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就业政策篇1
1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2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青年就业；政策；经济发展。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0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约达到9.9%，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青年白领就业压力已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当前青年的就业现状及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滞后期”，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单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强企业高校招聘会而言，岗位减少40%，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出来。青年人失业（包括待业）占失业总数相当大比率，是我国历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就业制度被打破之后，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1978年失业青年人数为249.1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47.0%，1988年245.3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82.8%，与10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业青年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68.9%，与10年前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中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十五”期间增加5697.23万人，即每年平均增长千余万人，2006年为1603万人。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教育论文"target="_blank">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而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1］1.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派生出新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还要持续几年。
在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有860万人。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被迫选择考研，国家也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以延缓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派生出新的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已经形成。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大学毕业生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同样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和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及家庭的一种考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容易冲动，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由就业问题引发公众教育投资的进一步拉大，会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2.青年农民工基数大，就业的稳定性不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看，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有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至少有近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镇；另外，目前中国人均0.3亩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农民已接近5000万人，而且每年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会不断增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是不会长期滞留于城市中，并且农民工对条件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就业质量不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属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然而，现实表明，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更是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监测显示［2］，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提高。经调查，进城务工青年年龄大
多在18—28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多。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增加家庭收入。据上海市金山区团委对来沪青年农民工的调查，［3］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青年农民工求职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绍。
74%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并且学历越低越是依靠这种关系（p=0），初中以下学历占80.6%，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占到100%。通过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同来沪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而同跳槽的次数、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直接有关（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说，跳槽的次数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强关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环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占少数，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延长工作时间在农民工这里是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仅占13%。
三是青年农民工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经济收入少。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77.8%），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虽然长三角地区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可是目前来说全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是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还有待提高。
关于“如果让您对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种说法最符合您”的问题，选择“半个上海人”的比例为16.2%，选择“新上海人”的比例高达21.8%，选择“外地人”的比例为51.9%。关于“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多久了”的问题，选择“四年以上”的比例高达41.6%，选择“三年左右”的比例为14.9%，选择“两年左右”的比例为18.6%，选择“一年左右”的比例为16.5%，选择“半年左右”的比例为8.4%。根据人口学关于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为常住人口，可以认为务工青年倾向于长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3.青年白领的职业压力大，对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青年白领（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为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要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价值定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行情，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作为高知识群体，当前白领青年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我国目前估计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困难。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幅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造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幅甚至超过了30%。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是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三是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另一方面，当前“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导向，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二、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建议。
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数，也将对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青年就业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政府部门首先要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青年成长。
1.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学生就业难，技校生职场走俏，九成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就不止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目前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接纳的劳动力是大批蓝领工人，对大学生需求有限。白领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像金融、法律、理财、高级家政、高科技还有中高档的服务岗位需求不够，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甚至70%。从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问题，当我们的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许能缓解很多。
2.相应提高青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作稳定度。
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资与福利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做出规定，由用工单位强制执行。而外来人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工资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由于中国现存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劳动权益，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是城市农民工的普遍际遇。
青年农民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数据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比例较高，［
4］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是促进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上海郊区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职业介绍所”，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建立全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网，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使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在各地设立就业咨询中心，凡有用工必须提前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开通全国联网，以帮助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并实行全国通联制度，便于农民工的职业变动。总之，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就业市场，而不能把问题都推给市场。
3.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并未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就无可厚非，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4.鼓励灵活就业和异地就业。
近年来，国内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形式。这些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主要吸纳的是青年群体。灵活就业方式在欧美得到承认和保护，并享受到多重优惠。而国内，目前的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灵活就业从业者的问题考虑较少。
应对吸纳失业人员或实现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青年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暂时性补贴，以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给他们一个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户籍还可以保留，可以来去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对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乡镇、农村，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生，几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业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5.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还要加强。
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困难的有效方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非常低。问题在于：一是大学生创业有热情没信心，真正创业的大学生少。大学生创业热情来自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举办各种创业讲堂、创业比赛。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创业高成本、风险又大，所以真正实现创业的大学生并不多。二是，大学生创业有氛围缺教育，多数大学生是没有创业经历的，急需一批创业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有政策，但由于大学生对创业了解不多，申请时困难多。三是，大学生创业注重高科技轻“草根”。这是源于创业资金的申请门槛仍然较高，还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条件，这导致了大学生创业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轻“草根”的现状。所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创业教育使学生树立创业意识，有助于他们在初次就业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了解市场，寻找创业机会。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有专业的创业讲师队伍。要调整创业政策，更加切实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学生创业。发挥大学校区科研园区的优势，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注释：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中心－中国网.cn，2010－3－2.
［2］国家统计局报告。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电（记者刘铮）。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3
态势分析法(也称道斯矩阵)，是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韦里克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制定、竞争对手分析等场合，是竞争情报分析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核心思想是企业要发展并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企业自身的条件，即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即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其目的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外部因素，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如对策等)。运用这个方法，有利于人们对组织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对策。制定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各种问题的态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实现了从“统包统配”到“自主择业”的重大变革。本世纪初建立了“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和机制，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和模式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但是，制约大学生就业的体制性和非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形势，大学生就业面临空前的压力，不仅增强了大学生就业的紧迫感，而且引发了比以往更多的心理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求各高校切实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按照态势分析法，当前大学生就业从内部体制机制看，既有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势因素，也有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劣势因素；从当前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困难局面看，既有许多有利于克服就业困难的有利条件，也有一些阻碍大学生顺利就业的不利因素。
1、优势因素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与全社会的岗位数量和结构、就业市场发育程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就业环境密切相关，又与教育系统内部的人才培养数量、结构、质量紧密相连。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创新体制机制。经过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两次重大变革，政府、社会和学校对大学生的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就业机制日趋成熟。可以说，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相对于美国等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国各级政府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各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三贴近”的原则，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载体。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解决学生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此外，各高校学生就业工作人员，“动员千军万马，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用尽千方百计”，抓学生就业工作，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2、劣势因素
随着高校扩招，近年来毕业生数量连年走高。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512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m2009年有近611万大学生毕业，比2008年多毕业52万人，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余万人，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加之中、高、低端劳动力相互挤压，社会总体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作为高端人力资源的大学生，他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前者主要是由就业信息不充分、传播不顺畅等原因造成，后者主要源于求职者技能与空缺的职位不匹配。当然，也与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有关。在传统文化和思维定式影响下，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主流意识仍是去大城市、大机关、大企业、大的科研院所，许多学生追求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差距。而我们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特别是揭示和发现金融危机环境下，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思想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尚有不小差距。如果择业中的思想症结找不准或不解决，以人为本就难以落到实处，解决学生思想问题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就难以结合起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有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
3、有利因素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通过了到2010年底投入总额超过四万亿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方案。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100万人的就业。连同其他配套措施，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将从根本上为就业需求的扩大提供保障。2009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强化毕业生就业服务：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建立和完善困难毕业生援助制度。当前，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刻，越来越多的高校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着力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业形势越严峻，越要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影响，也是学校提升就业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重要契机。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4
记得1978年秋我跨入大学校门攻读金融专业时，在《货币银行学》课本里还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对“货币政策”这个概念都十分陌生。也难怪，当时我国实行严厉的金融计划管制，也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制度，货币政策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体制土壤。课本里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似乎也无可厚非。
今天，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货币政策的走向、工具的运用以及政策调控力度的改变，都受到经济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步的表现，自然值得人们欣喜。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注意到，我国始终没有一个成形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长期缺失与货币政策的活跃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把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所谓金融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金融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有关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结构安排、产业技术手段提高的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都属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范畴，但其作用范围、功能以及调节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别：
货币政策：只对形成货币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动发挥作用。其调节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数量调节，另一类是运用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变动去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价格调节。
金融政策：影响所有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也影响一国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进程。除了间接调控以外，金融政策还包括行政调节和法律规制。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的意义，择其要者主要有三：
第一，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约束。
社会公众是直接的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愈来愈广泛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水平。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众手中的证券资产已达到相当规模后，金融发展水平制约下的资本市场结构的深化程度和市场稳定程度，更是与公众切身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金融政策的长期缺失，使金融发展没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发展目标，处于一种懵里懵懂和放任自流的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即使对某些改革和发展路径已经十分明确的重大金融问题，推进步伐也很缓慢甚至迟迟不能破题。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就是一例。年复一年，这一事关金融发展全局的改革至今仍停留在无休止的讨论和各种实施方案的比较上，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如果有了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就有了明确的政策目标约束。尽管这种约束不具有指令性作用，但其无疑会使金融发展具有明晰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从而增强金融发展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第二，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发展的成本，增加金融发展的收益。
成本-收益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一对基本的比例关系，而金融发展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对比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金融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发展缺乏整体感和层次感：
一些曾被推崇并且付诸实施的金融发展措施，一段时间后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一些金融机构在设立时由于市场定位模糊，发展方向不明，业务开展起来后多有“违规”之嫌，政府还要支付整顿监管成本；
对某些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带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与发展举措，或是由于相关利益部门的干扰和博弈，或是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考虑，政府举棋难定，踌躇不决，无法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发展的时间成本。
第三，制定金融政策可以给社会公众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
政策信息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信息是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交易行为来影响股市的，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又与政策信息的确定性直接相关。
模糊的政策信息使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例如，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市场发展政策，以至于政策上左右摇摆：忽而决定公司新股发行时按市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忽而又决定停止减持。可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成为引致股市动荡的最大利空因素，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对此事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也影响了股市的稳定。
事实证明，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它比单纯的利空因素对市场的杀伤力更大。
对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厚此薄彼”，与其说是政府在政策生成机制上的一种“政策歧视”，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方面的一种缺陷更为准确。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金融业虽然有别于一般的公共产业，但就其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看，丝毫不比其它社会公共问题逊色。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政策，引领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金融政策的基本点
金融政策的内容如下：
金融产业政策目标
金融各行业与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规划
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金融产业技术进步
金融产业对外开放
金融产业监管
金融产业政策手段等
其中，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是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都是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服务的。
金融政策的构成要素包括：
金融产业组织政策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金融产业布局政策
其中，产业组织政策和结构政策是金融政策的基本点。由于我国金融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而非竞争过度，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重心应放在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方面。通过各种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实施，改革金融行政审批制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着力为金融主体造就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保障公平竞争，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的实质，在于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进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政策在中国金融政策中占有核心地位。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5
如何规范理论认识，充分发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公平的功能作用。本文拟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其原理、功能、制度载体的构建模式、运行方式等问题，展开理论的比较和分析，为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的科学构造提供思路、方法；并且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机制融合，为政策性金融的功能重构提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通过政府信用、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性金融能以低成本和长期信贷的优势，有力扶持“强位弱势”群体淤的发展。但其在阐释政策性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时，往往会强调“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持的风险补偿观点较难令人信服。相反，主张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观点，则更关注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载体———政策性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他们认为政策性金融存在经营机制问题，应改革其传统的委托体制；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更高阶段，能保证机构经营业绩，且是市场建设的“开路先锋”。本文认为，对于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功能定位，以及配套公共政策的机制保证，是深化政策性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础。即在保证政策性金融服务目标、服务宗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政策性金融自身的经营效率，在实现政策目标，达成金融公平的同时，也实现金融效率的积极提升。下文即从理论基础、功能作用和实践证据等诸方面展开比较分析，以证明政策性金融功能重构的公平、效率目标是必须、必要，并且是可行的，能够共存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框架之下。
三、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政策性金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安排，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和需求广泛的业务对象群体。目前，我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升级，遭金融排斥的“强位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和“三农”发展等，无不对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提出了内生需求。为何商业性金融业务不构成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替代关系于，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合作？为何开放性金融并非政策性金融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只是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整合形式？这需要首先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论背景进行厘清。以金融功能的作用机制为视角，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涉及经济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和普惠金融等多个领域。
1政策性金融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是通常金融业务中的“强位弱势”群体，其所面对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Hellmanetal，1997），因此针对市场无效部分，政策性金融在不与商业性金融进行业务竞争的前提下，面向特定群体，提供低息贷款、承担担保保险责任，通过特殊金融安排可发挥资源配置导向的作用。同时也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强位弱势”群体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完全，使得“强位弱势”群体更易受到信贷配给的约束（Stiglitsetal，1981；Besteretal，1987）。由于“强位弱势”群体或处于国家战略经济地位，或关乎国计民生重要部门、关乎社会公平，因此其消费的金融产品就不同于“私人产品”，而是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市场失灵，其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这就为政策性金融的进入预留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资源配置目标上政策性金融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合理性，而不主要是经济有效性，这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是无意也无力承担的。因此，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商业性金融功能，二者的协调合作对我国整体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政策性金融的风险管理。与商业性金融不同的是，人们对政策性金融的研究会较少关注其风险管理问题。但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际运营来看，实则不然。政策性金融作为金融业务形式，天生就必然需要面对收益风险的权衡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发挥其金融功能，发挥宏观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资金来源、项目选择、风险识别控制，以及自身经营管理机制等问题。更进一步地，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金融协调职能，实现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统一，发挥政策性资金的杠杆作用，也必须从风险分担的视角来重新设计其金融实现的内容与形式（贾康，2011）。
3政策性金融与金融普惠。金融普惠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更易获得金融资源配置），也增加了社会生产性投资（如教育和创业）的机会。相反，若缺乏金融普惠，则不仅会导致金融不公平，收入贫富差距难以消除，最终也必将拖累经济发展，降低商业性金融的金融效率（Demir原guc-Kuntetal，2013）。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经济发展差异大，结构性矛盾多，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这些都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在我国必须发挥金融公平与金融协调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金融普惠发展，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盂（白钦先等，2010）。
四、政策性金融功能与资源配置目标
政策性金融可以看作是财政与金融的某种结合，但不同于无偿拨付的财政，也有别于利润优先的商业性金融，其对资源配置的回报要求是：有限、有偿。即在基本投资收益的前提下，保证对金融资源的回收。这一有些矛盾的原则要求，往往会让政策性金融陷入资金预算的“软约束”。在改革“转型”时（如政策性银行）又容易矫枉过正，过度追求“市场化”目标，利用政策优势来进行市场竞争。这让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与弱化，偏离了它本来的宗旨及目标。有学者指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核心是对“强位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是对社会经济合理性目标的满足；支持战略性、重点项目，实现金融排斥的金融公平。财务盈利并非不重要，但要权衡政策目标的社会价值、项目风险以及对于风险的分担。
1地方政策性金融的经营特点及其功能表现。事实上，如果从地方金融的成效来看，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作用（包括能力及其效果）仍是较为有限的。以浙江省为例，归纳了省级政策性金融的若干经营特点。可以看到，在地方金融中政策性金融也是以战略性重点项目作为其主要的金融支持对象，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业绩稳中有升，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但相比较其宗旨与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1）虽支持了战略、重点项目，但覆盖面较小，中长期贷款投放的行业占比仍不足20%；（2）支持的项目常常是国家、省、市重点项目，或有国有经济背景，或为行业龙头企业，真正“强位弱势”群体仍难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3）政策性金融的机构数量（包括机构设置）相对缺乏，资本金和资金来源较为有限，业务上的竞争机制榆更处于“空白”；（4）和商业性金融一样，政策性金融虽创新了各项“债权保障”措施，但针对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却仍未形成；（5）“三农”、低收入者和小微经济，仍是金融支持最薄弱的领域，弥补商业金融缺陷的金融公平仍难实现。
2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目标———效率或公平。图1是政策性金融与中长期贷款投放的增长率对比，图中两条增长率曲线的走势变化较为一致，但政策性金融的贷款增长率相对更为平稳，具有一定逆周期、稳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一对比说明：（1）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资金投放具有较大相似性，二者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其效果要大于两者间的互补关系。（2）政策性金融的中长期贷款在有助金融公平的同时，也有助于长期的金融稳定。从贷款投放地区来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也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将贷款投放地区划分成浙江省的11个地市（顺序为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和舟山），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地区贷款投放进行了对比。中的曲线变化关系说明，二者在贷款投放上具有相似的地区偏好。这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完成了与商业金融相接近的职能，在金融资源充沛的地区投放了更多的金融资源。受到金融排斥的“弱势”地区“、弱势”项目和“弱势”群体，实际更难获取政策资金的支持。3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协调。通过贴息、信用担保、银团贷款，或银政企融资平台等方式，政策金融能吸引商业金融和聚合社会资本，发挥金融协调功能，实现银行资金和民间资本的联合、共赢。其中，“政策引导”与“风险共担”是政策金融制度的关键。然而，限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较难承担起金融协调的职能。比如2011、2012年度，浙江省政策性银行完成的银团贷款金额分别只有8亿和2512亿，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也分别只有03%和079%。
五、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
如上文所述，我国政策性金融实现功能重构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系”，而不在“制度载体”本身。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实践历程来看，指望几家股份制的企业实体承担起全部的社会金融职能显然并不现实。从金融公平和金融效率的目标出发，本文为我国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提供如下的发展思路：
（一）通过金融合同和融资模式创新，实现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
提倡通过股份制、基金和共同出资等形式，为政策性金融的项目进行融资，或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担保、保险、支付结算等）。资金的来源应多元化，由借款人（提供担保）、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以此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共担的机制。
（二）引入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机制，打破业务垄断
政策性金融的改革应以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去维护政策或业务的权威。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机制，来选择确定最具经营优势和金融效率的业务承担者，打破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垄断。
（三）鼓励组建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形成地方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推动银行网点、中小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立。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及条件，为地方金融生态的形成培育成长沃土。通过政策性业务的分账管理、单独核算，整合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成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使之不仅能政策性业务，而且能为金融风险的防控提供便利条件和灵活手段。
（四）公共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主导
通过制度建设或立法约束，保证公共财政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支持，向业务经办机构提供直接的贴息、财政贷款或定期的资本金补充。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明确政策目标、筛选监管项目和制定风险补偿的办法。通过发挥政府信用优势，搭建融资合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
（五）由被动选择项目转向主动项目推荐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6
（一）金融政策影响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自建国以来，国家有针对性地在民族地区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对引导当地金融市场的走向具有重要的作用。以低息贷款政策为例，该政策要求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民族地区经济贷款活动中坚持低息贷款的原则，以减轻民族地区的发展压力，有力扶植民族地区重构自身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出台了相应的信贷扶贫政策，在西部建设活动规划中，将能源建设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放在关键位置，在建设活动同时达到资金正常供给与利率优惠相统一，着力培育其具有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民族区域产业，以金融政策夯实民族地区经济基础。
（二）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影响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联动起来能够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切实实施需要相应的金融政策来响应，而金融政策能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也与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机联动，既能够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又能够发挥金融政策的指导性作用，从而达到双管齐下，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终目的。
二、财政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研究分析财政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就应当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视角进行具体分析与考量，具体来说影响效应包括几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从产业结构升级滞后项的视角看来，我们能够能够明显地看出，财政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滞后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象情况。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由于主观和客观上多方面原因，与发达地区相比，整个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财政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依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在实际中也就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当前大多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指导下，借助于国家与政府的政府扶植，经济发展速度正不断提升，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逐渐提高。在新形势下，相关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要在民族地区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其难度也就较之前低了很多。然而我们依旧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一些历史上与地理上的问题，当前仍然有相当多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成，财政金融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的发达水平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人民缺乏相应的政策贯彻落实意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成效，长久以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快，这也就直接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财政政策的视角看来，财政政策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活动中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也从侧面上反应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严格意义上述，判定地方经济产业结构是否进行了优化升级，主要是依据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在GDp中的份额变化。而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方式体现为国家通过多种优惠方式与经济补贴方式来直接改革产业机构。以免征农业税这一财政政策为例，该政策规定针对民族地区的农牧业，不仅要对其实行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同时还要对相关的企业发放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一财政政策大大减轻了农牧民的生产成本与经营压力，能够帮助广大的农牧民真切地感受到财政政策对自己生活所带来好的改变与好处。与此同时，国家在民族地区多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能够帮助民族地区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大量资金，从而有效壮大民族经济治理，转变传统的农牧养殖方式与销售方式，从而有效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三，从金融政策视角看来，金融政策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活动中也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与财政政策相比，后者的系数要明显小于前者。这说明，金融政策对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小于财政政策。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金融政策的特殊性质。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前者直接由政府部分颁布规定实施，其发挥效用的速度快、成效高，而金融政策的相关活动一般由金融机构负责。而金融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到具体的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的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与讲解，大多数民族地区群体对于金融概念与金融信息一窍不通，这也就直接造成了金融政策被动地由相应的金融结构进行颁布施行的特点。金融政策颁布后，能够迅速生效则基本取决与民族地区群众的个人自觉性和主动性。因而，金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直接与当今的金融意识、金融观念相挂钩。最后，从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联动的视角看来，当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进行交叉性联动活动时，其系数为负，这说明，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联动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起着较为明显的双向影响作用。双向影响作用主要是由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属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各自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充分发挥二者效用的同时也要及时避免两种政策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就联动的视角而言，一方面，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实质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属于两种经济调控手段和工具，为了避免互相干扰问题的发生，民族地区产业在寻找侧重点转变结构模式的过程中就应当明确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不同侧重点，发挥二者各自独特的优势，既要从国家的层面大力推行财政政策，也要根据目标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确保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结语
时展的新形势下，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地区特色优势，着力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完成其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目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两大重要因素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本文通过以西北五省中四个民族自治区中12个地级市在2000~2010年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具体探索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作用，并对比政策政策影响与金融政策影响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金融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能力高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联动，对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明显的双向影响作用。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7
关键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17-05
世界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exportCreditsGuaranteeDepartment，eCGD)的成立。从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成立至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逐渐成为许多国家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纵观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一般来说，是将从191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其兴起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本国的对外政策性金融体系；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这一时期称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纷纷成立相应机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组织形式，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其总体机构功能一般涵盖了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外交功能等，其业务范围通常是为了实现相应的机构功能，包括融资业务、其他政策性业务、兼营的商业性业务以及保险和担保业务，各国机构有不同的侧重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资本多来自于国家拨付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或本国中央银行，资金来源大多是通过借款和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机构间国际合作不断产生新的成果，如伯尔尼联盟和君子协议。
一、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属于政策性金融范畴。一方面，它具有政策性金融的普遍特性，是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产生、发展以及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同样建立在总体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与其他政策性金融相比，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又具有独特的本质特征和作用领域。因此，随着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独立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理论，并成为政策性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理论主要有出口补贴理论、对外援助的利益分配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不完全市场理论、“竞争工具”理论、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以及宏观调控和经济外交工具理论。
1、出口补贴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从体现战略贸易思想的角度，由布朗德和斯潘(J.a.Brander＆B.J.Spencer，1983)提出的。他们认为，在现实中，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是以寡头垄断为特征的。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一国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在寡头垄断的经济市场结构下，产品的初始价格往往会高于边际成本。如果政府能对本国厂商生产和出口产品给予补贴，就可以使本国厂商实现规模经济，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内外竞争中获取较高的份额和垄断利润。同时，未来规模经济的实现也可以为消费者带来利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基本的作用就是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对企业进行补贴，所以其本质上也就是在保持利润一定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对外援助的利益分配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在一国对外援助方面所具有的特点和发挥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对外援助，尤其是无偿性援助是接受国财富的净流入，有利于其发展和提高福利。相反，对于实施对外援助的国家来说，则是财富的流出，将直接降低其福利水平。因此，为平衡这种“不均衡”的利益分配，一国通常对其实施的对外援助附加一些条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把对外援助与出口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捆绑”式援助，如国际上曾一度流行的“混合贷款”和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的“挂钩援助”等。
3、新贸易理论的不完全市场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政策性金融弥补市场失灵的总体论述之上，也是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虽然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一国进出口贸易最好应该全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但在近年来，随着现实的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理论上分析工具的深化，传统贸易观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从这个角度出发，新贸易理论的不完全市场理论认为，支持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部分前提假设，即所谓的“完全市场”过于理想化，只有在满足这种假设前提的条件下，自由贸易才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而实际上，这种假设条件并不成立，而“不完全市场”才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在“不完全市场”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贸易政策干预本国的进出口市场，从而获得比自由贸易状态下更多的利益。这种福利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一个是通过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在经济”。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租”，而且这些部门还有能力使本部门的“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则相应的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的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对于这样的部门，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改善。而适当的贸易政策，则可以用来扶持这类能够产生外在经济的产业部门。在此基础上，政府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活动，例如出口信贷，成为政府主要的贸易政策形式。这种形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政策性信贷的指向性非常明确，能够对特定行业甚至特定企业最大限度地实施、最有效的实现政府的战略性意图，同时补贴对象的转换也非常灵活。
4、“竞争工具”理论。这一理论更多的是从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这一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论述。该理论认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是各国争夺国际市场和战略资源的“竞争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国际市场对一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根据博弈论，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当一国设立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后，该国企业由于获得了相对有利的融资条件，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就易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此时，另一国家惟有设立类似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相同的融资条件，该国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实际上已成为各国
对抗外国同类机构的“竞争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成立进出口银行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国际市场，应对经济萧条。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成立进出口银行之类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并竞相提供条件优惠的出口信贷和其他融资便利，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对抗外国同类机构的竞争。美国国会1971年就明确提出，“为美国出口商与其他受本国政府支持的出口商竞争，提供与其他国家政府出口融资利率和其他条件相匹配的支持”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基本职能。
5、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出口补贴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wto框架下，政府对出口的各种直接补贴被严格限制。如果某一个成员实施禁止性的出口补贴，其他成员可以通过一定程序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对该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在此情况下，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独特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认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是各国政府对出口实行“非禁止性”补贴的惟一渠道。因为wto规定，“如果某一成员属某一个官方出口信贷国际承诺的参加方，且截至1979年1月1日至少有12个本协议创始成员属该国际承诺的参加方，或如果一成员实施相关承诺的利率条款符合这些承诺的出口信贷做法，则不得视为本协定所禁止的出口补贴”。这实际上是默认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存在，允许其继续发挥作用。oeCD(经合组织)达成的有关协定，使各国政府通过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支持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国际惯例，使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成为各国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特殊的竞争领域。
6、宏观调控和经济外交工具理论。这一理论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角度分析了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该理论认为，进出口信用机构融合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于一体，是金融化财政政策的延伸，是政府宏观定向调控的重要工具。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为特定产业和国别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扶持公共产品性质行业和弱势行业，校正经济结构失衡，促进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其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对外援助、开发海外战略资源、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现其国际政治和外交目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越来越成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工具。
二、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主要特征
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在其实践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金融和经济形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成立、运行和监管严格依据相关的专门法律规定。国际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建和运行都建立在具体的、独立的法律基础之上，通过法律对其宗旨、资金来源、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经营方针、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规范。有的国家是先有机构，后有法律，如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英国eCGD成立于1919年，直到1949年英国出口信贷担保法案才确认了eCGD的性质和活动范围。美国1934年已成立相关机构，1945年颁布《美国进出口银行法》。加拿大eDC的前身――加拿大出口信贷保险公司早在1944年就已成立，1969年方颁布出口发展法案。有的国家是先有法律，后有机构，如泰国和韩国分别先有《泰国进出口银行法》、《韩国进出口银行法》、韩国《出口保险法》，后成立泰国进出口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和韩国出口保险公司。
2、以国家信用为保证，政府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建和营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国际上广为接受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是政府通过金融手段贯彻本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扶持本国资本性货物的出口，扩大本国对外经济交流，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做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纷纷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支持进出口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在资金来源和承担风险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已成为政府经济干预和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
3、资金运用的原则和方式不同于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具有特殊性。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是为服务于本国进出口以及本国对外投资服务的，这决定了其不同于商业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原则。一是服务对象必须是在从其他金融机构不易或不能得金融支持的情况下，才能从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资格。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在资金运用上，不与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形成竞争，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不破坏市场机制，不扰乱市场秩序。二是对资金使用期限与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同，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支持中长期项目，只有少数国家为一些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另外，目前一些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已逐步开始重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纷纷设立专门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部门，并创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的服务政策和手段。
4、明确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一般从属于政府，为执行政府特殊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而建立。事实上各国都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交工具，通过为一些贫穷国家提供强大的信贷支持，而获得某些政治上的利益。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在某些情况下要执行本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外交职能。如捷克外交部对捷克出口担保保险公司(eGap)及捷克进出口银行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股份，为其四大股东之一。比如为某项国际事务的投票表决而拉选票等，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一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经常作为各国在国际上推行自己意志的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例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朝鲜战争、冷战、越南战争等事件中多次作为政策工具，为美国利益服务。事实表明，西方大国为了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而选择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作为政策工具，参与推进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再如，匈牙利政府利用匈牙利进出口银行和匈牙利出口信贷保险公司，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的巴尔干地区重建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外交利益。韩国为促进朝鲜半岛统一而成立的朝鲜半岛南北合作基金，由韩国进出口银行管理运作。
5、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奉行不亏损原则，并保持合理盈利水平。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同于政府财政，既要实现政策目标，又要保证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因此，各国都存在着如何妥善处理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目标与盈利性目标的关系问题。各国普遍认识到，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目标固然比盈利性目标重要，但盈利性本身是对金融机构的基本约束。如果盈利性目标完全从属于政策性目标，就很难保证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稳健和可持续运行，并导致其政策性目标也难以实现。
三、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新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实践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机构规模不断扩张。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CoFaCe)在2004年底总资产为30.76亿欧元，到2006年底扩张为51.98亿欧元，两年间扩张了69％，资产增长迅速。2006年底，韩国进出口银行总资产为17.45万亿韩元，全年增长15.1％。2002年底，加拿大eDC股本为20.77亿美元，2006年底扩张为59.86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1.88倍。印度进出口银行2006年底的资本较1997年底实现翻一番，达到10亿卢比。(2)业务量呈现不断膨胀趋势。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以来对出口贸易的资助超过4000亿美元，印度进出口银行1997年度保险类、担保类和贷款类业务分别为1.912亿、12.094亿和38.248亿卢比，2006年度分别增长到16.972亿、35.360亿和228.862亿卢比，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7％、13％和22％。(3)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提升。一些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根据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积极进行各种各样的运行模式创新。如“混合贷款”和“网上信用评级”(@rating)，这两种重要的创新活动都是出自法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分账户经营制度――国家利益账户和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账户分开经营是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eDC)的创造，在国际社会已经被相当数量的国家所采用。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德国的荷尔姆斯等都从事大量的商业性业务，甚至占主导地位，一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倾向于经营一部分商业性业务。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活动，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拓展和加强。
2、许多发达国家把发展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放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其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已经充分体会和认识到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因此，把发展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放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解散过美国进出口银行，但是后来又坚定不移地发展进出口银行，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成立了另一家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近年来日本也出现过人们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作用怀疑的现象，但是大藏省经过实际考察和论证后发现，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后在1999年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制进行了重整，成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这表明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大力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都对本国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制进行了全面调整，使其逐步完善，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8
记者:贾所长,您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据我所知,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意识到了。在我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提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轨运行,再以后建立了部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又陆续组建了另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大大小小类似的、实际上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请问,您近年来特别关注和研究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背景呢?
贾康: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我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使我对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触,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加快进展,这件事情非常迫切。2008年有几件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第一,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怎么样救灾和实现灾后重建。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表态要支持灾后重建,但是现在看来这只能归于一种政治表态。在实际运行机制上面,在决定运行机制的更深层的制度构建中,有什么长效的东西使他运行,找不到。因为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商业性定位的。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碰到了严峻的困难,大家都在喊支持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各家金融机构也纷纷表态,但也是政治表态性质的。我认为动机是无可指责的,表明对全社会的态度。但是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你找不到支撑这种行为的长效机制。就在前不久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数据,2008年前三个季度统计下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起上年是明显降低的。第三,“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话不用多说。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各家银行金融机构表态支持“三农”发展,也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仍然看不到稳定的可以长效运行的机制性的东西。在这几件大事中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使我特别想到只有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并创新和开拓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政策性融资发挥稳定的、长效的作用。
记者: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贾康: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哪里?从研究的角度至少指出两点。一是在市场体系中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所有渠道,都要进行成本比较。大中小企业在成本方面差距很明显。一般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因为从每笔贷款来说固定成本差不多,对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一笔做下去可能只有100万左右的贷款,大企业一般是上亿元。二是风险的差异,同样做一笔贷款,不考虑成本,首先考虑的是风险,这个事情要安全,任何商业定位的银行金融机构都会考虑如何规避风险。给一个大企业贷款支持,和给一个小企业贷款支持,风险度评价也是很明显的。小企业的发展确定性是很难把握住的。有些小企业三年到五年时间段就消失了,能存在十年的小企业已经凤毛麟角。要成为百年老店,都必须是千挑万选的。大企业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处于稳定的状态,而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很多的。正是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贷款支持存在两难问题,就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小企业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记者:我国现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怎样才能建立和规范政策性金融体系呢?
贾康: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主体,原来中央级有三家,现在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方面主力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央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是信用担保机构。当年财政部和经贸委各出2.5亿元组建了一家政策性定位的担保公司。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行中往往落入了两难状况,如果追求政策性的目标,这是他设立的初衷,就要面临资产萎缩的压力,而这个萎缩对上上下下都是无法交代的,所以它考虑自己的生存必然要调整它的内在动机,消减政策性的作用,把主要的兴奋点放到商业性活动上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需要政策性金融,便催生了地方层面从省级到市(也包括某些县)多少有点规范性,但从金融体系建设来说其规范性是很不够的,实际上是变相的政策性融资的主体,由地方政府操控形成融资平台,作政策性融资事项。在上海浦东、重庆、合肥乃至改革开放走到最前面的顺德,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不称作政策性金融,但是发挥类似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机构和行为,其规范性很低。打造规范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清,这涉及从政策性金融体系到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各自相对清晰的职能定位和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的必要分工与合理机制的塑造,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等。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打造一个风险共担机制,使财政资金可持续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相关企业和财政系统,如不是风险共担,便很容易导致大家一下子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买单的压力全部单项传导到财政身上。财政部门便会认为这是一个独担风险的机制,是不合理的,不是按照责权统一的、长效制约机制的方式,很难持续投入资金的支持。所以形成贴息、信用担保等等后续的财政必要后盾力量,必然要求风险共担,否则不可能持续。有了这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市场一线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及财政之间,才可以形成一个政策性金融概念下必要的“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中间地带。
记者:请您谈谈建立和发展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好吗?
贾康:好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优化结构、实现政策性倾斜的事情,要运用这样一个政策性的融资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可以明显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益。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不追求营利,但是它与市场兼容,以市场化运营的面目出现,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可有效连通财政后盾,使资金“四两拨千斤”地发挥作用,传导到市场主体,也传导到给市场增信,传导到我国的金融深化,以及我国金融深化支持的中国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号称最发达的、最承认不干预原则的美国,也包括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包括战后出现过经济奇迹的日本,都存在着非常清晰的财政透明的长效介入机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于农业方面的特殊扶助,等等。
为了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更有效地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这类机制的发展,解决加快优化结构的问题,应对现在金融危机别典型的阶段性的风险问题,以及处理好从长期演进来看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问题,应当尽快建成立和发展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记者: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具有值得重视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请您具体谈谈杭州西湖区的经验。
贾康:杭州西湖区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政策性支持、金融式放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机制,让财政资金产生可持续的放大效应,把原来“消耗性”的较低效的投入,变为循环性的、较高效的基金。应该说,这种机制和模式是现实生活中所急需的以财政资金扶持小企业发展的开拓创新,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了新途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有目共睹,按照一个粗线条的说法: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要达到税收50%以上,经济总量的60%以上,科技创新的7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的80%以上。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于他们给予融资支持的呼声很高,但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支持机制。既然中小企业融资迫切需要开拓、创新,那么在杭州西湖区产生的并付诸于行动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模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全国首家财政支持、多方理性参与、形成合力持续运行的小企业融资基金,总结其经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将具有全面的意义。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财政部的支持下,设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每年至少公布两批名录,采取无偿资助或者贴息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但对于全国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小企业来说仍可谓是杯水车薪,有待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都有更多的行动。杭州西湖区的做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非常具有必要性和先导性。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9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业务;商业性业务;监管
长期以来，随着开发性金融不断开拓创新，扩展业务领域，尤其是国家开发银行业绩的快速增长和持续优良，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享受着国家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税收优惠、风险承担等优待政策，在许多领域与商业银行形成竞争关系，为了保证金融市场公平竞争，应该严格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分账管理，甚至应该剥离政策性业务并组建专门机构，享受政策性金融待遇，而其他商业性业务，应该实行与商业银行同样标准的监管和条件。
其实，这种认识只注意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区别，没有认识到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共生关系与普遍联系，没有为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和谐共生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正确对待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关系
（一）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
政策性金融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它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通过创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校正，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政策性金融机制具有财政“无偿拨付”和金融“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是两者的巧妙结合而不是简单加总。
（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有机融合
当初我国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为了划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有效解决。时至今日，学界、实务界仍在为如何划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而煞费苦心。不过，那种以是否“赚钱”作为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观点，却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一定要清晰地划分开这二者，从而将商业性业务从政策性机构剥离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三）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将长期共存
从发展经济学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形态，与产业阶段相适应的是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市场，与消费阶段相适应的是消费金融，在建设阶段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更有效。从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经济成长过程可总结的内在逻辑来看，发展政策性金融具有长期性。从国际经验来看，政策性金融业务长期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比较强大而且种类多样化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对于采取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发展政策性金融，可以适当集中有限的资金支持需要重点发展的项目，从而加快赶超步伐。
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科技产业、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新农村建设，还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珠三角、长三角产业转型以及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城乡统筹发展试点、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近年二三十个特定区域的加快建设，等等，都存在资金不足的制约，这些领域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往往超出商业性金融的风险承载能力，迫切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借以拉动商业性信贷资金的投入。而在“三农”领域，相关农户和农业企业获得商业性资金的能力一般更低，带有明显的“市场失灵”特征，更加迫切需要获得政府政策性金融的大力支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由于产业区分和项目性质等原因，在服务国家资源能源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棚户区改造、铁路、重大水利工程、新型城镇化、扶贫开发、战略新兴产业、农业、中小企业以及大型机电设备进出口等方面，我国仍然需要相应政策性金融服务。作为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的开发性金融，在以市场业绩为支持、市场化运作服务国家战略方面，比传统政策性金融更具优势和活力。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将和谐共存，共同构成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生态。（四）应当将政策性业务从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剥离
政策性金融创设之初，主要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投融资领域内市场配置资源不足导致的资金不足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这些领域由于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溢出效应明显，商业性金融不愿涉足。但是随着开发性金融通过持续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以及信用、现金流、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这些领域俨然成为金融“红海”，商业性金融大举进入。尤其是2008年以来，商业银行在住房、政府融资平台、基础设施等本来属于政策性金融业务领域发放贷款迅速增加。目前，这三类贷款占银行业总贷款的比重超过40%。由于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难以区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再次泛起，商业银行大肆套取政府隐性担保之红利，追逐房价上涨、影子银行和股市投资等高风险业务成为普遍现象，成为拖累银行资产质量、加剧财政兜底风险的主要原因。到去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12个季度攀升，已进入新一轮不良资产高发期。与开发性金融相比，商业性金融缺乏国家信用支撑，无法提供大额、长期信用，缺乏建设市场、建设制度的能力和方法，大量介入原本属于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是资源、期限错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就必须强调各金融业态协调发展，就必然要求商业银行剥离政策性金融业务。
二、建立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特征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一）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有独立的监管体系
如果将开发性金融从事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截然分开，将商业性业务与其他商业银行业务实施同等标准监管，将政策性业务实施与其他几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致的监管标准，那么，就是抹杀开发性金融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回到传统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元生态的老路。
既然国务院单独明确了开发性金融机构，而不是将开发性金融机构同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提并论，就已经表明，开发性金融机构将按照不同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实现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具体而言，就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以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方法，以信用建设为主线，通过“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运行模式，服务国家战略。国家要明确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家所有的基本属性，给予准主权债信等级，解决零风险权重发行债券问题，给予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持续注入资本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把国家信用与机构信用结合起来，坚持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原则，讲求市场业绩，以商业性金融的方式运作开展盈利业务，避免“政府失灵”，以良好的市场业绩作为支撑，通过行之有效的开发性金融方法和模式，最终实现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显然，传统的政策性金融或者商业性金融的监管体系，无法适用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因此，需要根据开发性金融机构独特的定位和运行特征，建立专门的监管考核体系。
（二）符合开发性金融特色的监管体系
首先，应针对国家开发银行单独立法。国外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通常都是“一行一法”。这样的好处在于能与开发性金融机构独特定位相适应，更有针对性，能较好地保持立法的稳定性。其次，国家开发银行立法从内容上说，既是机构组织法又是业务活动法。立法应对国家开发银行宗旨、性质、法律地位、任务、职能、业务范围、设立变更终止的条件与程序、业务活动原则、权利义务、自主决策权、法律责任、资金来源问题、政府的支持（如税收待遇、利差补贴、亏损补偿等）、资本构成及补充机制、内部治理机制、风险管理等问题作出规定。特别要在立法中对“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界定与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向政府机关贷款、政府信用、监管体制、监管标准、透明度等问题给予较为明确的规定。
金融的就业政策篇10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商业化改革；专业化运作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48-09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这一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而影响社会资金配置框架的重新规划，影响国民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现，必须慎之又慎。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就是全面地考察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从中总结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原则，为解决困扰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思路和线索。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简史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资金的有偿使用为手段来实现政策性目标，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19世纪初期产生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一直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并通过制度安排和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不断改革，使政策性金融体系顺应时展的客观需求。
(一)20世纪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简要历史沿革
20世纪以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经历了两个大规模蓬勃兴起的时期。一是20年代至30年代，为应对各种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由政府出资先后在农业、进出口、小企业、住房等领域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二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政策性金融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经济复兴计划或经济赶超战略，日渐成为国家及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不仅日本、韩国、印度等赶超型国家迅速建立了覆盖领域非常广泛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而且出现了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经过上述两个时期的大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支持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包括经济赶超、对外扩张、区域开发、粮食安全等重要战略目标，而且在微观层面上对于满足农民及中小企业等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弥补商业性金融服务缺陷、维护社会公平、支持就业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鉴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它们的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规范和健康程度已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国际竞争条件下，其实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忽视或摒弃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而且越是市场经济成熟高的发达国家，其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立法和覆盖领域越是完备，运作程序、治理结构和监督管理越是规范，如美国、德国、日本等。
同时也要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不仅顺应时展调整了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业务重点和机构布局，而且经历了股权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经营服务方式日趋多样化和专业化等系列改革。在私有化浪潮和“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最近一波改革潮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印度等国对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的商业化改革。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不仅提升了各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为各国带来了充裕的资金，而且极大地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面临着经营效率提高、业务领域调整、优惠待遇减少、资金来源变化等诸多挑战。为了适应变化，一些国家对本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商业化改革，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商业化转型或调整。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由单一政府股东转向多元化，或完全商业化甚至上市，或公私混合。例如，新加坡发展银行、斯里兰卡开发银行、印度产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被认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逐步转变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前身是日本开发银行)退出面向大企业、骨干企业的融资领域，要求在2016年前完全民营化。
2.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涉及资金来源、经营管理、政府补偿、监管等各业务环节。例如，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由国家全包模式向市场筹资模式转变。2003年，韩国产业银行客户存款在全部负债中的比例达到13.1％，金融债券比重达到45％；2001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开始发行非政府保证债，等等(郑波，2006)。在经营机制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引进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国际化标准，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注重稳健经营和提高效率；同时随着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能力的提升，政府适当减少了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管理方面更为透明，监督管理方式适当借鉴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等，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其财务可持续性。
3.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服务方式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和专业化运作。主要表现在业务种类不断增多，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兼营商业性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类代表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巴西社会经济开发银行、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输出人银行、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等。同时，为避免道德风险和不公平竞争，这类综合经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采取分账户管理或建立母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不同业务的专业化运作。
从国别来看，在此轮商业化改革的国际潮流中，以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力度最大(白钦先、耿立新，2005)。以下简要回顾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的具体情况(见表1)。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贯彻国家政策，在几乎每一个产业领域都设立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从1947年建立“复兴金融公库”起，几经演变，到1971年形成了“两行十库”的政策性金融格局，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格局也仍然是稳定的。
这时，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上达到较高水平，资金供求由短缺转向过剩，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出现了“一般化”态势，如深度介入本该由民间金融经营的领域，与民间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关系等。与此同时，泡沫经济破裂后，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都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面对形
势变化和自身困境，日本对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重组。1999年10月，政府适当精简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合并了其职能。经过改革，演变成“两行六库”的格局，以降低运营成本，使政策性金融体系更能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财政投融资制度下，邮政储蓄资金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约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90％。邮政储蓄是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人口”，“两行六库”则是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出口”。2005年10月日本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邮政改革使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失去了保障。同时，政策性金融体系自身也存在继续改革的必要性。如2003年末，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仍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0.3％(张韶华、郭常民，2006)。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和投资范围的扩张使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了激烈竞争，影响了日本银行业的盈利水平。
2006年日本通过《行政改革推进法》，确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方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于2008年10月实行股份公司化，并将于2016年3月前将政府拥有的股份全部卖出，以最终实现民营化。废止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将其业务移交地方管理。国际协力银行被分解为日元贷款部门和国际金融部门，前者并人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组成新的开发援助机构；2008年10月，后者与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统一合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将保持现状，并将于2012年并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经过1999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改革，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进入统一机构的新阶段。
二、对近年政策性金融演化国际潮流的基本认识
从上述情况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国家确实对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了商业化改革，不仅通过商业化改革和机构整合来实现政策性金融业务覆盖领域的调整，压缩或退出原来支持的某些重点行业或者落后地区的开发性金融业务；还通过引入商业运行模式，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能力。研究经济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深入到这些国家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动因和具体效果层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化改革并没有抛弃设立政策性金融的初始理念，改革之后，政策性金融的一些职能反而得到了相当程度强化，而且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潮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化改革所能够概括的。因此，分析政策陛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需要厘清几点基本认识。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是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对政策性金融的根本否定
要客观地评价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需要看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动因和实际效果。目前引发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的主要动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金融体系设计的整体思路在新阶段发生了变化。例如，日本政策性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邮政储蓄系统的改革需要。
2.提高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针对性，降低政策性金融带来的不利影响。
3.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运转成本。
从上述三种动因看，无论哪种动因，其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政策性金融效率，而不是完全取消政策性金融服务；也没有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直接进入政策性金融领域，而是通过政策性金融的部分退出，扩大商业性金融的运作范围。
从实际效果看，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一方面缩减了政策性金融的覆盖范围，消除了“四面出击”现象，将商业性金融能够解决的融资领域还给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仍然需要政策性支持的领域运营，故政策性金融的目标更加明确，业务范围更加专一，在保留领域的专有作用得到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明确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责，降低了多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业务重叠，减少了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摩擦，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对社会资金的配置能力、对政策性业务的支持能力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运作水平。因此，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政策性金融机构，更不是要取消政策性金融，而是对政策性金融业务“有保有压”的调整，使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空间更加明确，业务功能更加完善，对政策性对象的支持力度更有保障。
(二)政策性金融改革之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效率得到提高，功能目标更加明确
通过改革，合并撤销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浮于事的现象，降低了运营成本；二是被保留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管理运作机制上更加贴近市场，可以减少层层审批和内部扯皮现象，减少“黑箱操作”，提高整体资产质量；三是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减少两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摩擦，形成两类机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
实践中，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过合并，确实得到了缩减，管理运作日益规范，运作效率不断提高，而且政策性目标更加明确，业务范围更加专注于保留的政策性业务，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国家财政对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封闭供给体系被打破，并不意味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减弱，而是在新形势下转换了形式与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其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越来越优化地筹集更多的长期性低成本资金，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离市场更近了，压力加大了，活力也增强了。
但是，从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潮流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的改革，都是建立在一国金融不断深化、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政策性金融机构才能在特定政策目标约束下，比较得心应手地开展各项筹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切实加强风险控制能力。
(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商业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会以某种形式承担经营失败的损失
商业化改革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基本业务领域仍然会集中于原来所从事的政策性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的情况下，从事该领域金融业务的收益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商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可能仍然是具有较低收益空间的金融领域。随着商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利润考核压力的加大，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必然会在维持其基本业务范围的同时，不断拓展存在较高风险的业务以提高收益。但在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跟不上的时候，随着高风险业务的增加，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者是社会资金状况出现改变，这些风险就很有可能会爆发，给它们带来巨大损失，导致这些金融机构面临经营困境，甚至可能面临破产倒闭。而这些金融机构原来所从事的政策性业务，往往与影响国民经济走势的最基本领域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这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之后，会给整个经济运行或者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政府最终将不得不为它们的损失“埋单”。像美国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大商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出巨资重新购买其股权。
(四)如何防止“设租寻租”和提高绩效是与政策性金融共始终的重要问题
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政府支持背景，业务带有政策优惠特征， “设租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常为人诟病，也出现过因这些或有弊端而失败的案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复兴金融公库、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因此，如何防止“设租寻租”和提高经营绩效，始终是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两个问题。不少国家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考察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国际潮流的过程中，关注和汲取这些经验，有助于推进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规范发展。
在防止“设租寻租”方面，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1.专家集体决策。世界银行于上世纪90年代总结日本政策性金融经验时强调了这一原则。1999年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大规模改革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一步完善了专家评审和集体决策机制，由内外部专家构成贷款决策委员会，专门评审限定规模以上的政策性金融贷款项目，从中立、公平的立场审查项目的政策意义和效果、事业主体的项目完成能力、项目效益等，总体而言，比较有效地降低了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个别领导掌握项目审批权限而产生的“设租寻租”风险。
2.严密的内外多重审计制度。这是世界银行总结的另一条基本经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运作较为成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以内部审计与监察、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部门评估、预算审批监督以及国家审计机关不定期审计等为基础的内外多重审计制度，对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展及项目评审工作进行层层监督。实行这种内外多重审计以及形成比较高的透明度，目的就在于把寻租行为压制到最低限度。
此外，一些国家还不断优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项目的制度设计，从业务流程上降低“设租寻租”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为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成立私人经营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S)，向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或者长期贷款，并且政府规定SBiCS的发起人每投入1美元到风险投资项目中，便可从联邦小企业署(SBa)得到4美元的仅为2％的低息贷款。由于SBiCs可从SBa那里得到低息贷款，利息差的诱惑以及还贷的压力，诱使一些SBiCs倾向于向那些已有现金流人的处于扩展期以后的公司提供债权融资以博取利差，而不是为那些处于种子期的初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诱发了大量的寻租行为。1992年美国对《小企业投资公司法》进行了修改，规定SBa可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私人管理的SBiCs，在分担风险的同时分享利益，促使SBiCs的支持方式由债权向股权转化，、从而在制度设计上避免了上述“设租寻租”问题。
提高绩效也是历次政策性金融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商业化改革单一导向虽然有助于提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效率，但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机构要退出政策性金融体系，失去了政策，因此，商业化改革仅适用于根据国情判断不需要政府再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领域。对于仍然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领域，各国改革的举措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化，而是不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即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运作的微观层面越来越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市场并面向市场，通过增强约束机制和改进管理方式来提高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国际潮流更是如此。
仍以日本为例。2001年，日本对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标是想继续保持政策性金融积极的一面，消除其弊端。核心内容有：一是取消原先可获的来自邮政储蓄和养老金的强制性存款制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二是引入政策(补贴)。成本分析，实质性地扩大公开性，以保证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约束和监督；三是贷款利率将以同期限日本政府债券的市场利率为基础(贾康，2002)。H这些改革措施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更贴近市场化的模式运作资金筹集、资金运用等业务环节，从机制上促进了政策性金融机构采取有效率的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同时，也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更加透明，便于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和评价，增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自律的内外部压力和约束力。
只要政策性金融存在，金融双轨制便存在，“设租寻租”的可能性也就存在，以“政策性亏损”掩盖绩效管理水平的动机也很难避免。所以，动态优化地把政策性金融控制在合理规模和必要领域之内，并防止“设租寻租”和努力提高绩效水平，是与政策性金融共始终的机制建设与管理监督问题。只要措施得当，便能处理好与之相关的“不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问题，发挥政策性金融之利，遏制政策性金融之弊。
(五)政策性金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工具，商业化并最终消失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的全部，也不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无论经过何种合并重组，执行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始终是存在的，同时，政策性金融业务更是始终存在于某些历久弥新的领域，如进出口、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体系采取低调处理、充分利用的策略。美国虽然没有宣称要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但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开始，它就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农业、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等领域拥有功能齐备、组织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更是相当完善，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支持网络。
美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最大的变动当属对住房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对住房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私有化改革，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政策性金融商业化潮流的一个前奏。但是，美国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改革并没有泛化，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存在着，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到来后，更彰显了其功能。比如，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联邦小企业署为帮助小企业渡过经济衰退，临时放松了贷款标准，直至2010年9月。再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是联邦政府全资所有的独立执行机构，长期以来一直秉承1934年成立时的宗旨： “通过支持出口支持美国就业”。近年来，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规模一直在120亿美元以上，类型包括担保贷款、直接贷款和出口保险等。同时，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经营管理和自身财务可持续性方面非常成功。2001年以来，该行共获得68亿美元的净收入；这些净收入除部分用于审慎性准备金外，其余全部上缴财政部。
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美国是否也曾担心政策性金融机构会成为政府负担而要对它们进行私有化改革呢?这种担心和争论在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之初就存在，但是，除了必要的商业化改革以外，政府采取的解决思路是通过加强立法、管理和监督来控制此类机构，充分发挥它们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例如：1945年美国出台了《政府公司控制法案》；1990年出台的《联邦信贷改革方案》要求政府改进信贷项目会计，为贷款项目评估提供了一整套程序，使联邦政府的信贷运作建立在
更好的财政基础上；1996年出台的《政府债务收集改进法案》加强了政府追回欠款的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把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作为政府的长期责任，把政策性金融业务可能带来的经营损失列入政府预算以支出弥补。
日本也是不断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家，但是其历次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怎样合并、撤销或者是商业化，始终存在执行基本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保留的统一机构――政策金融公库的功能仍然完整地涵盖进出口、中小企业、农业三大领域。虽然政策性金融公库经营仅半年的时间就出现了6554亿日元(约合66亿美元)的亏损，但日本政府仍然保留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那么，为什么注重发挥市场作用进而大规模商业化改革的日本还要心甘情愿地承担如此巨额的亏损呢?为什么美国政府对政策性金融如此重视与支持呢?这些问题是研究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中不可回避的。认真研究政策性金融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策性金融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其需求是客观长期存在的，即便我们在总结其他国家出现的政策性金融改革中看到了商业化趋势，但必须认清的是，商业化并不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全部，也并非某种确立的终极目标!大多数国家仍然存在很多继续恪守政策性金融业务规则的“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
三、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抉择
经过10多年的运转，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面临着改革。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金融特别是对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原则和思路。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将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则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深化内部改革。对政策性金融业务，今后将通过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来展开。从目前的整体改革思路与方向看，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商业化潮流在中国的某种具体化。那么，在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中，中国是否应该随波逐流?未来的政策性金融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在清楚地认识政策性金融改革国际潮流的实质之后，结合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一)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借鉴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际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态，其中确实存在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转型和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只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一个局部特征，而不是整体特征，不宜泛化。即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也正处于不断试验之中，其理论基础并不成熟，改革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最终的结果更是难以预料。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潮流中，我们若简单地试图以单一维度从中总结出经验，并且用于指导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实践，不仅由于未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选择面临诸多困难，而且还可能会不切合实际，使整个改革误人歧途。
在政策性金融改革过程中，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对其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何种改革，其在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目标的过程中，都是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金融体系建设与完善情况、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社会公众的反应等具体情况确定的，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在此过程中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此，在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时，我们不能忽视国情和自己的特定发展阶段，把有着诸多背景因素和前提条件的国际经验，直接搬过来应用到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实践之中。
如果仅仅按照追逐商业化潮流的模式来改革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那么在有些领域，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发展可能会面临“没有开始，就要结束”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三大差别较为严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无论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社会进步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时宜的。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我们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时，一定要坚持结合本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则。
(二)要从战略与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
从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并不清晰，对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定位也存在明显错位，仅仅将政策性银行当作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副产品”，其功能只是承担各专业银行留下的某些特定政策性融资业务包袱，基本上没有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角度规划政策性金融的长远发展问题；另外，对三家政策性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业务范围的界定也始终不清晰。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的完整性，而且也影响到决策层对政策性金融存在必要性的判断。
基于此，设计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思路，需要具备战略思维，从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从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发展角度而言，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政策性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政策性金融体系所包括的领域应该是非常广泛的，而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是远远不能包含的。因此，要从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政策性金融的重大意义，从长远角度考虑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设计，充分重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合理规划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业务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同时，不能片面强调政策性金融机构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利润化导向不等负面问题，更不能仅将此作为确定政策性金融改革路径的主要因素与考量依据。
(三)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需要积极建设：合理发展、长期存在
政策性金融是需要长期存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比较强大且种类多样化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并且在政策性金融改革浪潮中，仍然坚持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对于处在“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存在，首先要满足其在进出口、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产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这一传统需求目标；其次，在锁定“全面小康”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还要以政策性金融贯彻落实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赶超战略。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发展方向并非单一的商业化或者“去政策化”，更不是取消政策性金融职能；恰恰相反，我们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改革，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完成单纯依靠商业性金融无法办到的事情，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由于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失灵”现象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也具有长期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在农业、中小企业以及促进国内大型产品进出口等方面，中国仍然长期需要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四)需要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机制的市场化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