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1
【摘要词】社会;系统;根源性
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事关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根本性问题。社会治安好，社区管理完善，人们就能享受到长治久安带来的和谐大环境，就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密切成果。反之，人们则会终日生活于彷徨之中，势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也就无从谈起。
看待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运用系统观点，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寻根究底探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问题。而不能仅仅从某一独立现象判定诱发原因，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手段，试图掩盖社会的不和谐声音，间接为大规模社会冲突埋下隐患。运用系统观点，结合科学发展观理念，进一步创新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机制，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冲突的风险。社会、政府和公民层面需通过密切沟通、配合、齐抓共管，增强互信，从宏观政策、微控手段和文化、道德等层面提出可行的方针和措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
一、提高老年保障及社会保障水平
经过30多年的“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建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伴随着中国步入老龄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制约中国社会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正逐渐突显。如：就业问题，医疗、养老问题，生活成本问题和教育问题等。这些都是事关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是最容易诱发社会动荡、公民反馈最激烈的问题。
老年一代处于不安状态，年轻一代的冲动性格及对前路光明、迷惘的隐现，中年主力一代缺乏正视社会现象及问题的勇气，这都是社会摇摆及幸福感下降的客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未能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之前及之后的衔接问题，最直接的是55—60岁之间人员的安置及保障问题。难看清未来，难被社会接受正是这班“开山牛”的最大问题，缺乏认同感、缺乏安全感。生儿育女为养老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仍处于主流。这对于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即使现在的社会保险号称覆盖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养老保险异军突起，参保人员持续高涨，仍无法掩盖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的现象。间接导致人们传统观念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正面冲突，甚至越轨的行为。社会保障不足，居民普遍感受到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活成本暴涨，社会防线脆弱，道德底线容易失守，安全隐患时有发生，居民生活犹如坐“过山车”。大呼过瘾的同时也直呼吃不消。生活压力、心理压力、生理压力等直接导致了公民畸形心理的发展。社会人员通过过激行为发泄内心烦躁，种种抢劫、、自杀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大程度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导致社区管理职能严重缺失。
因此，解决、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提高老年生活保障，大力投入公共管理服务，推进民生工程，控制Cpi指数，提高医疗保障，提高工资水平等措施将直接作用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帮助外来人员子女接受均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水平及将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幼儿、学前、中小学、高等教育纳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优惠和政策倾斜序列来，让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享受到相关政策的福利待遇，不要让老实人吃亏。通过系列宣传和普法教育，树立人们遵纪守法的正确价值观，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工作，为和谐幸福社会建设创造条件。
二、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进一步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归属感
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身份认同形态差别、价值观不同、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很容易发生意识形态的冲突，很容易演变为现实冲突。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合理的调节机制，这样的小打小闹很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怨恨的沉积，逐步演化为地域和人群的利益冲突，为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不同地域人群的融合。
为破除以上因素对治安的影响，一是应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针对本地和外来人群开展宣传，集合共同价值观、融合各自的生活习惯。对各地文化习俗及事项制作成小册子分发到居民手中，通过小册子初步建立理性认识，增加不同人群的互信和认同度。二是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基于对社会贡献度、个人未来发展规划、家庭实际状态等情况，逐步合理解决不均等接受教育问题。通过推进外来人员子女和本地居民子女之间共同接受教育，慢慢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当地社会，增长认同度，增强归属感。实现突破区域和地域的文化风俗界限，建立一体化的社会联防机制，构建和谐幸福社会。
三、通过有效社区管理，点、线、面结合，建立社会治安联动平台
社会治安联防是一个全面覆盖式的联动机制。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以社区为小区域，建立社区管理中心。以各小区域为点建立垂直型和辐射型的联动平台，层层向外推，最终形成各辐射网的道德、文化、利益等的结合点。同时形成完备的反馈机制、监视机制、执法机制和司法机制，实现真正的有效社区管理。把各风险分散到社会各层面进行消化、缓和，最终将问题解决于风险共a担、利益同享的社会网络之中。从更高层面考虑社会治安联防，还应该合理考虑小作坊式工商、个体企业、团体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建立无形的威慑力量，形成无形的防盗、防抢、防骗的“三防”机制。以“防”代“打”，把风险降低到预防层面，实现全面参与的新型社会联防。
通过有效社区服务，结合户籍管理和暂住证管理，形成详细的社区居民登记制度，形成各社区居民资料与公安相关部门同步更新的网络信息平台，构建治安联防机制，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的机率。
四、发挥退休老人、闲赋人员的作用，发挥退役人员的使命感，参与社会治安、社区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本社区退休老人、闲赋人员的作用，利用他们对本社区比较熟悉的特点，合理安排、有偿报酬，组织他们在本社区相关路口蹲点和进入社区巡查（配与哨子），承担社区警戒员的工作，维护治安和协调社区管理。一方面能释放退休人员的空虚失落感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能增加闲赋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为融入社会作好准备。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2
【关键词】社区；高血压；防治；管理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2-7315-0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也让一些临床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1]。高血压在临床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其会导致患者出现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以及慢性肾脏病等并发症。在临床上，对患者进行血压控制，是临床治疗的主要原则[2]。社区在高血压防治工作上，同样需要对患者实施健康管理路径。我社区对200例高血压患者进行了分组研究，实验组采用健康管理路径干预，效果显著。详细研究内容如下所示：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此次研究主要以我社区2011年1月份到2012年1月份的200例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诊断标准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高血压病标准，其中男性患者有106例，女性患者有94例，年龄范围为43岁到83岁，平均年龄为56岁。采用随机分配的原则，将所有患者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个组别各100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及病情等一般资料的比较上，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对照组在干预方法上主要采用常规管理模式，以药物治疗为主要内容。
1.2.2实验组方法实验组在常规管理方法上采用健康管理路径进行干预，首先组织医院人员结合综合护理路径对患者进行检查、健康知识宣传、防治指导以及上门随访，并对干预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最后进行随机检查评价，如若患者病情出现变化，则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寻找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同时需要将其记录在案。在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加以沟通交流，了解患者以及家属的意见和想法，从而对管理路径进行完善和调整。
健康管理路径内容如下：
1.2.2.1定期体检组织患者定期进行体检，从而了解患者的高血压情况，并结合患者的整体情况对后续工作进行安排和调整。
1.2.2.2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包括发放相关的高血压防治资料、讲座宣教以及交流座谈会。
1.2.2.3防治指导高血压防治指导工作主要包括了药物治疗以及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需要指导患者结合自身病情进行用药，嘱咐患者坚持长期规律用药，并对降压药的不良反应加强注意。
1.2.2.4上门随访定期对患者进行上门随访，并咨询患者的干预满意度，了解患者的需求，从而对管理路径进行调整和完善。
1.3统计学方法此次研究中，主要采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血压均值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均值，见表1。
2.2两组患者血压有效控制率比较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后的血压有效控制率比较上，见表2。
3讨论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疾病，其是导致心血管疾病以及脑卒中的主要因素，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工作学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3]。社区高血压防治是社区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组织相关的医护人员对管理路径进行制定，从而实现人性化以及多角度的健康管理，保证患者血压的有效控制，加深患者的高血压防治意识[4-6]。在此次研究中，我社区对200例高血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实验组采用健康管理路径进行高血压防治干预，效果显著。可见，管理路径在社区高血压防治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和普及。
参考文献
[1]王荣增.社区健康教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控制的影响[J].中外医学研究，2011，9（18）：151-152.
[2]张勇.社区高血压防治与管理路径的探索[J].卫生经济研究，2009，2（10）：98-99.
[3]沈培红.社区高血压患者规范化管理的效果分析[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3，2（13）：104-105.
[4]茅建美.社区高血压患者健康干预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2012，2（18）：111-112.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3
【摘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积极进行糖尿病综合防治干预等措施对社区患者人群进行分组管理。对高危患者积极进行随访、转诊、以及转归等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等等。旨在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各种危险因素，引导社会对糖尿病防治的关注。
【关键词】社区档案;糖尿病;防治措施;模式管理;体会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日常干预措施
1.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例档案建立与筛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糖尿病患者档案建立应按照下列指标要求进行筛查和统计。①建卡率：指实际建卡的糖尿病患者数占应建卡的糖尿病患者总数的百分比。②管理率：指纳入管理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占建卡的糖尿病患者总人数的百分比。③规范管理率：指在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并接受规范管理的糖尿病患者数(定期随访)占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建卡并就诊的糖尿病患者的百分比。④控制率：达到理想控制和一般控制的糖尿病患者数占规范管理人数的比例。⑤糖尿病知识知晓率：指了解糖尿病防治基本知识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占社区糖尿病患者总人数的百分比。
1.2针对社区内全人群日常实施干预方法:社区全人群干预指积极做好社区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广为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利用各种渠道(如健康教育画廊、专栏、板报、广播等)在社区全体人群中广泛宣传糖尿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社区人群自我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心理平衡，旨在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各种危险因素。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积极参与世界糖尿病宣传日活动，结合宣传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引导社会对糖尿病防治的关注。
2.3已知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干预措施
①做好高危人群的来源与登记:社区卫生中心按照糖尿病高危人群界定标准对建立健康档案的人群开展高危人群筛选，对筛选出的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登记造册。
②社区糖尿病高危人群管理:社区医生应对辖区内高危人群进行健康教育，重点内容为糖尿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建议高危人群每年进行一次血糖检测。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能化治疗原则及实行双向转诊制度
2.1社区卫生中心糖尿病治疗原则
①终身性：应当对患者进行终身治疗，并随病程进展不断调整治疗方案。
②个体化：治疗方案制订应考虑患者的临床情况、个人要求、心理及家庭等因素，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
③综合性：治疗措施应包括饮食控制、运动、血糖监测、糖尿病自我管理和药物治疗等的综合治疗。
2.2实行灵活机制的转诊或双向转诊制度：为确保患者的安全和有效治疗，发挥社区医疗机构和上级医疗机构的优势和协同作用，患者的治疗应当实施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负责患者的维持治疗和常规复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主动与上级医院协调建立患者转诊制度，及时将新发现的、血糖控制不佳的和病情恶化的患者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待患者治疗方案确定并病情稳定后再转回本院进行管理。
3糖尿病和糖调节异常患者的社区综合防治与管理
3.1筛查与健康调查体检：针对社区糖尿病和糖调节异常患者(包括糖耐量减低iGt和空腹血糖损害iFG的患者)来源有：因症就诊；社区健康档案登记；高危人群筛查；其他途径(如社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健康体检等)。
3.2重点管理对象：常住在本社区，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和维持治疗的2型糖尿病和糖调节异常患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实施分组管理。
一般管理对象：常住在本社区，不在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和糖调节异常患者。一般管理对象可不纳入分组，每年进行一次随访管理。对糖调节异常患者发展为糖尿病患者的，应在临床确诊后进行血糖测量值评估，在下次随访时根据血糖水平纳入分组管理。
3.3社区糖尿病建档、管理及转归
①建立《社区糖尿病高危人群登记表》和患者管理卡：对本社区发现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建立《社区糖尿病高危人群登记表》，对糖尿病患者建立《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卡》，随访填写《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卡》(随访记录)。重点管理对象和一般管理对象的管理卡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保存，并分类存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将管理信息按时录入计算机，即时上报区(县)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对高危人群随访登记表、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卡的填写情况进行复核，检查资料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抽取5％的资料进行现场复核，检查资料的准确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抽取5％的录入资料进行二遍录入，符合率低于95％的要求重新录入。
②社区患者随访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对社区医师进行业务培训，掌握糖尿病预防控制的专业技术；制订糖尿病随访的操作规范和工作流程，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随访内容：建议患者每一个月进行一次血糖监测；了解患者自觉症状和药物、非药物治疗执行情况；健康教育；开具健康处方；提出运动和合理营养的建议；督促患者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建议患者每3个月作一次眼底和微蛋白尿检查，如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其他病症，应同时监测血压和血脂情况；指导患者掌握足部自我护理的方法。随访医师应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和个人综合情况，为每例糖尿病患者制定个体化干预方案。
③转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及时掌握由于死亡、迁出、拒绝等原因导致终止管理的对象，在《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卡》中注明，分类存放档案资料并统计汇总。
4社区卫生中心定期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指导
糖尿病是一种不能根治的终身性疾病，而且并发症严重，一旦出现严重肾病、眼病、心脑血管并发症和糖尿病的足部病变时，家庭康复和护理十分重要。对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严重糖尿病眼底病变、严重足部病变、肾脏病变、严重继发感染等糖尿病并发症造成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①指导患者转诊，控制并发症；②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特点开展护理指导；③指导患者进行理疗或运动康复；④适时建立家庭病床，指导患者家属掌握糖尿病康复和护理基本技能。
参考文献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4
关键词：社区;糖尿病;追踪随访;健康教育。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非传染病，特具有病程长、易反复、易出现多种并发症的特点，且其病因和防治又与患者自身及其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在当前的专科医疗体系下，单一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并不能满足大多，我社区依照国家政策，对社区糖尿病患者及糖尿高危人群进行追踪随访，建立患者健康档案，并定期组织糖尿病相关的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糖尿病的防治措施，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通过饮食控制、适量运动、按医嘱服药、定期检测血糖血压血脂等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病情的恶化。现就将我社区自2012年开始对我社区的382名糖尿病患者的追踪随访结果报告如下：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将我社区所有382位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追踪随访，建立健康档案对我社区所有研究对象以电话随访和上门服务的方式，建立患者健康档案，健康档案信息主要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生活方式、治疗方式、控烟限酒、自我血糖监测、是否进行适量运动及运动方式等。
1.2.2糖尿病健康教育对所有健康档案中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及陪护人员每季度进行一次糖尿病相关知识的健康讲座，健康讲座的主要内容包含糖尿病的危害及并发症、糖尿病家庭防控的指导（包括饮食指导、运动方式、生活习惯指导、自行注射胰岛素的方法等）、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等。
1.2.3定期监测血糖血压由社区医生每季度一次为患者监测一次血糖血压并做记录（告知患者自己要定期监测血糖血压，最好每日监测一次并做记录）。
1.3统计分析使用SpSS19.0将数据录入电脑建立数据库，采用卡方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患者一般情况自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共监测糖尿病患者共382人，其中包括男性154人，女性228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0.31%和59.69%，患者年龄38-79岁，病程1-23年。
2.2追踪随访2年后患者自我管理疾病能力的变化
表1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疾病能力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30min的运动中，均为经常做到的患者最多，所占比例分别为77.0%和49.5%，完成适合自身情况的血糖血压监测频率中，偶尔做到的患者人数最多，有170人，所占比例为44.5%，382人均能按医生要求规律服药或注射胰岛素。
2.3追踪随访2年后糖尿病患者血糖血压变化情况本次监测的382位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为8.6±3.2mmol/L，餐后2小时血糖水平为12.3±2.8mmol/L，空腹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有150人，所占比例为39.2%，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有167人，所占比例为43.7%;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控制在正常水平者有132人，所占比例为34.6%。
3讨论
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9240万，成为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如何有效控制和管理糖尿病，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社区糖尿病教育具有服务范围小、容易管理、教育相对简单、费用低等优点，随着社区医疗工作的逐渐开展，糖尿病防治的重点由专科医院转向社区[2]。国外研究也证实，如果能够保证患者定期、规律随访教育，所能取得的保健结果与住院保健取得的效果相当，甚至优于住院保健[3]。从本次的调查结果来看，按糖尿病饮食要求合理安排饮食和进行持续时间>30min的运动中，均为经常做到的患者最多，所占比例分别为77.0%和49.5%，完成适合自身情况的血糖血压监测频率中，偶尔做到的患者人数最多，有170人，所占比例为44.5%，382人均能按医生要求规律服药或注射胰岛素，只有按医生要求规律服药或注射胰岛素项目中100%患者均能做到，而其他项目均不能100%按规律进行，尤其是按糖尿病饮食要求合理安排饮食和定期自我监测血糖血压项目中，能每天做到的患者所占比例只有11.0%和15.2%，所占比例较低，监测的382位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有150人，所占比例为39.2%，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有167人，所占比例为43.7%;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控制在正常水平者有132人，所占比例为34.6%。说明患者在自我管理疾病能力的依从性偏差，提示我们社区的健康教育工作和追踪随访的力度还不够。众所周知，虽然糖尿病具有难治和病情负责的特点，发展到后期会出现众多并发症，但是只要患者能能够坚持依照医嘱按时服药，做到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定期监测血糖和随诊，可以很好的控制血糖，避免或延缓并发症的出现，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社区作为今后慢病防治的转移方向，做好糖尿病患者的追踪随访和健康教育还仍需进一步提高水平，逐步建立健全患者的网络化管理体系，更好的为社区糖尿病和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高危人群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歆，王文娟，江启成.SF-12量表用于安徽农村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评估的信度、效度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2，16（9）：801-803.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5
【关键词】社区糖尿病患者；强化管理；治疗效果观察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9264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5079-02
作为一种终身性慢性疾病，糖尿病一旦产生便会对患者生活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各种急性和慢性的并发症[1]。最近几年，伴随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善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各界开始对糖尿病治疗投入高度关注。研究表明，患者病情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合理饮食、自我监测、药物治疗、运动的影响[2]。此次研究通过对自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间到我社区进行糖尿病强化管理和治疗的150例患者的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究社区糖尿病患者的强化管理和治疗效果观察。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此次研究的对象为自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间到我社区进行糖尿病强化管理和治疗的150例患者，其中女性患者70例，男性患者80例；病程为1至20年，平均时长为（634）年；年龄最大的79岁，年龄最小的44岁，平均年龄为（6135）岁；根据患者接受管理和治疗方式的不同，可将之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75例，通过比较发现两组患者在病程、病情、性别、年龄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别，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即p>005，具备可比性。
12方法对观察组患者进行社区强化管理和系统化治疗，对患者的复查和就诊进行合理安排，对患者实行定期上门指导和随访，对患者加强呵护和关心。对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管理和一般治疗，只在患者就诊和发生问题时才进行相应处理，不对其进行随访调查和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定期复查，即定期安排患者展开一次血糖监测；自我监测，即将自我监测血糖形式告知患者，并让其对监测注意事项和方式有所了解；运动指导，即让患者对运动重要性予以了解，让患者有针对的进行运动，同时对运动中需注意事项予以了解，从而避免出现长时间剧烈运动的状况；饮食指导，即将患者饮食中需注意事项向其告知，让其对膳食进行合理掌控，不能使用糖分过多的事物，坚决避免出现饮食习惯不良好的情况；用药指导，即将患者在进行治疗时所用的胰岛素和常用药物等的作用机制向其告知，对患者合理用药进行指导，让其对正确用药方式和剂量予以掌握[3]；健康教育，即将糖尿病有关知识告知患者，包括糖尿病症状、分型等，让患者对治疗方式以及病情发展和产生情况有所了解。
13统计学分析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使用平均数（χ±s）来表示，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在采取强化管理前，对照组患者体内的血糖无论是在空腹时还是餐后2小时都要比观察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p
在采取强化管理之后，对两组患者管理效果进行对比发现，在合理运动、合理饮食、自我监测、按时用药上，对照组的效果都要明显好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p
3讨论
现如今，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使得它成为我国最为关键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4]。据文献报道可知，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项慢性病便是糖尿病，它具有发病率高的特点，会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假如不能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状况进行很好的控制，便容易引发多种并发症，情况严重者还会造成患者死亡，因此社区不仅要对患者的管理和关注予以加强，同时还要运用现代化治疗方式对其强化治疗，并从多个角度来对糖尿病病人进行强化管理[5]。在对糖尿病进行治疗和管理的过程中，社区医院具备一定特殊性，能深入、及时的帮助患者实行全方位治疗，并为患者进行长期治疗以及指导提供有利条件，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血糖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6]。此次研究表明，通过对患者采取系统化治疗以及强化管理之后的血糖指标变化和治疗管理效果对比可知，观察组的效果要比对照组好许多，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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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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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7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协作治理善治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
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是最早使用“社区”概念的人。在腾尼斯（1999）看来，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是一种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及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创新进入党和政府的视野，同时也掀起了学术界对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热潮。笔者试就学界近两年来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
我国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孟媛媛，2012），政府部门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其治理的基本方式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是否发生了转变？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量扮演了何种角色？近两年来，许多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谢金林（2011）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对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治理难题的增加，社区制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适度的调试，社区自治程度获得了提高，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格局并未真正实现。余泽卫（2012）以治理理论为框架，以社区治理为视角，对呼和浩特市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余（2012）指出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行为主导性过强，干预了社区自治的实现。
张勇（2012）认为，我国的社区建设模式是“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国家力量。政府根据需要在社区治理单元进行社区建设，这种国家建构的社区建设内容以硬件设施为主，而忽略了社区居民的需要，忽视了居民“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忽视了市场、社会和社区成员在社区建设中角色的发挥，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国家力量主导的“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是一种刚性的社区管理，借助政治权力和行政管控实现刚性稳定，居民参与不足导致社区治理困难，供给主体单一导致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失衡。
唐文玉（2013）基于t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存在于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模式。张勇（2012）构造的“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是从国家力量在社区建设中扮演的根本性作用角度进行定义的。然则唐所构造的模式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渗透与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生长相互遭遇所塑造出来的治理模式。“权威效能治理”展现了社区中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威―服从”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是一种“中心―边缘”模式的合作，国家权力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而社会力量则只能扮演一种辅助国家权力、支持国家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的角色。社会力量充当了国家渗透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基础设施”，并由此而拓展国家的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增进社区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建构服从国家的社会秩序。
这些研究揭示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国家力量在社区治理中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型的作用，但是随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增加，国家力量的发挥要注重方法和限度问题。国家力量适度降低了社区治理的行政化，社区自治程度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得到介入的空间，社区治理模式开始呈现出向“强国家―强社会”发展的态势。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
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社区居委会作为联接国家管控与社区自治的桥梁，是国家在社区的人，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同时又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基层群众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具有强烈的自治色彩。张珍（2012）将城市社区治理中居委会的角色界定为“自治、管理、服务、动员”，然后以太原市X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该社区居委会自治角色弱化、管理角色依然强势、服务角色空缺、动员角色较强，居委会角色发生了偏差，社区居委会角色的矫正，要充分还原社区的自治角色。
近期的研究中，除了关注社区居委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扮演外，相当一部分研究将焦点聚集到社区的业主组织。李莹（2011）对广州市住宅小区业主组织（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成立运作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业主组织成立运作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徐道稳（2011）将业主委员会看成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财合”组织，而非基于地缘和情感的“人合”组织，它的产生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对业主大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对社区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社区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业主委员会将成为社区管理创新的下一个切入口。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多元的利益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凸显了其重要性。现有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的作用有限，裘晓音、付永雄（2012）提出构建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想，并使之与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平行并存互补、范围略有差别、协调有机运行的人民调解纠纷解决体系。
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研究表明，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应该是社会自治组织，社区治理的社会力量不仅包括社区居委会，还应包括社区内的业主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将社区范围内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国家主导型的社区治理结构中，能够有效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俞可平，2000），增强党和政府政治的合法性，实现社区的参与式治理（陈剩勇、徐，2013）。
三、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市场力量
城市社区治理的力量，除了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市场力量。市场力量主要是指社区范围内一些市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而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力量。社区范围内典型的市场组织有物业管理公司和保安服务公司，这些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功能的发挥程度将决定基层社会管理的绩效。保安服务公司是向社会提供安全防范服务、满足公共安全和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需求的公司。物业管理是指，建设单位或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黄闯（2013）的研究表明，社区物业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成了当前社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直接影响了社区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影响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为了维护社区居民利益、社区和谐，促进社区物业的良性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社区物业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社区物业管理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社区物业管理完全脱离现行的国家主导型社区治理结构呢？黄安心（2013）给出了另一个回答。黄安心（2013）认为，当前的小区物业管理项目被冷落，通过将物业管理服务融入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多方资源的功能作用，并改变单纯从企业经营角度进行项目运营的物业管理模式，才能使物业管理行业企业回归正轨，健康发展。
和上述两位学者观点有所不同，卢银燕（2012）从物业管理的双重属性角度讨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溢出效应。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具有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优化，这是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属性的溢出效应；而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在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过程中，通过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提升了社区的管理水平，这是社区物业管理公共属性的溢出效应。卢银燕（2012）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处理好小区物业管理的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旨在将社区物业管理纳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
四、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市场三种力量的冲突与协调
现代城市社区场域里，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三者交叉并存。组织的属性决定了组织所追求得目标，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在市场性和公共性抉择上所做的选择是不同的，但是三者所追求的目标又有着共同合作的空间。徐琴（2010）曾认为，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但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韦晓蓓（2012）也认为政府的行政权与居民的自治权之间存在着冲突，社区治理的弱自治性和强行政化构成了我国社区治理的难题。快速城市化导致许多新建社区的崛起，徐丙奎（2013）认为，新建社区管理者出现“权力困境”，对社区草根组织（主要指业主委员会）的管理缺少工作抓手，对社区内市场主体（主要指物业公司）行为的规范缺乏抓手。
既然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常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组织间的冲突？如何实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三者的有机平衡？许多学者开出了大致相同的药方：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构建一种由政府主导、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协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伍，2012；余泽卫，2012；沈茜，2012）。然而，王星（2012）将城市基层社会的参与者分为生计型参与者和权责型参与者两类。在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代表国家的权责型参与者与代表社会的生计型参与者内部均存在着利益分化。王星（2012）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作为影响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变量，达成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共识是城市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根本出路。
五、结论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城市社区欲实现善治，构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将是必然选择。社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公共物品需求内在规定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应该多元化。转型期的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给社区带来的诸多挑战，而国家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所具备的资源有限，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有限，这给市场力量介入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社区治理构筑了空间。为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社区的管理创新需重新调整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规划、资源投放、监督跟进、调整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协调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各种治理资源（朱天培，2012）。
从学界近两年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来看，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化主体实现协同治理、多中心的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中共十工作报告指出，“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可见，协同治理已经开始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操作，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协同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8
[关键词]权力配置；社区治理；多元互动
[作者简介]王天崇，宋占丰，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助教，辽宁沈阳110034
[中图分类号]C91 [文摘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097―03
一、权力配置：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
我国社区的治理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单位制解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复杂化、动态化和政府机构改革后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的，它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事务中由政府主导的“独角戏”管理思路和方式，使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主体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改变，大致可分为官方治理主体和非官方治理主体两类。
1 官方治理主体。主要是指政府本身或代表政府进行社区管理和提供相关服务的组织，具体包括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行使主要通过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属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基本成为一级“准政府”，受区级政府领导，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在所辖社区内履行政府职能，对区政府负责，对社区治理发挥指导和推动的作用。社区党组织通常由社区党员大会或社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持和监督社区居委会及其他社区组织开展工作，密切联系社区群众，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等工作。
2 非官方治理主体，包括社区组织及社区外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是基于共同地缘并具有相同利益而自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包括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团体或社区专业组织等。社区外社会组织是指以合同关系为法律约束，向社区提供某项或多项服务的社区外独立组织机构，主要是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
由官方治理主体和非官方治理主体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就世界范围来看，围绕社区治理，各国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并形成了诸多模式，其中“欧洲模式”效果最为明显，特别是荷兰、瑞典、德国更为各国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前我国的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社区治理主要借鉴欧洲模式，采用“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人位”理念，按照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整合资源、责权统一的原则，力求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对社区进行治理。
二、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权力配置的现存问题
建设和谐社区，实现社会“善治”，首要问题就是构筑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和权力体系，理清治理主体的角色，确定其职责和权限，防止治理主体角色的错位和资源的内耗。从我国社区中现有的组织资源看，多中心治理主体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要达到资源的有效控制和运用，科学确定权力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合理配置多中心权力主体的权力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模式仍严重影响着权力主体多元化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居民、社区与居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对公共资源掌握的不均衡，使本应多元化的权力主体一定程度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并未形成真正的互动和协调。
1 多元治理主体发育不均衡。目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要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形式，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受到“大政府”和单位制的历史影响发展状况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行政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指导、宣传、发动、组织、协调、管理和控制等多方面作用，而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社区居民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发展则相对较弱，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条块分割、号召力不强、凝聚力不够的现象。由于社区发展规划、社区机构组成、人员任命、工作开展等受政府的指令左右，社区自筹资金不足依靠政府划拨，因而社区自治组织扮演着“准政府”和政府执行机构的角色。社区中介组织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市场化运作，其进入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受到行政组织牵制。而本应作为社区治理主力军的社区居民，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已经习惯于对政府管理的依靠和被动接受，主动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薄弱，同时还由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力和形式缺乏较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和法律保障，而流于形式。
2 多元治理主体占有资源不均衡。社区多元主体发育的不均衡导致了不同主体之间占有资源的不均衡。由于政府在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并受全能型政府“无限理性”等观念影响，政府在社区资源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控制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大部分管理权。虽然在法定地位上权力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蜕变成了政府的附属物，缺乏制度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运作权，没有资源作支撑的社区治理显然缺乏独立性，抑制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占有和支配社区资源主要通过社区自治组织，由于社区自治组织本身的发展和互动不足，因而造成社区居民对社区资源的占有也十分有限。一些辖区单位对社区发展和自身对社区发展应负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认识，认为与社区的共建加重了单位的负担，所以在社区治理中一般单位资源并没有向社区开放。
3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职责不对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主要涉及治理中职、权、责的划分。现阶段，由于我国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因此社区权力主体之间的职、权、责划分不明确，合理性、合法性受到社区治理客体的质疑。特别是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把大量城市管理事项和社会事务性职能通过街道办事处下放到社区，但是在事务和项目下放到了社区的同时，权力和相关物资资源的支配权却没有下放，或是只是形式上的放权，结果造成社区处于有职无权、有项目无资金的局面，形成财权与物权事实上的脱节。例如在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上。社区可以利用其优势为下岗职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发挥重要作用，但社区围绕此目标而可以动用的资源却极其有限，不利于社区在促进就业中发挥较明显的作用。
三、多元互动：和谐社区中的权力配置趋向
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世界各国处理公域与私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也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转变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社区组织机构，形成既有政府协调，又有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
等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是我国社区治理面对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亟待选择。
1 权力配置的合法性：重新定位治理主体的权力基础。在权力配置合法性问题上，必须着力关注权力的分化和走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务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在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中，权力和资金来源基本上属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这样很容易忽视居民在社区治理中既是被管理者也是管理者的特殊性，与治理理论相违背。治理理论要求的在一种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中，依靠合作、协商、伙伴关系达到管理的目的。基于此，尽管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逐步形成，但治理的行政权及资源的配置权需要重新定位，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是多元权力互动管理的基础，这种权力基础要求由居民授权，而不是行政的授权，正如治理理论要求的那样，把权力主体的权力来源定位为自下而上，权力的行使必须代表社区居民的切实利益。行政性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代表的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社区中介组织或专业机构的合法性则主要来源于其专业管理水平和社区居民或社区组织代表居民的授权，例如通过委托一关系认购服务来实现。科学厘清各种治理主体权力的来源，使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各种规范、规则自觉地服从和认可，对社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共识，从而使相关治理主体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取得和夯实社区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2 权力配置的互动性：构筑社区治理网络体系。在社区治理权力合法性基础上，寻求权力配置的互动是社区需求日趋多元化的必然要求，社区治理主体须共同组成有机的社区治理互动网络体系，通过协调一致、优化组合，从而达到保障社区资源有效控制和运用的目的。
首先，确立新型的政府角色，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在社区思想建设和发展方向方面，社区治理中正式权力主体、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掌舵人”的作用，加强创建文明社区、和谐社区的思想建设和舆论导向，以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尤其在社区服务、社区经济等方面，要充分发挥非正式主体的力量，凡是能交给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的事务，政府要在事权下放的同时，配套分解相应权力和资源配置权，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降低政府成本；同时又赋予社区以治理权限，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质量，真正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互动的合作关系。
其次，进一步理顺社区内部组织关系，加强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力量。从目前权力主体的构成格局看，应着力加大“三大机构(社区事务决策机构、社区事务执行机构、社区事务智囊机构)、一个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
社区事务决策机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由全体社区居民组成或由居民定期选举组成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广泛代表社区居民意愿的组织机构。要切实落实和保障其在社区中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对社区事务行使决策权，对区级政府以及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的工作行使监督权，对社区居委会的人员行使任免权和奖惩权。
社区事务执行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执行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负责。在社区居民的授权下对社区内的社团、中介组织等进行管理，对社区的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合作进行协调。
社区事务智囊机构――社区咨询机构。由社区内的有识之士和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为社区管理和发展规划献计献策，为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提供选择方案和咨询参考。
发展社区的服务性组织――社区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社区内社团和志愿者组织的力量开展“自我服务”，还要引入市场机制，改变社区服务不能营利的观念，明确划分社区服务与社区保障的界限。采取委托服务(有偿性)和购买服务的形式，促进社区中介组织以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增加社区公益福利。
最后，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心理认同感应该成为形成多元互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而这部分工作恰恰又是我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十分薄弱的环节。为此，营造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环境，以法律的形式拓宽和保障居民民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通过鼓励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或组成业主联合会、文体协会、志愿者协会等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对社区的发展提出建议和要求，对社区的工作予以支持和监督十分必要，也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对社区的责任感。
3 权力配置的开放性：健全多元主体的监督约束机制。当前由于权力结构划分不明，经常造成行使政府行政权的街道办事处、行使社区自治权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享有私人权力的个体居民之间发生权力、权利与责任的交叉和冲撞，从而导致机制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工作荒废。因此在社区权力配置过程中，必须探索在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的基础上，明确治理主体之间权力、利益和责任。
首先，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保障。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法律准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滞后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根据我国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加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细则，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以法条的形式规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限、理顺各权力主体以及权力配置关系，通过法规和规章赋予社区居委会和其执行机构相应的权力，确定社区的自治权力范围，使社区治理具有法制保障。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9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基础，是党和政府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衔接点和结合部。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的职能可以概括为民主自治、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和民意表达六大方面。社区居委会所具有的这六大职能是社区功能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五“民”：
一是“民治”。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地位，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基本单元。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健全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社区居委会的法人地位，建立与社区体制相适应的社区自治财务制度，设立独立的银行帐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居委会对小区物业组织的监督制约制度，有效地维护居民利益。
二是“民权”。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权力，社区居民有权管理本社区公共事务。这就需要进一步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实现社区权力的回归。主要包括以下十项权利：民主选举权、社务决策权、社区管理权、财务自、依法协管权、拒绝摊派权、监督权、协调权、知情权和质询权。
三是“民主”。社区应有相应的民主自治组织，有能够把“民治”、“民权”落到实处的具体程序、形式和机制。这就需要进一步建立社区自治的运作机制，按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制定《社区自治章程》，规范社区选举办法，严格选举程序，扩大对社区居民代表、居委会成员、党委委员进行海推直选的试点范围，对包括下沉到社区的职能部门、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实行民选、民聘、民用。
四是“民意”。社区应有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这就需要建立居民代表会议评议考核街道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制度，社区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进行监督，考核评议的结果要作为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考评工作人员以及干部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参与社区事务的机制，在做出决策之前召开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
五是“民生”。社区有整合全社区资源的功能，为居民提供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和特困群体服务。运用民主自治机制，促进驻区单位的内部设施向社会和居民开放；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多类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社区教育培训活动，提升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加大社区投入，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搞好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建设，使广大居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社区功能的实现需要一个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朝阳区围绕社区建设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进社区为重点，以强化社区自我管理能力为核心，大力扶持和培育社会服务组织，着力构建党组织政治优势充分发挥、政府管理深入到位、社区自治功能不断完善，并能够对政府工作实施有效监督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不少街道、社区纷纷加大了社区建设力度，在推动社区自治、政府管理职能下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创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二、社区新型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一）建立社区新型治理结构的主要思路
以“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为核心，按照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整合资源、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社区党委及居委会、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积极培植联系紧密、分工明确、功能耦合的社区党建体系、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自治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以党建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以服务为纽带，以社会参与为主体，建立起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分工合作、互为补充、有机结合，既保证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又不断推进社区自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建立融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于一体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整体推进社区建设各方面工作。
（二）强化社区党委核心作用，构建新型的社区党建体系
党建体系由社区党委、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分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组成。社区党委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通过社区党委书记兼任社区事务代办站主任、居委会副主任、议事委员会副主任的机制，领导、组织、协调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组织，保证社区党委在社区发展与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建立社区党委会议制度，居委会主任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吸收居委会、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以及基层支部书记、行政管理进社区单位等党员代表为社区党委委员，构建社区大党委工作格局。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分会，完善社区党建工作网络。以社区党委为切入点，加强与驻区单位的组织协调，整合社区党组织资源，构建区域性党建工作网络体系，紧紧围绕社区民主自治，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强化党建功能。
（三）强化居委会自治功能，构建新型的社区自治体系
自治体系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居委会、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全体社区成员行使社区自治权，社区成员代表由居民代表和单位代表组成。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区工作负有综合管理、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其成员由社区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社区议事委员会是社区决策的参谋和监督机构，由居民协商推荐产生。议事委员会委员由驻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驻区单位代表、专业工作者等组成。业主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和监督机构，由房屋所有权人代表组成。业主委员会既代表居民行使对社区工作的议事职能，又代表业主行使对物业公司的监督职能。
（四）组建社区事务代办站，构建新型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
由社区党委主要成员、街道机关联系社区的干部和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下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居委会主要成员组建社区事务代办站，由街道办事处在社区为其提供办公用房，是社区层面贯彻落实政府各个部门行政管理任务、分流居委会行政职能的机构。在一定意义上说，代办站就是政府下伸到社区的“腿”。
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代办站依法履行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成政府交办的行政性事务，通过整合社区党建体系、社区自治体系和社区中介服务组织来为群众提供服务，协调管理社区公共事务；通过代办居民事务，变管理为服务，全面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通过代办居民事务，了解民情，实现党和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沟通、协调、互动，在支持和保护社区民主自治的同时，加强党对社区的领导，有效推动政府管理重心下移。
（五）发展中介服务组织，构建新型的社区社会服务体系
根据社区建设的需要和现有条件，我们要重点培育四类中介组织：一是街道或街道以上层面的中介组织延伸到社区的分支机构，如职业介绍所、职业技术服务中心、劳务市场、社会保障事务所、房屋交易市场、律师事务所、调查统计所、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民事调解中心、社区计划生育宣传中心、社区文体中心、环卫所、绿化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二是社区活动类中介组织，如养花协会、钓鱼协会、摄影协会、读书会、秧歌队等；三是社区权益类中介组织，如业主委员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残疾人协会、外来务工者协会等；四是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如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等。政府通过项目管理、政府采购、委托代管、招标投标等方式，使社区中介组织承担起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服务性、技术性事务，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承接载体。
三、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五大关系
在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我们强调重心下沉，就是要让政府真正负起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责任。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社区自治组织切实围绕居民服务开展工作，实现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真正实现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
（一）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惯性作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关系。理顺街道与社区的关系，不仅要明确它们之间在管理地位和隶属关系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划分街道与社区的职责，切实把社区自治组织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主要是三种关系：一是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委的关系。社区党委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对社区党建、社区建设和社区事务的领导、统筹和协调，是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党内组织关系。二是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实行社区民主自治，是指导与被指导、服务与监督的行政协调关系。三是街道六大体系与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代办站接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并完成其交办的任务，与街道六大体系同属办事机构，在行政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业务上是相互指导、相互配合、相互服务的关系。
（二）社区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但这种领导作用的发挥不是靠组织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而是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不断创新党的工作机制和活动载体，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强为居民服务；通过引导居民正确行使民利，支持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来保证社区民主自治的正确方向，实现有效的政治领导。
（三）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
社区事务代办站是为社区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机构,与社区自治组织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关系。理顺社区事务代办站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按照政社分开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社区事务代办站自身应当做好的行政工作，要直接把工作做到位；凡需要社区配合和协助的工作，要在社区党委的统一协调下明确责任主体，有的还应向社区支付一定费用；凡属于社区民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代办站一般不予插手。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也要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围绕社区工作大局和群众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协助代办站做好有关工作。
（四）中介服务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事务代办站的关系
首先，中介服务组织实行市场化运作，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事务代办站之间是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市场关系。社区自治组织和代办站通过委托代管、招标发包等方式，将便民利民服务以及社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业务交给中介组织，比如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对老旧小区实施物业管理，引入停车管理公司对小区停车进行专业管理等。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利益的代表，负有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对社区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监督和指导的责任。其次，作为驻区单位，中介服务组织有与社区居民及其他组织共同建设家园的义务，与社区自治组织是“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关系，具有互相协助的义务，社区自治组织和代办站对中介组织具有监督和指导考核的权力。
（五）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
社区管理与社区治理篇10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创新
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跟风般地向大中城市w徙，而是就地进行非农就业，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将城镇化与产业融合，通过完善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就能逐步实现就地城镇化、农村城镇化，逐步完善中国经济社会。而这些新型的农村社区，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其社区治理必然具有自身特点。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