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概念篇1
关键词：新媒体；自媒体；关系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与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新媒体与自媒体在21世纪的风头已经盖过传统媒体，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两者却存在令人尴尬的局面：新媒体与自媒体混淆。因此，对自媒体与新媒体的定义进行梳理，辨析两者的关系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对新媒体与自媒体显示作用的发挥有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的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
新媒体比自媒体出现的更早，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研究有很多的说法，在传媒界也没能够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界定，因此认为通常将新媒体成为“一个混乱的概念”。随着新媒体的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逐渐出现，而当自媒体出现后，新媒体与自媒体概念的较差使得混乱新媒体概念混乱现象更加突出。为此，通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概念的梳理，希望可以对两者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的效益。
（一）新媒体的定义
“新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提出，当时，戈尔德马克将新媒体制作电子录像，随着美国传媒界对新媒体这一概念的继续研究与深入，新媒体在全美乃至世界广泛流行。
我国对新媒体这一概念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根据现有最早的英译译文，推测我国最早出现新媒体这一概念是在1978年，此后，关于新媒体的译文以及研究受到传媒行业的普遍关注。90年代后，我国电子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传统传媒业依托网络技术的便利，也逐渐朝新媒体方向迸发，新媒体因此逐渐成为潮流，而后，我国传媒界也尝试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界定，在2000年，吴征就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可以将新媒体定义为交互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进入到21世纪，各传媒学界与传媒领域的领导者也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了研究与概述，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所谓新媒体就是一个新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广播相对报纸就是新媒体，而电视相对广播也是新媒体，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新媒体是通过计算机处理后的信息并通过网络形式传播的一种媒体形态”。而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执行主席吴征则认为，新媒体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与旧媒体不同，其实在本|上新媒体与旧媒体没有什么不同。其中对新媒体概括比较全面的是宫承波在《新媒体概论》中的阐述，他汇聚了国内外学者对新媒体的定义，是目前国内比较认同的有关新媒体概念的阐释，文中对新媒体的界定为：所谓新媒体，指的是利用现代数字基础、网络基础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并借助现代互联网、无线通信网以及卫星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而以电视、电脑、手机为接受终端，向用户传播视频、音频、连接游戏等的信息或娱乐服务的一种传播形式的总称。
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媒体的观点，可以发现，虽然学者所给出的新媒体在角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使得概念的形式多样，但是都指出新媒体是继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的新的传播形式，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借助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现代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形成新的传播手段。
从旧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变上来看，如果将新媒体的作为区分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显然在概念上会显得比较宽泛与粗糙，但是由于新媒体本身发展的较快，且各方观点不同，因此将其定义进行统一规范也就无从下手。所以，传媒工作者为了充分利用新媒体，就将以互联网与手机为载体的媒体形式。
（二）自媒体的定义
自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博客”形式创始人丹.吉尔默与2001年9月提出，在自媒体博客中，吉尔默提出了“新闻3.0”的想法，在他的理解中，将新闻1.0概括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新闻2.0则可以称作为新媒体，新媒体3.0就是以“博客”等互联网传播形式为趋势的自媒体。从这一概念上来看，自媒体出现的比新媒体晚。此后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的“自媒体”报告。
吉尔默在博客中对自媒体的定义分析中，将自媒体称作草根新闻，并对自媒体的作用和前景进行了阐述，2003年，博客这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出现，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文字、图片，并且能够将其分享给他人，因此，博客也风靡全球，受到人们的追捧，媒体研究人员对自媒体这一概念谈论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自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在不断发生改变。
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也出现的比较早，但是大多数都是根据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的研究报告进行的定义拓展，在自媒体定义的认同上，传媒界普遍认可一种观念，那就是自媒体是具有交互性的，也就是在自媒体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现代互联网，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二、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关系辨析
通过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新媒体是继传统媒体之后的一种新的传媒形式，是媒体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随着自媒体的出现，新媒体与自媒体由于都是借助现代互联网与高技术手段进行传媒过程，这导致在实际使用与研究过程中出现两者定义混淆的局面。所以，为了更好的区分新媒体与自媒体，根据两者定义上的差异，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辨析，有利于两者更好的发展。
（一）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接续关系
接续关系，指的是将自媒体定义为继新媒体后的有一种新媒体类型，关于自媒体是新媒体这一接续关系最早的认可者就是“自媒体”概念提出者丹.吉尔默，在其“新闻3.0”的想法中，提出媒体发展的趋势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过程，在这一发展链条下，自媒体显然作为新媒体的接续。
在自媒体刚提出的一段时间，这种观念比较流行，很多研究者也将吉尔默的新闻发展方向作为思路，并且人们也认可当时比较流行的博客形式，将其作为新媒体的接续。但是从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上来看，两者显然不是接续关系，因为新媒体是以现代互联网为基础的传媒形式，涵盖的传播面非常广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也逐渐出现，两者在信息传播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借助现代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进行的传播活动，吉尔默所阐述的自媒体与新媒体是接续关系事实上只关注了两者的差异，却没有认识到两者在互联网背景下所具有的共同属性。
此外，从本质与技术背景上来看，新媒体与自媒体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新媒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媒体类型的一种，都注重对受众的主观质量感受，并且都希望通过挖掘受众的需求来不断提升自我吸引力，两者同属一个传媒背景，并且在资源挣脱方面日趋激烈。此外，新媒体从报刊、电视、广播等演变之路可以发现，新媒体的出现不依托传统媒体，而是现代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因此人们很容易区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而自媒体却不同，它和新媒体产生的条件相同，其演变并不是跨技术的，而是在新媒体的基础上衍生的，为什么现代传媒人员会将新媒体与自媒体两者混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新媒体与自媒体两者都是在互联网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媒体形态，两者不存在技术鸿沟，因此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继续关系。
（二）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等同关系
将新媒体与自媒体等同，事实上就是将两者概念混淆，既在定义上将自媒体看作新媒体，这也是目前传媒界混淆两者的原因。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编在有关自媒体的研究报告中，将新媒体的定义归纳为“反思利用最新的鞑ナ侄危尤其是现代互联网、收集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形式，都是新媒体”，这一概念阐述事实上将新媒体与自媒体进行混淆。然而事实上，两者却存在清晰的界限。
从上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定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者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第一，传播主体不同。新媒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施工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演变而来的，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也仅仅是“点到面”的传播过程，并非针对某一个体。而自媒体却更加大众化，传播者与接受者由于都可以是普通民众，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既可以是“点到面”的传播，也可以是“点到点”的传播，比如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工具，人们可以将信息分享给制定的好友，因此在传播上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然而，这种变化也并不能理解为自媒体是新媒体的一种接续，因为两者虽然在传播主体上有所不同，但是新媒体与自媒体却都是依托互联网这颗大树进行散枝的。第二，自不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不同，但是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手段却相同，然而由于两者传播主体不同，所受的约束也不同，与传统媒体相同的是，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与传统媒体有着同样的约束，这是因为新媒体的传播者主要是正规的传媒结构，并且其“点到面”的传播方式要求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要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避免向民众传播错误的观点。而自媒体却不同，由于其亲民化的特征，因此比新媒体拥有更多的自与话语权，民众可以通过构建自己的自媒体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来张扬自我个性，并且还能够实现传播者与接收者的互动，因此，在自方面，自媒体要比新媒体有更大的自。
通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的描述，可知两者有并非等同关系，而是存在个性上的不同。
（三）自媒体与新媒体是从属关系
自媒体既非接续关系，也非等同关系，究竟两者存在何种关系？笔者认为，自媒体与新媒体是从属关系，既自媒体是新媒体大树上的一个树枝，并非全新的物种。对两者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自媒体属于新媒体，两者在技术背景上无区别。和新媒体演变方式不同，自媒体的演变更加顺利，自媒体的演变充分接触新媒体演变的经验，在数字科技与网络技术基础上不断发展与壮大，并且每一次互联网革命都会形成新一轮的自媒体形态。吉尔默所阐述的自媒体实施上都是建立在新媒体所依托的网络技术背景下，当时将博客视为自媒体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互联网以及手机通讯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等降博客蚕食殆尽，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虽然自媒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所依托的技术背景却是永恒不变的。
第二，新媒体概念中涵盖自媒体，但是两者不等同。在所有关于新媒体概念的定义研究中，有几个概念是被公认的，比如美国《连线》杂志提出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又如“数字化、互动式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而如果将自媒体的定义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新媒体的定义中其实涵盖了自媒体的定义，在区分两者的定义中，传媒学者往往认为两者只在传媒主体上有所不同，既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主体由传媒机构变为普通大众，然而这种主体变化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只能说两者是一种涵盖关系。随着传媒行业对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媒体在概念上既包括专业传媒机构“点到面”的传播过程，也包括普通大众主导的“点到点”的自媒体形式，因此将自媒体作为新媒体大树上的一个枝丫，两者属于从属关系。
三、结语
新媒体与自媒体作为当前广泛使用的传媒形式，使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由于两者在技术背景与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在实际使用上两者经常会出现混用的情况，但是从两者的定义以及媒体属性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有清晰的界限，只是一种从属关系，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辨析，能够使两者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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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概念篇2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参考书目]：[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10]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新媒体传播概念篇3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经常听到、看到、耳熟能详的，除了研究方法、传统西方传播学理论、学派名称之外，就是一些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领域”、“场域”、“社会资本”、“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专业主义”、“符号”等。与此同时，由我们自己传播学者创造发展的土概念也逐渐开始进入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闻的“双重属性”、媒介的“三角关系”、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编辑部的“象征资源”、“双重意识形态”、“权力寻租”、新闻发展的“拐点”、媒介“集团化”“招安”、“擦边球”等。跟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Shanahan，1996;Shanahan&morgan，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修正，甚至推翻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擦边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擦边球的特殊利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注释]
[1]Reynolds，paul.(1971).aprimerintheoryConstruction.Boston，ma:allyn&Bacon
[2]morgan，michael&Shanahan，James(1996).twodecadesofcultivationresearch:anappraisalandameta-analysis:inB.Burleson(ed.).CommunicationYearbook20.thousandoaks:Sage;Shanahan，James&morgan，michael(1999).televisionanditsViewe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3]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新媒体传播概念篇4
[摘要]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六要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带动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出发，结合大庆旅游纪念品营销案例，对纪念品的新媒体营销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关键词]旅游纪念品；新媒体；营销策略；大庆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63-03
1引言
旅游业作为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开展。在旅游业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收入一般要占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左右，而我国目前仅为20%左右，旅游购物一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国内不少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虽然设计开发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旅游纪念品，经济效益也有了一定提高，但距离新产品所应该达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有一定距离，这主要是由于在旅游营销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景区和目的地的营销，忽视旅游纪念品营销所致。
而现今日益强大的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新的媒体形式——互联网、手机、移动电视、电纸（子）书、网络电视对传统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为主导的媒介形式提出了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无视新媒体的作用。在新媒体背景下，传统的营销方式需要跟随这一潮流进行变革和创新。在此背景下，研究新媒体背景下的旅游纪念品营销就显得尤为重要。
2旅游产品、旅游商品与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区分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旅游产品、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或其他相关概念都还未达成共识，甚至没有完全统一的名称。各种概念之间界限模糊，本文在对旅游纪念品营销研究时，有必要界定旅游纪念品的定义，理顺旅游产品与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这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揭示旅游纪念品的本质特征。
旅游商品研究的早期，有许多学者把旅游商品等同于旅游产品，认为旅游商品包含了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一切的有形和无形服务；之后有广义的对旅游商品的理解，认为旅游商品是旅游活动中所购买的实物用品；而另外一种狭义的解释则是把旅游商品仅仅限定为旅游纪念品。
可以理解的是，对旅游商品不同的理解是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而做出的，虽然不同的理解从其自身研究的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样也有他们的缺陷。把旅游商品等同于旅游产品使得旅游商品内涵过于宽泛，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难以区分旅游商品与普通商品及旅游产品；将旅游商品理解为旅游纪念品，理解过于狭隘，说明不了旅游商品对旅游经济的真实贡献，对于如何拉长旅游产业链条也是不利的。而需要看到的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购买的商品不仅仅只有纪念一个目的，还有比如体验、享受等其他目的。另外，价格的吸引也会成为旅游者购买商品的动机，如在旅游目的地购买免税商品。三者从概念上区别如下表所示：[]
旅游产品、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概念辨析
旅游产品[]指旅游过程中旅游者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它涵盖了旅游者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和劳务，包括了无形产品和服务及旅游线路
[bhdg4]旅游商品[]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出于非商业性目的而购买的实物性商品，它不包含旅游活动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bhd]旅游纪念品[]即在旅游整个活动过程中购买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且具有纪念价值的旅游商品
本文中认为旅游纪念品，是指旅游者为了留下美好的记忆和怀念或者准备带回去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而在旅行游览过程中购买的富有纪念意义的劳动产品。
3新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3.1新媒体的概念
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旧的媒介形式而言的。旧媒体，亦称传统媒体，一般指的是报纸、杂志、广播、户外广告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功能不断拓展，媒体内容也不断丰富，在技术与媒体的相互交融发展中，媒体形式不断建设、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成熟。就现阶段而言，新媒体更多指的是基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通过宽带无线、有线、卫星网络等各种现代化传播手段，传播数字化文字、声音、图像信息的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熊澄宇教授将新媒体定义为：“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
综合上述关于新媒体的定义，本文中所认为的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传统四大媒体（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而言的新兴的传媒手段和方式，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媒体特征。相对于传统营销，新媒体营销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有：搜索引擎营销、网站植入广告营销、网络社区营销、无线营销、网络视频营销、博客（微博）营销及病毒式营销这几种。
3.2新媒体的特点
一般认为，在现代技术水平和条件下，新媒体形式主要包括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即互联网媒体、现代移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是基于因特网（internet）传播新闻和信息的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网络媒体拥有无与伦比的时效性、互动性及资源的优势。手机媒体是一种以手机为载体传播信息的媒介。手机媒体的受众资源丰富，根据工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推算，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了四亿户。而在中国2.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数已达7305万人。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综合以上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将新媒体的总体特征总结如下：
3.2.1传播内容的多样化
新媒体蕴涵海量信息，信息量极大丰富，达到以往任何媒体都无法企及的高度。网络时代没有秘密。任何社会事件都可能引发网络关注，任何话题都可能引起热议与感慨，任何问题都可以放到网上征询来自世界各地的答案。与优点相伴的，新媒体中由于缺少有效的“把关人”的角色，信息主体大量膨胀，也导致冗余信息大量存在。
3.2.2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的大众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普罗大众只作为信息接收者而被动存在。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都无法通过这些媒介直接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因此大众媒体与受众之间基本上都是单向传播。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多元的，传统的传播主体和受众现在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并且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使得信息变得更有价值，每个个体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手机平台消息，成为信息源。同时受众也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一种参与感，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被空前的调动起来。信息的互动性使得受众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改变。
3.2.3传播方式的交互性
网络传播是一种双方向的
传播模式，传输者与接受者可以实现互动，受众能够随时反馈意见与建议，能够提各种定制要求，而传输者可以及时改变与调整传输内容。博客、播客等全新的传播方式，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关注的信息。
3.2.4传播受众的个性化
网络媒体包括手机媒体的传播，都是一种真正个性化的传播。给十个人每人一部连着互联网的电脑，几分钟之后去看，每个人关注的内容都会有所区别。在资讯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每个人的个性都得以彰显。事实上在新媒体的传播内容设计中，大多都蕴涵了受众的个性需要。
4以大庆旅游纪念品为例分析旅游纪念品新媒体营销策略
目前，大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主要包括石油工业类、民俗风情类、自然风光类、创意类旅游纪念品等4大类，已委托专业设计人员针对大庆本土的地域特色专门设计百余件纪念品，在旅游纪念品种类、数量和质量上远超过一般旅游城市。但就其销售现状来看，大庆目前有近40家旅游商品销售网点，主要以实体店零售为主，主要分布在市中心个别景点和商场，尤其在百湖艺术群落呈现集群状态，各区县零星分布。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亟须建立一套纪念品营销策略，将大庆优质的旅游纪念品推广和宣传出去。
4.1搜索引擎营销
通过与搜索引擎网站的合作，大面积扩大大庆旅游纪念品营销的范围，迅速扩散宣传效果。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传播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百度、谷歌搜索引擎冠名，即在这些搜索引擎的主页，出现大庆旅游纪念品和大庆旅游官方网站等的链接。第二种方法是购买搜索关键词，即人们在搜索“大庆”、“石油”、“磕头机”等关键词时，在搜索结果中出现“大庆旅游纪念品”的引导语句。第三种方法是在游客关注的信息中加上大庆旅游纪念品的标识。
4.2微博营销
微博营销是一种低成本拓展和主动管理目标客户的全新营销方式，已经成为很多旅游机构关注的领域，旅游城市如杭州、旅游景区如九寨沟、旅游企业如艺龙等都前仆后继开通微博平台。据观察，许多旅游城市或景区在微博中的内容以当时当地美景图片欣赏为主，而旅行社在微博中的内容更新几乎都是当月行程的最新报价。极富煽动性的话语，每月不定期推出的优惠活动，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快速知道旅游资讯，节省了大笔的平面媒体宣传费用。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旅游管理部门或者旅游企业所开设的旅游纪念品微博，一个专业的旅游纪念品微博的开通，为其营销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费用，而且凭借网络这一平台，营销效果可以呈现级数增长。
根据对众多旅游微博分析发现：直接新产品或公布旅游动态，用户的转发率和评论率都不高。而通过发起互动话题，或回答用户疑难问题的形式，获得的传播和互动效果却比较好。由此，旅游纪念品在开展微博营销时，需注意微博内容切忌全部都是纪念品推荐广告，可以适度增加一些体现公益形象或娱乐元素的内容，以降低用户对微博营销的反感度；在进行旅游纪念品促销活动推荐时，可多尝试通过发起话题或回答用户疑问的形式，以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避免形成一种单向交流。
4.3网络视频营销
众所周知，较之于影视传播，网络视频在传播方面有诸多的优势，比如实时性、海量信息、生动性、亲和性、参与互动性、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网络视频营销就是在网络视频中巧妙地植入广告，或在视频网站进行创意广告征集等方式来进行品牌宣传与推广。
旅游纪念品的网络视频可以将纪念品宣传片、专题介绍片（即百余种纪念品从设计雏形到最终成品的一系列过程）、微电影等，投放在优酷网、土豆网等知名视频网站。当然也可以在旅游门户网站上（即大庆旅游网）上进行宣传播放，提高视频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当然也可以充分调动网友的积极性，获得网友的创意，开展“纪念品创意视频”征集活动，吸引更多的网友来了解大庆旅游纪念品。
4.4电子商务营销
开辟网络销售平台和电视购物平台进行产品信息推广，完善营销体系，扩大商品品牌知晓度。目前大庆旅游网已经开辟相应的旅游纪念品网上商城，通过这一网上商城，实现旅游纪念品的在线购买，为旅游者解决了因为纪念品体积或者重量而放弃购买的困扰。除此之外，还可以依靠国内知名的一些购物网站，如淘宝、京东商城、1号店、团购网等，运用电子商务模式对旅游纪念品进行有效展示和网络销售。
4.5移动式营销
移动式传播是伴随着移动终端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对旅游者而言，移动终端主要表现为移动手机和平板电脑两种设备。现代社会，尤其是智能手机、3g网络和无线热点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人们用移动终端上网的概率。
当然这种移动式营销是将旅游纪念品与旅游目的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营销。一是通过对旅游者发送大庆旅游实时短信或者旅游手机报，旅游广告进行营销。对刚进入大庆市的旅游者，发送大庆旅游简介（包括旅游资源、旅游标志、历史人文、特色旅游纪念品等内容），让外来旅游者对大庆有一个概括了解；对于在游玩中的旅游者，发送交通状况、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商店地址等信息，宣传旅游纪念品的营销网点。二是wap手机门户系统，即手机浏览互联网。通过这套门户系统，将大庆旅游新闻、目的地指南、旅游美景、酒店推介、出游交通、旅游地图、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旅游纪念品等，从互联网延伸至手机用户，以此来扩大受众面。
5结论
web2.0技术的兴起以及新媒体的出现，为产品营销提供了更多种可能，使得定制化营销也真正成为可能。在当今的旅游市场，旅游购物正凸显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运用新媒体对旅游纪念品展开营销也逐渐变成一个值得研究的客体。当然不管利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进行营销，旅游纪念品不可能脱离旅游目的地单独进行，这是由于地域性是旅游纪念品的本质属性这一特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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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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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概念篇5
【关键词】广电；广电产业；法律视角
广播电视(简称“广电”)作为现代传媒的主要载体，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其新闻宣传的“喉舌”功能，从产业角度讨论广电媒体问题曾被认为“不合适宜”[1]，而站在法律的层面讨论广电产业化问题更是“自不量力”。但在依法治国的策略和法治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尝试从法律的视角讨论广播电视产业化问题显得十分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入手，在分析广电产业特性的基础上对广电产业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一、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
什么是广播电视?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果。传播学者认为“广播电视是通过电磁波传导方式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体。”[2]从字义上讲“广播电视”应属于传播学或广播电视学上的概念，想从法律角度来说明“什么是广播电视”，确实有点困难。一个传播学概念如何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呢?这本身在法理上就值得探讨。如同“垄断”一词有不少人认为是经济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一样，同样有个疑问：“广播电视”能不能从法律角度进行界定呢?
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所谓的法律概念无非是指“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3]。一个概念只要具备了“法律上的规定”以及“权威性的范畴”两个要素就应当具有法律概念的形式特征。因为法律概念本身并不能将一定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后果联系起来，只是适用法律规则和原则的前提，其功能是“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4]，把某主客体、某事、某行为归入某一概念所指称的范围，界定法律的适用而已。而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就是“概念”本身，这个特征本来就需要从法律外进行抽象概括。因而，对广播电视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先看看“在法律上”有没有“假定”，是不是“权威性范畴”?再从概括的内容角度审视其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现在就从“法律”的“权威性范畴”中来考察广播电视法律概念。
1.法律中的广播电视概念
对于很多问题我们喜欢借鉴，现不妨先从国外调整广播电视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寻找广播电视的法律概念，探讨一下各国立法是如何对广播电视进行“假定”的(下定义)。《加拿大1991年广播法》对广播的定义为“利用无线或者其他通信手段为公众提供通过广播接收设备接收的加密或者不加密的节目，但不包括专门为演示而传输的节目。”《统一德国的广播电视国家条约》总则第2条就是对“广播和电视”的释义：“指为社会组织的、用电频而不用导线、或用导线，以文字、声音、图像的形式播出的各类节目。它还包括以密码播出，付费后可接收的节目以及图文电视。”[5]《美国联邦通信法》第3条第6款把广播理解为“为了公众接收，直接或通过转播，进行广播电视传播”。可见，很多国家在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什么是“广播电视”，给“广播电视”披上法律的外衣。但遗憾的是在我国不仅没有《广播电视法》，连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中也难以找到对“广播电视”的假定。因而，对我们而言“广播电视”在某种程度上还仅仅是停留在法律之外的一个概念，也正为如此，导致了广播电视与其他概念在法律范畴上的模棱两可、权限不清(如与电信的关系)，这也是从法律角度理解广播电视的意义所在。
2.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
之所以一直想把广播电视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探讨，原因就在于广播电视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或传播学俗语，它的内涵本身就具有诸多法律属性，或者说有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首先，在“媒体即权力”的视野中，作为最主要的媒体，广播电视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是“第四种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三权分立与制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功能就属于法律的范畴；其次，广播电视已由单纯的“工具客体”向“责任主体”转变，人们曾经一直从一种“工具论”或“功能论”的角度来认识广播电视的本质，广播电视也同一双筷子、一台机床一样，“尽其所能、听我之命、为我所用”，但社会发展到今天，广播电视已从“工具客体”的本质中挣脱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是享有权利并能独立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第三，广播电视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和“公益性”的要求，人们总是要用法律的理念和原则来规范广播电视的行为，如公共信条、公正原则、合法传播等等。可见，广播电视这个概念就是法律内涵的体现，也离不开法律的视线。
3.法律角度探讨的意义
为何要在法律范畴中讨论广播电视的概念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想把广播电视当作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再让它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甚至居于法律之上。这也是从法律层面认识广播电视的前提，只有有了法律上的界定和界限，广电产业化才合法以及合法地产业化。
二、广电产业及其特性问题分析
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法律问题，从产业的角度分析广电产业及其特性是前提条件，只有认清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掌握其有别于他物的本质所在，才能懂得如何用法律手段对广电产业进行规范。
1.产业与广电产业
什么是产业?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对于产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产业”一词最早由重农学派提出，特指农业。在人类迈入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后，产业主要是指工业，在英文中，产业与工业的表示方式都是industry。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将产业表述为从事物质性产品生产的行业，并被人们长期普遍接受为惟一的定义，也正是因为“物质性生产行业”的定位，广电媒体始终没有被赋予产业的属性，而一直尊居“事业的宝座”。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服务业和各种非生产性产业的迅速发展，产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再专指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而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服务)及其可替代品(或服务)的企业群在同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的集合”。[6]人们也开始对广电媒体进行重新定位，把它当作一个产业进行经营，经营的内容包括“广告经营、节目经营、信息经营、技术经营、劳务经营、混合经营”。[7]因而，可以从产业的角度给广电产业下个定义：即生产、制作、经营、播放以广播电视节目(信息)或提供广电文化服务为主的企业组织及其在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的集合。同时，“‘产业’是一个居于微观经济的细胞(企业)和宏观经济的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一个‘集合概念’，它既是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也是根据某一标准对国民经济进行划分的一部分。”[8]根据现行产业的划分标准，广电业属于第三产业。
2.产业化与广电产业化
“产业化是指社会生产劳动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现代化过程。”[9]“对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一切有投入有产出、按照企业运行规则进行经营活动的事业都可称之为‘产业’，都可以推入市场。所以产业化问题，是就资源的配置手段而言的。从微观的角度看，同时也是‘企业化’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即是‘市场化’的问题。”[10]从人们对产业化的认识，可知所谓广电产业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广电媒体”向“产业经营的广电媒体”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广电媒体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方式的分工化、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的媒介单位沿着经营合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一种现象过程。”[11]
3.我国广电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在我国广电媒体一直强调其政治属性，对于其经济属性的“产业化问题”好像成了个“观念禁区”，十分敏感，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这种提法。在传播学界，甚至有人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观点，也有人提出“广电媒体是产业但不应产业化”，而最新的观点是“既是事业，又是产业”[12]双重角色。而实际上，广播电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个“稀缺资源”，本身就具有产业的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原其本来面目，按经济规律办媒体也应是“政治家办报”的内涵所在，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应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更不能人为地扼杀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而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但承认广电媒体是产业而反对产业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这种观点看起来是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却有不合逻辑不顾实际的嫌疑。从逻辑上讲，如果广电媒体是产业了，当然不存在产业化的问题，提出“产业化”是因为我国广电媒体还不是定位在产业角色的现实困惑，要还其“产业”的面目，就得讲“产业化”。“双重角色”的定位是对转轨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理想的期盼，同样是徘徊于政治话语的迷魂阵中，不敢“越雷池半步”，听使行政的使唤，背着产业规律而行，最终会使广电媒体步国有企业的后尘，陷入老化、冗员、低效的泥潭。对以上几个观点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广电媒体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
4.广电产业的特性
不同的产业都有自身不同的产业属性。与一般的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农业和其他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相比，广电产业是特殊的产业，其产业特性应是广电媒体属性与产业属性相结合所决定的。因而，对其属性的认识，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产业角度分析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二是从广电媒体属性角度分析广电产业的特性。
(1)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主要体现为信息组织属性、利益组织属性以及控制对象属性。信息组织属性是广电媒体所具有的收集、加工并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决定的，它是最本质的属性，使广电媒体相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决定了广电媒体具备成为“产业”的必要条件；利益组织属性是广电媒体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首先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存，在此基础上，广电媒体产生了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行为以及追求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运营机制。利益组织属性使广电媒体必须按照其他产业基本的生存方式生存，是广电媒体具备成为“产业”的充分条件；控制对象属性是指广电媒体必然生存于一定社会环境中并且以信息传播为功能，成为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象而被制约和监控，决定了广电产业的特性。用“‘利益—控制’平衡”模式分析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问题会发现：在这一模式中，利益和控制二者力量的对抗和平衡，造成了广电媒体的三种形态：利益力量强则形成广电产业；控制力量强则形成意识形态广电媒体；二者在某种条件下达到平衡时，则形成信息、利益、控制三种属性上都有鲜明体现的产业化的广电媒体，我国广电媒体正朝力量平衡的产业化趋势发展。
(2)广电产业的特性。a.文化性与商品性。广电产业首要的属性是其文化性，生产特定的“文化产品”。“广播电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然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既然如此，广播电视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广电业的发展也折射出文化母体遗传因子所赋予的种种规定性。”[13]这种规定性正是广电业在发展中所应遵循的规律。当文化与技术和市场融为一体的时候，文化作为一种产业也在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又将广电媒体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凝聚着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样具有商品的属性，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文化性与商品性两者并不是广电业的“矛盾所在”，正是有“文化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才使广电媒体有商品性的属性。b.公益性与盈利性。作为“准公共产品”，广电媒体应信奉“公共信条”，创造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14]这个论述说明了广播电视业有别于其他行业。但这也只是广电产业的一个方面，广电产业更为突出的应是其盈利性，能够创造经济效益，广电产业被人称为“最后一个的暴利行业”。[15]在认识公益性与盈利性中，人们习惯把两者对立起来，总以为经济效益的利润最大化必然违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运行准则，而实际上，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只是广电业不同社会定位中的两个不同层次，两者在不同层次中要求不同，在同一层面两者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社会效益自然就没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作用。c.意识形态性与相对产业性。从上文的控制对象组织属性可知，广播电视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是“权力的人”[16]，总体现意识形态要求。因此，广播电视虽然具有产业属性，应按市场规律办事，但同样也有政治属性的内在要求和意识形态的运行准则，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中的规律运行，因而其产业化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不可能完全产业化，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相对的产业化。但市场具有神奇的力量，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阻止广电媒体向产业的方向迈进。
三、广电产业的法律视角
对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和广电产业特性的分析之后，现在再从法律的视野来看广电产业的特性，实际上也是从广电产业的特性角度来讨论法律问题。一方面要讨论广电产业与法律规范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广电产业的法律适用问题。前者实际是探讨产业化的规范问题，后者讲的是如何在规范中进行产业化。
1.广电产业与法治
以法治业是广电产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法对广电产业的产权关系、市场关系、利益关系、经营规则进行规范，保证了广电产业的健康发展，健全的法制还为广电产业发展创造健康、公正的外部环境，法制越健全越有利于广电产业的发展。没有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不可能保障广电产业的正常发展的。以美国为例，当代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就是继承了美国法治的传统，以法治业“从一定意义上，又保证了美国的电子传播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能居世界的领先地位。”[17]另一方面，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法治”一词又经常被理解为依法办事。广播电视产业的运行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媒体权利与广电产业权利
“权利为由法律上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18]媒体为争取自由，“历经被告到原告的历程”[19]。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美国1775年的《独立宣言》、1789的《宪法》都对媒体权利进行了规定。现在国际公约和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媒体权利，确认信息自由原则。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表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通过任何媒体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20]是有关传媒的国际法进行分析、解释的基础和标准。在美国，媒体权利的法律渊源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21]这条法律被媒体广泛运用而成为一把有效的保护伞，是媒体权利最集中的体现。但权利总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英国法哲学家J·边沁(JeremyBentham)和德国法学家R·耶林(RudolfJhering)所主张的“权利的本质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的本质可定位于正当利益，或追求正当利益行为的合理依据。”[22]媒体既是“社会公共器”也是“创利大户”，随着以信息技术不断革新并广泛应用于广电媒体，信息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媒体权利在产业化过程自然表现为一种产业权利，要求法律保护其产业利益，赋予法律权利，当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3.广电产业与产权
广电产业的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拥有广播电视”，即产权问题。什么是产权?我国法学界对产权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如认为产权是所有权；产权是物权；产权是经营权；产权是有关财产的一切权利，包括所有权各项权能、现代经营权以及知识产权等。[23]“产权是具有明确归属的财产在运用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它可以按效益最优原则进行不同安排，而这种安排将影响处于其中的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产权是现代社会资源运用的规则。”[24]因而，产权问题是广电产业法律制度的基础，不同的产权制度产生不同的广电产业管理体制，也决定了各国广电产业发展的差异。在广电产业化过程，各国都以产权改革来促进产业化，也是用产权制度来保障产业化的成果。
4.广电产业特性与适用法律问题
由于广电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产业特性决定了法律调整的方式方法与其他产业应有所不同。法虽然是“抽象的、普通的”，但不同的法律调整对象自然应适合不同的法律规范。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广电产业如何适用法律?这个问题实际包括了三个子问题，一是现行调整产业的法律规范广电产业能不能适用呢?正如上所分析的，广电产业有其特性，当然需要特别法或专项法律进行调整。但也不能排除一些法律对广电产业某一领域的适用，或者说对其个别业务的调整；二是要考虑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法的适用具有普遍性，虽然广电产业的特性对法律有特别的要求，但现行的法律却没有特别的规定，“既定法律原则”会使广电媒体产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法律障碍；第三，实际上还得考虑法律局限性问题。在讨论产业法治时，人们常常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以法律手段代替了经济、行政及其他手段，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也违背了法治的原则。
5.广电产业法律构建问题
这是讨论广电产业法律问题的归属点和最终目的，产业特性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其他法律问题最终是要通过构建广电产业法律体系来解决的。问题的对策就是立法，构建法律或重造法律。而广电产业法律体系除了上面所讨论的产权制度外，至少应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播电视媒体属性的法律界定；二是广电媒体的管理体制；三是广电产业的政府管制问题；四是广电产业的市场运行规则；五是广电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法律协调问题；六是广电产业发展外部法律问题。
注释：
[1]黄升民、丁俊杰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媒体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刘爱清、王锋主编：《广播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孙国华、朱景文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4]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533页。
[5]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法规司编：《广播电影电视法规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668页。
[6]国家体改委等编：《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7]刘爱清、王锋主编：《广播电视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330-334页。
[8]王先庆著：《产业扩张》，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页。
[9]李晓枫、柯柏龄主编：《电视传播管理实务》，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0]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11]黄升民、丁俊杰主编：《媒体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
[12]刘宏著：《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3]黄匡宇主编：《广播电视学概论》，暨南出版社，2000年，第122-123页。
[1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5页。
[15]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财经媒体的市场空间》，载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16]［美］JosephStrausbhaar，RobertLaRose著，涂瑞华译：《传播媒体与资讯社会》，亚太图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17]胡正荣著：《媒体管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279页。
[18]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9]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体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20]［法］洛特非·马赫兹著，师淑云等译：《世界传播概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306页。
[21]［美］t·巴顿、卡特等著，黄列译：《大众传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2]张俊浩主编：《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新媒体传播概念篇6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探索
引言：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具有真实信息不公开的特点，所以有些人道德意识薄弱，言论责任感降低，通过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加强媒体应用群众的道德意识和法治理念，从而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使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新的思路和新的目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征
依照常用的新媒体概念，可以根据新媒体的概念和特征将新媒体分为三类：电视新媒体、移动用户新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电视新媒体主要依靠家庭网络电视和家庭数字电视开展信息的传播[1]。网络新媒体则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各种网络平台传播信息。而移动新媒体主要是移动手机新媒体，人们经常使用的QQ，微信等都是移动手机新媒体。
与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相比较，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并且传播信息的方式也十分的多样化。同时，新媒体传播信息方式的多样化决定了新媒体传播的内容的多元化。除了文字传播，新媒体也可以传播图像、视频、音乐等等。并且由于新媒体传播方式所传播的信息十分的具有时效性，因此符合了信息时代人们对于信息传播速度的要求，对于社会的影响非常显著。
二、新媒体对于当今社会风气的双重影响
媒体环境是当今社会的新思想的传播方式之一，对于社会大众的思想、道德和行为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对于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2]。在为群众带来接受政治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不良信息的传播问题。
（一）新媒体为群众带来了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使得政治教育思想有了新的传播途径，不再只拘泥于政治的刊物传播，推动了政治教育思想传播的速度，增加了政治教育思想传播的广泛性。传统的群众政治教育往往就是报告会之类的政治教学课堂。这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方式老旧并且感染力较差[3]。而新媒体政治思想传播方式的信息量广泛，且信息的时效性较高，灵活化的传播方式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作为政治思想的传播载体，新媒体传播方式更加具有灵活性。在新媒体没有被广泛应用的时代，新闻媒体工作者传播政治思想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电视、演讲、报告等宣传。但是在新媒体时代，社交软件和信息浏览器的应用为群众带来了更多接受政治教育的途径。并且借助新媒体传播方式，群众可以随时随刻接受媒体传播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二）新媒体的应用带来了不良思想的传播问题
新媒体的应用为群众带来更多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不良思想的传播问题。由于社会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所以群众在利用新媒体接受政治思想时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杜绝色情、暴力、的等负面思想的传播，积极地传播符合社会主流的政治思想，促进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和谐发展。
三、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实施方式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适应时代主流，充分的借助新媒体技术的积极的一面，避免新媒体技术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消极影响，探索公众思想政治传播的新思路[4]。
（一）创新思想政治传播方式
利用新媒体技术创建网络思想政治讲座，充分的借助新媒体传播方式，充分的思考和完成讲座的具体内容。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将视频、图像、音乐等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融入搭配网络思想政治讲座中，从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在线观看，完成正确的思想政治理念的学习和理解。
（二）丰富思想政治的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开展利用新媒体传播政治思想的核心。新闻工作者在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政治思想时，既要考虑思想政治的传播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思想的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保障传播内容符合党的思想和党的方针，又要丰富思想政治的传播内容，促使传播内容能够符合大众的心理和生活需求。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开展新时代下的新媒体教育工作时需要积极的了解群众的生活需求，将群众的生活和新媒体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相结合，从而丰富思想政治理念的传播内容，使得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真正的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着重提升群众的公众媒体素养
公众媒体素养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利用新媒体方式传播和接受信息时判断能力、自控能力、思考能力、辩证能力和反应能力的应用，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应当利用新媒体技术有方向的引导和培养群众，使得群众具有较高的公众媒体素养。由于社会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所以群众在利用新媒体接受政治思想时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引导公众在浏览接受新媒体信息时，应当杜绝色情、暴力、的等负面思想，积极地传播符合社会主流的政治思想，促进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和谐发展，约束自身。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具有选择性和判断性，并且坚决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良好的规范和控制自身的言行，加强自身的法制观念，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公正媒体素养的合格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民。
结束语：开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探索，首先应当明确新媒体的概念和特征，探究新媒体对于当今社会风气的双重影响：新媒体为群众带来了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和新媒体的应用带来了不良思想的传播问题。通过分析探究新媒体对于当今社会风气的双重影响，探究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实施方式，创新思想政治传播方式和丰富思想政治的传播内容以及着重提升群众的公众媒体素养。思考如何有效的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传播，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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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概念篇7
关键词：报纸；概念；属性；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126-02
一、引言
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1]。有了准确的概念才谈得上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但是，目前，在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形成探究概念的热情和好奇心，这使得我们在进行一些实际研究时，往往不能准确地使用概念。
关于“报纸”的概念，目前有多种定义，如“以刊登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以定期、连续、散页的方式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2]，李良荣“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大众发行的印刷品”[3]，廖基添列出了报纸的三个核心特征：“一，物理形态：通过平面介质、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二，传播范围：在公众范围，或至少若干群体或阶层的范围内，公开连续发行；三，内容特征：传播新近发行的事情。[4]”
综观这些定义，并结合学界多种语境中的论述，不难发现，人们所谓的“报纸”其实指的是“大众报纸”，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大众报纸才是报纸。以此为前提，所谓“报纸的起源”就只能是“大众报纸的起源”。但显然，大众报纸并不等于报纸，大众报纸是报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报纸的外延大于大众报纸的外延，报纸的内涵规定性小于大众报纸的内涵规定性。
大众报纸作为近现代报纸的代表，与古代报纸必然存在区别，但两者应该有一组让我们把它们统称之为“报纸”的共同属性，这些共同属性是报纸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将中国古代报纸、近现代报纸与那些跟它们极其相似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区分。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分析，就是力图确定这样一组“区别性特征”。
下面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方面对“报纸”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分析。
二、传播内容
（一）刊登新闻为主
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此处的“新”，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的，凡是那些人们“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或者不曾被真正理解的事实都是新闻。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政党机关报宣传的各种革命理论于当时受众而言，是“新闻”；现阶段我国报业体系中，大批报纸以刊登专业信息、文化生活知识和娱乐消遣内容为主，这些内容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也是“新闻”。刊登新闻，是报纸存在的价值，也是报纸产生的根源。
（二）传播内容具有集纳性
这里的“传播内容”是指报纸发行的每一期所刊登的内容，不是指长期历史的整体内容。“集纳性”是指每一期报纸的内容是多个消息、多种知识的汇集，不是单一的。集纳性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之一，报纸在与官文书、传单等媒介的对比中显现出这个特点。
三、传播范围
（一）“公开性”是相对的
从传播范围来说，“公开”包括质和量两方面的内容。从质的方面来说，是指获取报纸信息的自由，享有这种自由的人的多少就是“公开”的一个量度。
“公开性”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众报纸”相比于之前的各类报纸来说，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传播的公众性与开放性，它真正面向社会大众，内容是给社会大众看的，售价是平民百姓都能够消费的。但我们不能因此以大众报纸的公开程度去衡量所有报纸，尤其是起源阶段的报纸。
从信息传播的发展历史来说，传播范围的“公开”与否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量的界限。不同历史时期，“公开”的程度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跨越古今的同一的量的标准。随着人们在信息需求、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新闻媒介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判断一种媒介信息传播的“公开”与否，需要立足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横向（同一历史时期的各种媒介之间）与纵向（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之间）的比较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传播范围来断定传播范围的公开与否。比如判断宋代邸报是否具有公开性，不能因为它主要在当权者及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内传播就断定它“不具有公开性”，通过与共时的其他传播媒介——比如官文书——的对比，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邸报在传播范围上的特点。
官文书的传播按照各级行政组织的层级性，逐级垂直纵向进行，不得越级，传播有特定对象，传者和受者是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或平级关系。
作为正式的中央官报，宋代邸报不但在在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之间传播，还扩大到了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邸报从中央传至地方时整体上具有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但接受者不像官文书的接受者那么明确，其范围相对宽泛，传者和受者的组织关系是松散的、不对应的；而且在从中央到达地方各州郡后，可以以朝报或邸报名义传抄并公开出售，存在一定程度的横向商业传播，此时传受双方除了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直接关系。
从传播分类上说，官文书属于组织传播，邸报传播中的组织关系已经相对松散，初步具有了大众传播的特点。相对于官文书，邸报在传播范围上有了明显的突破。
（二）传者与受者的关系：非人格化
传播范围公开性的一个体现就是，随着信息接受者范围的扩大，传者和受者关系的非人格化。在口语传播阶段，口头传播的对象是在场的、确定的和人格化的，传受双方关系明确，传播过程往往是一种富有情感因素的互动行为。报纸作为一种点对面的传播，接受者不是确定的对象，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是非人格化的，两者除了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直接关系，例如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报纸在这一点上，与人际传播（如促膝谈心）、群体传播（如家庭、朋友中的信息传播）和组织传播（如官僚组织内部、政党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的诸种媒介区分开。
四、传播载体
传播载体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以纸质复制形态传播。
报纸以物质实体的纸质形态区别于其他所有非纸质的传播媒介，同时也以纸质的复制形态区别于“布告”、“榜”这些最终以张贴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媒介，“布告”、“榜”在张贴之后的传播过程中除了口耳相传，没有纸质复制，而报纸始终以纸质复制形态传播。
已有概念界定报纸是“印刷品”、“出版物”，不把手抄形态的看作报纸，这仍旧是“大众报纸才是报纸”的观念。不论中西，历史上都有过手抄新闻的阶段，欧洲的威尼斯公报、中国古代的邸报、小报，都曾以手抄形式复制新闻。是印刷还是手抄，属于复制手段的不同，最终复制内容都以纸质的形态存在并传播。
发展至当前，各大报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出现“数字化报纸”。“数字化报纸”中的“报纸”其实是“作为一种内容的价值生产方式”而存在的，“报纸”在这里是“一种内容采集、筛选、把关以及加工制作和复制传播的一整套媒体要素和环节的总称”[5]。正是因为报纸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发行频率
报纸通过“连续发行”与书籍、传单区分开。“连续发行”与报纸“刊登新闻”的功能密不可分，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大量的、广泛的、及时的信息，这些需求决定了报纸的“连续发行”。
定期报刊的出现是新闻事业近代化的标志，而在报纸的起源阶段，“连续发行”有定期有不定期，如宋代邸报的周期有时为“每日”，有时为“每五日”，有时为“逐旬”，有时为“每月”，周期的每一次调整，都基本上能做到连续发行；宋代小报则是不定期发行。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之间的共同点出发，对报纸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分析，报纸是：以刊登新闻为主，单期内容具有集纳性，公开连续发行，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以纸质复制形态存在的信息传播媒介。对报纸概念的重新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报纸的本质属性，有效地把它与其他信息传播媒介区别开来，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报纸起源的追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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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概念篇8
关键词：媒介批评；媒介起源；邸报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经济社会的当下，媒介事件层出不穷，与之而来的媒介批评也逐渐产生发展并成为体系。但要论媒介批评何时产生，学者们众说纷纭，各自看法观点不一。首先的问题是学者对于“媒介批评”的认识有分歧，再者对新闻媒体的产生的认识上有分歧。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入手，展开对媒介产生以及媒介批评如何见之于新闻媒体上进行论述。
一、对媒介批评的认识
对于媒介批评，学术界起初有三种解释，分别是新闻批评，传媒批评和媒介批评。
新闻批评是我国最开始使用的概念，一种是指批评性报道，实施舆论监督的报道，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因为新闻报道本来就是实施社会公器的职能，不应再继续将新闻批评视为批评性报道来会混淆视听。它更主要的概念应该是对新闻及新闻媒体的批评，如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而且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划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学理论中，文学批评即是对现成的文学进行批评，而非记载批评内容的文学，所以为了整齐划一，也应该将新闻批评视为对新闻报道进行的批评。
1997年刘建明提出传媒批评的概念，其使用是在批评媒介的角度上。后来肖小穗在《传媒批评：揭开公中立的面纱》一书中对社会历史中传媒，结合传播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文学等方面对传媒进行批评分析。但这个概念很少被使用。
媒介批评的相关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提出的，从相关理论著作与批评实践来看，西方其实存在着多个概念，如journalism、criticism、press、criticism、mass、communication、criticism、和mediacriticism这些词大多数是对媒介的组成要素进行批评。其指的是对大众媒介整体进行批评。大众媒介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除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外，还包括电影，网络，手机，流行音乐，广告等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体。媒介批评如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构架，如沃里克的《电子媒介批评：应用的视角》，博格的《媒介分析方法》与艾伦的《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这个大众媒介批评的观点后来被一些学者，如黄新生，吴迪的引进，研究经历了“呼吁―评介―整合”几个阶段，逐渐成为学术界对于媒介批评的看法，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媒介批评的理论核心
媒介批评学研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重要解读，提出修正媒介的传播规范，提出批评媒介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的理论化，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批评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范畴[1]。显然，媒介批评是对媒介进行批判。小约翰说：批评使用价值进行判断[2]。至于如何进行批判，学术界也产生了分歧。
一种说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继西方出现的媒介批评专著，称为批判学派，偏重于对媒体实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分析，高屋建瓴的展开批评，也称学理批评。这种学派将对媒介的批评上升到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文化层片上，大致有五种批评视角：（1），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2）社会责任论视角，（3）信息不平衡流通视角，（4）文本分析视角，（5）文化研究视角[3]。
二是学术中的非学理批判，注重对大众媒介作品的的解读与批判，从微观的角度上对特定媒介作品的影响进行批判，在我国非学理批判多而学理批判少。在陈信凌的《媒介批评刍议》一文中认为媒介批评应该由学理批评和非学理批评构成[4]。
（三）媒介批评的起源
有论者认为，新闻批评与新闻起源一起出现，媒介批评和媒介同时产生，都根植于意识同源的互动性[5]。拿欧美来说，美国近代报刊诞生之后就产生了媒介批评，例如，詹姆斯・利温顿在1777年革命结束期间发行《皇家公报》，该报一直捏造新闻，歪曲事实，所以当时的爱国派批评它是“利温顿的扯谎公报。”1665年英国国务大臣派普对《牛津公报》创刊号就发表了评价，虽然认为它“无比美丽，全是新闻，没有评论。”
中国的报纸何时产生，学术界观点不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应该出现在唐代，1982年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提出唐代“进奏院状”应为中国最早的报纸。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提出中国报纸始见于晚唐代。姚福申在《有关邸报的几个问题探索》也明确表明邸报产生于晚唐。
随着考古业的发展，关于中国古代最早报纸的起源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争议，西汉的“邸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一说源于唐代进奏院状报）。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无论是西汉的报纸还是唐代的报纸，其主要功能是皇帝给官僚或地方的诏旨，大致包括官职的任免，官僚的奏章，战报，赏罚等。
二、中国古代的报纸算媒介吗
有观点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应该算近代的“申报”，他们并不认为唐代或者西汉的“邸报”可以称之为报纸。的确，近代报纸承载的新闻实行舆论监督，传播信息，服务社会的功能，它商业性十足，所以极易产生媒介事件，也易媒介批评的产生于发展。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报纸”它有以下特点就足以称之为最早的媒介。
首先，传播者，媒介，受众它都具有，宋代还专门设立进奏官（具有邸报记者性质），内夫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等进行采写，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士大夫阶层，有当时先进的媒介（竹简或绢帛）和派送人，形成完备的结构。
它履行传播消息，服务受众的职能。并且官僚实施中央的诏旨，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反馈的效果，具有比较完整的功能。
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邸报”，无论是西汉还是唐代在报纸，传媒出现的时候，都没有产生媒介批评，若要论媒介批评的起源，西方在近代媒体的产生而出现，但在古代中国这个论点却不成立。
【参考文献】
[1]刘建明.媒介批评的学说构成与视野[n].人民网，2008-12-24
[2]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刘自雄，《为“媒介批评”证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
新媒体传播概念篇9
关键词：危机传播危机解决期新媒体
一、危机传播与新媒体
说到危机传播和新媒体，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传播和新媒体两个概念一直都各有见解，至今也未曾有一个定论。当然我们并非要拘泥于固定的概念，其实所谓危机传播，就像某位学者所称，简而言之是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1]另一方面，新媒体则同样是一个还没有准确定义的概念。早期认为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而后又有学者将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如mp3、手机等也称为新媒体。可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甚至与时俱进的概念。本文中的新媒体则是指与传统媒体相对的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特别是微博平台以及手机媒体等。
二、危机传播解决期同样重要
危机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据1986年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传播四段论模式，我们可以将危机传播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以及危机解决期。此四段论模式在总体上为我们描绘了较为完整的危机传播过程，使我们在分析研究危机传播时有了一个适宜的范围。以四段论模式为基础，结合我国经历的几次危机事件，我们可以感受到新媒体在危机传播的四个阶段上都有其重要的作用。而本文则主要讨论新媒体在危机解决期的传播作用。
而我国政府部门和媒体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机解决期危机传播的重要性。从汶川地震爆发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救援措施。而在危机传播方面，政府和媒体都及时地地震情况以及救援过程。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媒体都参与到危机传播中，让国人得以最快时间内了解到灾区的情况以及政府的措施。此次政府和媒体在危机传播方面都有所建树，得到国人的肯定。但是当我们整理汶川地震相关报道后，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新闻报道内容都是地震发生后至搜救行动结束间的情况，在这个期间各平台都在滚动播报最新消息，也设立专门新闻版块来报道整个事件。可惜“整个事件”并没有多少关于救灾后重建以及再后续的受灾人员的情况。不过相较于其他危机事件解决期的信息传播情况来看，汶川地震事件的这点后期报道已经算比较多的了。笔者在新浪网、腾讯网以及搜狐网分别搜集了汶川地震事件以及2011年甬温线动车追尾特大交通事故事件的最后新闻时间及其内容。三大网站对两起突发危机事件都设立了专门的网页来报道。其中，汶川地震事件起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新浪网相关网页的最新新闻是2008年11月12日的汶川地震首个遗址公园12日开园，腾讯网的最新新闻是芭蕾女孩等三名震区截肢少年出院，时间为2009年02月19日01：23来自京华时报；搜狐网的最新新闻则是审计发现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存在六大问题，时间为2009年1月1日来源自新华网。所有新闻最晚止于2009年2月，此后汶川地震新闻淡出人们的视野，灾后重建等新闻总算有过一席之地。但我们知道事情并没有因为新闻不报而结束。反观2011年甬温线动车追尾交通事故的报道虽然三大网站也都做了专题新闻版面，但最新的新闻都只停留在事故报告的，之后的伤员情况、惩处情况都没有再提及。同样的，没有这一时期的新闻不代表没有事件发生，也不意味着受灾的人们已经无恙。从这两个危机事件解决期传播情况可见我国还没有重视危机解决期的传播问题，同时对于危机解决期面对的教育群众、恢复受灾群众心理等问题也不便直接采用救灾时期的通报式的传播方法。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利用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来延续危机传播。
三、新媒体不是只会“添乱”
在我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者们对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感知和印象都是难以控制的“双刃剑”且多是谣言的产生地。但若是我们一味地限制、控制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活动又似乎是一种暴殄天物。因为新媒体特别是微博、博客以及手机新闻可以为危机传播更好地服务。
其优势则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新媒体信息方式比较柔和且影响面广，代表媒体平台则是微博。微博有其独特的传播模式，简言之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播信息且没有固定的传播主体。这种模式虽然使得信息来源不具备权威性，却也不会让信息接收者感受到某种强制性。在危机解决期，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是灾后重建、事件处理结果、民众反映、自然灾害意外的人为失误与由此而产生的反思以及必要时的一些知识普及，这些信息需要人们主动接受以及理解，柔和一些的传播方式更能使人们接受。微博上一直有着号召人们为受灾人民祈福、捐款的信息，转发量往往很高，是人们表达意见和情感的平台，特别是救援结束后为受灾人们寻找失散亲人的微博更是受到了微博用户的关注。其二，新媒体具有传播互动性，使得普通民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前文已经提到过，我国在危机传播方面还属于单向传播，民众反映意见和提供信息的渠道很少，因此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手机媒体的互动性都可以改善这种单向信息传播的情况。其三，新媒体信息传播成本低且占用资源少，危机解决期的新闻较少，相关传播活动不活跃，这也和媒体自身资源有限相关。媒体大多都是需要盈利的机构，在不影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有更新更受人瞩目的话题时，媒体自然要将资源用在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的新闻上。而博客、微博、论坛乃至一些手机平台都几乎没有这种顾虑，在这些媒体上相关信息不需要多少成本，而这些媒体的多媒体特性又使其传播效果更好。
可见，新媒体可以在危机传播中有着不错的表现。在危机管理中，相关组织想要利用好新媒体要以相信群众的判断是非能力为前提，审时度势地制定好自己的原则和方法来利用新媒体来进行危机传播，不再是忌惮和控制，而是以引导为主。
注释：
[1]概念引自史安斌.危机传播和新闻.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方晶晶.5.12汶川地震中政府公共危机传播分析.电子科技大学.2009.
[2]刘慧芬.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9（3）
新媒体传播概念篇10
伴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及并在现实中进行了多种自觉的尝试。
一、什么是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专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赢得广泛认同。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并认为“媒介融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1.西方国家最早开始研究媒介融合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的。他们从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gordon）便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loridemo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stateuniversity）任教的学者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界定了“融合新闻”的几种模式，分别是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和融合。这五种模式，也是媒体之间通力合作、信息内容上实现了共享过程的佐证。
2.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与媒介融合相关文章，此后，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向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菲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出版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传播内容的融合，还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打破产业壁垒、技术壁垒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裂变与聚合不断开展，最终形成新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1.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打破各媒介壁垒，实现形态整合，内容共享。在操作层面上呈现了初级形式的融合，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层面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电视读报节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级形式的产物。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短短半年时间栏目收视率挺进凤凰前三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集萃各类媒体，每天清晨滚动播出两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上海卫视“看东方”的“早报早知道”和“读家新闻”等等都是电视和报纸信息共享，互动推广，这些都是初级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媒体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搜狐与巧家报社组建的“奥运媒体报道联盟”、腾讯与多家重量级都市报组建“捷报奥运媒体联盟”，这些报网互动项目都将极大推动报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借助网络新闻、通过手机短信获取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到传统媒介上等。目前出现的报纸网站、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结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的变化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着新闻业务形态的全部过程。它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采集与制作的流程，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工作流程一体化
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单一媒体形态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单一的新闻采集、单一的新闻加工、单一的新闻产品和单一的传播方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流程。融合新闻以多媒体集中采集新闻，根据所属媒体介质和受众特点分类加工、生产多样化新闻产品，提供给所属媒体选择和传播。
按照融合新闻流程，某地发生一个突发性事件，派往现场的采访小组由有经验的文字、摄影和电视录像记者组成，采集后的素材迅速传回编辑部门，由精通各类媒介报道特点和掌握数字、网络技术的编辑制成不同类型的新闻产品给不同媒体播出。第一批新闻产品是简要的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的现场照片和简讯，第二批产品包括比较完整表现事件缘由的电视节目，为报纸提供的有相关背景资料的文字报道和的现场照片，网站上链接报道和与此事有关的信息及各方反馈。第三批产品根据事件的发展，深度报道、电视的专家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