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1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公司+农户”模式、“公司+社区+农户”的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发展民族教育、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边界模糊、价值衡量不准确、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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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2
近年来，博州党委、政府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基层各乡镇建立领导班子议事规则，重大决策、人事任免、项目实施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一般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实施情况及时向群众公开。一些村建立两委班子联席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制度。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乡用”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实现了县级财政主管部门对乡镇财政收支行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村级财务实行“村财乡管村用”，村上发生财务票据一般经过“六审会签”才能报销。乡村两级对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实行逐级申报审核制和公示制，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确保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农户。目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退耕还林补助、退牧还草补助、抗震安居工程补助、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补助、农村低保等支农惠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仅XX年，全州共向农民兑付各类惠农资金1亿多元。但也要看到，当前城乡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仍不健全，因集体资产处置、违规违法用地等损害农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广大农村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引导农村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维护稳定的能力，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农村存在的矛盾纠纷，认真解决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的现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党的政策教育，促进农村党员干部提高执行政策的意识和能力，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决策部署上来;及时跟进中央、自治区作出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纪律，保证农村改革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协调各方，从五个方面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健全一个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整合各部门的力量，形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联席会议由州纪委负主要责任，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召集和指导各成员单位及时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认真查处损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违纪案件。定期分析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拓宽思路，在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上做文章。各成员单位必须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的分工任务，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强沟通联系，遇到政策性问题应及时提交联席会议研究讨论，重要问题报州党委、州政府审定。
运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教育与制度手段。结合农村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反腐倡廉教育。以乡镇、村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站所负责人为重点，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妥善解决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廉政文化进农村、进家庭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弘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大力宣传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基层干部，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等载体的作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以《决定》提出各项制度为基础，逐步建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工作机制、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完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制度，重点完善乡镇、村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审计监督等制度，健全农村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出让等管理制度，对农村集体土地、滩涂、水面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公开竞价和招标投标制度。制定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包括基层站所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规定和行为规范。
要把健全制度同严格管理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二是要运用监督与惩治手段。要切实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坚持和完善乡镇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制度、村党员大会制度，党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健全乡镇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执行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制度、农村基层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制度，推行村干部勤廉双述、村民询问质询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开展对乡镇党委、政府和基层站所、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各级纪委要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违法违纪以及损害农民利益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检查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采取诫勉谈话、通知书、函询等形式进行纠正，力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民主决策。乡镇领导班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完善公开听证制度。村队要建立健全《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制度》，完善“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制度，严格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二是民主理财。全面推行农村会计服务制度，实现“乡财县管乡用”、“村财乡管村用”；加快推行乡镇、村级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积极探索农村财务引入第三方监督的实现形式。三是民主监督。要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农村基层站所办事公开和党务公开。通过设立村民意见栏和意见办理反馈栏等方式，把公开工作由有限公开、办理结果公开向全方位、全过程公开延伸。积极推广村民代表和群众质询、评议等深化村务公开的做法。
加强四项工作。一是加强农村基层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要把构建农村基层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紧紧围绕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起思想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二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乡镇党委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一手抓，积极开展责任制向村一级延伸工作。三是加强对中央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执法监察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社会事业支持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扶贫救灾、生活救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落实和管理情况等。督促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按照透明、规范的程序安排支农资金，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通过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中央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落实到位。四是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要结合实际，从落实政策、执行公务、办事公开、民主决策、财务管理、民主选举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基层干部的从政行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农村党员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自觉遵循党的农村工作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
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3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探析
目前农村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及治理对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思考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探索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浅探
我国农村犯罪特点及对策研究
西宁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探究
张掖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菏泽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研究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劳资关系的转型
关于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问题的探讨
农民工讨薪问题再探讨
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几点思考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漫谈礼仪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问题与对策
浅议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关于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思考
潍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研究
农村留守妇女再教育介入初探
论农民流动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机制探析
论我国居民休闲文化生活的不平衡性问题
湖南省双牌县唐家漯村二次移民启示
多媒体技术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的运用
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困境与应对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与对策思考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民主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增加农民收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的理性分析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及其对策
农业企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农村建设中教育资源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和谐城乡关系构建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城乡统筹发展思路下的新农村建设
偏远山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金融抑制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基层政府再造
构建和谐社会需解决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
山东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证研究
论法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及进路
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4
【关键词】乡村社会病乡权活动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在许多人记忆中，中国传统乡村尽管没有城市的繁华发达和热闹时尚，但山明水秀、绿意融融、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安静祥和。这样的乡村，令曾经到过那里和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无限眷恋，都怀有抹不去的乡愁。但是，曾几何时，传统乡村的这些美好在当代乡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乡村病”。
乡村病是指发生在乡村的、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本文所提“乡村社会病”是指乡村中存在的除政治、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
“乡村社会病”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启动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法学视角中，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渐进过程，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打破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促使城乡均衡发展，使乡村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享受平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总体看，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我国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乡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乡村社会病就是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乡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事业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乡村基础教育薄弱，其主要表现是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差。近些年来，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施行撤点并校。撤点并校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学生上学路程远、上下学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生活成本增加等新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伴随，农民到非农领域就业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产生出“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从总体看仍不乐观。
此外，已覆盖我国广大乡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使农民受益的同时也存在保障和理赔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虽然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贴逐年增加，2014年的补助标准已达320元，但由于我国医疗价格水平不断上涨，显然无法给农民医疗带来足够保障。当前，乡村老年人留守现象十分普遍，新农保制度实施5年来，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保障水平低。据估算，即便按每年500元的档次缴费，农民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仅有129元。
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国家发改委2011年10月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在肯定近年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例如，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卫生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条件简陋、装备缺乏、布局不合理、急救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差等问题；文化设施落后于城市，文化人才结构与布局不合理，公共文化设施运转费用无保障机制等。这说明，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切实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
乡村社会治安堪忧。近些年来，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即留守乡村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乡村空心化引发了乡村治安案件的一些新特点，包括盗窃侵财类案件发案率高、开、由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增加、村霸乡霸活动抬头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农村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他还说，要严厉打击扰乱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农犯罪，坚决打掉农村涉黑涉恶团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上述讲话既反映了乡村社会治安的真实状况，同时也指明了乡村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乡村环境污染加剧。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城市环境污染有所缓解，工业污染比重得到控制并有所下降。但是，伴随制造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高污染企业不断向乡村和山区转移，导致乡村环境污染和人居环境脏乱差。乡村环境污染遍及各个方面，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农膜污染、禽畜养殖污染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已变成“大工厂”，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乡村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十分严重。乡村环境污染已成为乡村社会发展、农民身心健康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乡村环境污染还引发了多起，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乡村社会病”的由来
乡村社会病的形成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城市、轻乡村政策的结果。这种城乡政策偏差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前，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改革开放后，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由此导致不仅没能彻底解决历史欠账，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乡村环境污染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前，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以至伤了乡村社会的“元气”。在政治上，农民虽然有平等地位之名，但却无工农平等之实；在经济上，工农价格剪刀差使农民长期受到“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用命令方式、以国家强力推进的农业合作化和化运动，使乡村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遭受长期损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由于对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制定、实施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城乡政策，实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后，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近些年来又推行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力图纠正长久以来造成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偏差，实现城乡社会均衡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对村民自治保护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乡村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农民自治组织，引起了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1982年《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设置了“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获得法律依据。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力，村民自治程度和实质效能都不高，村民自治虚化，甚至异化为村委会自治、村干部自治，严重挫伤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由于村民自治虚化，很多事关乡村社会发展的事项任由村干部独断专行。对于此类问题，一些乡镇政府视而不见或者无所作为。
再如，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农民无权享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也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1978年以后，伴随国家城乡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转移，中国社会亦开始成为一个流动社会。1982年，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初步放宽了城乡限制；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口粮自理的情况下移居小城镇；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打工、兴办服务业等，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形成了“农民工”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繁荣、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金等。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农民非农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农民就业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应当主动因应并积极保护，但这种保护在许多地方并不积极，以至农民工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超时间超强度劳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劳动技能培训、享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维权困难、身份转换难等。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力，限制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归根结底是阻滞了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历史进程。
“乡村社会病”治理中的乡政
事实上，乡村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与政府活动有关。在各级政府中，乡镇政府离乡村最近。乡镇政府所处的这一位置，使得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优势。本着“守土有责”的理念，我国各地乡镇政府要有为、有担当，做好应做之事。那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乡镇政府要做好哪些应做之事呢？
认清乡权的特点。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乡镇政府的七项职权可以看出乡权的特点主要有二：执行性和增益性。首先，乡权全部是执行性的，例如执行法律、本级人大的决议、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等。当然，乡权也包括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本质上是“二次决策”，甚至是“三次决策”，是对上位法和上位决策的乡地化，目的是使上位法和上位政策在本乡得到更好的执行。其次，乡权不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乡权行使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维护、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权益。认清乡权这两大特点十分重要，乡权的执行性和增益性，明确了乡权行使的范围，框定了乡权运行的方向。也就是说，只要将乡权用于忠实执法，积极为农民增益，乡权的运用就是正当的，握有乡权的乡镇政府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将乡镇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到乡村社会发展。我国政府系统的结构就像“金子塔”，金子塔内部分层，处于最上层的是中央政府，处于最底层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他级别政府不同的是，乡镇政府不设职能部门，乡权行使和政府职能履行主要依靠内设科室和“七站八所”。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乡镇政府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中责任重大，必须将政府职能重心转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上。
但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县政府职能转变。现时，乡镇政府除了要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能，还要应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各项达标任务。在有些地方，上级与乡镇政府签订的各种责任书多时达近40种，少时也有20多种，许多都是“一票否决”责任书，乡镇政府成了为上级打工的政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要求乡镇政府转变职能，首先县政府要转变职能，并形成与乡镇政府职能相适应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各种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将乡镇政府的工作真正引导到为农民办实事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治理乡村社会问题要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乡村社会问题多，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在哪个问题上切入，在哪个问题上扩展，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渐次推进。在这方面，赣州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中，赣州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乡村环境整治。这是一件农民关心、要求强烈、受益直接、短期见效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农民见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赣州市许多农村环境脏乱差，垃圾乱堆、淤泥不清、厕所乱建、蚊蝇遍地、道路不通。赣州市用一年多时间主抓“三清三改”。三清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即改水、改厕、改路，乡村容貌有了很大改观。这件事做后，赣州市又启动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农民培训基地建设等工作，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要讲科学、用智慧、巧设计、顺乎自然、因地制宜，不搞大轰大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这方面，海南琼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十以来，琼海市确立了“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略，据调研，目前，全市建成文明生态村1754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7%，有8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广大农民群众得到美的享受，养成美的德行，过上美的生活，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筑起“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家园。在建设美丽乡村中，琼海市精心设计，巧借山形水势，依山顺水，不占田、不填塘、不砍树、不拆房，农民就地城镇化。琼海市新乡村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清新自然，也兼顾了现代生活的时尚典雅，乡村真正成了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琼海市乡村治理的思路和做法，对海南省各地有普遍意义，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同类型的农村也有示范作用。
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乡政与村治。乡政是指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活动，村治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活动。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尽管两权运用的范围和功能不尽相同，但总体目的相同，因而必须处理好两权关系。
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5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体系；重病治疗；疾病治疗；医疗救治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基本上有乡村农民合作互助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互助保险、统一筹措资金支付住院费用和预防性医疗保健合同协议等多种样式，其中农村合作型医疗保险是其中最实用的形式。农村居民合作型医疗保险制度是依托政府扶助，农民百姓和农村集体组织统一筹集资金，在疾病治疗上展开互相援助型的一款带有疾病治疗保障性质的农民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由2007年开始，国家及省市财政持续提高财政支持，实施把农村医疗机构作为业务重点的乡村卫生基本医疗制度建设，完善乡村县乡村三级式疾病治疗卫生运作体系及医疗帮扶机制。然而农村的疾病治疗设施条件并未产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乡村新式合作互助医疗始终未达到全覆盖。
1农村基本合作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1.1保险体系运作经验不足
过去农村实行的旧式合作医疗制度体系被视为不合理政策而被废除之后，对于广大乡村农民而言，旧式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退出了人们大脑中的记忆。因为此种制度的很长时间未执行，当今再重新恢复实施此类，不论是当地人民政府还是乡村农民自身，均不具备贯彻执行乡村新型互助合作医疗制度的实际经验。
1.2合作互助医疗资金筹集非常困难
依据政策规定，由2004年开始，国家财政逐年依托转移式支付手段对我国西部地区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组织的百姓依照平均每人12元进行财政补贴，各级地方性财政对加入合作医疗组织的农民的逐年进行资金补贴不少于12元，乡村民众以农户为单元自主选择加合作医疗组织。其中个人缴费部分按上年度乡镇一级全镇人均年收入的0.9%进行筹集资金，然而其每人平均不允许少于12元。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国家财政补贴支持是必然及时兑现的，当地政府财政补助的资金可否及时到位或者是否可长期坚持还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而且个人支出的款项是按乡镇年度居民平均家庭收入额度为依据推算的，在此就包含一个申报数额和具体数额之间的差异，倘若申报额度偏差和现实相近，老百姓必然认可，若不然必然导致老百姓的拒绝和背离。
1.3合作医疗管理操作难
实施乡村合作互助医疗额外负担过重。利用乡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均为固定医疗点差额担负，乡村中心医疗卫生门诊、镇中心卫生门诊、县疾病治疗定点医院均实施有相异的报销基数，包括门诊挂号费用、住院治疗费用亦执行相异的报销基数，即便总额报销亦执行最高技术规定，不允许随意超越。当对住院钱款进行报销的时候，尚需验证乡村合作互助医疗证明、身份凭证等相关可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其办理流程复杂，而可运用到实际合作互助医疗的钱款额度也不大，乡村指定的医疗机构可报销的基数又低，老百姓享受的政策优惠并不大，就患重病而言，一旦入住医院即需耗去相当规模的医疗费用，所享受的医疗优惠款项还不够去医院的来回通勤车费，由此必然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村老百姓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热情，他们极有可能是今年加入了保险互助组织，过年就有可能退出来了。
2乡村医疗互助保险面临的问题
2.1乡村以往合作医疗保险模式在有限时间内不易重新建立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乡村基层合作互助型医疗政策的实施逐渐失去功效或者自发退出市场。第一，资金筹措渠道狭窄，其费用支出显示出较为严重的失去控制特征；第二，村中各类人士接受医疗救助水平不一致，其是农村合作互助式医疗服务难实现的重要原因。
2.2城乡医疗互助资源差距较大，卫生设施构置不科学
技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一般都供职于在大型医院，为乡村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只有是村级医疗点或是农村赤脚医生，而且在乡村里服务的医务人员大部分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而且大多数乡村级医疗服务点未设有相应的医疗器械消毒设施。在乡村人口中占据前三名的流传疾病主要是呼吸器官患病、癌症及脑部血管所患病症。得了此类病症之后其多一半家庭会因此而导致贫穷，甚至坠入家庭瘫痪状态，而此类病症的出现本来是能够依托对人体保健知识的学习及宣传而减少，然而因为国家在乡村的医疗服务设施及保健工作上投入很少，所以很难实施卓有成效的医学知识宣传行为。县一级的医疗服务组织，除了县级人民医院之外，还包括县级中医医院、县级疾病防疫医院、县级妇幼保健医院工作站、县级计划生育服务指导工作站，还有地方流行病及传播感染病预防治疗部门等，此类医务部门大部分均独自构成疾病医疗防治系统，在本系统内实施规模小但功能全的设施构建，如此不但引发医疗服务装备的低档次扩张及医疗服务人员的闲置，况且又招收了大批的普通工作人员，加大了其系统的运作消费，所以一定要破除机构范围设置，推动各相关医疗服务机构的紧密融合及共同效能发挥。
2.3乡村合作互助医疗政策不连续
自从我国实施经济模式变革政策以来，我们国家对农村合作互助医疗实施了任其变化、不予管理的方针，乡村合作互助医疗由政府行为改变成了地方性民间行为，由此导致实施乡村合作互助医疗丧失了政府的权威号召力，致使老百姓参与医疗互助的热情极度减低，也不具备充分的动力来支持互助合作医疗政策的圆满落实。另外，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为达到降低农民医病费用的负担，废除了政策性“乡村合作互助医疗服务”项目，此条政策正好与国家现实推进提升乡村合作互助医疗水平的政策相抵触，从而增加了推行乡村合作互助医疗的困难程度。
3构建与优化我国乡村合作互助医疗保险的策略
3.1国家医疗保险政策的实施需向农村倾斜
2003年11月末，党中央新制定的关于农村基本医疗互助合作保险政策中即重点强调了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至2010年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平台及乡村医疗卫生合作互助医疗制度体系。欲将此项服务内容落到到位，政府一定要在财政扶持上加大力度，强化对乡村医疗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侧重扶持乡镇两个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依托现有的医疗资源增加服务效率。
3.2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依照党中央关于构建新型乡村合作互助医疗制度体系有关方针政策，乡村农民的重病统一筹措工程改名为新型乡村互助合作医疗服务政策体系。新型乡村互助合作医疗采取个人出资、集体支援及政府扶持相统一的筹措模式，资金筹措基数不能少于37元/人，其中县级财政补助12元，乡镇财政补助6元，农民筹资19元。采用如此模式筹资办法。
3.3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机制
当前，资金问题是制约我国农合医保制度发展巩固的重要问题。之前，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的限制，集体和政府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往往较为薄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特别是当面对经济困难户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要调整资金注入方式，从单一变为多元，努力形成“政府为主体、社会捐赠为辅助、个人缴纳为补充”的新型筹集资金机制。
3.4加强农村医疗保险立法
制定对应的法律规章来推进乡村的合作互助医疗政策的实施，可促使乡村农民合作互助医疗及早步入正常轨道。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可将乡村合作互助医疗的属性及时完整地予以确定，它在总体国家医疗保障机制中的地位亦可精准确定，因而可实现政策的连续性及持久性，并且很容易稳定局面。对于乡村互助合作医疗保险法律的制定一定要满足我们国家当今时期经济运行条件及老百姓现实需求，如此便能从根本上缩减老百姓的医疗包袱，而避免以强制手段，并可博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4结语综上所述，在各级主管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下，农合医保制度在总体上得到了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拥护，也获得了较大的普及和巩固，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由于该制度产生时间不久，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对该制度本质的认识不明晰造成的，更是可以克服的。为此，本研究从解决当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种种措施，目的就是让农合医保制度更好地普及于民、惠及于民。同时，笔者也认为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已经具备了社会保险的本质特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
作者:夏丽萍单位:枣庄市医疗保险事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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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6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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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7
一、基本情况
（一）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况。我县自200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证工作开展以来，严格按照上级精神，查漏补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到目前为此，全县已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1万本，证书到户率达99％，证书的填写较为规范。尚有一小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未换发到户，其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即将被征用，所以暂停了权证的发放；二是有部分农户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导致权证滞留在村组干部手上。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情况。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开展以来，我县共续签补签合同5.1万份，合同到户率达99％，合同内容的填写比较规范完整。
3、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情况。自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明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后，我县“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已大为减少，但仍有个别村小组存在这种做法。截至到目前，我县不存在乡村组织强行收回农户承包地的情况。
4、农村土地流转情况。我县各乡（镇）土地流转严格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截止到2009年第三季度，我县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50761户，承包土地面积187413.96亩，全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6998亩，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9.7％；土地流出农户12306户，占承包总户数的24.2％；签订流转合同的农户1289户，其中规范签订流转合同的农户638户，分别占流转农户数的10.5％和5.2％；签订流转合同流转的土地5536.3亩，占流转土地总面积的15％；农户间自发流转土地面积35086亩，涉及农户11747户，分别占流转面积和流出农户数的94.8％和95.5％；乡村组织提供信息流转土地面积1912亩，涉及农户559户，分别占流转面积和流出农户数的5.2％和4.5％；土地流转形式主要以出租为主，占流转土地面积的78.6％，转包、互换、转让、入股和其他形式只分别占流转土地面积的6.5％、7.4％、3.9％、0.2％和3.4％。到目前为止，我县没有发现乡村组织包办、代替或截留土地流转收益的现象。
5、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情况。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引发案件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前由于农民承包土地需要缴纳的正常税费任务较高，种地利益少，部分农民不想要土地，就私下口头协商或者通过他人口头磋商，达成不收租金但划转税费任务的土地流转口头约定。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上级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农村征地补偿价格和范围的不断提高、扩大，农民的珍地、惜地意识大大增强，纷纷开始要求收回承包地。这样一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矛盾就加速激化，但因为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一方站得住理，一方依据于法，争执不断，矛盾升级。针对这些矛盾纠纷，我县高度重视，严格要求各乡（镇）做好解释调处工作，不得相互推诿，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今年以来，我县各乡（镇）所接7件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基本调处到位。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工作
1、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情况。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县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36家，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12家。具体情况如下：
（1）按注册时间分类：2007年注册登记10个，占总数的27.8％；2008年注册登记14个，占总数的38.9％；2009年注册登记12个，占总数的33.3％。
（2）按产业类别划分：种植业14个（其中白莲4个、烟草2个、果业5个、花生1个、红薯1个、油茶1个），占总数的38.9％；养殖业18个（其中生猪养殖11个、蜂业3个、肉牛养殖2个、水产养殖2个），占总数的50％；农机服务业4个，占总数的11.1％。
（3）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共计1001人，其中农民成员977人，占成员总数的97.6％。
（4）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共计1497.85万元，其中现金1435.06万元，实物折款62.79万元（主要为4个农机专业合作社）。
（5）在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目前经营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的合作社有1个，为华丰畜禽专业合作社，其他大多数合作社经营收入都在30万元左右。
（6）在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实行了信息、培训、技术指导、农资供应、产品销售等综合服务的合作社有24个，占总数的66.7％；实行单一服务如加工或产品销售的合作社12个，占总数的33.3％。
（7）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合同制、合作制等方式带动7596户农户实现增产增效。
2、面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费、罚款情况。到目前为止，我县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等部门以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均未对我县经县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3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过任何费用和罚款。
（三）农民负担管理工作
1、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五项制度”执行情况。我县继续坚持和完善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农村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农民负担“监督卡制”、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农民负担已经得到明显减轻，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涉及农民负担问题的群众件几乎为零。
2、“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执行情况。近几年来，我县没有申报“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项目，少数村修建村内道路时采取村民自愿捐资赞助的形式修建，不存在集资摊派或变相集资摊派的行为。
3、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我县粮食直补、粮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发放给农民的各种财政性补贴资金全部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不存在抵扣、截留、挪用等现象。
4、涉农收费情况。一是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政策我县已经落实到位；二是我县国土局、建设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村民委员会对农民建房收费、罚款总体说来比较规范，除个别收费标准缺乏执行力度、有的乡（镇）收费票据填写不规范、有的收费或罚款项目执收执法单位错位、少数乡（镇）、村出现扩大范围或自立项目收费苗头外，不存在其他乱收费、乱罚款行为；三是未发现有其他方面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
（四）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1、农村“三资”管理情况。我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已经建立健全了《××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预决算制度》、《××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票据使用管理办法》、《××县村级财务管理责任追究办法》等制度；印发了《××县村级集体财务“村账乡”操作指南》，各乡（镇）今年全面实施了村账乡工作，但签订合同还不够到位。
2、农村财务管理规范情况。我县各个乡（镇）根据各自管辖范围的大小分别设立了1－3个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试点示范村，在示范带动下，各个村基本上能做到每季度公开一次村级财务；同时，每个村都建立了民主理财小组，但民主监督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
3、农村财务审计监督情况。我县各乡（镇）对农民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经常性开展专项审计，发现问题严肃处理，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县站则开展审计抽查，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实施重点审计，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一）领导重视。领导重视是抓好工作落实的关键。我县各级领导对农经工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县领导重视农经各项工作。一是大力支持农经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有力督促与农经各项工作相关的各职能部门搞好协作，推进农经工作；三是安排每年1.5万元的减负工作经费进入县级财政预算；四是每年能够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村财务管理等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当解决工作经费，保障我站的正常运作。
2、局领导支持农经各项工作。一是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民负担管理、农村财务管理等工作纳入了全局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二是不截留、挤占、挪用农经各项工作经费，确保专款专用；三是适度弥补农经工作经费的不足，确保我站的正常运转；四是全面支持农经各项工作的开展。
3、乡（镇）领导推进农经各项工作。我县大多数乡（镇）领导都非常重视、支持农经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日常工作中，能根据本乡（镇）的实际情况，对农经工作给予必要的政策、资金、人力、场地、环境等的支持与扶助，积极推进农经各项工作。
（二）职工同心。职工同心协作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我站现有职工4人，我们充分结合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将当前农村经营管理的四大重点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逐一分工，明确各自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大力发扬协作精神，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全面提升了农经工作质量；各乡（镇）尽管农经工作人员紧缺，但大都能根据全县农经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安排，紧密结合本乡（镇）的实际情况，努力完成本职工作。
（三）编发简报。加强工作指导是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手段。县减负办和我站从2008年1月起联合编发《××农经》工作简报，借助于工作简报，为全县广大农经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学习法律、宣传政策、增长业务、浏览信息、交流经验、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以及营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工作平台，截止到今年11月，已编印简报35期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指导作用。
（四）办班培训。举办业务培训班是增强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我站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二期农经工作业务培训班，借以促进和增强乡（镇）农经工作人员和村级财会人员的理论学习兴趣和业务操作能力，全面提升他们的工作实践能力。今年，我站已经举办了2次3期业务培训班，其中第1次2期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暨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培训班，培训乡（镇）农村财会辅导员、村（居）报账员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会计160余人；第2次1期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培训班，培训乡（镇）、试点村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室工作人员50余人。
（五）调查研究。开展各种调研活动是提升工作措施的针对性和成效性的校正仪。今年，我站围绕农经工作的重点：一是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流转面积、流转规模、流转期限、流转原因、流转手续、流转地用途、流转效果、流转纠纷情况、流转管理状况、流转潜力等的摸底调查，形成了《××县农业局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报告》，针对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强的进一步规范和加快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建议；二是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题调研活动，撰写了《××县生猪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与启示》、《试验示范撑起一片蓝天》、《“九统”服务支撑合作社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找准合作点推动合作社健康稳定发展》等近10篇调研报告，有力地推进了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三是开展了财务公开“难点村”难点情况调研活动，认真剖解和分析“难点村”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工作措施，形成了《××县农业局关于财务公开“难点村”难点情况的调查报告》，为及时完成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的专项治理工作夯实了坚实基础。
（六）搭建平台。搭建服务平台是抓好工作落实的重心和基石。我县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站、室），进一步规范了农村土地流转秩序，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进程，消除了农村土地流转纠纷隐患。
（七）抓点示范。抓点示范是工作推开和规范运作的助推器。我县农经各项工作大都建立了试点示范村（点），并认真抓好各示范村（点）的规范化建设工作，积极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各示范点的设立情况如下：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示范村17个，分别是：高田镇的田心村、湖坑村，丰山乡的上坑村，木兰乡的新河村，小松镇的罗源村、罗溪村，琴江镇的古樟村、小别村、湖下村，屏山镇的长溪村、河东村，大由乡的河斜村，龙岗乡的水庙村，横江镇的姑溪村、洋地村、洋和村，珠坑乡的塘台村。
2、农民专业合作社县级示范点5个，分别是：××县华丰畜禽专业合作社、××县复兴蜂业专业合作社、××县蜂农专业合作社、××县珠坑乡富民红薯淀粉专业合作社、××县龙岗乡鲜莲产销专业合作社。
3、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县级示范村10个，分别是：高田镇的桂竹村、丰山乡的上坑村、木兰乡的木兰村、小松镇的小松村、琴江镇的旱坑村、屏山镇的亨田村、大由乡的大由村、龙岗乡的水庙村、横江镇的小姑村、珠坑乡的竹溪村。
（八）专项治理。实施专项治理是规范工作流程、方式、方法等的有力武器。我县今年重点抓了“农民建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乱收费乱罚款问题”和“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难点村’难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有效地推动了面向农民建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费与罚款的规范，促进了农村财务公开的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发挥了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九）督促落实。监督检查是促进工作落实的有效方式。我站经常采取检查督促、现场督导、随机抽查、暗访核实、审计监督等方式督促各乡（镇）把农经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十）属地管理。属地管理责任的落实是及时、有效、妥善解决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农民负担问题、农村财务管理混乱等群众件的有力保障。我县严抓属地管理责任的落实，严格责任追究，有力地促进了涉及农经工作范畴的各类群众来信来访件的及时、有效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县涉及农经工作的农民越级上访案件呈明显下降趋势。
（十一）总结提高。善于总结，才能不断提高。我站经常性开展工作小结、工作对比、工作研讨、意见征询等活动，以便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发现问题加以整改，不断更新工作观念、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扩大工作成效。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乡（镇）农经工作机构与其他农业事业机构一同合并为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条块管理不顺。一是农经工作部门具有行政管理、行政监督、行政执法职能，作为事业性质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难以履行上述行政职能；二是已经合并的乡（镇）农经工作机构人、财、物归乡（镇）管理，并全部兼职乡（镇）其他中心工作，且由于福利待遇的联结造成工作上的本末倒置，本职工作能够认真应付就算很不错了，同时加重了我站条条管理与协调的难度，工作推进阻力较大；三是乡（镇）农经工作人员非常紧缺。截止到目前，我县10个乡（镇）农经工作人员不足20人，90％的乡（镇）只有2名以下农经工作人员，其中只有1名农经工作人员的乡（镇）4个，有2名农经工作人员的乡（镇）5个。而由于条条管理的不顺，我站又无法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和补充，严重阻碍了我县农经各项工作的全面铺开和推进。
（二）农经工作经费严重不足。我站的工作经费只能确保正常运转，难以组织工作创新，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工作效能的发挥；各乡（镇）没有安排农经专项工作经费，好的乡（镇）基本上能够做到实报实销，差的乡（镇）则有报销次数和金额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经各项工作的推开。
（三）有的乡（镇）领导对农经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只要不出问题就行，不太支持各项基础性工作的铺开。
（四）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问题。
1、农村税费改革前土地流转手续的不规范（只有口头协议），埋下了一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隐患，且调解起来难度较大。
2、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县农民工大量回流，加上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农村土地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形成集中、规模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效益较难显现。
3、有的乡、村干部对贯彻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相关政策存有抵触情绪，认为法律、政策规定与现实情况不太相符，要予以修订。
（五）各乡（镇）和各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统计监测数据上报不够及时、真实、完整的现象。每当每季度规定的上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数据时间前，都要通过县站的三催四促才能勉强收齐相关资料，透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一是有关统计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二是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平衡、不规范，统计数据难以及时、完整收集和真实反映。
（六）少数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开始放松对减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出现麻痹松懈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不利于减负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很有可能因工作上的松弛出现农民负担反弹的苗头。
（七）农村财务管理问题。
1、村级报刊征订存在隐形压力，大多数村都突破了限额。
2、村级招待费用较难控制。去年我县村级平均招待费用达到0.5万元以上，部分村已突破万元大关，个别村甚至超出了2万元。
3、村级白条列支现象严重，占支出票据的90％以上，不利于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
四、建议
（一）加快农经机构改革进程。一是单独设立乡（镇）农村经营管理站，将乡（镇）农经部门从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中分离出来，确保农经干部的专职专用；二是提高农经部门行政级别，乡（镇）农经部门应由“正股级”提升为“副科级”单位；三是把县、乡（镇）农经部门列入依照公务员管理范畴；四是赋予农经部门行政管理、行政监督、行政执法职能；五是乡（镇）农经部门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
（二）适当增加乡（镇）农经工作人员编制，根据乡镇管辖范围大小按3－5个名额配齐乡（镇）农经工作人员，确保农经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将开展农经工作必要的业务工作经费、人员培训经费等足额列入每年各级财政预算，确保农经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农经干部培训的经常化、制度化。
五、明年工作打算
（一）针对农经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调研，积极探索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方式、方法，规范工作流程，落实目标管理，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促进我县农业、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二）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基本原则，积极学习兄弟县（市）的好经验、好办法、好做法，并切合本县实际加以改进创新，推动我县农经各项工作更进一步。
（三）加大农经工作的宣传引导作用，转变部分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由不关心、不支持、不重视农经工作逐步变为关心、支持、重视农经工作，加速推进我县农经各项工作的发展；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和行使民主监督权力，自愿、主动加入或创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创造出更多的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加快我县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以规范、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重心，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监督机制，积极消除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隐患，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承包权益。
（五）以引导、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与扶持，努力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自我壮大能力，带动周边农户实现增产增效。
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8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审批机构改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其目的是为农村贫困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安全网”而设立的一道“最后的防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水平低于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与实物救助。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低保制度的试点工作开始,至2007年下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国各地都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或工作规程,贵州省于2007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农低保制度)。
建立农低保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做好这一工作,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应保不能尽保,应退不能尽退,不该保却保障等问题,社会公平不能充分体现,部分群众利益难以保障的现实。究其原因,在对象的瞄定方法、收入核算方法、申报审批程序及受理机构设置等都有关系,在此,仅就申报审批机构及受理机构设置做以下的分析和建议:
贵州省现行农低保制度的实现主要依靠2010年初下发的《贵州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试行)》来操作实施,其中的第四章规定了保障对象的确定程序:
第十二条确定农村低保保障对象,应按以下程序操作:
(一)申请受理。农村居民申请农村低保,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自行申请有困难的,由乡(镇)、村组织人员帮助提出申请。乡(镇)农村低保经办机构或受委托的村民委员会受理申请并如实登记。
(二)调查核实。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走访等方式,对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及收支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三)民主评困。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乡(镇)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和安排,在乡(镇)干部的参与和监督下,村民委员会召开村农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会议,对拟上报的符合保障条件申请人家庭及其实际收入水平和符合增发补助金条件的特殊困难人员进行民主评困,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定。
(四)一榜公示。公示期满后,及时将相关材料,整理上报乡(镇)农村低保经办机构。
(五)乡(镇)农村低保经办机构审查。乡(镇)农村低保经办机构汇总各村情况,对操作程序及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随机抽查各村部分申请人家庭,对评议中争议较大以及公示有异议的必须复查、核实;提出拟保障家庭、基本保障金额、特殊困难人员及增发补助金额。
(六)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召开农村低保审核小组会议进行审核,作出审核决定。
乡镇农村低保审核小组应由乡(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农村低保经办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组成。
(七)二榜公示。公示期满后,及时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评审结果和相关材料整理汇总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核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相关资料退回村民委员会,委托村民委员会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八)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农村低保工作机构汇总各乡(镇)情况,对操作程序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组织重点复核及抽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作出审批决定。评审不符合保障条件的,通过乡(镇)农村低保经办机构通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农村低保评审委员会由民政部门领导、农村低保工作机构和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组成。
(九)三榜公示。
(十)待遇批准。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批准享受农村低保,核准保障待遇。不予批准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由以上程序可知,农低保的申请受理单位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是县级人民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低保工作机构大多只有一到两人办公,根本无法完成全县所有农低保的审核工作,多根据乡镇一级政府的民政科室的意见及上报资料办理。
但是,乡镇一级民政科室的人、财、物均由乡镇一级政府任用安排,其工作受乡镇政府的左右,无法完全按照政策限定的标准和对象来实施低保受理和审核工作,仅就2009年底贵州开展的农低保最低生活再行核查工作来说,通过核查工作,一部分生活条件改善,不再符合农低保政策的家庭被查实后,停止享受农低保相关待遇,但在最后的认定符合农低保政策的对象中,仅以某市一人口约35000人(其中农业人口约32000余人),农低保户692户的远效乡镇为例就有因其他原因(如计划生育问题、乡村道路保洁员工资问题、小城镇发展占地纠纷问题等),由镇政府本着解决地方问题、维持所谓一方稳定办理的农低保户66户166人。(具体分类见表一),
而这只是镇一级政府为解决本级政府工作问题办理的农低保户,而各村同样存在为了解决诸如子女不赡养老人、拒绝劳动村民、缠访人员、村级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钉子户等情况办理的农低保。而在操作过程中,为让这些家庭达到农低保条件,必然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方法,在当地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给农低保工作的合法合理开展带来很大难度,部分群众以此为由,无理申请享受农低保待遇,进而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上访案件。
群众的认知是需要长时期的宣传教育才能提高,所以,要规避在政策执行中的政府利益趋使的不合理作为,关键依靠政策执行者的执行能力,也就是执行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要靠执行者一实施,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行为的投入、创新精神、对工作的负责、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现实中的政策变形走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不高和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者缺乏必要的知识能力,对某项政策理解不透,把握紧拳头准其精神实质,就导致政策在传达、宣传、执行中的失真、失当、失误。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策执行者思想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本位思想严重,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常打折扣,甚至搞出各种各样的“对策”,阻碍政策的顺利实施当政策执行者兼任政策对象和执行者双重角色时,为了局部或个人利益,钻政策“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面政策或是硬顶,或的软拖,或执行起来马马虎虎。另外,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政策任务的完成。如果执行者尤其是领导者没有对政策实施的宣传指导工作和制定正确的实施方案,不能沟通和协调各种关系,从而难以有效地执行政策。可见,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至关重要。
涉及到农低保对象的确定及审核,关键在于执行者对政策的把握和主观意愿,而就目前的管理体制来说,乡镇民政科室工作人员由于其人事权、工资福利待遇等都由乡镇政府来决定,所以,无法要求其脱离政府的意愿开展工作,而县一级民政部门的低保科室人员太少无法完成对每个申请象的实地审核,因此,要达到提高政策执行力,必须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
一、成立专门的县级低保审核部门,增加人员编制
现行的低保制度将基层低保工作由民政部门的一个科室来完成,而县级民政部门受编制限制,低保办往往只一到两人,根本无法完成每季度一次的审核工作,对新增农户的审批以乡镇上报资料为准,对已享受保障农户的季度审核更是根本无法开展,致农低保总数逐年增加,现部分地区已超过当地农口统计的贫困人口数,而相当一部分生活确属困难的群众,又由于受地方财政限制,无法纳入保障。从而使低保制度的核心原则:“当保尽保,当退则退”形同虚设。极大的消耗了社会财富而达不到预期目标。建议设立专门的低保部门,与国际轨。同时增加人员,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
二、参照国土、建设等管理模式,成立乡镇低保工作站(所),上划乡镇民政科室低保工作人由县级低保受理各审核部门管理,其人权、财权与乡镇脱钩。
一个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总是要对一定的管理机构负责,以管理机构的利益为主导,乡镇民政科室人员要想不受当地政府的左右,唯一的出路就是脱离乡镇政府的直接管辖。由上级部门直管,才能规避在调查申报环节不受地方政府利益的左右,真正将政策原则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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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9
关键词:乡村社会地理;综述;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研究进程
1.1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二战前，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土地利用问题，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年，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的二十年间，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rebirth)”现象[1]，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在1970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弗里德曼(1975，1979)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ambrose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newby(1979)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如贫困)，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Bunced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Gilg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Roger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Lewis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Robins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并由1950、60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如Harvey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新的研究进展
19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Seymour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Halfacree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年代早中期，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和pratt在其研究中，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表1)[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phillip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Roche在2001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并针对广泛的争论，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年出版的期刊总览，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只是近年有些转变，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Cater和Valentine等人对于乡村剥夺(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但远距离的工作(teleworking)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和Saenz指出“: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Friedland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图2)，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Little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和Cater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Scott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英国学者macKenzie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如Joseph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⑥社区问题研究，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尤其是1970、80年代)的重点之一。mormont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如Cloke运用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如audas等人于1990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Cook和Christopher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Bronwyn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1969)、西蒙兹的(1978)和刘易斯(1998)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图3)[34]。isabll和Sabin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认为，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Ruda认为，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形态)、感知(内涵)和经验(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和morris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如贫困、社会保障等)，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Cloke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phillips和williams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如mcGee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社会分层日益严重，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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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对策篇10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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