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计划的定义篇1
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2
一当今时代，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
18、19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欧洲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一边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困苦。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源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这里的“资产阶级关系”需要严格限定，它是特指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关系)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日益失去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用计划手段合理控制社会生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日益凸显。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设想，与20世纪初以来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恩所设想的未来计划经济与现实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一回事。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计划经济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作为市场与计划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它同样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传统计划经济用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所以说是极端的方式，是指它的否定超越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它竟然用未来产品经济的计划原则来否定商品经济阶段的市场原则，不可避免地将市场弊端连同其效率一起否定掉了。这种看起来源于人们主观失误的极端性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主观局限性。在18、19甚至20世纪初的市场经济都还只是处于发育期，市场体系、市场原则和市场关系都还很不成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实践是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局限，他们也只能根据理论逻辑对商品经济之后的历史提出原则性、框架性的设想，而且还不免表露出理想化和空想性的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在1848年就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3］43)。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造成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上对市场作用极端化、片面化理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种极端性、片面性也可以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身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得到说明。反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片面性与极端性的斗争促使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利润追求上的唯利是图、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了极致。而计划控制、数量驱动、均等化倾向、社会统一与同一化等等，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展到了极致。传统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体制特征都可以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里找到反面注脚。正因为它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事物的发展还要进行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解决前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阶段上，重新达到原来的出发点。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二者截然相反的充分发展使历史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历史发展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就像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一样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市场与计划的辩证综合。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生，给全人类上了一堂计划启蒙课。在这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的统治，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学着自觉控制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同样，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消亡，给社会主义国家上了一堂市场补习课。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错误的时代定位上对市场经济实行了全面否定，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市场与计划不再被看做势如水火，二者的辩证综合已成为当今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人类历史进入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这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统一的历史规律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实现形式，反而是以此为前提来表现和实现的。这一过程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现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表现出特殊性。它在中国的实现，当然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和根据。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1．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开社会主义将带来的变化绝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更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混乱与分裂、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赤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失败。2．中国生产力落后，这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因素。历史是既成的，无法改变，而体制是可以改革的。世界历史和本国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的，因此，要发展生产就要选择市场经济，放弃传统计划经济。根据以上中国的实际，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包括就历史事实来讲，而非就社会性质来看的社会主义遗产———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而是泛指人们对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进行自觉控制的尝试);也包括社会主义独有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要在“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实现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特殊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对计划“体制”的抛弃不等于对计划作用，对自觉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努力的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市场发展与否定计划“体制”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寻找市场与计划的均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基本特征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天然地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基础。传统计划经济实现了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社会制度相应实现了苏联模式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这一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逻辑地完成了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单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的超越，将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逐步实现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交叉、置换、重组和融合，走向所有权社会化，从而探索出一条能够逐步实现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道路。
(二)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为了避免自由市场的无序所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传统计划经济彻底否定了市场，极端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将经济运行置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至此，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一分一合走向对立的极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要克服这种分离或者结合的极端状态，要使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合理的职能范围之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既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避免物极必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就阶段性任务来讲，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
(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完全依靠“无政府”市场的“盲目”调节，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贫富差距。鉴于此，传统计划经济用国家的计划调节代替了市场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又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效率的低下与资源的浪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又要克服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既要改革计划配置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观随意性，又要肯定其在宏观领域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政府既要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要通过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和市场、自觉和自发力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就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微观还是宏观、长远发展还是短期效益，政府都运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管制的做法，要学会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要在“放”的基础上，在“放”的过程中锻炼、加强运用经济手段或者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和传统计划经济名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除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确保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同时，按劳分配是主体，限制了“身外之物”造成贫富差距的作用范围，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从而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走出短缺
从经济运行效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传统计划经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是其它体制机制上的辩证综合在结果上的体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产品日益丰富，卖方市场转变为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又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健康有序，避免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
(六)全面开放，不断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封闭体制的改造，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打开了国门，重新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意识形态的成见再也不能阻挡全面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实事求是地指出二者长期共存的历史趋势，坦率地承认二者互有长短的历史现实，确立了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路线方针。中国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要向全世界实行全面的开放。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开放是和平的、是共赢的。它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侵略性、掠夺性的对外扩张，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发展而进行的国际交往。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不是伤痛，而是发展。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都走向了极端，极端意味着自负、排斥异己、拒绝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它是辩证综合的，是谦虚的，是兼收并蓄的，是与时俱进的，它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它诞生于改革，发展于改革，成熟于改革，改革就是它的动力。它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而会自觉地热情拥抱发展所需的变革，即便这种变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3
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将主流程分为产品策划、产品定义、设计和验证、生产准备、试生产和量产初期六个阶段。
(1)产品策划阶段:项目团队接收《规划建议书》,并制定产品的技术方案、生产纲领、质量目标、销售目标,明确成本、项目利润率等关键指标的阶段。对目标产品进行对标分析,确定技术目标、可靠性及质量目标,编制第一版《Bom》、第一版《特殊特性清单》、第一版《产品设计开发任务书》、《产品开发项目策划书》、《项目计划》,通过商品策划评审后可进入产品定义阶段。
(2)产品定义阶段:选择技术方案,确认其初始性能和功能,并对生产可行性和投资进行评估。制订质量保证计划,同时进一步确定项目需求定义,如时间进度,资源、新技术、项目投资预算及项目风险管理。在此阶段,进行产品概念设计,需要通过的二级节点为:产品方案评审和造型确定。产品定义通产采用产品需求文档来进行描述,“产品定义”包括多个文件,同时还包括项目业务计划。
(3)设计和验证阶段:设计和验证过程是将产品定义付诸实际,也是产品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作图设计工作,并进行零部件,子系统和系统各层次的测试和验证及确认工作,并为首次工程设计提供详细的设计技术文件。
(4)生产准备阶段:为了保证产品开发的顺利进行,在设计验证符合要求之后要进行生产准备,这些准备主要包括技术准备、机械设备准备、物资准备、劳动力的配备和调整以及工地准备等。更具体的是完成生准数据和技术文件发放,完成C样件整车、总成和零部件试验验证,申报产品公告、环保目录和CCC认证,完成改进设计,进行更改控制和零部件复验。
(5)试生产阶段:作为产品生产前端的试生产环节,包括检索、数据和文档管理、试生产流程管理、库存管理、安全管理、系统设置等部分,公司质量委员会批准试生产后,规划、开发、发展、采购供应、市场营销、质量、工艺物流、财务控制、人事综合等相关体系,以质量为核心开展批量试生产活动的阶段。
(6)量产初期阶段:前五个阶段顺利完成后,就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公司质量委员会批准批量生产后,带领开发、发展、采购、市场、质保、生产工艺、财务控制等相关体系,以质量为核心开展“初期流动管理”活动的阶段。在此阶段,需要通过的一级节点为:市场投放。
总结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4
【关键词】职工薪酬准则;设定受益计划;会计处理
中图分类号：F233;F235.19;F2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6-0080-05
一、设定受益计划
新准则按照职工的离职后福利是否可以事先确定，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其中，设定提存计划是指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金额后，企业不再对职工负有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了设定提存计划之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在设定提存计划下，企业的义务仅限于向独立的基金支付提存金，职工最终收到的福利金额不仅取决于企业向基金支付的提存金总额，还取决于基金运营产生的投资回报。因此，投资风险（投资的资产不足以支付预期的职工福利）以及精算风险（因为估算的差异导致福利可能比预期的少）实质上由职工承担。在设定受益计划下，企业的义务是为企业的职工提供商定的福利，在投资资产运营或者精算的实际结果比预期差时，企业的义务可能会相应地增加。因此福利计划的投资风险和精算风险（福利费用可能比预期的多）实质上由企业承担。
相对于设定提存计划而言，设定受益计划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设定受益计划的投资风险与精算风险全部由企业承担，职工福利有保障，对职工而言更具有吸引力。其次，设定受益计划的职工福利水平与其工资收入和工作年限直接相关，这有助于企业通过年金计划等方式对职工实施长期激励以保持职工的稳定性。最后，设定受益计划下，企业的缴费弹性较好，无需像设定提存计划一样每期都向独立基金缴纳固定金额，投资运营的灵活性较大，更能满足企业资本流动的需求。设定受益计划的优势和日益成熟的市场条件决定了它将成为职工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与其相关的会计核算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近年来职工薪酬核算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6年颁布的旧准则由于当时国情的限制，只规范了设定提存计划的核算方法，而没有提及设定受益计划，这直接导致企业在面临设定受益计划类型的职工福利时无法作出恰当的会计处理。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企业职工薪酬制度的发展，缺乏设定受益计划的职工薪酬准则已无法满足职工福利核算的需求。
近年来职工薪酬准则在设定受益计划方面的会计规范存在空白区，准则的缺失导致会计实务中离职后福利适用的会计政策、披露内容等都有所不一致，继而影响了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的质量。在设定受益计划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通常类比设定提存计划，以最佳估计数估算可能需要承担的义务，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计入当期损益。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沿用了设定提存计划的常规处理方法，虽然操作简捷便利，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没有考虑设定受益计划中非流动负债部分的时间价值差异，即忽略了未确认融资费用;另一方面它无法体现设定受益计划的经济实质，既无法真实地反映出企业年金运营期间设定受益计划负债和资产的变动情况，也未能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出年金运营中由企业全部承担的投资风险和精算风险，从而将影响债权人与投资者对公司风险的判断。同时，我国准则下企业直接按照最佳估计数估值来确认负债，而国际会计准则下企业确认的负债为资产负债表日有关设定受益计划责任的现值减去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并通过精算损益与过往服务成本作出调整的数额，准则间的差异也将导致国内上市公司与国外上市公司之间较大的数值偏差，降低财务报表的可比性。
三、准则的主要变化
为了解决上述的现实问题，进一步规范职工薪酬的相关会计核算，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财政部于2014年1月27日印发修订了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新准则中引入了设定受益计划的概念，并详细规范了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计量与披露原则。
（一）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与计量
新准则要求企业在职工提供了服务以换取企业承诺的设定受益计划福利时，确认一项设定受益计划负债。其会计核算可以细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对职工提供服务所赚取的未来福利金额作出精算假设。其中，精算技术包括统计假设和财务假设两方面，前者包括职工流动率、死亡率、寿命年限等，后者包括折现率、通货膨胀率、预期的福利计划资产回报率等。这些精算假设因素主要用于衡量影响应计福利的预计未来职工薪酬的增长，以及企业预期未来需要偿付的设定受益义务的变动。例如，计量离职后的医疗福利时应当考虑通货膨胀、未来医疗技术的发展、健康保障方案的变动等因素引起的未来医疗费用的变化，并且企业的偿付金额还与参与福利计划职工的健康状况、性别、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精算技术的使用将使得企业能够合理可靠地估算设定受益义务。
第二，通过采用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将估算的职工未来受益金额在当期与以前的服务期间进行分摊，以分别确定当期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义务的期初期末现值。新准则要求企业在确定设定受益义务现值和归属于各个期间的服务成本时，使用到期日与有关福利计划类似的政府债券或者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利率作为折现率，将预估的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计算。服务成本的归属期间则根据企业的既定福利公式进行分摊确定，通常与职工的薪酬金额和服务年限等因素相关。
第三，确认企业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当企业持有为了偿付设定受益计划而准备的资产（例如，独立的长期职工福利基金持有的资产）时，可以从设定受益义务中进行抵扣。此时，设定受益计划可能表现为资产，也可能表现为负债。企业存在计划资产的，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该计量属性有助于反映市场对直接或间接地隐含在养老金中的未来现金流量净值的估计，同时也能够提供企业到期支付时可供使用的计划资产的最直观信息，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和有用性。
第四，将上述设定受益义务的现值扣除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若为净资产，还应对其超出资产上限的部分进行调整。资产上限指的是企业可以通过预计的返还或提存金的减少从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中获得的金额，即预计该资产能产生的流入主体的未来收益现值。新准则要求企业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来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是因为考虑到企业确认的资产净额不应超出其可收回金额的上限。
第五，分别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修订，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综合收益表趋同，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并将其他综合收益进一步划分为“以后期间满足特定条件后可重分类转回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和“以后期间不能重分类转回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两类区别列报。虽然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都会引起所有者的权益变动，但是二者的性质不同，已确认但还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将归属于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而不会对净利润产生影响。因此，合理地确认企业当期的设定受益成本至关重要。
（二）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的分类与列报
报告期末，企业的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应当确认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服务成本、利息净额和重新计量。这种分类列报的方式有助于区分具有不同预测价值的金额，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服务成本包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及结算利得或损失。除了在上一小节中提到的职工提供服务会增加当期服务成本之外，福利计划的修改或缩减也会引起与过去相关的义务现值的变动，此时应将其变动（即新准则中所说的过去服务成本）确认为一项费用。但是，源自于人口统计假设的变更导致的计划义务的变动不应当包含在内。这是因为人口统计假设变更与服务成本变动对现金流产生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预测价值，将前者分离后的服务成本组成部分与企业的持续经营成本更为相关。人口统计假设的变更应当与其他的精算利得和损失一起纳入重新计量的组成部分进行列示与披露。
利息净额中确认了设定受益计划中所有与利息相关的收益与费用的变动，包括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产生的利息收益、设定受益义务产生的利息费用和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与分别确认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融资收益和计划义务的融资费用相比，将二者合并的利息净额法与资产负债表的列报原则是一致的，所提供的信息更相关且更易于理解，设定受益计划净额出现盈余时确认利息收益，出现赤字时则确认利息费用，反映了企业如何进行与计划融资相关的决策的经济意义。
重新计量即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额产生的变动，包括重新估算设定受益义务产生的精算损益、计划资产的回报以及资产上限的变动等。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计划资产回报和资产上限的变动时均应扣除已包含在利息净额组成部分中的金额，否则会形成重复计算。
以上三类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的性质不同，因而列报位置也不同。新准则要求将设定受益计划成本中的服务成本和利息净额部分计入当期损益，而重新计量项则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重分类转回损益。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重新计量部分，旨在将具有不同预测价值的设定受益计划成本进行分解列示，使报表提供的信息更具有用性的同时减少重新计量部分产生的波动性的影响，体现了适度稳健原则。
（三）设定受益计划的相关信息披露
与设定提存计划相比，设定受益计划更加复杂，对于企业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计量设定受益义务和服务成本时运用了精算假设和会计估计，其最终计量金额受到许多变数的影响，如最终薪资水平、职工离职率与死亡率、医疗成本趋势以及通货膨胀率等，这些不确定性将导致企业承担投资风险与精算风险。因此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新准则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信息披露要求更为严格，该披露应当具有有用性和可理解性，并能使报表使用者充分了解设定受益计划形成的资产和负债对企业财务报表整体构成的财务影响。
首先，企业应当如实披露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及其相关的风险。例如，企业提供的福利计划的性质和计划条款包含的经济含义;描述企业在该计划中承担的义务，是否有特定的福利计算公式或依据，以及企业因实施该计划是否产生重大或特有的风险敞口等。其次，解释设定受益计划在财务报表中的确认金额及其变动。这一项与其他会计科目的要求一致，这里不再赘述。最后，企业应当针对设定受益计划的特殊性，在附注中披露该计划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估值计量过程中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和相关假设的敏感性分析等内容。前面已经提到，使用统计假设和财务假设对计划义务进行估值时会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企业精算假设过程的披露至关重要。以通货膨胀率为例，企业不但要披露计量过程中采用的预估未来通胀率的大小，还应披露预估的未来通胀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对企业产生多少经济影响。披露以上的会计信息，一方面可以使报表使用者对企业所承担的义务和提存的准备金额有清晰直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便于报表使用者通过核查企业采用的精算假设条件对其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出评价。
四、实务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应对措施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设定受益计划的计量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完善过程，从1993年提出设定受益计划的概念开始，进行了多次持续修订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我国的养老金会计理论体系则起步较晚，尤其是准则正文中正式提及设定受益计划的核算，这还是第一次。设定受益计划是新准则的亮点，也是新准则的难点。因此，在新准则出台后，有必要对其实务应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以提高人们对设定受益计划的理解，同时正确地引导企业在新准则下作出合理的会计实务操作。
（一）福利计划类型的界定
设定受益计划基于其风险由企业主体承担的性质，其会计处理与设定提存计划有很大差异，如何准确地界定福利计划类型以便能够正确进行核算将是企业在实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下，企业主体承担的养老金福利计划主要有国家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自愿实行的补充养老保险。其中，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计划，企业根据法律规定按期注入资金。例如，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企业以全部城镇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城镇职工则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按照8%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城镇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所在企业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在国家计划下，企业当期的提存金被用来偿付同期到期应付的福利义务，职工当期所赚取的未来福利则由未来的提存金进行支付。对于企业而言，其唯一的义务就是按期缴纳规定的提存金，因此，基本养老保险一般都是设定提存计划。
在企业实行的补充养老保险中，职工福利计划在性质上是作为设定提存计划还是设定受益计划，主要取决于计划的主要条款和主体根据计划条款的经济含义所负有的义务。当企业通过某种方式负有法定或者推定义务时，企业的义务就不仅限于其同意向基金提存的金额。例如：职工离职后福利计划的福利公式不仅仅与提存的金额相关，且要求企业在资产不足以满足该公式的福利时提供进一步的提存;企业通过计划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提存金的回报作出担保;尽管计划条款中没有作出明确说明，但是存在推定义务的非正式惯例。例如企业过去曾经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增加职工福利，那么现在即使没有法定义务要求企业这样做，也可能会据此产生推定义务。此时，职工的福利计划则应归类于设定受益计划。
（二）计划资产的信息披露
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我国新准则在设定受益计划方面的规范仍然稍显薄弱，尤其是对计划资产的规范不够详细、具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准则未给出计划资产的定义，也未明确界定哪些资产属于企业计划资产的范畴;二是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信息披露要求主要集中于设定受益计划的性质、风险和计划义务计量的不确定性上，而未明确要求企业披露设定受益计划资产的相关信息。此时，如何在会计理论框架和准则的指引下，恰当地对设定受益计划资产进行披露以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也是企业在实务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是企业专门为了履行职工福利计划而交付给独立主体持有的资产。该主体的性质与企业年金基金类似，是独立于企业的一个报告主体，仅为职工福利提供资金而存在，其持有的资产在已足额支付职工福利或者剩余资产有能力足额支付职工福利前，不得返还给企业。考虑到计划资产的性质不同于企业直接持有的资产，企业可能并不直接管理资产，而且可能不具备获取此类资产全部信息的能力，因此，与企业直接持有的资产相比，针对计划资产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披露于报表信息使用者而言并不十分相关，因而，计划资产并不需要完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进行披露。
对于福利计划资产，报表使用者更为关注其计量的公允性。为使报表使用者对福利计划资产的公允性作出真实可靠的评价，企业应当在表外进行以下信息披露：首先，企业应将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按照这些资产的风险和流动性特征进行分解。例如，企业可以将其计划资产分为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权益工具、债务工具、房地产、衍生工具、投资基金等类别，并在每种类别中按照风险的大小和流动性的高低进行列报。其次，类似于《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中三个公允价值层级的要求，各类计划资产还应细分为有活跃市场报价的和无活跃市场报价的，以便向报表使用者提供以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计量不确定性程度的信息。最后，企业还应披露计划资产所持有的企业自身可转换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以及作为计划资产而被企业所占用的不动产或使用的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
（三）精算损益的确认
精算损益是由于精算假设和经验调整导致的设定受益义务现值的变动，是引入精算技术后的伴生产物。它作为一种新生产物，这种陌生性给企业的财务核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精算损益的确认方法经历了“递延确认法――区间法――立即确认法”的演变过程。了解iaSB对精算损益确认方法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精算损益核算的理解。
1993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退休福利成本》（即旧iaS19）要求企业将精算利得与损失在未来预计剩余工作年限内进行递延确认，是基于以下原因：采用递延确认法可以减少精算损益给报表带来的巨大波动性。设定受益计划的计量需要很高的精算精确度，源于精算损益的波动可能并不是对企业义务变动的真实反映，而仅仅反映了企业不可避免地无法对未来事项进行准确预测的状况。再者，精算假设是长期性的，企业要从福利计划开始生效到未来养老金领取者死亡为止的期间作出预测，如若因背离假设导致相关资产或负债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不应是某一会计期间的利得或损失，而是在未来趋势下对长期出现的职工薪酬费用的一种调整。
1996年，iaSC在《征求意见稿第54号》中考虑采用区间法和立即确认法。在区间法下，企业只需将超出设定受益义务现值10%的部分（即区间外的金额）在财务报表中立即确认，而企业累计未确认金额不超过该义务现值10%的部分（即区间内的金额），则无需确认精算利得或损失。区间法实质上是给出了一个精算假设调整的变化范围，为了减少波动性，只确认范围外的精算损益。立即确认法则要求企业在当期确认所有发生的精算损益。从理论上看，立即确认法更有吸引力。立即确认法符合配比原则，较之递延确认和区间法更具可理解性，而且由于所有精算损益均已在当期确认，对企业的披露要求较低。立即确认法主张如实反映事项的真实变动，应在报表中反映精算的这种“易变性”，而不能因为试图避免波动性就弱化其财务计量，对波动性的关注可以通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从实务上看，当时企业采用立即确认法并不完全可行，例如精算损益是否应当包含在企业业绩中，是否需要在收益表中进行确认，确认时应并入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等问题还未解决，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也还需进一步修订以提供这些项目在综合收益表中确认的概念基础。因此，1998年的iaS19修订稿决定采用区间法进行核算，同时保留企业立即确认法的选择权。随后，iaSB于2004年完善了允许全额确认的精算利得或损失在损益之外进行确认的修订，最终于2011年了新准则，新iaS19取消了区间法，要求企业统一使用立即确认法，提高报表的易读性与可比性。
目前，我国的第9号新准则保持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要求企业在当期进行全额的精算损益确认，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中进行披露;相应的第30号准则《财务报表列报》也完成了修订，完善了精算损益确认的理论环境。在按照准则进行实务处理时，企业还应当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寻求专业精算师的帮助。设定受益计划对精算准确度要求极高，并且精算假设调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主观性和职业判断，在企业经验不足或者尚不具备准则要求的精算能力时，与专业的精算师进行合作，既可以减轻企业自身核算的压力，也能够减少由于精算假设不准确导致的财务波动性。二是进行分类披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未实现”损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由于精算假设修改产生的损益和计划资产的回报。以上二者均属于设定受益计划成本的重新计量部分，但是二者性质差异很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能力判断的主要是前者。因此，企业应当在附注中将这两种类型的损益分类进行披露，以便于区分两种不同原因导致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剥离出精算假设变动给报表带来的波动性，也有助于投资者在对企业计划资产分析时去除精算假设变动带来的影响，准确评估企业的运营能力和投资决策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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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的定义篇5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6
否定之否定：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曾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三四百年的历史事实和当时的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它不能实行社会范围的经济计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和有必要实行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计划调节。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市场也不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列宁在领导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也曾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俄共将此观点付诸实践，采用工资实物化，农业产品直接交换，实现军事共产主义等办法，结果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剧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因此，从1921年春起，列宁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把恢复市场经济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把发展市场经济看成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主张消灭到主张保留市场经济，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但也遗留下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过渡时期可以保存市场经济，那末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呢？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策，认为“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但从总体上看，斯大林只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作是不得已而存在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局部现象，准本质现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认识对待商品生产的，在思想上有保留，在政策上搞限制。其间，在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提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是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属于商品生产；即使全部实行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某些地方也要保留商品交换。这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并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高度来看待商品经济。晚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和“”时期，把市场、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当作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予以批判，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简言之，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使人们逐步形成新的认识。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指导思想，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是必需的、有益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些论断是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关系所实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飞跃。
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正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步步深化，促进了我国城乡改革的步步深入。直至十四大，“市场经济”这个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徘徊了多年的幽灵，终于被理直气壮地写进党的纲领性文献中。
一以贯之：总设计师的理论贡献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7
关键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主要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央再根据国民的需求按需分配物资。这就关系到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定部门怎样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资，首要的前提就是把握好被分配物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的信息准确性。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就是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必须能够拥有制定计划所需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制定出严密而准确的计划。信息的准确性是物资公平合理分配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即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存在着不稳定性。“任何组织穷尽各种手段也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计划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政府计划制定部门也不例外。当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依据其所掌握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并强制微观主体执行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运行更大的波动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信息问题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问题。”[1]有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决策和处理的体系，这样信息就会更加准确。这个体系的建立表面上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体系的信息量越大，传输渠道越多，就越容易使信息失真，这是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偏好于自身利益，就会使信息不准确，物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频生。“为了减少信息失真，使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又得加大投入，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监控，这反过来又会大量增加信息成本。从经济学上讲，当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这种制度的优势（收益）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变得不经济，必然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1]当一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说明新的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建国之初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势必要被另一种体系所取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性，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党中央重视起来。1979—1981年年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关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其中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2]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主体地位，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从属补充作用。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原则上，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表明了侧重点又放在了计划经济上。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28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文明法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3]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等共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等多种法律为主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确立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启迪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启迪，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动力。第一，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命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才赢取了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的必要保障。第二，只有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源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36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在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引导行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所以，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就必须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遵从思想理论的指导，更要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观点，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第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过上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只有顺应民意、倾听民声，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护的结果，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和利益，才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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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的定义篇8
有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自”这3个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邓小平与江苏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一论断，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9
关键词：职工薪酬准则离职后福利会计处理
政部于2014年1月30日以财会[2014]8号文件正式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以下简称新9号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次职工薪酬准则的更新也是紧随国际会计准则的大趋势，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趋同的方向。
在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以下简称原9号准则）中，企业为职工离职后提存的福利费以养老保险的形式提出，未明确提出离职后福利的概念，在职工薪酬分类中也没有离职后福利这一类别，只是在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及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中体现；而在新9号准则中，明确提出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首次在准则中给定离职后福利的概念。
一、新旧准则下离职后福利核算内容的界定
在原9号准则中，把养老保险划分为两部分：根据国家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算，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企业年金计划向企业年金基金相关管理人（养老金运行机构）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补充养老保险费。
新9号准则中给出的概念界定如下：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按照此概念界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离职后福利核算内容主要指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根据新9号准则，离职后福利计划，是指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成的协议，或者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制定的规章或办法等。在实务处理中可以这样理解，前半部分是指企业给予职工的特殊利，即针对个别或少部分职工所给予的特殊利；后半部分则是企业针对所有职工给出的一般利条款。
所以从概念界定看新旧准则针对离职后福利的核算内容口径基本是一致的。
二、新旧准则下离职后福利会计计量方法界定
原9号准则中对养老保险的确认计量方法没有明确给出。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企业缴费的金额与职工离职后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并不直接联系，企业承担的业务仅限于按照规定标准提存的金额来看，属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所称的设定提存计划。从我国已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部分地区年金计划的条款规定来看，以年金形式建立的补偿养老保险制度属于企业的“缴费确定型”，所以从企业承担的义务角度看，也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新9号准则对离职后福利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包含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两种。设定提存计划，是指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笔者的理解为，在新9号准则的规定下，基本养老保险仍然采用设定提存计划，而补充养老保险可以选择采用设定提存计划或设定受益计划两种中的一种。
设定提存计划的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较为简单。企业仅承担按期向离职后福利托管机构缴费的义务，不承担职工退休后向职工支付离职后福利的义务，也不承担与离职后福利有关的任何风险，这些风险由离职后福利的托管机构或离职后福利参与者自行承担。因此，企业向离职后福利托管者缴存的资金不确认为企业的资产，而在发生时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成本，确认的离职后福利负债是企业当期及以前各期累计的应缴未缴企业离职后福利的缴存额。
三、解析设定受益计划计量方法下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
（一）离职后福利当期服务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离职后福利成本应包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及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或净负债的利息额。过去服务成本，是指设定受益计划修改所导致的与以前期间职工服务相关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包括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利息费用以及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而当期服务成本，指职工当期提供服务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额，企业当期应确认的离职后福利成本是职工未来受益的离职后福利的现值。设定受益计划下确认的当期服务成本，是由于职工当期提供服务而导致的养老金负债的增加额，这一成本不受基金缴存情况的影响，而将受统计变量（职工死亡率、离职率、职工寿命）、财务变量（折现率、年金基金回报率）、离职时的工资水平及管理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离职后福利当期服务成本的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职工退休后年离职福利。西方国家在采用设定受益计划模式进行会计处理上，离职后福利额确定有预计给付义务、累计给付义务、既得给付义务等多种计量方式，预计给付义务是指根据职工未来的工资水平确定的，它需要对未来的工资水平进行估计。
按照我国新9号准则的规定，年离职后福利需按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即预计给付义务法），以该职工离职时工资水平为基数，每年按既定比例计提并累积，即：职工离职后年福利额=职工离职时的年工资额×预计提取比例×预计服务期间。
这里，职工离职时的年工资额将受职工服务年限、未来工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2.计算年离职后福利在退休时的现值。在这里，年离职后福利属于年金，所以现值的计算套用年金现值公式计算。
pV=年离职后福利×pViFa（领取年限，贴现率）
对于贴现率的确定，准则规定，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
3.计算职工在职期间提取的当期服务成本（离职后福利准备金）。这个计算过程相当于知道了终值，运用复利计息法折算每期年金（每期计提的离职后福利准备金）。
a=pV÷pViFa（计提年限，供职期）
（二）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或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是指企业对现有职工离职后将支付的福利负债，即企业负有为现有的及以前的职工离职后提供已约定的福利义务；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是指企业在承担一项离职后福利负债时，可能产生的资产。
设定受益计划负债应分为累计负债和预计负债两部分。累计负债是指因雇员已提供劳务而产生的离职后福利现值；预计负债是指因雇员未来提供劳务而产生的离职后福利现值。
企业每期需要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或资产额，将依赖于企业离职后福利的管理方式，如果离职后福利基金缴存到社会养老机构管理，那么企业每期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负债为企业提存不足的部分，相反为确认为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如果企业自行管理离职后福利基金，则每期确认的负债额为当期应计提的全部准备金及企业提存不足的部分。形成的负债一般记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影响每期设定受益计划负债或资产确认额的主要因素有：（1）精算利得或损失，即由于精算假设和经验调整导致之前所计量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2）设定受益计划资产产生的收益额或设定受益计划负债产生的利息费用。（3）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期末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时，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额。
四、新会计准则下离职后福利会计处理存在的不足
（一）未设置专门的会计科目核算离职后福利负债
现行会计准则对离职后福利的确认过于简单，没有设置专门的会计科目对离职后福利进行核算，离职后福利费用没有进行专项反映，因离职后福利引起的负债仍然通过“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核算。离职后福利是在职工离职后将有权获取的经济利益，但职工离职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在一个营业周期内，也有可能长于一个营业周期，那么企业确认这项负债时必须考虑它的偿付期问题，而按新9号准则的规定，一律确认到“应付职工薪酬”这个流动负债账户中，笔者认为有些欠妥。
（二）补充养老保险的会计核算模式不统一
由于我国对离职后福利会计的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还处在不成熟阶段，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对补充养老保险的会计核算方法尚未统一。
新9号准则中只是提出：企业应当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而对于设定受益计划，没有给出明确的范围，只是笼统的定义为：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这样就为企业实际处理时流出了选择的余地。
而从目前的企业实际执行情况看，针对补充养老保险，企业主要参照基本养老保险的会计处理，即设定提存计划模式，这种模式，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将不合时宜。
（三）离职后福利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
由于核算时离职后福利是登记到“应付职工薪酬”账户下，所以表内报告时将与其他工资福利内容一并报告，不能单独反映。按照新9号准则的规定，表外披露侧重点放到其价值变动风险的披露上，并没有强调其作为负债本身给企业带来的偿付风险的问题。X
参考文献：
1.左晓磊.浅谈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养老金会计的发展[J].企业研究，2014，（1）.
2.朱丽婧.离职后福利会计处理与iaS19的比较及完善建议[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3，（4）.
3.李研.离职后福利会计处理问题研究――关于《职工薪酬（修订）（征求意见稿）》研究与评价[J].商业会计，2013，（14）.
生产计划的定义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列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创始人，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过计划和市场这些概念，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他们认为，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第348页。
[3]魏杰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