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1
顾秀莲在致辞中勉励全国的大学生村官，要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梦想结合在一起，大力弘扬新时期大学生村官精神。”
五年来，全国共有236多万名高校毕业生自愿报名应聘。各地也踊跃选聘36万余名大学生村官，其中23万名在岗，13万名期满流出。大学生村官这一农村新鲜血液已经“输进”了全国三分之二的行政村。
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连续多年的典型调查结果说明，大部分大学生村官认可自己最初的选择，认为做大学生村官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自身价值、服务农村、接受锻炼和提高自身能力。
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工作的主要动机依次是：到基层锻炼，为从政打基础（68%）；走进农村，了解国情（52%）；想为农民做点事情（51%）；体现个人价值（46%）；想为家乡做点贡献（38%）；工作不好找先就业（18%）；工资待遇不错（5%）；工作压力小（1%）。
连续六年的典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的大学生村官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表示满意，明确表示后悔或者很后悔的人很少，近两年不到6%。
今年农业部的一个调研也表明，60%以上的大学生村官选择初衷是为了历练自己、培养才干和为农村经济发展奉献智慧；约1/3是为将来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打基础或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看中了各种优惠政策才来做村官的比例不到1/6。
本届论坛《2013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这是该报告连续第五年回顾总结大学生村官事业全年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报告认为，目前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推进原动力主要来源于党中央的意志。截至去年底，全国有6.7万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4246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1511人担任村委会主任。
目前全国共有3万多名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占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的12.4%，他们活跃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实施各具特色的创业项目，带动大批农民脱贫致富。
报告同时指出了五年来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症结：仍有部分地方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保障措施存在落实不到位现象；对各地大学生村官工作和大学生村官的考核有待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创业依然面临很多困难。
报告建议：继续加强宣传，深化全社会对大学生村官事业的认识；用系统工程方法指导。科学引领推进大学生村官工作深远发展；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实干成才的思想教育；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大学生村官事业，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优先创建一批优秀大学生村官工程建设示范县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使大学生村官工作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保障基础上。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2
尽管纪委初步调查显示，暂未发现该村官动用公款办婚宴的证据。但这俨然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公众对近年频现的村官型“土豪”的种种记忆：
从2009年，在部级森林公园花费千万元为其家眷修坟墓及建祠堂的山东村官李德海，到2011年全国“村长”论坛上，随处可见的豪车座驾；从今年2月，被举报坐拥20亿身家的深圳村官周伟思，到最近刚刚宣判的海口5名村官，伙同他人侵吞近1300万元征地款……
村官不是“官”，但贪腐起来，却比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胃口更大”。以致中央党校教授林慨叹：“腐败‘落势化’，村官腐败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是什么制度让“小”村官频成“大贪”？
资源性腐败成村官敛财大宗
什么是“村官”？
“村官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员或公务员，主要指两个组织的成员及负责人――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又称“两委”）。少数情况下，也包括村会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笔者。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神经末梢”。他们大多没有公务员编制，“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是农民”。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针”就是活跃在9亿农民中的村官。在一些纪检干部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两头不靠”，但权力的“含金量”却非常高：管理村务资金、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申领惠农补贴……
这些，都可能是村官腐败的“切入口”。
2012年9月，陕西省吴堡县一位检察官撰文称，从近年查处的村官腐败案件看，腐败的主体80%以上为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贪污、挪用公款居多，公款来源“几乎遍布‘两委’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村官腐败，在不同地区形态各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而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
“废除农业税之前，是从农民家里收钱，农民对村务比较关心；现在农业税废除了，各类种粮补贴的力度又在加大，当上级往下拨款时，很多名目农民都不知道。”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向笔者分析其中一种村官贪腐形态：“现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有的村官就盯上了这些人的应得款‘漏洞’，通过造假名单、做假账等方法，套骗国家补贴款，虚报、冒领比较严重。”
另一种形态，更容易成就“身家千万”的村官。
“那就是资源性腐败――从村集体的土地、矿产和林业等资源中牟利。”支振锋说，“而且，越是涉案金额大的村官腐败，越是和资源关系密切”。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曾数据称，1994～2002年，其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的案件约占92%。今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也调研结果称，在2009～2012年查办的44件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逾七成涉及征地拆迁领域，与开发商“互利互惠”，结成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损害集体利益“肥”了个人，成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
浙江永嘉县新桥村委会原主任余乾寿，在拆迁和安置房项目中，贪贿3000余万元；深圳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盘点近年一些知名的“小村官大贪”案件，很容易发现土地等资源的影子。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分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资源市场价值激增，村官权力的“含金量”也急剧膨胀。“一些征地项目对农民来说并不公平，乡镇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间人’的调节作用。农民和政府、开发商不直接面对面，村官‘垄断’信息资源，可以从中找到有利可图之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农村政治学专家程同顺告诉笔者。
对村官的“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频发的村官腐败催生一个疑问：“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村民自治法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来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监督，首先“阻力重重”。
“法律规定，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村委会只是常设执行机构。但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有学者撰文指出，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设计中，村委会“一支独大”，权力机构不常设，监督村委会还要靠被监督人“召集”，以致有学者慨叹：如果说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是“四驾马车”，“绝大多数的村民自治，目前只完成了选举环节，其他三个环节成了‘摆设’。”
“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加剧了这种监督困境。”程同顺补充说。
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要罢免村委会主任，须有本村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1/3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出，并有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投票，并须经投票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这种监督方式，条件苛严，农民又往往担心打击报复或不愿得罪人，而不愿、不敢监督。”
来自同级的监督，同样显得“疲软无力”。
“现在的村官腐败，往往是‘窝案’。”支振锋表示，“一出事，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计等一起抓，有的岗位干脆是一个人兼任”。
笔者梳理发现，在一些农村，拉动基层发展有“三驾马车”之说――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但“三驾马车”多由一套人马运作：有的村官身兼数职，可谓集党务、管理权和财权于一身；有的村官，把会计等职位弄成自家亲戚担任，导致“打白条”“自批自支”现象泛滥。
来自上级的监督，成效如何？
有学者用“状态尴尬”形容。对村委会干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曾向媒体分析，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乡镇和街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级”，更多时候，乡镇和街道还需要村居协助进行社会管理。
“目前，乡镇对村组织只能进行诸如税费收取、换届选举、计划生育等事务性工作的指导，而难以在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进行具体监督。”徐勇表示，“有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还可能存在‘相互勾连’问题”。
对村党支书的监督，程同顺告诉笔者，来自纪委的“党内监督”也常面临“难以落实”的困局。“由于村官级别有限，级别高的纪检部门对村官腐败问题，有精力查处的少；而县级、乡镇级纪检部门，与村官基本上互相认识，属于‘利益共同体’，一般不愿受理这样的举报。”
于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难”。一些人不惜贿选收买人心，一旦赢得选举，就万事大吉，忙于大肆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职几十年，腐败连连，却很少遭到罢免。
“政经分离”或是釜底抽薪之策
对怎么给村官套上“紧箍咒”，各地一直在摸索。
落实《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务公开制度，是较为传统的一个。有媒体总结，无论土地征用还是惠农款发放，村官在“二传手”角色下，难免“暗箱操作”。村民无从知道土地征用数量和补偿款数额，大宗腐败便由此滋生。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这类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项的公开原则，是“随时”。但该法对村官“不公开”或“公开不实”的应对，却规定得疲软乏力。在一些农村，村务公开走形式、黑板报上的“糊涂账”等现象，令村务公开制度频遇尴尬。
“城市化让农村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村委会组织法》需要调整，要对村民自治中涉及的所有权利和利益进行全面界定。”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告诉笔者。
马敬仁还提示，“审计进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官联手制造财务“黑洞”。
“现在，村集体往来账目等经济问题比较多，像村官‘白条’‘内部私分’等贪腐现象，大多与此有关。”长期以来，审计机关无法对村级组织进行审计，对村官的审计监督基本处于“盲区”。马敬仁表示，现在，按照新修订的《审计法》，可以将村集体作为集体经济单位，纳入审计范围内。
笔者查询发现，2007年后，“审计进村”已经在黑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市的农村开始了探索。“对村官监管，还有一些乡镇建立了纪检、审计、监察‘三合一’的长效制度，审计部门负责财务，监察部门考核绩效，纪委负责廉政建设。”马敬仁说，“这样做，对村官监督更有效率，也能‘防微杜渐’。”
来自村民的监督智慧，更加不可忽视。
2008年，四川马岩村曾创造了“五瓣梅花章”来先行审计村财务，赢得舆论关注：五位村民监督员各持公章的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须由五人一致同意才能报销。“为了解决村民‘想监督又不知如何监督’的困局，近年，村务监事会也是一个创举。”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教授告诉笔者。
笔者了解到，2007年，村务监事会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芳心村率先试点。在县、镇的支持和组织下，村民选举老干部、老模范和老党员等委员，组成独立于“两委”之外的村务监事会。监事会成员提前把村里的一切大事告诉村民，在广泛收集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对村委的决策和财政进行监督和公示。
这些举措能釜底抽薪吗？项继权认为，最可能釜底抽薪的，还是“推行‘村社分开’”，即削弱村官与土地等资源的天然联系。
“村委会本身是政治自治组织，现在村官腐败多发，是因为在农村基层权力中，政经不分、村社不分。”项继权表示，目前，本应属于集体的土地等资源，却由村委会来代行各种权利，“村官在经济方面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让腐败滋生不止”。
笔者查询发现，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开始探索这种“分离”。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3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36-01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中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而高等学历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环，也必将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基本方式，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人力资本的特征确定了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驱动力。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积聚效应明显，吸引了农村的大量资源，使得农村的各种资源流失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大学生“村官”这一制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缓解城乡差距。
合川区2008年9月出台了《“村村有一名大学生工程”实施办法》，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全区“村村有一名大学生”的目标。目前继续任职的264名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中实行大学生“村官”制度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的经济意义，在经济政治角度下，大学生“村官”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说明了合川地区实行“村官”制度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合川区农村经济增长也面临诸多制约，如：第一，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制约。一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农业走向市场。二是村社集体经济脆弱，社会公益事业实施难。第二，农业农村基础条件的制约。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二是信息网络体系不健全，农业结构调整缺乏针对性。三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基本农田保护形势严峻。第三，农村社会事业面临的制约。一是农业农村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农民文化技术素质低。
针对以上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加大对大学生“村官”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对大学生“村官”人力资本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教育是影响人力资本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主要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据发达国家成功的人力资本发展经验来看，在人力资本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企业和个人为辅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机制。作为回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作为高学历人力资本，他的形成过程需要经历正规的教育培养，即然我国农村需要大量的高学历人力资本，那么高等教育就应该根据这种需要，进行培养。现在社会对大学生“村官”持怀疑态度的论点之一，就是认为大学生“村官”不熟悉农村情况和业务，工作中不知怎么做起。要改变这种状态，我认为可以在一些涉农的高等学院，设立“农村管理”等专业，专门进行大学生“村官”的培训，或者可以列为辅修专业，在大学生“村官”走出校门前就进行专业的培训。
同时合川区应该在保证政府对教育投入持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和引入大学生“村官”。对这些大学生“村官”，要改善其工作、生活环境，支持其开展工作；第二，要有针对性的加强业务教育，拓宽大学生“村官”继续教育经费的来源，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和成长指导。
最后，完善吸引稀缺人才到农村的政策合川区，地处重庆的西北方向，可以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很难吸引中东部高层次人才的落户。但作为重庆西北教育重镇，合川区拥有一批高等教育院校，如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庆民生职业学院等，这些学院为合川区发展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因此，合川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先天优势，一方面充分利用政策继续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力度，积极和高院建立共同培养“村官”的制度合作，同时对合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缺专业的、需求量较大的人才（如本科生、研究生）的学费给予财政补贴或部分减免，签订培养合同，使其毕业后能落户到合川，为合川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才智。另外，大力引进中东部地区和国外优秀人才到合川，也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大力吸引优秀人才贡献合川农村经济增长。比如，可以建立相应的产业园区来吸引人才，并对落户园区的相关企业给予政策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1]李锐.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
[2]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一一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J].农村工作通讯，2008（10）.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4
然而，这一俨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类比的大举动，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似乎缺少了理想化的浪漫色彩，更多了务实的因素和利益的牵扯，因而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它的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毕业了，当“村官”去？
在“最缺人才”的21世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在日复一日地严峻起来。据统计，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82万人，毕业生总量和增量也是最多的一年；而今年，预计将有超过550万高校毕业生冲击本就拥挤的就业市场。毕业即失业，生存的压力从未这样沉重地压在刚走向社会的学子肩上。
就业形势的严酷一方面在于我国高校并轨后，高校毕业生连年翻番地增长，另一方面也在于就业结构的不均衡：少有大学生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工作，更少有大学生愿意到农村扎根。
在一个崇拜城市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总是单向的，而为了使人才“回流”至农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其中一项。
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
2000年3月，广州市天河区公开招聘52名大学生“村官”，全国各地3000多名大学生前往求职。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招聘205名大学生“村官”，拉开了河南省大学生“村官”工程序幕。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而在当前日益逼近的就业难题下，在“就业就是民生”的现实环境下，大学生“村官”计划成为建设新农村和解决就业问题的两全之策。2006年3月，北京出台政策，以优厚的待遇招聘2000名“村官”，各地学子争相报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让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左脚跨出校门，右脚就踏上了农村土地。这标志着“实验”已经结束，新一代知识分子走向农村的步伐在进一步迈进。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2007年毕业生到县和县以下单位就业的达到了58万人，占已就业毕业生的16.6%。这一变化无疑和目前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针对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有关。
国家因势利导，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事实上，“毕业了，当‘村官’去”也成为很多人最终衡量下的选择。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召唤下，报名的人数让政策制定者也大喜过望。2007年北京招聘3000名大学生“村官”，但报名人数已然突破2万；山西准备招聘8000名大学生赴乡村，结果报名人数竟达8万！然而，如今不少大学生早已被现实熏陶得无比功利，到农村去真的是他们乐之所向吗？经历了几代人起起伏伏，仍未实现的“将人才拉向农村”的宏愿真的能因此得以实现吗？
锻炼自己还是贡献农村？
人们总习惯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比较，然而当下的“新知青”与30多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再是政治运动，运动中的主角也不再是单一理想主义的承载者，这次运动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政策优惠等等。利益上的考量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并且，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然而“三农”问题也是沉积已久。原动力不足，目标模糊，因此，就连大学生对自己能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也缺乏信心，面对媒体，众口一词地说：“主要是锻炼自己。”
有不少的应聘者坦言，他们就是冲着在农村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的，一方面对自己是个锻炼，另一方面，有了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以后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就会占很大的优势，在以后报考研究生时还可以给予加分，这无疑是“镀金”的良好渠道。
何况还有更多的优惠条件。以北京为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之后逐年增加500元，并由政府为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这样的收入在应届毕业生中属中上水平，甚至比国家公务员还要稍好些――公务员第一年薪酬仅为1800元。同时，3年工作期满考核合格，可转北京户口、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甚至被推荐免试入学。
当然也有真正想去农村广阔天地做一番事业的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认为，去做“村官”符合她所学的农村区域管理专业，而且她是贫困学生，曾得到过社会上的帮助，能为农村做点事情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而研究生小孙觉得，到农村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把任职的村子发展得像华西村那样，同样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而这样的想法，也是出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
一位村支书说：“我们并不需要大学生设身处地来解决村里的问题，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锻炼自己的。”在大部分大学生眼里，农村只是一块“跳板”，城市才是目的地。
大学生“村官”的尴尬身份
对于不少农村来说，对于大学生们扎根农村似乎也没有太大期望。正如一位大学生“村官”所说：“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也因此，大学生“村官”真正融入农村，开展实际工作的路途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吴天作为2006年北京大学生“村官”2016人中的一员，刚到自己任职的村子时，就发现村民想学习英语。因为在村子的周围有很多别墅群，那里住的都是老外。有些村民在老外家做保姆，学习英语会更方便于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和村支书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支书却说：“能学会的都已经出去了，没学会的你教了也白教，就别搞了。”吴天只能放弃。但他还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在北京的高校中有“红色1+1”活动，即高校的学生党支部和农村党支部结对子。高校会有些教授、博士等到村里去作讲座，搞培训、调研等。吴天提出了在村里开展活动的建议，但村负责人认为，“乡里没有要求的我们就不要搞”，活动再一次不了了之。与吴天同样郁闷的还有马小林，2006年毕业的他去年9月在山西一个小山村当了一名“村官”。他用8个字概括了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写写画画，接接电话”。他平常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报告等一些基础工作，往往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耗掉一天的时间。至于村内具体事务，“上级领导”严禁参与，至于原因，不得而知。同时，村里的有些干部似乎把他们看作上面派下来的“探子”，内部事务的处理和研究都不让他沾边。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是他陪客人时的酒量。与他同样当了“村官”的好多同学在整日奔波寻找更好的出路，任职的村子没有丝毫干涉，他们甚至巴不得大学生不去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反正也不是村里给大学生发工资。
大学生村官网曾以“年轻‘村官’们在实际工作中感觉最受挫的事”做了调查，结果“不知从何下手实施实质性工作”这一项以高票当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村官”当下面临的难题。
1998年，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村民曾针对“下派干部”发表了著名的“皮球论”：“你们干部下乡，就像水面上的皮球。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皮球还是漂在水面上。”将这一论点用在大学生“村官”上似乎也同样贴切，而相对于“空降村官”而言，人们对另一种知识分子下乡队伍却少有争议，那就是支教和支农的志愿者。显然，空降的“村官”与“下派干部”一样处于尴尬的境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因此，大学生“村官”在村里的职务多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或者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他们已不是学生，但也不是农民，是“官”而又非官，角色模糊让他们的工作定位不清，更容易丧失工作热情。
有调查显示，农村似乎更青睐“本土的乡村建设者”和“支农、支教志愿者”。由此可见，与农村环境的融合度和工作经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至关重要。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5
2016年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范文一：
XXXX年XX月，我开始了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生活，进村一月多来，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本村村情，对XX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过这次的调研报告，我发现了本村发展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分析、讨论，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现将调研报告整理如下：
一、郝圩村基本概况
1、基本情况
XX村位于XX南岸，水陆交通便利。XX村总人口XXXX人，共XXX户，党员XX人。XX村农业发达，是养鹅专业村，种植业以稻、麦、玉米三大作物为主，高效农业发达，村中有XXX余户养殖生态鹅，村中还有一部分土地流转建设日光温室大棚，带动了部分农户致富。
2、基层组织建设
XX村共有党员XX人，在村书记XXX的带领下，努力学习贯彻学习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成绩斐然。村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深入、扎实、持久地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加快基层组织建设步伐，扎实推进了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至今建立了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等保证了村民全身心的投入经济建设工作中。XXXX年来我村积极开展创先争优工作，建立健全了党政建设的各项工作制度，加快了基层组织建设步伐。
村三委干部坚持与时俱进，采取多项措施，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行新探索、总结新经验，全面、深入、扎实、持久地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加快基层组织建设步伐，努力为实现加快发展，富民兴村的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一是完善了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建设。二是健全村干部管理机制。在村干部的管理上，进一步规范了党员培养制度、坐班督查、干部包队等制度，使村组干部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XX村双委以党的精神为指导，努力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来，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发展，以村容村貌和路容路貌的集中整治为突破口，切实改善郝圩村生产生活条件，带领广大群众发家致富，使XX村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3.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XX村两委以党的精神为指导，努力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来，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发展，以村容村貌和的集中整治为突破口，切实我村生产生活条件，带领广大群众发家致富，使我村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同时为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我村结合创建文明村、文明家庭评比活动，经常开展文明卫生创建活动、环境整治，绿化美化建设，利用村级各种会议开展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教育，弘扬新人新事，开展各类文艺活动，结合创建安全示范村，开展让平安走进千家万户活动，我村今年来无重大事故，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民兵工作、征兵工作、妇女工作都较好地完成。
4、信访稳定
加强农村信访稳定工作，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村三委一直对本村的信访稳定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近年来，XX村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没有发生重大恶性群体治安案件和集体上访事件。
全村综合治理工作也稳步开展。三委干部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经常深入组户，积极帮助广大群众消除纠纷，化解矛盾，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可能引起上访的不良因素，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确保村子和谐稳定。
5、创先争优活动
在这次创先争优活动中，郝圩村确定了积极服务项目建设，从我做起争创佳绩的活动主题，要求干部党员亮身份、比奉献、争先进、促发展，通过党员示范带动，比学赶超，着力营造创先争优活动的良好氛围。
争做先进党组织，争做优秀党员。在活动中，村中XX名党员亮身份，做承诺，用实际行动率先垂范。截至目前，XX村的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各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向全村群众公开承诺事项多件，内容涉及搞好农村政策法规宣传、提供农业科学实用技术服务、义务维修村组道路、带领群众发展各种种植、养殖业等十二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发展
1、经济发展现状
XX村XXXX-XXXX年人均收入XXXX元。经过调查，全村共有耕地XXXX亩。全村没有一个工业项目，主要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零散有几户养殖，其中稍有规模的养殖户一户。其次就是依靠外出打工赚钱，目前村里青壮年主体外出务工，村中大多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村民思想比较守旧，村里道路交通较差，村落布局零散，村集体没有收入。
2、结构调整
从我村的经济收入和来源看，经济发展渠道单一;从经济发展的格局看，小农分散型经济占比较大，与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有很大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措施来进行改善：
(一)、在积极发展农业产业经济的同时，积极引进多种经济增长渠道，打破单一性的发展格局。以我村的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发展养殖业是我村发展的一条极好出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环境将会给我村的服务业经济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村里的招商引资工作缺乏力度。建议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将有意向的项目尽快落实，带动本村经济发展和就业。
(三)、在送科技进村入户的培训工作中，注重改进培训方法，采取理论培训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理论讲解与参观大户，由大户现身说法，深入农户进场指导等方法进行，应该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四)、尽量多的组织村民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文化活动场所和体育健身场所，促进乡风文明。加强普法教育活动力度。鼓励村民学法、懂法、用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村居。
三、我的几点看法
针对目前XX村的总体情况，我任务在以后一段时间从以下几方面去工作：
(一)、适当调整村干部结构，注入新鲜活力
我打算在近期镇中心工作筹资筹劳结束后召开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会义，采取群众公推公选的办法把一些群众认可的年富力强同志充实到村干部队伍中来，让他们来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二)、定期集中召开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会议，认真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建议和意见
定期集中召开全村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会议，认真听取广大党员群众对本村建设发展的建议，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本村的建设与发展。集思广益，不断提高党员群众参与本村建设发展的自觉性、积极性，切实转变广大群众原有落后的思想观念。
(三)、以高效农业为主线，多方位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XXX老板在XXXX投资高效的农业蔬菜大棚紧邻郝圩，XX目前有不少群众在那务工，我打算经过半年时间，通过在高效农业大棚打工的郝圩农民为依托，组织当地群众依托现有的土地资源，集中搞大棚反季节蔬菜，切实增加当地群众收入。
(四)、依托XX优势，大力倡导发展养殖
由于XX紧邻XX堆，这地利搞鹅鸭养殖是天然优势，而且XX有多年的鹅鸭养殖传统，当地很多农户都有一定的鹅鸭养殖经验。在今后一段时间，可以用大户带动小户，逐步实现规模化鹅鸭养殖。
这是我到村任职以来，通过与村干部的交流，对村民的走访，及自己日常工作时的所闻所见，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完成的调研。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全村经济发展的全局，进一步深入群众当中，从广大村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建设和谐、进步、发展的新的郝圩村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在时刻憧憬着XX美好的明天。我坚信几年后一定有一个新的XX屹立在XX岸边。
目前，在上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XX村干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村三委正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本村实际情况的的发展道路。作为XX村的大学生村干部，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农村，为村三委建言献策，争当学习型、勤政型、创业型、满意型大学生村干部，努力作好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村情民意的调查员、群众事务的服务员和远程教育的操作员，与XX村的干部群众一起，掀开美好明天的新篇章。
2016年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范文二：
时光飞逝。我已经在这片淳朴的土地上工作快半年了。作为一个大学生村官，在洋河，心里有好多感慨。
我叫李遥，XX年7月份，刚从郑州大学毕业。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满心的热情，我来到了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开始我的村官之旅。大学里我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因为能较强地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大学里我也做过家教，感觉很充实。第一次挣到钱的时候，感觉到挣钱的不容易，同时也让我学会了珍惜。在工作之前，我对农村并不熟悉。为了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我报名了大学生村干部的考试。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度，我对农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洋河镇的概况。
洋河乡是信阳市平桥区的一个农业大乡，该乡位于信阳市平桥区东北城乡结合部，东与肖王、九店两乡接壤，南与平桥工业城、羊山新区为邻，西与彭家湾乡毗连，北与胡店、龙井两乡相依,是东大岗的中心乡。乡域总面积13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9255亩。辖15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民委员会，299个村民组，8500户，总人口3.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035人，集镇常住人口8000人。洋河区位优势明显。乡政府距市中心15公里，建设中的羊山新区、平桥工业城与其接壤，并且通过近年来的建设，洋河镇区已初具规模，为东大岗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是省建设厅命名的中州名镇，系大市重点规划建设的64个试点乡镇之一，区位优势明显。
洋河劳力资源丰富。在乡属二级企业市二建公司的龙头带动下，年输出劳务人员8000人，创收近5000万元。
洋河基础设施齐全。全乡现有高中1所，初中2所，小学16所，成人学校1所，被市定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示范乡。乡卫生院被省定为中心卫生医院。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洋河政府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政府办公室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办理各种不同的事情。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通过参照同事们工作的章程。我了解了很多工作的流程，通过一些体验，我也了解了工作的意义。有一段时间我分到劳动保障所，帮助输入城镇居民的表格。这次工作需要仔细和用心，不能出一点差错。正好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很开心地做了这份工作。
后来，我来到了洋河镇周畈村村委。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上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在平时的工作之余，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在xx大会议召开后，借助每周一次的党员学习会议，与党员们一起学习xx大会议精神，并及时撰写个人心得体会。在今年，村里给我订了一份《信阳日报》，每天的下午六点多成了固定的读报时间。了解和掌握一些政治理论。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也虚心向村干部们学习。由于我们村是集体办公，村委支委都在一间办公室里，客观上给我提供了与村干部们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与他们的深入交流，让我大概了解了如何在村里开展工作，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等等，受益匪浅。这几个月来，我不断在学习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巩固自己、提高自己。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6
常规工作圆满完成
一、试用期干部和公选干部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1、公开承诺，加强公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为了加强社会公众对新上任领导干部的监督，增强领导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们组织全县新任命的政府26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和13名乡镇长通过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出公开承诺，并分别制定了年度工作目标，收到良好效果。
2、严格考核，督促工作目标的落实。
为了切实了解副科级挂职干部和大学生村干部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我们于今年元月份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考核。通过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实地察看、综合评价等方式对他们的工作业绩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并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使他们了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以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并于2月9日组织他们在县委三楼常委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与县上主要领导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裴书记、李县长、高部长均对他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二、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全面开展
1、督促检查，确保大学生村干部安心工作。
为了给刚出校门即入农门的大学生村干部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农村，适应工作，从8月20日开始，我们利用半个月时间到全县13个乡镇和社区党委的84个村和6个社区对XX年选聘的92名大学生村干部到村情况、食宿情况以及目前在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等逐一进行了实地检查和了解，并督促相关单位加以落实。经督查了解，大学生村干部都能到岗工作。他们的食宿安排合理，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1、跟学校老师一起食宿;2、在自己家中食宿;3、在乡镇政府食宿。4、个别在村干部家或村委会食宿。在调查中，有2名大学生村干部的食宿得不到保障，经过与乡镇政府的协调，把他们的食宿安排在乡镇政府。
2、健全机构，加强大学生村干部的管理。
按照“省定规化、市里选拔，县付薪酬，乡镇管理、服务基层”的原则，为了加强大学生村干部的管理，我们要求各乡镇(社区)党委成立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公室，并下发了《乡镇(社区)党委管理大学生村干部的职责的通知》(闻组通字88号)，各乡镇党委副书记任办公室主任，组织委员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大学生村干部的日常管理。同时，落实了“三结”制度，即：乡镇两委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农村致富能人分别与大学生村干部结成对子，形成班子成员指导干、村支部书记带着干、致富能人教着干的良好氛围和县、乡、村三级齐抓共管及教育、培养、使用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3、强化培训，提高大学生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学习是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村干部在干好工作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学习。为此，我们先后组织大学生村干部进行了3次学习培训。一是学习《张宝顺书记在全省大学生村干部赴任工作动员会上的讲话》;二是在自学的基础上，邀请宣传部杨西平科长就xx大报告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专场培训;三是结合我县科局级干部和农村骨干xx大轮训进行了专期培训，并分别撰写学习心得。通过学习培训，切实提高大学生村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自身素质。
4、制定目标，签订合同，落实待遇。
为了使大学生村干部明确工作责任，我们要求他们在驻村3个月内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年度工作目标，目前我们正在逐一审核，加以完善。
为了确保大学生村干部的自身利益，安心工作，我们及时与大学生村干部签订了聘用合同书。并积极与县财政、劳动和公安等部门协调，落实大学生村干部的各项待遇，现在大学生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拨付到位，落户工作基本完成，各种保险正在落实。
5、圆满完成省、市委组织部对我县大学生村干部管理督查调研检查工作
市委组织、省委组织分别于11月28日、12月3日对我县的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进行了督查调研。省、市委调研督察组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和大学生村干部座谈会、实地察看等形式对我县的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进行了督查。通过督查调研，省市委领导对我县的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我县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领导重视、管理规范、扎实有效。
在做好科室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完成了远程教育督察、验收，乡镇长公选的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县乡人大换届，思想政治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布点等部内中心工作。
创新工作成效显着
创新是我们高质量、高标准做好每一项工作的必由之路。大学生“村官”是一项新事物，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无章可循，无经验可借鉴。为此，我们在部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兄弟科室的帮助支持下，集思广益、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求创新，力求把此项工作做到的更好，做到最好。
创新之一、开展以学习贯彻xx大精神为主题的“五个一”系列活动。
为了深入开展“四比一争”(比学习比能力比形象比业绩争当优秀大学生村干部)活动，切实提高大学生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我们创新性地开展了“五个一系列”活动，即：组织一次学习党的xx大精神报告会、举办一次“三记”展评、举办一次演讲比赛、组织一次有奖征文活动、进行一次驻村实绩观摩活动。开展“五个一”系列活动是提高大学生村干部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的重要载体，旨在激发青年人的内在活力和工作热情，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11月16日，我们邀请县委宣传部杨西平科长为全县大学生村干部就xx大报告作了精彩辅导，12月14---12月16日，又组织全县大学生村干部在县委党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xx大精神培训。与此同时，举办了“三记”展评和“展村官风采，促农村和谐”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决赛。在“三记”展评和演讲比赛活动中大学生村干部都能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参评参赛率均达到100﹪，获奖55人次。并且在“三记”展评和演讲比赛活动中，有意识的让大学生村干部进行了全面的参与，从“三记”展评的评委到演讲比赛的主持人，从两项活动场地的布置到“三记”评分标准的制定，从评分中场休息节目的演出到颁奖礼仪队，到处都有大学生村干部的身影，充分展现了大学生村干部的风采。这两项活动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尤其“展村官风采，促农村和谐”演讲比赛在大学生村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既是一次思想汇报，又是一次工作交流，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信心，受到更好效果。
创新之二、利用网络，搭建大学生村干部的交流平台。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7
河北省沧州市的p县是华北地区比较有名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贫困县，又是远近出名的上访大县。笔者专门到该县调查，发现当地许多农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不堪“税赋”（主要是指统筹和提留）。在就p县村民上访问题作调查时，笔者发现，上访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通常会采用针锋相对的博弈策略。村民上访时一般会通过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建立正义诉求的基础，为此他们往往打出弱势群体“情感牌”，积累上访文化资本，紧紧抓住乡村干部的弱点，灵活运用“炒”、“缠”、“闹”等一系列合理性与合法性交互为用的上访技术；而乡村干部则采取风险控制、政治“太极”、软硬兼施以及“秋后算账”等种种应对策略。
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弱势群体的情感牌
农民在上访过程中为了引起上级政府、媒体乃至大众的关注与同情，通常打出弱势群体的情感牌。这种策略利用社会上“帮助弱势群体、关怀弱势群体”的正义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告状时的一种基本话语就是诉苦，告状者通常表现得可怜无辜，而被告则被形容成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无法之徒[2].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主张，也是现代人文关怀的一个基点[3].如今以弱势群体身份出现的上访村民，仍然采用这种传统的争取道德关怀的方法。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给了上访村民一种道德上的支持，也让上访者获得了一定的心理优势。
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社会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社会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4].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之所以会积极参与上访活动，是利益被剥夺后心理渲泄的一种需要。他们在贫困生活的压力下，看到周围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危机感强烈，在心理承受力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一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采取上访等举动来渲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例如，该县白九拨村经常上访的3位村民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每年都需要镇政府发放的贫困救助。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现状与一些“利用”手中的权力富裕起来的乡村干部相比时，总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皆源自干部们的贪污腐败。他们控告本村村委会主任时是这样说的：“他们（白村长等村委会干部）家都刚造了新房子，还天天吃肉喝酒，哪来的钱，还不是用的我们老百姓头上的。前段时间村里又是卖树又是卖土，他们从中肯定拿了不少好处。我们以前上缴的提留款哪儿去了，还不是让他们给贪了。要不他们怎么不敢将村财务向老百姓公开？我们要上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告下去。”
尽管上访者倾诉的问题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但他们往往把这些原因简约成具道德裁判力的话语。例如，李九拨村的李殿松有着7年“访龄”，他在上访初期将本村的贫困与落后归因于前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李殿福的挥霍与贪污。告倒李殿福后，李殿松通过竞选成为该村首位民选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由于连续几年征收村“提留”不力，被镇政府罢免。这次罢免导致他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李殿松认为，目前之所以该村的“提留”难以征收、集体经济亏空、老百姓生活贫困（包括他自己），都是因为镇政府不支持他的工作，“是他们将李九拨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无论是在笔者采访他时，还是在他给县长、县委书记、市长、省长、省人大主任甚至中央领导写上访信时，他都会强调：“救救我们吧，我们太难了，为了把我村经济搞上去请多下来调查调查吧！”“我们活得忒不容易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类似这样的诉苦话语自始至终都将上访者置于令人同情与关怀的弱者地位，它成了村民上访时赢得舆论与道义支持的“情感牌”。
二、寻求话语权力：上访文化资本的获得
对上访者来说，他们的“声音”能否引起人们的关注、能否合法化以及能否在“告状”中占据主动，其话语的权力是个关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5]揭示，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6].上访者要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关注其语言的政治效用，而他们所用话语能否发生效力，与现行制度对该话语的授权有关[7].按照中国的《宪法》和《信访条例》，上访者不得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信访权利[8].因此，上访村民话语权力的大小，与其法律意识密切相关。许多上访者在上访过程中通常会学习并尽量熟悉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平时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也不信法[9].毫无疑问，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能明显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但近几年来不少乡镇政府官员担心民众知道的法律知识多了，不便于管理[10].笔者在调查中却发现，p县上访村民的法律素质却相对较高，他们不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学习法律，熟记与村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而且善于运用法律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村民上访时经常带着法律法规小册子或摘抄的法律条文，可见他们懂得如何借用法律话语所赋予的权力来增强自己在上访中的地位。换言之，上访村民通过积极学法、用法以获得上访者的文化资本，增加其上访成功的砝码。
为了寻求上访话语权力，通常村民上访文化资本的获得主要来自2条途径：
其一是大众传媒的灌输与影响。随着农村广播、电视等的普及以及农民渴望法律意识的增强，各种传播媒介诸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为农民提供了接触法律的有效途径，使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了法制观念，增强了依法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一些村民甚至养成了定期订阅报刊杂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习惯。这在p县的上访村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上访者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家家有电视看，我们能收到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节目，学到了不少法律常识。”还有人说：“为了能够学法、懂法，了解国家的最新形势和政策，我每年花在订阅《中国法制报》、《中国农民报》、《河北日报》等上面的钱就有几百元。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多懂一点法律知识，总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哪一天干部违法了，我就要依法去告他。”也有农民表示：“我喜欢看《乡镇论坛》，这是我去年到北京上访时在北京买的合订本，在我们p县买不到。上面写的很多发生在其它地方的乡村干部违法的事情，在我们村也存在。他们那儿的老百姓去告了，也提醒了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其二是自学。在p县，虽然农民家庭经济困难，却有越来越多的村民自费购买法律书籍。有农民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这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农村法律法规》等有关法律、法规的书籍，都是我们自费在北京、C市购买的。不过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我们农村常用的有关法律知识汇编成的小册子就好了，毕竟我们没读过几年书，有的法律书太厚、内容太多也看不懂。遗憾的是这些小册子在我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有些人文化水平不高，就请有文化的年轻村民或乡村教师给大夥读一段解释一段，不识字的村民还让孩子念给自己听。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11].
除了农民个人自学法律知识之外，在p县还有少数被其他村民戏称为“法律专家”的上访者，平时经常相互动员学习法律，并在本村从事普法活动。如杨庄村的陈洪利有上访“专业户”之称号，他经常把本村的部分村民（即后来跟随他一起上访的村民）聚在一起，利用晚上、农闲的时间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河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河北省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他还自费掏钱复印有关法律宣传资料在村里四处张贴。陈洪利告诉笔者：“这几年我们在杨庄所做的‘普法’宣传工作，比乡村干部们以前多少年做的还要多得多！”应该说，这可以算是农民自己组织的普法教育[12].
在p县，当笔者问起村民们这两年学法有何收获和感想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辞：“通过学法，干部们知道的法，我们也知道；干部们不知道的法，我们想方设法去知道。这样以后如果上访或同干部打官司，我们的腰杆子更直了，说话也更有底气了。跟谁对话、上法庭，我们都不会怕了！”
三、“雪亮的群众眼睛”：抓住乡村干部的“把柄”
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还赋予了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根据《宪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国公民有权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诬告陷害。在调查中发现，上述公民权利往往成为上访村民手中的“尚方宝剑”，成为他们手中可以运用的又一重要砝码。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甚至是一个“透明”的社会，左邻右舍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也是一个容易互相监督的社会。上访村民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以及农村特有的生活交往环境，想方设法地抓乡村干部的“把柄”，以此作为上访时控告乡村干部的重要证据。p县调查显示，通常以下几方面的“把柄”确实是乡村干部的“软肋”：
首先是以权谋私。部分乡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如镇政府的干部任免权、村干部的土地承包权、集体资产处置权、宅基地划分权等），为自己或家人亲戚甚至“随从”提供方便、谋取私利。在p县，白九拨村村长的以权谋私行为多次引起该村村民上访。村民表示：“上个月（2002年3月）他（白村长）擅自砍掉6棵树，建自家及其弟弟家的宅基地。若平时社员砍掉一棵树非得要村委员批准，而村长一下子砍掉6棵，却不征求村民意见，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谋私利行为，一定要其给个说法，并不得占用现有村里位置较好的宅基地。”
其次是公款吃喝。乡村干部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如镇政府干部下乡检查、收税费等），公费吃喝。例如，该县南花园村的上访村民反映：“他（南花园村老支书金学荣）年岁已大（60多岁）、愚昧无知、不懂科学、没有文化，不求上进，混入党内。多年来把全村村民带入无知的闭塞状态，陷入困境，村民们身处万丈深渊，走的是泥土道，种的是干旱地，靠天吃饭，村风村貌破烂不堪。最让我们可恨的是，这么多年来不挖井、不修路、不办电，却将村民交的提留大部分用于吃喝了。特别是上面一有领导进村，就找机会拍马屁，忙前忙后，招待吃喝，吃的钱还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光这几年就被他们吃掉了几万块钱。”
再次是贪污腐败。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不少地方的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情况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并将这一切归因于乡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因此，揭露贪污腐败问题基本上在每个村民的上访个案中都会出现。
第四是乡村干部的“个人作风”问题。在强调伦理道德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干部涉及情色事件一直是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当事人及其家人会成为当地舆论关注与谴责的焦点。而关于这类事情的消息往往都是道听途说，很容易在传言中“越描越黑”，闹得满城风雨。上访村民们往往抓住这一点，在乡村干部的“个人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该县南花园村的上访村民提到：“‘庸官’金学荣多年来不理村务，他的精力整天花在色情场所，98年以来曾被派出所、公安局多次抓捕、受审和罚款。”
第五是干部违反政策、法规。目前乡村干部不懂法，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有法不依的现象司空见惯。由于上访村民的法律、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一旦发现乡村干部的行为违反了政策法规，就会紧盯不放，以此作为上访告状的重要证据。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被告发的违反政策法规的镇政府干部通常涉及村干部任命、村委会选举、打击报复等问题。例如，李九拨村村民曾状告镇政府不按程序罢免民选村委会主任且对其打击报复，杨庄村、白九拨村的村民状告镇政府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河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不实行村委会选举。当地村民说：“依据《选举办法》第三条，第2届任期3年，届满应及时进行选举，不组织选举是上届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过错。镇政府任命杨学奇村主任是违法的，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委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在p县，村干部通常是在计划生育、处理集体资产等方面违反政策法规且留下把柄，被上访村民抓住了“小辫子”。村民在调查中反映：“（代九拨村）支部书记管彦彬之母抱养一女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凤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应当承认，村民们在上访时控告的所谓乡村干部的“把柄”，有些可能与事实不符或言过其实，有些可能是因为不了解真相而产生的误解，甚至还会出现无中生有、诬告陷害的情况。对此乡村干部也有委屈甚至有苦难言之处。n镇党委侯书记在访谈中表示：“虽然《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公民在行使申诉、控告、检举权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同时《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真正执行起来很难。现实当中，农民告官，有法治官；而老百姓诬告或夸大其词时，如何才能约束老百姓？针对农民上访告状言过其实或诬陷我们通常也是无法可依、无‘计’可施啊！”他对南花园村上访村民告乡村干部公款吃喝有不同看法[13].笔者也访谈了该案例中被指控有经济问题和“个人作风”问题的村支部书记金学荣，他给自己作了辩解[14].
转贴于四、上访操作的技巧
尽管上访的农民懂得打“情感牌”，有了“文化资本”，也抓住了乡村干部的“把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上访中获得成功或达到目的。很多情况下，村民上访并不能如愿，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上访既是对上访者毅力、耐力、勇气的考验，也耗费上访者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笔者调查的p县上访村民当中，“忒难了”、“劳民伤财”、“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冷嘲热讽”、“灰心丧气”等字眼，往往是这些村民描述他们上访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时使用较多的词句。
当村民们一次次上访无功而返、得不到重视、无人出面解决问题，甚至部分上访者返乡后还遭到少数乡村干部的刁难与报复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合法权利，为了最终或部分实现上访目的，上访村民们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总结出了各种不同的博弈技术。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们采用较多且具一定连贯性的上访策略概括为“炒作”、“缠访”、“闹访”。
1.上访的“炒作”
上访村民采用“炒作”的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形成舆论压力，或引起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抓住了乡村干部普遍存在的“怕上访、怕告状、怕曝光、怕调查、怕通天”等心理弱点。在p县调查中发现，村民们采用较多的炒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炒作“上访”本身，以“要上访”相“威胁”。在“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稳定压倒一切”等压力下，地方干部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出乱子”、添麻烦，于是干部“怕（越级）上访”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白九拨村的几位村民多次到镇政府上访未果，就向镇政府表示：“如果在20天之内没有结果……，我们将买好白布（用来写上访标语）到C市（C市乃管辖p县的地区）、石家庄上访，要一直干到底。”其实村民们并没有去C市上访，他们对镇政府说的话只不过是想引起镇政府的重视，早点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其二，用夸张的手法引起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的重视。村民们有时会在上访时夸大事实真相、突出事件的严重性，希望上级政府“关注”、“重视”、“震惊”，然后“迅速立案”、“勒令调查”。例如，在白九拨村案例中，上访者将村长与村民的一般性冲突事件说成是“打伤数人”；在南花园村案例中，上访者则将村委会几年合计不到2千元的招待费说成是挥霍几万元、贪污十几万。
其三，造声势引起轰动效应。上访村民往往会采用联名上访，因为这样容易形成声势。笔者在p县调查时曾巧遇南花园村村民到C市上访告状的队伍。这批上访者的拖拉机没行驶多远就被镇政府、县政府拦截回来。起初笔者甚感疑惑，上访者为何不悄悄地分散去C市，而是大张旗鼓地集体行动，结果反而被拦截？后来n镇纪委副书记（有着多年接待、处理村民上访的经验）在访谈中作了解答：“这么多年同他们（p县的上访村民）打交道，我心里明白，其实他们有时并不想上访，特别是到市里、省里甚至北京去上访，因为毕竟进城上访需要花钱；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大城市可能还不知道到哪儿找人；即使找到了人，是否有人会接待、重视他们等，这些因素他们必然都会考虑，而且也有所担忧。所以说穿了，比如上次要到C市上访（甚至扬言下一次要到石家庄上访）的南花园村上访村民，他们骨子里根本不想去C市。如果想去，他们会拉着白布，早几天就组织人在村里绕上绕下吗？当天临出发前，他们会一大帮人开着拖拉机、拉着白布到镇政府、县政府门前兜个几圈吗？要是真的去C市上访，他们悄悄地坐车去，谁都不会察觉的。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虚张声势，引起轰动，让你政府领导知道、重视，把他们接回来后，以此作为同政府谈判、要求解决问题的筹码。”
其四，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笔者在p县调查时，经常被村民们误以为是记者，于是他们就紧紧围着我们要反映问题。村民们知道，如果媒体能报导他们的诉求，会对他们的上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上访村民曾多次给《河北日报》、《中国农民报》、《法制日报》、《乡镇论坛》、《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媒体写信反映问题、要求采访。
其五，越级上访，引起上级领导重视。越级上访本身有时就带有炒作的目的。上访村民明白，在基层得不到重视的事情，只有捅到上面去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然后一级压一级，这样才有希望解决问题。李九拨村的李殿松本人的经历是：“2001年5月23号，我们到北京上访，上午到中办国办信访局，下午去了公安部接待室，公安部给C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让去接我们回来。晚上10点多钟，p县信访局一辆车、公安局两辆车到了公安部接待室，去接人的p县领导当时就一口答应说回来就帮助解决，从未有过的爽快。于是他们于24号早晨4点45分把我们接回到县公安局。后来虽然问题并没有按照他们在北京答应的去解决，但从此我就形成了一个信念：真要想上访就得去北京。”
其六，选择特殊时机，赶在敏感时期上访。以前村民上访往往选择农闲时期，而现在农民上访者积累了经验，改变了策略，专门趁上级领导到p县检查调研或有重大活动期间上访，以扩大声势和影响。这样的策略常使地方政府非常紧张。2002年笔者在p县调查期间，正值全国、河北省及沧州市先后召开“两会”以及中共“十六大”召开等特殊时期，县委曾提出明确要求，全县上下必须“严格控制并做到不发生一人进京、赴省、到市上访出丑闹事”，要求干部们努力做到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地方政府的这种应对方法恰好成为村民们可以利用的上访博弈策略。
2.“缠访”
这是村民的上访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们采取的博弈策略。政府官员对常规的上访往往采取拖与推的方法来应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民面对政府的拖、推策略时，相应地采取了“缠访”这种策略以对付政府的拖延和推托。最常见的“缠访”策略是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方法来谋求问题的解决。例如，在调查期间笔者常遇到白九拨村的几位上访村民，当时正值农闲，他们几乎天天去镇政府上访，一去就抓住某位干部“缠住不放”，镇政府干部们见到他们就怕、就躲；如果他们在镇政府办公室里找不到镇政府的负责人，上访者就留在这些负责人的办公室里“赖着不走”，摆出一副“不管你怎么躲着我，我就赖在你的办公室守株待兔，不相信你一直不露面”的架势。
村民们“缠访”到一定程度，如果上访仍然失败、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虽有所解决却令村民们不满，抑或上访者遭到打击报复，村民们会继续不断地越级上访、反复上访，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此即所谓的“反复上访”。p县的柴红利、李殿松等上访专业户均有好几年的“访龄”，几年来他们从p县到C市、石家庄、北京反反复复地去过很多部门，特别是遭到“报复打击”后上访的力度和频率进一步加大。他们说：“现在要去找哪个领导、哪个部门，简直就是轻车熟路”：“去多了，上面很多领导都认识我们了”。用他们的话讲：“我们是在‘屡败屡战’！”虽然曾经失望过、灰心过，但他们依然执着地表示：“我们会一直告下去！”
3.“闹访”
这是上访村民最后的、也许是最有效的但也是最危险的手段。“保一方平安”是地方政府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一旦发生闹事事件（或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就会以“危害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财产”为由，动用专政手段来打压，少数上访代表可能被拘留甚至逮捕，集体上访也就随之土崩瓦解。尽管如此，仍然还有村民“闹访”。因为有些上访村民意识到，只有在向政府诉苦的同时恰当运用“闹事”手段，才能将上访中被政府看作是“鸡毛蒜皮的问题”转换为涉及一方安定的社会秩序问题，将一般的农村社会问题转化为政府自身运转的要害问题，从而改变政府的推诿、拖延和敷衍态度，促进问题的解决。政府与上访村民之间的这种互动模式导致上访者当中形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行动哲学。
在调查中发现，一般情况下上访村民采用“闹访”策略时，初始动机可能仅仅是一种威胁或只想在一定范围内“小打小闹”，目的仅仅是想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打乱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制造事端来扩大影响，进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向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白九拨村那3位经常上访的村民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后，曾十分认真地对镇政府官员说：“如果你们领导再躲着我们，不理不睬的话，我们就回去闹事，你们是不是要等事情闹大了，出了人命才肯出面吗？”镇政府起初以为他们还是“干咋呼”，没想到当晚这3位上访者便带着一帮村民（多为其家人）冲到村长家，欲挖掉村长家非法占用的宅基地，结果与脾气火爆的村长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一人受伤。这个“血”的代价换来的是，镇政府最终同意20天后重新组织村委会选举。
使用“闹访”策略时，上访村民既有获取胜利的希望，也有彻底失败的可能，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把握好“闹事”的度，既要使之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局面的“事件”，从而把想躲闪推诿的政府拖到前台来，又不能明显逾越法律，为地方政府实施报复提供口实。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踩线不越线”[15].p县上访村民中有人总结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因为我是上访告状的，所以平时在村里处处小心、安分守己。我时刻提醒自己，为了避免被政府抓到把柄而遭到‘报复’，所以一切违法的事情我都不会参与，他们也无法找到我的岔子。”
然而，尽管上访村民有意控制“闹事”的程度，有时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少数人的起哄与利用，以及其它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闹访”也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甚至是恶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
五、乡村干部接待村民上访的初步策略
面对村民上访，乡、村干部的选择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结构，而是在与上访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动态结构。值得讨论的是，乡、村干部在村民上访前、上访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他们对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如何处理，怎样受到上访村民和上级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由此可以了解乡、村干部在上访问题上的“可为和不可为”空间。
1.控制信息：欺上瞒下
在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里，与政策法规有关的信息往往是在行政体系内由上往下逐级传达的，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究竟如何传达来自上级的信息，很难严格监督。因此，如果在信息下传的中间环节上有地方官员做一点小手脚，比如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稍加改动，或隐瞒一点，那么到最后这个政策的执行就完全变样了。这是中国“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一般情况下只能监督省一级政府，对县政府就基本上无法直接监督了，而对乡镇政府的作为就更是一无所知。由于没有独立的媒体，也没有民意代表的监督，基层政府欺上瞒下之举就屡屡得逞，好政策贯彻不下去，坏消息很容易对上封锁，政策法规任由地方官员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来解释，农民只有受欺负的份[16].农民的负担越减越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p县调查期间，笔者就曾遇到部分乡、村干部片面解释税费政策和“村民自治条例”等情况。还有少数乡、村干部与村民发生冲突或矛盾时，总是利用村民们不了解政策、不熟悉法律的弱点，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规乃至过时的文件或故意作片面的解释，以便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辩护。有的官员这样做了之后居然还“底气十足”地对准备上访的村民喊出“有本事你去告啊”之类的话。
针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中央政府的主要应对办法是派人下基层调查或检查工作，但地方政府早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办法来应付，可以让上级派来的调查组、检查组无法在调查和工作检查过程中了解真相。在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获知的真相是通过民众上访和记者调查两个渠道揭露的。
在p县，出现村民上访时，乡、村干部通常会想尽办法对上隐瞒，不让不利于基层官员的信息“通天”。他们深知，上级政府或领导面对村民上访时，不会对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轻易采信，更不会随便表态；当上级政府就上访者叙述的“苦情”与基层干部核查时，如何向上级汇报情况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乡、村干部手里。即便上级派人或工作组下基层调查，基层干部仍然可以千方百计地做好“封堵”信息的准备工作。
李九拨村的上访者李殿松告诉笔者：“2001年6月15号，镇领导石俊祥（当时李九拨村挂职支部书记）中午1点多钟给我打来电话，说省委调查组要来明察暗访，如果见了省里人千万别乱说，否则后果自负”。“其实，我在家盼着省工作调查组到我村调查，没想到让我空欢喜一场，省里调查组6月16号已经回省去了。”
2002年7月13日，笔者到南花园村调查老支书金学荣的有关情况（由于是周末，事先未与镇政府打招呼）。调查结束后我们刚一离开村子，就有村民给镇政府打电话，说是有记者到村里暗访了。这让镇政府干部们感到十分紧张。镇党委侯书记立刻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们刚才是否在南花园村做过调查采访。当我们承认后，他松了口气，但再三嘱咐我们，调查的材料若用于研究倒也罢了，但千万不要拿去报导。乡、村干部害怕媒体曝光真相的心态可见一斑。
2.“政治太极”：以静制动、圆滑推托
当村民上访已经发生时，乡、村干部往往会采取种种应对策略，其特点与太极拳要领中的“静”、“慢”、“圆”等颇为相似，所以可以将其称为乡、村干部的“政治太极”。
在p县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乡村干部接待和处理上访问题时，面对情绪冲动、举止夸张且急于获得解答的上访村民，往往都表现得心平气和、镇定自如，丝毫看不出紧张之处，更不表露任何情感。笔者曾多次与镇政府干部一起接待过上访村民。上访村民进屋坐定后（不久往往会自己站起来，一方面是情绪激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习惯办公室这样的正式场合），就开始说话或发牢骚，镇政府干部们要么点上一支烟（有时也会顺带递给上访者），静静地听上访者诉说委屈或发泄不满，要么不管面前的上访者如何“表演”，自己仍静静地看着手边的报纸或文件，摆出一付“你尽管说吧，我听着呢”的架势；往往等上访者讲完后，干部们才抛出一句“讲完了吗？还有的话，请慢慢讲”之类不痛不痒的话，这常常能冷却上访者的火气，或者让上访者“有火也发不出”，从而避免可能的争执或激烈的争吵。一些乡、村干部是这样解释的：“时间长了，那是我们给修炼出来的。因为这些事情一年到头，我们见多了，群众来上访不奇怪。”“只要是来上访的，一般都会有情绪、不满和牢骚，那个时候他们就怕我们干部没情绪、想吵架吵不起来呢！”
乡村干部们的“政治太极”的另一特点是“慢”，除非是已经引起上级、媒体关注的上访或是发生了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否则“不紧不慢”往往是大部分乡、村干部面对村民上访的通常反应。他们的解释是：“他急你不能急，悠着点，静观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事情的处理赢得时间。况且时间长了，村民们的火气与不满也许会降下一点，此时很多事情或许就会不了了之。”
许多情况下，乡、村干部对上访村民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完全了解、知情，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明显地是乡、村干部自己的过错或失误造成的，但乡、村干部面对村民上访时，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或干脆不说任何理由，就是拖着不办理、不落实，“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直拖得上访村民筋疲力尽、不抱希望地放弃上访。在白九拨村、南花园村等案例中，村民要求罢免现任村长、村支书并重新选举，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但镇党委和镇政府一直拖着不办，结果造成矛盾激化，村民们不得不越级上访。
乡、村干部接待与处理村民上访时，他们会熟练地运用“圆滑”、“老练”的技巧。例如，遇到自己认识的上访村民，就想方设法地套近乎；遇到利益受损的村民，就主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碰见“肝火”正旺的上访村民，也一起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果上访者“知书达理”，能坐下来讲道理，就与其分析解决问题的难度。
如果说这样的“圆滑”对应付村民上访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乡、村干部的另一种“圆滑”──“推访”，就是耍弄上访村民了。所谓的“推访”，就是乡、村干部在接待、处理村民上访时，故意推卸责任，玩“踢皮球”的游戏。笔者在p县调查期间就多次遇到这样的事。例如，白九拨村的上访村民找镇党委书记，书记把他们推给包村的干部，说是该村选举的事情一律由包村干部全权负责；在李九拨村的案例中，李殿松被治保主任打，某些镇政府干部却做假证，当李殿松到镇政府上访时，镇政府推脱说，这事应该是派出所管。有时乡村干部实在没有办法时，还会把矛盾上交，告诉上访村民：“你去告吧！”
六、禁、堵、劝、哄：乡、村干部软硬兼施、化解上访的手段
从关于村民上访的各种报导来看，许多情况下上访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过程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甚至演变成严重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基层乡村干部的“态度蛮横”、“执法粗暴”及“动不动对上访村民施以刑罚”更是不时见诸于报端。
确实，村民的上访，特别是直接针对乡、村干部的上访，往往令乡、村干部“怀恨在心”。特别是有些上访者采用了夸大事实、越级上访、“缠访”、“闹访”等手段，这就更是让乡、村干部十分痛恨。笔者在调查时记录了乡、村干部这样的牢骚：“现在部分群众坏得很，‘一封信几毛钱，让你干部跑半年’。群众上访了，你就得去应付检查、汇报，一耽误就是多少天的时间。那我们其它工作还要不要做。我们的工作耽误了不说，村里面只要有人上访，这个村里的所有工作基本上就会处于瘫痪状态：三提五统收不上、税费积欠没人交、两委班子轮着换、集体事业一团糟。而且上级有时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群众去上访就认为是你的错、工作没做好，轻者扣工资、扣奖金，重者还会撤职、调离岗位以及落得个党内处分。如果真是我们的错，也就罢了，关键问题是有时候这些上访村民‘蛮横刁钻’、趁机捣乱，还带头起哄组织其他村民与我们对着干，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们拿他们没治，你说怎办？”“只要一有群众上访，他们就是‘老子’，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干部怕群众啊！手中又没有权力，现在的干部在群众面前普遍软弱，这还怎么树威信、怎么做工作！”“如今我们p县的老百姓知法不懂法，只了解减负法、村民选举法等，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农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是增强了，但文化素质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不出钱但希望干部为其办事；要求干部只能办事不能花钱；对干部的要求苛刻，‘你是公仆，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可以不交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跟着一起干；离京城近，大事小事上北京。”
对上访者的不满使一些乡、村干部利用政府的权力对上访村民采取强硬的惩罚措施。但是，乡、村干部的大多数往往倾向于采用“禁”、“堵”、“劝”、“哄”等手段，而不愿意过分激化矛盾。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考虑：首先，在村民上访过程中若过度地采用强制手段，往往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也损害政府形像；其次，上级政府规定了“几不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干部的过激举动；再次，与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关系，迫使乡、村干部们面对村民上访时慎用强制手段；第四，为了处理好与村民的关系，以利于日后的工作，许多包村干部（大多由镇政府干部兼）在处理村民上访问题时不得不“缩手缩脚”；最后，上级倡导的“带着感情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影响着乡、村干部对村民上访的处理态度与方法。
所谓的“禁”与“堵”，是乡、村干部软硬兼施诸般手段当中带有半强制性的策略。“禁”主要是尽量封堵上访村民可能利用的有关“知识”和“信息”。例如，村民们普遍反映，在p县很难买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法》、《森林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选举条例》、《信访条例》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资料，甚至连《中国农民报》、《乡镇论坛》这样的报纸杂志也很难在p县订购到。村民们手头持有并当作“宝贝”的书刊资料，基本上都是他们在上访C市、石家庄或北京的过程中购买的。此外，在p县以及其它农村贫困地区仍有极少数乡、村干部试图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农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对可能引起民告官的法律、法规，更是一点也不想让农民知道[17].
一旦村民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发生了，乡、村干部会想方设法地堵住上访队伍，与上访村民周旋，设法稳定上访村民的情绪。在p县，各交通要道口负责维护交通秩序的交通警察就成了地方政府及信访部门的“信息员”，他们会为政府实行“路堵”，以封堵上访队伍。每当上级政府到p县视察工作，或举行全国性（或本地）的重要活动，以及重大节日，或者因突发事件与干群冲突而引发上访苗头，乡镇政府为了防止或控制住村民上访，往往会派专人（如村干部或者是镇里下派的包村干部）进村，他们甚至就留在村民家里，几乎是24小时“看守”上访“专业户”或准备上访的村民。例如，p县李九拨村案例和杨庄案例中，每到“关键时刻”镇政府都会派村干部严密“监视”陈洪利、李殿松等上访活跃人物的一举一动；一旦有迹象显示他们打算上访，必然会有乡、村干部出现在他们家中，“形影不离”地做他们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甚至尽量暂时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否兑现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源头上“堵”住上访。
除了一些“硬”策略之外，乡、村干部还采用“劝”、“哄”等软性策略。所谓的“劝”是指乡、村干部运用人情关系劝说上访者打消上访念头。劝说者的长者身份、个人交情、为人品性等（说白了就是“面子”）具有关键性作用，通过给上访者“面子”（尊重上访者）或希望上访者给个“面子”（尊重劝访者），达到化解上访的目的。除了这种人情关系式的劝解之外，乡、村干部有时也会利用利益交换来达成劝说的目的。
所谓的“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欺骗性，这是乡、村干部无奈之下采用的有碍基层政府形像的“非道德”策略。例如，为了稳定上访局势、安抚村民情绪、化解突发事件，乡、村干部在“关键”或敏感时期会采用暂时让步或作出承诺，满足上访者的要求，至少让上访者暂时退访。
七、“决不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式承诺和实际作为
目前在部分农村地区，对上访者事后打击报复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乡、村干部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招牌，把反映问题、参与上访的村民当作“刁民”，动用公、检、法等专政工具，肆意打压[18].他们一旦发现被人举报或有人上访告他们，为了掩盖罪行或发泄私愤，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调动各种关系力量，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报复上访群众。这样的事例在全国范围内时有见闻。
笔者在p县访谈乡、村干部时，每当涉及到对上访村民“打击报复”的话题，本来一脸和气的乡、村干部立刻就面露紧张之色。大凡在正式场合（如办公室、会议室或有外人在场），一谈起“打击报复”，乡、村干部一般都是官话连篇、满嘴大道理，并且一再强调，他们决不会采用甚至也坚决反对对上访村民采取打击报复手段：“我们镇（县）绝对不会发生打击报复的事情，我们更不会明知故犯、违法执法。现在上面这方面抓得紧，媒体也关注，我们不会顶风作案的。”然而，作出这些官式承诺，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对上访者毫不留情地打击报复。笔者就亲历过这样的事。
2002年6月笔者曾当面听p县n镇政府的干部在正式场合表示，绝不会对上访者打击报复。一个多月后，笔者随这几位干部到杨庄村催缴税费，回到镇上后一起到一家饭店喝酒，席间他们谈到，杨庄的税费不好收，肯定与几名“老上访”有关，然后就当着笔者的面商量如何找法子治治他们。一位镇党委副书记当即提议，从第二天开始强行催缴，凡拒不配合的“钉子户”、特别是上访“专业户”更要严厉对待，可以同时申请法院执行。他声称，法院的某负责人就住他家隔壁，一个电话就会派人来，可以告这些上访“专业户”抗税或妨碍执行公务罪，先关上几天再说。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在场的镇政府干部的同意。这位镇党委副书记接着还向笔者介绍，他以前在另一个镇任党委副书记期间，就是靠“暴力”手段控制了当地的计划外生育，因此获得了县政府的嘉奖和表彰。当晚在座的另一位镇政府负责人随即用电话把n镇派出所所长叫到我们所在的饭店，立刻商量如何把白九拨村那几位“烦人”的上访村民以聚众斗殴的罪名拘留，最好在这夏季收费的节骨眼上办得越快越好。派出所所长满口答应，表示这两天就办。
事实上，在笔者调查的p县，凡是近几年里上访过的村民，特别是上访组织者或上访积极分子，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乡、村干部一手策划或安排的“打击报复”。当然，没有一位乡、村干部会承认他们曾对上访村民“打击报复”，对上访者实施的判罚常常是通过法院判决执行的，似乎与乡、村干部并无直接关系。然而，从上访者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打击报复”的结果和遭到“打击报复”的意识。据笔者的调查，p县上访村民上访返乡后遭遇过的来自乡、村干部“秋后算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对上访村民及其家庭成员威胁恐吓。有时是乡、村干部直接出面威胁上访村民（如镇政府负责人曾威胁白九拨村的几位上访村民：“如果再上访闹事，就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也有乡、村干部不出面，通过他人进行恐吓（如陈洪利、季义江及其家人都曾在家里多次受到不明身份、讲话为当地口音者的恐吓，有时也会接到恐吓电话）。
其二，通过“合法”手段让上访村民蒙受经济损失。比较典型的是杨庄案例中陈洪利、季义江两人分别被取消其土地承包权，强行毁掉了他们的树苗，两人遭受了几万元的经济损失。
其三，利用农村黑恶势力间接报复上访村民。当前农村基层政府对黑恶势力往往采取容忍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甚至为其提供保护伞，扶持其进入村级政权组织，企图利用黑恶势力来维持已经十分混乱的社会治安。例如，n镇党委、镇政府曾于1999年8月安排李九拨村一名村民担任村委会委员，此人素有劣迹，曾经坐过4年牢，是当地有名的“狠人”，对村民动辄打骂，镇政府反而大力扶持他，任其为村治保主任，给了他合法的权力，以便利用他来对付村里的违法以及“不听话”的村民，尤其是利用他对付上访村民。几年来，李殿松就深受其害，多次遭其及其同夥“毒打”。李殿松在上访时写道：“2001年2月4日，我村村民李文华中午闯入我家，把我家东西砸个乱七八槽，用老虎钳子把我妻子脑袋血管打破，流血过多，当场昏死过去，打110，110不管。我妻子由于流血过多住院15天，医生只给输液七天就不给治了，每天给3元5角钱的药片吃。后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让派出所处理，但到现在都没有拘留打人者，药费也没给一分。”
其四，联合当地公、检、法部门，对“违法”上访村民实施处罚。据笔者调查，p县凡是在村民上访中出头露面、充当组织者的上访积极分子，基本上都在上访回村后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公、检、法部门的处罚。例如，陈洪利曾经被拘留，李殿松也被拘留过，刘八里乡吕家村的李广田带领本村村民进省里上访告状回村后先后两次被抓判刑。
农民上访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民众维护公民权利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全国各地上访者和上访案例的迅速上升表明，造成农民被迫上访的因素已经不再是局部的、偶然的，它们很可能是制度性的。目前各级政府只是着眼于如何消解上访的浪潮，却未曾深入思考，为什么农民的上访越来越多，为什么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众并不需要上访？从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中应该能引申出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具有建设性的结论。
转贴于「注释
[1]“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3月含泪上书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中开头部分的一句话。见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间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3]宋希仁，“保护弱势群体是德治的应有之义”，《前线》，2001年第5期。
[4]唐钧，“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3期。
[5]于奇智，“福柯人论之分析──从知识考古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刊。
[6]董志强，“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7]刘文瑾，“一个话语的寓言：市场逻辑与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话语空间的构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2期。
[8]李卫国，“论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与争鸣》，2001年第8期。
[9]黄东霞，“论农民法律意识”，《行政与法》，2001年第6期。
[10]阎正生、贾利民、李兵，“农村普法工作仍需巩固发展──关于对襄城县农村普法工作的调查报告”，《中国司法》，2001年第4期。
[11]据2002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导，重庆有一位叫李裕芬的老太太，因为儿子18年前被派出所抓去，仅仅8个小时便不明不白死亡，公安的尸检报告只说死者因精神失常“服毒自杀”。为此，她自学了一大摞《法医学》、《尸体解剖学》、《精神分析学》等大学专业书籍。18年间，除了写申诉材料、上访，她从不间断学习，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太太硬是啃完了这些大学教科书籍。支撑她如此顽强地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是为了弄清真相、洗刷冤屈。无独有偶，也有媒体披露，一位农民因为官司久拖不决，便自学法律，最后竟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见蹇庐氏的“自学成才新途径？”，载《金华日报》，2001年6月8日。
[12]宋志坚，“农民为啥学法”，《中国青年报》，1999年6月5日。
[13]侯书记说：“南花园村的部分村民为了个人利益而状告村长公款吃喝等，其实村里修路、打井不得不请客吃饭，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村民不知情也不理解，甚至过分地把村干部自己家里买肉吃都被告成是‘腐败’。更为过分的是，居然还会有村民拿着相机专门拍摄我们乡村干部吃饭的照片，搞得我们干部平时吃饭都得小心翼翼。南花园村委会5年才花2千多元在吃喝上，而且我们专门调查过，其中大部分的钱都是为了全村的利益而招待工程队，这可都是在为村民办实事。但村民们可不管这么多，他们就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损，以及自己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14]金学荣说：“我是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从没做过亏心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心里永远无愧。自从我任支部书记以来，从来没吃过老百姓一顿饭，没贪过一分钱。他们告我说我贪污了十几万，还说我嫖娼，你们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可能干这种事情吗？因为我之前起诉他们从不把村提留上缴，他们就反过来诬陷我。他们人多势众、态度蛮横，都是一个大姓的，上边有人谁都不敢惹，我也是没办法啊。”
[15]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3-374页。
[16]赵立刚，“农民会不会被抛弃"ccrs.org.cn/big/nmhbhbpq.htm
[17]张黎明，“谁也不能剥夺农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权利”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8
然而，当陈先丽第一次走进丰都县崇兴乡黎明村时，眼前看到的，耳里听到的，却让她“心都凉了半截”。黎明村虽说是崇兴乡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村，但是村中无任何集体经济，老百姓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外出务工，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
对于村里的发展，村干部是有想法没办法。怎么办？村里的现实状况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何在广阔的天地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人生价值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陈先丽发现，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可行之路就是靠产业带动。经过反复比较，先丽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养牛回报不错，加上自己又是学动物医学专业，这对农民很有帮助。在此基础上发展循环养殖，用牛粪发酵种蘑菇，还可以建沼气池，变废为宝。
恰逢此时，全县正在搞重庆地区最大的肉牛基地建设，有很多优惠政策，先丽强烈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适合黎明村发展的新型养殖项目！
先丽进一步对牛和蘑菇、沼气池的循环养殖利用进行了论证。通过请教专家，查阅大量资料，特别对市场前景、经济评价、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分析论证，形成了厚厚一叠较为完整的牛、蘑菇、沼气池循环养殖利用的可行性报告。
然而，创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据测算，项目总投资需要40万元，这样的项目村民不愿意首先尝试，而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村官”，到哪里去找这一笔资金？
困惑之余，陈先丽将自己的创业想法告诉村主任。村主任对先丽的想法很是认可：“这个想法非常好，要是你能找到一笔启动资金，剩下的村里再想办法。”
就在此时，先丽从丰都“村官”网上看到丰都县成立大学生“村官”创业扶持领导小组的消息，她眼前一亮。在仔细阅读“办法”后，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办法”规定，建立大学生“村官”创业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丰都县大学生‘村官’创业扶持金”，用于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担保、贴息、补助。对创业成果突出，解决城镇人口就业较多的优秀创业大学生"村官"及对在大学生“村官”创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进行奖励。同时，对部分大学生“村官”创办的企业，每年依据创业者的经营收入证明、完税证明及吸纳县城镇人口就业情况进行适当的奖励性补贴。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9
大学生做村官是近年来各地为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探索性课题。为了使首批大学生村官能够真正走进农村，更快适应农村，更好服务农村，邯郸县委办公室结合全县“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工程的开展，组织了专题调研。
质疑“天下无马”
从北京、河南、沈阳等地的实践活动来看，大学生做村官，有成功更有失败。有一部分人看到尝试探索阶段的几个失败案例，就先自消弭了信心，认为大学生村官要不得，不可行，理由是大学生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到农村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大学生会给农民增加负担，一村一名大学生的时机还不成熟等。正如韩愈在《马说》中指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在一些改革实践中，其诸多矛盾的孕育、显露、发展、斗争、转化直至最终解决，需要较长时间，过早和轻易地下结论都是不严肃的。大学生当村官，无论从年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方面来讲，还是从新农村建设对社会发展提出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要求来讲，都有不可替代的素质优势，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拉动新农村建设全盘工作的“千里马”。对于大学生村官，不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只是空空地“执策而临”，大呼“天下无马”，这种态度将会扼杀众多千里马的奔跑能力和希望。
对于大学生村官，我们在对农村发展需要和基层人才诉求的归纳基础上，锁定了四大目标，即是否促进了基层班子的团结、激发了基层班子的活力，是否影响和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方式和质量，是否形成了生动鲜活和有效实用的实践经验，是否使村里的政治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在四大目标的宏观覆罩之下，大学生村干部工程的推进过程成了一个充满变数但也决不缺少成功希望的学习和创造工程。对此，我们分析如下：
——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因素。在已有的大学生村干部实践活动中，县乡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村干部与村民的欢迎与配合态度，大学生待遇的落实程度，专业素质、组织协调能力与村子发展实际的对接状况，村子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给大学生村官作用发挥提供的空间，凡此种种，这些从不同侧面指出了影响和决定大学生村官取得成功与否的多种因素。
——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功规律具有一种不平衡的特征。在某一个现实的实践场中，常常会由于某一制胜规律的突出作用，引起工作中某个节点或某一环节的变化，山重水复而后柳暗花明，从而锁定成功的路径。比如，一个好的人缘和处事态度，一种有益于当地发展的农用技术，一次用努力和韧性把握住了的政策机会，一个适合本地发展的农业项目，一次有理有据、依纪依法排解的邻间纠纷，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埋下成功的种子。
——大学生村官工程的成功规律为主观能动性发挥预留了较大空间。自身基础与各种困难间的比例关系固然重要，但毕竟不是影响事情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使大学生村官的顺利推进成为主客观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成功的可能存在于人们将可能变为现实性的自觉努力之中。
解读“千里马”
邯郸县第一批大学生村干部报名自2006年8月1日始，到8月31日截止，报名人数463人，符合报名条件的为344人，专科278人，本科40人，其中有26人为在职人员。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和上岗培训的层层选拔，100名优秀大学生将走上基层工作岗位。调研组以问卷、走访、座谈和介入选拔程序等方式在全县展开调查，共组织座谈会5次，并针对乡（镇）党委记、村支和应聘大学生三种人群设计了三类问卷，下发问卷165份，收回165份。调查组在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后，将问卷中显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三个不可低估”、“三个不容乐观”、“三种最大担忧”和“四组黄金比例”。
三个不可低估：①大学生创业农村的热情不可低估。在“你为什么选择报考大学生村官”的调查中，有95%的问卷对大学生村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或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或生在城市，对新农村建设有兴趣、有见地，愿意到农村施展才华和发挥本领，大都对农村工作充满了激情，有为农村做贡献的强烈愿望。大学生经过考虑权衡作出这样的选择，虽然不能排除就业压力的影响，但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他们有克服农村苦、条件差的心理准备，并树立了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②大学生的组织协调、交流沟通能力不可低估。此次参加报名的344名学生，平均每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3次，其中有86名在校期间担任过班长、团支、学生会干部以及学校的各种协会负责人。通过交谈，我们发现，这些大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交流沟通能力都比预想的要强许多。如一名叫张辉的应聘者，在谈及对基层工作的认识时，他说，自己在农村长大，从小就感到农民苦，收入低，如果能当上村官，很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笔者问，你觉得与村民交往会有哪些困难，他说，大学期间，我任团支，组织过多次社会实践活动，我感觉与村民打交道应该不会有太大困难。③大学生村官活动设计对人才的培养和锻炼作用不可低估。座谈和答卷中，许多乡镇领导干部对大学生村官持乐观态度，认为大学生村官冲破传统身份、城乡、地域等人才壁垒，通过农村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机遇及一系列优惠举措吸引大学毕业生从基层起步、到农村创业，较于以前的直接分配进机关的选人方式，是以“实绩用人”的理念在选才用才环节上的生动体现。
三个不容乐观：①大学生掌握农业政策的能力不容乐观。在40份问卷中，有近30位的支部记盼望大学生村官有一定的政策运用能力。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多数大学生对农业政策一无所知，虽然有一部分也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但与农村工作要求存在很大差距。②大学生对创业困难的认识状况不容乐观。在“您认为大学生到村里任职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村支多数认为，大学生人生地不熟，容易与其他村干部产生隔阂，村里的宗族血缘和邻里关系错综复杂，部分群众对大学生当村官持不信任态度，加上大学生自身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与农村工作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都会影响大学生作用的发挥。而大学生在对“你到农村任职的最大担忧是什么”的回答中，多数对到村里任职的困难估计不足，这样就很可能造成大学生在任职后的几次碰壁中，产生消极厌倦情绪。③大学生专业状况和村民期望差距不容乐观。问卷中，村干部大都希望县里能把专业对口（提到较多的有农业种植、养殖，法律，财会，电子信息，企业管理）、综合素质较高、为人正直、作风踏实、性格外向、能带领大家致富创业的优秀大学生派到村里。而从报名登记情况来看，与村民期盼的对口专业仅占26%，大学生初出校门，对农村的环境、现状了解不深，对市场经济了解不够，与经济发展能联系起来的不多。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大学生当村官就极有可能成为“作秀”工程。
三种最大担忧：①乡镇干部的担忧——大学生村官能否长久。大学生刚刚踏上社会，无论家庭还是事业，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每年国家、省市的公务员考试，在2-3年的时间里，可能都会去考取某一个职位。刚刚对村里有些感情，工作摸到了头绪、上路了，又要走人了。从个人情感上来讲，应该祝贺他们，但从农村工作的延续性来说，村官的更换频繁是不利的，所以乡镇领导对他们三年后能不能留在农村心存疑虑。②村里干部和群众的担忧——大学生的知识能否用得上。问卷中，45%的村民对大学生带领全村致富的能力提出疑问，认为大学生只晓得理论知识，缺乏社会实践，随便一个邻里纠纷就可能使其完全乱了阵脚，很难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心骨。③大学生的担忧——三年后能否有个好出路。在待遇上，有80%的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参加考试，并不是看重县财政每月拨付的固定工资，而主要期盼三年后县里的有关承诺能否予以兑现，即表现优秀的，可按照程序优先选用为村支部记，优先推荐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时重点推荐加分，县直一般事业单位缺编时优先考虑补编；表现特别突出的，经组织考察，可提拔担任乡镇领导干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优先考虑提拔重用，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
“四组黄金比例”：①大学生身份类型比例。相比较而言，豫剧《朝阳沟》中的“栓保”形象代表的是一种走出农村又回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银环”则是城市青年第一次走进农村。相比较而言，“栓保”所代表的大学生人群更具抗艰苦力，信念更坚定，加之出生农村，在感情上容易融入农村，到农村干事创业要比“银环”们容易和可行的多。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村支认为在前几批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先以走出农村的大学生为主体，大概比例应确定在80：20，并建议在今后的三年中要注意对以此为标准分出的两种人群进行跟踪考查，做出数据分析，再行调整。②笔试与面视分值比例。邯郸县此次
如何“执策而临”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指出：“我们应当缜密的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他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要使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成为一种职业性常态，使之成为优化和变革基层管理模式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必须找准大学生作用发挥的自身规律，抓住各方面担忧问题的交织点和结合点，建立成长机制，激发创业热情。
一、以食之尽其材。就是在生活上、事业上、待遇上让大学生村官有盼头、感觉有前途。秦朝的商鞅深知变法一个国家对民众的信用的重要性，当他分文不差的将五十金奖给那个将长木移至北城的农夫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变法成功的基础。大学生村官涉及面很广，影响也很大，较为敏感地触动着社会的各种神经，也是打造诚信政府的重要机遇。作为第一次尝试，首批大学生村官存在一个“信则立”的问题，开好了头，各种承诺兑现了，各种待遇落实了，大学生到村里任职的人才流动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以食之尽其才”，一是要切实解决好村官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对到村里任职的外乡（村）学生食宿问题有一个统一的办法；二是为优秀学生村官提供向上晋升的渠道，对能力强的、成绩突出的，要按照试行意见中的承诺，该提拔的提拔，该重用的重用，该加分的加分，该留任的留任；三是参照邯郸县村支“评星定级”管理办法，建立一种有利于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长期创业基层的待遇激励机制，使管理更趋科学、规范、合理，让大学生村官有干劲、有激情、有盼头。同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前几批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先以走出农村的大学生为主体，因为相比较而言，豫剧《朝阳沟》中的“栓保”形象代表的是一种走出农村又回到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而“银环”则是城市青年第一次走进农村，相比而言，“栓保”所代表的大学生人群更具抗艰苦力，信念更坚定，加之出生农村，在感情上容易融入农村，到农村干事创业要比“银环”们容易和可行的多。
大学生村官乡村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就业；调研
1大学生选择当村官的动机
经过我们整理资料研究发现，虽然许多村官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是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大学生的自身因素以及诸多社会因素。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许多大学生村官表示当代大学生在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下，胸怀大志、志存高远，在毕业的时候希望在理想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我价值，而大学生村官工作充满新鲜与挑战，正是他们一展宏图的好机会。例如10届村官王磊，大学里已经与某大型集团签订就业合同，但是发现公司发展比较窄，没有什么前途，认为自己在基层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毅然辞去苏南的工作，回到基层。一些大学生也坦言，现在的村官工作是为了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为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应聘到村任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政策，如大学生村官享有补贴、津贴并按月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国家代为偿还。将来考取公务员、研究生、事业编的时候都会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大学生应聘村官产生了最直接的吸引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不断加大，虽然工作期满还要考虑就业问题，但是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使大学生村官这一岗位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也有相当一部分村官表示，大城市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也是他们选择回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城市生活成本主要表现在住房消费、交际消费等方面，核心是住房消费，房价逐步增长，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在城市购房是有很大的经济困难的，而村官工作收入较为稳定，政府也提供了各种福利待遇，所以这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学生选择村官这一职业。
2大学生村官调查的资料及分析
江苏省是全国最早开展选聘大学生到经济薄弱村任职的省份之一，2007年以来共选聘了1.6万名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仅我县就有村官百余人。在做这个报告之前，我们以问卷、走访、座谈等方式针对乡镇机关人员、村两委会成员以及村民及大学生代表三类人群进行调研。进行整理后可将问卷中主要问题归纳为一下几个：“三个不容乐观、三个不可低估和三种最大担忧”。
2.1三个不容乐观
大学生村官掌握农业政策的能力不容乐观。很多大学生村官是从学校进入农村，对农村的认识及农村政策了解都不足。
大学生村官对创业困难的认识状况不容乐观。大学生村官因为缺少社会经验，往往有些盲目和眼高手低，这就直接导致他们认识问题存在一些偏差。
大学生村官能否长期驻村的情况不容乐观。在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县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并没有深入农村基层，因为各种原因，这部分村官一直借用于乡镇机关，这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
2.2三个不可低估
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不可低估。有相当一部分村官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希望能用自己的智慧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或生在城市，对新农村建设有兴趣、有见地，愿意到农村施展才华和发挥本领，大都对农村工作充满了热情，有为农村做贡献的强烈愿望。
大学生组织协调。交流沟通能力不可低估。很多大学生村官在校期间都入了党，或者担任团支书、班长等职务，都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因此工作能力较强，能适应各种工作岗位，这也是很多村官被乡镇机关借用的很大原因。
大学生村官这一政策对锻炼人才和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可低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发展大有作为。近两年，国家号召选拔干部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经验，而大学生去农村任职恰恰响应了这一政策要求，因此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对大学生以后的人生道路是有利的。
2.3三种最大担忧
乡镇干部的担忧――大学生村官能否长久。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无论家庭还是事业，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每年国家、省市的公务员招入，在三年的任职期间内大学生村官很可能会考取某一职位。所以乡镇领导对他们三年后还是否能留在农村心存疑虑。
村里干部和群众的担忧――大学生的知识能否用得上。有部分村民对大学生带领全村致富的能力表示质疑，认为大学生只晓得理论知识，，缺乏社会实践，很难成为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心骨。
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担忧――三年后能否有个好的出路已经成为压在大学生村官内心里的一座大山，很多大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但是渺茫的前途让他们忧虑万分。有很多大学生机会从进村的那天开始，就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复习考试，为期满后的出路做准备。尽管公务员招录已经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倾斜，但对于庞大的大学生村官队伍来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目前的情况是公务员队伍日趋饱和，村官考取公务员无异于重新挤上“独木桥”，难度不低。
3对策与建议
1.要从源头上解决村官的出路问题，首先需要改变他们“考上大学就是跳出农门”、“进了编制就有了铁饭碗”等狭隘观念。农村大有可为，国家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重视会对农业专业人才产生更多的需求。因此，要引导大学生村官克服“等、靠、要”思想，要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技能和信息等，结合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更多地尝试发展创业项目，实现自主创业。大学生村官下到农村，给农村带去新的血液、新的活力新的机制，用积极的力量激活了农村发展。所以，政府和社会也应为他们的出路提供便利和服务，实现他们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