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1
一、问：《实施细则》出台有何意义？
答：1.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依法行政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的要求。《社会保险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了“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社会保障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的实际行动，也是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的重要任务。
2.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被征地农民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在社会进步过程中贡献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单纯靠子女赡养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实施细则》明确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与其他参保人员一样共享同样的政策标准，从制度层面解决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让被征地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利于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积极探索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8年3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桂政办发〔2008〕18号），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尤其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后，原有制度可操作性不强，保障水平较低，资金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缺乏吸引力的问题逐步显现，《实施细则》取消了过去单独建立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农民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4.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还需要新征收适度的土地，被征地农民人数也会随之增多。《实施细则》将被征地农民纳入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为被征地农民适应城镇生活提供有效保障，这不仅能有效解决和避免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和社会风险隐患，对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也能够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推动城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二、问：《实施细则》出台有何背景？
答：1.旧有政策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2008年3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桂政办发〔2008〕18号），对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就业、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桂政办发〔2008〕18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当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这些政策与我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不相适应，需要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完善。
2.自治区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完善制度的要求。2015年9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年土地例行督察涉及有关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加快启动修订完善我区被征地农民社保政策工作。2016年3月，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列为2016年工作要点。同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将政协提案第20160272号《关于制定统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建议》确定为自治区有关领导的重点督办件。
3.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近年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每年均召开2次全国性的专题会议，通报各省（区、市）被征地工作进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研判当前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
4.《广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导意见》已经印发执行。2016年8月31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B老保险制度指导意见》（桂人社发〔2016〕46号），进一步完善了我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当前生活有改善、长远生计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推进我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顺利开展，规范养老保险补贴资金筹集和管理，明确不同参保需求、不同身份的被征地农民的具体参保办法和办理程序，做好新老政策的有效衔接和平稳过渡，需要制定实施细则对文件有关条款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此背景下，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财政厅联合研究，经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出台了《实施细则》。
三、问：《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实施细则》主要阐述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总则、范围和对象、补贴标准、参保办法、相关制度的衔接、资金筹集和管理、办理程序、附则共八章内容。
四、问：《实施细则》保障范围和对象是什么？
答：《实施细则》所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是指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实施后，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失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在册人口。
这一规定包括三个含义：一是征地范围必须是在广西行政区域内，包括各设区市及所辖县市区范围；二是征地行为必须是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土地，未经依法批准征地的，不在保障范围内；三是保障对象必须是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年满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被征地农民，在校学生也在保障范围内。
五、问：被征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答：被征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应当符合以下4个条件：
1.土地被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征收；2.征地时持有被征收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3.被征地时已年满16周岁；4.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六、问：是否享有承包权的土地一旦被政府依法统一征收，被征地农民就可以立即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答：不是。土地被依法征收后，被征地农民还需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后才能享受养老保险补贴，不参保不能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七、问：被征地农民可以选择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有哪些？
答：被征地农民可选择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有两个：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6周岁以上的在校学生毕业后也可以通过公开招考等方式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按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八、问：宅基地被政府依法征收，被征地农民是否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答：不可以。《实施细则》所称被征用土地，是指征地时被征地农民或农户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用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宅基地不属于农用地，因此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九、问：农村集体所有且未向农民发包的土地被依法征收，该农村集体的全体农民是否都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答：不可以。本细则所称被征用的“土地”，是指征地时被征地农民或农户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用地。即只有农民已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土地被依法征收，该被征地农民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集体所有未发包的土地不在此范围，不对其计提养老保险补贴。
十、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每次征地每户人均最低补贴标准为：征地基准日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亩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以自治区统计部门正式的最新数据为准。若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未公布，暂按前一年度的数据计算和征收每次征地每户人均最低补贴标准，待上年度数据公布后，对补贴标准进行重新计算，用地单位按新标准补足差额。例如2016年的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大约于2017年6月才正式公布，则2017年上半年计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时，暂采用2015年的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进行测算，但实际征收时，必须严格按文件要求按“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计算、征收用地单位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补贴，由于数据公布时间差导致的补贴征收金额差的问题，由各市自行规定。
十一、问：如何计算被征地农民的人均征地亩数？
答：按农户家中享有土地承包权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全部人员来计算。即每户人均征地亩数=该户被征土地面积/该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全部人数。农户在不同时期多次被征地，可能会导致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发生变化，但不会影响被征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补贴的合法权益。
十二、问：如何理解养老保险补贴资金限高托低的计发办法？
答：新政策实施后，即2016年1月1日起，被征地农民每被征收一次土地，就按征地面积来计提一次养老保险补贴，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就能享受补贴。农户被一次或多次征地后，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超过8亩的，超过部分不再计发养老保险补贴。而当土地完全征收时，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不足1亩的，按1亩补足养老保险补贴。例如：a农户已被征地30亩，家庭中符合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共3人，即人均征地10亩，但该农户每人只能享受8亩的补贴，每人超出的2亩不再计发养老保险补贴。B农户土地已经被完全征收，被征收土地共2亩，家庭中符合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共5人，即人均征地0.4亩，则该农户每人都能按1亩来享受补贴，即每人除了正常享受0.4亩的补贴外，还可以比实际征地面积多享受了0.6亩的养老保险补贴。再如：C农户第一次被征地1亩，当时符合享受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只有父母2人，则第一次征地人均征地面积为0.5亩；第二次土地完全被征收，被征地0.8，此时符合享受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有父母孩子共4人，则第二次征地人均征地面积为0.2亩。由于C农户家庭承包土地已经完全被征收，需要确认是否达到限高托底的条件，经计算，对父母2人，累计人均征地面积为0.5+0.2=0.7亩，对已满16周岁的孩子2人，累计人均征地面积为0.2，都没达到1亩的托底线，故都可以按1亩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即父母2人除了正常享受0.7亩的补贴外，还可再多享受1亩-0.7亩=0.3亩的补贴；2个孩子除了正常享受0.2亩的补贴外，还可再多享受1亩-0.2亩=0.8亩的补贴。D农户家中符合享受养老保险补贴条件的共有3人，2016年以后家中享有承包权的土地被政府依法组织征收共3次，分别被征2亩、1.5亩、1亩，由于第三次土地完全被征收，需要确认其是否达到托低条件。该农户第一次征地人均征地面积为2/3=0.66亩，第二次征地人均征地面积为1.5/3=0.5亩，第三次征地人均被征土地面积为1/3=0.33亩，累计被征土地面积为人均0.66+0.5+0.33=1.49亩，由于累计征地已超过人均1亩，因此第三次土地完全被征收时，也只能按人均0.33亩的实际征收面积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二十五、问：被征地农民中的现役军人，应如何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答：被征地农民中的现役军人，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预存款账户，其退出现役后，可按本细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因征地产生的养老保险补贴，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对退出现役后，以退休或以自主择业等方式安置，或以其他不需要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地方、不需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方式安置的有关特殊人员，根据个人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可将其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性发放给本人。
二十六、问：被征地农民中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的在校学生，应如何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答：被征地农民中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的在校学生，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预存款账户，待其符合条件参保后，按本细则有关规定享受因征地产生的养老保险补贴，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十七、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新旧政策应如何衔接？
答：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出台前各地按《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桂政办发〔2008〕18号）建立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按如下办法进行衔接：
1.已领取养老保障待遇的被征地农民，从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实施之月起，统一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原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包括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相关利息，下同）扣除已领取的养老金后，将余额全部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并参加今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调整。被征地农民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低于原待遇标准的，按其差额给予补足，所需资金由当地政府按原渠道统筹安排解决。
2.未领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的被征地农民，其个人应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全部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原参保缴费年限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申报办理参保登记之月起，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可先将其个人原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于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不足部分由个人补足，其缴费年限按实际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计算。
二十八、问：对2016年以前符合条件但未享受政府参保补贴的被征地农民，应如何处理？
答：2008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至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实施时，符合桂政办发〔2008〕18号文件规定的保障条件但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对未享受政府参保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由征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贴，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由各市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所需资金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解决。
二十九、问：对2016年以前符合条件且已享受政府参保补贴的被征地农民，应如何处理？
答：2008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来至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实施时，符合桂政办发〔2008〕18号文件规定的保障条件但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已享受政府参保补贴的被征地农民，按现行的政策规定进行衔接。
三十、问：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从哪里来？
答：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由用地单位承担，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在征地成本中单列，不得纳入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征地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向用地单位（含单独选址用地业主）征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用地单位（含单独选址用地业主）应在供地前一次性足额将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划入政府指定账户。地方政府收储土地的，由当地政府及时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划入政府指定账户。
三十一、问：如何确保养老补贴资金能够足额筹集到位？
答：桂人社发〔2016〕46号文件建立了预存补贴资金再供地的保障机制，明确规定申请用地单位或收储土地的当地政府应划拨的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未到账的，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办理供地手续，从而确保了养老保险补贴资金的按时足额到位。
三十二、问：用地单位应何时向政府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补贴资金？
答：用地单位（含单独选址用地业主）应在当地国土资源部门供地前，一次性足额将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划入政府指定账户。地方政府收储土地的，由当地政府及时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划入政府指定账户。
三十三、问：被征地农民养老补贴资金应如何提取？
答：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根据征地涉及人数、征地次数、征地规模，按征地项目进行提取。每次征地提取的每户人均最低补贴标准为：征地基准日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亩数。但要同时考]被征地农户土地完全被征收且人均征地面积少于1亩的托底因素。
三十四、问：被征地农民养老补贴资金应如何征收？
答：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采取限高托底的办法征收，征一次地就征收一次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或多次征地后，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超过8亩的，超过部分不再征收养老保险补贴。土地完全征收时，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不足1亩的，按1亩补足征收养老保险补贴。
三十五、问：被征地农民社保报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如何制定？
答：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需要在用地报批和征收土地阶段分别制定两个不同要求的方案：
一是征地批准前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报批实施方案。以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正式的征地预公告之日为基准日进行初步测算。报批方案可以不涉及被征地农民具体名单，只根据征地面积和补贴标准，适当考虑托低因素进行测算和制定。
二是征地批准后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报批实施方案。根据批复文件批准土地征收之日为基准日，征地机构、国土资源、农业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逐一核定报批实施方案中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名单、人数及人均征地面积，人社部门最终确定征地批准后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实施。
三十六、问：被征地农民社保报批实施方案如何实施？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2
【关键词】征收土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一、相关背景资料
“十一五”期间，国家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内需，众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纷纷开建，征收农民土地已成为建设过程中必要且重要的环节，征地环节中涉及的人数广泛，引起的社会问题众多，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能否做好是影响社会是否和谐的关键因素。庞大的土地收储面积造成了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保障被征地拆迁农民的生活和就业关系到能否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国外征地相关政策
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征地补偿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上独特的风景。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征地补偿都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的。在征地中，对被征地人的权益保障往往是征地的核心。国外在土地征收大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也与我国有所差别。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均是站在被征地者的角度进行土地征用补偿，对由于征地造成的当前和未来的以及相关的利益损失进行相当于被征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的赔偿，还有的国家对于原业主不做迁移的地上物，以及对相关和相邻业主造成的经济上、使用上、就业上的损害的，也都在补偿范围之列；如果业主希望自己迁移地上物，则迁移费也属于补偿之列。
国外土地征用范围包括：第一是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征用土地的价值，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第二是土地补偿额，是对因征地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此外，补偿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及其经济损失可以用金钱的尺度评价，但考虑到目前现金补偿在土地评估技术不足和低价上涨的情况下，若被征地者所得到的补偿费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各国也制定了一些补偿方式以弥补资金补偿的不足。
三、我国相关征地法律政策分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法》及有关条例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国家具有征收权，自然人和法人必须服从，带有强制性。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重城轻农”的政策导致我国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的特征，并在学理研究中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而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到了重视，农村集体土地仍然出处相对忽视的位置。
在我国，农村的社会政策一直是一种特惠制而非普惠制的政策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已发展演变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将“老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解决，为农村人口提供户籍、住房、教育、就业、劳保、医疗等诸多方面政策，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已日趋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新三农问题”中的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均是由征收土地造成的。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保障功能、发展功能、增值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更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的保障。农民失去土地时，同时失去也是关系生存的一系列基本权益。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重点项目”、“重点工程”，而发展的条件就是征收农民的土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土地。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问题一直是很严重，急需解决。失地农民随着“身份”的改变也丧失了部分民利。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稳定、和谐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认识深化，我国社会的政策理念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经过差别主义回归到社会政策的本义，即非单向度地追求公平，而是追求发展与公平的一致性和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却始终是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弱势者。近年来，南京市委、市政府将提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进一步加强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被征地人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其中，再就业培训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职业指导培训：被征地农民所属区、县劳动部门应为其提供为期两天，不少于16课时的免费职业指导培训，帮助他们认清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为他们提供职业需求信息和求职方法，积极指导他们实现再就业。
（2）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被征地农民的特点，确定培训项目，制定培训计划，开展适应性较强的职业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使被征地农民尽快掌握技能，尽早实现再就业。
（3）创业能力培训：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开展创业能力培训，使他们熟悉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了解创业必备的知识和程序，指导他们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方案，帮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在开业后对他们继续进行必要的咨询服务和业务制定。
新的补偿政策比以往有3个方面的提高：一是补偿标准：安置农民的进保费标准提高到50%到100%。青苗和附着物补偿实行综合补偿标准，由集体经济组织所在辖区内统筹调剂平衡，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国土部门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制定青苗和附着物补偿价标准及具体补偿指导价，报请市政府批准公布实施。二是保障待遇提高，失业保险比原来生活困难补助提高近300元钱，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标准上，每人每月比原来的养老保险提高70至205元钱。三是在资金补助来源和渠道上比以前有所增加，政府和部门筹集了两部分资金，一个是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个人社保账户不足的问题，同时从土地出让中按每亩2万元保障筹资社会统筹资金，主要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相关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南京市政府不断出台新的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提高安置补偿费标准，规范安置补偿的程序、流程，逐步在政策制度上规范此项工作，对被征地农民在生活、就业、培训、保障等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接触社会及政府的后顾之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3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要以民生改善为基础，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法律依据，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现实背景。我国目前农村征地制度对失地农民未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需要以实现“谋民生”作为基本目标，对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进一步达到尊重和保护失地农民合理利益的目标。
关键词：失地农民征地制度土地产权政策转型
当前我国农地征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明晰，关系内容模糊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用地的申请者是建设单位，土地征收方案的拟订者是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者是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者是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在这些行政主体中，究竟谁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集体组织、农民和其他土地权利人建立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征地纠纷时，相对人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制度安排中缺乏明确的界定。同时，在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安排中，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关系，但土地征收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这必然涉及到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保证土地征收的合理性，必须使征地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享有对土地征收事项的知情权等合法权利，而在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缺乏对上述具体法律关系内容的明确规定。
（二）征地补偿和安置法律关系主体不明确，内容不健全
土地征收权属于国家，征收权在实践中由政府及有关行政机构在服务于公共利益和重点项目的前提下依法行使，被征收人不能拒绝征收行为，只有履行征收的义务。征地制度不完善、公私利益界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群众参加程度不高，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公正，农民没有任何独立谈判权和监督权，实践中全部由村干部以“集体”名义强制代表。在征地补偿、安置发生争议和纠纷时，争议和纠纷的处理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批准土地征收的人民政府。在这些因征地所涉及的行政主体中，相对人可以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中缺乏明确的规定。在相对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又不服相应机关裁决的，或者相对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时，相对人有什么权利等缺乏明确的规定（衷向东等，2005）。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农民土地所有权缺失
由于在实践中，“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于是这样的制度为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提供了条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级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开发、何时开发、开发后转让给谁经营使用，而每个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和决策，无权抵制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的开发权和转让权，农民的自由意志和参与权利被剥夺（何虹，2009）。从县（市）政府、乡镇政府甚至村行政机构都可以随意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共同分享土地权利，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农民却不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利。这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不正常制度构架，必然导致责、权、利不清，最终使得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缺失，作为“农民集体”组成要素的农民个体事实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权。
（四）征地补偿费的制定过程，未能体现农民意愿
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征地补偿费往往是低估了土地的实际价值的，并未与集体和农民商量。只有补偿登记之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政府批准后再次公告时才规定要听取群众意见，若对补偿方案有意见则协商，协商不成则裁决。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后一次公告所谓听取群众意见不能落实，因为补偿安置方案已经批准，不可能更改，群众又不愿由法院裁决，自然只能接受方案。或者由于公告时间与截止办理时间间隔太短，无法完成群众评议工作。另一种情况值得重视，即有些地区有抵制公告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只可能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与土地需求方商谈补偿费时有通过压低标准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又不愿被农民发现，但这样的做法就使得农户成了利益受损者。
（五）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合理，管理部门与民争利
目前有些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开始了将征地行政与征地事务相分离的探索，在土地管理部门收取3%的征地管理费的基础上，再允许征地事务单位收取3%的征地业务费。在补偿费当中农民最终能得到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乡村两级却能取得补偿费中的大部分。乡村截留补偿费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对征地过程中所做工作提取的报酬；二是村本身是土地所有者代表，补偿费中的相当比例自应归村委会。本文在调查中了解到，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截留补偿费的去向和用途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二是办企业；三是代缴农村各项杂费；四是搞基础建设；五是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利息年底分配；六是用于其他投资，如进入股市；七是乡村干部挪用挥霍，中饱私囊（陈晨，2004）。
以上这些征地补偿问题，不仅给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困惑，也给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无论是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压力还是农民安定的社会压力，都要求在农民征地补偿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探索新的征地补偿方式要求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失地和生活保障问题，要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谋民生”与我国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理性化征地政策目标，促进“促发展”与“谋民生”的转变
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建设的GDp政绩考核指标，而依靠行政权力大量对城郊地区进行“低价”圈地、扩张城市规模，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土地征收行为。城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应该确立“谋发展”与“保民生”的双重政策目标，尽量选用“经济手段”的政策工具，珍惜农民的资源权、重视农民的生存权、尊重农民的发展权，同时选用“劝导教育”政策工具做好宣传工作，极为必要时在合法程序下慎用“行政强制”政策手段，并实施土地征收政策绩考的两个重要标准——“经济发展可持续”和“社会风险可化解”，以推动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
（二）改革二元土地制度，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
我国对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制，对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权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导致农地产权残缺的重要因素。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地隔离，形成城市土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界线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市场体系，而农村土地市场则被国家严格控制，农用地要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政府在城乡土地市场交易中成为唯一合法的中间人，我国城乡土地制度设计上的这种缺陷，为制度性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农民则在这种土地制度安排中成为受害者（张英洪，2006）。因此，必须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建立城乡统一市场。
（三）实行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和安置，保障农民利益
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也留下许多公共领域，而在这些公共领域，往往是地方政府作为强者攫取了农村土地开发的绝大部分收益。也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开发利益，不断超越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大量设置开发区，不断吞噬周边的农地，形成以城市蔓延为特征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成德宁，2012）。应废除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办法，进行农户土地产权登记，建立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交易所，除公益项目征地可动用土地征收权外，商业开发项目供地应通过土地市场交易获得。同时在法律上明确土地开发收益在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使国家与农户能够合理而明确地分享农村土地的开发收益。
（四）规范和约束国家征地权，培育土地交易市场
在土地征收中采取刚性强的“行政强制”政策工具，往往会使被征地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容易引发涉征地群体和周边群众的不满，有些甚至引发了。现阶段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干预严重过度，致使这种干预更多地服务于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干预往往基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预期或者错误的政策，导致净经济收益的下降。因而，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需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抵制来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政府决策失误、来自“时滞”和“理性预期”情况下的政府政策失效和政府的“寻租”等不正当行为，既使城市发展及时获得充足的土地供应，又使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
（五）明确“公共利益”内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土地征收应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目的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模糊不清，对征地目的和范围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将“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小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经济建设和商业开发，使征地范围既包括了国家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了经营性建设项目。同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用农村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不仅要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还要考虑土地的社会属性，即土地在城市中的区位、交通等因素，大力推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应积极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谭峥嵘，2010）。
（六）完善农村征地程序，配套相关制度建设
完善农村征地程序，审批机关应该根据公众的意见对征地目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对征地范围、期限、面积等可以进行直接变更。对征地方案有异议，特别是对有批准权的政府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必要性的结论有异议的，集体和农民以及用地方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时加强司法权，该权对征地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助于保障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和公民利益的保障（梁亚荣等，2006）。为使征地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还要完善相关制度，诸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规范土地市场，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制，干部考核体系，对征地所得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等。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在农村土地征收中，执行以“促经济”为基点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容易导致被征地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而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取大部分土地增值收入，这种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进而引发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危机与责难，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研究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因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需要在土地增值分配和占有上实现分配的公平与持有的正义，以促使被征地农民能够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转型，进而实现城乡建设和谐发展。三是必须考虑土地增值分配让被征收人可以享有权益的问题，必须是站在征收主体和征收客体之间平等的立场上，进行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谈判，土地征收社会赔偿以保证失地后农民生活水平不至降低，并且细化土地征收社会赔偿，这一系列活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必须建立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等。四是规范地方政府作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有强烈的寻租动机，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要解决此问题，关键是改变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稳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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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4
[关键词]土地征收土地补偿失地农民安置
1.概述
浦城县地处闽、浙、赣三省七县（市）结合部，是福建的“北大门”，全县疆域面积3383平方公里，是全国、全省商品粮基地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土地是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招商引资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浦城县各类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土地征收出现了新高潮。土地征收在确保了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土地需求的同时也带来失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南于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补偿安置分配及社会保障工作等方面存在缺陷，使得农村土地征收工作呈现越来越难的趋势.给海两区绿色腹地北大门的浦城县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不利因素，吃饭与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最大化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实现国家和个人的双赢发展，成为当前摆在国土资源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浦城县农村土地征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人均耕地明显减少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稀缺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近年来，随着浦城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以加快自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其中所需求的土地主要来源于农村。自2006年1月至2012年5月止，浦城县共依法征收转用土地103宗.合计征转用地面积为504.676公顷。随着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逐步增多，浦城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几个村人均耕地占有量越来越少，截至2012年5月，浦城县城乡结合部有几个村的耕地人均占有量在0.3亩以下，达到了浦城县失地农民人均耕地的标准。
2.2征地补偿标准不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浦城县目前征地补偿标准是按闽政义[2005]592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耕地年产值和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以及闽政[2011]5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耕地年产值和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规定，并结合各个征地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征地补偿标准。从2005年至今，浦城县先后出台了《浦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浦南高速公路浦城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浦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城县梦笔新区建设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浦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城圣农产业化项目建设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等共7种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其中，耕地补偿标准最低为2.6万元，亩，最高为7万元/亩，两者差距高达4.4万元庙。由于，不同征地项目的征地补偿标准不一样，这样就造成了在同一类型、同一区块内相邻的两个地块征地补偿标准的不一致，农民直观上觉得不公平，为此被征地农民难以接受，造成农民的心理不平衡，反响极为强烈，还曾发生阻挠施工的现象。
2.3土地权属界定不清，征地时易产生纠纷
我国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和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发证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再加上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保存的土地清册上仅记载面积、座落（土名）与简单的四至等，没有附图。随着时间与现状的变迁，加之知情人员的不断更迭和减少，资料与实地难以相符，造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难以“对号入座”。如：集体林地、水面滩涂权属划分不清、农村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四至小清。这些问题的出现，致使在征收土地时，为了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造成了村集体与国有之间、村与村之间的纠葛，平日里和睦相处的邻里在双方指界过程中频繁发生口舌之争，纠纷不断。
2.4政策宣传不到位，被征地农民缺乏知情权
为了保护农村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应当让被征地农民知晓。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征地政策宣传工作不到位，大部分被征地农民对征收土地政策知之不详，对征地中自己应知的权利义务不清，致使农民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处于被动，易对征地政策产生误解，从而引发对政府征地行为的负面情绪，千方百计地阻碍征地工作，影响了政府依法建设的进度。
2.5补偿安置分配存在不公，人为加大征地工作难度
土地补偿款分配问题是农村土地征收环节的关注热点，同时也是土地征收中的“漩涡”和各种矛盾的焦点。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村里的事务几乎是由村干部说了算，造成了农村一些乡村干部只讲情面，不讲社会公理，致使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反响。例如：外嫁女、离婚妇女、招亲上门女婿等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得不到分配；安置时按政策可以享受的，南于一些历史原因未安置。补偿安置分配中的不公现象，人为加大了征地工作难度。
2.6失地农民就业相对困难，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浦城县经济建设项目不断征收土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浦城县城区近郊的梦笔新区、南浦生态工业园区、浦南高速公路浦城县连接线沿线、省道302线沿线等周边部分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个别村组农民已基本无地可耕，而且浦城县农民多数属于低文化、没资金、没技能的弱势群体，特别是一些中年农民，适应不了现代企业管理和技术的要求，往往被现代企业排挤在就业大门之外，尽管有的人可以到企业中做一些非技术性的重体力劳动，但随着年高体弱，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沦为无业人员。虽然说，工业区引进企业后，能带动周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为失地农民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但并非所有失地农民都能够参与到这一产业中去，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因缺乏资金或不懂技术、经营等因素制约而长期失业。因此，征地后农民的失业问题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3.浦城县农村土地征收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存在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机制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因素；既有执法力度的问题，也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问题。从浦城县实际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3.1政府的“土地财政”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级财政收入中占着很大的比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出于聚集地方建设资金的目的，一方面以低价征收农利’土地，通过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另一方面大量征收土地设立各类开发区，以低地价吸引外来投资，发展浦城工业。
3.2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缺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为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生活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往往集中在少数村领导、村代表的手中，村集体成员本人往往无法亲自行权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村集体成员的参与权与知情权。而在外部又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村领导、村代表经常与相关势力暗中勾结、，侵害村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3.3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征地补偿款疏于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政府对于征地补偿款是否落实到位，无法有效监督，致使有的村（组）的征地补偿款管理工作混乱，对征地补偿款的收支情况长期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甚至发生侵吞补偿款的案件。
4.浦城县农村土地征收工作的对策
基于浦城县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因此，项目征地工作在今后乃至一段时间内仍是浦城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认真做好征地工作，既要使征地工作积极服务于各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又要切实维护广大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征地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4.1严格控制用地和征地范围，避免浪费土地资源
认真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切实保护耕地，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根据浦城县建设的实际需要，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存量土地，减少耕地的占用量。征地工作要尊重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不能任意扩大工业区建设。一些地理条件差、基础设施滞后、不具备工业发展条件的乡镇，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盲目搞工业项目引进，避免浪费土地资源。
4.2制定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分等级补偿的征地补偿标准
土地征收补偿应体现科学、合理、公平的补偿原则，如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是征地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征地一贯采取产值倍数法。当前征地补偿水平低，其原因就是征地补偿标准是依据被征土地原用途产值确定的，产值倍数法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极不相适应。我国应该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构建一套相对科学合理兼顾社会公平的征地补偿机制。笔者认为对被征土地必须象城镇土地那样开展土地定级及基准地价评估工作，根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分等定级，制订出征地综合补偿标准体系，为征地补偿的测算提供科学依据，真正体现土地的资产价值，为征地双方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保护农民的财产不受侵犯。
4.3改进征地工作方法，营造良好的征地氛围
土地关系到农民的生活，不少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南于小愿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故阻挠征地工作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政府在征地工作时要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纠正农民误认为承包土地私有的误区。要把农民的思想工作做在先，自始至终贯穿在征地工作的全过程，在征地工作实施前，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把规划用途、征迁意义、补偿安置办法讲清楚。同时政府根据征地的状况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如宣传组、征地组、拆迁组、地上物核实认定组、纠纷调解组等，使征地部门能全面掌握征地情况，随时随地对征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只有营造一个良好的征地氛围，才能确保征地工作的顺利开展。
4.4合理界定土地权属，明确界定产权
土地征收是一复杂的过程，牵涉到农村集体、个人和国家，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是整个征地工作的核心问题。征地中对土地权属不详的，要依据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原则，依法确权。在此过程中既要考虑农民的利益，又要考虑集体的利益，在各种利益碰撞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利于民。以合理合法、实事求是的办事程序和方法，及时指导、督促、协助被征地单位及时制定征地费用分配方案，切实维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4.5防止补偿渠道的堵塞，确保征地补偿款能合理分配、落实到位
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落实问题是征地工作的核心问题。征地补偿款能否合理分配、落实到位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4.5.1征地补偿款分配要以户籍认定为主
对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应该以户籍认定为主（即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与此同时要考虑是否长期居住、有无承包地、有无房等因素，如外嫁女，由于政策原因，户口未迁出，且享有地权，那就应当与村民一样享有同等分配待遇；农村青年做上门女婿，户口迁入，且居住当地，迁出地不享受的，在迁入地应享受。
4.5.2要实行严格的征地补偿款直接发放制度
要保证征地补偿款落实到被征地农民手中，就要严格实行征地补偿费用直接发放制度。由县国土资源局根据被征地村委会（村民小组）提供的农民名单、分配方案，把补偿款直接发放给被征地农民，这样可以减少补偿款发放的中间环节，缩短支付渠道，堵塞漏洞，有效制止拖欠、截留和挪用征地补偿款的现象发生。
4.5.3要严格实行村级留成土地补偿款专款专用政策
对征地补偿款村提留部份，要严格实行村级留成土地补偿款专款专用政策，杜绝乡（镇）等其他任何单位截留或变相截留。一是建立规范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收支和分配情况要定期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杜绝少数村干部挥霍或变相掠取集体财产，防止征地补偿款被部分村干部滥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对土地补偿费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二是地方政府建立土地补偿费々项审计制度。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农村审计机构要定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的拨付、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县、乡两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农村审计机构，要切实建立并落实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的审计监督，审计结束后，要及时将审计结果向群众公布。对于审计中查出的问题，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对查出挪用或私吞征地补偿费的，要责成责任人将挪用或私吞的征地补偿费用如数退还给集体；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及村干部违法乱纪的，要提出处理意见，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4.6建立多渠道安置方式，切实解决农民生活的长远之计
4.6.1现有的三种安置模式
目前，浦城县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模式。
4.6.1.1货币安置模式。即把征地补偿各项费用，全部依法分配给村民，由村民自主计划安排资金的使用，这种“一锤子买卖”的一次性给付方式，造成了部份农民的一夜暴富。农民在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之后，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被征地农民在富起来以后，其所得的征地补偿如没有用在投资或生产上，而是斗富比奢，往往容易“坐吃山空”，长远的生计没有着落，终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采用这一模式的村，目前普遍存在一个征地补偿费大部份被征地农民用光、吃光的问题，被征地农民今后的生活和养老难以保障。
4.6.1.2货币安置加村集体统一购置城区店面管理领取租金的模式。即把征地补偿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划分，一部份直接分配给村民，剩余部份由村集体集中使用，主要是在城区购置店面，出租盈利，年终再将出租所得以分红形式，合理分配给村民，并从中提取一部份用于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医疗、劳保等福利制度。采用这一模式的村，被征地村民的生活和今后养老比较有保障。
4.6.1.3留用地安置模式。留用地安置作为货币安置的补充办法，浦城县于2007年起开始执行留用地政策，即按一定比例对被征地面积进行提取，作为被征地村集体的留用地，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第二、三产业。农民失去了耕地，但得到了建设用地，从根本上讲.农民没有离土离乡，这种安置方式，促进了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平稳地向产业化工人、城市居民的转化，实现城镇发展，使农民富裕双赢。
4.6.2建议建立多渠道安置模式
目前，浦城县征地普遍实行以货币安置模式为主，货币安置加村集体统一购置城区店面管理领取租金的模式、留用地安置模式为辅的形式进行安置。货币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容易产生“分光吃光”的现象，对于农民生活的长期保障和农村稳定是十分不利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安置问题，最根本的要着眼于农民的“造血功能”，只有让农民自我发展，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才是化解被征地农民返贫的关键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远之计。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安置方式，让农民满意，使征地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建议在原有的补偿安置模式下，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考虑。
4.6.2.1办理养老保险和引导就业安置
首先，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对完全失地的农民，应鼓励加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部分失地的农民，应加快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可以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政府对符合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和城镇基本医疗、失业保险条件的农民工，应将其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和城镇基本医疗、失业保险的范围；其次，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当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专门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也可与相关企业联合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用地单位、新开发项目用工，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对被征地农民的用工，这样既可为企业输送一批企业所需的员工，又尽可能地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传递各类创业信息，鼓励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当地政府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被征地农民，可在创业资金、技术上予以扶持，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被征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金融部门也要适当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持被征地农民发展生产。在引导就业的同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将征地款中的村提留款项投入发展再生产，壮大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用于农民的安置保障方面，每年从村财政中拨出一定的资金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办理保险或直接发放养老金、补助费。
4.6.2.2置换地安置
征收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集体土地，如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条件调整地块安置的，可通过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土地开发整理新增加的耕地或与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置换土地等予以调整用地，给予被征地农民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土地。这样对于一些以耕种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民来说，有地可供耕作，仍旧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4.6.2.3留用地安置和留用地指标回购安置
留用地安置方式虽然让被征地农民有了一定的建设用地，便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第二、三产业。但在实际中，由于留用地只办理了农用地转用手续，土地性质仍保留集体所有，这使得留用地土地不得上市出让、转让，不能通过抵押从银行融资，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这些特定的要求，对留用地充分开发利用限制太严。为此，2010年浦城县政府出台了留用地回购安置政策，即在征收农民土地时，政府不给实物留用地，而是将留用地折算成数量相同的留用地指标，政府再按双方协商的价格将留用地指标予以回购。这样，被征地农民就有了两种选择方式，既可要求留用地，进行实地安置；也可要求给留用地指标，再由政府回购。笔者认为，这种选择对被征地农民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安置方式。一方面，对于安置在城镇规划区内的留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要求留用地安置，利用土地处于经济繁华的优势环境，自筹资金对留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按城市建设规划的详规进行建设，既可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加财力，又可有效解决被征地农民劳动力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安置在城镇规划区外的留用地，由于地处偏远，地理环境差，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要求给留用地指标，再由政府回购。这样既可解决留用地开发难的问题，又可为失地农民再创业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5
当前全区被征地农民的状况从土地占用的情况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部分失地。集中在等工程周边。主要特点是大多为带状占地，占地面积相对不大，对失地农民的生活有一定影响。通过土地调整等措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
二是全部失地。主要集中在片区、片区以及正在开工建设的非遗园。两个片区涉及失地农民3.1万多人。其中：16至60周岁有劳动能力的人员2.1万人，16周岁以下5500多人，60周岁以上4200多人。主要特点是土地全部被征用，失地农民没有了生产资料，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群体。
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整体推进缓慢，主要原因：
一是资金筹集困难。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应由征地者、集体、个人共同分担。由于被征地农民人员多，社保资金数额大，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让社保资金一次性到位，也增加了筹资难度和财政负担。同时，土地的分期征用也增加了一次性社保资金到位的难度。
二是征地补偿标准相对偏低。土地征收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被征收土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政府补贴部分等。一方面，在征地过程中虽然对一些补偿标准采取了法定征地补偿的最高限，但部分资金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补偿标准达不到经济发展的水平。
三是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需进一步完善。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讲，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应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就业优惠政策、教育培训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土地被征用后，被征地农民应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城镇失业居民的优惠待遇，纳入失业登记范围和就业服务体系，但目前缺乏与之相应的政策。同时，现有政策对于全部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偏低，难以维系被征地农民的正常生活。
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建议与对策
解决被征地农民在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应对，调整完善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从根本上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解决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问题。
（一）建立符合城市发展进程的社会保险机制，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片区、片区以及非遗园建设完成后，这些区域的失地农民自然成为了新城区的“新市民”。无论被征地农民愿不愿意，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全部城市化了。建立符合城市发展进程的社会保险机制，符合将来城市发展的要求，同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城镇化过程中贫困群体的产生。
一是依据政策，分类参加养老保险。按照现有的养老保险政策，主要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个险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较高，养老金待遇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采取的是低费率、广覆盖政策，针对纯农村居民实施地扶助。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对被征地农民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依据有关政策，分别纳入不同的养老保险范围。凡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即16至55周岁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55周岁以上的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时采取辅措施解决好基本生活问题。
二是纳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险目前有三种类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已经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大多已参加了城镇职工医保，需要对其他被征地农民，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并轨的方式，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居民医保范围，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问题。
三是纳入失业登记范围，解决就业前的失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被征地农民与城镇失业人员的性质相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失业登记范围，享受失业保险、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推动用工单位更多吸纳被征地农民就业。
（二）完善征地补偿分配方式，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目前征地补偿采取的是货币一次性安置，而大多数村居采取的是将补偿费一次性打净分光，这种方式只能保一时，不能管长远。特别是对于不善于理财的被征地农民一旦将有限的补偿费用完，生活没了来源，马上就会陷入了困境。而农村有一技之长、接受过相应技能培训的青年农民，早已就业。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以种植业为主、没有劳动技能、女性50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很难找到工作，失地后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未来的生活极不稳定。因此，完善征地补偿分配方式势在必行。
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应坚持均等分配、确保社会保障、重点补助的原则。在征地补偿分配上，首先要保证养老、医疗保险费的缴纳；其次针对被征地农民，特别是对男性55周岁以上、女性50周岁以上人员预留部分生活补助金，按月发放，以保证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男60周岁以上、女55周岁以上的，在其享受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同时，从土地补偿费中划拨出一部分定期发放，解决其今后基本生活问题。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可采取政府出资一块，土地补偿拿一块，集体、个人出一块多方出资共同承担的方式筹集；生活补助金可从土地补偿款中解决。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金要设立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的使用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监管，专款专用，以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行。
（三）纳入城镇社会救助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
在社会救助体系方面，农村低保的水平较低，城乡差距较大，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或生活特别困难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以确保被征地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影响基本生活。
（四）统筹规划，采取多种补偿方式，健全综合保障机制。
积极探索多形式、多途径、多渠道的社会保障机制，推行货币补偿与非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在坚持大规划的同时，按照人口、户数、土地面积等，安排适当数量的经营性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建设，采取补偿金入股、租赁经营的方式，使被征地农民通过持有预留土地股份获得“股金”收入，让失地农民不仅有生活补助金、薪金和社会保障金，还有“股金”，从而使长远生计更有保障。
（五）强化措施，积极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才能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防止被征地农民成为新城区的新失业者。
1．制定相应的用工政策，最大限度帮助就业。对征地片区内的用工单位，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用工政策，对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保洁、保安、绿化等岗位重点雇佣被征地农民。确定一定的用工比例，根据用工单位要求，采取先培训后就业的方式，解决片区内被征地农民的就业。
2．强化技能培训，竭力帮助被征地农民转岗就业。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引导和鼓励被征地农民参加各种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使被征地农民有一技之长，增强就业能力。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专项基金，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和就业问题。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6
事实上，我国征地制度包含的不仅是民法意义上所有权的变动，整体效益、实质公平等公共政策的考量也都蕴涵其中。这是因为：一方面现阶段我国集体土地受到国家严格的用途管制，政府对建设用地实行垄断供应;同时，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整、不真实。因此，规定只有基于严格的“公共利益”目的才可征收农民集体土地脱离现实基础，也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的集体土地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转，因此，被征地农民也不可能完全依西方的征地理论按市场价获得补偿。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整个社会的宏观利益格局包括城市与乡村、近郊与远郊及产业政策方面的调整与平衡。其解决既需要依托政府，又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制约政府;既需要政府整体性向农民让利，又需要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转变观念，抑制极端个体利益膨胀倾向，服从政府的合理安排。
不界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具正当性和合理性
不界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征地制度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从实质公平、分配正义的角度看，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合理性。
西方国家的私人土地权利制度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这些国度里，土地利益的初始分配早已完成，公与私、私与私甚至公与公之间的利益界限非常清楚。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征收私人土地制度具有利益“二次调整”的性质，因此必然受限于公共目的性和给予私人市场化补偿。而我国目前在土地所有权领域并没有私有化制度，土地利益的初始分配尚未完成，公与私、私与私、公与公之间的利益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制度具有利益“一次调整”即初始分配的性质。
然而，在我国，并不能基于某个主体(不限于农民集体)对土地实际占有，即认定其对土地有控制力，进而享有该宗土地上的全部或大部分利益。而且，这种“产权不清”并未随着一些在法律上具有形式意义的权证的颁发而彻底改变，人们对权证所记载的权利内容仍存在不一致的认识。
由于国家土地所有权相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上级所有权”性质，致使后者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农民集体相对于国家的“大使用权”。因土地流转的受限性，在土地未被征收时农民集体对土地也不享有完全的“市场化利益”，而是一种在用途管制下的用益权。如果说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对正当利益延续性的承认，那么某一特定的农民集体作为独立的利益诉求主体，其在土地被征收之前不曾享有的利益，怎么能奢求在土地被征时过分溢价获取呢？君不见，在征地的实践中，有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漫天要价，致使其成员集体性暴富，衍生了新一代城市贵族。
如果将“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改为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直接进行民间土地交易，不利于实质公平――分配正义的实现:第一，使一部分生活在城市近郊区的农民不正当地占有国家及社会巨额投入改造区域环境形成的土地溢价，导致国家及社会的巨额资金无法形成有效循环，区域性房地产价格飙升。第二，导致不同区域或地块的被征地农民实际利益差距急剧拉大，特别是导致因公益目的而被国家强制征地的农民集体，与因经营性开发而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得到的补偿形成天壤之别:一部分农民赤贫，一部分农民暴富，显然违背分配的正义。当我们听到人们经常性地抱怨因公益目的而被国家强制征地的农民集体得到的补偿，远远低于土地的所谓“市场价格”，无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有效的生存保障机制，而国家财政也确实无力向失地农民给付更高的补偿金额时，我们为什么不设问一下:这笔社会财富被谁不正当地占有了呢？答案虽不是唯一的，但那些因经营性开发而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已取得的利益却应受到质疑。
政府―社会联动新模式构想
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同时怎样来限制政府：将政府与被征地农民集体作为最基本的关系范畴，阻却用地者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在法律上直接的利益联系笔者基于整体效率、实质公平、分配正义的考量，反对将政府征地的目的严格限定为“公共利益”，主张政府管得相对多一点，因为政府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农民集体对土地并不拥有完整的被塑造好的民法上的财产所有权――私权，因而其不能对抗政府的强制征收。笔者认为，政府实施征地不必界分公益目的与非公益目的，所有的开发建设活动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都必须先依法征为国有并一并纳入土地有形市场，再由国家出让或划拨给用地者，杜绝用地者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协商，最后由国家统一对农民进行补偿。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不界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征地制度，并非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而是不具有系统性与自恰性，特别是政府在其中定位不准、作用不明。具体表现为:(1)一方面征地依托于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国家和地方制定统一的补偿安置标准，本应严格按法定程序，依据法定标准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安置;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又允许征地单位与农民就补偿安置费用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致使农民对土地利益的期望值不断高涨，法定标准被搁置，征地费用不断攀升，若协商不果强制征收阻力强大，即便是符合狭义“公共利益”的国家重点工程，在征地中若不支付高于法定标准的补偿安置费也往往难以顺利实施。(2)一方面征地强调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与决定作用，赋予政府相当大的权力;另一方面，为淡化甚至规避政府因此可能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又规定由用地单位负责向被征地农民给付补偿安置费用。本来，上述规定仅适用于先征收再由政府划拨给特定用地单位使用的情形，但在一些因实施商业性开发而由政府先征地再出让的经济活动中，有些地方政府与受让方也违规操作，政府仅收取净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由受让方直接负责对被征地农民集体实施补偿安置。因此，在我国这种由政府居间，由被征地农民集体与用地者就征地事宜直接发生法律关系的现象极为普遍。而一旦被征地农民与用地者就征地事宜发生纠纷，政府为避免在纠纷中直接承担责任，便将用地者推上前台，自己“淡入”幕后，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样，固然减轻了政府机构的压力，但同时也无异于为政府官员的和无视民众疾苦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借口。政府“淡入”幕后实质上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规避其公共服务的职责。事实上，无论何种纠纷，政府无疑是这些纠纷的始作俑者，应当在法律上承担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基于前述对政府在征地中功能、作用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征地法律制度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应重新构建:将政府与被征地农民集体作为最基本的关系范畴，政府为法律上的征收者，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征收行为，依法定标准直接对被征地农民集体实施补偿安置。因此，应阻却用地者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在法律上直接的利益联系，以杜绝各种名为征地补偿安置而实为公开的或隐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交易。
这是一个强化政府功能、突出政府作用的制度模型。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决策者个人利益的约束和集团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政府行为受此影响，寻租、腐败、权力滥用与政府行为共生。地方政府存在征地―储地―出让的巨大利益动机，这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为卖而买的征地行为。因此，应以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调节机制来实现对政府的限制。
社会调节机制是一套改变政府决策模式的机制，即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从封闭的政府内部决策转向开放的政府外部决策――建立在政务公开基础上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例如，当需要确定征地计划或是否对某宗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时，召开由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不仅限于用地者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及社会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采用更多样化的方式听取民声。它区别于以市场来制约政府的个别的、微观的利益调节，也不同于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国家内部制约。它的形态虽然在我国还略显稚嫩，但有理由相信:当我们把征地视为一项公共决策时，它一定是一项祛除现行征地制度的痼疾、阻却不必要的征地发生、使政府行为更趋向理性、更趋向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有效机制。
我们需要政府，同时我们又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来限制政府。这就是我国征地中的政府、社会联动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农民应该得到什么：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并兼顾农民的发展，且由政府整体让利于农民集体的
征地补偿安置笔者将整体效益、分配正义等价值内置于我国征地制度，主张政府管得相对多一点，这样作为利益个体的农民集体处分土地的自由权及与之相关的收益权必定受到抑制。但这绝不意味着实施征地时，任何人可以无视甚至践踏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反应该从整体上提高被征地农民获得补偿安置的标准，对失地农民作整体性的利益倾斜。这样的思路与明确界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思路不同。后者因国家财力有限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征收仍维持较低的法定补偿安置水准。相反，将“非公共利益”的征收改为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直接进行民间土地交易，并开放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市场后，会使这部分农民的利益膨胀，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一部分农民受损，造成农民之间苦乐不均。
笔者从注重被征地农民所获利益整体公平、整体上提高其待遇的思路出发，对征地补偿制度提出以下构想：
第一，补偿安置标准的确定思路。仍按原用途进行补偿（但存在区域与用途上的差别），而不应按市场价格予以补偿，这是对农民被征地前合法既得利益的承认与延续。其理由以上已经论及，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实为用途管制下的土地用益权，我国没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市场，因此没有合法的市场价格作为参照系；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性，使其缺乏获取完整市场对价补偿的基础。就集体所有土地中的农用地补偿标准而言，有人建议应当按农地转用后的土地用途予以补偿，或者按国家征地以后再出让价作为补偿的标准。这种观点把社会性投资所形成的土地增值完全分配在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名下，意味着对农民进行超额补偿，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二，补偿安置标准的确定目标。补偿安置标准的确定目标是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并适当考虑其今后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填补失地农民土地财产所受的损害。笔者认为，以下重要的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在我国，无论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使用权，都不是真正或单纯意义上的民事财产权，都具有生存权的属性，是国家和社会提供给农民集体或个体的一种生存保障。当发生征地时，这种保障的平衡被打破了，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保障以实现平衡。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因此，就不存在对财产所受损害之填补。另外，由于部分农民具有一定的短视和不理性，因此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保障并适当安排好其今后的发展，往往比单纯填补其土地财产所受的损害更为重要。
第三，如何从整体上提高补偿安置标准。所谓“国家不与民争利”，在征地中应理解为政府不能仅仅考虑财政收入的增加或财政支出的减少，不能以此为目标整体性地剥夺农民的共同利益，而应关注农民的普遍性利益，应实现城乡、工农利益的平衡协调。为此，只有打破政府征地后划拨与出让两种供地方式的隔离，彻底实现两种供地方式补偿安置标准的统一，并由政府部分地让出经营性土地所获的收益，才能实现此平衡协调。笔者的具体设想是:建立区域性的征地补偿基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统筹安排，并从每年收取的土地出让金中提取相当比例划入该基金，以使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安置费用有步骤地实现整体性提高。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7
关键词：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01
失去土地后，许多农村家庭出现了收入来源不稳定的现象，特别是老年农民的养老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现行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涉及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资金上也无力承担。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居民民（特别是老年农村居民）在养老制度上能老有所依，我国各地相继出台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此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山东省结合本省实际于2013年下发了《鲁人社发[2013]35号文件》，该文件对本省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进行了总体筹划和规范。结合山东省有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及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现状，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作以分析。
一、保障范围的界定及资金来源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为：对被征收的土地（或被调整的土地）拥有相应土地承包权的承包户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后不实行调地安置的，征地所涉承包户的所有成员均为保障对象；实行调地安置的，拥有相应土地承包权并被调整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为保障对象。
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是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土地征收报批之前，市、县（市、区）财政部门或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单位，应依据相关规定将应负担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一次性划入当地由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社保专户。在国土资源部门拟定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同时，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和程序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或村（居）民大会，研究拟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征收方案出台后，由财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共同签字确认，并由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生效。
二、个人账户的建立及待遇支付
（一）个人账户的建立
1.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其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记入其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应按照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相关规定，自主选择缴费档次继续缴费。
2.保障对象中未满16周岁人员及16周岁以上的在校学生，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预存款账户，待符合参保条件后，将其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记入本人相应基本养老保险账户。
3.保障对象已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待国家出台相应衔接政策后，按照规定将其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转移衔接。
（二）待遇支付
1.已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按对应年龄的支付系数，与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领取养老金（参照执行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70岁以上的执行70岁的支付系数）。
2.被征地农民被征地时，已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开始领取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将其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一次性发放给个人。
3.被征地农民死亡后，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栏目外，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依法继承。
由于被征地农民在被征地前所参加的其他养老保险情况不尽相同。已经参加其他养老保险的农民，被征地时是否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真正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统筹兼顾好不同群体、不同类别、不同年龄人员的根本利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所有群体的“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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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8
农村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法律问题
一、关于农村土地集体补偿安置及提前安置内涵的研究
（一）关于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意义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取得土地的行为以及该行为附随效果，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依照保障人权、利益平衡及法治政府之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律制度。
提前补偿安置，是指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探索的一种“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它在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迅猛发展，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部批发的《南京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创新试点方案》，南京将探索对国家重点工程、重大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项目用地的补偿安置新模式，在项目确定并且年内开工建设的前提下，在r民自愿的基础上，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用地阶段可先行开展补偿安置有关工作。
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一个系统优良的救济机制能够保证权利的具体实现。这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但是现今中国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机制而言，被征地人很难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自身的救济。一是被征收人没有对违反宪法的土地征收规定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二是对征收决定只享有申请行政复议，而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三是对征收补偿数额不能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政策的模式
1.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模式的研究
费安玲认为近年来房屋拆迁补偿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立法理念的调整、确认了房屋所有权人应有的法律地位、强调了对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但是，由于这一涉及面很广的立法缺乏被拆迁人利益代表的参与，导致在有关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私权保护理念的严重缺位。
郑财贵，朱玉碧对于目前中国存在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补偿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和“征地保障”安置方式等六种补偿安置方式的利弊和适用的条件进行统筹分析后，指出以后的补偿安置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
张民学者认为货币化安置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工作要求。货币化安置也将逐步成为村改造的主流安置方式，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虽然短期内货币化安置对区财政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对于被补偿人来说，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房，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从长远来说，鼓励货币化安置，也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管理压力。
戴水彬学者认为征地制度模式，要推行征转分离试点，创新农用地征转审批制度。即先征后转，创新土地管理工作机制，能有效解决征收和转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协调，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及时用地，增强土地供给和保障能力：整体推进、统一安置，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征地补偿安置新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细化征地补偿标准，配置或留用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将被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保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实现让农民带着资产、资本、股权进入示范镇居住。
2.关于提前安置补偿项目的研究
赵敏鹃认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在朱新华教授对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的研究过程中，认为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由政府自发探索的一项“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
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政策是南京政府自发探索出的一套征地补偿政策，其在具体难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研究，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否合理，有无存在之必要？“双置换”、“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等模式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此政策？只有不断解决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农村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才能不断地到丰富和发展。
3.关于对提前安置差别对待的研究
鲍海君、吴次芳等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采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因地区差别而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实行差别价格。南京作为全国二线城市，其经济发展迅速，随着科技创新项目、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功能板块等建设的不断深入，征地规模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土地指标紧缺与土地需求旺盛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无疑成为了征地补偿政策必备条件，而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很好的适应了南京这类快速发展城市的需求。
二、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研究近况
（一）关于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合法性的研究
提前补偿安置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被提前征地人员进保、项目征地拆迁等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引发的全市新增违法用地总量逐渐增大，市局“保重点”与违法用地查处压力日益增大。鉴于此，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就成为了必然要求。提前补偿安置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对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研究价值。
朱新华教授通过对南京市实施农村土地提前安置政策探索过程的分析，分别从政策实践依据的合法性、适用类型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程序的合法性几个方面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一政策是符合“效率优先、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但是于合法性问题上，目前并没有相关法规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实施范围、程序、责任及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且在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严格限定在“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和民生过程”上，而是于建邺区江心洲部分项目属于商服配套用地的情况。
（二）关于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存在缺陷的研究
李国键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的缺陷主要存在以下几点：（1）法律对土地征用补偿规定不具体明确；（2）经济补偿标准过低；（3）征地补偿金分配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分配到的补偿金过低；（4）法定安置途径有缺陷，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困难。
沈虹学者认为征地补偿制度只能补偿农民土地承载的财产权利，而安置制度是对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基本人身权利的补偿，因此两者是存在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被征地农民补偿与安置的规定进行区分，对安置的规定不足，导致实践中安置制度的实施存在许多问题。
（三）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有学者主要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土地征收问题的专门立法，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规章，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公告、听证等事宜。各地也有征地的法律规范，比如《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制度缺失，一般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制度规定比较详尽，而安置制度的法律规定都是寥寥数语，或者将补偿与安置的规定混为一谈，没有严格进行区分。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问题：（1）征地程序的法律规定不完善；（2）法律对被征地农民安置与补偿没有进行区分；（3）法律被征地农民安置的实施主体规定存在缺陷。
三、关于我国目前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现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陈锡文在对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中指出决定中要求的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等问题为解决全面建设小康之路指明了方向，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主张按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以陈泉生为代表，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49条的规定，国家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土地上有附着物和青苗的，还要支付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征用土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的，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并对多余劳动力进行适当安排。此外，《矿产资源法》、《草原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他通过对征地补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的分析，并借鉴世界各国征地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目前这种补偿标准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应扩大以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差距，从而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黄贤金、陈龙乾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
孔凡文、徐玉梅根据2015年最新《中央一号文件》，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问题不仅涉及到土地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国家投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且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做到包括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拓展就业安置途径，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等。迅速加快土地征地改革。
四、国外对征地补偿安置的研究
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土地征用补偿通常会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市场价值，而且补偿土地得到最有效利用时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认为土地征用首先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必须给予补偿安置同时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征用的直接损害补偿，还应包括因征地引起的间接损害。补偿补偿安置的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主，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进行必要的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提请法院调解等。
美国属于公私兼顾，补偿价由政府和拆迁户来共同评估。美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给予合理补偿来征用土地实际上就是购买土地，属于市场行为。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以土地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同时，为了避免政府操纵征地过程，征地补偿一般通过独立的市场中介组织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这个价值不仅包括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包括它将来一段时间可能产生的利润。
德国：按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包括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营业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投资可获得的同等收益；征用标的物上的一切附带损失补偿。德国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计算与英国一样，也是以官方公布征用决定时的交易价格为准。
日本：通常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日本的土地征用称为“土地收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5个部分：征用损失补偿，通损补偿，少数残存者的补偿，离职者的补偿，事业损失补偿。
此外，在波兰，赔偿费总额以征用土地和土地上建设物的市价为基础在14天之内一次性付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请专家咨询确定赔偿标准。韩国由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双方以此为基础讨价还价，要么提供令住户满意的补偿金，要么放弃项目。瑞典的土地补偿费不包括预期土地将变为公共土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计算，以10年前该土地的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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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9
一、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和政府、集体、个人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使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和待遇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做到政府能承受、被征地农民能接受。
二、按照谁征地、谁保障及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原则，足额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提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所需费用，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补助，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落实，社会保障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用地。
三、征地时增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项目，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列入征地成本。社会保障费标准按每亩不低于2万元收取，所收费用统一列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用于符合领取条件的失地农民养老生活补贴和失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补助。不论任何项目征地（包括各级公益性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都必须确保此项费用落实。同时，市、县区财政每年要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纳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保证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资金需要。
四、市、县区财政部门分别设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单独建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户储存，专项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财政部门负责将每宗土地提取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及时划入专户，并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补贴资金预算、筹集、划转和监督工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的落实。
五、根据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特殊性，对被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0.3亩的失地农民，实行灵活多样、能适应不同需求的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将其纳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一）对男满60周岁及其以上，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部门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中支付养老生活补贴，个人不缴费，从征地批准的次月起，开始领取不低于100元/月的失地农民养老生活补贴。
（二）对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给予一定的缴费补助，先缴后补。补助年限最长不超过15年。
（三）被征地农民进城自主创业，可自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以上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规定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四）对生活困难且符合低保条件的失地农民应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六、引导被征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实施征地时，在符合城镇规划要求和三产用地指标的前提下，按照一定比例，在规划的商业地段预留三产用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鼓励创业就业，实现自我保障。
土地被征收农民社保政策篇10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演化博弈；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9-2297-05
党的十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认为未来十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总理一再强调未来的城镇化要注重“人的城镇化”，然而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户籍问题尚未解决，使得城镇化进程依然面临众多困难。而城市开发中农村土地征用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鉴于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产权界定不清晰，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又具有一定强制性，被征地农户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在对农地征收补偿中有失公允的做法比比皆是。因此，探究农地征收补偿中出现的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源，不仅有利于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为城市开发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能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1文献回顾
国外以土地私有制为主，涉及土地征收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Lin[1]以台湾为例，认为政府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土地征收，应给予被征收者现金赔偿，并且土地所有者应该以入股方式与开发商联合开发，实现共赢；Louw[2]以荷兰为例，提出一种政府综合规划，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整理、土地银行和土地征收一体化模式，土地被征收者以入股的形式享有开发带来的增值收益。国外在城市房屋拆迁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如Reimann[3]以东柏林城市拆迁为例，认为赔偿的原则和结果必须根据财产的属性不同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包括财产所属城市的规模和所在城市内财产的分配状态；adams[4]通过介绍香港政府城市更新机构的转变过程，认为城市拆迁本身比新建项目更复杂，政府制订的拆迁计划不一定适合地区的发展。
在国内，虽然农村土地权益问题一直存在，但由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焦点仍是城市房屋拆迁方面。如施国庆等[5]分析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缺陷及根源，建议政府发挥职能，提高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彭小兵等[6]认为应引入市场机制并加强监管，对当前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进行完善，保护被拆迁者的利益；彭小兵[7]讨论了我国城市拆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些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制度性缺陷，重新设计出我国城市拆迁中政府有效约束自身、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行为和规范城市拆迁市场的政策机制框架；王克稳[8]认为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补偿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房地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完全市场化的估价制度、实行拆迁补偿裁决的司法化等；李家鹏[9]利用线性回归理论计算区位基准价格，利用模糊预测中的贴近度理论，在房屋重置价格基础上，对拆迁补偿金额进行估计。
而土地征收的问题是在最近几年才得到学界的深度关注。李国健[10]对国内外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的做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和经验借鉴，对山东省补偿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一系列实践探索进行了实证分析。张鹏[11]采取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对农地价值的内涵、影响因素、评估、增值及分配、农地产权主体的经济补偿进行了探讨，并对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征收制度创新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借鉴。穆向丽[12]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户农用地使用权征用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唐鸣等[13]就“城中村”改造中的征地拆迁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业主的纠纷，提出国家应强化对征地拆迁的监督和规范，尊重业主的合法权益。而在博弈论应用方面，以往的研究也往往侧重于城市房屋拆迁方面，如洪开荣[14]应用博弈论方法，对城市开发中现行投资困境、优势区位、行政介入及可持续开发问题进行了研究；闵一峰[15]以南京市为例，运用博弈论对拆迁各主体间利益矛盾予以阐释：被拆迁户的弱势地位使得其不得不通过“拖延”、“对抗”策略来维护其权益。刘怡[16]基于演化博弈发现现有的西安市房屋拆迁补偿机制易引起纠纷的原因，并结合大明宫遗址拆迁实例提出建议；许广等[17]基于公平互惠理论对政府与开发商房屋拆迁的博弈进行分析，认为各利益主体在公平互惠思想的心理效用值影响下，会朝着社会福利增大的方向行动；法丽娜等[18]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多方利益冲突，从法律方向定位各职能、政策的依存关系，对城市拆迁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国外由于政治法律环境不同，其农村土地征收的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情。而国内关于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集中探讨出现较晚，且很多局限于制度设计的研究框架中，缺乏对征收冲突起因的深入研究；另外，尽管也有一些通过博弈模型论证城市房屋拆迁的研究，但应用博弈论来解释农地征收本质的文章却很少。事实上，城市房屋拆迁与农村土地征收之间在涉及到的主体、对象、法律关系及补偿程序等方面都有一定区别。城市房屋拆迁针对的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而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指向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城市的房屋拆迁一般可获得房屋产权的等价调整或价值交换，而农地征收后意味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消灭，农民一般只能获得土地补偿金和安置补偿金；而且土地征收的程序也要比城市房屋拆迁复杂得多，涉及到国土资源局、乡镇政府、农民等多个经济主体。基于此，运用演化博弈对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多角度发掘博弈主体的行为动机，弥补以往研究对土地征收纠纷原因阐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为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城镇开发决策提供新的视角。
2征收补偿演化博弈模型的引入
演化博弈论是由进化生物学发展而来，梅纳德・史密斯出版的《演化与博弈论》（《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奠定了演化博弈的理论基础。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与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演化博弈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与传统博弈“完全理性”假设不同的是，演化博弈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关注长期博弈的动态均衡。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涉及到当地政府、中央政府及农民三方的博弈，当地政府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征地，以获取最大土地利益，甚至不惜采取违法手段。而失地农民要维权，则只能上访，然而上访需要面临各种阻挠以及不菲的成本，即便中央政府得知了消息，对此进行核查也需要成本。另外，中央政府需要委托当地政府与农民谈判，达成补偿协议。因此在三方博弈中，地方政府往往处于优势，是否采取违法征地这一策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农户的维权成本、征地补偿标准、中央的检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经济惩罚等因素，并且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农户采取维权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基于此，首先建立二元演化博弈模型，博弈主体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涉及的变量如下：
C――地方政府补偿金额；
t――地方政府征地时给农民提供的其他交换条件（如解决就业、提供社保等）的价值；
i――提高的补偿额；
F1、F2――农民采取斗争策略所需的成本（包括上访、寻求法律和媒体援助等维权成本，F1>F2）；
G1、G2――地方政府应对农民的斗争策略所花费的成本（包括增加的谈判成本、可能受到的中央政府的经济处罚、政府声誉及公信力受损的潜在成本等，G1>G2）；
B――地方政府从征地中获得的利益。
博弈方1（地方政府）的策略集合为S1（斗争，妥协），博弈方2（农民）的策略集合为（斗争，妥协）。在得益方面，无论被征地农民是否阻挠，征地都势在必行，当地政府一般先与农民们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功方采取强硬措施，双方得益用（u1，u2）表示。则有以下博弈结果：①博弈双方策略为（斗争、斗争）时，双方得益为（C-F1，B-C-G1），即农民对征用者给出的协商补偿金额不满意，采取斗争策略，地方政府与之协商不成，也采取斗争策略。结果农民的土地被强制征用，未能获得更多的补偿，且付出了额外的斗争成本F1；政府征得了土地，获得了土地收益B，支付了补偿金C和应对农民斗争的成本G1；②博弈双方策略为（斗争，妥协）时，双方得益为[C+i-F2，B-（C+i）-G2]，即农民不满最初的补偿协议而采取斗争策略，最终政府妥协了，提高了i个单位补偿金额，但此时农民付出了额外的斗争成本F2，由于这次的斗争比①中的情形遇到的阻力小些，因而F2
根据土地征用的实际情况可知：
u1（斗争，妥协）≥u1（妥协，妥协）≥u1（妥协，斗争）≥u1（斗争，斗争）
u2（妥协，斗争）≥u2（妥协，妥协）≥u2（斗争，妥协）≥u2（斗争，斗争）
即：C+i-F2≥C+t≥C≥C-F1
B-C≥B-（C+t）≥B-（C+i）-G2≥B-C-G1
整理得：i-F2≥t≥0（1）
G1≥i+G2≥t≥0（2）
假定被征地农民采取斗争策略的概率为p，则采取妥协的概率为1-p；地方政府采取斗争策略的概率为Q，妥协的概率为1-Q。p和Q都为时间t的函数。
那么，被征地农民采取斗争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U1f=Q（C-F1）+（1-Q）（C+i-F2）（3）
被征地农民采取妥协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U1C=QC+（1-Q）（C+t）（4）
被征地农民的总平均收益为：
■1=pU1f+（1-p）U1C（5）
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是博弈方策略类型比例的动态变化速度，选择“斗争”策略的农民比例，其动态变化速度可用动态微分方程（亦称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表示如下：
F（p）=■=p（U1f-■1）=（1-p）（U1f-U1C）
=p（1-p）[i-F2-t+Q（F2-F1-i+t）]（6）
同理，当地政府采取纯斗争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U2f=p（B-C-G1）+（1-p）（B-C）（7）
当地政府采取妥协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U2C=p（B-（C+i）-G2）+（1-p）[（B-C+t）]（8）
当地政府的总平均收益为：
■2=QU2f+（1-Q）U2C（9）
当地政府的策略复制动态方程为：
F（Q）=■=Q（U2f-■2）=Q（U2f-U2C）
=Q（1-Q）[t+p（G2-G1+i-t）]（10）
方程（6）、（10）构成了被征地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复制系统。令F（p）=0，F（Q）=0，可得到复制动态的稳定状态的解为：e1（0，0），e2（0，1），e3（1，0），e4（1，1），e5（■，■）。
3演化博弈稳定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根据演化均衡理论，要达到策略的稳定状态，F（x）的一阶导须小于零。现运用雅克比（Jacobian）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进行检验如下：
建立雅克比矩阵：
J=（1-2p）[i-F2-t+Q（F2-F1-i+t）]-p（1-p）[F1-F2-t+i）Q（1-Q）[G2-G1+i-t]（1-2Q）[t+p（G2-G1+i-t）]
矩阵J的行列式为：
detJ=■■-■■（11）
矩阵J的迹为：
trJ=■+■（12）
由上述方程（11）和（12）可得出矩阵J在5个平衡点的行列式及其迹的值，并结合式（1）、式（2），可得到稳定性分析结果（表2）。
由表2可知，该动态复制系统中有两个局部平衡点是稳定的：e2（0，1）、e3（1，0），分别对应着策略组合（妥协，斗争）、（斗争，妥协）。e1和e4不稳定，e5为鞍点，其博弈的动态变化过程如图1所示。
该图描述了博弈双方策略互动的演化过程，由不稳定平衡点e1、e4及鞍点e5连成的折线为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初始状态位于该折线右下方区域的所有点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1，0），即当被征地农民采取斗争策略而当地政府妥协时，博弈趋于平衡。初始状态位于该折线左上方区域的所有点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0，1），即当农民采取妥协而地方政府采取斗争策略时，博弈趋于平衡。即：地方政府与农民在该征地补偿博弈中存在两个稳定策略：（斗争，妥协）、（妥协，斗争）。
4结论及改进对策
4.1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土地征收补偿博弈的两个均衡结果（斗争，妥协）、（妥协，斗争），都不令人满意。演化博弈收敛于这两个均衡点意味着博弈的任何一方采取斗争策略都会给土地征用增添阻力，都会导致某一方利益受损，换言之，土地配置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该博弈均衡的现实含义是：当农民不满意征地补偿而采取拖延、上访等抗争策略时，地方政府出于中央政府、媒体等的压力，或是为了尽快将土地投入建设而采取妥协，提高对农地征收的补偿。农民们从这样的实例中意识到斗争带来的收益更大，纷纷学习、模仿，最终博弈的结果是所有农民趋于采取“斗争”，而地方政府采取“妥协”策略的均衡状态；而另一种现实情况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形是：地方政府占据博弈的优势地位，农民们在法律知识、政策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土地权益界定不清晰，农民们甚至尚不清楚自己对土地有哪些权利，再加上普通民众与政府抗争的成本较高，采取“斗争”策略的农民还是占少数；种种不利条件导致几乎所有农民一开始就只会被动地接受地方政府给出的征用补偿协议，而其他地方政府一旦发现了农民的“软弱”性，也会互相效仿，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4.2改进对策
考虑地方政府在该博弈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应让农地征用更加公开化、市场化，改善其在公众中的形象；此外，应尝试将地方政府的良好声望和社会公信力收益化（设为m），比如中央对社会公信力高的地方政府划拨一定财政奖励或优先给予重大项目的审批等，由此激励地方政府给被征地农民提供更多的非货币补偿（设为t′）；农民被征地后生活有了保障，甚至得到了一定改善，接受补偿协议的农民比例增大，地方政府和农民双方的斗争成本都得到了降低，形成良性循环。另外，针对地方政府滥用政治权利强制性征收农民土地的行为，中央应加大处罚力度，即提高其采取斗争策略的成本（设为G′）；当然，中央政府需要耗费较大的监督成本，因而可以建立媒体和公众检举的监察机制，为上访者提供一些便利渠道，这同时可以降低农民采取斗争的成本（设为F1′）。由此，可以得到改进后的博弈收益矩阵（表3）。
从表3可知，当地方政府提高了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丰富了补偿方式如就业、新房安置、社保、户口等，农民选择妥协策略的收益大于选择斗争策略的收益，即C+t′>C+i-F2时，若B-（C+t′）+m>B-C，即m-t′>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给予农民诱惑条件所花费的成本没有超过其从中获得的声望和公信力收益时，地方政府采取妥协策略得到的收益将大于采取斗争时的收益。此时，博弈均衡趋于在（妥协，妥协）策略组合下达到稳定。
对于被征地农民而言，更简捷有效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费用C。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者之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该最高补偿额的限定遭到多数农民的抗议和社会各界的质疑，显然一块土地在农民家庭中的使用年限一般都不会只有30年，而且农地本身也有增值潜力。2012年年底，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的内容，却没能进行会议表决，问题又一次被搁置下来。从博弈收益矩阵来看，C值若显著提高，不论地方政府是否给予货币补偿以外的利益诱惑，农民都会选择妥协策略，博弈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然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必然触动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因此，要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还任重道远。
综上可知，提高农地征收补偿标准，通过中央政府的奖励措施激励当地政府依法征地，以及当地政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更多生活方面的保障，将有利于农地征收的顺利完成。另外，随着土地征用相关法律的完善，农民维权意识的上升，媒体与舆论力量的壮大以及中央监督力度的加强，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将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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