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1
由此可见，当时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即“一胎化”政策并非最佳选择，而是在中国人口过剩、计划生育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急刹车”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这项政策只考虑30年，也就是一代人是不科学的，至少应再考虑三代人，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一胎化”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端，结果可能导致30年后“一胎化”政策被否定。到头来，这种国策是难以持续的，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基本国策当以百年计
其实，早在1980年9月25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出台之前，笔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实行“双独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为“1.5胎化”的中国人口战略主张。3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笔者当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一项长期政策，特别是基本国策，必须考虑眼前利益和长远影响，权衡利弊，作出最佳战略选择。人口战略所涉及的计划生育应该作为百年大计来考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至少要以100年为单位，以25年为一代，考虑四代人应如何实施计划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两胎化”，把根本国策混同于临时对策。
“一胎化”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弊端。“一胎化”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剥夺”人们自主选择生育数量的权利为代价的，其带来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老龄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从现在起就要应该计划地实行中国计划生育的新战略“1.5胎化”。
有选择地“1.5胎化”
近期有报道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开展“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1年将首批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试行；然后，在京沪津等大城市实行；计划在“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执行“单独二胎”政策。这与笔者的人口架构理念比较接近。
我认为，中国最合理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战略应该是在未来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实行“有选择地1.5胎化”。即，从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以未来四代人为对象制订计划生育长远规划，具体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而他们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则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独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妇中男方是独生子女的，原则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如果只有女方是独生子女，则这对夫妇则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这非歧视女性，而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女婴。
第三，父母是独生子女的“二胎选择”并非硬性规定，而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便意味着这种把权利移交给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增大了人们接受的自愿性和自主性。城市和农村应统一政策，少数民族可以例外。这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素质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合一的国家特色。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2
【关键词】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胎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3
2022年三胎享受国家哪些福利
1、免费优生优育检查：有一些地方对于生三胎是可以免费进行身体检查的，建议可以去当地街道或者社区打听一下;
2、生育补贴：不同地区对于生育津贴的发放标准不同，不过只要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都可以向当地申请领取生育津贴;
3、多个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三孩女职工在原基础上再加半年奖励假，产假最长将近1年。且延长产假和育儿假;
4、免费的叶酸：一些地区对于生育三胎的女性，还会免费发放6个月的叶酸，总共就是180颗左右，备孕服用三个月，孕早期服用三个月。
2022三胎奖励政策最新规定
1.奖励优惠：奖励优惠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2.教育免费：争取教育免费，为生育三胎的家庭减轻教育方面费用的支出，应该大力发展0-3岁婴儿护理行业，并且幼儿园教育也理应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内；
3.生育补贴：完善生育补贴，包括产假、生育津贴、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有意生育三胎的家庭减轻生育负担；
4.购房补贴：梁建章建议提供购房补贴，尽量抑制房价，让年轻人也能买起房，他认为“把地税部分返回给多孩家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房地产改革的政策”；
5.帮扶保障：帮扶保证要树立健全方案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证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心工作机制，维护好方案生育家庭合法权益。
2022年三胎生育险可以报销吗
可以。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1)用人单位为该员工累计缴纳生育保险时间长达一年的;
(2)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就可以享受到应得的待遇;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4
摘要：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26-05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调。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9.92，已远远超过正常值范围。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0～2005年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数据显示，177个国家在104～107之间，6个国家为101～103，5个国家为108～109，超过110的国家仅有4个。可见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在世界上是非常严重的。从城乡来看，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高于城镇。2000年，中国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15，镇为119.90，乡村为121.67。从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第二胎为151.9，第三胎为159.4。
一、研究背景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解振明认为，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即男孩偏好的增强、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和综合治理乏力，管理不规范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原新等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归因为三个，第一个是基础性因素，即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生育文化；第二个是促进性因素，即现代社会少生孩子的愿望；第三个是技术性因素，即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穆光宗则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归结为“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结果。认为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有男孩偏好的人群无法在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内保证有至少一个男孩，再加上B超技术的普及，因此使得人们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干扰了人口出生的生物学规律从而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乔晓春把出生性别比作用因素分解为四个变量，其中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确定性变量。女婴漏报、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溺婴是中间变量。并且认为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本源，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孩子数量的限定使这种愿望得到了强化。本文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生育率偏高的广大农村地区，把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归结为是少生孩子的愿望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按照上述观点少生孩子的愿望应该更强烈，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也应该更严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城市出生性别比远远低于农村地区。同时，本文认为男孩偏好是一种传统观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不可能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男孩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两个主要因素。从最终影响因素来看，性别选择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男孩偏好作为一种观念导致生育过程中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即性别选择行为，从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但有男孩偏好的人并不一定做选择性人工流产，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成功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此，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才是最终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男孩偏好、人工流产技术和管理不规范通过作用于成功的性别选择行为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了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观念不会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即性别偏好引起的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互不影响，两个因素彼此独立。
关于这两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定量的研究，穆光宗和乔晓春曾进行定性分析，对于二者各自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大小仍难以确定。笔者认为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这两个因素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可能会夸大某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尤其是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比如有不少学者通过定性的分析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只要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就会大大缓解乃至解决，“导致性别比失调的直接诱因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和城市，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二孩的限制，同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生育二孩父母的合法权益，使生育二孩合法化。”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一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仅仅把目前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不能大大缓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首先必须控制性别选择这个变量。在同样的性别选择率下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才能真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分析与推理
(一)现行生育政策及其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我们首先简要说明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地区和城乡来执行的。城镇主要实行一孩生育政策，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多数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在19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二孩生育政策主要在5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实行。另外，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主要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绝大部分(88.8％)。从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出生陛别比来看，实行三孩以上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未出现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实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4.15，略微出现了偏高，实行同样的一孩政策的城镇出生性别比则达到了119.90，高于城市，而实行“一孩半”和二孩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更为严重，为121.67。
从分胎次出生性别比来看，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基本是正常的。而第二胎出生性别比则高达151.9，第三胎更是达到了159.4。也就是说第一胎基本没有性别选择行为的发生。性别选择往往是在第二胎和更高胎次时进行的。对于城市的出生性别比略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小部分夫妇违反了一孩政策，生育了二胎或二胎以上，并且在生育过程中有性别选择行为。也就是说，对于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城镇来说，遵守一孩生育政策的人群对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没有影响的。违反一孩生育政策的人有一部分在第二胎甚至更高胎次时进行性别选择才是引起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对于这部分违反生育政策的人来说，他们相当于遵守了“一孩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由此我们得出，遵守“一孩
半”和二孩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群体。因此，在性别选择率不变时，分析“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才是最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讲，当进行性别选择的人所占比例一定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那么差异究竟有多大?通过把“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能否引起出生性别比的大幅下降?笔者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推导出这两种不同的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比较在性别选择率相同的情况下“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异，同时论述在特定生育政策下性别选择行为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二)推理的前提
在推理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几点情况：
首先，笔者认为性别选择即男孩选择主要通过对孕育的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来实现。而溺杀女婴由于在实际中较少存在，对女婴减少产生的影响极小。此外，女婴漏报导致的只是统计上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而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因此要剔除溺杀女婴和女婴漏报这两个因素。
第二，对于遵守“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来说，我们假设他们的生育意愿是两个或超过两个孩子，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他们都会选择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由于计划生育对超生的处罚较严，他们都严格遵守国家的生育政策，即在一孩半的政策限制下，第一胎是男孩时不再生育，而第一胎是女孩时则再生育第二胎。而且由于惧怕超生带来的政策性惩罚，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两个。
第三，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在生育第一胎时不会进行性别选择，同时在有一个男孩的情况下也不会再进行性别选择。也就是说，育龄夫妇中有男孩偏好的人群一旦满足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就不再计较以后出生的孩子的性别。
第四，假设在性别选择中被流产的100％是女婴。
(三)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差异分析
根据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规律，在没有人为选择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05:1(注：笔者取的是世界出生性别比的平均值)，即男孩在正常情况下出生人数占总出生数的比例为0.512，女孩为0.488。我们可以得出，假如没有性别选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出生的男女数量之比符合自然生育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二者没有差别，大约都是105。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有性别选择存在并且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1 “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我们假设有10对处于生育年龄的夫妇，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为5.12，女孩数为4.88。第一胎生育男孩的妇女不再生育第二胎，而第一胎生育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生育政策的允许下生育第二胎。在第二胎生育过程中生育妇女怀孕男孩数为4.88×0.512，这些男孩全部被生育下来。怀孕女孩数为4.88×0.488。由于其中部分育龄夫妇有男孩偏好的思想，因此会有一部分人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堕掉女婴，而通过再生育获得男孩。我们假设第一胎为女孩并在第二胎怀孕女婴时通过流产女婴和再生育成功进行了男孩选择的妇女占这4.88×0.488个妇女的比例为a(我们称之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那么第二胎出生的孩子数中，因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为4.88×0.488a。这4.88×0.488个妇女中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儿数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al就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l=[5.12+4.88×0.512+4.88×0.488a/[4.88+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l=(7.62+2.38a)/(7.26-2.38a) (1)
2 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关系式
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如果以上假设条件不变，那么第一胎出生的男孩数和女孩数依然各是5.12和4.88。在生育第二胎的4.88个生育妇女中，第一胎所生是男孩的5.12个妇女在第二胎不进行性别选择，那么这些妇女所生育的男女数各为2.62和2.5。第一胎所生为女孩的4.88个妇女在第二胎中生育的男孩数为4.88×0.512，对所怀孕的女婴进行性别选择而出生的男孩数同样为4.88×0.488a，未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而自然出生的女婴数也同样为4.88×0.488(1－a)。这样，男女出生性别比Rs2同样可以表示为关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的表达式：
Rs2=[5.12+2.62+4.88×0.512+4.88×0.488a/[4.88+2.5+4.88×0.488(1-a)]
化简可得：
Rs2=(10.24+2.38a)/(9.76-2.38a) (2)
从上述两个关系式可以得出，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的值就越偏高。在“一孩半”生育政策下，根据计算公式Rs1=(7.62+2.38a)/(7.26-2.38a)可以得出，当a取最大值1时，即怀孕第二胎是女婴，同时进行100％的性别选择时，出生性别比Ral=205。在二孩政策下，当a取1时，据公式Rs2=(10.24+2.38a)/(9.76-2.38a)可以得到出生性别比Rs2=171。当a取0时，Rs1=Rs2=105。
对公式ns1=(7.62+2.38a)/(7.26-2.38a]和Rs2=(10.24+2.38a)/(9.76-2.38a)做差可得：
R1=Rs1-Rs2=(1218a+0.03)(7.26-238a)(9.76-238a) (3)我们称之为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
把该结果写成一个函数形式：
f(x)=(12.18x+0.03)/(7.26-2.38x)(9.76-2.38x) (4)对这个函数式进行求导可得：
f/(x)=(864.21-0.4x-69x)(7.26-238x)(9.76-2.38x)2 (5)
由于第二胎进行性别选择的妇女比例取值范围在0-1之间，因此，f(x)/的值始终大于0。所以在0-1区间上，R1=(12.18a+0.03)/(7.26-2.38a)(9.76-2.38a)的值始终大于0且是增函数，函数值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当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增大时，“一孩半”生育政策和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会增大。当a值为0时二者的绝对差值最小，也为0。我们也可以看出，Rs1和Rs2各自的值也是随着a值的增大而增大的。也就是说，a值越大，Rs1和Rs2的值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大，反
之，a值越小，Rs1和Rs2的值越小，二者的绝对差值也越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差值。如果我们用二者出生性别比的差值Rs1-Rs2除以Rs1-105，可以得出与原来出生性别比的值相比下降的相对值R，即二者的相对差值。R的计算公式如下：
R=(Rs1-Rs2)/(Rs1-105) (6)
3 相同条件下两种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差异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相同时，“一孩半”和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异。以五普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江西为例，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为138。通过一孩半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可以得出，a=42.35％。把该值代人到二孩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和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关系式中，可得出生性别比为128.5，二者的绝对差值为9.5。再把数值带入到相对差值计算公式中，结果得相对差值为28.8％，即相对于原来的值下降了28.8％。如果我们取“一孩半”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5，那么与上面的方法相同，我们可以计算出二孩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为112.3，二者的绝对差值为2.7，明显比性别比为138时二者的绝对差值缩小了很多。相对差值为27％，基本与138时相当。通过其他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不变时，二孩生育政策与“一孩半”生育政策相比，政策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确实有所下降。下降的相对值较稳定，相对差值大约为27％，下降的绝对值随出生性别比本身值的变小而变小。
4 不同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对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变动对两种生育政策的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影响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大小的因素有两个，即某地区出生性别比值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值的变动与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变动都是同向的，即这两个因素各自的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而某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大小是受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的影响的。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该地区出生性别比就越高。因此，两种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差值的大小实质上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即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a值的大小。a值越大，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差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比较小时，出生性别比也不太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的绝对差值也较小，将“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能使出生性别比的值显著下降。而当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较大时，调整生育政策才会使严重失调的出生陛别比有明显下降。
三、结论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5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摘要]中国在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人口的主要矛盾也已经从增长速度过快变成了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等。为很好地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分区域分步骤的放宽二胎政策便成了最为可行的方案，这样就充分考虑到政策调整的时间紧迫性，同时也避免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变化。
[
关键词]单独二胎；计划生育；人口红利；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变化，逐步形成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好的控制了我国人口发展的速度，但伴随而来的也是“一胎化”造成的老龄化，高龄化，用工荒，劳动力资源匮乏等等，这些问题都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过程
（1）1949年-1953年间，出生率保持在高水平，死亡率则降低了6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也上升了7个千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于此，人口控制成了工作重点。1957年我国正式出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的指出要节制生育，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此项生育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
（2）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客观上导致了节制生育政策的停顿。接下来的两年，国民经济困难，群众的生育也处于自发状态。1962-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人口急剧回升并迅速膨胀，此问题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出台，要求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专门指导和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此时，计划生育政策得到很好地贯彻，但广大农村并未全面实施该项政策，因此，我国迎来了第二个人口高峰期。
（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人口持续增长，十年间出生率从19.03‰上升到23.33‰，死亡率从6.91‰降到6.72‰，自然增长率12.12‰升到16.61‰，人口总数在十年中也增加了14326万人。文革结束之后，国民经济和其他方面步入正常轨道。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国和国宪法》，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中国十二大报告指出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199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提出坚定不移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将向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的方向转变。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开始实施.2006年12月《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长期以来的“一胎化”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按照自然规律，男女性别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处于103-107。198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值就持续高位，1982年出现了108.47的比值，开始超过107的国际警戒线，此后这个比值便持续走高，1994年达到115。到了2004年则高达121，虽然2012年稍有缓解，但也是117.7的高值。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15个省份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其中9个省份也高达120%以上。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平均值117.84，居于世界首位。我国已经成为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长期的男女比例失调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学者顾宝昌就提出“婚龄期两性比例失调容易引发婚外恋、同性恋、拐卖妇女、强迫婚姻、重婚、嫖娼、强奸、通奸、性侵犯等社会现象”。
（二）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社会如果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7%，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叫做”老龄化社会”。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总人口的10.45%，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已达到7.0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1.77亿多，占总人口的13.26%.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60岁以上人口到2030年将占总人口的25%左右，到了2050年这个数值将达到33%。我国社会老龄化和高龄化现象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就是养老问题，社会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老人终会逝去，这样就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失独风险增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达到126，743万人，出生率14.03%，自然增长率7.58%。人口专家易富贤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在《大国空巢》中推测到：目前我国约有2.18亿独生子女，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前离世，这样一来，在十几年内就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1所谓的失独者，指的是那些年龄多在50岁以上，失去独生子女，并很难生养第二胎的人。2012年的《中国新闻周刊》也提到：全国失独家庭已超过百万，并年每年增加7.6万个。这就意味着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在老年没有子女的关怀，这将是严重的社会隐患。
（四）“人口红利”或将消失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2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我国的出生率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低，社会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少儿的人数较少，青壮年比重较大，劳动力资源充足，就业率较高，这就出现了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求比例也相应变化。过去出现的人口红利开始慢慢萎缩。联合国预测：中国在2015年前后，整个劳动力供给达到顶点后将开始下降。中国人口学会理事马芒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有一定的过程，至少对于安徽，四川等这样的人口输出大省来说，2020年之前，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不是一个人口结构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这两年宏观经济发展放缓已经说明，廉价劳动力资源已经不能再源源不断的供给了。”他说，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1年就已经消失了。尽管专家在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我国劳动力人口剩余程度不断地降低确实事实，“民工荒”至少敲响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警钟。
3、单独二胎政策及出台背景
单独二胎，就是指夫妻双方有一人是独生子女，且第一胎不是多胞胎的，即可生育第二胎。独生子女就是那些没有同母同父，同母异父，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孩子。如果符合条件的夫妻第一胎是双胞胎或是多胞胎的话，那么他们也是不适合二胎政策。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准生条例中，允许生第二胎的条件有七个方面：
（1）第一台子女是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且医学上认为父母可再生育健康的第二胎的；
（2）夫妻或有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符合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病愈怀孕的；
（3）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4）夫妻双方均在全国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的；
（5）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港澳同胞的，其回国定居不满六年只有一个孩子的，或其生育的孩子不能在大陆内地定居的，可以再生第二胎；
（6）因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见义勇为等导致残疾并丧失基本劳动能力的人员，烈士的独生子女；
（7）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即夫妻双方或是一方是农村居民，且只生育过一个女孩的，可以生第二胎，若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可以生育第二胎3。
“单独二胎”政策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方学者也观点不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认为“动比不动好”，他认为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大大滞后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越拖就越被动，越拖问题就越难解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认为，若要普遍实行放开二胎，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风险也比较大。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尝试单独二胎政策，但必须基于稳定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之上，且需要慎重考虑。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马旭认为，就目前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我们应该稳妥的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各地分类指导，不能盲目笼统的实行“放开二胎”，更不能“一刀切”。
近年来，我国的出生率更是总体维持在12‰左右，远远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出生率一方面会使我国人口在未来出现下滑，另一方面，我国也会因为低生育率迎来劳动人口萎缩期。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控制了我国的社会人口总规模，但产生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随着长时间的计划生育，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呈现了“未富先老”的状态，青年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制约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4、“单独二胎”政策的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教授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指出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这表现为，人口结构转变初期，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小，意味着抚养的负担大，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年龄的转变，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比例加大，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就会出现人口红利。而当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持平时，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趋于中性。4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口红利。
因此，人口需求理论者认为，充足的劳动力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现阶段我国处于“用工荒”的状态，这就严重的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人口需求理论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
“单独二胎”是指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生育高峰，2013年计划生育成为热点话题，多位委员和党派提案都涉及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修改完善。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4年第一季度，有关省、市、区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符合政策夫妇可携带相关证件到街道乡镇计生办申请再生育。2013年1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截止2014年3月份，浙江、北京等7省市已正式实施，江苏、内蒙古等21个省市正在筹备中。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27万多对，已批准的有24万。单独两孩政策起步良好，进展顺利，符合预期。
然而，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并不能阻止我国人口长期保持低生育率的大趋势，有限的生育反弹之后，仍将长期存在超低生育率的风险，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短缺问题仍将长期困扰着我国。
6、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当前，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政策需要注意的是：
1、“人生而平等”是普世倡导的价值，我国《宪法》也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但是无论“双独二胎”还是“单独二胎”，与平等权都有抵触。在人口压力减少的情况下，把平等的生育权归还民众正当其时。
2、还应未雨绸缪，考虑“鼓励生育”的问题。如果城市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大于预期，则不仅要考虑“放开二胎”的问题，还要考虑“鼓励二胎”。以帮助由于现实压力或生活问题而不愿生二胎的人，促成人口结构转型。
3、“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坚持计划控制，优化适度放开并重的方针，全方位解决人口问题”，5要高度重视人口结构调整，综合考虑男女比例、人口素质、中区域衡等问题，确保人口结构的优化。
4、人口政策的调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各地要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灵活实行生育政策。国家层面宜从宏观上把握，不宜过细，给个地方留下调整空间。
5、“适当的人口数量，优良的人口素质以及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6“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能长期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胎开放将有助于我国在保证人口质量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更好更全面的走可持续的人口发展政策，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国空巢》，易富贤
[2]百度
[3]准生条例
[4]Davide.Bloom，JeffreyG..williamson:“Demographictransitionsandeconomicmiraclesinemergingasia”nBeRworkingpaperno.6268november，1997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6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不断下降到2014的1.55，并且在2012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1.5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1.5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GDp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都阳.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12）
[2]宴乐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2010（3）
[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15（4）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7
“两会”开幕前夜，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在《关于调整现行计生政策、促进优生优育、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建议》中提出，由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国家设立的平台转赠第二胎生育指标，高学历者、富裕人群、公务员等可从平台中申请第二胎生育指标。
李兴浩建议通过摇号方式，让申请指标者与转赠指标者建立一对一的帮扶，转赠平台必须确保双方的权利义务。他还设想了申请指标者义务：为转赠指标夫妇购买社保、医保、人身意外保险等国家现行规定的所有基本保险，同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按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至终老等等。
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大发义愤，总比在现实框架下寻求可行路径容易得多，且更容易赢得民众的掌声。很多时候，针对具体事件，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透过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所得出的观点会迥然不同，其结论亦很难说究竟孰对孰错。
当下两会备受热议的“二胎指标转赠”提案，其所引发的观点纷争可谓热烈。该提案的提出者和力推者为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其认为应该建立国家计划生育指标转赠平台，允许有二胎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通过平台进行生育指标转赠，而指标申请获得者则须为指标转赠者提供相关的社保、医保、保险及养老等保障。
此提案一经问世，即受到诸多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攻击。概括此类舆论焦点，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李兴浩作为富豪阶层，提出此类提案无非为富豪群体提供合法生育二胎的借口；二、二胎生育指标转赠，受“重男轻女”传统影响必将加剧男女比例的失衡趋势；三、二胎生育指标转赠，涉嫌通过变相“卖儿卖女”挑战人伦底线。
细加分析以上舆论焦点，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作为富豪群体，基于“人丁兴旺”、“财富传承”等传统观念，挟其自身财富所形成的抚养、教育条件的优越性，其生育二胎（及多胎）的欲望更为强烈。而如果此例一开，先前生育女孩的家庭，通过二胎指标转赠的申请获得，其选择性的生育目的，将会使男女比例更加失衡。再者，与申请二胎转赠指标的群体相比，转赠群体往往是因生存困顿而作出的“被动性”选择，这不仅有挑战人伦底线之嫌，更隐含着由贫富不均所呈现出的人权不均。
但是，基于道义层面的完美批判，并不能带来现实层面的“完美世界”，更不能由此寻觅出破解我国未来老龄化社会趋势的可行路径。
我国当下正向老龄化社会加速迈向，而这种趋势的严重性，我们既可以通过近年来日渐严重的民工荒隐性感知，更可以通过2010年9月全国老龄办正式公布的“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进行显性认知。老龄化社会的渐行渐进，既说明我国改革开放33年由人口红利部分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必将难以为继面临着日渐衰退的危险，又说明在我国当前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之下，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必将形成我国社会整体压力的持续加大。
对此如何进行破题？当然可以通过对延续已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从而相对加大生育率，达到部分弱化未来老龄人口占比过大的困境。可是，基于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简而化之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极可能会造成“人口数量相对增加，人口质量相对降低”的事与愿违结果―这是因为，当前的高房价、高通胀、高教育成本以及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相当部分发达地区青年不愿生育或延缓生育的根本原因，如此即使相对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亦难以根本改变这部分群体的生育观念。与此相反，如果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放宽，对于相对淡化教育且“养儿防老”传统观念严重的贫困地区，却极可能造成短期内新生人口的大幅增加。
显然，计划生育政策需要重新进行系统设计，而不能简单调整了事，否则极可能造成调整失当并由此滋生出更多的隐患。但是，任何政策进行系统层面的重新设计，均需要一定的试点、验证、修正和推广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保障体系甚至产业结构的全方面配套改革，由此才有可能结出最终的善果，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尚未改变且短期内重新进行系统设计很难快速有效推行之际，必须承认李兴浩所提出的“二胎指标转赠”提案具有一定的阶段合理性。这是因为，通过“二胎指标转赠”，既可以相对增加新生人口从而弱化未来老龄人口占比过大的困境，又可以通过申请指标群体较好的抚育条件从而相对确保新生人口的整体素质，还可以使得生存压力较大且不愿生育二胎的群体由此获得相对健全的生活保障。
当然，承认“二胎指标转赠”的阶段合理性，并非表明其全面实施不需要约束机制，否则极可能让当下舆论的忧虑成为现实。其约束机制首先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其次，转赠者如果连一胎都不愿生育，则不应给予其转赠二胎指标的权利，以避免社会阶层的过于分化；再次，申请二胎指标者如果一胎所生为女孩，基于申请二胎所可能引发的男女比例更加失衡，则需申请者除负责转赠者的生活保障之外，还需要额外增加付出作为全社会的保障基金；最后，所有的申请者和转赠者必须通过政府设立的转赠平台进行，申请者对转赠者的生活保障，必须经由转赠平台进行标准化、长效化的制度安排。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8
党的十召开以后，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备受关注，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提法平和大气，继往开来，考虑周详。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现一种论调：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首要任务。追根溯源，这个提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颁布过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此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它。
坦率说，2000年五普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3这个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续走低，2010年六普时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发的弊端、恶果日渐显现，概言之中国正在形成年轻人口减少、萎缩和亏损为核心的新人口危机！应当看到，总结国际经验，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危害认识不足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依然将“稳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让人费解的，恐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所推崇的“以人为本”原则严重相悖，也与科学人口观所追求的“人口和谐”格局背道而驰。
1980年9月25日：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基调的《公开信》，这一天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帷幕――从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计生迅速过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从此，中国人口政策就以“以数为本”、“以人口零负增长为战略目标”。当时追求的目标之所以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是为了实现上个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措施，但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战略代价巨大，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1979年起，中国的人口决策开始被“负人口观”所导航。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典型的“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无限增长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一度甚嚣尘上，使得政府对正常的人口转变增长充满了担忧，唯恐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梦碎人口无控增长上。必须看到，当时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口的正面影响和潜在优势均被严重忽视了。强制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方向的人口控制战略风险大、代价高。从家庭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计生政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风险性，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放大来看，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人口风险问题，而且诸多风险在不断积累、扩展和爆发，对于独生子女的人口风险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风险-代价理论认为，1980年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家庭失独风险、独子伤残风险、独子成材风险、双独婚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以及人权代价、健康代价、亲情代价、社会冲突代价和行政成本代价。例如，有很多妇女因为引流产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肃的酒泉调研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当地领导谈到为什么他们主张要放弃政策性生育间隔呢？是因为有多名妇女仅仅因为政策性生育间隔不到被强制引流产时不幸死亡，而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情况有别，生育间隔不一样，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平均也是有间隔的，不过“自然间隔”优于“强制间隔”，因为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持续的生育少子化和独子化不仅造成了年轻人口萎缩亏损、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态问题，而且产生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强制计生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误判。无视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无视人口生态失衡的巨大风险，无视强制一胎化的巨大代价，一概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总量问题，即规模太大、人口过剩。但具体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知道该定义哪些人口是“过剩人口”，是你、是我还是他？其实，每一类亚人口都存在潜在的红利，例如残疾人口、老年人口也会产生特殊的人口红利。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西方有人口转变理论，中国有人口问题转型。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转型，即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多子的人口问题转向少子的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负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时就提出我们要注意政策性人口问题，要尽量避免政策性人口问题的产生和扩散。过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现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问题。以前是增长过多，现在是结构性的，比如性别比失调，过度、过快的老龄化，包括我们很难预期的深度老龄化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独子少子老龄化等等的挑战，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严峻的。其次，集权决策。集权决策可以无视民意，集体决策谁负责？本来生育决策应该是人民自己负责的私权，却演变为公权力替代了私权利的悲剧。再次，基本国策。地位尊崇，难以撼动。将一个应急政策固化为国策，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惯性。最后，利益集团。饭碗问题，官位问题，利益问题。计生系统担心自身的出路问题，担心这么多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其实，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的体制选择远胜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
计划生育怎么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自主的计划生育，就是家庭计划，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会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计生，无论是倡导多生还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强制计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生育的间隔和生育的子女数。现行计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冲突的。
现在失独家庭和老人越来越多。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有209894700人，概数2.099亿，其中0-17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6336亿，18-30岁的独生子女人数4653万。根据王广州等通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3.91%的人活不到18岁，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这样的话，大概有638.8万独生子女活不到18岁，大概有1070.5万独生子女活不到30岁。18-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可能达到432万。也就是说，2005年失独老人人数可能达到864万之多！
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和叠加，独生子女夭亡的人数和失独老人将是增加的趋势。风险有两类，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风险、身心的脆弱性风险，外源性风险则是的破坏性风险（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坏性风险爆发并与内源性风险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演变为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无后痛苦家庭。随着时间的推演，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个体自身风险、政策内源风险和环境外源风险都会进一步放大。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在逐年增多，卫生部数据称每年新增7.6万名夭亡的独生子女。
失独群体是新的弱势群体，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势”。他们心里有很多不平，对计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实选择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制选择的结果，政府是有责任的。在数量上，计生也是有弹性的，无论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为计生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有弹性空间的计生政策。
虽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学术界就有不同的呼声，比如梁中堂先生从一胎化不符合农村实际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来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要反思计生政策，计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断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学界，都是有不同声音的。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的决策，依据是不充分的，是脱离国情民意的。计生政策毕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影响非常广大、深远，所以各界很关心这个事情。
人数是人口的一个外衣和表象，实际上内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决定口，所以以人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口观，把“人”看得大一点，把“口”看得小一点，这样才符合科学人口观。
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出现了人口分母说、人均指标说，可称之为人口数量的压力。比如现在讲循环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生态文明，都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强度。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视角下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说人口生态的匹配关系，是被负担人口与负担人口的关系，比如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关系，可婚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关系，可称之为人口结构的压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过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因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使得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隐性失业人口存在，难以转化为必要劳动力。后来我们进入政策性低生育时期，认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种情况下，一胎化是政治体制的产物，民意、民权的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学依据、文化基础、群众基础，也违背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
鼓励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底线
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有战略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生育要适度，政策的倡导不要低于两个孩子。
“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们还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日本在tFR达到1.57的时候，就惊呼“1.57冲击”，中国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评判的，中国需要确立适度的生育水平。我们需要区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实际（条件）生育率，这三个率有重要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人口变动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只看到它当下的表现。“人口显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潜问题”则是海下冰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问题有一个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现象。等我们发现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问题积重难返，为时已晚。
必须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强于生育政策。实在说，中国少子化危机日趋深刻，即使放开人口政策，我们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为现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说生两个三个，甚至一个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动力包括计生政策强制力、计生文化的诱导力和经济发展的自发力。
如果说发展是最强的避孕药，那么政策就是最强的堕胎药。由于长期鼓励、提倡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数据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04个；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小城镇，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着车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两个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夫妇理想子女数不到1.2。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乡育龄妇女接受调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妇女。在这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符合江苏省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妇女中，超过70%的选择放弃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会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尽管社会普遍关注二胎政策，可现实情况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请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显。2011年上海共有1万多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生育手续，其中仅不到一半的夫妇最后生育二胎。据2012年6月上海抽样调查显示：本市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双独家庭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的并不多，有的来自经济的压力，也有的来自工作的压力。
上海本市户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能还更低，所以实际生育的话，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标准，也会放弃生育二胎的指标，80后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来。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推进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社会和谐受到威胁；在外，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最后，本文有三个结论：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战略底线，允许并鼓励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们认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实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无碍大局，对提升适度总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杠杆、文化的杠杆去鼓励、奖励二胎生育。很多家庭还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比如有一个数据证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认为一个孩子不保险，但是落实到行动上也只生一个孩子，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从宏观来讲，要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不要过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生育率过低和年轻人口储备不足是人口的“显问题”，也是人口的“潜问题”。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形势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小步快进、不要坐收最后的战略机遇！现在的情势是，实际生育率调整到平均两个孩子难度极大！
第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总量过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问题，存量问题需要的是开发人力、提供素质、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权，但不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和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增量对人口存量的压力不是线性的。
第三，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必须考虑适度生育、平衡结构、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四个发展，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四是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合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概念，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导向和前进方向。树立强大的正人口观才能帮助我们挖掘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正能量”，这就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谐，社会稳定；人口优化，中华复兴。
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9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拉开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序幕。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目前大体状况是鼓励晚婚晚育，城市和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制，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半制，父母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和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可以生育第二胎。
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计划生育在带来在缓解我国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继续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人口的增长具有周期长，不可逆的特性，会导致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按照联合国的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会逐年下降。从1982年以来，少儿人口(0~14岁)绝对数持续下降，由34156万人减少至2005年的26543万人，减少了7623万人，下降幅度为22．3％，意味着从1997-2020年期间，15~30岁人口减少了7613万。刘家强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在2030年左右消失，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如果60岁(含60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含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数的7％，即可以把它界定为老龄化社会。从这个定义看，我国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并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地加剧。据中国计生委的数据看，200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8821万，占总人口的7％，2005年突破l亿，达到10055万，占总人口的7．7％，2008年老龄化人口达10956万，占总人口的8．3％。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将会是我国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到本世纪40年代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3．2亿人，占总人口的22％。
2.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抚养比变大，社会负担加重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人口越来越多，这么多的老年人没有劳动能力只有靠现在的劳动力创造的财富来维持开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将会加重我国的养老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我国积累与消费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的老年人的抚养比从1982年的7．983739837％上升到2008年的11．33223004％，而与此同时中国0~14岁的人口由1982年的34146万下降到2008年的25166万，少年儿童的抚养比也从54．6％下降到26．o％。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但少年儿童不断减少，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日趋不合理，不但会加大社会的养老负担，还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的局面，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影响到20年以后的我国的人口结构。
三、政策建议
1.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人口问题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调问题，可以说都是由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实际上，现在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即对农村要求较宽，对城市要求较严!这一政策客观上助长了人口逆淘汰!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胎!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能够减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不良趋势!
2.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
我国虽有禁止胎儿鉴别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切实管理好胎儿鉴别技术的使用、打击并严惩那些违法行为发生，是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关键!
3.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人口素质
在我国人口发展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后期在同时不放松人口数量控制的基础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应该向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转移，实现人口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最终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尤其是在农村要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普及女孩的义务教育，这将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有利于减少人口生育率。
4.计划生育要法制化、规范化
我国虽然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本身也已经法制化，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执行不力和不平衡问题。这使得计划生育工作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没有规范标准，造成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也增加了人们的抵触情绪，从而为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阻碍。因此，只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法制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也需要进行法制化、规范化，让计划生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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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篇10
[关键词]计划生育；“单独二孩”；生育观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3-09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同时也顺应了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作者从计划生育“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社会效果角度分析，浅谈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必要性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并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国家实行这一政策对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完全正确、符合国情实际的。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中国人口控制已基本上超过了预期。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不仅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更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顺应人民呼声的具体体现。
（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明显变化，“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逐步淡化。根据《决定》的要求，要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国家意志和群众意愿的统一，缩小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必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结构，显著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中有降，目前为1.5-1.6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特别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峰值，2012年下降为9.37亿人，按此趋势，2030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可保持8亿人以上，但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同时，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而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如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要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些决策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失独”困境。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失独风险。根据全国性卫生年鉴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专家估计，全国目前有2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预计可能产生1000万个失独家庭。失独的自我拯救是悲苦悲壮的。几乎没有失独父母能够真正走出失独的痛苦。“拯救失独”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千方百计预防失独事件的发生，二是治疗失独之后的诸多后遗症。事实胜于雄辩，世间有些做法颇似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装”，不管理由多么堂皇，实质上并没有解决预设的问题。预防失独是人口安全的第一前提，是生育政策的第一考量。《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的风险系数。
二、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可行性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环境，为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条件，适当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是让生育机会更均等。我国总体上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在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显著不平衡。在生育水平方面，一方面城市人口表现出超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大大高于城市；一方面东部地区包括农村在内的许多地方人口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仍然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与现实成本不断增长，明显地抑制城市家庭对多生的需求，使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成本仍然较低，人们寻求多生和偏好男孩的欲望还比较强烈，促使人们低生育的环境力量尚未完全形成。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这些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短时内难以根本改变的状况，是生育政策调整必须考虑到的基本现实，也是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现实起始点。
二是放开“单独二胎”不会带来人口暴涨。调整生育政策是否会造成“生育反弹”？多家机构测算，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相反，只有尽快调整，才能避免中国过早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内地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根据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中国即便放开生育控制，也不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根据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小组预测，假设第一步在2014年至2015年间在全国推行“单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只要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第二步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二胎化政策，即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在这种“改革情景”下，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可以从目前的1.45在五年内逐步上升到1.66。未来十年内中国仅仅增加900万至1500万婴儿。由此可见，仅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带来“婴儿潮”。
三是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养儿防老”的心态，在30多年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保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今非昔比。即便放宽二胎政策，会有多少人选择生育二胎呢？即便想生二胎，大多也很纠结。《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网上热议。有调查显示五成网友愿生二胎，三成感叹生不起！生还是不生，也成了年轻父母纠结的问题。这一状态代表了相当部分可享受二胎政策家庭的顾虑。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上有四位老人，加上家庭生活开销，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房贷、车贷，如果是儿子，还要勒紧裤腰带积蓄巨额婚房款，压力已经很重，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将不堪负重，造成这些家庭想生二胎，最终望而却步。
四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实施“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为2030年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对GDp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的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因此，从短期来看，可以明显提高婴儿和儿童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
综上所述，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件大事，虽然可能因为这个政策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有限，但是要看到，这个政策的变化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在人口发展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出了政策调整。所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是必要的，还应看到人口政策事关大局，应该是逐步完善，积极稳妥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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