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J].企业活力,2009,(3).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2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4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5
[关键词]市场宏观调控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价值规律
国家宏观调控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梳理和总结宏观调控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首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两手并用的运行模式，明确地展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这个经济理论观点，使我们深入认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干预，是当今时代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存在的。市场机制虽具有巨大的活力，但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失灵的缺陷，必须需要国家予以干预，使国家制定的计划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
当代，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用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同时并存。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继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和凯思斯发现“看得见的手”之后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大波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深刻明确这一点，而且还要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
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驾驭力量也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用以宏观调控的合理干预，就是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立起来。因此，掌握现代市场经济，把计划与市场、干预与自由共融一体，两手并用运作的新特点，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应予以深化认识。
二、宏观调控的成效和经验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宏观调控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每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因此，每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过热。而本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一直是“防”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倾向或过热苗头时，就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主动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这样，既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了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延长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2.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从增长速度看，据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4%；是2000年的1.96倍，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上位次，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从其中增长波幅看，2002年至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间的波幅很小，仅是0.1至0.9个百分点，平均为0.48个百分点。
从继续经济周期的态势看，本轮周期已连续8年处于上升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和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奇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如此新特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从而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3.加强了结构调整，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我国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注意加强了结构调整的力度。这一轮宏观调控首先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同时，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1.6万亿元，地方也较多增加投入。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几年，从上述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取得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4.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自主化和市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求宏观调控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本轮宏观调控采用了三种组合：（1)一是手段组合，即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2)二是政策组合，即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组合效应;（3)三是工具结合，如在货币信贷政策中，综合运用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市场化工具。
在宏观调控的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做到适时适度，有节奏地多次小步微调。过去，针对经济周期波动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多集中性和大力度。就是当经济已陷于严重过热、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为了迅速扭转过热局面，集中性、大力度地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结果往往造成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而本轮宏观调控见事早、动手快，具有预见性，及时性和渐进性，因此表现为适时适度的多次小步微调，以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衡快速运行。
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
我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从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整体角度来看，在魁奈《经济表》中展示了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图式，这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该表的基础上，经过修正创新了自己《经济表》，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完整的再生产理论，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包括三部分,可以概括地用图式展示如下：
第一部分，资本循环理论，是以货币资本（G）为中心，说明资本循环过程，其公式为G――w…p…w′――G′(G―G′)
第二部分，资本周转理论，是以生产资本（p）为中心，说明资本运动的速度和效益，其公式为p…w′…G…w′…p（p…p）
第三部分，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以商品资本（w′)为中心，说明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全部过程的统一，以及资本的运动与实现，其公式为w…G′…w…p―w′(w′―w′）
由以上产业资本整体运动的剖析，可以看出再生产理论，既有微观规定分析，又有宏观规定分析，则循环理论和周转理论是属于个别资本的微观再生产运动，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整个产业资本的宏观再生产运动。这三部分微观和宏观再生产运动是有机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完整体系。由此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奠定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即在循环理论和周转理论基础上产生微观经济学理论，在资本再生产理论基础上产生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我国的计划和宏观调控管理，只能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总结以往实践的历史经验，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这是确定不移的。当然，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体系，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以及数量分析方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同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许多方面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表明，关于循环理论对于企业搞活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周转理论对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管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过程中，对资本循环与周转和资本再生产两个方面，有所忽视一个方面，强调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地对待两者统一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正确的兼顾两个方面，使两者结合得好，则国民经济就能得到迅速的稳定发展，反之则不然。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这样企业才能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进入市场，搞活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和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二卷
[2]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理论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6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宏调的逻辑》一书中，对处于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以及新世纪15年来宏观调控进行观察思考，以期“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卢锋教授看来，当代经济史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史，基本可用三句话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宏观政策运用“治冷难治热”；宏调工具选择“偏于宽泛化”。过去十年中国的房价乱象，以及实际汇率升值、货币过度扩张、宏调政策托市、供地垄断体制影响等房价增长的四大动因，只不过是中国转型环境下宏观经济调控矛盾与问题的剪影之一。
按照卢锋教授的说法，中国参与宏观调控的部门有十多个，堪称“九龙治水”。
宏调工具和手段多达30多种，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可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总量参数型工具”，货币信贷数量扩张的“银根”管理、城市建设用地供地的“地根”控制、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等“准入数量型工具”，主要针对通胀背景下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产业调控型工具”，以及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行政干预型工具”等四类。
可以说，30多年改革实践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宏观金融改革，建立新的以总量和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调政策架构。而在上述“宏调目标过宽、宏调工具过泛、宏调部门过多”的模式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导致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宏调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固化甚至强化转型期体制内残存的非市场性因素，反转制约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现程度。
限制公权力早应成为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但改革调整深化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寻租空间收窄以及利益之间的角力博弈。
“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并逐步蚕食微观产权与市场领域，这难免会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由此产生体制转型不进则退的效应，会对市场主体的长期稳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本身的混乱。
仍具较强集中性的转型期行政体制，存在正反馈效应的政策信号，再加上干部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城乡分割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等中国体制转型环境下某些特有的扭曲因素，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容易过度扩张，在改革开放前期20余年就至少三次发生。另一方面，识别判断经济形势和调控效果需要一定时间，还受到各类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微妙作用，对政策传导的途径和机理也尚未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事实上，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国情制约下，观察2001年至2011年间统计部门初始与随后修正的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可以发现历年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随后的确定值与普查数据调整数通常会提升调高，误差简单加总值达11.1个百分点。这种关键宏观统计数据“最初低估、后来调高”的“系统”误差，无疑会对识别与研判宏观形势引入系统偏差。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7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将国民收入作为了最基本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对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主要依靠国民收入来进行衡量。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的建构，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出发，对国民收入如何变动和决定的规律进行分析。所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贯穿宏观经济学理论始末，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研究的立论支柱。
二、以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为立论目的
微观经济学是在以经济资源已经被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使单个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与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是在社会经济资源已经实现最优配置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进行研究。有三个理论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如何解决和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有关。第一个是怎么去最大限度利用经济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使失业率降低，第二个是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预防、解决，第三个是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要真正的解决上诉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法则进行着重的分析、研究，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使国民经济能稳步、持续发展。
三、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持续运行为立论出发点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所以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实现国民经济能够稳步、持续发展，就成为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有意识的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干预，阻止商业周期中的失业增长以及经济下降，对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预防、控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经济均衡、稳步提升，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宏观经济稳步、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四、以总量分析为立论方法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要考察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以及物价总水平等国民经济中总量的变动情况，所以，我们通常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分析方法称为“总量分析”。总量分析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将国民经济运行中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又被部分人称为“总量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总物价水平、国民收入、总就业量、社会总供给和总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总货币供求量、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
五、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微观”与“宏观”看似相互无所关系，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确实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为前提的。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时，通常都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经济资源进行了一番优化配置的假设。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总量分析与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也是相互结合的，其原由是因为经济个量相加才能得到经济总量。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总量分析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目标与方向，而宏观总量研究又以微观个量分析为基础。再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就业问题时，主要所关注的是社会总产量、总投资以及总需求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并假设人工成本开支、生产成本开支以及利润是既定的，这些既定的内容是如何假设决定的又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同理，微观经济学在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所关注的是单个厂商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的价格和数量是怎样决定的，以及厂商的利润、成本与就业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假设社会总就业量以及总需求量是不变的，而这些假设的内容又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主要依靠还是多个微观经济单体的合理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相关问题，要以对微观经济决策的考察为基础。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辅助，必须要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六、结论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8
为2008年全年经济工作做准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我们认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首先以“防通胀”和“防过热”为“宏观调控”进行了正名,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定位。宏观调控的概念几乎包罗万象。比如,企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经济模式的转移、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问题、房地产价格、过剩产能产业的整合等等,这一切都被归于宏观调控的范畴,使宏观调控有不堪重负之感。
事实上,宏观调控是针对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进行的逆向政策调整,以达到经济不会大起大落的目的。这就决定宏观调控应主要针对宏观指标,比如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通货膨胀、消费增长、进出口贸易、就业水平等等。
而宏观调控就应该动用宏观政策工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强调“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两防”的同时,要紧跟“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缘故。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达到“两防”的政策目标,可能是财政政策2007年的“稳健”与2006年的“稳健”的不同之处。稳健也意味必要的公共财政的体制性改革会稳步推进。
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事实上用“更紧”比较准确。因为2007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紧的。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以及提升利率,全额对冲外汇流入,定向发行票据,特别国债的发行等等,组合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紧缩态势。
国际国内的教训和经验显示,在目前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很难把握货币政策不会被动地成为宽松货币政策,与“两防”的紧缩政策背道而驰。
分析2008年宏观调控的思路,除了政策“从紧”,各方面执行政策的力度可能也会“从紧”。如果没有各微观领域的适应政策和调控方向的主动性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很难达到,甚至还会有相反的效果。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可能是2008年的一个新景象。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针对总量指标,但是对所有的微观主体应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可能是有利的影响,一些可能是不利的影响。特别是针对“防过热”的调整,一定是某些领域得到改善,某些领域不会受益。一个灵活的经济体制,就应该敏感地做出回应。
比如,银行可能需要马上做好信贷规模缩减的准备;马上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对各种贷款利率进行测算重新对信贷和各种产品定价;马上要考虑盈利模式的转变,更努力推动中间业务的发展来弥补信贷规模下降带来的利息收益的减少。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篇10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权
认真研究宏观调控法，高度重视宏观调控的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对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较之计划经济时期有了很大改变，国家不再过多地直接干预大大小小的繁琐的经济事务，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市场的竞争秩序上。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按照国民经济能以较快的速度稳步协调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计划以及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其基本要求是：使宏观经济活动通过市场中介和微观经济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保持总供求的基本平衡，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控是一种适度的干预。而要确保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适度，就必须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依法进行。因为国家的公权力很强大，如果公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其干预经济时极易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任意干预，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和经济效益低下。而法律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强制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可预见性)等特点。
宏观调控法就是保障和规范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干预宏观经济之法。它一方面确认和保障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全过程进行规范和约束，包含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权限、方式、程序、目的、手段以及法律责任等。国家(政府)只有依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纠正、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特征
1.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利性
从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来看，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物价、就业、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收支四大方面，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追求的是包含了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故也可称之为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2.宏观调控法的发展理念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全面性、协调性
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协调的、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发展观，它要求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人口控制，要求在实现当代公平的同时必须确保代际公平，这是对旧有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观的超越与扬弃。宏观调控法的任务就是根据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税收法、环境资源法等分支部门法体系，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保证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特征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干预整个宏观国民经济运行时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无疑，这些经济关系都是宏观性的，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诸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检查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财政税收经济关系，货币信贷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等，都具有全局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稳定。
4.宏观调控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因为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和所采取的措施、手段、步骤都要随之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整法的内容必定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几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由调控需求转为扩大内需。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是不断调整的。美国二战后头二十余年以实现充分就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改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调控政策和法律措施，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可见宏观调控法是对经济形势的回应之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变动性。
5.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具有间接性
宏观调控法是一种“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干预市场的法律机制。它一般不直接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计划、财税、金融货币、物价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作用于市场，再通过市场来引导、规范、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三、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宏观调控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守文教授曾撰文指出:“通常，权力或权利被视为法学研究上的核心范畴；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权亦应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十分薄弱。”笔者在此试就宏观调控权的概念、性质和特征做一粗浅分析，以期能收抛砖引玉之功。
1.宏观调控权的概念与性质
所谓宏观调控权，是国家依法享有的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调控的一种经济职权。它的本质是一种经济职权，是一种新型的以宏观经济调控为运行方式的公权力。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宏观调控权是国家机关依法承担的对宏观经济运行必须为或者不能为一定行为的职责或责任，是一种法定的专属于国家机关的义务，国家机关必须正确履行，不得随意抛弃或任意变通处置；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权也是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对宏观经济领域进行适度干预的一种具有命令与服从性质的权力，是一种法定的专属于国家机关的职务权限，一经行使，其所及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受其节制。
2.宏观调控权的特征
(1)宏观经济性
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特定的经济职权，其作用的领域为宏观经济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经济整体的平衡、协调和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很少关注微观的、个体的经济主体的具体运行，这一点使它与国家所享有的另一项重要的经济职权一市场规制权明显区别开来。
(2)间接施控性
正如前面所述，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一种“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干预，就是说享有宏观调控权的国家机关在行使其宏观调控时大多不直接与具体的市场主体相接触，而是通过改变市场的运营环境来引导市场主体改变决策。故宏观调控权对微观的市场主体的具体运行的作用是间接的，不像市场规制权那样直接管理、控制各市场主体的具体行为。
(3)正面引导性
这一点也是就宏观调控权与市场规制权的作用方式的显著区别而言的。市场规制权作用于市场主体时，往往采用命令、禁止性规范，甚至对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制裁、处罚。有关的国家机关在行使市场规制权时，往往是以市场主体的对立面出现的，强迫市场主体遵守市场规则，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宏观调控权在行使时，有关的国家机关则更像是一名循循善诱的指导老师、导游员，采用规划、诱导、激励、协商、指导、倾斜扶持、预警服务等方式，正面引导市场主体走上健康成长的康庄大道，故宏观调控权的强制性不如市场规制权明显。
(4)效果滞后性
因宏观调控权是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是一种相对较柔性的引导性干预权，所以其干预效果往往不如市场规制权那么直接。一般来说，中央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后，要经过两三个月左右才能全面显现其干预成效，且影响较为深远，有可能对此后一两年甚至数年的经济运行持续发生作用。因此，宏观调控权的运行效果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运用宏观调控权和评估宏观调控效果时都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
(5)中央集权性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的需要。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的宏观调控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是因为宏观调控涉及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面大。显然，地方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完成如此纷繁复杂的调控任务的，只有中央一级国家机关才有可能完成。“宏观经济管理被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职能。”故宏观调控权应当集中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的前提下，享有有限的“必要的权力”以适应地方特点调节本地经济、运用地方资源，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是，在实践当中，有些地方政权为了谋求本地的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往往会设法规避甚至抵制中央制订的对其眼前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宏观调控措施，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非常有害的，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健康运行，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有关宏观调控决策。因此，强调宏观调控权的中央集权性，依法保障中央宏观调控权在运行中不受阻碍、削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树青主编: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2)卢炯星:论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95页
[3)杨紫炬: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