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1
（一）逻辑起点存在的缺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给商品下定义，但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用说，不用来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因为商品不是劳动产品，就不可能从商品中抽出劳动来。事实上，交换中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劳动产品，也还有不少商品不是劳动产品。在我家的一块老坟地（当然也是一块荒地）里，不知什么时间（但一定是解放前）长出一棵小树来，无人照料、自生自长（也许是哪一天刮风下雨，吹来种子，生根发芽的吧！）。几十年以后，也就是前几年，这棵树已是一棵参天大树，我父亲想把它卖掉，也正好有一买家找上了门，双方就谈好了价格，并由买家把树伐掉了。据我父亲讲，从来没有人照看过它，用理论上的话说，从来没有对它付出过劳动，然而这棵树却卖了一个好价钱。按照传统劳动价值理论，这棵树不是劳动产品，当然也不是商品，也没有价值。但事实上，这棵树不但成了商品，而且也有不小的价值（与小商品相比）。这就不得不令人反思，只把劳动产品当作商品，这种作法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这一事实说明，有些商品不是劳动产品，劳动也远未创造出人类消费的一切物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看到这些物品有不少也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没有从这里审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把商品当作劳动产品，这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一个缺陷。
（二）逻辑推理过程存在的缺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交换价值时，指出两种不同的物相交换的等式，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紧接着，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再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劳动产品剩下来的，“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工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这里的引证，只是为了表明马克思的逻辑推理过程。按照马克思的推理逻辑，既然从具体劳动中可以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那么为什么不能从具体使用价值中抽出一般使用价值或抽象使用价值呢？按马克思的推理，“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中一定的生产劳动”，不考虑“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那么，“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撇开其具体形式，它们都是“有用物”，各种使用价值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有用的物，抽象使用价值。如果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成立，那么，抽象使用价值就一定成立。如果抽象使用价值存在，那么，马克思提出：“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价值”，并认为商品价值就是“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就一定存在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既然有质的差别，就不会有相同点，可这与事实相违背，不论具体的使用价值在“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上有何差别，但它们都是使用价值，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说使用价值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存在质的差别，那就必须说在人的需要中，有一部分不是人的需要，即人不是人。事实上，人就是人，使用价值满足的需要都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在本质上都是人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差别的，存在的只是需要的种类、用来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功能上的差别，是“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上的差别，而不是其在社会功能的本质上的差别。二是在交换中，具体使用价值表现出了一般使用价值的性质。当a的占有物a不能直接通过消费满足a的需要、却能满足另一个人B的需要时，a对B具有使用价值。反之，B的占有物b不能直接通过消费满足B的需要、却能满足a的需要时，b对a具有使用价值。由于利益的原因，在a和B都接受的前提下，a与B结成交换关系，进行交换。这时，a对a就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可以用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b。这样，a具有了两种使用价值：一是直接用来满足需要，二是通过交换间接满足需要。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满足需要，只要交换能够实现（交换是有条件的，需要也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用a就可以满足a的一切需要！a具有了一般使用价值的性质。既然存在一般使用价值，那么，交换中的那个“共同的东西”就不应该只是劳动，马克思把这个“共同的东西”只归结为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就一定是片面的和非科学的，联系到上文的第一个缺陷，如果用来交换的物不是劳动产品，那么，从这个交换物中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劳动”这个“共同的东西”来。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交换中那个“共同的东西”不一定是劳动，劳动只是“共同的东西”的一个并不必然的一部分，马克思的逻辑推理是存在问题的。马克思的逻辑推理存在的问题是其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的第二个缺陷。
（三）逻辑结论的缺陷。第一，交换的对象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可以是劳动的产物，也可以是纯大自然的产物。作为使用价值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资料发生作用的过程的结果，离开劳动工具、特别是劳动资料，人自身是无法凭空生产出劳动产品的，既然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相互作用（虽然人是劳动过程的主导的一面）的产物，把劳动力的耗费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显然是片面的。第二，如果劳动力的耗费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非劳动产品的价值从何而来？第三，根据上文的分析，交换中那个“共同的东西”不一定是劳动，劳动只是“共同的东西”的一个并不必然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结论——活劳动即劳动力的耗费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有问题的。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三个缺陷。
（四）在交换中，交换双方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原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的交换中，交换是否是等价的交换呢？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在交换的过程中，交换中的一方无论如何无法比较双方耗费的劳动。即使是在假设的完全信息条件下，交换也未必就是等价交换，如果存在比如卖方垄断等的情况，交换就会明显有利于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就不会是等价交换。因此，等价交换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践上的个别的双方付出的劳动相等，只能是偶然的例外，更不可能是普遍的现象。现代博弈论告诉我们，交换是交换双方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因此，等价交换只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政治学中的“正义”而已。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第四个缺陷。
（五）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关于价值转型的问题，争论一百多年了，目前还没有结果。这一事实从两方面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存在不足：一是既然不能说服人，就一定存在不能说服人的原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明确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能说服人，就应当是不彻底的理论；二是争论还没有结果，但有三点是确定无疑的：①是马克思在论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所使用的模型是有问题的，因为同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存在产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生产资料的价值却不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模型中只有产品剩余价值的平均化，没有生产资料中剩余价值的平均化；②所谓商品的总价值与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相等、剩余价值与利润总额相等这两个等式同时成立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论证，现在看来，这两个等式不可能同时成立，这已为多人的研究所证明；③利润平均化是事实上的一种客观趋势，这种趋势的存在是以资本家逐利和市场竞争为前提的。但是，利润的平均化作为一种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也是劳动力耗费的凝结，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是不可能从一种商品中跑到另一种商品中去的，既已凝结，就不会跑，事实上它也不可能会跑。现实中，一个行业的价格的上涨，另一个行业价格的下跌，只是资本家逐利的结果，而不是已凝结在一个行业的产品中的劳动跑到另一个行业的产品中的结果。因此，无论转型问题争论有无结果或者结果是什么，马克思转型问题的理论，即剩余价值平均化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既然是已经凝结在一种商品中的劳动，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到另一种商品中去；如果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是其一部分——能从一种商品跑到另一种商品中去，那么，商品价值一定不是已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个李嘉图的难题，马克思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的第五个缺陷。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否还存在更多其它的缺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但从上文的几个缺陷看，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存在重大的缺陷的，马克思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是有重大偏差的。
二、西方效用价值理论的缺陷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关于商品价值的认识源远流长，效用论可以追朔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人们也不断提出自己对商品价值的认识，价值与效用的联系是不少人得出效用是决定或影响价值的因素的结论的依据。斯密的价值论是混乱的价值论，在《国富论》中四种甚至五种价值论，其中不乏效用论。李嘉图作为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继承者，由于其体系不可克服的矛盾，特别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与其价值理论的矛盾导致了其体系的破产。穆勒虽以李嘉图的继承者自居，但他的理论也不乏效用论。以戈森为直接先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分别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时，效用论主要是“主观效用论”。在效用论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提出过一些符合事实的真知灼见，如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的论点，就是马克思也不能否认。但是，它也存在重大缺陷，也出现了不少混乱，如庞巴维克说明造桶用的木料的价值时，就是这样。本文不详细考察效用论存在的众多缺陷，只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见物不见人。西方效用价值论者、特别是边际革命中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看到了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但是他们直接地把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同于资本,甚至把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也作为资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把资本说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存在，否认资本是人与人的关系，否认资本的历史性。我们知道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历史性。这些效用论者之所以见物不见人，是由于其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资本的所有者参与价值分配，不是由于机器设备、原材料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是因为这些机器设备、原材料不是纯粹的物，而是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是由于资本家对这些物的所有权垄断，及这种所有权垄断的再生产。纯粹的物是不会参与分配、也不会要求参与分配的，参与分配、要求参与分配的不是物，而是这些物背后的人——资本家。西方效用价值论者想掩盖资本家不劳而获——即剥削——的事实，所以才把资本说成是物，不愿看见这些物背后的人——资本家。只有物、没有人的存在，既不会有效用，也不会有资本。没有效用就不存在效用价值的问题，没有资本，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效用价值论的辩护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效用价值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不可能是科学的。见物不见人是西方效用价值理论的重大缺陷。
（二）见人不见物。西方效用论者，在看资本时，只见物不见人，但在分析商品的效用时，又犯了另一个错误：见人不见物。边际效用论者，从戈森到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都强调效用是人对物的主观评价，忽视作为效用载体的物的存在。离开了物，就不存在物的使用价值或效用问题，人的“主观评价”不可能从无中生出效用来的。西方效用价值论者这样做，是要否认价值的客观性，但他们又犯了一个片面性的错误。强调效用的人的需要的因素，而忽视物的存在，是西方效用价值论的又一重大缺陷。
必须说明的是，人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物质存在形式（效用），但这种创造不是任意的，必须以自然界原有的存在物为基础。就人自身来说，也不是任意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客观的产物，人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人的意识是人产生其行为的直接原因，但人的意识是客观世界作用于运动着的人脑这个物质器官的结果，意识不可能是非物质的，它只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意识、不同的人在相同环境中的意识等问题，虽然其具体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还不清楚，但意识是包括大脑在内的各种物质相互作用、在大脑中形成的事实不会改变。人体在不同时间的物质结构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在宏观世界里常常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微观世界里，足以影响大脑的运动及其结果，形成不同的认识，不能以此为根据，把人看作主观的可以任意行动的人。至于不同的人会形成相同的认识，也只能解释为各种物质存在形式与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思维也是特定的物质（大脑）在具体环境条件的运动。所以，不应把人看作主观的，更要反对唯心论。
（三）片面强调单纯的人对物的关系，忽视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因能满足人的需要才成为使用价值、成为效用，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和物的物理化学性质能满足人的需要是使用价值存在的两个因素，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可以说，效用是人与物的关系。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①人的需要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就是人与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关系的存在，单个的人不可能脱离他人而存在。著名的鲁滨逊也不例外，鲁滨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父母所生，人类所养，刚出生的鲁滨逊既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更不会使用工具从事生产，鲁滨逊是人与人关系的产物。②单纯的人对物的关系——需要与对象的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会产生交换的，也不会产生价值范畴。因此，价值范畴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单纯看作人与物之间的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效用论的又一重大缺陷。
三、一般使用价值及其度量
关于使用价值的度量，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但是，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并不等于无法度量。其原因是：①使用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定具有量的规定性，世上没有无质的量，也没有无量的质。②具体使用价值都是可以度量的，人们也经常进行度量，如1尺布、1吨煤等。这里的度量，虽然人们经常使用，但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这种度量不是直接对使用价值的度量，而是一种直接的对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的度量，是一种对使用价值的间接度量；二是这种度量不是以统一的同一度量标准为基础进行的，1尺布的使用价值和1吨煤的使用价值无法直接相比较。但无论怎样，人们在经常地度量使用价值。③人们未找到统一的度量标准，既不能证明具体使用价值不能度量，也不能证明一般使用价值不能度量。热量在未找到“卡”这个度量单位前，人们认为热量是无法度量的。后来，人们不但找到了度量的方法，而且证明热量无法度量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我们总是用件、套来度量衣服，总是用丈、尺、寸、米来度量布，这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作为一般使用价值，比如衣服和布如何用同一计量单位来计量，现在还无法解决，不过，第一，正如“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一样，找到一个共同的度量方法也应该是“历史的事情”，马克思说：“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第二，人类在几千年的商品交换中，没有发明出这样的方法，其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这种物根本不存在；二是本来就不需要，三是人们还没有发现。关于第一种可能，现在可以排除。第二种可能，从理论上讲，人们为了证明不同使用价值间可以进行量的比较，需要找到一般使用价值的度量方法，现在，还未找到，将来能否找到，那是将来的事情。但从实践上看，人类在几千年的商品交换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方法，其原因应是本来就不需要，是理论走入了误区。在交换中，交换双方都是有限理性的人（既非完全理性、又非完全不理性的人），他往往只需要比较对不同使用价值需要的程度。而且由于使用价值的质、量都无法摆脱具体条件，使用价值的量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条件直接地是人的需要（质、量）的变化，间接的条件是产生和影响需要的条件的变化。在一种条件下，某物是使用价值，在另一种条件下，该物可能就不是使用价值。在一种条件下，人需要某物的强度很强、数量很大，在另一种条件下，人需要该物的强度较弱、数量较小等。因此，在某一特定条件下，人们只要知道在所有的需要中，应先在什么程度上满足哪种需要，然后再在什么程度上满足另一种需要，依次类推，也就够了！所以人们根本不需要进行一般使用价值的度量。再者，由于人对其自身需要的认识可能产生偏差，又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由于人的需要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等等，这一切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使用价值的精确度量失去了意义。人们以使用价值无法统一度量为依据，否认一般使用价值的存在，就如依据人的需要无法统一度量而否认人的需要的存在一样，是不科学的。不同使用价值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进行比较（虽然是在程度上），就说明具体使用价值背后一定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一般使用价值。这再次说明一般使用价值是存在的、可以确立的。
同样的，马克思对人类劳动的耗费的度量也是不精确的、间接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精确度量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的，而且他的度量实际上直接度量的是劳动时间，不是直接的劳动力的耗费。特别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度量、比较是无法用“竞争”来搪塞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抽象劳动的存在。
四、价值是什么？
要回答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必须回答在交换的等式中相等的东西是什么的问题。这就要首先回答交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明确了交换产生的原因，才能明确交换的实质，进而才能明确交换等式中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关于商品交换产生的原因，讨论已经很多。本文不做详细的评论，只作简单的分析说明。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是以多种所有制关系的存在来讨论商品交换的原因的，但当讨论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就又不得不引入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别（差别即矛盾）来说明问题了。既然所有制作为制度只是经济中所有关系的反映，而经济中的所有关系的本质，无非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根本上用人的利益关系来说明商品交换的原因呢？所有关系中的物，只不过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商品交换中，交换物代表交换者的利益。如果交换物是劳动产品，该产品主要从两方面反映交换者的利益：一是物的使用价值（质、量），二是生产该产品时付出了代价。如果交换物不是劳动产品，物的使用价值就是交换者的利益表现。因此，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利益表现物的交换，是利益表现形式的转换，决定交换的是利益。
明确了交换的实质是利益表现物的交换，那么交换等式中共同的东西就一定是利益——通过表现物表现的利益。使用价值是利益的表现，使用价值表现利益。在交换中，交换者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权衡比较，以决定取舍。当人们为满足某一特定需要而需要某一特定的使用价值时，人们通常会考虑是否满足该需要（因为满足需要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必须满足，则会进一步考虑是通过生产或是通过交换来满足。通过何种方式满足，取决于两种方式的利益（代价）的比较。如果生产的代价>交换的代价，就选择交换（当然，交换就要有交换物，交换物的取得也有一个代价问题），否则选择生产。如果某一需要不是必须满足的需要，那么，人们通常会对满足（所得）和满足的代价进行比较。如果所得>代价，就给予满足，满足的代价是生产或者交换中代价较小的那个。因此，交换中比较的决不是劳动力的耗费，而是所得与代价的比较，劳动力的耗费只是付出的代价的并不必然的一种。
在交换中，交换的一方会进行上述的比较，交换的另一方也会进行类似的比较。双方比较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二者没有交叉的区间，交换无法实现；二是二者有交叉的区间，交易就会发生，交换的比例由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确定。即使是同类产品，在多人多次的交易中，人们的比较结果多是不同的，博弈的结果也不相同。但由于生产条件、竞争、交换双方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及对市场未来变化的判断等原因，在相近的时间内，多人多次交易的比例会接近某一水平。这水平就是所谓的物的所值。
由此可见，交换中的相等，既不是使用价值的相等，也不是劳动力耗费的相等，而是交换的一方的付出和另一方的所得的相等，这个相等在任何交换发生时，都是存在的。必须说明的是：这个等式掩盖了交换的一方的所得与其付出的代价的可能的不相等。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如下：
（一）价值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在交换中发展出来的，能用来交换其它的具有一定量的使用价值的物的性质和能力。可以说，价值是具有具体使用价值的物用于交换时的使用价值。
（二）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使用价值和价值不是无关的东西。物的价值与该物的稀缺（即使用价值的量）有关。因此，价值的实质是稀缺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一种质和量。这里再次强调，使用价值和稀缺都存在人的因素，否则，既不会有使用价值，也不会有稀缺，当然也不会有价值。
（三）价值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交换中，一方面，使用价值表现同一交换关系中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的价值，并通过同一交换关系中的另一种使用价值表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又通过价值来表现自身的使用价值，即在交换中，某物对他人的使用价值通过其价值表现出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具有使用价值，是人的利益的表现，价值也必然是人的利益的产物，表现人的利益。
（四）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物。价值通过交换表现出来，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离不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离不开人，而人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五、关于剥削与马克思的证明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色色，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3
关键词：李嘉图难题；生产价格理论；假定；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F01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15―08
李嘉图难题的存在，曾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卡夫丁大峡谷，阻断了劳动价值论通向科学彼岸之路，直接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李嘉图难题的解决，是劳动价值论科学性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创造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生产价格理论出色地解答了李嘉图难题之一，从而把劳动价值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可是，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实践中笔者发现，生产价格理论无助于解答李嘉图难题，且其理论结构存在逻辑缺陷。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以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断言《资本论》第三卷了第一卷的理论体系。那么，李嘉图难题真的无解吗?
一、所谓的李嘉图难题
为剖析价格之迷，李嘉图秉承了斯密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传统。相对于亚当・斯密来讲，李嘉图坚持了始终一贯的抽象法，从而把劳动价值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遗憾的是，由于两大李嘉图难题的存在，使劳动价值论陷入困境。在其价值理论中，一方面，李嘉图认为劳动价值论之等价交换原则不容质疑，只有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劳动价值论才能成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理论不能违背等量资本要获取等量利润这条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然而，李嘉图在研究价值理论时发现，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与等价交换原则二者不能同时满足，其价值理论在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遵循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上，无法不出现顾此失彼。这便是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两大难题之一(为论述方便，在下文中我们称之为李嘉图难题Ⅱ)。李嘉图用下面的具体事例来描述这个困境。
假如社会只有两个生产部门：食品部门与机械部门。假定有一个初始状态，两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本均为100，利润率为20％，两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7：3和9：1。这样就有表1的数据结构。
表1既坚持了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又坚持了等价交换原则。在表1的基础上，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工资提高相同的比率，比如50％。工资上涨后资本有机构成要作相应调整。如果我们优先强调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则工资提高后表1的数据应该修改为表2，这时食品部门的产品价格高于价值，而机械部门的产品价格则低于价值，于是，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如果优先考虑等价交换原则，则工资提高后表1的数据应该修改为表3，这时，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不相等，食品部门低于机械部门，所以，违背了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在劳动生产率不变而工资同比例增长时，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与等价交换原则不能同时满足。为表达方便，我们把此例称为李嘉图难题Ⅱ第一例。
在李嘉图难题Ⅱ的另一种表述中，假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相同的比率(比如1倍)而工资不变。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后，产量为原来的2倍，优先考虑等价交换原则，产品还按价值出售，则表1数据变为表4。在表4中，两部门的利润率分别为50％和70％，违背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如果要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则只有按表5所示的价格出售产品，这时食品部门的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而机械部门的产品价格则高于价值，于是，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我们把这种表述称为李嘉图难题Ⅱ第二例。
上述两例的结论是：即便经济的初始状态满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且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当不同部门工资同比例上涨而劳动生产率不变，或者劳动生产率同比例提高且工资率不变时，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李嘉图难题Ⅱ的表述还可以假定生产周期不同而雇佣劳动量相等，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要么是劳动价值论不正确，因为它与现实不兼容，要么是李嘉图的推理存在错误。那时，李嘉图学派找不到其理论结构的错误，这就让反对派们自然而然把矛头指向了劳动价值论。
二、生产价格理论对李嘉图难题的解
李嘉图难题的存在，曾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卡夫丁大峡谷，直接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提出，出色地解答了李嘉图难题Ⅱ。
马克思指出，生产价格是指由成本价格加平均利率形成的价格。商品是按生产价格出售的，而不是按照价值出售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平均化以后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论述，可以概括为表6。在这个表格中，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都是360，这意味着，就某个生产部门来讲，生产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是常态，生产价格与价值相等反而是偶然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价格并没有背离价值。理论界一般以此为理论依据，认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较好地解答了李嘉图难题Ⅱ。然而，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生产价格理论包含了一个与现实相违背的逻辑结构，即资本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流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众所周知，生产价格理论的直接基础是利润平均化理论。在表6中，利润的平均化，从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是通过部门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因为食品部门的利润率较高，机械部门的利润率较低，不同部门的资本为了追求相同的回报率，必然会出现机械部门的资本净流出和食品部门的资本净流入，最终达到各部门都实现同一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这个逻辑显然是违背历史趋势的。我们不否认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偶尔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流动具有可能性，但是，这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大趋势。从历史趋势来看，资本应该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流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而不是相反，否则，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就会越来越低，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率会因有机构成提高而降低的历史判断相矛盾。
其次，生产价格理论的逻辑结构暗含了一个与现实相违背的判断，即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具有利润优势。生产价格理论认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通过资本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流动而形成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的流动直至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不可能在瞬间完成，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平均利润率真正形成
的这个过程中，食品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将获得比较利润优势。然而，从经济发展现实的总体格局来讲，应该是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具有利润优势而不是相反。理由有二：其一，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资本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有净流入这个历史事实，说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具有利润优势。一般来说，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因其成本上的非均衡优势，而拥有利润上的非均衡优势。这是厂商使用大机器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即不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有利润优势而是相反，大机器就不会被采用。马克思曾经论述了机器被使用的前提：“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这就是说，使用机器和不使用机器相比，不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提高到一定程度(有利润优势)，机器才会被使用。社会经济发展包含了这样的轨迹，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提高，或者说，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两个因素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提高利润率，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降低利润率。这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从动态来看，使利润率提高的因素的作用应强于使利润率降低的因素的作用，从静态(相对均衡状态)来看，这两者的作用是可以相抵的。也就是说，从动态来看，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利润率应高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其二，从进入门坎与部门利润优势的关系来看，进入门坎越高的部门，越应该有利润优势。常识告诉我们，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比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进入门坎高，所以，应该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拥有利润优势。
第三，生产价格理论并未真正解决李嘉图难题Ⅱ。理论界认为生产价格理论解答了李嘉图难题Ⅱ的依据，主要是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意味着李嘉图难题Ⅱ不存在。这是因为，我们从表2、表5的数据来看，销售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也是相等的。所以可以说，在解答李嘉图难题Ⅱ方面，生产价格理论充其量只是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即用生产价格来代替销售价格。如果认为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难题Ⅱ，那将意味着在理解等价交换原则上，与李嘉图存在距离。在李嘉图的视野里，只有部门销售价格等于部门市场价值，如表1、3、4，才能算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以为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难题Ⅱ的观点则必须认可，只要全社会的销售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即为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照此说法，表1至表6均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于是，生产价格理论剩下的工作就只是在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寻找各部门合意的销售价格即可，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也就是说，有如说生产价格理论解答了李嘉图难题Ⅱ，毋宁说李嘉图难题Ⅱ不存在，因为按照李嘉图的界定，在生产价格理论的框架下，难题还是存在的。
我们认为，关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内涵，应该遵照李嘉图的观点。这是因为，以表2为例，假如社会只有食品生产和机械生产两个部门，这时有三种交换，即食品部门内部的交换、机械部门内部的交换、食品部门与机械部门之间的交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食品部门与机械部门之间的交换是主要的，可是，这个“主要的交换”是不等价交换，所以，不能认为表2坚持了等价交换原则。同理，也不能认为表6坚持了等价交换原则。进一步讲，如果把生产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相等视为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明显错误的推论：任何交换都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例如，假定社会只有机械和食品这两种产品，单位食品的价值为10小时，单位机械的价值为1500小时，每小时劳动值10元。我们来分析3种情形下的交换：1单位机械＝100单位食品、1单位机械＝150单位食品、1单位机械＝200单位食品。价值与价格的对比如表7，表中数据显示，三种交换情形下价值总额都等于价格总额。也就是说，如果按李嘉图的标准，只有每单位机械与150单位食品交换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而按生产价格理论的标准，这三种交换都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显然，就坚持等价交换来讲，李嘉图标准比生产价格标准更能让人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说生产价格理论并没有解决李嘉图难题Ⅱ，这并不意味着对生产价格理论的全盘否定。这是因为，虽然生产价格理论并未解决李嘉图难题Ⅱ，但是，它通过绕开李嘉图难题Ⅱ，以巧妙的方式证明了从全社会来看剩余价值不来源于价格因素。当然，生产价格理论也同时证明了，有些部门(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的部门)的剩余价值是由价格因素带来的。如果没有前面两个缺陷，这个缺陷我们还可以把它视为理论的抽象所必须作出的牺牲，但是，这个缺陷与前面的两个缺陷是捆绑在一起的。
生产价格理论与现实的两处明显背离，根源于马克思的一个错误假定，即假定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同(都是100％)。这个假定显然是武断的和没有理论依据的。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假定，马克思本人没有论述过。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劳动生产率通常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原理，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既然其劳动生产率不同，剩余价值率是不可能相同的。进一步讲，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般应高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所以，根据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原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一般就应高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这就是说，假定不同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同是不合理的。既然这个假定与现实不相符，以此为逻辑起点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与现实不符的。
那么，应该以何处为逻辑起点呢?应该把不同部门的利润率相等作为一个逻辑起点，当作一个均衡状态来看，即正确的假定应该是先假定不同部门具有相同的利润率。如果假定平均利润率为20％，商品出售价格以价值为基础，表6的数据就应该修改为表8。在这里，我们通过改变马克思的假定，即不是假定各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而是假定各部门利润率相同，得到一个稳定的数据组合，从而使生产价格理论的第一、第二个缺陷不存在了。
在表8中，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工人受剥削的程度更深，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时的结论是一致的。反之，如果假定剩余价值率均为100％，反而与马克思前面的论述相矛盾。我们比较价值与价格还可以知道，所有部门的价格都等于价值。我们将表8同表1比较可以看出，两个表的结构不存在本质差别，现在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这就间接证明了我们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第三个缺陷――并未真正解决李嘉图难题Ⅱ。很显然，如果硬要坚持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难题Ⅱ，那意味着我们需要认可一个违背现实的理论。
三、李嘉图难题另解：非稳定结构的静态归属
既然生产价格理论没有解决李嘉图难题Ⅱ，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另外的解法，否则，要么我们只得接受这个有缺陷的生产价格理论，要么我们要放弃劳动价值论，因为李嘉图难题Ⅱ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
那么，李嘉图难题Ⅱ有解吗?研究中我们发现，李嘉图难题Ⅱ的存在，与其前提条件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说，李嘉图难题Ⅱ的解，也许寓于其假定条件的理论结构之中。
在破解李嘉图难题Ⅱ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清楚一点，所谓“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并不是指一种现实常态，而是指表现为一种作用力的规律，一种趋势。常识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反而是偶然的，不获得等量利润反而是社会的常态。但是，作为规律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的某一时刻，如果在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等量资本没有获得等量利润，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对这个规律本身的违背，关键是看这个“违背”是否存在一种走向消失的力量，在理论上，就是看我们能否在坚持等价交换原则的前提下找到一种合乎实际的新的状态，使等量资本能够获得等量利润。总之，需要区分纯粹的理论状态与纯粹的现实状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我们来看李嘉图难题Ⅱ第一例的假定，即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两个部门的工资同比例上涨。众所周知，资本家不是慈善家，资本家的工厂也不是慈善机构，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自动给工人涨工资，如果因某种原因使他们不得不给工人加工资，他们将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工人工资上涨，不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是因工人斗争或工会谈判迫使资本家就范，其二是在劳动生产率因某种因素提高时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要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当然，这两者通常会相互作用，工资上涨会迫使资本家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消化成本，劳动生产率提高则让资本家在工资谈判中有更多的让步空间。这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了，那么劳动生产率不变就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反过来，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那么工资上涨也不是一个稳定状态。
如果工资上涨是工人斗争或工会谈判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可能会按同一比率上涨，假设上涨50％。工资上涨同一比率的直接结果，如表3所示，两个部门的成本都增加，食品部门的负担较重，利润率降低的幅度较大(从20％降至4．35％)；机械部门的负担较轻，利润率降低的幅度较小(从20％降至14．29％)。于是，造成了不同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工资上涨之前，作为李嘉图难题Ⅱ初始状态的表1，既坚持了等价交换原则，又坚持了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资本没有必要在部门间流动，所以，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现在，稳定遭到了破坏，这个非稳定的状态将被逐步调整。
我们先假定部门利润率较高的机械部门以新利润率为“合意的利润率”，那么，就只需分析食品部门所作的回应性调整即可，大致有四个方向。
其一，资本从食品部门净流出，食品供给量减少，价格提高，从而部门利润率提高。根据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有关论述，当涉及到部门之间的竞争时，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应该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来考察,即价值“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根据这个观点，食品部门的产量虽然减少了，但是，本部门的价值总量是不变的，因为本部门的价值总量是由食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单位食品的价值量增大，现实中表现为食品的价格上涨。假设产量调整前食品单价为2，则食品产量为60，即115个单位的资本能生产60个单位的食品。由于食品部门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所以该部门有资本净流出，一直要到本部门能获得平均利润率时为止。根据部门价值总额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原理，不管部门产量增加还是减少，其价值总额均为120，产品按价值出售，所以，只要部门资本净流出10个单位(由原来的115减少为105)，即可使食品部门获得平均利润。资本数量减少后，有机构成(70C：45V)并未发生变化。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变，按115单位的资本生产60个单位产品的水平，105单位的资本所生产的产量约为54．8，产量减少约5．2，产量降低的频率为8．7％(5．2／60)；食品单价(单位产品价值等于单位产品价格)由2变为2．19，食品价格上涨约9．5％。如表9。
其二，食品部门找到一种方法节约不变资本一定的幅度，从而消化了工资上涨带来的利润劣势。如果食品部门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比如廉价的原材料，让不变资本的使用量降低14．29％(10／70)，它就能够容忍工资上涨50％所带来的利润劣势，这个
其三，资本从食品部门净流出，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迫使本部门工人作出妥协。李嘉图通过假定把这种情形排除在外，为了逻辑完整，我们将其补进来。因为食品部门受到的打击相对较大，不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相对较多，所以在压缩生产规模以实现新的最优化生产时，食品部门压缩的比例会相对较大，在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点上，食品部门会有更大比例的裁员，于是，压力又交给了食品部门的雇佣工人，代价就是在本部门有更高比例的劳动者失业。现在，增加的失业者会给就业者带来更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如果就业者不放弃50％的工资增长率要求，岗位是很难保住的，要保住岗位，必须要在工资上涨的要求上作出让步。让步多少呢?要让步到食品部门的利润率与机械部门的相当，即14．29％，只有这样，食品部门的资本才没有转移到机械部门的必要，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均衡点。为了保证食品部门的利润率能达到14．29％，本部门的工资只能增长5而不是15，即增长16．7％(5／30)，如表11。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算出，当机械部门的工资上涨100％时，食品部门的工资攀比，并不能达到100％的增幅，而只能达到33．3％(10／30)，如表12。现在我们还看到，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工资增长快，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工资增长慢，这与现实是基本符合的。
其四，食品部门找到一种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定的幅度来消化工资上涨带来的利润劣势。这种情形也被李嘉图的假定排除在分析之外，我们依然简要述之。比如，如果食品部门能够找到某种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提高22．9％，它就能够容忍工资上涨50％所带来的压力，这个回应如表13所示。
在现实中，上述这四个方面，即资本净流出减少供给量、节约不变资本、解雇部分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我们将其分开剖析，并在剖析其中一个方面时不考虑其它因素，仅仅是为了简化分析。假定机械部门以新的利润率为“合意的利润率”，同样是为了简化分析。如果两个部门都以旧利润率(20％)为“合意的利润率”，那么
两个部门都要调整――都降低产量以提高产品价格、都节约不变资本、通过部分解雇迫使工人让步、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分析方法与上述相类似。
表9至表13显示的状态都处于相对稳定中，是均衡状态。我们看到，在这里，既没有违背等价交换原则，也没有违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工资上涨，我们将在第二例的分析中看到。
第二例假定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相同的比率1倍，而工资率保持不变，其结果如表4，两个部门的平均成本都降低，食品部门的利润率增幅较大(从20％增至70％)，机械部门的利润率增幅较小(从20％降至50％)。于是，造成了不同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现在稳定遭到了破坏。这个非稳定的状态将被逐步调整。
最直观的调整就是：资本向食品部门净流人，从而食品价格适当降低。分析方法与表9的结构相近，不再累述。
现在，我们先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比率相同的假定。现在只假定机械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在工资率不变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前提下，食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提高多少呢?我们先计算出现在机械部门的利润率，为50％，以此为平均利润率，可算出食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频度为60％，而不是100％，如表14。
接下来，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按相同比率提高的前提下，放松工资率不变这个假定。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1倍为例，如果工资率不变，将如表4的情形。这时，和初始平均利润率20％相比，食品部门的利润率提高得较多，所以，在关于提高工资的谈判中，食品部门有更多的让步空间。具体如何让步呢?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工人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所有好处，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恢复到20％的水平，那么将处于表15所示的数据结构中”。在这里，食品部门与机械部门的工资都增长了，分别增长了138．9％(41．67／30)和250％(25／10)。由于这里我们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工资的影响，所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工资一般是不会降低的，那么，另一个极端的情况将是食品部门提高工资，以适应机械行业的利润率50％，即以此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应处于表16所示的数据结构中。
上述是两个极端的情况，现实中，不可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应处于其间的某一个点，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平均利润率应为20--50％之间的某一个点，具体处于哪个点，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假如讨价还价的结果使平均利润率为25％，则情况如表17。在这里，食品部门与机械部门的工资分别增长了120％(36／30)和200％(20／10)。
回顾表9至表17的数据结构可以看出，它们既遵循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也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部门价值等于部门销售价格)。如果将表1至表5与表9至表17的数据结构作进一步对照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凡是不存在李嘉图难题Ⅱ的情形，即表1、表9至表17，就资本流动来讲，都是相对稳定的点，可以视为均衡点(静点)；凡是存在李嘉图难题Ⅱ的情形，即表2至表5，资本将发生流动，都是非稳定点，所以是非均衡点(动点)。我们知道，经济均衡点的形成，在于各方力量达到了一种平衡，对于一个均衡点来讲，如果其中的某方面力量发生改变，均衡将受到破坏，直至力量重新调整，调整过程一直要到达新的力量均衡时为止。李嘉图难题Ⅱ的逻辑起点表1是一个均衡状态(静点)，当工资上涨时，旧的均衡被打破，通过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即新静点(表9至表13所示)，可是李嘉图的分析却停留在了动点(表2、表3)；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旧的均衡也被打破，资源的重新配置，或通过劳资双方讨价还价所形成的新的工资率水平，比如表17，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新静点)，可是李嘉图的分析同样停留在了动点(表4、表5)。很显然，从方法论上来讲，李嘉图混淆了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混淆了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把非均衡的结论当作均衡的结论，或者说把动态的结构作为静态的结构。在李嘉图的分析框架内，只要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矛盾现象是暂时的，是在非均衡状态中才出现的。在均衡状态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会被自动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也会被自动实现。
在上面的分析中，当我们避免了李嘉图的方法论错误时，不仅难题消失了，还进一步证明了劳动价值论，即不仅从全社会来看商品是按价值出售的，就是从部门来看，商品也是按价值出售的。这一点，是生产价格理论没有办到的。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4
关键词劳务派遣修正案监管工会组织
一、劳务派遣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劳务派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方式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应该更多的考量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以发挥其优点，通过制度设计来完善其缺陷，提升其发展的空间。
（一）劳务派遣制度的价值
劳务派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有其合理性，它是在传统就业方式基础上的演变，增加了就业的灵活性。劳务派遣机构实际上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信息和用人单位信息，为人力市场的最佳优化组合提供便利。劳务派遣机构为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渠道，就业竞争越激烈，就会有更多的人考虑劳务派遣的就业方式。
劳务派遣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有其合理性。从劳动者的需求上来说，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灵活就业变得非常重要，劳务派遣为劳动者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好的应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变化。从用工单位的需求上来说，劳务派遣可以降低招聘、人力资源管理成本，避免处理劳动争议的麻烦。从派遣单位的需求上来说，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派遣单位作为专业性的人事管理机构出现，可以在增加就业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人事管理的职能。
（二）劳务派遣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作了专章规定，但劳务派遣制度在实践中仍出现了大量问题：劳务派遣的滥用对我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差、无法享有参与工会组织的权利等问题十分突出，极大的侵害了劳动者的权利；由于劳动者流动性大，在实践中用工单位的用工风险和派遣单位的管理风险都明显增加。劳务派遣在实践中出现如此多的问题的原因在于：在立法上，《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缺陷，如未能通过具体规定保证劳动者参与工会的权利，未能通过详细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在司法实践中，用工单位、派遣单位由于利益驱动会逃避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公权力对劳务派遣过程的监管缺位，没有对劳务派遣进行有效的监管等。
实际上，劳务派遣本身存在的弊端并非引起其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想要解决劳务派遣中出现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制度的合理设计。要使劳务派遣走上正轨，根本的途径是使我国的劳动法标准更具合理性，这也是修正案出台的初衷。此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有效规制是对合理制度实施的保障。
二、对《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评价与分析
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对完善我国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有积极意义，但修正案本身存在理论（即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同时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未能对解决我国劳务派遣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修正案在理论上和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务派遣经营“门槛”提高的缺陷
修正案第57条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得少于200万人民币，须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和设施，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这些新增的规定提高了派遣单位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对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改善劳务派遣用工现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行政许可的设置，笔者认为并不合理。
有学者认为，将劳务派遣经营从原来的准则主义变为核准主义，有利于规范劳务派遣的市场秩序。但笔者认为核准主义弊大于利。在核准主义的要求下，任何人欲设立劳务派遣单位，除应具备法定的设立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核、批准，否则不得成立。这种设立方式不仅会带来繁琐的审批手续等问题，还为行使审批权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提供了条件，在客观上与市场经济环境下讲求公平、效率的法律原则不符。此外，劳动行政部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对众多的劳务派遣单位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很可能导致重许可、轻管理的结果，使得对劳务派遣的监管缺乏。
（二）关于同工同酬条款规定的缺陷
对修正案第63条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专家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该规定虽有好的初衷，但在保障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权利方面，并没有实质进步。要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需要相关法律规范进一步完善，细化“同工同酬”的标准，明确被派遣劳动者报酬范围等。笔者认为，盲目追求同工同酬是不理智的。
很多人对同工同酬的认识有误区，同工同酬不是指“相同工作岗位享有相同的工资待遇”，即便是相同的工作岗位，由于不同员工的学历、能力、工作经验或者是努力程度不同，他们工作的成果就不会相同，有相同的工资待遇反而会导致不公。另外，同工同酬当中的“工”也不应该单纯的指劳动成果，因为被派遣劳动者一般从事短期工作，对企业的综合贡献相对要小，企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是可以理解。同工同酬的实质目的在于保证劳动者被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同工同酬，法律规定不应该只强调要保障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而应该换一个角度，强调保障被派遣劳动者争取合理工资待遇的权利。在劳务派遣的实践中，当被派遣劳动者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他们能够找到合法有效的途径提出自己的诉求，而用工单位、派遣单位此时也有明确的责任分配，保证被派遣劳动者的诉求能够得到实现，这才是实现劳动者之间公平公正的方法。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5
一、关于商品价值的创造问题
该问题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争论的热点。有的坚决维护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认为任何对此观点的怀疑和否定，都会直接导致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从而必不可免地导致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否定。有的则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这类新观点主要有：
（1）钱伯海、温志宏等人认为不只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商品价值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存在，从而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许成安等人认为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过，创造价值的到底有什么因素，彼此又各存己见。有的说是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有的说是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四种生产要素，有的说不只这些生产要素，尚有科学、技术及知识，还有的说，不仅是各种生产要素，而且还有非生产要素、非经济因素。
(3)沈建新认为，只有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重复性劳动不创造价值，而只能转移价值。[1]
(4)笔者杨英法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管理及科学、技术、信息等都是劳动者用来创造价值的凭借，离开了劳动者，任何因素都不能独立创造价值，活劳动也不例外，故能够独立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劳动者，劳动者是运用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信息等在特定土地上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的。上述诸因素都不能独立创造价值。如若可在非独立、作为凭借的意义上被看作创造价值的因素，那就看其能否增加或改善商品的效用而使商品的交换力在弥补自身成本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由此观之，因劳动及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信息皆可增加或改善商品的效用，使商品的交换力在弥补自身成本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故它们都创造价值，而加工材料是商品价值增加的载体、对象，只能弥补自身的成本，故其不能创造价值，而只能转移价值。如服装厂职工制衣，严格来说，是服装厂职工创造了价值，宽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服装职工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还可以说服装厂职工所使用的工具、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及获得的相关信息创造了价值，但决不能说布、线、颜料这些加工材料创造了价值。以此衡量，则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论、诸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虽都有道理，但因把加工材料也当成刨造价值的因素，故也有不妥之处。
二、关于商品的价值及价格的决定问题
这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发表的相关文章极多。首先在商品的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争论。大多数学者都坚持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为价值的表现，围绕价值波动的传统观点，但晏智杰、王则柯等学者却认为没有必要运用价值这一概念，直接谈价格即可。
在商品的价值及价格的决定上，新的观点主要有三大类:
1、供求决定论。晏智杰、王则柯等人认为“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庞大复杂仍漏洞百出，供求决定论则简单扼要却普适有力”，[2]主张用供求决定论代替劳动决定论。
2、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结合论。蔡继明、袁庆明、白连志、高翔、丁聪等持此类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各有长短，主张吸收二者之长而实现二者的融合。（1）蔡继明、白丽健建立了必要劳动i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不由必要劳动i和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而由二者共同决定。[3]（2）袁庆明建立了价值供求价格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马歇尔的供求价格论都有科学价值，但都有理论上的不足或缺陷，应取二者之长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并提出了融合的图象描述方法，其要义是:价值(或生产价格)始终是价格波动的基础和中心，但供求关系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是引起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4]
3、成本供求论。笔者杨英法认为，劳动价值一元论确有缺陷，但供求价格论虽对同类商品在不同供求关系中的价格变动颇具解释力，却对同样的供求状态下，如供求平衡状态下，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缺乏解释。此差异是因不同商品之间的社会生产成本(注意:不是个别生产成本)的不同造成的，故商品价值由社会生产成本与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价格又因交易者交易能力、交易策略的不同而围绕价值波动。成本无需必有，矿山、荒地、自然生长的树木等非劳动产品的商品便无成本，但因人对其有需求，故也有价值。此时，商品的，价值、价格会因需求量的日益增长而随年月不断增加，永无止境，其高低与成本的关系已不太密切，而主要取决于人们的需求、购买力。
三、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基本要求问题
传统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按其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指商品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相等。只有当交换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相等时，才是等价交换。故工农业产品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往往存在不等价交换。近年来，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商品交换的基本要求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观点。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交换是不是进行等价交换？二是怎样才算等价交换？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品交换是进行等价交涣，但董明堂却认为等价交换只是偶然的奇遇，多数情况是需求收入价值大于供给成本，即使出现收入价值小于成本的情况，交换也是有利的，这可避免更多的亏损，换回的收入可转化成新的投资、生产经营成本。用成本交换的收入大于成本，交相利或交相益，是市场经济制度公平、高效率的奥妙之所在。[5]同样认为商品交换是进行等价交换，但蔡继明的等价交换涵义却与传统观点大不相同。蔡继明认为是由比较劳动耗费(通过公平交换被社会承认的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所决定的比较价值(蔡又称广义价值)相等。比较价值相等时，“价值”(实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相等。广义价值量与比较生产力成正比，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价值量与生产力成反比。按照广义价值论，凡是根据比较成本或由平均比较利率决定的交换价值进行的交换都是等价交换，故工农业产品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的交换，尽管其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不等，但只要不存在超经济的强制，也是等价交换。[6]
[参考文献]
[1]沈建新．知识价值论[m]．学术月刊，1999，（2）．
[2]王则柯．价格机制：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困境[m]．学术研究，1997，（8）．
[3]蔡继明，白丽健．必要劳动Ⅰ和必要劳动Ⅱ共同决定的价值[m]．学术月刊，1995，（9）．
[4]袁庆明．价值供求价格论——对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的融合[m]．社会科学辑刊，1997，（2）．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6
[关键词]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价值
随着现代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职业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更多职业的岗位工作内容出现重叠现象，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信息技术加工占用的时间比重在提高，现代办公设备以及不同岗位上的仪器设备，被普遍用作信息处理的基础，工作的性质区分除主要的专业区分外，几乎一半以上的工作具有相同的本质，自动化程度在提高，直接生产人数在减少，办公室及业务部门活动的人数明显增加。就具体工作情况看，大量工作简单而多样化，对单独动作时间值的精确性要求降低，开展详细的工作分析来确定时间值可能不再象以前那样迫切，而要求能够对工作快速作出反应的观察活动增加，对于工作中超常规的动作，希望有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从而让工作人员了解工作中的动作缺陷，把工作改善理念变成一种感性化的自觉行动，这已经成为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模特排时法作为国际公认的制定时间标准的先进技术，属于预定动作时间标准法的一种，在劳动定额的制定方面，它被看作是一种定量的分析工具。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运用模特排时法的基本动作构成要素，观察分析不同岗位的工作现状，开展定性分析，以达到克服工作设计缺陷和作业改善的目的，进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职工疲劳。模特排时法的定量运用价值不言而喻，本文就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运用价值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一、模特排时法为定性工作分析提供了技术基础
1.模特排时法的基本原理
模特排时法是ptS2技术的一种，它是澳大利亚的哈依德（G・C・Heyde）博士在1966年研究人体工程学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动作时间分析方法。
哈依德（G・C・Heyde）在研究过程中，总结了前人动作与时间研究成果，借鉴了wF法、mtm法中关于人类基本动作分解的思想，发现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关于动作与时间研究的基本规律：“人体各部位动作不论快还是慢，无论是谁，如果是同一动作，其最快速度与正常速度所用时间之比，都是相等或十分接近的”。研究过程中，他还把人类工程学的原理应用其中，做了大量的实验，运用统计方法，按照能量消耗与动作速度的关系，求出最佳能耗速度及其时间。工人按照这种速度操作，不易产生疲劳，劳动生产率又得到了提高，把效率的提升建立在人性化管理的基础上。
2.模特排时法提供了定性工作分析的技术基础
（1）模特排时法的动作分为基本动作和辅助动作两大类，非常清楚地把人类动作分为21块，表示动作的种类和时间值。其中，移动动作5块，终结动作（摸抓、放置）6块，形成11块基本动作。11块基本动作又分为不太需要注意力的动作模块8个，需要注意力的动作模块3个。把手以外的动作归纳到附加动作模块中，共10块。这样就给出了一个动作与时值的总体结构，一目了然，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人们在工作过程重的动作不外乎这21个动作的组合，大大降低了人们观察分析工作的难度。
（2）以手指的动作时间为动作时间单位moD，其它部位的动作时间是以手指动作时间的整数倍来表示的。模特排时法是以动作的身体部位为基础，找出了身体各部位动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可直接分析作业的时间值，从身体部位的使用和时间值的大小就可以判断特定背景下动作的合理性。
（3）动作分类编号与时间值一致，动作以数字表示，数字即为时间值。例如，m2即表示手的移动动作，其时值为2moD。因此，运用模特排时法开展工作分析，有时间“量”作为科学分析的依据和基础，决定了模特排时法运用的科学价值性。
（4）模特排时法中的时值共有：0，1，2，3，4，5，17，30八种，这样可以很方便地从时间值大小和动作的部位对动作的经济性做出分析判断。
（5）模特排时法把手以外的动作归纳到辅助动作模块中，共10块，这10块动作在几乎所有场所统计结果表明，大约占所有动作出现的比例仅为1％，属于小概率事件，我们在定性分析中完全可以不予考虑。因此，模特排时法作为定性工作分析方法，缩减了分析的范围，但精度并不会降低。
二、企业实施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运用思路
在考虑动作的使用部位时，模特排时法的基本原则是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消耗能够完成同一动作作为选择动作部位的依据。关于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运用，可以从动作分类的情况进行如下考虑：
1.关于移动动作的定性分析
在移动动作中，一般而言，从m1到m3，是动作的最佳选择。从能量消耗的角度考虑，动作的级别对应着不同能量消耗的大小。动作级别越低，能量消耗就越少，因此，选择低级别动作是工作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动作的自然性、技巧性、舒适性等实际情况，通常讲，m2和m3是实际工作中比较理想的动作选择。
当出现m4的动作时，就要引起注意，看是否必要，是否能够克服，这一动作的存在，至少应该引起重视。如果出现连续这样的动作，就必须做好取消和简化的准备。当出现m5的动作时，从劳动生理角度讲，应该尽可能地消除。工作中出现这种动作设计，即会加大职工疲劳的产生，也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2.关于终结动作的定性分析
终结动作分为摸抓动作和放置动作，全部动作又可以分为不太需要注意力的动作和需要注意力的动作。在岗位设计中，尽可能设计包含不太需要注意力的动作为主。一般可以通过设备、工具等设计创新，更容易满足动作设计的原则。从摸抓动作和放置动作数值看，一般尽可能设计不含有或少含有3到5的数据的动作。
具体而言，对于作业设计中的摸抓动作，尽可能设计成G0和G1动作模块，而尽可能少地设计含有G3的动作模块；对于作业设计中的放置动作，尽可能设计成p0动作模块，而尽可能少地设计含有p2和p5的动作模块，一般p5的动作模块一旦出现，应尽可能消除或利用设备来代替手工作业。对于工作分析或岗位设计中的定性分析，要深刻理解模特排时法每个动作的内涵，从而有效把握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的尺度。
3.关于辅助动作的定性分析
对于作业设计中的辅助动作主要有L1、e2、R2、D3、F3、a4、C4、w5、B17和S30动作模块。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动作基本上都是上肢及其变形动作，工作中发生的概率大约为99％，是岗位设计与工作改善考虑的主体。辅助动作大约占全部动作出现的比例仅为1％，属于小概率事件，我们在定性分析中为了简化完全可以不予考虑。
4.关于反射动作的定性分析
在岗位设计中，对于作业设计中的反射动作，移动动作m4及以上动作，尽可能少涉及反射动作模块。而其他动作模块要根据情况而定。如果观察到工作出现m4及以上的反射动作，而且出现次数较多，应该成为改善和消除的主要对象。
5.关于同时动作的定性分析
在岗位设计或工作分析中，对于作业设计中涉及的同时动作，要注意时限动作与被时限动作问题，着重考虑同时动作注意力需要，一般同时动作尽可能少涉及同时需要注意力的动作模块。如果发现同时需要注意力的动作过多，说明岗位动作设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
以上关于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可以广泛运用在工作分析过程及岗位设计中，只要掌握了其基本原理，就可以设计出相对合理的作业。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绩效考核与评估，这种分析也能够找到相对的公平基础。
三、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运用的价值性表现
模特排时法的定量分析运用，其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模特排时法在定性分析过程中，不需要经过量值的精确计算就可以知道工作中比较明显的设计缺陷或动作浪费，是发现问题的有效工具之一。
2．模特排时法更多地被用作定量化分析工具，但实践中一些工作分析不需要精确的计量，而是需要现场观察并快速判断动作的经济性，寻找一个定性的结论和方向，运用模特排时法可以从动作部位和动作量值大小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到目前为止是与量化分析联系最好的定性分析工具。
3．模特排时法能够进一步提供工作分析的公平绩效基础，而不是一味对员工工作结果进行简单的评判。例如，两个不同岗位的工作尽管不同，我们可以运用该分析法，借助于ptS法的思想对两个工作进行对比分析，以便确定主要属于工作设计存在的缺陷还是工作能力存在的缺陷，从而进一步确定公平的绩效评价基础，改变以往无根据的对员工工作能力的怀疑和不科学的资格需求界定。
4．模特排时法简单易学，便于员工运用，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性。一般讲，员工对自己岗位工作中的动作认识比较深刻，便于把模特排时法动作因素与实际相联系，实施起来效果会比较理想，普遍推广不仅可能而且可靠，是有效地实行全员效率的技术工具之一。
5．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激励每个员工开展工作改善的积极性，本质上扩大了员工工作的主体意识。
6．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动作单元减少，员工体能消耗降低，工作设计会更加体现人的生理规律，疲劳程度有所降低，管理的科学性增强，更加显著地体现了人本管理的思想。
四、企业开展模特排时法定性分析应该注意的问题
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在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模特排时法适用于所有的操作性工作，不论是体力还是办公室工作。因此，它只能进行作业分析或动作分析，而对程序分析没有价值。
2．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可以是岗位上的员工自行开展，也可以是工作分析人员开展专项研究。这种定性的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全员推广的有效改善工作效率的良好工具之一。
3．这种定性分析方法在开展过程中，应该和劳动制度的改革相结合，要有分配激励机制的配套措施，与企业的定员管理紧密结合，否则，就会变成走过程。激励机制的健全，会使员工把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变成一种自觉行动。
4．模特排时法的定性分析可以敏锐地发现工作设计中存在的不经济问题，客观地揭露了技术人员的设计缺陷。因此，其推行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取得各方的理解，其效果会非常显著。
5．模特排时法是目前ptS法中最简单易懂、便于操作的一种分析方法，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求不高，初中毕业生也可以掌握这种分析方法，具有在我国不同层次企业广泛推广的价值。只要对岗位上的员工进行适当的培训，就可以利用模特排时法自行开展定性的有效工作方法探讨。
参考文献：
[1]马江彬:人机工程学及其应用[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12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7
关键词：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 竞争优势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外贸易起到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一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循环，拉动本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的局面，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阶。比较优势陷阶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反思自己的贸易战略，正确认识和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并确立新的贸易战略。
一、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贸易存在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效率，有分工必须有交换，国际分工使国际交换成为必需。而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命题，同时提出了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比较成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者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可获得利益。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认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同，而且各国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国的商品价格不同，由此国际贸易产生。各国应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各国能获得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资本丰富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较为有利。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即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从理论的逻辑推理上讲，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完美的。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迷此类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二）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陷阱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而在一国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于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自于生产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其次是由于不同的要素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第三，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现。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这使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的力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度陷阱。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二、的比较优势战略
中国作为中的大国，在开展对外贸易中也主要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
（一）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
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常有的特征，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导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向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从1985年开始，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并且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已经取代了纺织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见表1）。
尽管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作为中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和效益都在下降，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根据巴拉萨（Balassa）显性比较指数（RCa）可以看出：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机电产品特别是高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上升（见表2）。
劳动密集型产品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亚洲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保持尖挺，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优势消失；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再加上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将使低劳动成本依赖型的产业发展受阻。尽管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较大空间发展，但是如继续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必会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中国的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到2000年进出口总额已达4723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了69％和67％，脐身世界贸易大国的第9位。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国规模以后，出口扩张难度增加。由于对外贸易基数很大，如果保持现有速度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显然这是不易达到的。贸易规模的扩大，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调查就是典型事例。另外中国进口能力也迅速扩大，由于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使得我国进口价格上涨。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见表3）。
（三）引进外资的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偏差
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有偏差。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引进的外资多集中在第二产业，比例已近60％，而在我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和采掘业等第一产业比例却非常低，只1.76％。这与我国第一产业利润率较低、投资回收期长相联系的。我国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亟待发展，而外资进入的比例却不高。进入第二产业的外资也多是投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从外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排序表中可看出，外资企业的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与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种类相吻合，并没有体现出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这使得引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将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扩大上，忽视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这样，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地位在不断提高，可实际上只是将原先由国内企业完成的事情，现在由外资企业去做了，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高（见表5）。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必须要进行调整，比较优势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应将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
三、我国竞争优势战略的实行
如今国际贸易的目的已不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在于占领市场，分享国际间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要想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就必须要将本国的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而竞争优势则更多地强调各国优势的现实态势。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按比较优势所确定的贸易形式也并不一定会转变成现实的贸易形式，只有在比较优势产品转化成竞争优势产品之后，这种转变才能完成。
（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
实行竞争优势战略，不能全面地否定比较优势的发挥。相反，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特别要注意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实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定具有比较优势，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我国的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要继续扩大这类产业规模，势必造成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所以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要重新进行市场定位，以世界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质量和技术层次，使出口商品从初加工到精加工转变，提高其附加值。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的进步，利用劳动力的优势也可以生产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关键在于产品中的技术含量。目前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是继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有效途径。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实现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且还可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科技的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兴起，使加工贸易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战略，需要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来寻找低生产成本的区位，这为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挥“后发优势”，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争得一席之地提供了机遇。通过加工贸易与跨国公司合作，成为其生产链中的一环。这样既能发挥垂直分工中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又得到水平分工中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管理经验等好处，尽量减少的成本，提高学习效率，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积累必要的人力和技术，同时又能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出口，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技术创新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能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并保持住，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饼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忽略了技术变量，要么是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目前，中国的初级制成品出口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品科技含量低，完全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而我国的工业制成品，虽然出口增速较快，但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而且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多是引进或模仿得来，自主创新较少，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这是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障碍。所以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应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机制的动力作用，同时国家应重视对技术创新的引导，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我国当前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现状还不能支撑我国的后发优势的发挥，所以进一步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强化本国技术创新动力，将是形成我国产品竞争优势的当务之急。
（三）调整产业结构，确立新的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是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我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滞后，升级速度缓慢。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缺乏竞争力。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总体格局，表现在对外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很低。要提高我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确立新的主导产业。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的竞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高技术具有在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内部使用范围广、渗透性强的特点。高技术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发的能力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且能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高技术产业，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此，要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培养一批高技术出口重点，通过培育资本市场以及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四）重视政府在形成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政府在推行竞争优势战略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作用表现在：首先是推进体制创新。我们应尽快建立起市场化、化的外经贸管理体制，本着公开、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不断改进进出口管理体制，实现企业外经贸自营进出口权依法登记制；建立公平规范、统一合理的进口税收体制，依靠动态关税调节进口数量和结构。其次是引导作用。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了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和先进技术的。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制定一定的产业进入范围和技术门槛，引导外来资金、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再次就是扶持和保护作用。根据国外的经验，在形成竞争优势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是必要的。即对一些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税收、投入等方面，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市场。但这种扶持和保护不同于一般的进口替代政策，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表1 出口商品构成表
1981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出口总额（亿美元）
181.19 273.50 620.91 1487.80 1510.48 1827.92 1838.09 1949.31 2492.00
初级产品比重（%）
50.30 50.05 25.60
14.40
14.50
13.11
11.20
10.22
10.21
制成品比重（%）
49.70 49.95 74.50
85.60
85.50
86.89
88.80
89.78
89.79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历年出口商品类别统计而来。
表2
中国大宗出口商品RCa指数
1980 1985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原材料
1.19 1.80 1.17 0.95 1.28 1.20 0.88 0.86 0.84 0.90
纺织品
5.10 5.57 3.24 3.10 2.47 2.24 1.96 1.90 1.62 1.57
机电产品
0.18 0.27 0.27 0.53 0.65 0.69 0.71 0.68 0.72 0.78
高科技产品
-
-
-
-
-
0.31 0.46 0.56 0.68 0.69
表3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情况
1985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价格指数185.35 130.4 129.7 100.00 89.12 99.57 93.95 75.21 87.86
进口价格指数77.59 87.93 95.93 100.00 103.75 106.50 108.50 110.25 111.80
贸易条件
238.90 148.30 135.20 100.00 85.90 93.70 86.20 68.20 78.60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263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表4 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项目数（个） 比重（%） 合同外资（亿美元） 比重（%）
总计
341538
100.00
6137.17
100.00
第一产业
9534
2.79
108.26
1.76
第二产业
249352
73.01
3655.47
59.56
第三产业
82562
24.20
2373.44
38.68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2000）。
表5
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大宗出口商品排序表
商品名称
出口金额（亿美元）
1
服装及衣着附件
103.37
2
鞋类
50.16
3
纺织纱线织物
43.39
4
玩具
22.69
5
塑料制品
19.74
6
家具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8
清溢公司是把零缺陷管理当作文化而不是管理工具引入的。实现高质量，从“心”做起，创建相应的企业文化支撑，否则就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清溢公司把文化管理看成是心灵管理，开创了“心智文化”。
－－心智文化的哲学基础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
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一个人的物质能量是有限的，如果用力方向错误或发挥不充分就更有问题，人力资源的调节器在心灵之中。所以，清溢公司把清溢文化的宗旨放在启动人的思想上。陈扬菊认为，精神力量源自于社会及企业文化，员工心智的改变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质量之功在质量之外，人的责任心和能力是做出高品质的关键，而责任心和能力发挥的主导因素是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心智文化的功能是调整心向，提升心力。
陈扬菊通过分析借鉴日本企业的“和魂洋才”，韩国的“东道西器”的成功之道，认识到引入国外先进的东西一定要同本国本企业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中国企业是从农业经济为主导的胚胎中出来的，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其各方面的差异。要把这种洋理论在清溢公司扎根，陈总首先从克劳士比的理论中归纳了部分急需
先学的36条基本观点，让员工好学易记。员工们通过学习找出观念上和工作上的差距。清溢公司认为，这种洋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在清溢推行是有基础的，清溢所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急需相应的先进管理理念，我们不能脚进了知识经济而脑袋还在农业经济里，而零缺陷恰恰符合这一要求。同时，克劳士比的管理哲学许多地方与中国的古代和现代哲学理论相一致，零缺陷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全新理念，它是哲学思想在现代质量管理的体现，主旨是要求将工作重点放在预防缺陷发生上，而不只是在缺陷发生之后忙于应付解决。中国人把“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等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产生了千古流传的“政要”和“兵法”，人类优秀思想在哲学上的统一让清溢人感到引入零缺陷的管理，无论从现实需求和哲学根据上都有扎根的土壤。
－－调整价值观、改变思维方式和不良习惯
改变员工的思想是很艰难的。清溢公司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态势转化成改变员工思想的拉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训练，把员工发展调正到与公司发展同向，建立客户、员工、股东、供方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采用“和而不同、异而不乱”的方针消除价值取向上的矛盾。让员工尤其是工程师和主管以上的人员掌握一些基本哲学观点，学会一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大家从现象中看本质，从联系中分因果，从特性中找规律，从一般中找重点……总结出四对比，五w分析等成方法，从中学会观察分析事物的本领并不断地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他们工作的落脚点始终放在调整员工心智上，注重员工的精神再造。运用企业文化解决了工作“为谁做”，“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的问题，从根本上树立起长期稳定发展所需的责任心和主动精神。在创建心智文化中，陈扬菊还带领清溢人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善的文化体系。清溢公司的心智文化经过了4年时间的努力探索，在确立信念，养成习惯，形成模式上狠下功夫。从2000年5月起，经过准备（学习克劳士比理论，扣除思想障碍，形成工作思路，编写工作流程，建立相应组织），试运行（员工心理适应，检验可行性），正式运行（全面落实，初见成效），调整完善（总结经验教训，修正工作大纲和实施细则），系统衔接（完善大小系统及接口），深化提高（持续改善，形成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推行6个转变（心智，机制，组织，标准，重心，行为）实现了产品与服务零缺陷的阶段性成果。从2002年5月起，又引入全国质量管理奖，将零缺陷的灵魂贯穿到高层领导作用，战略决策及运营模式，市场管理，信息及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管理，经营质量与结果等各方面，形成了有清溢特色的16个运行模式，24个工作法则，36个操作法，正在实现由质量管理向管理质量的提升。
－－以人为本重视精神塑造
清溢公司在创建“心智文化”中，重视精神塑造。从老总到全体员工，都把企业的经营理念与员工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在清溢企业文化中，首先是建立信念，让员工的人生追求上升到正确的人生观，实现由小气（为个人）、中气（为团队）到大气（为民族）的转变。面对一些只为赚钱的员工，陈扬菊经常联系实际对他们进行人生意义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目标，把打工的思想变成干事业的思想，把物质利益的追求与精神升华结合起来。他的理念是“集众愿为大公”，把员工发展的欲望转化成推动公司发展的动力，通过满足市场的外需推动满足员工内需的实现，再用满意的员工去赢得更多满意的客户。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9
译序说：李嘉图接受了斯密教条，并“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任何数量的资本都能投在生产的用途上，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因为生产物总是用生产物或服务来购买的，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买和卖是不会脱节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李嘉图没有看到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有可能使买卖分离(但只从这方面批判李嘉图的危机理论是不够的，因为认为买卖不会脱节，就应该否认任何危机，包括局部的和普遍的，但李嘉图却承认局部危机而否认普遍的危机，所以李嘉图危机理论错误的根源并不在于其货币理论的不正确)；他也看不到固定资本的折旧和更新，从某个工厂看必然是不一致的，而从全社会看，要使其一致，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李嘉图独有的思想，而是萨伊的“销路说”和老穆勒的“买卖均衡说”或“供需均衡说”；李嘉图本人的“生产消费均衡说”是植根于斯密教条的，这一点译序倒没有强调。
李嘉图信奉斯密教条，认为商品中的旧价值C，是不断地分解为收入V和m的。同样，萨伊、老穆勒、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甚至是凯恩斯也是这样认为。这一教条今天仍影响着经济学界。正是由于李嘉图认为全部价值最终被分解为收入，而收入又是用于消费的，因此，即使不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而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李嘉图认为生产同样等于消费(个人消费)，这样，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能发生了。当然在李嘉图生活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还未发生普遍的危机，历史的局限性使他否认普遍的危机，以及发生这种危机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斯密和他不同，斯密从构成收入的物质资料出发，看到有的收入是体现在生产资料如钢铁、机器等物质上的，是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所以，斯密虽然是斯密教条的始祖，但是没有提出生产等于消费的理论。而李嘉图却完全从概念出发，得出收入可以全部进入个人消费、生产等于消费、否定普遍危机的错误结论。
二、混淆利润、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原因
《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李嘉图从来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同它们分别开来考察剩余价值”。除了特殊的场合，李嘉图确实是混同了平均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的。
利润和剩余价值两者在量上虽然相等，但在质上却是不同的。剩余价值是从生产和创造的角度考查的，是劳动创造的，这是科学的视角；利润是从分配和实现的角度考查的，是资本获得的，这是不科学的视角。生产价格和价值的不同在于，生产价格包含平均利润，价值则包含剩余价值，因此混同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就必然混同生产价格和价值。
原因何在？译序对此有一段很长的解释：李嘉图“只考察了比较次要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并且将这种区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因而他也就混同了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区别，进而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区别。为……地租的规律下了错误的前提”。这段解释是参考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但我认为仍需要讨论。我们知道，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是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着眼的，在相等的资本中，可变资本占的份额不同，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不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分，是从取回预付资本经历的时间着眼的，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取回的是流动资本，在多次生产过程中取回的是固定资本，这既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不涉及利润的获得，因为固定资本虽然有所用资本(全部)和所费资本(折旧)的差别，但是，却按全部资本获得平均利润。就是说平均利润的获得，不论是否区分或混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两组资本，只要每组资本的总数是相同的，就能获得相等的利润，即平均利润。因此，两组资本的混淆并不是混同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原因。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只要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剩余价值来源就无法说明，就必然被歪曲为资本的产物，被歪曲为利润。李嘉图正是这样。至于他为什么混同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以及生产价格(自然价格)和价值，其原因是：第一，缺乏抽象力，将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平均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第二，对斯密的批判不彻底，当斯密说由三种收入构成价值时，他是反对的，因为他认为收人从价值分解而来；但是，当斯密拐了一个弯，说具有自然率的三种收入构成等于价值的生产价格(自然价格)时，他就接受了斯密的观点，并认为斯密作了“极为精确的讨论”。
译序又说：“利润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在只有资本全部为可变资本的条件下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段话是参考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但是也有译序作者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如前所述，孤立地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两者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联系到“生产价格与价值”时，由于生产价格包括的是平均利润，因此，“利润与剩余价值完全一致”中的“利润”指的就应该是平均利润。那么，是否只要在资本全部为可变资本的条件下，平均利润与剩余价值，以及生产价格与价值就完全一致了呢？当然不是，在这个条件下，只能是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平均利润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由社会总资本平均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无条件地等于个别资本中的可变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那么，要在什么条件下，平均利润才与剩余价值一致，生产价格才与价值一致呢？只有具备中位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中位的资本周转时间的条件下的资本，由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属于社会中等条件的，其生产的剩余价值才等于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于价值，并且这种生产价格，不受工资变动和利润的反变动的影响，永远等于由劳动决定的价值。它就是李嘉图孜孜以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
三、否认绝对地租的原因和地租的实体
译序对地租有所说明：从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各种收入的来源这一前提出发，李嘉图指出“工资等于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地租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这里对利润的简单化处理，必然使地租为零。因此，不应简单地处理利润，应该提出利润差额的概念。两份农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额构成级差地租，工、农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额构成绝对地租。这样，就涉及译序对绝对地租的理解，“对于绝对地租，李嘉图是从其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出发，把它轻易地否定了。他以为，如果承认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就是承认了同量劳动因其加工要素或材料的不同(如不同丰沃程度的土地)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这样就承认了不是劳动时间，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决定价值了”。这里包含的理论逻辑是：工、农业的等量资本，要获得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但是，农业要缴纳的地租是多于平均利润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差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农产品的出售价格高于价值，就是劳动以外的自然因素能创造价值了。这两者都是李嘉图反对的。因此，他否认绝对地租。
但是，我认为译序对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说明，有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绝对地租是所有租用土地都有的，是土地私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与土地的丰沃程度(还有位置)丝毫无关，与此有关的倒是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40年前，我提出这一点时，王老师回信说：“陈其人同志指出，括号内‘如丰沃程度的土地’几个字是不应该有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这句话，本来是摘自《剩余价值学说史》上的一句引文，在作文字修饰时将引号去掉了，后来又加了个注释性的括号，原意是想特别指明，将同量劳动投在不同于加r52业的劳动对象的土地上，就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没有想到会产生相反的解释，会想到级差地租方面去。现在既然陈其人同志指出来.就府该去掉它”。
译序正确地认为，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除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外，原因还在于，“如果承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农产品的价格就要高于价值，但这是同等价交换原理相违背的州”。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说明重农主义的地租理论时，译序说：重农学派主张“地租来源于土地特别肥沃性的自然恩施”。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据我所知，重农学派诸子都认为地租就是土地的纯产品，即从使用价值角度看的农业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这个差额是自然的恩赐，与土地的肥沃与否没有关系。当然，不毛之地是不能生产出纯产品的，也是无人耕种的。但是，这是土地被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耕种的条件，而不是纯产品的产生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译序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总说明：“他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出发，认为地租来源于农业中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是在土地有限，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由于优等地与中等地上的农产品价格大于由劣等地条件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而产生，并固定在农业中的。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决定价值的劣等地没有超额利润，当然也就不会有地租……”。这里的说明有不清楚和混乱的地方。不清楚的是：“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我们知道，除了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只有一种大于工业资本的超额利润(其起因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它转化为绝对地租)外，其他的农业资本有两种超额利润：一种是两份农业资本之间的超额利润，它转化为级差地租，另一种是农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的超额利润，它转化为绝对地租。这里的“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指的是一种还是两种，指代不清楚。从“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看，是两种地租的来源，因为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其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是绝对地租的来源，而优良地和中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由劣等地调节的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则是级差地租的来源。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原因是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看不到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其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因此，为了排除转化为绝对地租的那种超额利润，“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最好改用李嘉图的原话：“地租总是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
这里的“社会价值”应该是单个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全部农产品就按此价值出售，而这里的“农产品价格”与社会价值相对照，也应是单个农产品的价格。但是，这样一来，单个农产品价格大于单个农产品价值，而按价值出售，就不可能有任何超额利润了。如果说这里的“农产品价格”是总价格，那么，与此对照的社会价值也应是总社会价值，而只有以总价格出售，且大于总社会价值，才有超额利润。但是，译序又说：“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这就无法说明超额利润产生的原因了。
四、不提原料的原因是资本理论有缺陷和劳动价值理论不彻底
《原理》第一章第三节“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这时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即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生产商品的活劳动，而且还有生产资料上的物化劳动，但后者并不包括原材料。对此译序作者指出：“在李嘉图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劳动却是一个缺陷”。郭大力老师也认为：“没有说到这种劳动于以支出的对象，即材料之类的东西。是一种疏忽。”但这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仅限如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探讨，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原因是很深刻的，涉及到李嘉图有缺陷的资本理论和不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
李嘉图资本理论的缺陷：只从流通的角度将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因此，看漏了原材料。李嘉图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资本，不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将其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从流通的角度，即根据取回这些预付资本的时间长短，将其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区分是有缺陷的，因为固定资本的特点是，使用价值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但价值却部分地转移到商品上去，并且要在多次资本周转中才能取回。而流动资本(工资除外)的特点是，使用价值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价值也全部转移到商品上去。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由于它推动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所以不存在价值转移问题，但从流通的角度看，其价值和流动资本一样，在一次资本周转中便能取回，这和固定资本不同。李嘉图离开多次或一次资本周转便能取回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这一点，单纯从取回时间的长短来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其原因在于不理解不同部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有不同的特点。
将两种资本作这样的区分时，李嘉图没有把购买原料的资本列人流动资本，原料在这里被省略了。他说：“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厂房上的资本的比例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配合方式”。因为，在一种行业中，“流动资本(也就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的资本)可能很少”；在另一种行业中，所使用的资本额可能相等，但主要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在这里，他都把原料排除在外。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斯密的这种理论，同重农主义相比确实是后退了。重农主义正确地从生产资本出发，将投在农业生产中的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前者是多年才能取回价值的，后者则是一年便能取回价值的。斯密虽然正确地将这一范畴扩大到工业部门，并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代替原预付和年预付，但是却错误地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
我们知道，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资本要经过两次流通过程和一次生产过程，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斯密把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在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混同于流动资本，把工人的消费资料本身，而不是把它的价值看成是流动资本。同样，重农主义也错误地认为，农业生产中消耗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会不变地转移到农产品上去。于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便不可能，这两者的对立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的区分更是不可能了。
李嘉图之所以把流动资本看成只是工人的消费资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或使用寿命的差别，则没有这样的作用。但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看，而从剩余价值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资本中进行分配的角度看，那么这两种差别对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则发生同等的作用。因为在相同时间内使用的等量资本，不管生产的剩余价值如何不同，分配到的剩余价值却是相同的。第二，从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看，在资本有机构成中，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其中劳动资料和原料各占多少。是毫无关系的；从投下的资本何时能取回的角度看，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中，同一价值量的流动资本，其中原料和工资各占多少，也是毫无关系。从前一角度看，劳动资料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可变资本相对立；从后一角度看，工资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相对立。
因此，投在购买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消失了。它不适合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取回投下的价值的方式上，它与固定资本不同，而与工资相同；它不应该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斯密流传下来的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混同起来的做法，就站不住脚。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彻底。马克思指出：在写上述的第三节时，第四节已经在李嘉图的脑子里。他由于混同了价值与生产价格，就认为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生产价格(具有中等资本有机构成和中等资本周转的部门的产品例外)，而利润率的变动是由工资的变动引起的，两者的变动方向相反，因此，就错误地认为，这种变动也是决定价值的因素(这样，劳动价值理论就不能坚持了)。他在《原理》第一章第四节表述到：由于资本的比例不同和资本的经历时间不同，由工资变动引起的利润反变动，其对生产价格(他误认为是价值)的影响，只限于在第一次生产过程以后。因为在李嘉图看来，第一次生产过程，产品的价值，是由活劳动和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的死劳动一起决定，而在第一次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劳动，从第二次生产过程开始就获得利润了，这利润加到产品上，其生产价格(他误为是价值)就大于由这次生产过程中生产该产品而耗费的活劳动，就是说，有劳动以外的因素参与决定价值。我们知道，原材料是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就消耗掉的，这就不能成为第一次生产过程以后的积累劳动，固定资本则可以在多次生产过程中存在，所以，无论利润怎样变化，原材料不会从获得利润方面影响价值，固定资本则必定从这方面影响价值。因此，有丰富逻辑能力的李嘉图，在分析生产资料的价值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时，将要到下一节才能说明的问题考虑好，而将原材料从生产资料中去掉。他的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他举了这样的例子(甲例)：假定两人各雇100人劳动一年，分别制造两架机器，另一农场主雇100人种植谷物，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相等，因为他们是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假设不消耗生产资料；下同)。下一年，一架机器所有者雇100人利用机器制造毛呢，另一架机器所有者运用机器制造棉布，农场主则和以前一样雇100人种植谷物。第二年终，毛呢和机器，棉布和机器，是200人劳动一年，或100人劳动两年的结果，谷物是100人劳动一年的结果，前两者的价值就应为后者的两倍。但李嘉图认为实际上不止两倍，因为前两者的“资本在第1年中的利润已经加入到各自的资本之中，而农场主的资本在第1年中的利润却被消费和享受掉了……商品价值的大小便不会恰好与各自所投入的劳动成比例，也就是，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大一些，以便补偿价值较大的一种被送上市场以前所须经过的较长的时间”。例如，假定每个工人每年的工资为50镑.100人则为5000镑，平均利润率为10％，第1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都是5000镑+(500(3镑xo.1)=5500镑。第2年终，机器作为固定资本使用，它要求产生550镑利润，则毛呢和棉布的价值都是6050镑。毛呢、棉布和谷物耗贺的劳动时间相同，前两者的价值所以比后者多550镑，那是因为他们生产时使用了价值5500镑的固定资本，它要求利润550镑。
第二，在资本结合比例不同、商品上市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工资涨落。承接上述甲例，李嘉图认为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但两者相加的数额不变。现在假定由于工资上涨，利润从10％下降为9％。根据工资和利润之间关系的原理，谷物的价值不变，仍为5500镑(可见它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毛呢和棉布的价值也是5500镑，但由机器获得的利润却从550镑(5500镑×0.1)下降为495镑(5500×o.09)，利润加到毛呢和棉布上去，它们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便从6050镑下降为5995镑。因此，固定资本越大，商品价值下降也就越大。如果工资下降，情况就相反。他把生产价格的变动，看成是价值的变动。毛呢和棉布的情况相同，其相对价值不变。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到，李嘉图谈论商品价值决定中的间接劳动时，为什么只提机器之类的固定资本，而不提原料之类的流动资本的原因了。因为机器存在的时间事实上超过一次生产过程，利润率变动，利润也变动，由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也变动，而李嘉图则把它看成是价值的变动；原料存在的时间以一次，t产过程为限，此后它再也不能获取利润了。利润率的变动对它毫无影响，而在一次生产过程中，李嘉图始终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
李嘉图不了解他看到的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工资变动，即剩余价值率变动，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也变动，其变动情况要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他应该把机器和原料等列为不变资本，再从可变资本的变动、平均利润率的变动来考察生产价格的变动。
劳动价值论的缺陷篇10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thurow,Doeringer,piore等人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问的流动较少。thurow等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后,许多国家的研究者纷纷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我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企业招工困难后,我国当前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更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据一份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低下与增长速度的缓慢同我国每年高速增长的GDp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不合理显而易见。那么,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又该如何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经历200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
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其家室而传宗接代了”。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最初上升,而超过某一点后,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后来,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
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分析,制度学派认为,劳动者工资率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劳动者所处的产业或部门,另一个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笔者认为,新古典学派与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认识的分歧其实可以看成是理论与现实的不完全一致。新古典学派从理论上回答了“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而制度学派则是从现实的角度研究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分析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完善工资机制的理解。
(二)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
首先,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我国的工资机制。其次,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再次,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即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我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我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徘徊在城市的门口,虽然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他们都无法成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