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对策篇1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经济发展；深远影响
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4.结语
数字经济的对策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数字经济的对策篇3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发表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普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的对策篇4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adjusted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数字经济的对策篇5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下，可能呈现不同的关系。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从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收入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关联，因此应注重财政收入政策的实施，使其向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eCm）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113-03
一、引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上，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效应进行把握。从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经济环境本身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一些有利于完善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议题和各国发展理念的主流。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机理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理论者和实践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究因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文献的回顾和综述要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有乘数效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乘数大于1，乘数随消费倾向的增大而增大，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化会给产出和需求带来乘数倍的变化。
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如：理性预期、李嘉图等价问题、消费均衡化问题、利率补偿和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以及不确定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表示财政政策带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预期、政府可信度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等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可能为零或负值。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始终未取得一致。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财政状况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和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文献是利用财政政策乘数来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inteRLinK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税收乘数明显小于支出乘数（Dalsgaard，andreandRichardson，2001）。刘溶沧、马栓友（2001）对1980—1999年的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如果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会大于赤字国债筹集资金的负效应，因此国债投资的净效应为正。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例如，Sims（1997）、Cohrane（2001）、Daniel（2001）、Dupor（2000）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即一国的物价水平决定财政政策，主要是因为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肖芸、龚六堂（2003）进一步研究指出，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并且体现为Laffer曲线特征，即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然而一旦超过临界值时，二者就会呈负相关关系。尹恒、龚六堂等（2001）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缺少区域的特定分析。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三大区域之一，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部地区切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
三、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
自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为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选择GDp、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及其增长率，来分析经济总量指标与主要财政指标的关系。
由图3.1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财政赤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随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增加，GDp也呈增加的趋势。财政赤字的增长率经历了两个最高点，2000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最高，经济增长率也迎来一个高潮，之后二者都逐渐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降低与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2001年以后GDp增长率开始逐步攀升，并在财政收入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都增加的情况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也开始加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不断增长，经济增长的扩张期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在这之后的财政赤字水平得到了控制，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赤字水平降低，经济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总量指标与财政指标的变化趋势、周期、拐点都较为呼应和吻合，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财政方面的变量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增长也对财政政策拉动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惯性。
四、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研究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本文采用了财政方面的两个基本变量—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模型上采用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虽然采用非结构化的研究模型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因此可能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能够做出相关时间序列的预测和确定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的动态影响，但经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发现所选变量序列存在一定趋势，不能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所以我们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关系。
变量选择上，本文财政支出和收入使用一般预算性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预算支出或收入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比性。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了该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也就说明了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或政府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
为分析的方便，将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变量分别令为Y、Gi、Gt和tY，并对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取对数为LY、LGi、LGt。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选数据为排除价格对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以1978年为基期的指数进行平减。
（二）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1.变量平稳性分析
根据aDF检验来检测变量平稳性。其中，人均产出LY、DLY采用无截距无趋势项，其它各变量为有截距项，滞后期数为2，检验结果如表4.1。可以看出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增长和变化趋势。由平稳性检验可知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考虑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消除了自相关关系的回归方程。
2.模型协整关系检验
由回归模型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LY=1.11Lnt-0.07LGi-0.19tY+2.69aR（1）-0.12aR（2）
模型的拟和优度很高，达到99.98%。各变量的p值都小于5%，可见模型显著性高。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各变量对GDp具有显著性影响。变量是否有协整关系还要检验模型残差值有没有单位根。
模型残差值的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p值，说明残差值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下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就是回归方程。
3.误差修正模型
因为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回归方程为：
ΔLY=0.03ΔLGi+0.086ΔLGt-0.12ΔtY+0.21eCm（-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决定系数R=0.85，说明财政变量对GDp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人均财政收入在90%的水平下对西北地区人均GDp影响显著，但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对人均GDp的解释能力不强，这有可能与西北地区财政支出的结构相关。回归模型只是说明了财政变量对GDp的影响，而GDp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变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来证实。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4.2检验结果可知，LY是LGi和tY的格兰杰原因；LGt和tY都是LGi的格兰杰原因。即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
五、结论分析
本文在回顾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上，首先通过对数据的一般性分析，得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趋势。总体趋势的吻合表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具体的关系如何要通过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说明通过对税收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本文的不足在于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以缺乏财政收入政策如何具体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建议，但因为本文只是分析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的政策建议需要其他学者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划来引导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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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对策篇6
关键词西方数字信息产业政策发展启示战略
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
数字信息产业包括数字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产业以及数字内容产业。“数字”两个字强调了在对信息的的生产、加工、存储、传递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内容是内容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产生的词汇，其广泛含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数字化之后的产品或服务。刘卓军，周城雄.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中国软科学，2007（6）
数字信息产业的兴起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数字技术（Digitaltechnology），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它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迄今已经经历了五次重大革命，数字技术就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由集成电路组建数字计算机并最终实现网络通讯功能。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是语言的使用。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是文字的创造。第三次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印刷的发明。第四次信息革命是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应用。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
1946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1946—1958年第一代电子计算机，1958—1964年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964—1970年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早期的数字艺术不是诞生于艺术家的工作室而是研究实验室，早期的数字艺术家也大多出自工程师。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最早的个人计算机——施乐公司“alto”，于1973年研制成功。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个带有彩色图像的个人计算机appleⅡ，售价为1300美元，其一系列改进机型也相继推出。微机以其小巧、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70年代也已经出现了电脑绘图软件，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家使用计算机进行创作。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迅猛发展，产量销量剧增，数字媒体艺术也逐渐兴盛。1982年这一年，iBm公司就共生产了25万台pC机。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台具备大众性的图形用户平台和多媒体功能的计算机。该计算机的出现标志桌面出版和计算机图形设计时代的来临。1989年，福克斯公司推出的由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深渊》，它出现标志着以计算机图形特技为代表的数字电影时代的开始。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技术逐渐成熟，互联网的普及为数字信息带来更加广阔的传播与交互平台。数字媒体技术开始全面介入设计、绘图、展示、广告、包装印刷等服务行业。数字信息技术的影响逐渐深入到各个领域。
21世纪，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系列、iphone智能手机的成功推出，物联网等技术研究兴起，数字信息技术全面入侵各个领域。
数字信息产业生机蓬勃，全球经济在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呈现出迅猛快速的发展，对世界变化趋势的波动也越发敏感。随着各国对数字信息产业的投入和重视越来越大，如何能够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的脉搏，使得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成为各国战略制定的重中之重。通过对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历程及政策的研究，我国可以更好的把握数字信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积极准确的数字信息产业战略的制定也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全球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撬动世界经济不断向前的有力杠杆，也将为人类社会继续创造惊喜。
西方数字信息产业政策
1美国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美国似乎痴迷于各种新的信息开发和应用。拥有着悠久的创新历史和丰富的创新经验的美国最先认识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内，美国研发费用差不多85%来自美国国库。20世纪50年代，大量资金投入到军用计算机的开发之中，使得计算设备方面的设计能力得以巨大增长。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政府对网络技术给予巨大支持，对互联网的的出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信息改变了美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美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度，自由女神像是美国自由崇拜的象征，自由经济也一直为美国所推崇。美国政府力求尽量少干预经济，以防止被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妨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鼓励人们敢想敢干。这样的自由经济政策，给予了现当代数字信息产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少了政府的主动扶持，为了生存发展和经济利益，数字信息产业内部也会积极主动寻求创新的途径。与此同时，自由经济带来的经济泡沫使得全球经济剧烈动荡，2007底起从美国最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并且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势必也会影响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所实行的开放战略。尤其是人才开放战略，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同时，美国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大量人才。近些年来，美国每年留出29万个名额专门用于从国外引进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人才。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优先入境，不受国籍、资历和年龄的限制。刘红梅.美国人才开放战略及其启示.发展研究，2011（4）这种做法，为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把世界各国培养的人才当作美国人才队伍的储备力量。
其次，文化开放战略。美国不单是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美国文化产业十分依赖于境外的投资，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开放性和跨国性。例如在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制片厂之中，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公司的老板是日本的索尼公司，福克斯的老板则是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刘悦笛.美国文化产业何以雄霸全球.经济生活文摘，2012（2）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大制作影片的投资达到了天文数字。利用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电影产业，大投资的持续使得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地位遥遥领先。
2日本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二战后的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国内新兴产业逐渐形成，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的外向型经济，也让日本很快的吸纳新的技术，使数字信息产业能很快在日本兴起。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制造业不断追求品质精良的产品，特别追求对产品生产所需要的技术的精炼研究，以稳定的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为保障，形成了一种纵向系列化的封闭式创新。日本的经济飞跃，为数字信息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打下经济基础。
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产业制定与产业结构设计的国家。日本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干预程度很强，明确产业政策是其主要的干预手段李丹，崔日明.日本与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比较研究.亚太经济，2011（3）。然而20世纪90年代却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或者说是“失去的十年”。1994年，日本提出“新技术立国的方针”。1995年，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1999年又提出了“产业技术产业创新基本战略”。李远.美国、日本产业政策比较分析与启示.经济经纬，2006（1）；晓雅，晓瑗.数字经济将带领欧洲走出危机.人民邮电报，2009（10）日本虽然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变革的机遇，但是在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上却出现了失误。
经过日本政府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日本的数字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从2001年起日本政府开始新方向的产业调整，公布“信息技术基本法”，实施“信息技术立国战略”，成立“信息技术战略本部”，制定“eJapan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方针，最终获得了很好的收效。
3欧洲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欧洲就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在2005年7月正式实施“i2010”战略，为欧洲到2010年发展数字经济确定了以下重点领域：首先，消除内部的市场障碍，从而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信息网；其次，加大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资力度，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数字产业已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8%，接近1万亿欧元，全部从业人员的人数相当于欧盟劳动力的6%，对生产力增长的贡献值更是超过1/4。
从2005年开始，欧盟的数字技术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欧洲的“数字一代”正在成长，年轻人正在成为市场发展和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为经济的复苏发挥着关键作用。今天，欧盟五成的家庭和八成以上的企业都拥有了宽带网络。最活跃的网民大多是16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中有73%经常使用最尖端的网络服务来进行创新活动并分享在线内容。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大约有66%的人每天都使用互联网，比欧洲平均水平高一倍。此外，年轻人的网络技能普遍较高。虽然年轻的“数字一代”表示，一般不太愿意为下载或浏览视频、音乐等在线内容付费，但是他们付费的几率比欧洲平均水平还是要高出一倍。有10%的年轻人经常在网络上付费下载最新的歌曲和视频文件。“数字一代”创造的这些新的发展势头将重塑市场，并主导未来的趋势。欧盟委员会表示，当传统的商业模式遇到困难时，企业将不得不为下一代用户提供有吸引力的服务。新的法律应当为接入在线内容提供便利，同时要确保内容生产者能够获得回报。
但是，欧盟委员会担心欧洲宽带互联网会在由日常使用转向商业应用时失去优势，因为欧盟现有的法律法规阻碍了在线商务扩展的可能性。欧盟的报告同时指出，要想在数字产业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欧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尽管现在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但还是有1/3的欧盟居民几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也只有7%的消费者进行过欧盟范围内的跨国网上购物。同美国和日本相比，欧盟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内的投资和研究水平还远远落后，例如高速宽带通信、在线广告等。欧盟提出，最终要在欧盟内建设一个网上统一的市场，让欧盟公民可以轻松地享受跨境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便利。
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优势及趋势
1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是各国现代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主要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运作，促成了文化产品的更新换代，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同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体现在：科技的提升一方面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又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科技与文化的一体化指科技为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科技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为文化的创新提供源泉。三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影响。
美国文化霸权地位的取得，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础上，科技含量仍占据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它直接构成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输出机。以美国的3D电影为例，2010年，美国的数字银幕增幅惊人，由2009年的7736块增长至16522块，占美国的总银幕数39500块的40%多，其中3D银幕增长了4500多块，现在3D银幕已经占据了美国数字银幕的半壁江山。同时，在2010年10部票房最高的电影中，有7部电影推出了3D版本，而在历史票房排行榜上，共有7部电影的全球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3部就是去年上映的：《阿凡达》（28亿美元），《玩具总动员3》（10.6亿美元），《爱丽丝梦游仙境》（10.2亿）。美国电影业趋势观察.中国广播影视，2011又如，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系列产品的成功推出，不仅仅在同类产品中是技术的先锋，而且在大多数消费者的眼中已经不再是电子产品的简单意义，而是代表着一种潮流，时尚文化的标志。
日本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动漫产业链的形成。近十年来，日本动漫产业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日元，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实际上，加上动漫衍生品的销售收入，广义的动漫产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平均在6%以上。2005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16%，超过了汽车工业。郑国标.日本动漫业发展的四大因素.学习时报
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规模如此壮大，与其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方式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日本是个漫画大国，目前漫画杂志及单行本的发行量已占杂志和图书发行总量的45%，漫画的读者层从幼儿直到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漫画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有科学幻想、探险、政治、经济、奇闻逸事、恋爱、体育、历史、科学、宗教、幽默玩笑以及文艺小说、纪实报告文学等等，无所不包。在日本漫画提供了肥沃的创意土壤供动画产业汲取吸收。透过漫画作品的发行进行市场分析，在这些漫画作品中，把大受读者好评的作品制作成动画。与此同时电子游戏也因为与动漫的相互渗透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接着，就是动漫周边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动漫周边包括包括以动漫为主概念的玩具、食品、饰品等实物，同时也包括音乐、图象、书籍等文化产品。就这样一部成功的漫画能通过长长的产业链与科技结合，经过再创作，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欧洲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地域上的联系，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停滞过。早在13世纪末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活动，从意大利各城市开始，逐渐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当时就有欧洲人设想欧洲仿效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欧洲合众国。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国的联系。这种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更加快了数字信息在欧洲的高速发展。为了对抗美国的信息强势，欧洲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借助数字信息科技，将大量宝贵的文化作品数字化，便于保存与管理，同时也方便交流。这种由文化做基础，借助科技手段最终达到促进经济目的的发展，正是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2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优势
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磨练，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在资金、鼓励创新制度、市场运营模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首先，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有着雄厚的资金力量支持。前两次技术革命为欧洲工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巨大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例如欧盟1995年3月召开了“西方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提出建立“全球信息社会”。欧盟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投资2000亿欧元，用于发展欧洲信息高速公路，旨在“创造欧洲信息社会，迎接21世纪挑战”。欧盟还制订了第五个《科研和技术发展框架规划》（1999—2002），其主体之一就是大力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总预算为163亿欧元（约合180亿美元）。“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研究”课题组.信息产业发展态势及其战略对策.宏观经济研究，1999（7）
此外，成熟规范的市场运营机制也是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经过长期的市场历练，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产品本身服务，还是销售的后续服务都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很好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再者，各国之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是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保证。二战以后欧洲逐渐形成一体化，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于1968年7月1日实现了关税同盟，于1993年基本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1994年1月1日欧盟颁布了新的海关法，简化了海关程序和手续，统一了海关规则，于1999年1月1日欧元顺利启动，首先在11个成员国实现了货币联盟，目前正在建设和完善经济货币联盟的阶段，并在为实现政治联盟积极创造条件，也为各国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打下了基础。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6月1日提出i2010initiative欧洲信息战略计划，其中就提出了要创建单一的欧洲信息空间、加大数字通信技术领域的科研投资、通过应用数字通信技术提高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计划还提出要要建立一个数字一体化的欧洲社会，确定数字一体化政策涉及到人们年龄结构、无障碍数字鸿沟、电子政务、数字内容和文化等领域。罗秀妹，陈涛.欧盟信息通讯产业发展与信息社会战略.欧洲一体化研究，2007（3）
3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渗透。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印刷技术不断翻新，广播、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空间等电子媒介相继诞生并不断更新换代，这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作用，这种文化的渗透为文化产业链的发展开垦了土地。传播媒介的商品化已经成为文化产业运作的有效载体，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文化的渗透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对文化商品消费群体的积累过程。要积累消费群体，首先要吸引潜在消费群体的注意力。而现代传播媒介无疑是一种快捷、迅速的方式。手机、电视、网络这些成为现代人们生活密的生活组成部分，新闻、广告的植入变成了刺激消费者视线的重要方式。数字媒体对现代人生活的全面融入使得数字信息产品拥有传播便捷、影响范围广的优势。通过广告的植入达到吸引消费者之后，用户数字内容产品的体验效果则决定了是否能留住用户。其中，一方面取决于数字信息产品的服务质量、便捷程度。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价值的传输，它们是否能吸引消费者，引起共鸣、得到消费者的认同。数字信息产品在推广产品本身的同时，也将其反应出的产品理念留在了用户的印象之中，同时，为其衍生品积累了消费群体基础。
数字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
1良好政策体制平台的搭建
数字信息产业在中国还处于概念普及和初步发育的阶段，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它都持比较积极的政策态度。
1986年，为了迎接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加快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根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的建议，亲自批准启动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
200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对互联网出版活动的审批、出版内容的审查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同时，鉴于网络环境下的版权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国家版权局正在计划构建网络反盗版技术平台，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率先支持了网络游戏引擎、协同式动画制作、三维运动捕捉、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研发以及动漫网游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并分别在北京、上海、湖南长沙和四川成都建设了四个部级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2006年人大表决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涉及信息服务业的环节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应“鼓励教育、文化、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的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丰富中文数字内容资源，发展动漫产业”。
在《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司2006年工作要点》中，重点工作要点的第三点提到了要“推动下一代网络、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家庭网络、智能终端、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技术应用与数字内容等领域技术实现突破”。
自从我国开始着力于发展数字信息产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从未停止，产业管理政策、产业安全政策、产业机构政策等政策的调整一直持续，不断细化。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目前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关系传统产业改造的重要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2核心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
对于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我国十分注重相关重核心技术研发标准的建立。
首先，是研发机构的管理标准的建立。例如，2009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配套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其次，我国关注产业基地的建立，产业基地的建立为产业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中关村要秉承面向世界、辐射全国、创新示范、引领未来的宗旨，坚持“深化改革先行区、开放创新引领区、高端要素聚合区、创新创业集聚地、战略产业策源地”的战略定位，服务于首都世界城市的建设，力争用10年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
我国对于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学习之外，还需要不断的从实践中摸索、总结。
3高端数字信息人才的培养
当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数字信息产业人才的培养更是中国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人才培养，是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
随着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完善，3G、4G新技术的推出和应用，软件、集成电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我国对于数字信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一方面我们缺乏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数字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掌握数字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和特殊语汇的数字艺术创新人才。我国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仍处于脱节状态。
以数字出版产业为例，产在近年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及数字出版迅猛发展，出版业的人才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不仅对传统编辑等人才的要求更高，懂出版、懂市场又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备受青睐，却难以寻觅。
人才的培养环节中，我国正在逐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产学研合作互动创新模式，建立我国的创意产业园。国家“十一五”国民经济与发展规划和国家科学与技术纲要提出了建立以产业为主体和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校及科研院这技术创新主体要素按照“盈利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开创创新技术活动，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温兴琦.国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对武汉市的启示.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0（12）
4数字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整合
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的对称，具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以蒸汽和电力为动力的大机器工业，包括钢铁、汽车、纺织、橡胶、造船、冶炼工业等，这些部门都是利用传统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信息资源产业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实现了数字化，而是在于凝结了创意和智力的结晶。数字信息产业给传统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数字信息技术给传统工业的发展带来直接的改变。新型敏感元器件和微系统传感器的研究发明，有效地拓展了工业智能化的范围，提高了工业控制的精度；传统大规模集成电路向系统芯片（SoC）发展，为其在微机电系统和工业机器人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高性能计算和网格技术的发展对于企业进一步挖掘和共享潜在信息资源，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将起到革命性作用；面向网络和嵌入式的软件新技术的新发展，表明软件产业已经在逐步实现由单纯产品为中心向以应用为中心的转化；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在世纪之交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无线局域网技术（wLan）、蓝牙技术还是固定宽带无线接入技术，都对提高工业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工业生产的灵活化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动作用。“十一五”专项规划.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中国发展门户网，20080723数字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整合，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更加可靠和实用的技术支持。
数字内容产业中的文化形象、标志成为传统产业制造中引入的符号。如近几年在国内很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有些服装行业就把其动漫形象引入其中。
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传统工业带来了新的用户体验模式。例如，在虚拟的多维空间里，查看不同情景下所选品牌瓷砖的装饰效果；在虚拟网络“试衣间”里，将不同品牌服饰穿在身上的比较。在2012年03月29日开园的佛山新媒体产业园里，“陶瓷云”、“时尚云”可以解决佛山众多陶瓷企业、针织企业与普通消费者间互动体验的问题，这些新兴的云端技术，正在颠覆佛山传统产业商业模式。黄琪晨.佛山新媒体产业园应运而生.数字出版与传统产业“亲密接触”.南方日报，20120330
同时，网上购物的出现为产品的销售增添了新的销售模式。目前国内购物比较多的B2B（BusinesstoBusiness）网站有阿里巴巴，中国巨蛋网、卓购商城、iD格调家居家饰网等，B2C（BusinesstoCustomer）平台有：京东商城、天猫网、当当网、苏宁易购等，n2C（networkingtoConsumer）平台有mai126安全网购导航、Hao123购物导航等，m2C（manufacturerstoConsumers）团购网站有58同城、拉手网、美团网、24券等，垂直类商城有凡客诚品、玛莎玛索。S2C（ShoptoCustomerincity））网站有95百货商城、同城购物。随着网上购物安全机制的建立，和销售服务的逐渐完善，网上购物已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和商家、厂家青睐。
5我国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这十几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总体仍然滞后，在技术领域仍处于低层次的仿制，市场规范制度仍不完善。通过对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了解再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数字经济的对策篇7
关键词：长期增长；短期波动；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预算赤字；存贷规模；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43-06
一、引言
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两大主要领域。在短期内，经济本身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一方面来自于经济本身，如企业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笔者主要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不论是资本形成还是政府政策都能在短期内显著影响总产出，除此之外也能影响经济长期的波动性，它们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就这一点，学界在是否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或者让市场通过自身调节机制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方面还存在争议。也就是说，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使得经济能够恢复稳定的发展势头。因此，笔者选取的三个变量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即：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究竟这三个变量是否能够代表资本形成与经济政策的波动性呢？运用经济意义检验的方式，我们发现这三个变量完全能够代替上文所说的三个方面。首先，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主要是度量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的总量，它主要代表的是经济波动的内因影响，是对本期资本形成效用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也会对下一期经济增长规模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其次，预算赤字的波动。预算赤字这一指标可归结到政府财政政策方面，是将政府财政政策具体量化的重要变量，将其纳入模型，可以探究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率是否有显著效果。再次，存贷款规模的波动。存贷款总额这个变量的引入主要是为了量化货币政策，应当采用广义货币作为变量，但是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各省广义货币的数据无法得到，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额来代替。由于各省的存贷款规模显示了该地区金融市场的活跃状况，通过这个变量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政府的货币政策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笔者主要试图回答诸如下列的重要问题：每个变量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影响？若存在影响，各个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又如何？
早期的研究中，Kormendi和meguire（1985）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产出的波动率与平均增长率在各国同一截面上呈正相关关系。Ramey和Ramey（1995）分别使用了92个国家以及其中25个oeCD国家的数据验证了平均增长率与增长率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Ramey和Ramey（1995）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占GDp之比重、平均人口增长率、初始人力资本和初始人均GDp，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估计。他们发现，使用全样本进行估计，波动性对平均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却是这种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随后，有大量文献在Ramey和Ramey（1995）的基础上对波动性和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如Barlevy（2004）、Fatas（2011）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短期波动对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也有一些文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波动性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
近年来，国内涌现了大量针对该主题的理论性和经验性文献。陈昆亭等（2012）发现，中国1978年以前，波动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1978年之后，二者的关系变为正相关，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随机增长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李涛（2001）建立了一个反映周期波动的增长模型，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联系在一起。有很多经验性文献使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波动性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王钰（2014）、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周达军（2007）的研究支持了Ramey和Ramey（1995）的结论，即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也有文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如卢二坡和王泽填（2007）、池建宇和赵家章（2015）。
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数据选取的是中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外）1980―2013年的年度数据。这个时间段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主要阶段，也是中国经济真正高速发展的过程。笔者主要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构建，借助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来解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并对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实证方面，笔者跳出传统对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研究采用“二分法”的桎梏，把这两个主题糅合在一起，探究短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试图运用严格的计量方法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上述问题，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获得关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具体冲击程度的描述数据，给出具备说服力的结论，即资本形成和政府经济政策的波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影响。政策方面，笔者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重点探究了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持续时间，得出了政府政策波动短期内能够显著影响总产出。长期内，这种影响力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因此，政府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不但要考虑其短期的有效性，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力，选择最优的政策幅度，以达到最好的政策效果。
二、数据和方法
（一）变量引入
笔者向模型中引入以下四个变量。
1.经济增长率（growth）――实际GDp增长率，作为模型中的主要研究变量。在前期数据处理时，对实际GDp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因此在离群值处理时，这一变量是正常的。在模型中，该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2.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cf）――即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标准差。用标准差来反映变量的波动情况，由于资本形成总额与下一期投资有很强的相关关系（通过经济意义解释），因此，我们估计这个变量的波动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计算各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其次，再计算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标准差，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标准差是通过每个省份当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与该省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之差取绝对值所得出的，虽然不是准确的标准差数据，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各省历年的波动状况，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3.预算赤字的波动（sd_bd）――该变量用预算赤字占GDp比重的标准差表示。这个变量主要是为了检验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于稳定经济的意义，代表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通过各省的财政收入与政府支出之差获得各省每年的预算赤字数据，再由预算赤字/GDp获得预算赤字占GDp比重的数据，最终由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数据通过软件输出其标准差。
4.存贷总额的波动（sd_cdze）――该变量用存贷规模占GDp比重的标准差表示。由于笔者采用的省级货币供给量数据获得比较困难，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额来反映各地的货币发行情况，具备一定的说服力。
数据处理的过程是：首先，将各省的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相加得到存贷款总额，再由存贷款总额/GDp得到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其次，由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数值借由软件输出其标准差。
这四个变量是根据相关的经济周期理论，即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捕捉基本参数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后三个变量采用占GDp比重形式，能够很好地克服数据的误差，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二）数据描述和概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1980―2013年各省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短期波动）与其各自实际GDp增长率（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除特殊说明外，本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年）和各省统计年鉴（2009―2014年），文中的数据均为原始数据经过单边缩尾处理后所得的结果。本文共采用30个省（区、市）34年的数据（、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由于前期的数据收集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由度，本研究只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变量引入模型之中。我们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做了描述性统计，输出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笔者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建构方法，将传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延伸到处理面板数据（panelData）领域，VaR将系统内所有的变量都看成是具备内生性的，而面板数据则是允许未解决的个体差异性存在。
建立pVaR模型需要确定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确定对于模型十分重要。滞后阶数太小，残差可能存在自相关，并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滞后阶数过大，待估参数多，自由度降低严重，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面板数据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一般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数据进行操作后，我们认为滞后两期滞后的效果是最好的，详细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滞后两阶时，在90%的可信度下，aiC、BiC、HQiC均通过，因此，滞后阶数选取两阶即可。
在下文进行pVaR模型的回归中，又进一步对模型的回归阶数是否正确进行检验，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在滞后一阶时，在90%的可信度下，预算赤字波动（sd_bdt-1）不显著；滞后两阶时，在99%的可信度下，除滞后两期的增长率（growtht-2）和存贷总额的波动性（sd_cdzet-2）外，所有变量均能拒绝原假设，均是显著的，故选择滞后两期。这也与上面所进行的滞后阶数检验相符，说明对模型进行面板矩估计（Gmm）是有意义的。
结合上文中的变量引入以及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我们建构如下模型：
Zit=？姿0+？姿1zit-1+？姿2zit-2+fi+et（1）
其中zit=（growth，sd_cf，sd_db，sd_cdze）′是基于面板数据的4×1的变量向量，i代表不同的省份，t代表年份，λ1和λ2分别是滞后期不同的变量的系数矩阵，λ0是4×1的各省效应向量（常数项），fi是4×1的年效应向量。如上文所述，growth代表实际GDp的增长率，sd_cf代表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db代表预算赤字的波动，sd_cdze代表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将这四个宏观经济变量纳入同一模型系统，分析各省经济增长速度对不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冲击响应的不同。
在将VaR运用到面板数据中时，我们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条件，即对于每一个横截面单元而言，其底层结构是相同的。由于这个限制可能在实操中被打破，一种解决方法便是通过引入固定效应的方式允许变量中存在异质性，在模型中通过fi表现出来。而受因变量滞后项的影响导致的fi与自变量的相关性，会使传统用于消除固定效应的“均值差分法”在对系数的估计中产生偏误。因此，笔者使用“前向均值差分法”（arellano和Bover，1995）来消除固定效应。该方法通过移除前向均值这一转换方式，避免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滞后回归项间的正交，从而达到准确估计模型系统的目的。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pVaR模型及其解释力
根据上文中建立的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VaR）。于是，面板矩估计（Gmm）的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短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主要观察的数据为表4中的第（1）列，即模型中的各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时对当期经济增长率（growtht）的解释力。
首先，检验模型可行性。由表4可知，在95%的可信度下，模型中的变量除滞后二阶的增长率（growtht-2）和存贷款的波动（sd_cdzet-2）这2个变量的p值大于0.05，其他变量的p值均远远小于0.05。经过笔者的反复验证，这已经是相对最有效的模型，故模型的建立是可行的。
其次，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growth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d_cf（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滞后一期的sd_cf对growtht有正向影响，其系数是0.318，这样的结果说明上年的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即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波动越大，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就越大。滞后二期的sd_cf对growtht有负影响，其系数是-0.218，说明滞后二期的资本形成总额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反向的；sd_bd（预算赤字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滞后一期的sd_bd对growtht有正向影响，其系数为0.357，说明上年的预算赤字的波动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还比较大，也就是说预算赤字的波动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滞后二期的sd_bd对growtht有负向影响，其系数为-0.314，说明滞后二期的预算赤字的波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反向的；sd_cdze（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对growtht有影响，和上述两个变量类似，滞后一期的sd_cdz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影响，滞后二期的sd_cdze_ratio对经济增长率有负影响，但是就其系数数值而言，分别为0.040和-0.011，这说明滞后一期和二期的sd_cdze对经济增长率（growtht）影响不是很大，至少不如上面两个变量对其影响大。
综上所述，从系数来看，不管是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本文所研究的三个变量波动对长期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是：预算赤字>资本形成>存贷规模。这样的结果验证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本思想的主流观点，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发展有显著效果，如果当局能够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是有可能的。同时，输出结果并没有能够得出货币学派关于货币供给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唯一重要因素的观点。
（二）基于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对pVaR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困难的，要想对pVaR模型做出结论，可以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为我们提供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因素的冲击对其中一个因素的动态影响的方法，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并从动态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
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令其值为常数），来度量某一特定宏观经济变量的正交化信息（innovation）的响应。
由于式（1）误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能是非对角矩阵，那么对脉冲响应函数解释的最大困难在于VaR系统的误差项从来都不是完全非相关的，当误差项相关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不能被任何特定的变量所识别。处理这一问题笔者采用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使误差项正交。该方法的结果一般会受到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的影响。因此变量的设定顺序非常重要，本文的设定变量顺序是growth（经济增长率）、sd_cf（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sd_bd（预算赤字的波动）、sd_cdze（存贷款总额的波动）。
分析脉冲响应函数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利用Gmm估计出的系数以及它们的方差―协方差矩阵随机生成大量系数，并重新计算冲击反应这个过程本文进行了5000次，蒙特卡洛模拟给出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用于评价冲击的统计显著性，即5%。
图1给出了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实际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6；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需要注意的是，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即假定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
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经济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和存贷款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影响。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对自身的冲击响应是逐渐开放的。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三个指标：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波动以及存贷款总额波动情况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均是开放的，但是这其中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以及预算赤字的波动两个变量波动情况的冲击在第四期后比其他两个指标的冲击效果更明显，说明经济增长率受资本形成总额波动和预算赤字波动的影响是较大的。
图1中第二、三、四行分别是模型中四个指标波动对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和存贷款总额的波动的冲击影响。如果要研究这四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展开说明和论述。但是由于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冲击，因此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研究的是短期波动对于长期增长的影响，但是滞后两期四变量脉冲响应图输出结果显示，这个冲击的影响是开放的，而上文中所做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两期时，各变量的影响都变成了负相关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与脉冲响应图输出结果相悖。因为，脉冲响应图输出的结果是滞后两期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冲击的合力效果，虽然滞后二期时，pVaR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以及存贷款总额的波动这三个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都是反向的影响，且数值都很小，这说明二期之后，资本形成和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反向并且微弱的。但是，由于滞后一期时，三个变量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太大，滞后二期虽然影响是反向的，但是数值过小，根本无法抵消滞后一期时的正向冲击。以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这一变量为例，滞后一期时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是0.318，滞后二期时反向冲击是-0.218，两期的合力作用是0.100>0，因此在脉冲响应图中的反应仍然是在水平线以上。其他两个变量脉冲响应函数位于水平线以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此处将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文中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输出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的输出结果是一致的。同时也验证了我们初期的预想，即资本形成总额以及政府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影响，只是这一影响随着时间逐渐减弱。
（三）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进一步度量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冲击作用的构成。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
为了与上文脉冲响应图相对应，笔者进行了6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在这里选取其中具备代表性的第3个预测期和第6个预测期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
表5给出了第3个预测期和第6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自身，但是由第3个预测期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1.6%，预算赤字波动的影响是0.7%，存贷总额波动的影响是0.5%；第6个预测期时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1.9%，相较于第3个预测期时，第6个预测期的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这也与上文中脉冲响应图的输出结果相吻合。预算赤字的波动的影响为0.8%，存贷款总额的波动的影响为0.6%。此外，从两个预测期方差分解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伴随着预测期的增加，经济增长率自身波动对其影响力有下降的趋势，这也说明另外三个变量的脉冲影响有上升的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预算赤字的波动、存贷款总额的波动这三个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算大，相比而言，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以及预算赤字的波动这两个变量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有较大的贡献率，这一结论也验证了上文在做pVaR模型回归时的结论。
四、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一般来讲，由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反馈作用的存在，使得研究经济周期模型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选取另一种方式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相较于把焦点放在分析引起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原因，笔者主要验证的是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时效。
笔者用实际GDp的增长率指标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情况，使用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冲击作用。从实证结果看，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对经济发展稳定性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其中，资本形成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货币政策波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是也有一定的冲击。
首先，短期波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四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建立（pVaR）具体分析了短期和长期时，资本形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资本形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此外，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形成，且三者的数值均不算小，说明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滞后二期时，资本形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为反向影响。此外，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财政政策>资本形成>货币政策，且三者的绝对值数值较滞后一期大幅减少。以上结果说明，短期内，资本形成和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就长期而言，这种影响力会渐渐趋向反向影响，且影响力大幅减小。这便要求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应当综合考虑政策长期与短期的影响，选择最优的政策幅度。
其次，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率对短期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输出显示，模型中三个变量的冲击是开放的，尽管滞后两阶后，影响方向变成了反向，但是就其实际影响力度而言，远不如滞后一期的正面影响大，所以二者合力效果仍然对经济增长率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力伴随时间的推移将逐渐减弱。
再次，就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内在原因，外在的冲击也对其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把重心放在经济内在结构和内容的调整，同时也不能忽略资本形成和经济政策等外在因素对其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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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对策篇8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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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对策篇9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营销策略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2．029
〔中图分类号〕G25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2－0116－04
ResearchonenterpriseoperatingStrategyforDigitalLibrarywangJinghui
（Schoolofinformationtechnology，Changchun130118，China）
〔abstract〕thispaperbasedonthemodernmarketeconomy,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digitallibraries,discussedtheoperatingenvironment,companymanagement,businessmodelandmarketingstrategyforenterpriseoperationsstrategy.
〔Keywords〕digitallibrary;enterpriseoperating;marketingstrategy
1构建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环境
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离不开基础环境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人力资源环境。目前，数字图书馆经营的非企业化是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产权关系不明晰、行政化的资源配置以及非科学化的管理都影响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必须转换数字图书馆的体制，改革数字图书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数字图书馆现代企业制度。对数字图书馆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可以按照“三权分离”的思路进行，即政企分开、国有资产所有权和营运权分开、资产运营权与日常经营权分开。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应建立三级管理的组织结构对数字图书馆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即部级管理机构――所属数字图书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专营国有资产的企业性机构。
2实施完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实施企业化运营的数字图书馆，必须彻底摆脱当前行政部门附属机构的尴尬地位，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明确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主体和运营主体，实行完全公司化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在企业内部，要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进行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采取正确的经营战略，创造更大利益，以使数字图书馆作为独立的社会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而融入社会。数字图书馆的经营与普通公司不同，它的收益小，而且还要承担版权的费用，所以将其进行完全的公司化管理制度，可以在得到社会效益即将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扩大经济效益，从管理到产品推广到客户服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
2.1公司化管理的部门结构及功能设计
通过对数字图书馆和一般企业运营模式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笔者设计了符合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的公司化管理模式，其部门管理结构如图1所示。
与普通公司管理结构不同的是，数字图书馆有属于自己的几个特色部门，例如生产运营部、市场部和客户服务部等，具备一些数字图书馆的特殊职能。
2.1.1生产运营部
生产运营部主要分为3个部门即生产部、研发部和数据部。生产部主要是负责在工厂进行印刷版图书的加工工作，将新近的图书用maRC编目输入到电脑中，使其成为电子版的图书。研发部主要负责研发能使印刷版图书加工成电子图书的程序，以及公司一些部门需要使用的程序，并对数字图书馆的网站进行维护。数据部主要负责将电子图1数字图书馆公司化管理结构图
图书进行加工处理，使其符合上传到网上标准，对新进图书进行、分类和挂接。拷贝部主要负责拷贝顾客订单上的相关书籍和视频，然后寄给客户。
2.1.2市场部
市场部中的销售部主要是负责销售自己的服务器、销售网站上的电子图书等。版权部主要负责和作者、出版商谈版权问题，保护数字图书的知识产权，提供大量可以共享的信息资源，满足用户的阅读需求。
2.1.3客户服务部
客户服务部主要分为在线咨询和售后服务。在线咨询是针对每个进入数字图书馆网站的用户进行在线的咨询服务，提供及时的帮助。售后服务主要是对大客户的服务器、所订的电子图书等出现问题后进行售后的服务。
2012年2月第32卷第2期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策略研究Feb.，2012Vol.32no.22.2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设计
对于数字图书馆这种产品与技术更新快的企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就相当重要，如果合作的得当会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合作就是指首先所有部门都要对公司的产品及服务理念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其次，各部门之间要多进行沟通，利用每次的例会时间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得出试行的方案；最后，要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所创新，数字图书馆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积极研发高知识含量的信息产品，实现信息资源的有序化和知识的外化，不断增加知识资本的价值，以创新产品占领和拓宽信息市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图2所示：图2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图
2.3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
所谓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就是根据用户的知识结构、信息需求、行为方式和心理倾向等，有的放矢地为具体用户创造符合其个性需求的信息服务环境，为其提供定向化的预定信息与服务，运用数字图书馆的新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从事信息资源内容组织、数字化加工、数字图书馆技术总体解决方案、数字资源库建设的应用开发，面向全球提供专业性、系统性、主动性的多媒体信息资源内容服务［2］，并帮助用户建立个人信息系统的一种信息服务平台［3］。
通过分析用户需求，结合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的方式，设计如图3所示的信息服务平台。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完全是取决于用户的需求，他们不仅可以在网上进行论坛交流、在线阅读、管理个人数字图书馆等，还可以通过注册信息，提供一些作者自愿提供给图书馆的信息，数字图书馆的管理员利用这些信息方便与用户沟通交流，便于改善其个性化服务的质量。此平台可以将用户按年龄、教育水平和对书的喜欢类型不同，将用户合理的分为不同的群体。对于用户查找图书，更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检索系统，这个检索系统首先应将图书做一个很好的分类，所以不但要考虑到网络信息数量多、内容庞杂、变化快、稳定性差、类型多样、范围宽、用途广以及网络信息组织特殊、控制性差的特点，还要考虑到网络信息用户的特点和个性差异。并且要做到比用户早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为他们提供先行服务，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为用户提供符合他图3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结构
们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同时，也应该是一种培养个性、引导需求的服务，运用数字图书馆的新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从事信息资源的内容组织、数字化加工、数字图书馆技术总体解决方案、数字资源库建设的应用开发，面向全球提供专业性、系统性、主动性的多媒体信息资源服务内容［4］。“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用户提供正确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信息服务的基本原则。
3采用知识资本运营的核心经营模式
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关键是搞好资本运营，资本运营是以资本流动为前提，以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为目的，是科学经营和管理资本的资本流动过程。首先，资本运营强调的流动是前提条件，如果资本不流动，就没有资本运营可言。其次，资本流动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流动，而是要流向资本效益高的企业或部门，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只有明确这个目的，才能搞好资本运营。再次，资本运营除了流动外，还要科学经营管理资本，要把资本流动与经营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进行资本运营。
按照一般企业资本运营规律，数字图书馆实施资本运营，其内容除了按照市场规律对数字图书馆机构本身、资产和产权进行整体重组外，其核心内容是知识资本运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企业运营的重要资本。所谓知识资本是指能够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知识，是企业所有能够带来利润的知识和技能。知识资本实质上就是知识企业全部资本的总合。
知识资本运营是无形资产的经营。具体讲，知识资本是指品牌、信誉、技术和知识产权等，不再是有形物质资产和资金。知识资本运营是指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综合运用各种精神资源，创造出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精神产品和知识商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知识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并促进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可以用价值衡量的财富。数字图书馆机构、资产和产权重组是间接资本运营。数字图书馆机构重组主要是解决组织机构形式不合理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传统图书馆是以文献信息收藏、管理和公益为主的事业型机构，国家投入的资金不能作为资本在经营过程中使其增值。
数字图书馆除了具备一般传统图书馆的功能外，它还具有信息产品开发、生产与经营的功能，它已由完全公益事业型向企业经营型转变。因此,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字图书馆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企业化运营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新组合与改造，进行体制创新，促进体制转换，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开展资本运营，经过资本运营实现数字图书馆资本增值的目的；数字图书馆资产重组主要是改变资产形态和存量资产的比例，调整不同资产的组合结构，实现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作为现代企业的数字图书馆只有摆脱这种管理体制，进行体制改革，建立相应的企业运营机制，实行企业化管理，确立法人地位，明确法人财产权，数字图书馆才能持续稳定发展。
4采取合理的市场营销策略
数字图书馆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并最终获得成功，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转换运营机制，成立以经营管理知识信息为主的现代知识企业，走企业化运营道路，同时，确立资本运营在数字图书馆的中心地位，积极开展资本运营，这是数字图书馆建设持续发展的治本之举。建立正确的市场营销形式和策略，对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是志在必得的。所以数字图书馆应根据自己自身的发展制定一个适当的营销策略。
4.1定价策略
因为价格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也会影响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的经济效益。图书馆是个非盈利机构，但图书、期刊的大量采购、各类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以及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和图书版权的费用等，都要付出很大的开支。因此，使用数字图书馆的相关消费者付费的方式是适用于数字图书馆的重要环节。除了政府财务部门预算的方式直接支持图书馆的款项外，图书馆在影印电子图书、网上下载或在线阅览、信息检索等收费项目都应仔细评估后再定价，以科学、合理的价格，在实现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成本效益。
4.2服务策略
首先要求所有管理人员要对我们网站上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要知道每个产品的特点、不同产品适合的不同人群，这样才能保证管理者在消费者咨询时能达到有问必答，保证了客户服务的质量才能保留住客户群。因此，图书馆要以用户第一的观念，结合自己的馆藏特色，提供优质品牌的服务［5］。拥有了好的口碑的信息产品及服务，数字图书馆就会在复杂的企业化营销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实习时，经理开会曾说过，我们任何的部门都要了解公司的产品和经营的理念，这样才能让我们公司的形象不断提高，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要求员工要时刻对自己严格要求，提高自身素质。
4.3竞争策略
战略管理领域许多重要的思想来自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工作［6］，他的竞争战略阐明了管理者可以使用的3种一般战略。成功取决于所选择的战略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产业的特性相匹配。数字图书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竞争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数字图书馆企业的成败。第一种战略是成本领先战略（costleadershipstrategy），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企业化运营这就是指通过提高收集信息资源的速度和水平、加工信息资源的质量和效率来扩大企业的规模，进而降低成本，用较低的成本打败竞争者；第二种战略是差异化战略，是指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并得到顾客广泛认同，对自身产品进行改进，使其与竞争者的产品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占有率；还有一种战略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叫聚焦战略（focusstrategy），目的是在狭窄的市场区隔上寻求成本优势（成本聚焦），或者差异优势（差异化聚焦）。笔者认为数字图书馆可以选择这种聚焦战略，因为现在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它不具有规模经济性或者足够的内部资源以成功地实现其他两种战略［7］。数字图书馆在网上可以运用广告、网上销售、公共报道与公共关系等促销方式来介绍数字产品、情报资源，以达成宣传的沟通和交流，或以网上论坛等形式，及时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馆藏资料，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开发新的产品，提高服务水平［8］。
4.4技术的集成策略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自身多样化、系统化的特点，涵盖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组织集成创新，形成数字图书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配套产品开发，带动相关技术产业发展。将开发创新作为其营销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转变数字图书馆的经营观念。数字图书馆只有改变以往传统图书馆的管理、营销和服务方式，增强自身的开发和创新能力，才能获得企业化运营的强大生命力。
5结论
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化运营数字图书馆，实施完全的公司化管理模式和知识资本的运营模式。根据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平台，寻找用户所需的服务方式。因为数字图书馆企业化运营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也是为了保护作者及出版商的版权，更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在用户之前想到他们所想的，提高服务质量。信息时代，知识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国际高技术竞争中的制高点，同时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标志。因此，鼓励和促进数字图书馆企业的发展就成为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点，只有把数字图书馆的经营方式企业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和市场经济接轨，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而且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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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对策篇10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根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之前，对于中国经济上半年及未来的表现，学界和市场人士分歧很多。有如我认为总体表现良好的，但根据笔者的观察，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自二季度伊始就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硬着陆，担心中国经济滞胀。在笔者看来，9.6%的增长完全可以打一个a+以上的分数。在经济增长高于9%的情况下，说硬着陆，谈滞胀不仅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符。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对上半年经济增长以及三驾马车的具体表现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一季度增长9.7%，而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9.5%。这两个数字，如果与去年比较，尽管有所下滑，但考虑到今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和信贷政策的大幅紧缩，以及通胀的加速，这样的增长数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去年上半年10.3%的数字都弥足珍贵。而从一些具体的数字表现而言，体征和各项指标都处于良好的区间。比如，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都是比较理想的数字，而消费和出口亦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因此，尽管在政策加大调控力度的情况下，二季度的增长比一季度慢了0.2个百分点，但这既是季节性变化，也是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和政策的预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从中国经济的主要指标看，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所谓硬着陆，所谓滞胀的说法根本不存在。如果说去年中国经济仍然属于快跑，那么，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则完全告别了危机时期的刺激效应，恢复到正常的增长和平稳状态，而并不是衰退和滑坡。对于中国经济的表现，国家统计局也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笔者完全认同这一官方的判断结论，就增长而言，笔者从来都坚信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可担忧之处，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良好的背后，风险的暗流涌动，其中最大的风险无疑有两个：一是通胀的未来走势，一是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先说物价，上半年，尽管货币政策一再收紧，但依然没有改变负利率的状况，价格上涨的动力依旧十足，居民价格消费指数高位运行。上半年物价指数平均5.4%，特别是6月份，猪肉价格的暴涨使得Cpi一举达到了6.4%的三年来的高点。这意味着，年内完成4%的调控目标基本已经没有可能。再看房价，在负利率和通胀效应之下，房地产政策尽管依旧处于严厉的调控之中，但房价由于通胀预期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而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一些没有采取限购措施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势依旧，整个房地产调控的压力依然很大。
（马光远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