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政策篇1
高等教育机构是实施联邦和州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体，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最终执行者。高校不仅要全力贯彻联邦、州政府出台的政策，而且还要应对校园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并且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联邦和州政府的教育政策确实使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种族繁杂的高校校园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准备不足，许多人虽然借助优惠政策暂时进入到大学中，最终也会因学习成绩不达标半途辍学。学生的种族来源日益增多，但是教育仍被主流文化占据，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得不到认可和理解，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产生沟通障碍。这样，久而久之，种族歧视不但没有得到减缓，反而变得更加激化。为了遏制这些问题，美国高校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补习教育（Remedialeducation）政策
早在17世纪，哈佛学院委派老师帮助学习准备不足的学生学习拉丁语，从此美国大学补习教育便开始萌生。后来，社区学院的迅速发展给补习教育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退伍军人重新适应法》，再加上战争后移民数量的增多，大量退役军人和少数民族学生涌入高等院校。这样，虽然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但是随之也产生了问题：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基础参差不齐，语言障碍令很多学生在听、读、写、算等最基本的技能上落后于其他同龄人，致使很多学生半途辍学，高辍学率一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比较严重的问题。1975年~2005年之间，美国大学生辍学率一直在11%左右，其中少数民族的辍学率居高不下，排在首位的西班牙裔学生辍学率在22.4%~35.2%之间徘徊。美国高校把补习教育作为降低少数民族学生辍学率，帮助他们保留在学校的重要手段。通常，在新生进入大学后，各高校对他们进行一次定位考察，鉴定他们已有的知识水平，而被认定为学习知识和技能欠缺的学生，将会接受一定水平的补习教育。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表明，1989年，全美高等院校中有74%开设至少一门有关读、写、算方面的补习课程；1995年，比例增加到78%，注册补习课程学习的学生比例已达30%左右；2000年，开设补习教育课程的大学比例是76%。补习课程包括提高阅读能力的阅读课程和写作基础课，这些都被称作学生发展性课程。还有的学校起步更早一些，为高中生提供大学预备性课程。通过补习课程，少数民族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与算数和科学相关的科目仍然是他们的难题。目前，高校还在努力加强数学相关的补习教育。
（二）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政策
特殊的历史使美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了“民族熔炉”的色彩，多元文化是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荣的特色，但是若想把不同的文化、语言、、风土人情不偏不倚地融合起来，确是不易之举。因受到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改善少数民族族裔教育和就业状况的一系列措施，就充分体现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特征；也是从1964年的《民权法案》开始，美国开始开展多元文化教育。至今，多元文化教育是美国教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大学教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引起了很多争议，综合多个学者的观点，大学中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包括：促使学生形成客观、公正的历史观；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让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学生适应学校的教学方式；向学生传播多元文化理念；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尊；提高学生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程度。目前，美国大学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第一种是开设外国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学习一门异域文化课程，对外国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艺术等有更多的了解。哈佛大学2011年开设的43门外国文化课中，包含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各民族文化体系的宗教理论观、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各种思潮、文学艺术成就，等等（具体课程名称见表2）；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耶鲁大学要求学生参与文化研究领域相关课程；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世界文化课程。另外一种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式是派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了解异域文化和习俗，参与他国的校园活动。这种实地考察的亲身经历不仅能让学生彻底理解外国的文化，而且还加强了学生的国际交流。霍普金斯大学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为学生提供了许多国外学习的机会。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体现在正式课程中，还渗透到了校园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一些学校在图书馆、教室和餐厅等学生活动场所的装饰中，融入了多元文化因素，让学生享受到舒适的精神生活和学习环境；还有的学校重视不同种族学生的本土习俗，在相应的节日（如中国的春节）举行隆重的庆祝，让学生感受到大家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与接纳。
（三）促进教师多样化政策（DiversityFaculty）
师资一向是美国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对象之一。为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联邦政府颁布法令对师范生实行多元文化教育；州政府则采取经济鼓励和专业扶持的方式来吸引少数民族教师。美国高校也意识到：要想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质量，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打造一个高度多元化的教师队伍。为此，各大高校纷纷采取措施，招募和保留更多的少数民族教师。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实施非歧视性政策、机会均等政策和少数民族教师的认真探索政策。学校的非歧视性政策适用于麻省理工的所有成员。在麻省理工的公告和其他出版物描述学校项目中，都涉及到了非歧视性政策。麻省理工作出承诺，在教育和雇佣中，一定遵循机会均等原则，在教育政策、入学政策、雇佣政策、奖学金和贷款项目，以及其他的学院管理项目和活动中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残疾、年龄、血统或种族来源而歧视任何个体，但是在入学和财政援助上可能更倾向于美国公民或者居民。机会均等政策即麻省理工通过平权运动项目设法保证教育和雇佣中机会均等，增加少数民族数量，改变他们不具代表性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状况。不管是哪种工作，学校的目标是使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为他们提供专业发展的新机会，鼓励并满足他们不断发展的兴趣和渴望。同样的，在所有的教育项目中，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学生中少数民族的数量，使之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反射出他们的存在和兴趣，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利用学校为他们准备的资源寻求职业。为了在雇佣政策中执行平权法案的承诺，麻省理工到相关人才市场去仔细搜寻合格的少数民族人员。在开始搜寻之前，部门领导会向上级提交对教师任职资格的要求和搜寻计划。搜寻计划中必须表明搜寻少数民族的详细步骤，这些步骤不能只是发帖子和广告宣传，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比如与那些能帮助定位候选人的个人或群体保持电话或者书面沟通；到有可能接触到少数民族候选人的地方视察；与搞人力搜集的少数民族专业人员保持联系，等等。在搜寻工作结束后，部门领导要向上级报告搜寻的结果。在报告中，需要告知领导是怎样实施搜寻计划的：过程中共有多少应聘者，其中少数民族有多少，以及他们的排名；当选人被选中的主要理由是什么，还要提交被选中者的简历；把入围却没有被选中的少数民族人员按照名字和简历排出来，说明他们被淘汰的原因，这些原因中不得涉及种族和性别。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对教师多元化也有了新的承诺。2001年5月31日，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Hennessy）和教务总监约翰•埃切门迪（Johnetchemendy）在教师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教师多元化；2007年4月19日又作出重申和更新。很多年来，斯坦福大学一直承诺要加强学校教师多元化。这个承诺是最基本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斯坦福大学相信，更加多元化的教师队伍会提高教学和研究的广度、深度与质量，因为在多元化教师队伍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视角和学术兴趣；一个多元化的教师队伍还可以为日渐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提供各种示范和指导，这样会帮助学校更成功地吸引、保留少数民族学生，并让他们顺利毕业。2001年，为执行教师多元化的承诺，不分性别、种族地给所有教师提供均等的入学机会，斯坦福作出一系列规定；6年以后，又对这些规定作出以下重申和扩充。
1.教师搜索队伍有义务进一步努力寻找出合格的少数民族候选人，并且对他们作出评估。搜索委员会有义务在定位和考虑少数民族候选人中作出决定，并寻找出有潜力的候选人。搜寻部门的主席和主任必须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2.我们将会用鼓励基金和增加教师工作数量的方式，吸引少数民族教师到那些他们仍不具代表性的领域内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双重的：第一，由于目前教师多元化只是扩大中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力求把它变成一个正式的程序。第二，我们希望加快这个过程的速度，由于专业范畴不符等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候选人在搜索过程中没有被委员会选中，但是在这些领域内，少数民族教师仍是不具代表性的，我们要鼓励部门和学校把握尺度，再给这些人一次就业的机会。
3.我们会继续监控和报告教师队伍中少数民族的数量、终身教授的数量和晋升率，每年在教师代表会上公布。我们希望，分享这些数据能够把教师多元化的问题继续保持在教务长、系主任、教师搜索委员会和教师团体的日程上。
4.我们会帮助和指导所有的年轻教师，会继续以候选人在研究和教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为基础，评估其是否授予教师终身教授或者职位晋升。而且，我们会对限制少数民族前进的种种障碍时刻保持警惕，为减少这些障碍下苦功夫。
5.使用客观的方法对教师尤其是少数民族教师的薪资作出评价，一旦发现存在不公平立即纠正。
6.对为教师实验项目获得的学校资源（包括实验基金和空间）进行监督，确保学校资源按照合理的因素分配，不能存在种族歧视。
7.我们要为少数民族教师提供更多部门、学院和学校管理方面的领导位置。另外，在委任少数民族教师做领导的过程中，比如部门主席、副主任或正主任等，我们会把教师在改进和加强学校教师多元化和机会平等上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为考虑因素。
8.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要吸引和保留最好的教师队伍，要求我们的大学支持教师多元化，不仅在组成上多元，在学术上也要多元。所以斯坦福大学为每一个教师寻找并改进学术环境，给他们提供一个智能的、尊重他们贡献和成果的大学氛围。这种环境能够形成最高质量的学术和教学，而且还照顾到了每个教师成员的意愿。
9.应当意识到研究生是下一代教师的主要力量，斯坦福大学要加倍努力地吸引和帮助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的短缺和教育管理中的问题，影响了高等教育机构教师多元化的美好愿望，斯坦福大学必须成为领军前驱，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扩大服务和新的拨款机制更加努力地促进研究生的多元化，在学生进入学校后为他们提供帮助，鼓励少数民族学生追求学术事业。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长久以来的一个承诺，就是加强大学社区所有部分的多元化———教师、职工和学生。它一直在努力达到的目标是：提高少数民族入学率、少数民族教师和职工的入学和保留率；为少数民族学生、教师和职工提供支援，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形成一个成功的、多元化的学术和社会环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杜克大学近些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3年，杜克大学实施“黑人教师战略”项目，计划在十年之内使黑人教师数量增加一倍，通过努力这个目标实现了；作为“黑人教师战略”的后续，在2003年实施了“教师多元化”项目，2006年实施了“教师指导”项目。这些项目在生活、实验、教学上，为少数民族教师提供信息、建议、支援、鼓励等指导性帮助。这三所大学都是美国大学排名榜中位居前十名的知名大学，它们在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工作中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同时也收到了可人的成效，为大学的发展历史又添上了辉煌的一笔。
二、结语
美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发展经验有不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在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这个问题上，单从高校这一层面来说，我国应该受到美国的启示，努力做到多方合作，促进教师多元化。美国联邦、州政府和各大高校纷纷采取行动，积极搜寻、招募少数民族教师，共同促进高等教育的教师多元化进程。联邦政府从师范生的教育入手，增强对师范生的多元文化教育，着力于起点培养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州政府通过经济刺激和职前辅导等措施，从教师的入口上努力吸引少数民族教师加入到高等教育事业中；各大高校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走入少数民族人才市场搜寻资源。在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师多元化工作中，我国地方政府和氏各高校不能只满足于执行国家政策，等待着教师被招募，而是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主动出击，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教师的搜寻计划，不错过一个有可能为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多方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同时，要开设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加强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美国建国历史的特殊性，大量的移民带来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美国多年的经验昭告世界：要想使各个民族、种族达成真正的融合，向所有人灌输主流文化的强制性“熔炉”政策不仅是行不通的，还会适得其反，不断激化种族矛盾。只有尊重每个民族的存在，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大家庭，才是国家保持和谐统一的长久之计。我国虽非移民之国，然而55个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的奋斗历史和辉煌文化。
民族教育政策篇2
关键字：民族教育政策；优惠政策；不足；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文献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93年至2012年，以文献“关键词”为检索项，以“民族政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为检索词，采取“精确匹配”方式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00篇。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解；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内容；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展望等几个方面。
一、民族教育政策的类型
王鉴指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民族教育政策，一个是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政策方面的民族教育政策。[1]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类型上来看，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教育政策有两大类型：第一类为优惠性政策，第二类为特殊性政策。[2]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政策就是国家为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根据其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二、关于优惠政策的研究
有专家从经费投入上对此政策做了分析，也有学者从办学形式上做了探讨，基于此，下面笔者将从“经费投入”、“招生政策”、“办学形式”、“双语教育”等方面对此问题做一综述。
（一）经费投入方面
汤夺先在经费投入方面做了论述他指出，国家通过从财政中拨出专款、多方筹措资金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并在资金分配上向民族教育倾斜。[3]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对民族教育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支持。
（二）招生政策
诸多学者还从不同侧面对高考优惠政策做了分析。郎维伟从民族优惠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指出基于民族平等和差别而平等的理论依据，对少数民族高考录取采取了一定的照顾政策。[4]菅志翔认为，在不同民族之间，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认为优惠体现了民族平等，而不能享受同等政策的群体则感到不平等，这种优惠政策的存在普遍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区隔。[5]王铁志从高校招生考试的优惠政策与民族平等为出发点指出，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招生优惠政策，是因为部分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分数较低。进而从学业成就归因方面分析了影响学业成绩较低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理解为什么在招生中要制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一把钥匙。[6]王升云用文献法梳理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及其发展历程，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社会学个案研究与抽样问卷的方法，指出引起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争议的原因。[7]
（三）办学形式方面
张善鑫以历次重要会议为依据，对集体办学和个人办学，牧区模式和杂散居模式，班以及新疆班做了阐述。[8]严庆和宋遂周以内地班、内地新疆班为例对民族教育异地办学模式中的学生跨文化学习困难及其应对办法，指出内地班、新疆班的开设和发展是跨文化教育的典型模式，其性质属于跨文化教育的性质。[9]
总之，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基本适应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的一种特殊政策，应该努力坚持下去，以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民族教育政策的改善
尽管民族教育政策在推动我国民族教育发展、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培养民族地区所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还存在着一些教育经费不足，高考加分政策有缺陷等问题需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经费投入
金东海，王爱兰认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低，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狭窄，生均教育事业费低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由此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危房不能彻底根除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少数民族家庭学生辍学、学校流失率偏高的原因；而且教育经费困难直接影响了民族教育照顾政策的落实，进而造成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不足。[10]张学敏，贺能坤指出，少数民族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体现出了一系列特殊问题：教育经费缺口巨大；民族教育专款种类多与数量小的矛盾突出；“三免”政策背离民族教育实际情；民族文化差异引起的教育成本过高等。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我国少数民族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应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的体制和“按生拨款制度”等相关措施。[11]孔德周认为，中国优惠政策欠账太多太长，造成整体发展失衡；长期对特定区域使用优惠政策，弊多利少。[12]
（二）招生政策
汤夺先认为，降分政策的实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考生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却不能完全保证所招少数民族学生的质量。同时，我国现行的降分招生政策，是基于过去按原始分计算成绩的方式而制定的，显然有些滞后于形势的变化。要适应形势的变化，降分招生的优惠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既要体现统一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给地方上一定的变通权。[3]滕星教授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解释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民族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公正问题；二是高等教育中的“预科”问题；三是贫困地区大学生无力承担大学教育费用的问题。[13]
四、展望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台并实施了大量倾斜性的优惠政策，对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发挥了“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在新中国60年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针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台了大量的倾斜性优惠政策，积累了难得的发展经验。但同时民族教育今后的发展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少数民族政策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王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J].民族研究，2003（6）：12.
［2］王鉴.略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2009，（3）：19.
［3］汤夺先.论我国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J].民族教育研究，2002（1）：13-42.
［4］郎维伟.高考招生录取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平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65-67.
［5］菅志翔.民族优惠政策与民族意识――以保安族为例[J].民族工作研究，2004（2）：23.
［6］王铁志.高校招生考试的优惠政策与民族平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3.
［7］王升云.坚持和完善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12（1）：24.
［8］张善鑫.民族教育发展:优惠政策、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回顾[J].民族教育研究，2009（5）：20-5.
民族教育政策篇3
台湾少数民族是指在汉族移居台湾之前到达台湾定居的族群，曾被称为“山地同胞”、“高山族”等。这些台湾岛上早期住民的“一部分是由大陆东南沿海直接渡过海峡，进入台湾的；另一部分是从菲律宾群岛及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及中南半岛迁来的，因此与南岛语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少数民族有13个，包括泰雅族、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赛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和撒奇莱雅族。目前台湾的少数民族有45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左右，主要居住在台北县乌来乡等30多个山地乡及屏东县满洲乡等25个平地少数民族乡镇中。由于历史、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与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台湾属于弱势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过程中，台湾当局将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推行不同的教育政策。
一、台湾光复后不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自从当局败退台湾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同化融合时期
此阶段大致是从台湾光复到宣布“解严”（1945年-1987年）。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有关措施，促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以达到同化少数民族的目标。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对于当局来说，当时最大的任务就是将台湾民众从日本“皇民化”教育毒害中解脱出来，并加强对普通民众思想的控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制定也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946年7月3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下达了山地乡公所中心学校一律改称“某某乡国民学校”。同时规定“各县山地学校设置分班，得比照平地之规定办理”。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教育，当局无视少数民族教育和一般教育的差异，将少数民族教育和普通教育等而视之，在少数民族中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以此作为同化政策的核心。少数民族教育同化政策的结果是少数民族达到了汉族的先进方式，但也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教育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受汉族价值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影响，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产生极大冲击。”随着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认同，其原有的文化与传统开始逐渐被淡化甚至消失。
为了更好的执行“同化”的教育政策，台湾当局从师资补足、学校建设等方面推动少数民族教育发展，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1946年，“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下达命令，调平地优秀教员前往山地学校充任老师，“查各县三十五年度上期山地学校教员名额，业经增加平均每乡学校设教员四人，每村学校设教员二人，各校所需教员，应由县调派平地优秀教员，前往充任，以宏教育，并比照边疆学生优待。”同时规定“现任校长教员辞职，应经县政府转呈民政部门核准，未经核准者，不准擅行离职”，以保证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数量。在学校建设方面，为保证少数民族学校的数量，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山地学校，每村应设一所……有一部分尚未设立者，下期起应一律设立”。为推行汉语，特别要求“各山地学校普遍装置无线电收音机，设备费用，每校准予补助新台币一千元。”针对山地中小学校创建伊始，校舍残缺不齐、设备简陋、亟待修建扩充的情况，台湾当局规定：“在扩充教育经费过程中，应酌量分配各县山地学校修缮及设备等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一方面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同化”政策的指导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逐步融入现代社会中去。
（二）多元发展，保护传统文化时期（1988年至今）
1987年，台湾社会“解严”，逐步向民主政治发展，促使台湾社会快速转型，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也发生重大的转折，由之前的同化融合转向多元化、维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成立专门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机构。1988年，台湾“教育部”成立“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及少数民族代表参与讨论与制定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1996年，“教育部”明确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目标，包括建立少数民族教育体制、开展少数民族教育特色、提升少数民族教育品质、迈向多元文化新纪元等。同年12月，台湾“行政院”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其中“教育文化处”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教育及文化事务。1990年，台湾“教育部”成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以提升大众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及文物研究的认识。”
2、颁布法律，维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1991年，台湾有关法规规定：“对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社会福利及经济事业，应予扶助并促其发展”。这项增修条文体现了台湾当局对少数民族事务发展的重视，也为台湾日后推动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1998年台湾颁布“少数民族教育法”，明确规定：“少数族群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主体，应本着多元、平等、尊重的精神，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应以维护民族尊严、延续民族命脉、增进民族福祉、促进族群共荣为目的”，其最大特点就是将多元、平等、尊重作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指导精神，这为发展多元化民族教育、确保少数民族教育机会均等、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法律保障。
3、制定计划，推动少数民族教育向多元化发展。1993年7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发展与改进少数民族教育五年计划”。据此1994年6月，台“教育部技职司”制定“发展与改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五年计划”，以扩大少数民族学生参与职业教育的领域，提升其职业教育学习成就。1998年，台湾发展推动“发展与改进少数民族教育五年计划”，以“维护并创新传统文化、积极参与现代社会”为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改进少数民族教育师资培育等。“行政院少数民族委员会”于2006年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振兴6年计划”，着重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其主要内容包括：健全少数民族语言法规、成立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组织、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展等。
4、出台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措施。在少数民族学生升学方面，规定“少数民族就读高中学业成绩，初入学第一、二年级以上50分为及格，第三年以60分为及格”，“少数民族学生报考高中或专科以上学校（研究所及学士各系所除外），依各校录取标准降低总分25%”；在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师资方面，颁布了“台湾省加强山地中小学教育办法”、“少数民族籍学生文具补助办法”；另外，为了奖励少数民族杰出专业人才，或者奖励对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等有特殊贡献者，特别颁布“台湾省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奖励要点”、“少数民族民俗才艺暨体育技能人才培养计划书”。
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转型的原因
纵观台湾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以1987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同化少数民族，使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1987年后，少数民族政策转变为保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
（一）前期实行同化政策的原因
当局的民族政策是以“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1945年3月当局公布了“台湾接受计划”，该计划规定：“对于藩族，应使之能自决自治”。由此可见，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孙中山的主张制定的。纵观孙中山整个的民族思想体系来看，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国族构建”。孙中山相信，可以经由教化而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各民族，使之经由自决而同意共同加入形成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主张自决。1920年，孙中山演讲时说：“我的意思，应该把中国许多所有民族融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我们中国许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1923年在《宣言》中宣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这对于光复以后的少数民族民族政策影响巨大。”就历史因素而言，台湾被日本统治长达50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殖民政府在武力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同时，在台湾大力推行日本文化，企图将台湾人民变为天皇统治下的顺民。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日本的“理藩”政策也以同化政策为主。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其受到日本思想毒害也较深。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光复以后，对少数民族的教育而言，首要任务便是清除日本文化的残余。为了加快清除日本文化残余的进程，台湾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传播汉文化，却忽视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就是由“日本化”走向了“汉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不利于少数民族自我文化的保存。
（二）后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
一是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促进民族教育向多元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该主义主张，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护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也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采取多元教育的政策。同样，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教育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开始向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保障少数民族的教育权益转变。二是台湾政治环境变化。1987年，台湾政治“解严”，政治的“解严”不仅松动了威权的政治体制，也让本土意识得以抬头，而台湾当局为了回应民间团体的诉求与抗争，一波波标榜着“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与多元参与”的政策、方案也得以有了发展的空间。例如，1988年成立的“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1994年“宪法”增修条文将“山胞”正名为“少数民族”等。三是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权益的争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这些社会运动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内容纷繁复杂，但这些社会运动的核心都是反对垄断，呼吁各个社会各个层面的独立发展。就少数民族教育而言，受到社会运动兴起的影响，呼吁台湾当局尊重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允许少数民族教育独立发展的呼声此起彼伏。
三、当前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成立“民族学院”、实行“民族学制”的政策
“少数民族教育法”是台湾推行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依据，该法第三章“学制”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之教育权，中等以上各级各类教育应提供少数民族之入学机会，鼓励设立民族学院，提供各种特殊措施及资源等事项。为确保少数民族接受一般教育及学习其民族文化之权利，应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少数民族中、小学，或于一般中、小学校内设立少数民族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民族班，甚至民族学院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帮助，能有效提升原著民族的“自我认同”。但是这种措施是违背文化国际化和世界观原则的，这样可能会造成另外的一种“文化隔离”，何况多元文化社会应该是各种文化共存共荣、彼此尊重、彼此欣赏，而不是各种文化划地为限，将自己的文化限制在自己的区域内孤芳自赏。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民族学制”将会形成孤岛的封锁状态，由于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少数民族文化就会出现未老先衰的状态。
（二）关于“教育经费补助优惠政策”的规定
有关少数民族相关教育经费补助优惠政策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奖助学金和过去相比，所发放的范围更为宽广以及更有弹性。除了公立中等学校外，在私立学校求学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也能够享有公费待遇的奖学金。在学生辅导方面，根据台湾“教育部”《发展与改进少数民族教育五年计划》规定：“联系各个相关单位建立少数民族学生生活以及教育体系，施行的内容包括加强学生的课业辅导以及各项补救教学，以及增设少数民族学生设备，更进一步的补助各少数民族重点学校办理生活辅导等项目经费。”
为了照顾弱势族群的少数民族学生而施行大笔的相关经费补助与教育优惠措施，仅仅适用于山地偏远地区，而许多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都市少数民族学生，却因为所居住的地理位置而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政策，这不符合平等的观点；反之，有许多住在偏远山区的汉族学生，其生活条件和接受的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学生相同，但是少数民族学生能享有的上述优惠政策，这些汉族学生却无法获得相同的待遇，这也不符合平等的观点。
（三）关于“少数民族学生成绩核定优惠措施”的内容
关于少数民族学生成绩的核定，台湾“教育部”在1991年做出规定：“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年及第二年是以五十分为及格标准，第三年则以六十分为及格标准。”由于少数民族学生长期生活在偏远山区，学生人数较少，所以学生之间的竞争力也比较小。这样，不仅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他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标准也比较低，久而久之便会造成少数民族学生缺少与平地学生相同的竞争力，无形中便会造成少数民族智力不如汉族的刻板印象。“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处在优惠措施之下，逐渐对这种优惠政策适应，并产生依赖。一旦这种优惠措施取消，这些学生又将何去何从呢？
（四）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措施”的内容
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的相关措施：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高中与专科以上学校，依照各校录取标准总分降低25%；每年提供保障名额，保送少数民族学生公费留学；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升入师范学院等学校就读……”台湾当局制定的上述种种措施，意在促进教育的平等。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措施真的公平吗？大学招生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教育的“选择”与“分配”作用，依据特定身份，降低录取的标准或者享有保障性的名额都是违反平等性原则的，因为各大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考生之间的成绩是相互影响的，某人上榜就会产生排挤效应挤掉原本可以上榜的机会。因此，这种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优惠措施实际上造成了另外一种的不平等。况且采取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的措施，本是想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得到发展以发挥其潜能，以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培养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来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现多元文化的精神。但现实是，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认同社会主流文化，造成“教育越成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越是消弭”的现象，这值得台湾当局深思。
民族教育政策篇4
【关键词】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研究现状
多年来，学术界对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争论不休，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简而言之：一种是倾向于国家化，一种是偏重于民族化，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一种影响较持久且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民族教育不应该走向普通化和全国化取向，而应当充分反映和体现民族特点，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成员的个性，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最终更好地为民族地区服务。
民族教育不应当过分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应当重视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普遍性，将其置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浪潮中，使其跟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有人认为民族教育既要站在国家甚至全球的层面来考虑，又不可脱离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和民族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需要。民族教育不仅应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还应当是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实现人性和人权的需要，因此，“民族教育的价值定位应当在国家取向和民族取向之间寻找平衡点。”明确正确的价值取向对民族教育的发展起着指导性作用，在目前这个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一体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单方面地去看待民族教育，既不能扼杀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不能任其太过自由发展而脱离国家的轨道。民族教育当然应当是民族地区的教育，然而在我国，它必须是在承认中华民族一体的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展，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便是最好的佐证。
二、民族教育应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适应
首先，民族教育作为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在教育目的上，它与整个国家的教育目的应该是要相一致的，我们不能脱离国家的教育目的而来谈民族的教育目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少数民族的自然性、历史性、社会性的分布特点决定了民族教育只能是民族地区的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教育就可以完全无视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自订规章。国家早已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民族教育政策，力图保证大区域聚居的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同时在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创办民族学校并鼓励他们办出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这些教育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导，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统筹安排，否则容易滋生异端思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其次，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水平，教育又反过来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在进步，民族地区迟早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消费观念、高新科技、通讯手段等的入侵，且少数民族形势错综复杂，其教育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走的，国家的适当干预和调整是必须的。相比发达的东部地区，民族地区大多处于一种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可以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来发展其教育，使之与其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培养出更多的旅游业、养殖业、畜牧业等方面的人才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教育服务，但我们不能将经济的发展视为民族地区教育的最终目的。
最后，民族教育肩负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这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教育应该走科学的、正确的道路。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服饰、节日、手工艺技术等，这些都是应该鼓励发展和传承的。但是，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处于和外界断绝往来的状态，因此各方面的发展还比^落后，有些少数民族的某些活动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迷信的思想，对于这种情况，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适当地给予科学的民族教育。
三、民族教育应以民族发展，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基础
民族教育不同于其他的一般教育，它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它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国家早已颁布了多项政策来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首先，提倡传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2002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编译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字教材，不断提高教材的编译质量。其次，重视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个部门印发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提出了优先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设人口较少民族校本课程。最后，通过立法来保证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增加经费投入、双语教育以及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来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并且通过加强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来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等。国家领导阶层的意愿和构想是美好的，但是民族教育是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也容易出现偏差，究其原因其实还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民族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彼此间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民族教育既要发挥民族地区自身的特色，传承其经典的、独特的、原创的文化，又要随时和其他家庭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为把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奋斗。
四、民族教育应以人为本，关注民族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民族教育应建立在国家教育这个大前提下，同时又不能丢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当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忽视了教育本身的含义。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民族教育同样是一种以育人和树人为目标的崇高事业。因此，它必须要以人为本，以人为先，在充分尊重人、关注人的前提下才能良好发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民族教育的关注，不仅要强调民族教育对国家、对社会的功利性作用，也要重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变大，民族教育范围也在渐渐扩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生活在大量汉族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成员，更要关注其生存和发展状态。
五、结束语
我国的民族教育首先要建立在中华民族“一体”的基础之上，起到维护祖国安定团结，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其次，民族教育要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贡献；最后，民族教育应当符合民族成员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和身心发展需要。总之，要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立足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从个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视野，来确立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在凸显尊重和培养人的同时，在承认国家“一体”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鉴.论我国民族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96（1）：99-104.
[2]张诗亚.多元文化与民族教育价值取向问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97.
民族教育政策篇5
[关键词]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民族政策的价值底蕴，是民族政策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一定的价值偏好。客观地说，每一项民族政策都蕴含着或者说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来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才是民族政策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是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之所在。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或一种具体的民族政策来说，弄清了它的价值取向，也就把握了它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的政策倾向。
一、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价值取向的相关概念分析
民族幼教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民族幼儿教育目标，完成民族幼儿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做出的战略性、准则性规定，直接影响着民族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效益，又间接影响着民族幼儿教育的质量。而价值取向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是指特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应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价值取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为实现民族幼儿教育目标，完成民族幼儿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做出的战略性、准则性规定所体现出来的特定主体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二、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的分析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光辉历程。随着内蒙古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以三十多年的教育改革思想观念革新为先导、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教育政策改革为推进手段，不同时期制定了相应的系列民族幼教政策，经历了从恢复到发展和创新的艰难历程，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内蒙的民族幼教政策演变体现出突出的特点，在积极恢复、调整之中发展、创新。集中体现了以下价值取向。
1、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发展
政策按地区层级来分，上至国家，下到省、县、乡（镇）都会有相应的不同的政策，如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其制定首先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即，考虑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始终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如，改革开放初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党的各项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并初见成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也亟待恢复和发展，为了满足广大蒙古族职工子女入园的迫切需要，同时为更多的幼儿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提供机会，1978年11月17日由呼和浩特市教育局牵头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申请新建一所民族幼儿园的报告》，批准在呼市地区新建一所十二个班级规模的寄宿制民族幼儿园，同时在该园附设幼儿教师进修班，培训全区教养员，建筑面积26000m，需基建经费40万元，至此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幼教事业逐步建立起来，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个报告就是致力于国家的方针政策基础上制定的详细具体的地方政策，体现了国家主义的取向。
2、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特点
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还体现了尊重少数民族幼儿的发展需要这一方面。1986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工作条令》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内蒙教民字（86）12号）两项政策。根据纲要、条令的精神，自1987年起，开展了一系列全区牧区苏木中心校“两主一公”现场会议。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措施关注了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发展，从地区、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蒙古族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蒙族儿童的民族政策，并最终落到实处，促进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3、传承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
传承，是连接民族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历史之链。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各种的历史原因，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之下，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都中断了其传承的路径，少数民族的特色濒临了消亡的边界，蒙古族也不例外，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给予倾斜和重视，其中也可以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保留和传承宝贵的蒙族文化。如：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于1982年3月10日出台的《关于在蒙古族师范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推广实施蒙古语标准音教学的通知》。1986年8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第26条，对基本懂得民族语言，而且从幼儿阶段开始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学生，坚持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可以加授汉语言教学。同时也对幼儿园蒙文教材编制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因地制宜的原则
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价值取向。因为其政策是考虑了内蒙古地区的环境、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因素以及蒙古族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站在民族特色的角度上制定的，特别是关于在农牧区创办幼儿园，如，《关于调整牧区小学布局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通知》（内教民字〔81）10号）、《关于贯彻落实全区牧区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内蒙教民字（84）2号）等文件中均提到要建设牧区中小学、托儿所和幼儿园。还有90年代兴起的“草原流动幼儿园”浪潮，就是考虑了牧区居民的分散、流动性等特点而建立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缓解了牧区幼儿教育的困难。
三、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
1、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策往往是居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制定的，是致力于解决国家或地区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相应的，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确立，工作重心重新进行了明确并且实现了初步转移，内蒙古地区的幼儿教育事业也亟待恢复和发展，所以有关民族幼教政策的出台便很有必要。
2、国家政策的引导
地区民族政策或者微观政策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规范引导之下，进行详细制定的，当然还要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在《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1992一2000）、1996年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及《幼儿园教育指导刚要（试行）》（2001年）等纲要的精神下，九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教师进修学校建设并取得明显的进展。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地区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如，1999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通知》、2002年8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旗县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等。
3、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影响
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封闭的国门之时，也正是二战后世界形势变化最深刻的时期。国际社会认识到，为了培养出能够适应21世纪的合格公民，使他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而教育就必须从娃娃抓起，这促使人们对学前教育观、儿童观有了新的认识，不断扩大和加深了对儿童发展的理解，形成了更为科学全面的教育目标，在吸收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基础上，学前教育的政策也更加完善，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改革开发以来，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与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不断完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推动了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是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不断实施并且完善发展的，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良性循环的运行中，民族幼教政策更加完善，内蒙古民族幼教事业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内蒙古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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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政策篇6
关键词：身份受教育权利少数民族加分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在我国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十分落后，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少数民族干部和专门人才严重不足，而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又十分落后，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出台了少数民族教育招生优惠照顾政策，以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指民族教育招生中增加分值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是“放宽录取分数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少数民族中实施的一项民族优惠照顾性政策。得益于这一政策，广大少数民族考生接受高等教育、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与专业人才促进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现今，我国地区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民族地区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境地，西部内陆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东部沿海地区，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严重失衡，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现实基础依然存在。随着城市的大量崛起、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交流融合，我们也应该看到仅凭民族身份这种单一标准来制定加分政策必然会产生弊端，使受教育权利产生新的不平等。不少考生和家长认为人生来平等，对少数民族加分是不公平的，何况考试就是为了选拔人才，择优录取是必然之举，不应该加分。而且有些地区的城市少数民族跟汉族在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受教育环境等方面差异并不大，加之部分地方存在骗改民族成分以获取加分的现象，对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产生质疑的群众不在少数。本文就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受教育权利对该问题进行反思。
一、少数民族的身份
“身份”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七种定义，它被人为地赋予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地位、与生俱来的出身、后天赋予的社会地位，以及一种法定的资格。在法学学者的眼中，身份首先基于社会中的一种稳定的地位或位置，与自身不能分离，又对自身产生一定影响，受到一定的保护。由此可知，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基于少数民族本身对自我独特性的认知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对该群体的认定来确认的，身份关系到法律地位和人身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等级身份不复存在。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非正式身份”的人们依然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某些特殊权利，在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等级群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据此，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享受考试优惠的一项标准就有了法律依据，是我国发展历史上民族政策问题的创新。
赋予少数群体差异的公民权利意味着国家不仅要“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而且为了承认和包容少数群体和团体的特殊认同和需求，还要赋予少数群体以差异的公民身份”，即“根据其不同的文化身份而赋予其不同的权利”。少数民族的“身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随着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如果仅以少数民族身份为标准来加分，显然已经不符合“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和内地教育的水平不一样”这一实行优惠政策的前提。可以说，少数民族不一定教育条件不好，教育条件不好的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这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许多少数民族已经时隔几年或几代离开他们的先祖聚居的民族地区，早已采用同汉族一样的语言、一致的文字，甚至已经看不出本民族特征，如此一来凭借少数民族身份获得考试加分难有说服力。再者，各民族同胞都属中国公民，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应因其他民族人口多寡而有区别，对少数民族实行标榜着民族平等的加分政策意味着另一种不平等，还可能加剧民族矛盾。
二、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处于奴隶制社会中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都难以保障，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的人才能接触到文字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宪法和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都作了规定，如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据此，国家通过积极的作为，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
少数民族受教育的平等主要可以归结为二个方面：第一，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应当而向全社会，国家首先应当为国民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免费教育、学习同样课程的机会。在追求形式平等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实质性的平等，诸如在教育资源享用中，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偏远贫穷少数民族地区就应当享受一定的照顾。第二，教育条件的平等。少数民族受教育条件主要包括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和获得教育资助权两种表现形式。教育设施建设需要充足的国家财政投入，国家举办学校教育必须有稳定的国家财政拨款来源，以保证受教育者的学习条件权，受教育者有权向国家提出教育财政措施的请求权和获得物质资助权。第三，教育结果的平等。主要是指少数民族通过受教育而获得的发展机会平等，包括获得公正评价权和获得学业证书和学位证等。
少数民族受教育的自治权其属性来源于宪法追求的自由理念和价值，是一种为自由地享受受教育权而不受侵害的防御性的权利。少数民族教育自治权大致包括教育内容自治和教育方法自治。教育内容的自治是受教育权的核心内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自由，也称教育自由。教什么及如何教的问题应当由少数民族学校和教师自行决定，根据学校的性质和使命及所教对象的特殊性自主决定。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教育内容越体现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教育方法越适应少数民族学生的个性，就越有利于实现其受教育权利。当然，这种自治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在保证国家规定的教育方向和教育性质上的促进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教育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了招生录取和公务员录取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措施，充分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和“学习成功权”。
三、结语
重大考试对考生的人生影响极大，分数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改变一个考生的命运。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如果仅凭民族身份来确定是否加分确有不妥，如果实施不好就会引起广大年轻人对社会公平性的怀疑和不满，既不能激励少数民族考生感谢党和政府进而奋发图强，又不能满足广大汉族考生对更多受教育权利的渴求。而受教育权利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享受这一权利，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保护了处在某个阶段的弱势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但却造成了更多非少数民族考生受教育权利的丧失，这种权利的失衡应当得到改变。
参考文献：
民族教育政策篇7
【关键词】新加坡双语政策；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1、我国双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双语教学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及有关省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决定》规定的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双语教学研究、民族文字教材的出版补贴等政策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我国双语教学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能忽视、值得今后修订政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
1.1关于少数民族学生课业负担、升学、就业问题
根据《决定》的要求，“要积极创造条件，在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族中小学逐步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程。”当前在一些省区如新疆、内蒙等，在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学生既要学习本民族语言，又要学习汉语，同时还要学英语，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十分繁重。
1.2关于民族文字教材、教辅资料、教学软件及课件建设问题
当前，民族文字教材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能保证供应，但教材有些内容不符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多以翻译汉族的教材居多，同时教材品种少，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我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实行以后，与之相配套的汉语教材建设一直跟不上，一些民族地区使用的仍然是原来的汉语教材，这给当地的教师和学生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困惑。
1.3关于双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有关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使用母语作为交流工具，而另一些地区则已经完全转用汉语。如贵州1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以母语为主要语言工具的有900多万人，其中有500多万人不懂汉语（尤以妇女和儿童为最多），剩下的200多万人只是半懂汉语，还有不少人（包括汉族在内）兼通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1]针对以上问题，应加强双语教育师资为培养民汉兼通人才、为当地的双语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当前双语教学师资队伍中学历、年龄、职称结构不合理，学历结构整体偏低，缺乏高层次的双语教学人才，出现了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岗教师中接受过专业双语教育和培训的师资数量有限，不少双语教师不懂双语教育教学规律、缺乏教学经验及专业技能不过关。
2、新加坡双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被称为“鱼尾狮”文化，是因为作为新加坡标志的鱼尾狮雕像既有若有所思的雄狮面庞，又有委婉自得的活力鱼身，浑然一体，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形象的说明了新加坡各种文化既能相互沟通、融合，又能保持其特殊性。
虽然我国与新加坡的历史发展、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不尽相同，不可盲目的照抄照搬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但其双语教育的成功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和自己民族语言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确定双语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态度和使用等几方面。
2.1政府应重视双语教育政策
从新加坡来看，其政府一直主导着双语教育的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得政策推行相当顺利。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多元民族并存的现实国情，审时度势的制定双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兼顾了各民族的利益，采用的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即保持了母语，又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学习与应用，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现状，政府更应当重视双语教育政策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更是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府尤其需要从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的分裂角度来高度认识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双语教育政策可以培养通晓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杰出人才，可以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还可以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睦共处，以支持我国政府的领导。双语教育政策会使政府取得民心，使我国多元民族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2.2双语教育政策制定应从我国实际出发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结合本国实际主流语言趋势来改革本国的双语教育，在改革双语教育政策之前一定会组织相关语言专家、学者、学校校长、教师进行大量的调查。在经过大量的检讨之后才会提出建议，且初步进行小范围的实验性实施，有成效后经过改善才向全国推广。[2]这样，改革中所涉及到的分流制、教学方法、双语教材、语言课程分类及评估体系都有较强的针对性。
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基本处于实验阶段，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较少，也还没有相关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评估体系。在我国对汉族学生来说，教学语言和日常生活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语文课主要学习生词语法以提高读写能力，即便有方言差别，但听和说通常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的学习。且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并存现象，这对于开展双语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如生活在我国云南的拉祜族，他们的语言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拉祜纳、拉祜西两种方言。拉祜语辅音有清、浊之分，元音有松、紧之分。词汇除了有自己固有的词语外，还借用了傣语、汉语等词汇加以充实和丰富。句子基本成分是前主语、中、后谓语。拉祜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首先在词汇上，传统的拉祜语词汇量远远小于汉语，所以在进行双语教育时，民族语言的解释功能显得有些薄弱。其次，在语调上，拉祜语的声调丰富有七个，而汉语的声调只有四个，所以他们在发音的准确度方面有一定困难。另外，从语序上看，拉祜语的语序与汉语不一样，它是前主语，中宾语，后谓语，而汉语是前主语，中谓语，后宾语。所以，拉祜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拉祜语的词汇、声调、语序会影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在实践中，我国可以把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验与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的双语教育政策。
2.3双语教育模式应多样灵活
我国的双语教育模式基本是淹没式的双语教育模式，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对民族学生的“去文化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但同时学校教育有助于打破一些民族封闭落后的状态，扩大与外界的交流，促进发展民族文化。其实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会引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保存意识，并不一定只造成文化的单一性。以云南省的傣族和纳西族为例，丽江纳西族早就接受了处于强势社会地位的汉族的文化并培养了一大批的纳西族精英，这些精英在汉族主流社会取得地位和声望后，成为纳西族的代言人，将纳西族人的诉求传达给主流社会。如果能合理引进现代知识、技能，这样会赋予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新的活力。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尝试新加坡采用的过渡保持式双语教育模式。
2.4加强双语教育师资
双语教育师资问题是双语教育教学中的关键一环，新加坡通过高薪方式使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而且当地的在职教师，也有很多不断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培训和进修机会。相比之下，我国在师资力量这方面比较匮乏，应加强双语教育师资，提高师资水平。
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功能的实现，客观地认识和预测双语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民汉兼通”将是今后我国双语教育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必将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寻找适合本民族的双语教育模式，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
3、结束语
双语教育政策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尤其是2009年发生乌鲁木齐烧事件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问题广受关注。双语教育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意义显而易见，它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更有利于少数民族的代际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李明金.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做好民族语文工作[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
民族教育政策篇8
【关键词】澳大利亚；民族教育政策；启示
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它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它的民族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相比更加完善，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它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经验与教训，如下我们将进行具体分析。
一、澳大利亚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背景
澳大利亚，全称为澳大利亚联邦，如今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本原本是土著人居住地，后来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殖民统治结束后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澳大利亚被称作是“民族的拼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有来自120个国家的140个民族的组成。同时，澳大利亚又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并且自由的国家，例如，经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70%以上的人信奉基督教，少数人信奉犹太教、伊斯兰教及佛教等。
二、从澳大利亚民族教育政策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澳大利亚的歧视政策
澳大利亚从最初是土著民居住的地方，发展到以英裔为主体和优势的民族，同时对其他民族排斥的单一的、同质的社会，再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民族国家，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土著民和其他移民之间的歧视与反歧视、统治与反统治的长期斗争与冲突。
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政策可以说是残忍和残暴的。自从1788年英国将首批犯人流放澳大利亚大陆之日起，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英国殖民当局就对澳大利亚土著民进行种族屠杀，妄图建立一个“纯种”的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的土著民先后遭到了侵略者的暴力、同化和一体化的侵略，可以说是从武力入侵进化到了文化上的侵蚀，对土著民的压榨更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摧残。侵略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试图抹杀土著民自己的民族性，使土著民归顺与它。
这样的现象在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如出一辙，从先秦时期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时期对文化的禁锢，我们发现虽然在我们国家不存在不同种族对政权的争夺，但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发展，都不同程度的从文化入手，扼杀与当时政局有差异的思想，保障政权的稳定。所以说我们国家现在社会生活中倡导的言论自由、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从长远角度来看，一味的禁锢是不可取的，只有文化的包容才能使国家和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二）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
为了建立一个以英国移民为主的白人国家，联邦议会于1901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正式确立了“白澳政策”。《移民限制法案》中提出了“禁止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防止种族混杂、通婚”。他们不仅歧视英国血统的欧洲白人，而且将有色人种当做洪水猛兽，认为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澳大利亚移民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了满足战后经济发展和国防上的需求，澳大利亚政府于1947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特意设立了移民部。可以发现，白澳思想始终贯彻澳大利亚政策始终，他们欢迎英国移民，偏爱北欧移民，对南极移民勉强可以接受，而对亚洲人则是一种禁忌。直到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开声明其移民政策“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并颁布其新移民法，将“白澳政策”彻底废除。
（三）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
从1788年英国殖民者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之后，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但是始终没能抑制土著居民的发展和阻挡住各国移民的步伐。到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民族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多样性已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特征。1973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格拉斯访问加拿大后将多元文化概念引入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例如在师资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澳大利亚政府就意识到了加强土著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土著教学辅助员制，即经常组织教学辅助员观摩、学习有经验的非土著人教师讲课等。已经意识到优秀教师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道路上的障碍和困难，而缺乏责任心和教学技能的教师只会妨碍学生的学习。近些年，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教师的人格魅力、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等对国家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的重要性。如今，我们国家越来越要求教师必须要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教师进修班，同时有些地区也规定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安检”，教师的“无证教学”、“一证终身制”的现象已经加大力度进行检查。教师作为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只有教师群体自身的实力、素质与综合能力提升了，我们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在如今社会，面对我国56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国情，面对民族大融合的现状，我们国家要想持续的发展，要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分析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中择取适合自己的经验与教训，不盲目的学习与借鉴。又要走自己的特色道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包容，是和谐，是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民族教育政策篇9
【关键词】泛媒体民族地区辅导员思政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37-02
泛媒体时代，新媒体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大学生价值观的强势媒体，在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广泛展开、大学生对媒介的认识缺乏理性判断的大环境下，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较大的挑战。为此，本文试探讨泛媒体环境对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困境、途径及方法，以推进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泛媒体环境对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越来越被社会和广大公众所关注。各类新兴媒介构建的泛媒体环境正全方位多维度地影响着大学生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方式，给大学生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造成了负面影响。据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呈现出“复合化”的发展趋势，约9成以上的大学生使用两种以上的媒介获取新闻及信息。新兴媒介工具与传统媒体相比互动性更强，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娱乐、在网络上发帖留言、撰写博客和微博、在朋友圈中转发微博微信、通过聊天工具与或远或近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聊天互动等。在网络世界，人人都可以掌握传播信息的渠道成为网络媒体里的行为主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诉之于公众面前。可以说，现代媒介环境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生原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模式，甚至出现盲目追随大众媒体、缺乏自身判断的情形。于某种程度而言，媒介已经成为民族地区高校的第二课堂，大学生易于受媒介影响和干预去观察和认识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新媒体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既能产生正面的影响，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如部分网络媒体为了争取点击率阅读量，力求内容和形式通俗化，通过微博微信等故意炒作、放大民族问题，放任部分网民歪曲民族团结等问题，对民族地区的高校学子们产生不可估摸的影响，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二、泛媒体环境下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思想工作开展难点
（一）民族地区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一般侧重于对信息的判断和鉴别能力以及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获取、传播、使用和创造已经成为基础性社会活动，信息能力也就成为每个人必须拥有的基础社会活动能力之一。总体而言，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算高，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传媒业、传媒技术在规模、品种、信息量、信息覆盖面等方面高速发展。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和以现代传播技术支撑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之间，难免形成种种的错位和冲突，信息传播深刻作用下的社会运行过程也难免呈现出各种问题与缺陷，导致大学生对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海量信息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甄别。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高校辅导员应注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民族素养。很多大学生政治理念尚未确定，他们的民族观、对自身民族的印象，乃至对国家与民族的感受恰恰是来自网络的影响，他们也不大了解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知识产权、网络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对利用媒介进行信息传播、侵权盗版行为认知模糊。多元的信息环境使大学生的价值观也越来越多样化，会引起大学生更大程度上的迷惘，甚至会不分是非地附和非主流价值观。他们可以成为海量媒介信息的良好受众，但不一定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他们利用新媒体多是感性需要，缺乏对生活的磨炼，对社会制度、民族认同、价值理念等深层次的问题缺乏判断力和理性思考。甚至有学生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搜索有助于增加自己知识量的信息，仅把互联网当作日常生活中消遣、娱乐和联系好友等工具，甚至沉迷于网络，借网络表达对学校教学等相关管理规定的不满以此逃避现实，或传播不健康的内容。总之，自媒体工具的盛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均为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带来极大的挑战。
（二）泛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思政工作受到冲击。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确舆论的影响，健康成长。但是泛媒体时代的诞生和蓬勃发展标志着去中心化时代的逼近。在去中心化时代，给予参与者更多的参与空间，无时空限制的自产信息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拓展到虚拟环境，没有单一舆论场，空间说说、微博、微信好友圈等媒介虚拟空间里以事件为导向、以个人兴趣为缘起无规律地形成多个舆论场，并且谈论话题的广泛性也远非传统的单一舆论场能比拟。大学生身处其中，其所见所闻纷繁复杂，其话语选择权更多，价值取向更为个性与多样，往往会结合个人、家庭和民俗进行判断和选择。以往作为受众的大学生正在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过程中。一般而言，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的思政教育工作一般是站在社会舆论的主流层面开展，而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有天生的逆反心态，对于主流信息不敏感甚至对抗、不愿意深入了解或理解不到位。种种因素结合，大大弱化辅导员这一中心的话语力量，高校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一定的冲击，或者被其他信息干扰，难以发挥其预期功效。作为民族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民族高校还未做好准备迎接泛媒体时代的挑战。
三、泛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工作的策略
泛媒体时代，信息的发展传播瞬息万变，身处其中的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无法置身其外，应认真思考如何将新媒体作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方面的策略。
（一）利用新媒体将思政工作融入大学生话语体系中。在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日常工作中，如思政教育、班团建设、指导学生活动辅导学生课业等方面，都会用到新媒介，还要指导学生利用新媒介发现、接受和传播信息。如果辅导员没有考虑把新媒体作为工作的载体，就很难将工作做好。在泛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应该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确保作为受众的大学生对网络不良价值观具备抵抗力。辅导员必须顺应媒体发展的新趋势，积极适应互联网的特点及传播规律，掌握新技术、用好新媒体。具体而言，辅导员应当在接受传播信息过程中，通过开设论坛、微博、微信、QQ班群，凭借新媒体这个平台融入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中，对信息进行分级、筛选、鉴别，加强对内容的梳理和提升，及时冷静应对学生在新媒体各渠道中反映的各种问题，采用点对点、点对面、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方式与学生互动，把握学生思想动向，隔断负面信息进入学生的话语体系中。不仅只作为信息的源头，更需要借助信息传播的过程让所带班级的学生信赖自己，以负责的态度将纯净有益的信息传播给学生，把主流民族观、价值观宣传渗透到班集体教育工作之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学生的信赖和支持，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增强学生的认知认同。由此利用自己的信息传播平台介入大学生的舆论场，形成辅导员、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多个舆论场的向心力，强化民族平等团结知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民族观。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家庭已经成为青少年接触媒介的重要场所。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需要用传统沟通方式以及新媒体和家长沟通好，齐心协力引导大学生稳妥运用各种新兴媒体工具，帮助大学生明辨是非、树立主流民族观，真正做到家校共育。
（二）配合高校教育主渠道开展学生思政工作。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在泛媒体时代可以配合高校思政教育主渠道、与所在班级的思政课教师结对子、并充分利用各种校园媒介资源及当地民族资源开展思政工作。如网络语境下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基本都是通过新媒体平台，各大学生社团的各种活动诸如微博大赛、微电影大赛、海报大赛、校报院刊的编辑、电台节目的录制和微电影的制作等基本上是通过微博微信第一时间、宣传组织；党团组织活动等亦是通过其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平台为开展党组织活动做宣传带动等工作。在这种校园氛围下，高校辅导员有必要通过组织班委建立班级新媒体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建设班集体的舆论场并与辅导员的新媒体工具对接，进一步鼓励学生通过接触学校学院的微博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学校官方贴吧、手机报等新媒体主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乃至学校的建设管理。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通过第一课堂及第二课堂活动，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的话语体系中，鼓励学生积极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媒介传播氛围中，使学生能在各课内外党团、社团、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中耳濡目染，自觉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价值观、世界观，由此真正发挥引导学生的作用。
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民族观是民族地区高校院校思政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辅导员身负重任。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覆盖面广及交互性强等优势，主动出击，将新媒体作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利用自己的信息传播平台介入大学生的舆论场，传播主流信息，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内各类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指导大学生用批判的态度审视各种媒介传递的信息，培养、提高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把握能力，整体推进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刘成新.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7（21）
[2]陈致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素养新领域[J].教育与职业，2014（26）
[3]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基于‘多维一体’的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研究”（2015XJa710003）；2015年度广西高校科研项目“高校大学生公民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KY2015LX628）
民族教育政策篇10
总结和梳理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的演变历程。认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从初创时期强调政治诉求和民族平等，到过渡时期注重经济建设和多元教育路径，再到发展时期以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质量为目标，每个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
关键词:
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民族平等;教育机会均等
民族高等教育是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情感与道德意识的重要阵地。作为其规范系统和参照范本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天然地拥有一套价值理念及产生冲突时起决定作用的价值取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促进教育公平，中国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关乎民族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的和谐稳定。鉴于此，全面梳理和回顾建国以来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嬗变十分重要。
一、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内涵
关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从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教育政策两个已有的概念中对它的内涵窥知一二。有人认为民族高等教育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跨文化的高等专门教育［1］。它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教育内容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化，以发展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关于民族教育政策的概念，有人认为民族教育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路线和任务制定并的具体的行动准则［2］。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的下位概念，被包含于民族教育政策之内，并以指导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为最终追求。据此，笔者认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在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是国家为了指导民族高等教育实践和发展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制定的规范和法例，主要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在民族高等教育领域颁布或出台的规章、条例、指示、意见、决定等行政性条文，它对民族高等教育具有引导、控制、调节、规划、衡量的作用。关于价值的概念，马克思曾指出，价值“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质属性”［3］。韦伯在分析社会行动时曾指明，价值理性的行动“总是涉及到‘命令’或‘要求’，根据活动者的意见，这种命令或要求对其具有约束力。”［4］可见，价值是事物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或群体对客体的要求、需要和评价标准，潜在的影响着客体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对客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厘清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这两个重要概念，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内涵。狄尔泰在区分自然现象与社会历史现象时说过，精神科学会从价值的观点选取自己的事实并形成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价值偏好［5］。民族教育学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作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样是根据价值偏好有意识地选择现象或事实，形成政策领域被关注的焦点问题，集中体现了民族高等教育主体，涵盖领导者、决策者、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因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6］。故而，笔者认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查、制定、执行和评价都是具有一定价值观念的主体的活动，主体在参与政策活动的过程中，必然面对各个不同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诉求，接应着各种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冲突与矛盾，处理民族高等教育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平衡各种力量的博弈局面，在如此复杂的活动过程中，体现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主体依据自身的认知、判断和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要求、命令、态度、立场，做出的选择、决定，就是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二、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民族教育事业，在民族高等教育领域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有人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7］，公共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它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有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为了明晰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厘清它的发展脉络，本文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历程合并为三个阶段，包括初创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前)、过渡时期(1966年“”始至1984年社会改革开始)、发展时期(1985年全面改革至今)，由于时代背景变迁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中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也随之调整。
1．初创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伊始，历经连年战乱的中华民族处于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民族高等教育政策非正规化的、零星的囊括于民族教育政策之内，这一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表现为:(1)强烈的政治诉求倾向。传播政权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舆论、价值观，形成共同的政治态度［8］，是教育的功能之一，也是阶级社会产生后，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教育目的之一。民族教育之于政治诉求的传达，对于人们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规制，在建国初期尤为突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前夕，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定位、价值标准都体现出强烈的以政治诉求为主、为政治服务的倾向。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帮助民族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该项制度的确立和实行需要依靠培养和使用一大批既有文化素养，懂得当地的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又能用马克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9］由此可见，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把“利器”，民族教育在价值定位上以帮助少数民族遵照政治原则、树立政治信仰、谋求政治身份为首要任务。1950年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明确提到以干训班为雏形的民族高等教育“以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班，培养普通的政治干部为主”的基本方向，并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历史与当前国际形势为干训班的教育内容。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对民族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教育内容、教育方向的阐明，旗帜鲜明的体现了建国初期中国以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为己任的价值取向。通过民族高等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路线方针，促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为团结各少数民族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民族平等的最终目标追求。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坚持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是马克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唱响了民族平等成为民族高等教育最终理想和价值目标的主旋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方案》明令规定，民族学校内应摒弃和批判大民族主义倾向，坚持汉族和少数民族平等，同时也要避免和克服因民族崇拜过度出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坚持各少数民族之间平等，民族学校要帮助少数民族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形成民族间互相尊重、一律平等、紧密团结的良好合作氛围。民族平等的价值取向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体现还包括了语言文字平等。党和政府在1949年至1966年间，为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权利，专门制定了少数民族学生报考高等学校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的特殊政策，来表明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平等。195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规定中指出，若高等学校可以提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其中包括教学语言的使用，教材教辅的出版，日常生活的交流等，那么该高等学校可以举行单独招生考试，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考试用语。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同样体现了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价值取向，并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高等学校的文史类专业，可免试古代汉语而直接报考，这一决定不仅为少数民族考生消除了语言障碍，更体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人性关怀。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媒介和载体，是塑造民族内聚力和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极力推行语言文字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价值取向的内涵延伸。
2．过渡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的10年里，民族教育工作处于全面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些行之有效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才得以恢复，从严重受挫到涅槃重生，过渡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着眼于为经济和四化建设服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多所民族院校重新开办，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民族高等教育逐步摆脱了混乱、停滞的境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也转变为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价值取向。建国至“”前的初创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规定，民族高等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是培养具备一定政治素养和政治觉悟的干部，但在过渡时期，民族高等教育的任务和使命转变为培养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为国家经济和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1979年国家民委和教育部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四化所需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民族学院是民族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对任务方向的调整表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已从满足政治传播的需要，转变成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倾向。这一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积极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把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上升到与政治觉悟同等重要的位置，着重突显民族高等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四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0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需要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参与，“特别是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重视科学文化的国家战略和社会意识导向，影响着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民族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础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敢于创新、独立思考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接班人。(2)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多元教育路径。中国向来尊重少数民族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不会生搬硬套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从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适合少数民族发展实际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将高等教育的普遍性与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性相结合，尊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倡导并实施了多元化教育路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民族学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方针任务就是要切实照顾好各民族及其民族地区的特点，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办学形式、系科设置、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生活管理等方面，尽量尊重和满足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采用适合他们特点的措施和办法。如一些民族院校，根据政策规定和民族地区实际，设置矿物开采、林业保护、煤炭勘测等适合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专业和课程，使少数民族学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同时也为当地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做出贡献。为了加深民族间的沟通和交往，每逢民族节日都举行文艺汇演活动，为少数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平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本地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教育行政权力下放和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价值取向，促使中国在民族高等教育领域调整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学语言、教学管理，建立与少数民族特点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3．发展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1992年十四大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从此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复兴道路。如今，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全国各族同胞们都正卯足干劲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一阶段，民族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导向。自由平等主义者罗尔斯说过，正义的原则包括，“一是机会向所有人平等开放;二是给处境不利者以最惠待遇。”［10］1995年，中国颁布了《教育法》，从法律的角度保障了全国适龄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也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机会均等中的起点均等。为了促进教育过程均等和教育结果均等，乃至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还制定了一些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顺利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习。1985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招收委托培养硕士生的暂行规定》提到，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如生活在祖国边陲和牧区山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同时，在不违背择优录取的原则，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对报考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委托培养硕士的考生，降低录取分数线。按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少数民族由于经济贫困、信息闭塞、语言不通、地理位置偏远等原因，在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政府应对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和个人在受教育机会均等的适当干预，为薄弱学校和弱势群体提供政策倾斜，以弥补因文化资本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公平［11］。其实，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取向议题是贯穿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始终的，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公平是其价值取向的核心。如“择优录取”“按比例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录取比例应力争不少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降分录取的招生优惠政策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中的起点均等;“选派少数民族学生留学出国深造”、多所高等院校开办“民族班”“预科班”的培养政策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中的过程均等;“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就业政策，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中的结果均等。以教育机会均等为价值取向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指引着各级政府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多策并用，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比例，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改善民族人才结构和人口素质;拓宽民族学生的就业渠道，解决民族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使他们能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2)以改善质量为根本目的。民族高等教育是塑造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阵地。在此阶段，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从强调社会本位，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服务逐渐转变为强调个人本位，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强调把人的发展和人的利益看作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依据。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也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12］。此阶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以改善民族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为最高要求，关注少数民族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及健康成长，从而培养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1993年教育部的《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提到了提高民族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点，指出当前民族高等教育任务和工作重点是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及条件改善等方面。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提出要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民族高等教育既要通过专业课程、学术沙龙、企业实习、国际交流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又要通过混合编班、校园文化、文体活动增加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培养和升华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自豪感，这样有利于他们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增加他们立足于社会获取成功的机会，从而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价值目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把教育质量作为最终的价值选择，指明了民族高等教育必须深刻认识自身的不足与落后的现实，通过引进人才、生源筛选、教学改革、师资培训、硬件建设等方法努力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人才，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三、影响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因素
影响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的因素是多个方面的，纵观1949年至今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可以从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划分出两个最主要的因子。
1．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本质是政府意志，通过权力运行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卢梭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政府是一种“公共人格”，其活动意志是一种“公意”，这种“公意”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13］。国家通过掌控生产资料、法律强制、管理决策等方式决定了教育的领导权和支配权。黄济、王策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阶级的教育，必然由掌握政权的阶级通过政治组织机构、法律形式和思想意识影响来控制教育，从而决定着制约着教育的各个方面，对教育性质、目的宗旨、制度、内容乃至方法都具有强烈的影响和制约［14］。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和作用。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内要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国外也面临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国家亟需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是，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便体现出以政治取向为主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以后，全国各地进入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国家需要集中所有力量来促进经济发展，于是，这个阶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转变为以经济价值取向为主。可见，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2．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特性中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生境。同样，民族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性。如历史原因造成的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了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民族高等教育长期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着受高等教育人数极少、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又如民族高等学校在招考和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时，必须充分考虑和尊重少数民族不同于主流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将少数民族特点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依据。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作为民族高等教育的指路灯，其价值取向势必也会受到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特性的影响。比如，1949年至今，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基于民族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取向，通过降分录取、“民考民”、民族班等多项举措提高少数民族进入高等学校的比例，根本出发点在于扶持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民族高等教育落后、掉队的现状。初创阶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通过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教育自，为民族地区提供适应他们自身特点的高等教育也是考虑到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为了适应和迎合这种特性所做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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