乱法院办公秩序。执行人员多次到被执行人村中询问，被得知王某一家人外出务工没有回来过，使得案子无法了结。经过执行人员的深思熟虑，找到被申请人王某的亲戚，出面和解协调，最终使得案子得到解决。于是，接近两年的死案终于在执行法官的灵活和解下得到了结。
（三）掌握执行适当的原则，均衡双方利益
法院执行的过程中，有的申请人往往要求比较强烈，甚至想通过法院把被执行人推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但是这种做法会增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让一部分人无法生存。所以，法院执行中应当掌握执行适当的原则，考虑申请人责权实现的同时，给被执行人留有生存的余地，以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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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措施篇6
2001年12月2日，财富500强排名第七位的美国能源业巨头企业安然公司（enron）突然依法提出破产保护。安然神话破灭，动摇了美国证券市场诚信度，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财务报表可靠性、证券分析师推荐有效性以及评级机构结论可信度产生了置疑。国会12个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劳工部的养老金与福利署为此先后成立专门调查工作组。对安然事件责任的追究，更为重要的是要审视其揭示的证券市场运行中存在的漏洞以便提出改革措施。因此，尽管参与处理安然事件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但就通过改革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和信用制度却是基本共识。目前美国监管体制的改革虽然尚在展开，但重建证券市场信用体制的思路及有关设想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安然事件的处理机制及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
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不仅与上市公司现有业绩相关，更与投资者对市场发展的未来预期以及由此确立的投资信心相关。为确保这一信心的稳定，通过强化监管保证证券市场诚信力至关重要。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证券市场能够促进资本形成和有效配置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心理支撑。夯实这两个信心基柱是各国证券市场监管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决定着证券市场能否有效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因此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确立信心的基本动力。
支撑这两个基柱的关键是信息披露问题，即披露的信息必须确保证券价格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每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基本面情况和整个证券市场的风险状况。只有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才能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期，进而作出符合自身风险容忍度的投资选择、购买自己偏好的企业的证券；企业进而从投资者手中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其风险和经营业绩的前景相符合，达到了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也是在此基础上，监管机构和政府得以及时地发现问题，有效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并能防范市场系统风险。所以说证券市场实际上是信息市场，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准确，信息披露的全面性是建立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基础。在监管体制建设中，保证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和全面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证券监管机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是否完善，更有赖于公司治理结构改进是否强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会计师和律师等中介机构是否能保持中立和诚信地履行职责，投资银行或券商是否尽职尽责，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立法是否完备，能够保证公正有效行使司法监督，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是否有效及时，政府和企业关系是否清晰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安然事件之后的美国改革正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
目前处理安然事件并推动改革的部门有关国联邦直接负责金融监管机构的关联储、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由这4部门的首脑组成的、直属总统办公室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基于1987年股市崩溃教训而设立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其目的就是要加强金融交易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防范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发生。小组当前任务就是应总统要求对安然破产涉及的政策缺陷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思路。目前，白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形成了三个改革思路。
第一，白宫的改革思路。
白宫改革思路集中反映在总统“十点改革”方案中①，方案着眼点就是要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向投资者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信息披露，促使公司执行人员对自身行为承担更密切的责任以及加强审计体系的独立性。总统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L pitY）先前已经提出并由SeC大力推动的。计划明显强化SeC的权力，特别是对审计人员的监管力度。此外，SeC还力图通过引导证券执法人员没收公司虚报利润时所获得的公司分红和股票收入强化对违规企业的惩处力度。从运作程序看，除第五点外，其他措施并不需经过国会立法程序，SeC就可依照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实施。虽然“十点计划”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大体表明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改革的基本趋向。本来，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哈维-皮特是作为布什放松政府管制的得力人选入主SeC，从去年夏季布什就期望皮特放松证券市场的监管。但是安然事件爆发后的政治压力，使布什和皮特已经成为这10年里最强调政府监管的政府官员，并主持这10年来最庞大的强化证券市场监管的系统工程。
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改革设想。
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美国政府机构里专业精神最强、决策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少的机构。通常情况下，白宫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运行没有直接影响力。但这一次两者之间达成默契，总统10点建议已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直接监管部门，对推动这次改革负有重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路强调对现有的公司信息披露进行制度性改革，但没有把重点放在加强稽查和司法惩处力度和效率，在短时间内严惩违反现有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上，人们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的稽查工作和司法力度已运用得相当充分，所以仅限于要求国会增加经费以便雇佣人员强化稽查力度。SeC主席皮特在参议院3月21日听证会上提出了三项改革措施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
改革目标主要是致力于改善上市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重和及时性。在及时性方面，要求上市公司年报的提交时间从90天缩短到60天，季报由45天缩短为30天。在提高质量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有关“公司管理层的内部讨论和分析”部分是这次改革的关键部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揭示那些能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如表外财务安排，上市公司要对历史业绩和发展前景提供重要线索，以使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全面评价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及发展前景。这一改革措施就是要使投资者能以“管理层的视角”来观察其投资的公司并识别公司收益和现金流面临的风险。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提出4个提案。
其一，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应简明扼要，以便投资者发掘出所需要的细节信息。安然公司2000年年报就是利用文字游戏把重要交易信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中以把财务状况健康程度等重要信息掩埋起来分散投资者注意力，即使细心的投资者看到也难以读懂全部内容并了解交易的背景。
其二，通过强化总裁（Ceo）个人责任追究来改善信息披露的质量。现行规定虽然要求Ceo要在该公司所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的信息披露材料上签字，并对注册申请书中的虚假陈述和漏遗负有个人责任。但Ceo通常可以诉诸“克职尽责”来为个人责任进行辩护，并以他不相信或者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让他相信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有实质性的虚假陈述或遗漏来推脱责任。
其三，要求增加一项及时公告上市公司管理层各项交易，包括管理层与公司关联交易的义务。管理层的问责和管理层个人交易的透明化十分重要。从安然事件中可以看到，据指责，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交易方只要是本公司就可推迟13个月披露股票交易信息的规定，一方面以虚假信息诱导公司员工和其他投资者继续购入公司股票，另一方面他们则可将自己持有的价值11亿美元的股票借机抛售而转嫁损失。此规定导致公私利益冲突和内部人交易的问题。
其四，要求上市公司在季报和年报之间增加应披露事项和范围。新规定要求公司必须于一个重大行为发生后第5日或15日内公告披露信息，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计划、企业核心官员离职、违约及其它能引起直接负债或造成负债快速增加的事件、某些企业道德准则和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的放弃。所谓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放弃含义，就是董事会消极履行监督职责，对一些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司集体利益冲突的问题采取不积极阻止的做法。根据新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董事会也要负相应的责任。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措施
新的公司治理准则核心手段是增进公司管理层个人的责任和诚信，就是要通过管理层个人责任约束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皮特指出，由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个方面不能积极或监督不力，或者有意规避规定而造成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从安然事件就可看到，据指责，公司董事会允许andrew S.Fastow（安然公司的CFo）成为LJm2 Co-investment和LJm Cayman等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与安然公司进行大量关联交易，随后董事会又未能对这些交易行为给予认真关注，从而使Fastow从中赚取了3000万的收益，这些交易行为最终使得安然公司在2001年11月对其财务报表进行重大调整。同时，安然的审计和协调委员会以及财务委员会，尽管其负有对安然公司财务报告最终监督职责，以及对Fastow的LJm交易的定期检查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深入调查，因为这些部门片面听信安达信的审计和监督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该独立于被其监管的公司以保持其中立性，但安然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推进，2002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配合其改革措施，即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上市前达到其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标准。其中涉及到公司独立审计委员会的有关政策，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持股情况，股东的选举权安排，以及其他一些能影响到股东持股利益的事项。证券交易委员会现要求nYSe和nasdaq重新审视他们对公司上市标准中的重要事项的规定，其中涉及到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问题，以及上市公司的行为规范。
关于公司会计制度改革措施
SeC认为会计制度改革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会计制度是改善公司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准确和全面性的基础。其改革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行业，二是制定会计标准的程序。
其一，推动成立公共责任委员会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SeC建议成立新的民间会计管理组织公共责任委员会（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Board简称paB），其职责是从业外定期审查会计企业的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以及处罚那些不称职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业组织和个人。目前，美国会计行业自律组织是公共监管委员会（the public oversee Board简称poB），其主要职责是监管全关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自律活动。其中包括同业互相审查制度，通过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评估成员企业对自己的审计失败行为所做解释的合理性，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制定相应措施改善会计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提出成立paB的原因是公众认为poB的监管活动直接受制于它所要监管的行业，poB成员都得听命于aiCpa而难以保持独立地位。另外，皮特认为，poB经费来源于监管对象而使组织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由此，皮特设想，新的行业管理组织绝大多数成员要由非会计行业成员组成，并且为了保证组织的独立性，其活动经费应来自于接受财务审计的公司客户。上述措施能否有效解决会计行业业已存在的问题，目前仍有一定争论。沃伦-巴菲特认为，问题不在会计审计方面，而在公司董事会中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发现不称职的审计师，一般情况下，审计师非常清楚其客户的情况。问题是如何使那些审计师在应该说“不”时必须说“不”，巴菲特认为仅此目前的审计委员会足以胜任。SeC前任主席阿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则提议，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应每5-7年更换一次，不是仅在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内更换合伙人来保证审计师的恪尽职守。
其二，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能力。1990年代以来，荚众多会计事务所为增加收入和咨询服务丰厚报酬的驱使，在向客户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开展管理咨询服务，鉴于两者兼顾造成目前审计工作独立性受到影响的弊端，SeC力图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不过，究竟是对咨询服务进行一定的限制，还是把两者完全分开，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三，改进会计标准的设定。当前SeC将实施有效措施确保会计标准能以更有利于市场和投资者方式予以执行。SeC虽然拥有为上市公司制定会计标准的法定权力，但SeC一般倾向推动由代表投资者、工商人士和会计人员组成监察实体的财务会计标准理事会（FaSB）中介组织来制定，并由其推荐标准报经SeC评估认可。FaSB标准确立了能被用于财务报表编制工作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等原则。鉴于安然事件，SeC拟议中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支持中介组织进行标准设定同时，SeC要运用现有权力加强标准制定过程的监督，以确保FaSB按照投资者最大利益行使其职能，具体措施包括：（1）拓宽资金来源，（2）富有建设性地参与FaSB成员的选择和FaSB办事处的设立工作；（3）对已采纳的标准行使复查权力；（4）确保FaSB颁布以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的新的会计标准。
二是强调会计标准要以会计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安然事件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标准为安然财务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钻制度空子的机会。2001年11月安然公告中相当篇幅把有关1997年度发生的5100万美元的审计调整一事视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而不予披露。如果这些调整入账，会使得1997年度的报告收益由10500万美元缩减至5400万美元。这些调整将使得收益下降将近50％，但是审计机构的安达信认为这些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并不重要而予以删除。安达信的首席执行官Joseph Berardino在国会的证词中说，作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来处理是因为安达信将净收入视为“会计人员所谓的‘正常性收入’”。这是一个扭曲规则的明显案例。
三是SeC现在呼吁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加快会计标准的修订、以适应近20年来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交易和实体的发展需要。
目前，SeC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贯彻皮特提出的改革方案。首先，SeC提供了正确使用和限制使用模拟公司财务数据的指导意见。并在此后SeC进一步的警告性建议，第一次表述了对上市公司披露主要会计准则的义务的要求和指导意见，并宣布2002年其工作人员将监督所有《财富》公布的500强公司提交的年报。这一措施将加强SeC对公共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披露的复查程序以便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2002年初，SeC初次宣布要建立全新的民间监管实体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的理念。随后，SeC圈定了2001财政年度有关表外财务安排的年终报告中需要经理人员内部讨论和分析的问题。根据这一要求，证券行业及其自律机构在SeC的指导下，宣布了推荐规则来增加分析师（投资）推荐的透明度。随之SeC宣布其计划公布在公司披露方面亟待提高的各个方面问题。同时，SeC要求纽约证交所和nasdaq关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安达信的司法指控，SeC进一步了旨在保证面向投资者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连续有序的信息流的命令和临时规则，并着手对资本市场评级机构的活动和影响进行正式的准司法调查。2002年3月，SeC对上市公司iGi inc的前首席执行官提起法律诉讼，旨在追回其因为虚报的财务业绩而获得的分红、期权和薪资。这是委员会里程碑式的工作。4月11号，SeC投票批准了提出的关于加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周期和增加披露内容的两个相关议案。
第三，国会的改革设想。
就改革措施国会已提出35个议案，总的来看，主要措施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401（k）离退休计划
所谓401（k）离退休计划，是让雇员为自身离退休生活进行储蓄和投资的离退休投资工具。这种计划作为事先约定的离退休金贡献由雇主发起设立。雇员将资金投入该计划，雇主以相等的份额进行配套。一方面因为税收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公司股票投入401（k）计划可以确保股票持于友方之手，从而防止公司被其他竞争对手恶意接管的好处。再一方面，这一计划使本公司雇员手中股票必须长期持有不得在股价管制期予以抛售的规定。这一计划在许多公司得以实施。
目前，401（k）计划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公司的离退休账户中全都是本公司的股票。从安然事件看，这种投资结构对雇员存在极大的风险。安然垮台使得安然股价从2000年8月每股90美元下降至现在的不足1美元，仅此就造成15000名雇员401（k）离退休账户损失达13亿之多。现在，参与401（k）离退休计划有4200万人，资产总额2万亿美元。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而是涉及数百万美国人离退休生活保障的大问题，甚至是带有一定政治因素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401（k）计划规定了雇员在股价大幅跳水管制期间不得出售参与计划的股票，例如安然公司规定参与该计划的股票，雇员在50岁前不得出售，由此，给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滥用权力把损失转嫁给本公司的雇员和其他中小投资者大开方便之门，而把雇员利益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7
关键词：“营改增”税制改革；房地产建筑企业；成本管理；影响及应用
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自建立时就确定的一项经济制度，每一次税收制度的改革都将直接影响我国各行各业经济的发展。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是由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一次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对建筑行业成本管理方面的冲击力较大。房地产建筑行业目前发展过程中缺少一定的经济税收行为制度约束，现行的税收制度相对不够完善，营改增这一税收制度的改革对规范房地产建筑行业税收行为以及其他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针对“营改增”这一制度改革对房地产建筑企业的影响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营改增”对房地产建筑企业材料成本影响及应对措施
房地产建筑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在房地产建筑成本中占据较大份额，对企业材料采购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将直接影响企业营业利润的实现。营业税改增值税税收制度正式实施后，房地产建筑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的纳税身份将发生变变更，一些供应商纳税身份可能从小规模纳税人向增值税纳税人转变；另外材料供应商开具的发票税率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营改增”前，房地产建筑企业只需考虑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产品不能抵扣增值税的含税价格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产品在抵扣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后的产品价格进行比较，选择最优价格。而税制改革后，相应的产品供应价格也将发生变化，房地产企业的内部材料报价单也要随之进行调整。
针对“营改增”对房地产建筑企业材料成本方面带来的影响，企业应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针对供应商纳税人身份的转变，企业应及时计算出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材料供应的临界点，根据企业所需原材料的数量选择相应的供应商，合理控制材料成本。另外，企业财会部门应积极更新材料报价并进行报价换算，进行换算后的材料价格才能直接进行比较。企业应控制好材料成本为企业获得更多的营业利润提供合理保障。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建筑企业劳务成本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房地产建筑企业劳务成本是排在材料成本之后的又一大成本，目前我国劳动市场管理相对较为松散，特别是建筑行业劳动市场流动性较强且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营改增”制度实施后，一些没有在税务局进行备案的违法劳务提供公司不能从税务局处取得增值税发票，在提供劳务后不能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因此，这一税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违法劳务输出公司的经营，保护了正规劳务公司的健康发展。
房地产建筑企业在实施“营改增”改革后，也应积极寻找措施改进劳务成本方面管理。企业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特别是企业财会部门要加大对提供劳务企业的纳税模式、税率以及发票开票资格等关系税收的各项因素的审核。保证劳务输出公司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这样做不仅能减少劳务提供方的纳税额，同时也能增加企业的增值税抵扣额，也将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实现。因此，企业应加强对劳务成本的管理，保证劳务公司的合法性。
三、“营改增”对房地产建筑企业设备管理成本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房地产建筑企业在日常建筑过程中需要购入大量的机器设备以及建筑材料运输车辆。企业在日常进行机器设备采购时，应尽量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供应商，因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时可按照17%的销项税率进行增值税抵扣，而企业在购买这些供应商的机器设备后也可按照17%的进项税率进行抵扣。若供应商中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较多时，应进行计算分析，确定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产品价格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其供应价格是否足够优惠。
“营改增”后对建筑企业原有机器设备的增值税能否也进行抵扣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企业行业的规定来看，原有资产都不能进行进项税抵扣。企业在采购机器设备时，应有选择性的进行购买。建筑企业在进行日常施工活动中，有时会出现某项机器设备紧急短缺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选择租赁机器设备。目前我国进行机器设备租赁业务的公司一般为中小型公司，大多数为小规模纳税，其增值税不能进行抵扣。建筑企业在进行机器设备租赁时，应尽量从机器设备生产企业获得增值税发票，以便进行增值税抵扣。这样有利于减少建筑企业在机器设备方面的成本投入。
四、“营改增”在房地产建筑企业成本管理应用相关分析
房地产建筑企业在“营改增”税制改革进行的初期阶段，应进行企业相关管理制度改革来适应这一税制改革。企业应选择高效的成本管理方法，对企业各项成本投入做好预算及监督，尽量降低企业成本；完善企业成本管理相关制度，建立更加权威的成本管理队伍，明确责任以及提高管理效率，使得各个部门明确其自身责任。企业内部财会部门在进行企业纳税时，应及时更新企业各项成本核算以及增值税抵扣，尽量降低企业应承担的税负。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保障企业健康向前发展。
五、结语
“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我国房地产建筑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改革自身就具有正反两面性，这一税制改革对房地产建筑企业的影响也分为好坏两方面影响。企业自身在这场改革中，应深入研究这一税制改革政策，对企业内部自身制度也进行相应的改革，特别是在成本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在这一税制改革的大背景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保证企业不因改革而被淘汰。（作者单位：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陈龙.部分行业“营改增”的改革建议[J].当代经济理.2014.04：11-14.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8
内容提要: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有关各方对民事检察制度的许多基础性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对于监督范围有了明确的结论,为完善民事检察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吸收这些司改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于本次司改的基本成果,例如监督范围,应当确认况固;对于其他一些成果,例如监督条件、监督措施、监督效力以及调查措施,需要修正完善;对于司改中尚未明确但又是实践迫切需要的其他内容,例如立案条件、再审中的检察职责与审判职责、检察权的保障,应予以增加补充。如此,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真正地完善民事检察制度。
目前,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的司法改革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两高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在许多基础的、重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并以司改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司改文件中,有两个是专门针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即《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高检会[2011]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高检会[2011]2号,以下简称《执行试点通知》),另有五个文件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直接相关,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高检会[2010]4号,以下简称《两高三部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法发[2010]4号)、《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5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高检发[2009]1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高检发[2009]24号,以下简称《检察建议规定》)。这些司改成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完善民事检察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许多重要内容都可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直接借用,予以确认。
但是,主要由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本轮司法改革的成果仍然是阶段性的:首先,司法改革只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补充和完善,而非修改,因此有些内容不能在司改文件中规定;其次,受制于认识水平,一些问题在当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所作的规定有欠妥当甚至错误;最后,这些司改工作主要是在两高和有关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协商,尚未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有些规定可能考虑不周。因此,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首先巩固现有的司改成果,并有所发展,对其中不当的内容进行修正、对欠妥的内容进行完善,对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
一、关于监督范围
(一)司法改革情况
1.司改任务
民事诉讼法在总则部分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民事审判活动”(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包括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行使审判权的全部活动,但是分则部分只规定了对生效裁判的监督,未规定对其他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这就使得总则与分则之间的不一致,总则的要求在分则中没有完全得到体现。这种不一致是立法技术上的失误,给民事检察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挠。因此,司法改革需要落实民事诉讼法总则关于监督对象的规定,在具体的检察制度中体现总则的要求。
对审判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其审判人员行使审判权,因此审判监督首先是对审判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或者说在实质上是对审判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民事检察包括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审判活动的监督,亦符合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依照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只有审判权,此外并无其他权力(包括执行权);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是行使民事审判权的具体表现,属于民事审判活动。1991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王汉斌主任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进一步明确了执行工作是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包括了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执行活动的监督措施与程序,检察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执行监督工作,并且效果良好,一直有观点借口执行活动不是审判活动进行反对。
对其他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其一,对调解的监督。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曾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只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们对这一批复长期存有争议。其二,对其他民事审判活动(主要是审判过程、判前活动)的监督。除了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的民事审判活动,例如决定、通知、支付令以及立案、收费、保全、调查、回避、送达等;这些审判活动如有违法,同样妨碍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破坏国家法制,损害司法公正,因此需要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特殊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民事审判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直接影响着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着司法公正。因此,对于这些特殊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也是落实民事诉讼法中检察监督原则的必然要求。
2.司改规定
两高及相关部门经多次沟通后,在监督范围上形成了充分的共识,明确规定对如下四个方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审判人员的职务行为。《两高三部文件》第17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调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对……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中……进行核实、查证的活动”,民事检察工作包括对渎职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渎职犯罪的侦查和对诉讼活动的其他法律监督工作应当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办理”,检察机关渎侦部门负责“对渎职犯罪的侦查”,民事检察部门负责“对违反民事诉讼法的渎职行为的调查”(属于“对诉讼活动的其他法律监督工作”)。
《检察建议规定》第5条第四项规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应对有关人员(包括民事审判人员)给予处分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这也是对审判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监督。
民事执行活动。《两高三部文件》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其第3条第九项明确了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范围,[1]第10条第一款明确了监督的措施(纠正违法通知)。此外,《执行试点通知》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措施和程序进一步作出了某些规定。
其他民事审判活动。其一,对调解实行监督。《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生效的民事调解可以提出抗诉。其二,对其他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若干意见》第9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本意见第5条、第6条以外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据此,对于可以抗诉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之外的其他民事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进行监督。此外,《两高三部文件》第3条也明确规定,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应当实行检察监督。
特殊的民事审判活动。《检察建议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执法工作中的制度、管理、方法等问题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予以完善、规范、加强、改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提出,“积极开展类案监督研究,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个案监督向类案监督拓展,促进公正司法”,也是对特殊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
(二)对司改情况的评述
监督对象是监督制度的基础,明确监督范围则是建立和完善检察制度的基础。司改中,两高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于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并且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要求(第14条),为完善民事检察制度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司改中关于监督范围的规定,把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要求落到了实处,明确、细化了监督对象(“民事审判活动”)的范围,是民事检察司法改革得以完成的前提。
(三)修法建议:全面确认司改成果
鉴于两高及有关各方对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已经形成共识,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反映这一成果,予以确认。有人提出,本次修法中除增加规定对民事调解的监督和民事执行的监督外,对于其他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可以不写,理由是这些审判活动已经包括在《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的“民事审判活动”中,不明确规定也不会影响监督。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因为这些活动包括在《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民事审判活动”中因而可以不作具体规定,那么调解和执行也属于“民事审判活动”,是否也可以不予规定?其次,诉讼法是操作规程,应当尽量明确清晰、避免模糊。长期以来只有《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原则规定”,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民事检察工作的开展,所以司法改革才要求“完善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范围”。因此,认为“不会影响”显然过于乐观,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修法中不体现已经在司改中明确的监督范围,效果上等同于倒退。
二、关于监督措施
(一)司改情况
1.司改任务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一种检察监督措施,就是对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本次司法改革明确了对生效裁判之外的其他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也需要规定相应的监督措施。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9
关键词：严格执法；司法造法；司法改革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在各地纷纷登台亮相。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如“惊世骇俗”的零口供规则、被誉为“打开司法审判最后一个暗箱”的合议庭评议公开改革等。透过林林总总的改革举措，我们感到这股浪潮似乎“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有滑向“造法热”的危险。对此，若缺乏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只能是自欺欺人式的进步。
在成文法国家，一般认为，成文法作为法律形式化的标志，它能通过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明确性、科学性为司法提供权威有效的裁判依据，即信奉“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毋庸置疑，法官严格执法是法治社会对司法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法官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保障司法公正，才能实现法的正义、安全、秩序等价值，才能形成全社会对法律的普遍尊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一些学者曾经强调：“法官只是法律之代言人，其判决应当只是法律的复印。”
不过，法官严格执法的前提应当是：存在无所不包并能为法官所面临的一切法治问题提供完美答案的良法。但这种良法有吗？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历史上长达16000余条的《普鲁士民法典》的惨痛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弗兰克（JeromeFrank）指出：“甚至在于一个相当静止的社会中，人类也无法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法律争执，而建立一套无所不包的、永恒的法则，藉此解决争议。……并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见将来的变化，新的情况必然产生，那是立法时无法预见的。”所以法律并非万能，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必然使法律留下某些空白地带，因此，“法官的任务在于善于发现立法者的意图，通过创造性的、合理性的解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法官绝不是一种自动的机械，而应该是对其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创造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救济则无权利”，所以法官不能借口法无规定或者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判决。否则，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人们就会诉诸于私力，如果真是这样，等待我们的将是倒退与灾难。因此，立法上的漏洞为司法造法提供了生存空间。当法律漏洞出现时，法官绝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应当公正且理性地探求“生活中的法”。正如美国著名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主张法院的职能便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它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它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植入、中国加入wto、诉讼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趋势日益凸现，我国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以及现行法律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无疑需要通过司法改革加以解决。一言以蔽之，具有相对惰性的法律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为填补法律空白，司法改革不可或缺。
然而，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来看，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导致各个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现象十分严重，使法治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破坏。也正是由于这种“土政策”、“土办法”似的改革举措大量存在，使得目前进行的许多改革措施普遍缺乏法律依据，若任凭这种“良性违法”式的试验或者“司法造法”发展下去，就会给我们经过长期阵痛才刚刚步入正轨的法治建设添置绊脚石。更为重要的是，擅自突破法律框架进行改革往往会培养一种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而这种恶习又会大大抑制人们法治意识的生成，在我国“官本位”文化积淀深厚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在法治建设初期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严格执行法律也许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其反面。因为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遍地开花”式的司法造法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犹如空中楼阁。
我们认为，在中国“司法造法”至少在现阶段“水土不服”。如果在中国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其负面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其正面效应。第一，“法律漏洞”尽管存在，但毕竟十分有限，满足局部需求，漠视现行法律而另外寻找所谓“活的法律”，只会动摇法治大厦的整个根基。第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习惯，如果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的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律的安全与秩序将会荡然无存。第三，在一般学者看来，这种司法造法也许导致一种“仁爱”的专制，但其前提必须是这些法官为仁爱者。但在我国依法治国刚刚起步、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法律共同体远未形成的今天，上述司法造法的所谓仁爱者极有可能蜕变为法律约束的终结者，从而加剧人治、滋生腐败。
司法改革的措施篇10
随着我国在2世纪9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司法改革的提出,其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将其纳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5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5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6等司法改革方案的出台,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理念的确立和彰显、司法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变革,较之过去有了长足进展"但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人,一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司法官员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等诸多积弊仍顽泯不化,司法独立仍遥不可及"这里除了历史和现实等因素外,司法改革本身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司法及司法改革的概念界定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司法这一范畴往往是在多种意义上加以使用的,理论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我们姑且把它归纳成三类,即狭义的、较宽泛意义上的和最宽泛意义上的司法"狭义的司法,是指法院解决争讼的活动"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司法的定义,司法仅指法院或法官的审判活动"司法的主体唯有法院或法官,至于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其立场是在政府方面,其权力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因而不在司法的主体之列".j[l〕较宽泛意义上的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审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川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不仅包括法院,也包括检察机关"本文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司法一词的"这不仅符合我国1982年修订的一宪法所确定的司法体制,也符合党的有关文件的提法,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最宽泛意义上的司法,是指代表国家对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进行追究、以强制力将国家意志付诸实施的活动"[s1这种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甚至还包括律师组织、公证组织、调解组织等"这一观点在我国的法学著述中比较常见"尽管公安机关、律师组织、公证组织、调解组织等的活动与司法有联系,但毕竟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活动不是司法本身.基于以上对司法概念的界定,司法改革就其内涵而言,主要是指对司法机关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诉讼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从其外延上看,不仅包括司法体制,也包括司法制度,甚至还包括司法机关与外部的关系,如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与行政执法的关系等"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
(一)主体错位:司法机关中心化自司法改革以来,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司法机关忙碌的背影,听到的几乎全是司法机关振奋人心的呼喊和口号,甚至理论界关注与评价的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司法机关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上"然而,在各种纷繁的改革举措中冷静思索,我们发现与这场改革有着更广泛联系和切身利害关系、同时也更应该有资格参与其中并大声疾呼的一个群体)广大民众(包括诉讼当事人)却似乎被遗忘了.因此,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缺憾就是陷入了司法机关中心化的误区,理应成为改革主体与决策者的广大公民却成了改革的看客和旁观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单纯被改革的对象和客体,而司法机关却似乎堂而皇之成为司法改革的唯一主体与决策者,由此,改革主体错位的状况形成了.这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评述日本法院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此举的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其顾客)诉讼当事人的需求而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法院若忽视其向当事人提供合乎需求的服务而自我从形式上去限定案件处理,则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心〕这种情形导致的直接弊端是民众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参与度低、认同感差,对这场改革持有普遍的疏离感和陌生感"殊不知,司法的本质就是一种满足人民正义感的仪式,专业的正确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一旦失掉信赖,司法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本价值".(二)突破:突破现行立法进行改革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合法化危机"[e]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改革就是一种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大胆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改革,只有突破越多,改革才越彻底"由此,在这种观念指引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突破性、首创性的改革举措"应当指出,改革中出现突破论的论调以及在此指引之下的改革举措,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与长期以来法律至上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张扬不够有关,也与某些地方司法机关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的功利性改革动机紧密相联,还与现行立法的粗疏、简陋,操作性差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司法是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具有法定性的特点,自然应该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宗旨,奉法律为行动的最高准则,做践行与遵守法律的典范"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切改革都必须是合法的,这是不能质疑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合法是司法改革的前提".,[t〕否则,不仅会导致出现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而且只能是以司法改革为名行损害法治之实,即便从利益权衡角度看,改革所取得的一时成效也远远低于社会为此所长期支付的巨大成本"由此,可以说,超出法律允许范围的改革本身就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因而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尤其必须强调指出,否则改革将偏离法治化的轨道,有可能成为某些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的借口.由此出发,改革无的表述在司法改革并不适用,在法律至上的视野中,司法改革是有的,这一就是法律规定所允许的范围.
(三)整体缺失:司法机关各自为政我国司法改革从肇始至今都处于半自发半自觉状态"说半自发,因为许多改革举措都是基层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开始局部试点,最后为最高司法机关所认可并推广开来,因此,改革带有很强的自下而上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色彩,说半自觉,是指随着改革的深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全面介入改革,并陆续颁布了5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趴5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6、5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6等纲领性丈件指导改革,但从整体上看,相互之间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衔接,改革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行其事,没有能形成合力"应当说,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改革初期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不仅对于避免改革造成过大的社会展荡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与形成目前司法改革蓬勃发展的局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化,这种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不仅容易引发法院系统、检察系统的部门利益倾向,而且往往由于不能站在全局角度,将司法改革的全部内容(包括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机制改革)纳入其中综合考虑,导致改革举措相互脱节,既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又浪费了原本就不富裕的司法资镰"此外,由于司法改革不仅涉及司法机关之间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还涉及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协调与资源配置,因而缺乏统一的规划往往又使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仔细审视5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6、5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6、5检察改革三年实施见6等文件,就会发现,这些文件都在小心具翼地回避着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调整以及两大司法机关系统之间的权力调整.究其原因,表面看来好像是司法机关自身并不具有提出这种调整要求的权力和地位,其实质却是国家在司法改革的推动过程中缺乏统一推进的全局观和紧迫感"[sJ(四)理论缺失:缺少宪法依据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向制度层面的不断推进,司法改革的法理基础的不足显得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1、司法改革缺少宪法基础.由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并没有作为专门国家职能存在的司法权,所以,司法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国家职能,由哪些国家机关行使都不清晰,目前所通行的司法改革概念是借用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权的内涵来描述的,放到我国宪法体制下不免张冠李戴,答非所问"2、从人民法院改革审判方式来考察司法改革的最终动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样的宪法原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目前的司法改革仅仅由审判机关内部来推动,前景很有限"3、批准两个人权公约以及加入wto组织要求司法承担保护人权的最终职责是我们在进行司法制度改革时的两难选择"川如果要促使我国的司法制度与国际社会接轨,必须将司法作为一项专门性的国家职能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