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1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了50多年，各种运作弊端的产生在所难免，然而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挽救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质疑和批评，如何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立法的完善，司法的保障，执法的科学、规范化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出路。
关键词：劳动教养；问题；现实意义；出路
一、劳动教养的涵义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教养的涵义做了归纳，如“劳动教养是对有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依法实施制裁并体现劳动教育改造的措施”；“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或不需要刑事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矫治的一种行政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等等。
不管从什么角度释义，“教养”一词都表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即对教养对象进行法律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掌握谋生的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使其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这一目的为改革者所倡导，并被奉为“劳动教养的特色”将在新制度中予以保留且发扬光大。然而“劳动”一词则被指摘：“政治意蕴和强制特征过于突出，而且，劳动’是教养的手段之一而并非目的。因此，为了体现这项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逐渐淡化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与国际社会接轨，‘劳动’一词不宜在新制度中沿用。”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立法工作停滞不前，劳动教养缺乏充分的适应时展变化的法律依据
从1957年到现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政治、法制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劳教制度本身的很多内容也在不断变化，立法工作却始终未有太大的进展，至今仍未形成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集程序、实体内容于一体的系统、全面的法律，1982年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依旧是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法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于：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适时修订其内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不但不会发挥它固有的“指引、预测、评价、教育、强制”的作用，反而会因僵化而形成桎梏，束缚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感、批评、质疑。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在谈到一项法律时说到：“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可能是这样一种制度，其间，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而且这类修正只会给那些有可能成为法律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去最低限度的损害。”正因为缺乏一部适应时展变化的为各地公、检、法、司部门统一遵守的高层次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随之形成，给劳动教养审批、执行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增加了执法成本；人民群众对审批工作不信任，易产生不满情绪；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相互矛盾的状况也会影响劳教人员认错伏法的效果。
劳教管理监督体制设计不合理
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第一次将劳动教养的管理和审批机构确定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置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之下，并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然而，所谓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似乎从一开始就只是个虚设的机构，因为它一无健全的组织机构，二无有效的办事机构，三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四无业务经费。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做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但在实际劳动教养审批过程中，劳动教养审批权由公安机关独揽的情况逐渐形成，参与该委员会的民政、劳动和司法行政机构最终完全丧失了对劳动教养审批活动的参与权，致使在审批工作中出现“审批随意性大、程序违法严重、先行劳教”等等严重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此后，司法行政部门既管劳改又管劳教，对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简单地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致使劳动教养的改革总是跟在劳动改造改革的后面走，其发展始终走不出“二劳改”的模式。在监督方面，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提请呈报、劳动教养的审查批准、劳动教养的复议以及劳动教养的执行这四个环节都应当实行法律监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6条规定：“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也于1987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劳动教养检察工作办法》，这两个法律性文件为劳动教养法律监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从劳动教养实践来看，由于法律规定的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不明确以及检察机关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并且对劳动教养审批程序等环节的监督权，不明确该由哪级检察机关行使，再加上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权、检察纠正权没有明确的对相对人的检察处分权作为保障，致使有关规定往往流于形式，劳动教养的各个环节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及改革的出路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
劳动教养是社会的“减震器”，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打击犯罪、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功不可没。迄今，劳动教养机构共收容教养了400多万名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他们经过教育矫治后绝大部分成为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挽救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先生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运作的合理性。西南政法大学的王利荣教授在其《制度性教养的走向与立法选择——兼论以刑事法视角构架保安处分的可行性》一文中对劳动教养制度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在批评劳教诸多弊端之时，轻言废弃劳教，也会导致立法前景不够明朗。”“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整体需要考虑，借用现有劳教机制和做法，系统解决我国治安中的特殊问题，兴许是一种成本更节省的制度选择。”
改革的出路
既然劳动教养制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运作的合理性，那么如何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立法的完善。“有法可依”是法治的源泉和基础。为了消除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办法与我国法律、国际条约的冲突，让劳动教养制度有法可依，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立法应遵循《宪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并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适应。立法的重点应放在受到强烈质疑、批评的内容上，如：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监督制约机制，等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的立法计划，同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首次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最高立法机关顺应民意和司法规律作出的科学的立法决策。这意味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将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继承、改革、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从而使职能部门依法高效地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更好地保障教育矫治对象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
2、司法的完善。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符合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有利于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未来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将走向司法化，理由如下：与《宪法》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保护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任何公民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由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劳动教养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应当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从而有效地避免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制度对公民权利的普遍侵害。在制度设计时规定有关违法行为由审判机关认定，确保违法事实和证据经过公开质证，有关当事人可以获得机会聘请律师辩护，司法程序上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备案制度、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羁押措施等也都可以适用于劳教实践。由此，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做到了有法可依，公开、公平、公正，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得以重塑。因此，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走向司法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3、执法的完善。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工作几乎同步进行的是劳教管理机构、劳教场所推行的以“劳教办特色”为宗旨的劳教改革。这里的“特色”是指“管理方式多样化、教育矫治科学化、劳动安排功能化、执法活动规范化、队伍建设专业化、所区环境校园化”，下面笔者仅就“教育矫治科学化”和“管理方式多样化”详述之。
首先，教育矫治科学化。“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一种活动。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实施了刑法边缘行为的刑法边缘族，必须通过教育达到使劳动教养人员转变思想，矫正恶习，培养品德，学习技能，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正常公民。教育是劳动教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手段，应当把它摆在首要的地位，让它发挥主导作用。为了充分贯彻落实“教育”的方针，体现劳教的特色，司法部于提出了“以课堂化教育为主导，提升教育工作整体水平”的意见，在此意见的指导下，各劳教机关纷纷在传统的思想政治、职业技能、文化知识、形势政策、习艺劳动等专题教育的基础上推出了教育矫治的新招。
其次，管理方式多样化。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是我国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对被劳动教养人员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直接实施的教育挽救活动及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它是维护劳动教养管理所安全稳定以及促进劳教人员思想转化和恶习矫正的重要保障。当前，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三种管理模式的推行当中。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实施执法管理的三种基本模式：封闭式管理是基础，半开放式管理是主要模式，开放式管理应当严格控制。劳教所根据劳教人员罪错性质、主观恶习程度、表观情况、执行期限和社会帮教条件，分别采用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三种模式，实行分阶段动态管理。劳教机关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三种管理模式升降级的考核标准、考核方法和考核程序。三种管理模式的推行效果不错，不同级别劳教人员享受不同的处遇，极大地激发了教养生产改造的积极性，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并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改造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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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劳动者；法律地位
abstract：thesystemofteacherappointmentisthecoreofreformofpersonneladministrationin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whiletheteacher'slegitimateidentityisthetheoreticalbasisofconstructingandrealizingthissystem.However，theaffirmationoftheteacher'slegitimateidentityinthesystemofteacherappointmentbytheoperatingstatutesofourcountryiseitherobscureorcontradictory.theoretically，teachersshouldbeidentifiedasworkers，whoarelegallyrelatedtoschoolsbyworkingcontractbasedonequalityandwillingness.theteacher'srightandobligationinteachingshouldbeclearlyclaimed，whichwillmakeactiveeffectsonprotectionoflegalrightandinterests.therefore，tocompletethesystemofteacherappointment，theteacher'slegitimateidentityasaworkershouldbeestablishedsoastosetupasetofsystemsbasedontheworkingcontractforprotectionoftheteacher'slegalrightandinterests.
Keywords：teachingfacultyin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systemofteacherappointment；worker；legitimateidentity
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打破教师任职终身制，实施教师聘任制，建立以自由流动和竞争上岗为特征的师资管理体制。但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教师的法律地位定位含糊，导致高校教师聘任制偏离了预期目标。
一、教师法律地位的混沌
教师的法律地位指教师在法律规定下与其他主体之间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其性质与内容具体体现在我国现实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1]。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教师在聘任制度中的法律地位的定位是模糊的、甚至是冲突的。
《教师法》第3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第17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教师与学校之间是基于合同的聘任关系具有合同关系的基本特点，即：(1)双方地位的平等性。教师和学校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学校具有完全的聘任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教师也具有完全的选择权，有受聘的权利也有拒聘的权利；(2)聘任关系的契约性。一旦双方就聘任达成意向，签订聘任合同之后，双方都要受到合同的法律约束，不得违反，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聘任的自愿性和互利性。这一规定基本明确了教师聘任的形式和内容，对教师与学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了相应规定，为教师聘任制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教师法》对双方在聘任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救济途径，除申诉(这一方式也仍有许多争议)这一方式外，却没有再明确其他途径，使得教师聘任合同的性质成了一个十分模糊的问题，也成为有效实施教师聘任制的一个障碍。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法释[2003]13号)，规定“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的辞职、辞退及履行聘任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为解决教师聘任中的法律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一规定又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规对“劳动者”的界定是不一致的。《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1994年9月5日劳动部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若干条文的说明》(劳办发[1994]289号)指出，“本法的适用范围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劳动与人事双轨管理，在教师的身份仍被视为“干部”的情况下，教师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并不被认为是“劳动合同关系”，其后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未进一步明确；同时根据《教师法》，由于教师的待遇与公务员待遇存在一定比照关系，因而事实上《劳动法》将教师与学校聘任纠纷排除在其调整的范围之外。
其次，《教师法》在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这一规定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1)申诉是行政法律关系的救济方式之一，如果教师是劳动者且与学校签订的聘任合同是劳动合同的话，申诉这一方式自然是不合适的；(2)这一条规定除了提供申诉这一救济方式之外，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途径。由于申诉是一种非诉讼意义的救济制度，因此，这一规定有排除其他救济手段的嫌疑。朱应平也认为《教师法》、《教育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只规定申诉这一方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目前对教师法律地位规定不明，认识不清，甚至认为教师与学校之间属于内部行政管理关系。[2]
二、教师法律地位的合理定位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参照相关的法理学理论，笔者认为，在聘任法律关系中，高等学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应定位为劳动者。
1.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劳动和人事双轨并存的管理体系，在立法时对普通工勤人员与干部做出了区别对待。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立法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已完全发生了改变：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已经初步完成，通过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现了职工身份的融合，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已经被淡化和取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虽然滞后于企业单位，但各个事业单位也已经初步建立并实行了聘任制，逐渐通过人事、全员招聘等形式实现了人事管理的合同化。在目前我国公立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中，虽然机关法律法规仍有欠缺，但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总结，专兼结合项目合作等用人模式，外聘、特聘、兼职、返聘等多元聘任形式已被广泛接受、推广，按需设岗、灵活流动、严格考核、重视保障等观念也已为大多数教师与管理者所接受。从这一意义上讲，公立高等学校的教师已经初步满足了《劳动法》对“劳动者”这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条件的要求。
2.从关于“劳动者”主体界定标准的理论发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劳动契约关系存在应以同时具有从属关系存在和当事人意思表示合致为标准，即：(1)雇主可单方决定劳动提供者的工作时间、地点、工作任务的具体种类等劳动条件。在此情形下，劳动提供者处于雇主广泛的单方决定劳动条件权限下，为适当地保障其人格、身心健康及经济利益，当然应将其纳入劳动者范围；(2)雇主拥有对劳动提供者的惩戒权。在此情形下，劳动提供者更具有或者具有和前者相同的人格从属性，原则上应将其纳入劳动者范围；(3)劳动提供者提供的劳动具有专属性。即劳动者须自行提供劳动，原则上不得由他人代服劳务。若劳动提供者根本无须自行向雇主服劳务，而可另行聘用他人服劳务，则显然因免于直接受到雇主指示权约束而欠缺人格性上的从属性，不宜纳入劳动者范围；(4)雇主对劳动提供者的劳动报酬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并且从劳动提供者的角度观察，该劳动报酬与其提供的劳动具有一定的“对价性”。[3]
比照教师的工作，可以发现教师与学校之间的聘任关系也符合以上特点：首先，教师的劳动时间、地点、任务等劳动条件一般情况下是由学校自行决定的，教师有服从的义务且不得随意更改；其次，学校对教师的劳动具有管理和惩戒权，学校可以按照校纪校规对不服从学校管理或者不符合教育教学要求的教师进行相应的处分；第三，教师的劳动具有专属性，即教师的劳动过程必须由教师本人来实施，不得由他人代劳；第四，在实行财务包干以后，各高等学校对财务收支具有独立自主的支配权，因而对教师的劳动报酬具有较高的自主权。由这些条件和劳动者主体的界定标准相对照，公立高等学校教师基本符合界定标准的要求，因此从法理上讲可以定位为劳动者。
3.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的最终目的是将教师作为劳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聘任制经过试点、推广，1993年国家颁布《教师法》规定实行教师聘任制，其目的就在于打破教师终身制，希望建立起公立高等学校灵活的用人机制，实现教师与岗位的有机结合，使公立高等学校能根据自己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聘用到符合资格要求的教师；使成千上万愿意从事教师职业、也有资格从事教师职业的人能够加入到教师队伍，使不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和不适合从事教师职业的人能够顺利分流到其他行业，实现教师队伍合理的人才流动，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能使国家做好教师队伍的监督与管理，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4.在法学理论上，将教师定位为劳动者，教师通过基于平等自愿的劳动合同与学校产生法律关系，把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权利义务明确化，将对教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产生积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是从事教育公务的机构，是作为特别公法人执行教育公务，必须通过其法人成员的活动得以实现，而教师是高等学校法人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通过参与高等学校的管理、进行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使高等学校的教育公务得以顺利实施。而高等学校作为公法人中的特别法人，它可以根据情况运用公法或私法的方式管理其工作人员，其聘用应该纳入到行政合同或者政府雇佣之中。[4]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充分显示了高等教育中国家教育权的存在。[5]但是也应看到，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我国商品(市场)经济严重滞后，以及相应的民商法和私法精神不发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法学一直拒绝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方法，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则是与列宁关于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理论是分不开的，虽然这一观点在后来被认为是对列宁思想的误解[6]，但却导致了我国在所有的部门法体系中都贯彻有一种行政干涉的思想，大多奉行“管理主义”思想，将整个学校内部的所有人和物都视为管理的要素，因而导致对其中人(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重视不足，甚至出现暴力干涉、侵害其成员合法权益的情况。而只有将教师定位为劳动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三、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的完善
综上所述，完善教师聘任制，应从教师的劳动者法律地位的确立入手，建立一系列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第一，应该将以主体确定法律适用范围的方法改为以内容确定法律适用范围的方法，即将《劳动法》中关于劳动者的表述改为“用人单位聘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法(公务员、军人、武装警察及国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就将教师明确地纳入到了劳动者的范围之中，为其权利、义务的框定与实现、法律救济的途径与程序等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通过加强对教师行业的监管保证国家教育权的实现。有人担心，如果将教师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其所担负的教育职责这一涉及社会发展的目的如何实现，这实际上就需要政府真正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能。因为根据《教育法》及《教师法》的规定，我国涉及教师的制度主要有3个，即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聘任制度、教师职务制度。而从教师资格制度来说，它是保证教师队伍来源质量的重要措施，而教师职务制度则是评价和考核教师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系。从其性质上看，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家对于教师资格的认定属于行政权范围，国家负有监管和认定的责任；教师职务制度是指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工作需要而设置的教师不同岗位职务的统称。虽然在教师职务评审中还存在着高等学校在教师职务评审中居于何种法律地位、职务评审是学术行为还是行政行为等许多法律问题，但从目前实施的现实情况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地位更类似于一个独立法人内部设立的工作机构，只是负责评议、审定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的组织。从其权力渊源上看，这种权力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权力的一部分，《教师法》第16条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高等教育法》第47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的具体任职条件由国务院制定。”[1]325-329因此只要国家通过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对教师资格和教师职务制度的监管力度，完全可以保证国家教育权的实现。
第三，按照《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要求，完善教师聘任制度的相关具体措施。如根据要约与承诺的步骤设计聘任合同，对格式合同的内容、集体合同的制订与范围的规定等进行完善，对教师报酬与工作条件保障、权利与义务等进行详细规定，对教师救济程序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明确等，使教师与学校所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成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权责清晰的法律关系。
第四，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保障教师基本权益。如教师与学校聘任合同的签订必须遵循合法原则，相关内容及程序必须符合国家机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针；应建立公开透明的选拔考核制度；应规范解聘条件及相关程序；要落实好落聘人员的安置等，从而使劳动合同真正起到择优的作用，又能有效保障教师的基本权益。[7]只有这样，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才能得以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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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3
泸州市劳教所曾镒秀
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被投入劳教场所教育改造的人员日渐增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负案劳教人员居高不下。这部分人有的身负大案要案，有的是团伙案中的主犯，有的编造假姓名、假地址、身份不明，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改造难度很大。为有针对性地加强负案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笔者对本所42名负案劳教人员进行了一次初浅调查，提出了几点管教对策，与同志们共商。
负案劳教人员构成特点
一是中青年居多。从42名负案劳教人员的年龄分析，他们中50岁以上的为零，20岁以下的青少年仅3名占7.1%，21—35岁的就有29名占69.1%，36—48岁的10名占23.8名。
二是“多进宫”居多。从负案劳教人员违法犯罪前科看，共有多进宫人员25名占59.5%，其中“二进宫”11名，“三进宫”11名，“四进宫”及以上者3名。
三是流窜作案多。从负案劳教人员的家庭住址及作案地点分析，跨县区作案的有18名占42.9%，外地来泸作案被抓获送教的有11人占26.2%。
四是侵财作案多。从负案劳教人员案由分析，属于侵财型作案的有21名占50%，其中盗窃2名，抢劫3名，诈骗3名，抽头3名，其它各种类型的作案共占50%。
五是教期短转捕多。负案劳教人员中教期为一年的13名，一年半的2名，二年的21名，合计36名占85.7%，二年以上至三年的仅6名占14.3%；劳教期中转捕的18名占42.9%。
负案劳教人员构成原因
一是以教代审。近年来由于流动人口增多，办案难度加大，一些流窜作案、易地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抗审讯的能力较强，有罪拒不交待，不讲真实姓名、住地，短期内难把案件审结，又不能采取收容审查措施，办案机关便根据《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的规定，把需要收容查清罪行的人，先就事论事处以劳动教养，再到劳教场所提审案情。由于频繁来所提审或提回重审，直接影响到负案劳教人员的改造情绪，极易引发其铤而走险。
二是以教待捕。随着刑事法律的修订完善，拘留批捕的办案时间受限，由于在法定期限内查不清捕不了或来不及办理报捕手续，又不可能采用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也就先送劳动教养，待查清犯罪事实，获取确凿证据后，再按转捕处理，甚至有的刚送来不久就被捕走。这种作法虽有助于查清案情惩治犯罪，但在客观上也给教育改造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三是以教代刑。由于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存在参差不齐，或者因为办案中图省事，有的明知犯罪嫌疑人籍贯不实、身份不明、事实不清，也不深追细查，予以草率结案，报批劳教了事；有的虽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一部分事实和证据，但因提请逮捕和判刑的把握不大而报劳动教养；也有的因受腐败风气影响，不依法办案，把本应刑事处罚的案犯降为劳动教养，以致负案在教人员随时都存在有被提回重审或逮捕判刑的可能性。这些人整日慌恐不安，甚至企图狗急跳墙，采取种种手段对抗和逃避改造，直接影响到正常的管理教育秩序。
四是批教欠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创立40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及司法部虽制定了一些法律、规章、制度，但至今未能正式出台一部完备的劳动教养法，收容对象缺乏具体标准，审批权限属劳教委也是名不符实。这就难免出现扩大收容范围，降低收容条件，把不符合收容标准的批送劳动教养的可能性；也易发生重罪轻处，把罪该逮捕判刑的罪犯处以劳动教养的随意性。
五是管教难度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移送机关在投送负案劳教人员时多不主动告知，大多是来所提审或逮捕时才知道。只有在少数团伙人员被投教时，因团伙犯罪尚未查清或主犯逃跑在外，需要劳教管理部门配合侦查加强控制才告知。也有一些负案劳教人员经管教干警教育诱导，主动交待余罪，揭发团伙人员的事例，但将其检举揭发的内容转交办案机关后，也有因多方面原因没能查处或反馈而不了了之的。由于送教时不告知底细，劳教场所不知谁系负案人员，也就没能将其列入重点监控，使负案在教人员同处于一般劳教人员的常规管理和共同生活之中。无论监控设施还是改造手段，均不适应对其严管严教的要求，极易发生结伙逃跑逃避惩罚之类的事故。
负案在教人员管教对策
一要协同作战。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是政法机关各部门的共同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法各部门应当树立整体观念，相互支持不搞“内耗“。移送机关投送负案劳教人员时，要以确保安全稳定为大局，主动将负案劳教人员所负案情与注意事项告知劳教管理部门，以便加强监管从严控制，防止发生事故。劳教管理部门也应积极配合做好工作，促使负案人员主动交待问题，并把坦白检举的线索迅速转送办案机关查处。办案机关也要及时反馈查处结果，以利奖惩兑现，促进改造。
二要单独编队。根据《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精神，劳教场所应把负案劳教人员编入严管分队，进行单独管理重点审查，并不断完善监控设施和防范设备，保证安全可靠。要把负案劳教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隔开，体现区别对待政策，避免相互影响和交叉感染。同时，要选配政治业务素质好的干警进行严管严教，促使其交待余罪，揭发同伙，改恶从善。
三要严格管理。负案劳教人员在所有的问题没有查清以前，不得享受宽管、放假和“两外”、“三试”处遇。要对其认真落实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的管理制度，坚持直接管理，把他们的言行始终置于干警的视线以内，并要经常进行分析，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要利用公开与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他们的一举一动，针对他们的特点加大管理力度，完善管理措施，严格约束其活动范围，严防逃跑、自杀等事故的发生。
四要加强教育。要坚持从入所之日起就着手系统的法制教育，着重讲形势、讲政策、讲前途，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搞好行为规范训练，促其认罪认错，稳定改造情绪。同时，要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开展坦白检举活动，充分利用政策和法律的威力，以及正反典型事例进行教育，诱导其交待余罪揭发团伙，争取从宽处理。要把负案在教人员列入重点包挟对象，逐个制定矫治计划，落实“三包”措施，有针对性地抓好个别教育，争取多方配合，加大教育力度，增强教育效果。
五要完善法制。解决负案劳教问题，关键在于加快劳教立法，使劳动教养从管理机构、适用条件、审批程序到管理教育、生产劳动、考核奖惩、解教安置、经费保障等各方面都能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改变“劳教委”虚设和批教欠制约的现状，要明确规定具体收容标准，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和收容制度，加强法制监督，使公检法司及其各部门在实施劳动教养中既分工负责又相互制约，保证案件质量，促进公正执法。
本文作者：四川省泸州市劳教所副政委曾镒秀
联系电话：08302700282传真电话：08302701935
邮政编码：646000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44-02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教育矫治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这也是劳教工作的任务和目的。2008年，中央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确定为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凸显了劳教工作的价值追求—“教育为魂”。为实现劳教工作社会效果和矫治效果的和谐统一，为促进教育矫治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最大化整合，必须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
一、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内涵界定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建立与“首要标准”相适应、与劳教人员再社会化相适应的劳教工作新秩序的需要，是劳教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是劳教工作的一种组织、运行模式，以劳教人员成功实现再社会化为目标，突出劳教工作各参与主体职能定位的相互关联，强化一切工作以教育为中心。
劳教工作的核心目标“教育矫治”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根据教育学理论，“凡是以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和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过程，同可归之于教育活动”[1]。教育的本质是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矫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核心目标是使被矫正者顺利回归社会，成功实现再社会化。
劳教工作的执行效率取决于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经济学认为，工作效率指“工作投入与产出之比，是评定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是一种普遍承认的社会价值追求”[2]。劳教工作必须围绕教育矫治这一核心目标统筹安排各个层面的工作，优化配置各类资源，理顺各项工作机制，确保劳教的执行效率。
劳教工作社会化矫治的实践需要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构建。社会学认为，“人类必须通过相对较长的生活依赖期才能使得社会化成为可能，而我们在本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延长社会学习的时间至关重要。”[3]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安置和就业问题，为实现解教人员的有效社会化，劳教机关必须对外延伸职能，积极联系社会各类矫正机构，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服务于劳教机关的核心目标。
二、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
综合分析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劳教人员的矫治需求，不难看出，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障碍主要表现如下。
（一）思想观念障碍
目前，劳教机关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不能充分认清劳教工作的中心任务，不能准确把握“教育矫治”在劳教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两个认识误区：一是片面的安全稳定观，把安全稳定当做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以致偏离了劳教工作的中心目标--教育矫治；二是片面的劳教生产观，视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圭臬，忽略了生产为教育、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以上两种认识误区的共性在于割裂了教育、管理、生产三者的关系，削弱了教育功能的发挥。
（二）执行机制障碍
“劳动教养制度能否实现其社会价值，最终取决于执行工作的质量”[4]。目前，劳教工作教育矫治的现状是教育部门单枪匹马、独自奋战，其他职能部门本位思想严重、缺乏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因此各部门协调沟通不畅是劳教场所内部工作运行机制的主要障碍。导致不能有效整合所内教育资源，不能强力落实教育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矫治的工作效能。
（三）考核评估体系障碍
科学考核评估教育矫治的质量是全世界面对的难题，因为重新违法犯罪的数据库、数据模型还没有建立，重新违法犯罪率与监管场所的工作质量关联度缺乏科学界定，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跟踪考察机制尚不健全。虽然“首要标准”为教育矫治的考核评估指明了方向，但教育矫治成效的考核标准不易量化，实际操作很难，无法避免形式化的倾向。
（四）专业化队伍建设障碍
劳教人民警察是决定教育矫治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而目前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教育矫治功能的发挥。一是人力资源的配置缺乏科学性，没有实行专业化分工，通常情况下，警察“哪里需要哪里搬”，仿佛是全才，实则无效率、无特长；二是人才培训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前瞻性。一线警察在相对高压封闭的环境中工作，时间久了，必然产生职业倦怠感，不能培养职业认同感，缺乏职业成就感，有些警察甚至面临“本领恐慌”、技能匮乏的尴尬境地。
（五）社会支持系统缺失障碍
劳教场所内部的教育矫治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社会帮教部门的沟通缺乏长效机制，社会化矫治程度不到位；解教人员因为就业技能缺乏、挫败自卑感严重、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成功再社会化；“三无”人员（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和生活无助的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更无从谈起。就国家而言，制定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法规，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落实帮教工作的可操作性不大，致使劳教场所的教育矫治成效无法得到延伸与巩固。
三、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的路径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格局应当遵循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科学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矫治工作规律，对劳教机关工作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
（一）更新教育理念
构建劳动教养大教育工作格局必须树立全面施教、全程施教、全员施教的现代教育矫治理念。全面施教就是充分挖掘场所内外一切具备教育潜能的工作主体，发挥所内管理、教育、习艺劳动、公正执法和场所建设的职能优势，打造所内全警参与的教育主力军和教育主阵地，搭建所内外多层次、高质量的教育矫治网络平台。全程施教就是劳教人员从入所到解教，要接受阶段式、流程式、系统化的教育矫治措施，使警察施教与劳教人员自我教育相互结合、集中教育和个别化教育相结合，使教育矫治工作贯穿于劳教人员服教全过程。全员施教就是施教的覆盖面是每一个劳教人员，更加注重个案化矫治，针对每一个劳教人员的生理心理特征、违法动因、需求差异、社会环境因素和在服教期间的危险性程度及改造表现，实现测试排摸全员建档、矫治方案一人一策，对每一个劳教人员进行科学矫治，重新违法犯罪率降至最低。
（二）完善执行机制
首先要强化制度执行，从劳教机关党委、各职能部门、大中队到基层劳教人民警察，都要形成一个落实制度的统一体，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将教育矫治制度的目标和职责层层分解，层层推向深入，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落实体系。其次要健全监督机制，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教育部门要成立督查小组，定期深入到基层中队进行督导，定期通报制度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存在问题，使制度不断调整完善，使劳教场所内部的管理层级、部门间的工作流程和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教育矫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工作效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三）强化考核评估
从规范考核入手，对可以数据量化的工作成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考核时段，按季度、按月份或者随时进行考核，对不宜分解考核的教育工作实践创新部分，可在年终进行集中量化或者定性考核；从严密考核程序入手，按照一级考核一级的原则，采取日常考核、随机抽查考核、集中考核的形式，随时考核，即时公布；从兑现奖惩入手，将教育目标考核评估作为衡量各单位、部门及个人工作质量的基本尺度，作为衡量教育矫治工作成效和考核领导干部任期目标的主要依据，与评先评优、提拔任用等紧密挂钩，形成对教育矫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良好氛围。
（四）建设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从战略高度规划人力资源，建立一支具有人本管理理念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制定科学规范的岗位任职标准和选拔考核管理流程，合理引进教育矫治岗位急需的专业人才，探索复合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队伍建设新机制。要确定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长期目标，建立正规化的多级教育培训体系，通过重点加强与矫正能力素质相关的教育学、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知识的专业培训，重点培养警察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能力，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疏导矫治对象不良心理的个案矫治能力，基于矫治对象再社会化需要的技能培训与创业辅导能力。同时，应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在从严治警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职业发展上和生活待遇上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让那些具有丰富管理和教育经验的专家型警察产生于基层、沉淀在基层、扎根在基层，奠定教育矫治人才基础，从警力资源上保障基层教育矫治工作的需要。
（五）优化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矫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劳教人员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工作的社会化方向。对于被教育者而言，教育是使其恢复尊严的权利，是其再社会化的成长需要和成为合格公民的途径[5]。因此，教育矫治工作需要着眼于社会效果、立足于社会支持，依靠于各部门的共同配合。
实现所内外教育矫治资源对接。利用亲情会见、亲情电话以及场所开放日，加强与劳教人员家庭之间的联系沟通，积极搭建亲情帮教平台，修复和再造其社会支持系统；开展菜单式、订单式、自选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辅导培训，与相关企业进行沟通联系，建立回归实践基地，有条件的将劳教人员派遣到技能培训基地进行实习，铺设就业绿色通道，让优秀的劳教人员搭上“就业直通车”。在保证场所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向社会公益部门、机构和爱心志愿者开放，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到支持、参与教育矫治工作的队伍中来，利用教育、心理、医疗、科研、职培等专业机构和力量，获得他们的专业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7.
[2]曾宪义.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
[3][美]戴维·波普洛.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9.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5
培养有文化、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培训机制，也更加依赖于培训机制的改革创新。探索农村力转移培训的基本途径，对于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劳动力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1.教育培养目标主体错位
农业教育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民和农民家庭、农业干部和中央农业服务人员三类。但是，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因此农业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和农民家庭。国外许多国家，如荷兰、日本就非常注重对农民和农民家庭的教育。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教育培养的大多是国家农业技术管理干部，他们较多关注的是与政府目标相关的部分，对农村发展的关心程度不高，这与国家农业教育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2.教育内容、方式脱离实际
在教育内容上，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农户小规模经营，专业化水平较低，兼业现象比较普遍。但是，现许多农业教育单位只顾模仿发达国家设置专业，教育中过分专业化，设计的课程很难适应农户小规模经营的需要，导致农业教育与农村现实需要错位严重。在教学方式上，农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与农业实践的紧密结合性。农业教育应该在教授学生农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十分强调实践教学。但是多数农业教育机构和教学单位主要以传统课堂灌输的教学方式实施教育，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调动不够，同时也缺乏实践教育，导致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很差。
3.初等农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薄弱
建国以来，我国始终把为高等教育培养生源作为中小学办学方向，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和教师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农村普通教育与城市普通教育实施相同的模式。由于学制和教学大纲限制，我国农村学校进行的农村学生在校期间基本没有学习过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在广西，这一点更加突出，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农村学校的升学率非常低，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回乡务农。因此，农村中就出现大量“科盲”。同时，农村成人教育非常薄弱，大部分县份的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而且还存在培训面太窄、内容陈旧、培训方式落后等问题。薄弱的初等农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导致广西农村人力资源科技素质低的重要原因。
4.农业职业技能鉴定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
一是技能?b定总量相对较少。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急需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向比较效益高的农业各产业领域深度转移。但是，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总量较少，远不能满足农民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需求。二是技能鉴定发展不平衡。从农业不同行业看，种植业、畜牧兽医、农机、饲料、渔业、农垦、农村能源、农广校、乡镇企业等9个行业（系统），由于开展工作时间先后不一和各行业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技能鉴定工作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三是技能鉴定机构布局不合理。从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的分布来看，不仅数量少，覆盖面窄，而且相对封闭，尚未形成针对农民的服务网络。
此外，在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障碍性因素，如社会对农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农业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农业教育现代化投入不足、社会对农业教育缺乏规范的法制化调节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农业教育后续发展过程中，可以这些因素为突破口，寻求加快农业教育发展的可行之道。以充分发挥农业教育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推动作用。
二、创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策略
1.农村劳动力培训投入机制的创新。众所周知，因为农村劳动力培训具备公共产品属性的特点，因此其主要出资方为政府。但是人们也应该认识到，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从培训的投入方面来说，应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力量投资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需要承担培训经费的投入，并通过各种方式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专项基金。而社会各界的力量，则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培训投入参与。
2.农村劳动力培训运行机制的创新。首先，在运营机制方面，要遵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其中，增强其生命力与竞争力。所以劳动机构在劳动保障部门的允许下，可以通过各种正当方式进行学员招收。只有在多家劳动机构并存的环境下，培训机构才会具备竞争、危机意识。此外，培训机构也需要充分解读市场动向，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前景的培训内容和专业以吸引学员。其次，在管理机制方面，应该形成从省到乡镇各级的管理机制，从而实现横向与纵向的全方位的培训管理。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运行管理也可以提供各种便利。因此，借助计算机技术，可以构建出适应农村劳动力培训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平台。同样借助互联网技术，还可以通过远程教育等先进理念和方式实现网络教学。
3.创新立足实践，实施就地转移的教育培训
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地转移教育培训，使其适应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开发性农业的发展，提高集约化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待开发的农业资源利用和改造水平，可以解决一大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村内部就业。针对农村小城镇的功能定位（如商贸镇、工业镇等），开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所需要的教育培训，在农村金融业、商贸业、饮食服务业等农村生产服务和农民生活服务的行业，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教育培训体系，全方位为农业提供各种技术培训与服务，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4.对外输出，实施跨国转移的教育培训
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对外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提高国际劳务市场的竞争力，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国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培训模式打开了向境外输送劳动力的渠道。要保障培训质量和效率，首先，政府要自觉担负起职责，指导与规范现行体制下的培训机构，以便为创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模式做好准备；其次，规范中介组织，净化农村劳动力流通渠道的环境。一般来说，中介是政府职能的进一步细化，可以弥补政府职能的缺陷。借助中介组织与机构，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善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也可以减少用工单位的管理成本。
5.创新政策制度法规，为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创新提供基础。首先，法律法规是对创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最好保障。所以，农村劳动力培训必须从立法的角度加以保障。其次，人力资源市场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创新培训机制时，仍需要保障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康稳定。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6
【关键词】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前教育;机制
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农民的进步和发展又取决于农民的教育，而农民教育与培养问题正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不快，同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据调查，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仅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3.8%，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这是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的突出问题和症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没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教育与培训的相关制度。尤其是对农民工方面的职教培训，既没有形成就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又没有相关机制，实践的盲目性很大，虽然，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以及部分地区制订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水平，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尊法守法的自觉性，——实施“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政府启动这项工作十分必要，特别是在初期阶段，政府应重点做好资金扶持、政策供给、提供服务、搭建务工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组织保障。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供求机制为杠杆，在制度供给上建立职业教育、法制教育与培训的长效机制。
1.建立务工农民先培训后转移制度
一是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主要是针对有向二三产业转移要求的农村农民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引导性培训主要由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统筹组织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和社会力量，多途径灵活开展。二是求职过程中的技能培训。主要是对拟向二三产业技术工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生产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三是针对已经就业的农民共进行岗位培训，对以转移出来的农民工，针对行业、工种、岗位的工作要求，开展岗位培训。主要市依托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进行提高岗位技能的培训。这类培训根据农民工所在不同岗位、劳动力市场用工和企业生产需求由劳动保障部门和企业联合制定有关培训内容和培训计划，有的放矢地搞好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建立培训考核制度，规范培训教育基地监管机制
考核是任何一项有效管理工作必备的内容。务工农民职业教育、法制教育与培训也必须建立不断完善考核制度，科学制定考核指标。不仅对务工农民进行培训效果考核，同时对培训单位也要制定可行的培训考核标准，对其培训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根据培训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奖惩，以便形成动态管理机制，科学管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对现有的培训机构依法进行监管，在依法整顿改造的基础上提高其质量和水准。
3.引入行为测评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加强务工农民教育行为的测评工作，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其所属人员进行周期性的测评，农村务工农民人力资源开发应引入行为测评机制，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依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制定农村人力资源的行为标准，并依此标准对农村人力资源定期进行评价。实行“教育培训档案”，记录农村转移人员的受教育经历。同时，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与就业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强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力市场“通行证”的就业准入制度的管理，促进职业培训主动面向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根据目前实际，应进一步落实国家规定的就业岗位执行“先培训，后就业”，要求农民工必须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规定，引导和规范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业培训工作，以完善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机制，对于没有规定的岗位实行取得培训结业证书后就业同时劳动部门要加强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就业服务行为。
4.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建立城乡教育与培训统筹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教育需求还是城镇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都要针对市场经济和城乡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培训方式的改革。专业设置上，以就业为导向，既要考虑第一产业的需要，又要考虑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需要；既要考虑农民工当前就业需要，也要兼顾他们将来就业需要。把农村各类教育培训纳入我国教育统筹范围内，各级劳动部门也应把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纳入城乡教育培训一体化，实施城乡教育统筹规划，要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培训方式和模式的不同，以及区域性、地区的差别来制订统筹规划。
5.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培训投资多元化机制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7
第一，教育培训要适度超前，讲求供给与需求配合的适时性。目前，国际流行的解决办法是改“早期专业化”的定向培养为“职业教育基础化加短期强化培训”两步走，即第一步在较高起点的普通教育基础上，先进行对口不对岗的基础职业(专业)教育，这就是所谓的“职业教育基础化”。有了这种基础的职业预备队伍，就缩短了按市场需求岗位育人的培训周期。第二步是让具备良好基础素质和基础职业(专业)能力的人，面对社会近期需求的岗位，经过岗位技能适应性强化培训，就可以应聘就业上岗。这种“两步走”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蕴涵着适应社会需求的必要超前性，行之有效。
第二，教育培训要适需对路，讲求对就业门类需求的适应性。现代劳动力市场大多具有需求的“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知识更新与岗位多变的需求成为对从业者的客观需要。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也要适应这种要求。技能培训后的出路归根到底取决于市场需求，因此，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专业选择要认真做市场调研，对导向进行验证而决策。农村劳动力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上多种短期培训机构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灵活适应性和企业自身对劳动力需求的确定性，对其加以激励，使之开展适需对路的培训。
第三，教育培训要以人为本，符合教育和人才成长的规律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不仅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且要符合教育和人才成长的规律性。农村劳动力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要从着重近期需要的“短、平、快”，逐步向“内涵式”高水平教育培训发展。以育人为本的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应该提高受培训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及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而且要符合职业教育基础化与强化岗位培训相结合的职教发展趋势，以育人的高质量，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原则确定: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
第一，坚持灵活便民原则。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内容及语言要尽可能通俗易懂，培训方法上尽可能简便，便于农民接受;培训方式上尽量灵活，以短期培训为主，充分利用广播、现场示范等多种方式和农闲时间，最大可能的降低农民的参训成本;教学模式上可以分为课堂培训、学徒培训、现场示范教学、远程教育和函授培训等;资金补助上操作要尽可能简便，既要方便管理，又要方便农民，可以采取直接补贴、培训券等方式。第二，坚持适用效能原则。要强调适用性、突出技能性，以“零距离”教学确保“零距离”就业，紧密结合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解决农民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技术、技能问题，使培训后的农民能较快获取培训效益。第三，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一方面要坚持市场运作，不能政府包打天下，要充分运用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在培训中负责宏观管理职能，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考虑市场需求，实行按需培训，推行订单定向培训，由用工单位出“订单”、培训机构提“菜单”、政府部门帮“买单”。要搞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加强与劳务市场、用工单位的衔接，推行订单培训，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开展，增强培训和就业的关联性。第四，坚持分类培训原则。鉴于当前农民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就业意向等方面的差异，培训中应开展分类指导、定向培训，不断提高技能水平，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要。要注意分析农村劳动力的组成结构和务工特点，针对农民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安排组织培训。要区分新生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及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和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组织管理形式，开发相应的培训课程和培训内容。第五，坚持多管齐下原则。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各种性质的职业教育学校、社会各类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学校、行业组织和用人单位多管齐下，全方位开展培训工作，形成“先培训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制度，帮助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学有所长，学以致用，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他们开拓创造的信心。要充分发挥各类培训机构、培训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导他们积极组织培训为农民找出路，并根据企业用工需要，拓展培训项目，为企业培养输送大批技术工人。
三、机制创设: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
1、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投入机制。要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投入积极性，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培训投入机制，共同解决转移教育培训工作的资金投入问题。一是加大公共财政对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的投入力度。二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三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自发投入参加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
2、建立规范化的教育培训管理机制。要整合力量，形成合力，拓展管理宽度和广度，把农村劳动力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管理纳入规范化轨道。一是逐步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政府工作机制。二是明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职能分工和管理体制。三是把市场主导型培训纳入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体系。
3、建立制度化的培训绩效评价机制．要不断探索市场主导型培训绩效评价的有效方法，把政府主导型培训的绩效评价规范化、制度化。一是要使主导型转移教育培训绩效评价行为制度化。二是要探索建立市场主导型转移就业教育培训的绩效评价机制。
4、建立市场化的教育培训运作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投入、培训、转移等各个环节，提高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效率。一是财政补贴运作市场化，尽量放大补贴资金的政策效应。以农民受益和不干涉劳动力市场正常秩序为原则，采取市场化的财政补贴方式。二是加强对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的引导及转移就业的信息服务。三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对转移教育培训的引导作用。
四、运作策略:成人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
1、实行政府主导下农村劳动力用人单位与高职院校的有效联结。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来说，高职具有充分的教育教学资源，(如人力资源、设备实施、试验实训、基地、技能鉴定等);因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理应发挥高职院校在其中的作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从企业和市场收集有关的就业信息，包括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现实需求，行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技能的要求，以及通过预测对未来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的标准的推定，来存储、分析，给出有效的培训情报信息;这些培训情报信息应该及时反馈到高职院校，这应该是高职院校制定框架教学计划的主要依据，当然，高职院校在制定框架教学计划还应该从农村劳动力这个培训对象去调查分析，寻找依据。第二，由于市场对就业的需求和对劳动技能的要求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应该在组织和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工程的同时，注意控制环节，及时的进行调整、更新和整合。这就体现了就企业方面来讲有适应市场需要作出就业方向过滤的信息供给提供，高职院校有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根据就业导向作出教学内容安排的灵活性和执行力。第三，教学的形式、方法应该多样化。展开来讲就是理论或经验———课堂教学，一般知识性指导(包括就业常识、职业道德、制度纪律意识、维权意识、健康心理知识等);实践(基地、园区、企业)———在工作地点学习、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在现场学习、通过实际工作学习。第四，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培训从形式和内容上来应该是经济、管用、实效。即培训时间短;学的内容适用，贴近现实，更多体现可操作性，无须太多理论，主要以一般层次的为主;同时注重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培训的延伸，即考证培训、技能鉴定等形式，把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培训的短、中、长期不同阶段的培训结合起来。
2、实行“社区网络”服务。社区是社会、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协调发展的基本单位，建立社区教育培训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全员、全程、全面、全方位的培训制度。在城乡，主要是以县(市、区)为单位，以乡镇(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为依托，以行政村(居民委员会)为基础，形成三级社区服务网络。
3、从法律上确立就业预备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劳动准入制度的综合运用。政府应在农村劳动力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领域内发挥主导作用，即对农村劳动力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带有某种制度上的强制性。为此，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这方面的制度和法规，从法律上确立劳动就业预备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劳动准入制度。
4、实行教育培训形式组合上的有机结合。即根据农村劳动力不同特点以及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形式灵活的教育培训。一是以短训为主，长短结合。短期培训具有短、平、快和实际、实用、实效的特点，培训讲究信息广、时间短、技术新、针对性强，劳动力市场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同时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进行文化补习和学历提高的时间应当适当增长，做到长短结合。二是以集中为主，忙闲结合。因时因地制宜安排培训时间，对新生和尚未实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采取集中在职业教育学校、各类成人教育中转移培训机构集中学习，系统的安排培训内容，对已经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则可以利用市民学校、夜校等形式集中的参加引导性培训或进行技能培训，提高技能水平;同时，要合理把握时间，安排技能培训，做到忙时少学，闲时多学。三是以传统教育方式为主，理论实践相结合。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基本技术操作规程，采取传统教育教学方式的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图书等现代媒体进行专题讲座，培养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技能，尽力使培训图文结合，增强直观性、生动性，达到易学性;同时要利用示范操作与个别辅导的传、帮、带型学习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实践能力或实践机会，以扫除基础差、底子薄的非农化人员面对技术学习的茫然性，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切实让农民尝到甜头，从而不断增强技能培训工作对农民的吸引力、凝聚力。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技能人才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策略
一、国内外职业资格管理体系现状概述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对于人才技能素养的考评管理制度。要按照国家制定的政策法规，设定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对技能人才开展认定或考核或评定，最终对技能型人才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首要之举是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赋权确立技能人才管理领域的行动依据。随着社会生产力、现代化技术和服务水平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职业技能的日渐深化，对提高岗位从业人员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要建立相关岗位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从立法上、制度上、管理上确认技能人才的内涵和标准，实施上开展多部门尤其是教育与企业参与的技能培训、考试、认证和任用一条龙管理；职业教育认同产教融合的理念，从制度设计上要截断企业的参与无据可依的不足。还有，在劳动就业市场，被国际领域认可的职业资格证持证量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底气。“人才尤其是技能人才即生产力”，当前经济全球化加剧，教育亦须同步，即教育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教育改革应特别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并储备适应国际社会生产劳动的技能人才，并且在国际分工活动中发挥其活性剂作用。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有丰富的技能人才的战略储备。基于以上技能人才价值观，他们建立并完善了自己的技能发电站即“职业资格制度”。尤其是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其完善的职业资格制度、专业化水平很高的资格认证机构、严谨有效的职业技能标准和教育培养体系已形成。譬如德国和英国等，正在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推动经济发展。他们的职业资格制度，经过历史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庞大、复杂、普遍应用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欧洲一些国家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立法，他们还对资格证进行系统设计，严格执行，动态监管，并实行职业资格注册公开透明的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监督制度，保证了技能人才持证上岗，技能素养可靠，社会信任度良好。这些职业资格有效地把雇主和劳动者放在透明公开的社会劳动力的天平上，职业资格证就是一面金字招牌，通过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来实现劳动力合理的地理间的流动，借助市场规律的辐射作用，把劳动力要素发挥到最高效，并使之成为向全体劳动者开放的证书体系。
而在我国，笔者调研后发现，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的。尽管众多教育经济学者早就开展了此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认同社会的呼声，并建言献策，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上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地方各级政要都统一了认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建设项目，确立了技能兴国职教培育技能人才储备的大政方针，即今天的大职业教育观，但从内容上看，技能人才的顶层设计统筹管理教育培训手段和方式方法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当前最需要的是在国际化的视角下立法立规、规划设计，全面梳理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管理制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深化改革，尝试建立一套系统的，严谨的和规范的管理实践体系。
二、国际化对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现实要求
职业资格证书是经政府认定，表明劳动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所必备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证明，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和用人单位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
据了解，中国于一九九三年开始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雏形框架，但在制度上依据不足即法律法规尚待完善，还有就是全社会综合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亟待完善。1993年全国有三百二十万人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其中二百八十万人获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1999年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职业资格持证人数超过1500万；全国共有职业技能鉴定所四千九百个，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职业技能鉴定网络。此后一个时期，中国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体系，使职业技能鉴定的覆盖面明显扩大，提高了鉴定质量，增强了职业资格证书在社会上的权威性，逐步实现了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文凭并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就业制度相衔接的目标。截至2004年8月，我国共有超过4800万人（次）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8万多个，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18万人。此后的10年经历了量的飞跃，但各种机构证书也有些泛滥，在总量统计上非常模糊。为适应国际化趋势，2014年8月，国务院取消了部分资格证如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等1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到2015年将基本完成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的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太多、证书太乱的现象有望改变。2014年8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指令人社部负责总体管理披露执行职业资格证的工作。
但是当前的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制度管理问题多多，不容乐观。譬如，职业教育与行业缺少有效沟通与协作，各种技能认证信息高度不对称，特别是证书的公信力在劳资市场的信誉度、认知度低下，还有就是我国忽视了与国际市场互通认证人才共享机制的建设。以上种种弊端显著的影响如下：
首先，表现在职业资格获取的主战场即中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谁在教，教什么，学与岗，证书与应岗实施能力之间，始终还是少有成功衔接的“两张皮”。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职业资格证书应用价值缺乏一致性和动态性。其次，就业准入政策没有标准和依据，行业间自律不严，或少数持证上岗也因特定人为因素影响执行上形同虚设，最终是有证与无证都无所谓，培训机构大量考证培训却消耗了巨大的财富。社会上职业技能资格的公信力十分弱。再次，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的技能人才国际地位低下。形成这一局面的，在于一直以来我们忽略了与国际职业技能的互通。按照国际现行规则，从事相关职业者必须持有公认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就业准入法律。还有，内部职业应用政策执行上各行其是，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各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配合，还形成了各自准就业的土政策，培训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假证泛滥，真证名不符实，造成的后果是有证无市、有市不看证。如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招聘，未经职业资格认证的劳动者不仅占用了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生的就业份额，也给生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而地区和行业保护主义倾向对职业教育实施职业资格认证的推诿影响了社会公开公平度，产生了用工歧视，如同工不同酬、同技能不同顶岗等等。同时，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从进入市场开始，就伴随着浓重的利益色彩。要推进职业院校与行业协会的合作，实现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真正衔接，会受到行业保护主义的阻碍。由于职业资格标准与学校教育要求不一致，使得职业院校学生需要花费一定数额的费用，通过相关职业资格认证机构的培训与鉴定，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以上问题客观存在，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大事，除非我们重开闭关锁国的国策。目前，信息技术已渗入各行各业，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着各个行业升级换代，对我国来讲，由于国情使然，经济全球化加速，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依存，要想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摆脱中低端的局面，缩减差距，对内优化经济结构，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从职业教育领域实施技能人才提速经济发展的战略视角出发，基于国际化背景开展职业资格认证项目全面改革，引领我国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优质、合格的劳动力，是当前的首要措施。
三、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发展对策
凡此种种，根源上在于无据也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管理混乱，内涵实质匮乏。变革牵涉面至少关涉教育部门、人事劳动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等等，还有统筹沟通、协调机制。笔者认为以下可以阐释认证项目的有效尝试：
1.优化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体系
发展至当前，我国基本完成了职业资格管理系统设计，但远没有成熟完善，这个还要梳理整合。在国家层面赋权人社部设立了专门机构全国统筹管理职业资格事务，即“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中心”，对我国当前的职业资格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设计管理，其规划设计摘录如下图：
笔者完全赞同以上设计规划，详细全面，后期在执行中按图索骥即可。
2.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职业资格保障体系
任何好的规划设计还要有强悍的执行保障，我国的职业资格管理项目尤其要重视这一点。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全力实施：首先是要有明确、详尽的职业教育立法改革，保证技能人才的地位、相关部门的权责和义务，使得职业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譬如企业的参与、打击假证泛滥、培养内容资质空虚等问题；同时尽快完善已有的职业教育法规，尤其是地方性的行业性的法规，打破垄断和隔断，依据更新的职业规划设计，保障国内职业教育的实施、证书的获取与管理，由各级主管机构依法行事，消除证书管理无主、机构多证书多却形同虚设的局面。其次是要从国际职业特征的视角，秉持国际合作中国民待遇条款的精神。这就产生了如何在职业资格培训认证上促进我国公民跨国就业以及如何认证外国职业资格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目前尚未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职业资格证书互认协议，所以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国家规定的职业（工种），原则上必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而中国人在境外从事职业或工种如何接轨，却无从管理和进行人力援助。所以本国政府应与他国建立类似协议，与他国互助合作，引导境内外行业协会互通，互认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全面管理就业或上岗并保障证书的国际公信力，即该证书须经过本国公证机关公证，实现双边可查可管。
3.建立职业资格证项目社会信用监督体系
职业资格证项目要想全国一盘棋，光有系统设计、保障执行还不行，还应有面向社会劳动者的监督机制，让资格证在阳光下行走，迎来“规矩”，杜绝管理机构的乏力遗留的问题。第一步是在国家管理中心实施全部证书注册登记，分级归属管理，落实到用人单位和持证者，对违规不达标的职业资格持有发放要从法律上进行严格清算。第二步是依托国家职业资格数据库大数据，清理证书类型和效用期，使持有人先注册在岗的实施岗位操作鉴证上报考核；有证书无对应岗位或有岗位无相应技能证书的则到制定机构鉴证，给于一定的从业周期，到期自动注销，最终使得全社会能够公开公正透明地任用技能人才，并给予相应的劳动价值回报。这就是技能动态鉴证机制，提升我国技能证书的公信力。
4.开展有效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最后是要严管技能获取的提供单位即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对其要进行培养质量水平认证，用国际先进标准进行认定，资质在国家中心可查，培养情况可溯源，对社会公开其教育培训及其信用信息，以此监管职业资格的内涵。这一模块的实施主要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即高校和资格培训认证机构来实施，人力资源保障中心应从管理渠道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市场之间的瓶颈，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职业资格考证方式，在推进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过程中构建职业教育、职业资格认证与企业实训用人机制的互动平台。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职业资格还处在发展阶段，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立足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进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坚持“技能人才”是强国之本，全面培养技能人才，用系统管理和证书赋予技能人才标签，从素质和内涵上进行提升，面向社会重塑其公信力，让全体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力市场有效使用人力资本、尊重人力价值，让人力资本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开动马达。
当前我们不是没有设想和规划，但最主要的是在具体执行上的困难，特别要打破隔断，把“证书――能力――教育培训――岗上人力评价”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向全体劳动者开放的证书体系，媲美国际上德国技能模式，让技能应用在中国高速奔向国际经济舞台的道路上良性高效运行，让技能振兴民族、振兴中国制造。我们的主管界要上下齐心，各个环节要为人才的产生、培养和任用扫清障碍；培养机构要在能力上提升，能胜任人才培养，人才技能信用可靠，岗位能力有效；社会合理恰当使用技能人才，依据相关制度的保障、激励和规范，充分发挥人力生产力的价值。最后，我们寄希望于人社部的综合协调管理，使得职业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劳动保障之间有效地联动，开发符合国际需求的高规格的专业标准，将职业资格认证项目更好地融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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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9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需要探索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途径。当前高校教育存在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实践，而后勤为大学劳动教育课提供了实践平台，学生通过每个学期必要的劳动实践或者勤工助学进行管理与服务，感受服务和劳动的艰辛，和不同层面的人打交道，感受后勤工作、接受后勤环境氛围熏陶，为今后走上社会，更加贴近实际、更加贴近岗位需求做好充分准备。
2后勤环境发挥育人功能的实践与探索
2.1加强后勤物质环境建设
高校后勤致力于为学生创建安全、文明、干净、和谐的物质环境。后勤部门在高校“标准化”建设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通过在食堂内安装实时监控系统，从源头上监控原料的采购、清洗、烹饪、售卖各个环节,保障学生拥有健康的饮食环境；在学生公寓硬件建设方面，通过安装门禁和监控系统保证学生人身和物品的安全。在宿舍楼的活动室安装电视机和DVD，创建大学生创业基地，丰富了学生的公寓文化生活；在校园内开辟桃李园、在公寓园区种植花草树木，创造了干净、优美、整齐的学习生活环境。硬件设施的完善为后勤发挥环境育人功能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学生食堂和学生公寓成为大学生学习、娱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阵地。
2.2加强后勤学生队伍建设
加强后勤学生服务队伍的建设是发挥后勤环境育人的有益探索，通过开展后勤文化活动以及学生队伍成员在同学间宣传，将学生平日看不见的后勤服务工作提升到可以看见并亲自参与的层面上，切实感受后勤工作的艰辛。根据后勤维修、绿化、餐饮、宿舍、保卫的工作类别组建义务维修队、绿化小分队、伙食管理委员会、宿舍管理委员会、学生义务消防队等学生组织。经过量化的考核和筛选，这些学生委员会在信息传递、卫生检查、评比活动、校园美化、日常安保等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他们是广大同学和后勤服务部门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也在工作的过程中锻炼了协调能力、劳动能力。健全的组织环境较好的实现了后勤和学院师生的良性互动，达到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目标。
2.3加强后勤文化环境建设
打造“文化后勤”是高校后勤改革的趋势，也是发挥后勤环境育人作用的关键。以宿舍文化节、美食节为载体，将与学生联系密切的生活文化优化组合，组成良好的后勤育人的文化环境。在食堂开展“我在后勤的一天”、“学生厨艺精英大赛”等活动让学生自行到市场采购食材、比对价格，穿上工作服到食堂工作间亲自操作，增加对食堂菜价的理解，了解校园周边无证摊点快餐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饮食安全意识，更让学生体会到后勤、食堂工作的艰辛，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别人劳动成果的良好习惯。在学生公寓开展气排球比赛、手绘报比赛、走廊创意大赛，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特色、发挥专业优势，重点开展宿舍文化内涵建设。创建品牌活动、精品活动，树立后勤文化旗帜是后勤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后勤开展优质服务品牌活动，内容涵盖维修、宿舍管理、医疗、保卫、食堂、员工礼仪多个方面，同时深入各个教学部门开展座谈会、下发问卷让师生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通过邀请专业的礼仪老师讲解工作礼仪，邀请领导、师生参与到岗位练兵等精品活动，让师生体会后勤基层服务人员工作的辛劳，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些文化活动使后勤成为融思想教育、行为指导、生活服务为一体的育人场所，培养了后勤员工、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参与后勤、培养劳动意识、参与劳动实践的积极性。
2.4加强后勤制度环境建设
根据管理的需要，后勤部门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如《学生宿舍管理规定》、《食堂食品卫生管理规定》、《员工培训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为日常的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准则和依据，奠定了以制度办事、以制度管理的工作基础。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引进物业有限公司，与这些物业公司制定《物业服务量化考评细则》，奖惩分明，划拨出专项奖励资金，根据员工的综合表现施行奖励提高后勤物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学生公寓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检查制度，将学生在公寓的表现纳入个人综合素质考评体系。这些制度让后勤的工作人员、学生能够增强自律，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要求。
3后勤环境育人在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取得的初步成效
3.1后勤文化环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德育氛围
通过开展活动、将社团引进公寓等形式学生接触后勤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优质服务”品牌活动的推广和宣传使学生能够零距离体验食堂、保洁和维修等工作，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吸引学生参与后勤活动、调动学生积极性，其产生的效果往往大于被动的劳动教育课，营造了良好的德育氛围。
3.2服务队伍凝聚力和协作能力增强
在员工队伍建设中注重专业技能的考核，以小组为单位对员工进行管理，奖惩制度分明，促进后勤员工相互督促、相互鼓励，形成良性的队伍发展模式，为学生服务队伍树立良好的榜样。在学生队伍之间召开座谈会、素质拓展等活动，增强后勤学生服务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后勤学生服务队伍的工作效率，培养大学生团结协作意识，学生服务队伍的凝聚力和协作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3.3后勤制度环境趋向完善化和科学化
高校后勤针对食堂、公寓管理、校园安全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确保学生生活环境安定和谐。通过调查问卷、草案试行等方式施行某项规章制度，再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作出相应调整确保制度人性化、科学化，使学生充分享受后勤各项制度为生活带来的便利，激发学生感恩之情。
4充分发挥后勤环境育人作用的启示
4.1把实践性教育纳入必修课程，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古语有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这促使学校和家庭在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上一味地追求文化教育，理论成绩至上，不鼓励甚至不让孩子参与家庭或者学校的实践教育。部分高校已经在后勤劳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和尝试，但大都只是单纯的进行简单的劳作，没能发挥好劳动课的德育功能。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后勤实践性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劳动意识的重要性，重视后勤实践性教育的育人功能，将劳动教育课纳入必修课程，把理论考核、实践性教育和大学生在学生公寓的表现纳入个人操行评价系统，把它作为考察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依据。
4.2挖掘后勤德育教育平台，加强教学部门与后勤的良性互动
后勤在高校中秉承着为教学、科研、师生服务的宗旨。长期以来教学、科研和后勤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高校应当改善后勤与教学、科研和师生三者的关系，挖掘德育教育的新平台，将部分全校性的后勤工作任务分派到各个教学部门或者院系，促使师生一起参与后勤服务和建设校园的活动中来。第一，组织毕业班学生种植“毕业树”将班级的格言制作成牌匾置于亲手栽种的树木前，美化环境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将单纯的劳动提升到德育教育的高度；第二、在学生公寓施行“辅导员进公寓”制度、设立“学生党员宿舍先锋示范岗”、“社团进公寓”，加强后勤部门与各系部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发挥环境育人的最大功效。第三、全校学生签订《创建安全文明宿舍》协议书，承诺平时保持宿舍、走廊的干净整洁，毕业离校时将宿舍恢复原貌，文明离校，给学弟学妹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些都是可以挖掘的且全校学生能共同参与的后勤德育平台，能较好的体现后勤工作的人文关怀，激发学生互相关心、感恩母校、感恩社会的正能量。
4.3培育优质服务队伍，找准后勤环境育人的关键点
后勤服务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后勤服务质量的高低，要对后勤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礼仪培训、入职培训，不定期检查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建立奖惩机制，激发员工竞争意识，强化后勤人员服务理念。从心理学角度剖析，无意识的教育是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后勤基层工作者良好的服务表现会在潜移默化中给大学生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这些良好的表现会引起学生内在的需要和感情上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人文环境育人的目的。后勤社团的成员定期开展后勤宣传活动，发挥学生队伍的舆论力量，让更多的学生自主参与后勤工作、自觉遵守食堂、公寓各项细则，提升自我约束力。
4.4加强后勤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后勤环境育人氛围
“文化后勤”要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公寓文化和食堂活动为载体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平台，开展具有后勤特色的德育教育活动。以“优质服务”活动为依托在学生间开展义务维修、宿舍安全知识竞赛、气排球比赛、厨艺大赛；在后勤员工间开展培训、“我能为学生做什么”演讲比赛、岗位技能大赛，营造良好的后勤文化氛围。后勤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很多财富和经验，高校后勤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将典型的后勤服务案例整理、汇编成册为以后的后勤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了《后勤工作简报》内容涵盖了后勤新闻、工作动态、安全保卫、医疗保健等内容，学生参加后勤活动的心得也刊登在报，丰富了简报的内容也激发了学生参与后勤活动积极性，该形式让学生更能够从后勤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4.5完善管理制度，用后勤制度保障德育功能的实施
劳动教育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