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创新篇1
关键词：金融管理；制度创新；机制
一、金融管理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分析
我国金融系统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从多方进行自主经营，按照市场需求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多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平台。金融体制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金融改革模式，为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国有专有银行的体制机制重建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决策，同时也是我国金融面向国际市场的改革之路，必须从体制机制出发，消除阻碍金融市场发展的各种障碍，积极稳妥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重建，为其形成良好的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经济学家文力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金融体制改革需要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金融机构能够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主导性作用，积极稳妥地实现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平台。［1］我国金融系统需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推进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为金融商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构建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为了促使金融机构能够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必须要建立多元金融组织体系，实现对金融系统的多样化管理，不断提升金融系统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前提，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管理制度，才能更好的提高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金融管理过程中体制创新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情况看，金融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体制已经从一元金融结构向多元金融结构转变，但是从金融创新的管理模式看，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总体发展要求。经济学家刘劲哲、郎咸平、吴敬琏、张维迎、田国强指出：我国金融制度改革还需要从信贷和货币发行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之间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推动金融全方位管理，提高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利用准备金、利率、再贷款等方式对金融进行全面改革，在金融调控逐步市场化的今天，必须解决金融改革过程中制度创新问题。
（一）金融机构垄断程度高，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
我国金融管理过程中存在金融垄断程度高，很多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融资困难，因此，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机构垄断程度高的问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2］因此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倾斜力度。逐步实现符合金融市场管理要求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管理的创新水平。经济学家张五常、钱颖一、刘劲哲、林毅夫、邹恒甫、李稻葵、陈志武指出：金融市场化运行过程中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消除各种壁垒，才能更好的实现金融创新，通过对政策壁垒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有效的实现信用体制改革，解决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为金融多元化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改革开放的各项实践表明中小企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改革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势必会影响中小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最终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金融管理过程中经营管理基础薄弱，不良贷款数额巨大
从金融管理的总体情况看存在经营管理基础薄弱等方面问题，因此在信贷管理过程中存在很多漏洞，导致金融信贷过程中各种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发展。经济学家刘劲哲充分研究了RoyRadner、Stephena．Ross（斯蒂芬•罗斯）、FisherBlack、myronS．Scholes、RobertC．merton（罗伯特•默顿）、oliverD．Hart、Davidm．Kreps、DarrellJ．Duffie、JohnCox、markRubinstein、Chi－FuHuang（黄奇辅）、Jonathane．ingersoll的套利和均衡理论，指出：在金融机构和金融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市场化管理，解决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提高金融机构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平台，实现金融机构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三）金融管理中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对金融调控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我国金融货币市场发展的情况看，当前仍然处于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境地，必须要从金融调控角度出发，对货币市场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更好提高货币市场的发展质量。经济学家刘彦海在产业中国高峰论坛上指出：必须对商业票据、国债回购、企业短期债券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科学合理的控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3］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不同市场之间金融兼容方面的问题，必须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对货币市场的规模进行量化，形成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提高货币市场的管理水平，对加强金融监管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金融管理中资本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不规范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较晚，因此在资本市场管理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当前必须要从金融管理出发，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让每个市场参与主体在制度的规范下参与市场活动，才能形成健康公平的资本市场环境，对整个金融系统改革会产生重要的作用。［4］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银行自身行为不规范，直接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不良资产的堆积，对整个金融市场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管理中制度创新策略
（一）选择科学合理的金融体制
从我国金融管理的情况看，需要建立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促使金融机构管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体制和管理模式创新，实现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体目标要求。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要把融资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选择正确的金融体制模式，促进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让金融市场能够在金融战略改革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高金融的组织管理和创新水平。
（二）全面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是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必须要从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国有银行高垄断的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为市场优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不良贷款率，促使金融机构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金融管理体系，全面优化经营模式，实现商业银行多元合作经营，为其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金融管理中促使金融市场的健康协调发展
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加强货币政策的管理，促使货币市场处于良性发展的道路。消除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参与和准入壁垒，逐步扩大市场的参与主体，形成合理的金融市场，为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提供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金融市场的管理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协调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让资金能够科学合理的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流动，逐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提高金融机构总体创新管理水平。
（四）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
随着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管理的各项问题逐步凸显，必须要从金融管理的总体架构出发，优化农村金融管理制度，提高农村金融的综合管理水平，为农村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由于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村的金融结构需要根据农村市场的具体需求建立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必须要从多方面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保证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能够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分析，积极稳妥的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全面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四、总结
金融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实现对金融全面创新，从而能够建立完善的金融政策和制度，提高金融制度的创新管理水平。我国金融系统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从多放进行自主经营，按照市场需求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制度创新，为金融多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平台。金融体制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金融改革模式，为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从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情况看，金融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体制已经从一元金融结构向多元金融结构转变，但是从金融创新的管理模式看，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从我国金融管理的情况看，需要建立多元化金融管理体系，促使金融机构管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和管理模式创新，实现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总体目标要求。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是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必须从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国有银行高垄断的问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为市场优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加强货币政策的管理，促使货币市场处于良性发展的道路。金融管理与金融制度创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形成二者的联动机制，从多方面提升金融创新管理水平，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经验，全面优化金融政策，实现金融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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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发展与创新［J］．西部财会，2016（12）：48－52．
金融制度创新篇2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把“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专门一项提出，这是对我国农村金融领域释放的重大利好信息。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面对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发展农村金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意见》除了强化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之外，还明确提出“支持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服务‘三农’的县域中小型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等改革条款，全面构建出了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当前，在我国农村的部分地方和领域，金融服务重叠和服务空白的问题同时存在，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共同作用，广泛开展互补互利性合作，不仅可以取长补短，实现错位经营，共同进步，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
农村金融改革中，抵押物问题的解决是关键。允许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使农民最大的资源发挥效用，改变了以前缺乏抵押担保物的状况，是有效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突破口。《意见》指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
此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赋予农民对落实到户的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将农民家家都有的土地经营权，变成“三农”金融服务的“信用证”，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致富渠道。这是保障农民财产权利、促进农村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抓手，也是更好地保障农民的金融权利、使他们获得发展资金的重要举措。
有效防范和化解支农服务风险是实现农村金融商业可持续的前提。因为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且范围广泛，风险损失率高。针对这一情况，《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包括：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扩大保险范围和覆盖区域、鼓励开展互助合作保险以及推进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等。随着农业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逐步降低，金融资源流向“三农”的正向激励效果将会逐步显现。
金融制度创新篇3
关键词：金融创新；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40―02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h+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
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
(二)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中介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是其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其相关性有下降的趋势。比如，2003年和2004年，为适度控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7．5％。2004年，m1、m2增长率分别下降5．1和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其幅度均不超过1)。但是2004年―2005年的GDp仍分别增长9．5％和9．9％，增长幅度仍超过往年。主要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降低，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提高。
三、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货币供应量、货币的结构和内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为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金融创新是市场本身发展力量的自发显示，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运用货币手段对市场发展中表现出的某些方面的失灵和缺陷进行人为调整和补救。只要这方面的市场缺陷存在，货币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两者的冲击与调整的对比较量便会持续下去。因此，必须把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控作为中央银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中央银行要研究建立金融创新监控制度，加快建立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部门的金融创新信息共享机制，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规模大小、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以便对货币政策工具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二)应研究对投资理财业务征缴存款准备金的问题。从存款准备金管理来看，不能因为商业银行有关负债业务在名称上没有“存款”二字就不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产品应考虑适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规范地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
(三)适当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和地位。面对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减弱的现实，应提高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运用，但是对其作用和地位应有所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变化，应更多从配合其他金融制度实施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角度出发，要逐步演变为约束货币供应增长、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调整有效性和灵敏性的基础性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
金融制度创新篇4
梨树县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户贷款发放力度在不断加大,农业贷款呈逐年上升趋势。2009年,我县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最高时达115259万元,净投放61029万元,农行农业贷款余额6727万元,净投放5139万元。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特色农业以及特色养殖业的不断发展,信贷资金的需求量猛增,小额贷款的额度与贷款期限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县委、县政府对农村金融体系服务非常重视,与县农业银行从“三农”服务目标、服务领域、业务流程和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农业银行为更好的服务“三农”,专门为农民设计了金融产品“惠农卡”。它的主要功能是:存取现金、转帐结算、消费、理财、财政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缴纳、农村公用事业费代收、代付和做为农户小额贷款的载体。它的主要特点是:办贷款手续简便,一次调查,一次审批,循环使用,最长贷款期限可达三年,在贷款期限内,可以随借随还,贷款额度可达三万元或者更多,贷款利率与同业相比较低。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农资局配合农行发放惠农卡,2009年9月10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和农经站长参加的发放惠农卡工作会议,利用2009年“十一”节前半月时间,突击发放惠农卡。经过短时间的运作,全县共发出惠农卡6.45万张。截止到目前,全县共发放惠农卡12.75万张,发卡覆盖面村级达到100%,累计发放贷款4.2亿元。在具体工作中,着重作了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1.会同农业银行成立领导组织,实施“一把手”工程
由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负责总调度,靠前指导,亲临现场检查落实督导等具体实际工作。本着“普惠制,广覆盖”的服务原则,让农民手中真正拿到为其量身定做的惠农卡。
2.会同农业银行制订了《梨树县惠农卡、广覆盖,整体推进实施方案》
明确了惠农卡发放对象、方式、目标、措施,从而保障了惠农卡在发放的各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惠农卡发放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搭建两个平台
全力依靠地方党委、政府,调动“三级”干部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为惠农卡广覆盖发放服务。农资局分9个组与农行9个分理处相互配合,分别包保各乡镇,建立以各乡镇经营管理站为惠农卡发放中心,以各村为惠农卡发放网点发放网络。形成了各级政府层层有人管,时时有人抓的惠农卡发放管理体系。乡镇经管站的全体职工、村、社全体干部,全力以赴,全县参加惠农卡发放工作人员达到3600多人次,出车140多台次,农经部门和农业银行共拿出复印设备52台用于惠农卡的发放。
4.采取灵活的发卡形式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确定农行各基层营业网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严格执行惠农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发卡方式。
4.1农经站人员同流动客户经理组织工作人员到村屯开卡
对距离农行营业网点较远、交通不便的农民,到村屯收集资料,进行批量发卡,集中激活。
4.2柜台发卡,当场激活
主要是对距农行营业网点较近的农户,尽量宣传和动员到营业网点开卡,当场激活,可减轻批量开卡后到户激活的工作压力。
4.3依托村屯工作人员
让他们协助收集整理资料,填写开卡申请表,然后由客户经理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审核,这样既解决本行人员不足的问题,又节约时间,提高办卡效率。
4.4锁定目标,重点支持,集中快速办理惠农卡
对过去贷款额度大,还款率高的种植业、养殖业等已经形成规模的村或屯确定为“贷款信用村屯”,坚持优中选优、强中选强,确保发卡质量。
5.积极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快速发放惠农卡
金融制度创新篇5
关键词:制度选择;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一、制度和制度绩效的经济学释义
制度是人类围绕一定的目标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它不仅构成了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而且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制度具有单向性,即制度一旦形成或建立,就成为了任何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一个人一出生就面对既定的制度,在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只能是既定制度的接受者,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这样。所以只有制度对处于其约束下的客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的权利而没有相反。于是制度的合理与否对其效率的发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形成后就会造成既定制度下的利益相关者,这些群体往往表现出制度偏好,所以即使既定制度有不合理性,但由于既得利益相关者对制度变革的阻挠,就会加大制度变革的困难,于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增加,进而就会衍生出制度变迁中的强路径依赖,从而制度变迁效率就会下降。
不同制度带来的社会总效益可以用制度绩效来表示,制度绩效就是一个经济体系在采用新的制度后,相对于以前而言,在经济质量和数量上所得到的改善和提高。制度绩效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总效益的释放。制度变迁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同,一般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期内就见效,但在长期中有可能出现外部不经济,即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中有可能造成一部分人的收益正好是另外一部分人的损失,即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制度安排造成财富在群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再分配,而由于存在制度损失使得财富增加的总量不如预期多。
二、制度创新与金融创新
熊彼特关于创新做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创新就是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认为创新就是由于生产手段的新组合而出现的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是通过对既定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而建立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原来组合状态下没有实现的新功能。熊彼特认为创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着某种潜在利益,创新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机制改变从而使得这种潜在利益显性化,在不断提高资源运做效率的同时也给利益主体带来更多的利益,进而企业家会持续地改进生产函数,从而创新过程表现出持续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理论,认为创新过程不是规律性的,而是一个不规律的间断过程,这样的创新过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匀性。
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带来不同的制度绩效,为了使既定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就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设计进行变革,从而通过制度创新达到理想的实践目的。制度创新方式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既定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创新的速度、突破口、时间和路径等的总和。理论认为,按照制度创新主体不同可以将制度创新分为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以命令方式引入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即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实行的。[1]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将制度认为是一种商品,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制度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对该商品的产生所带来的收益与产生这种收益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间的对比过程,所以制度创新过程就是利益的调整过程,由此也会形成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摩擦成本。由此制度创新过程中新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双方在权衡新制度给其造成的收益和成本对比的过程中影响着制度的演进历程和速度。
金融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严格监管的逆效应、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主要表现在:突破多年来传统的经营局面,在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理论:(1)西尔柏的约束诱致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业回避或摆脱其所受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摆脱这些约束,金融创新就是微观金融组织为消除外部对其造成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2)诺斯、戴威斯的制度改革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由制度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政府的监管和干预等都包含着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只可以在受管制的市场中出现。(3)韩农、麦道威的技术推进理论。认为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4)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从趋利动机方面说明了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依靠科技进步降低交易成本。
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约束与创新缺陷
(一)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约束分析
1.分业经营的制度约束。世界各国商业银行对其业务范围的制度设计可分为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两种模式。分业经营是通过法律制度强制规定的金融各行业分隔开来进行专业化运作的模式,混业经营是商业银行打破分业经营的业务界限使其业务范围在金融领域的各行业间进行扩展和渗透的结果。我国金融行业在转轨经济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的目的在于规范市场秩序、维护金融安全,实践表明该制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但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这种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分业经营的制度设计由于行业之间的排他性而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方面设计了一道屏障,并形成严重的市场分割,各行业间进行业务渗透困难,于是由于金融行业间的业务不能统合而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这一弱点在国外金融实体纷纷进入我国市场的过程中越发明显,因为国外的银行基本是全能银行,同一家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租赁、保险、信托等多种业务,这对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行业形成了激烈冲击。[3]分业经营造成信贷、保险、资本市场的融通性很弱,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融通性很高,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不能发挥,金融远期、期货、期权以及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都需要借助资本市场才能得以金融高效的融通。
2.金融监管的约束。金融创新会激活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需要突破既定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而为了稳定金融安全往往就要加强金融监管,所以金融创新的要求与强化金融监管约束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行为主体需要从经济人的角度考虑,需要在金融监管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即寻找金融监管的漏洞求得自身资源运作的高收益,金融实体的这种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的运作风险,而降低这种风险是政府的职责,为了减少金融风险,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就进一步得到加强,于是在政府行为与金融实体的博弈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效率损失,所以金融监管制度遏制了金融创新。[4]与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相对应,金融监管也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监管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造成监管重复和监管不到位并存。这样的制度约束会加大商业银行的各自为政,丧失其金融创新的积极性,约束了金融创新。
3.产权制度的约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还是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商业银行还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金融企业,这导致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创新主体。商业银行由国家所有,这造成商业银行本身不具有对金融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权利,而金融创新行为本身需要行为主体具有对金融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权利,于是创新行为与产权约束之间形成矛盾,同时由于银行资源归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有权利将银行不同网点的高层管理者进行调动,于是弱化了银行高层管理者的持续经营与持续创新的责任心和动力。(2)高低端事权不对称。金融创新从理论论证到实践推广一般都由总行完成,但只有基层行才能接触基础客户且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然而基层行却没有金融创新的开发权。这样在金融创新的开发与操作之间形成的行为不对称,一方面使得金融创新失去了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创新的效率大为降低。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缺陷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中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运作,政府总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管住”上,很少考虑如何为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创造条件。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陷还很突出。
1.存贷款业务品种单一。银行存款品种的设计都是以期限为尺度进行,而国外商业银行的存款品种设计标尺除了期限外,还包括起存资金、日平均余额、利率、优惠或惩罚措施等多方面,丰富的设计标尺可以组合出丰富的存款产品。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品种单一,银行产品与融资方式的不匹配制约了中小企业向商业银行融资的需求。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投资的项目贷款都是固定资产贷款,这需要通过政府核准的立项审批。而中小企业不需要或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审批,于是向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的渠道被堵塞。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放贷的唯一标尺就是贷款对象的资信评级,这一标尺没有充分考虑融资客户的差异,在贷款品种本来就非常少的情况下缺少了针对不同客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在诸多企业被剥夺了融资权利的同时也刺激了一些企业编造资信资料而骗取贷款的可能。
2.中间业务。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其表内资产负债而形成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可占到其总收入的50%-7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10%,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传统产品业务占比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仍然以传统形式为主,包括结算承兑、收付等,一些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产品还有待开发。[5](2)观念陈旧、营销力度不够。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的垄断地位使其只注重存贷业务而不注重中间业务的新产品开发,从而损失了很多盈利空间。(3)缺乏规范的管理。中间业务涉及的领域很宽,在缺乏标准操作规范的情况下容易因为中间业务管理部门权责不清而与相关部门间发生利益冲突,从而不能高效地整合整个中间业务市场,影响了中间业务开展的预期效果。
四、国外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经验与我国的策略选择
(一)国外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
西方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存在明显著差异,出于规避政府金融管制和转移、分散风险,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在此过程中其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其中一些银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银行。同时,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原有银行业的分工格局被打破,商业银行向全能化方向发展。其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历史表明银行机构自身的主动性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行为在其中扮演的只是辅助作用,主要是为了给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创造条件,使其规范化、有序化,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
1.负债业务的创新。国外商业银行负债业务创新的基本做法是:通过设立新的账户,赋予新账户综合功能,付给存款人相应的高息,同时又不直接冲突利率管制政策。具体措施包括:让活期存款获得高利息的同时仍然保证其方便;让定期存款获得高利息的同时方便其流通;将投资银行的业务引入商业银行领域;将被动地吸收存款变为主动负债。负债业务创新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存款灵活和币种转换,客户可以在营业时间内随时存取,有些银行已经实现本外币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商业银行可以实现存款账户的多功能化,多功能的存款账户在适应支付和结算的同时也给客户带来了及时的收益。存款的便利性主要表现在自动取款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使得银行与客户有了新的交流平台,这些负债方面的创新,增强了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
2.资产业务的创新。(1)贷款形式的创新。贷款对象逐步面向个人和家庭,并且推出信用卡消费以及透支贷款等方式的消费信贷。在贷款人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推出了浮动利率贷款,这样可以在银行对借款企业了解不充分的条件下使得企业可以用较高的成本获得融资。除此之外还推出了以借款人的存货和应收账款为担保的担保抵押贷款,为具有流通性较低的资产的企业谋得资金融通。(2)商业银行投资于证券。20世纪30年代以前,买卖证券被认为是投资银行的专利,但为了增加投资收益,商业银行从20世纪中叶也开始涉足证券领域,包括一般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政府也通过制度设计完善了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制度设计。(3)贷款证券化。资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殖,因此商业银行就有一种愿望:将贷放出去的款项在其到期前收回并将其转卖出去,以便使其资产更快增值。但并不是所有贷款都能顺利收回且坏账情况时有发生,贷款不能被收回的风险导致银行资产的出售比率并不高。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贷款为抵押的证券,这样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仍然由银行承担,但通过抵押的方式获得了相应贷款的资金融通,于是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与贷款资金的凝固化和不盈利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3.表外业务的创新。西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创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创设包括金融期货、期权、利率互换、金融远期等方面的金融衍生产品;将银行的表内业务表外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开展和丰富化达到了银
行拓宽业务范围并获得盈利的需要,同时也使得各经济行为主体获得了资金融通的需求。
(二)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策略选择
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创新不足,关键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小于现有制度的收益,而且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制度上的缺陷,使其不愿意触动既定的制度框架而防范金融风险,再加上突破现有制度约束后现有制度框架下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诸多因素造成商业银行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缺失。商业银行运营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巨大的金融创新潜力迫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谋求制度创新和选择高效率的金融创新手段,为此笔者认为商业银行需要从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金融创新。
1.负债业务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传统负债业务。资本市场不发达时期,盈余资金投入银行是获取利息的最好选择,这种状况使得银行即使在利率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也有稳定的储蓄资金来源,所以银行运营成本和风险都较低。市场经济使得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大为增强,投资者将其盈余资金进行投资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人们使资金增值的途径除了银行存款外还可以投资于资本市场上的基金、股票和债券等。这些都使得银行存款的规模降低并使其增长速度降低。为了扩大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收入,负债业务创新可分为三种方式:(1)增强流动性。通过不断增加存款方式的现金性、流动性和可转让性,对银行存款业务进行创新。(2)增加服务便利。即通过增加存款方式所提供的各种附加服务且方便客户的存取款项目,对存款业务进行创新。(3)增加存款客户安全性。通过可转让支付命令、电话转账制度和自动转账制度、协定账户、定活两便存款账户等各种措施保障存款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资产业务的创新。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其赖以取得收入的重要业务,资产业务的创新在于合理搭配银行资产,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最佳组合,进而提高资产质量、增加银行收益。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调整贷款结构,变只为生产提供贷款为为生产和消费提供贷款;通过将放款业务与国债、证券的紧密结合实现贷款证券化;贷款方式与市场利率紧密结合;提高放款业务高效化的电子放款等。
金融制度创新篇6
论文关键词：企业制度创新，金融成长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①]，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②]。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如果成绩卓越，不仅获得晋升，而且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and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2]。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工具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变化→金融结构调整→
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成长→企业成长→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第三，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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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创新篇7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制度的移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些金融制度移植过来后多数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据国情，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我国金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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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创新篇8
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管理体制、人员素质、产品创新和服务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业银行改革、消除空白乡镇、征信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存在明显的不足或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前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建立；二是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尚未形成；三是差别化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尚未确立；四是农民贷款难问题依然严重。基于以上综合判断，围绕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2014年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并作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一项独立的任务单列出来进行专门部署，说明农村金融是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多次讲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前，农业现代化滞后、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而农村金融服务的不足是造成上述矛盾和问题明显的短板之一。没有有力的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粮食安全就会缺乏依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可能逆转。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业不仅要有造就全球盈利最多的银行、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的追求，更要有为全国人民提供高效、安全和完善的金融服务的能力，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通过有效的金融服务支持9亿多农村人口富起来，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转变对农村金融的传统观念，着力让农民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金融服务
问题只是表象，隐藏在问题背后的观念才是农村金融问题产生的根源。如何支农支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解决农民的金融服务问题，的确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去解决各种资源、技术、体制、人才等难题，但首先，恐怕需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思想上的“难题”。这就需要政策设计者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金融的特殊性，把握农村金融服务对象不同于城镇居民的特征，着眼于推进为农民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制度创新，创造性地破解支农支小难题。这是改革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如何让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的金融服务，使农民获得快捷的信贷支持、方便的存取款和理财、具有多样化选择的保险等服务，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
金融是什么？在当今互联网的语境中，金融百分之百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业，收入高、利润大，职员西装革履，办公室高档华丽。一旦将现代金融与土里土气的农业农村联系起来，很多人都会认为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民收入低，为其提供金融服务风险大、成本高，很难从中取得盈利。农民和农业贷款难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况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仅仅30多年，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20多年时间金融体系完全消失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要马上为全体国民提供同样完善的金融服务，确实面临许多过去未曾遭遇过的困难和问题，但“难”并不等于我们对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服务不足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这不仅要求我们进一步改变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改革动力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当前农村金融的难题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单纯从商业金融和城市金融的角度来看，确实难以寻找到破解之道。但从建立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相结合的完善金融体系看，我们则可以从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机构、金融产品设计、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着手，破解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农村金融面临的风险类型和风险分布，与过去金融风险集中在国有企业和现在金融风险累积在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方面不同，农村金融的风险根子还是信息不对称，是一种传统风险，通过我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良好的制度设计是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在中央2014年一号文件中，不仅对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入、增加涉农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和增加保险品种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建立符合农村金融机构实际的金融监管体制、完善货币政策等改革和创新举措。
创新农村金融体系要让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推进
金融制度创新篇9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风险创新
如果想很好地发展房地产业，房地产金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想使房地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能够稳步发展，并且能给国民经济带来推动作用，那么就必须增强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所以一旦房地产信贷变成了不良资产，整个金融界将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一、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房地产金融风险形成的内部原因
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其他资金是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其中银行贷款约占资金来源的百分之七十、其他资金占百分之三十。
(1)贷款依赖性是目前我国融资结构的主要特征。银行贷款成为了由于开发商的自有资金无法满足投资所需之后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不过银行在房地产的投资过程当中也担当了一定的风险。
(2)现在有些银行无法了解贷款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对其经济实力有一个准确的评估，究其原因就是贷款人常常为了个人利益而对信息进行隐瞒，甚至出现了挪用贷款资金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金融风险的加大。
(3)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评估起步晚而使品牌的信誉度受到不好的影响，而银行又不能为了处置抵押物而将欠款人赶出所居住的房子，所以处置抵押物的不规范给银行造成了一定的风险。
(4)近些年来由于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而产生了恶性竞争的气氛，违规操作时有发生，这是造成金融腐败的主要原因。其结果导致了房地产贷款质量下降。
(二)房地产金融风险形成的外部原因
(1)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环境、未来的发展情况会随着国家经济方面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我国的房地产事业带来影响。
(2)开发商会随着国际汇率的下跌而对房地产的投资失去动力，从而加大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
二、防范措施
(一)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制度
现在房地产金融业务和风险控制流程设计跟不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速度，使得金融机构很难察觉到风险的存在，而即便金融机构察觉到了，往往已经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面对这样的状况，银行应该采取下列措施：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工作要进一步增强，并对内控制度进行改进。第二是根据市场变化及时改正风险控制体系。
(二)提高防范意识与能力
为了不浪费社会资源，必须要掌握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这样做对于准确的掌握房地产金融的经营策略很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同时对于如何开展综合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调研活动，房地产部门要有一个详尽的计划。因为这样做可以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便对市场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为了对市场的运行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政府有必要提高房地产预警系统。
(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只有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开发商或个人没有诚信的问题。一是利用法律来惩治那些不讲诚信的开发商或个人。二是有关部门要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对开发商和个人进行监督，而且评价要公平公正。对违反诚信的开发商或住房贷款用户进行惩罚，比如不让其得到开立信用卡、借款等信用支持。这样就能极大地改善房地产贷款的安全性。
(四)法律法规体系要完善
金融机构只要通过了中央银行的审查都可以经营，而且中央银行要对其实行严密监控，防止他们出现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产生消极外部效应，不能让没有通过审查或者有违规记录的金融机构从事房地产生意，并且同意让外资银行在被我国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情况下发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三、我国房地产金融制度创新建议
(一)推动房地产金融监管创新
我们应吸取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来发展我国的房地产金融管理。在管理的目标、理念上要不断创新，为创建高效、统一的房地产金融管理体制做好准备，同时为了能够稳妥地运行房地产金融体系，我国应该在房地产金融监管方面不断地进行完善，而且良好的联系机制能够使监管政策、结构与实际经营运行状况具有统一性。因此创建联系机制对于确保房地产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二)完善房地产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
为了能够给我国的国家金融带来安全，房地产金融机构还需要对人事机构、责任分摊机制等进行逐步的完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提高，并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多培养和锻炼一些金融机构的人才。
(三)加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由于银行抵押贷款公司管理的住房抵押贷款抵押时间长、现金数额庞大，所以风险系数相当高，而加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对于改变我国眼下证券产品比较少的状况非常有利。
(四)继续推进房地产金融业务创新
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的中国不应该在面对房地产价格调整的压力时停止房地产金融的创新，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不断创新来发展我国的房地产金融业。
四、结语
房地产金融风险由于体系复杂，因此在防范发展问题上还需要不断完善。只有对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很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给我国房地产业带来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刘海北.中美房地产金融风险比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上海金融，2009，(2)
金融制度创新篇10
一、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存在非理性选择
金融监管是经济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保障金融体系运行安全和效率，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合法权益为目标。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金融市场存在着诸如垄断、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
一般来说，垄断是否存在于金融业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西方经济学家的表明，某种规模经济可能存在于金融业，但金融业不是自然垄断的。我们也注意到，当一些大的投资者或筹资者有巨大的经济规模时，或者金融市场的某些参与者占有技术、信息及交易成本的绝对优势时(比如在支付系统的备付方面或是在分支银行运作方面)，换句话说，这种规模经济在一个特定市场上大到能够给单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带来很大的进入成本障碍时，就会形成金融垄断。例如，某个特定区域的商业银行，可能因其具有地域优势而享有金融服务的垄断权；或者某些拥有雄厚财力的公司或对吸收存款的银行来说具有垄断权等。通常，垄断在增加生产者剩余的同时必然会减少消费者剩余，且减少掉的消费者剩余必然大于增加的生产者剩余，造成福利净损失。
在金融领域中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都存在。正的外部效应通常会给金融体系和社会带来好处，比如一家金融机构的良好经营状况使公众增加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并产生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是有很大好处的。但由此会引出搭便车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大大减少了个别商业银行被挤兑的风险，且那些没有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也会从中受益，从而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但这又会使不参加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增多，存款保险制度的正的外部效应因此会逐渐减少。金融领域中负的外部效应不加遏止就会危害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效率，比如一家银行的倒闭会破坏公众对其他银行的信心，甚至造成大规模“挤提”、“破产”等银行危机；保险人故意损毁财产的诈赔行为损害了所有保险人的利益等等。
依靠市场机制提供的信息不一定充足，而且获取信息的成本比较高昂。当信息不完全时，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市场效率下降，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限制。就金融领域而言，信息不完全会造成信息的生产者之间的搭便车现象，另外，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道德风险则是主要问题，它表现为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报告监管当局的信息常常是不真实的，我国各金融机构填报的财务报表又是监管当局获取金融机构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央银行的非现场监管也仅限于在报表上进行汇总，所得出的数据必然失真，金融监管缺乏有效的依据。2000年以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以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和财务盈亏的真实性为检查重点，结果发现了许多问题，其中现行制度的不完善更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加上高负债经营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具有违规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冲动，金融机构经营者的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加剧了这一冲动，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融业是一个高度受保护的行业，这首先表现在信息约束上，即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监管当局会采取信息约束手段，以监管惩戒机制取代市场惩戒机制，从而降低社会的风险意识与风险预期。其次，还表现在许多国家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上。在我国，政府信用成为金融机构的强大后盾，政府的救助措施一方面增强了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却滋长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机构不注重谨慎经营，一味依赖政府的“救场”。在是否给予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救助和市场退出方面，金融机构(常常是规模大、社会深远的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构成了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金融机构很清楚，监管当局的“不给予救助”只会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因为一旦金融机构倒闭，社会将承担巨大代价。因此，按照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原理，金融机构必然选择从事高风险业务，一旦陷入支付危机，监管当局充当最终贷款人给予流动性支持或允许其采取增资扩股的措施使其免于倒闭。另外，公众也认为监管当局会对各种金融资产提供保护，从而在选择金融机构时不考虑其风险状况，使得一些资信差的金融机构也会获得存款，这无疑违背了监管初衷，并导致了金融机构和公众高风险资产的增加，危及整个金融系统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成本与收益
(一)金融监管的成本
1．费用类成本
这是在监管过程中产生的有形成本，指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与市场进行监管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这类成本能以货币计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成本。它包括拯救有问题金融机构所付费用、监管人员的工资、培训费、资料费、车船费、差旅费、电脑购置和保养费、监管信息化化费用以及信息宣传费等。这些费用往往由监管当局或被监管的金融组织来负担。
2．损失类成本
这是当金融监管行为干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自动配置作用，限制了充分竞争或抑制了金融创新，影响到市场激励机制时，导致有关经济行为主体改变其行为方式所造成的间接效率损失，严重时可能会带来整个行业效益下降，甚至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
3．腐败寻租类成本
监管容易导致腐败寻租行为。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管制下，金融企业获得利益并不都是通过增加业务数量和降低成本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分配性努力而获益，即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当局的种种优惠政策上。例如，通过影响当局设立限制别人与自己竞争的规则就是获得利益的途径之一。这个对于某些利益集团和当局较有利可图，但对整个社会福利而言，却是一种损失。
4．监管失灵类成本
金融监管的必要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必然有效。监管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金融监管当局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会存在监管失灵。这类由监管作用的局限性带来的成本包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足造成决策失误，资源浪费；由于决策层次繁多带来的协调的成本；由于金融监管者在时间、阅历、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而可能引起监管决策不完全正确带来的损失；以及由于决策者自身的利益约束，出现决策偏离正确决策方向等。
(二)金融监管的收益
1．效率型收益
金融监管作为纠正金融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通过监管当局制定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避免市场自发作用造成的资源浪费。(1)金融垄断形成后，垄断者可以借助垄断地位在金融交易中提出歧视价格和其他不公平条件，这时金融垄断就会影响金融效率，此时，政府监管部门及时介入就可能阻止这种损害金融效率的行为，促进整体金融效率的提高；(2)金融交易中存在的正、负外部性，可能损害金融交易参加者的利益和降低金融运行的效率，“搭便车”问题会挫伤交易者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通过提供存款保险制度、制定相应规则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可以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效率；(3)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率、高风险的行业，公众难以及时、全面地掌握金融机构的真实财务状况，这就出现了信息在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导致存款者无法辩清哪家银行更安全和更有效率，金融监管是弥补金融机构财务信息公开不足的有效手段。这时，金融监管当局可通过信誉评级等向社会公众披露这类信息，以便于存款者把稳健银行和风险银行区分开，促进银行改善管理提高效率。
2．安全型收益
金融监管通过规范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设置金融市场准人的最低标准、风险监管和金融救助等措施保证金融机构的质量，增加社会公众的信心，消减可能引起金融动荡的因素，从而保证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可以有效防止挤提存款的蔓延，形成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同时，金融监管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保护了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
(三)影响金融监管成本收益的因素
1．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
金融监管机构模式本身并不保证监管能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方式达到其目标，但若组织架构设计得当，无疑可起到疏导和催化的作用。一般说来，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有两种模式：模式一是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分工合作、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在分业监管背景下将银行监管机构设立在央行内；模式二是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是指设立于中央银行以外，直属国务院管辖，同时对银行、证券和保险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体系。
就成本分析而言，不同的组织架构意味着不同的监管成本。由于监管呈现出规模效益(economyofscale)和范畴效益(economyofscope)，所以监管者数目愈小(甚至只有一个)优点便愈多，这样的监管机构费用类成本和监管协调成本就较低；在第一个模式的框架下，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分设监管机构，导致机构众多，人员冗杂，监管效率不高。而在第二个模式的框架下，统一原来规模不大的功能监管人，各功能监管人加强协调共享信息，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又会提高监管效率。例如，英国合并后的金融监管局(FSa)监管范围比被兼并的9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略广，但按真实价值，FSa在1999—2000年度的预算成本就低于合并前各监管机构成本之和。但是，另一方面，第二个模式又难免出现监管目标交叉、模糊，混淆不同行业的风险控制技术和文化差异以及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从而加大效率损失类和寻租类成本。
从监管收益方面分析，将银行监管的职能置于中央银行之下可以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获得较大的安全收益；独立于中央银行之外的综合监管模式通常设立统一监管机构。因为能尽可能地消除监管死角，分享监管信息，鼓励金融创新，所以有较大的效率收益。但应该注意的是，监管模式的收益大小是与经济金融体制密不可分的，一般而言，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占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监管模式一有较大收益，而在混业经营情况下，监管模式二有较好的效率收益。
2．金融监管目标的选择
金融监管有两大目标：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虽然，金融监管越来越注重两者的融合与均衡，但是在某一时期，监管当局必然要考虑是以稳定金融体系为重心，还是以鼓励金融机构竞争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活力为重心。两种不同的监管价值取向必定影响监管的成本收益。
若选择以稳定金融体系为重心，那么有可能采取较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增加对有问题金融机构救助的费用支出，从而增加了监管费用类成本；严厉的金融监管还不利于竞争，从而削弱了金融效率。一般而言，监管越是严格，监管成本就会上升，随着监管程度的加大，收益开始下降，收益与成本差也逐渐缩小；当监管过于严厉时，监管成本会等于收益，更严格的监管会使监管成本大于收益。
若监管当局选择以金融效率作为监管重心，一般会适当放松监管严格程度以促进竞争，鼓励创新，从而监管成本会下降，效率收益也会有一定提高，但可能会以牺牲安全收益为代价。因为金融机构的风险在追求创新和刺激效应中积聚，银行的信用危机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的稳定。
3．监管者的激励机制
金融监管者的激励问题有时会关系到整个监管政策的成败。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监管当局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政府部门，其行为目标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他们会使自己的行为遵循某种组织程序和规则，并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评估其行为的绩效，这些特点使监管当局具有了某种类似于私人组织的内在目标，可称之为内部性。当监管人员的个人目标与公共利益相抵触时，或者由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使监管人员有意或无意地懈怠工作，缺乏积极沟通信息的动力时，监管成本肯定会上升，而收益会明显下降。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经济激励，还应包括对事业满足感、认同感这些目标价值的肯定，好的激励机制会使监管政策执行成本最低，决策时滞缩短、决策信息更完备、协调更容易、失误更少，监管的成效会更大。所以，一套完善的监督监管者的激励机制是有效金融监管的根本保障之一。
4．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
金融监管本身的特点就是限制金融机构的行为，从市场准人到业务经营范围和收费标准，一直到最终的退出。若被监管者行为规范，自觉遵循监管的条例细则，则可以使监管规则自我实施，而非由监管者强迫；如此一来就可达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若被监管者处处逃避监管，经营行为不规范则会加大监管政策执行的难度，提高成本，成效也不会理想。
当混业经营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时，由于金融交易结构更加复杂，使金融活动的透明度降低，监管当局从外部监管角度收集信息的成本和难度都会加大；另一方面，在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大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对消费者造成福利损失，此时，监管当局为消除潜在利益冲突的成本也会增大。
三、构建效率和稳定性兼顾的监管平台
(一)金融监管体制一体化成为整合金融监管效率的必然选择
随着分业经营的藩篱不断被突破，特别是金融集团接二连三的出现，传统的监管安排难免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监管效率无从谈起。为此，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做好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由于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下，协调工作的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如果风险因素可以在整个金融业自由流动，而不同监管部门在目标、监管要求和手段等方面又各不相同的话，就更难及时达成有效的协调。从总体上把握的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就是金融监管体制一体化。
金融监管体制一体化发端于北欧国家，最初是把银行、证券及保险监管职能合并在一家机构中，北欧国家在整合的监管机构下运转了较长的。实践证明，它们不仅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规模效益。随后，建立一家超级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形成“牵头监管者”则是北欧国家监管体制“一体化”思路的延伸。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闻风而动。英国成立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统一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还规定英格兰银行此后只在总体上对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负责。日本、美国也正在积极筹备建立这样一家超级监管机构，统一对“全能化”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超级监管机构的优势主要在于：(1)管制机构的减少使得一些稀缺的资源可以被共享，这有可能降低制度成本，带来一定程度的规模，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范围经济，即因同时管制不同职能领域而收到制度成本降低之利；(2)可以更好地与金融集团企业相抗衡，更有效地、全方位地监控业务多样化了的金融机构；(3)单一监管机构原则上可以避免政出多门所导致的政策不一致、相互重叠或出现管制缺口，容易确定和分清管制的责任，避免相互推诿的发生；(4)可以缓解管制人才匮乏的，使有限的人才资源得到集中和有效的利用。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监管一直被当作是优先目标，且由中央银行行使，中央银行为强化银行监管付出了巨大代价。，还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信用扩张风险，防止资金过多流向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而助长投机、导致经济秩序紊乱。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商业银行的运作规范化，以及金融业内各行业间将相互开放、相互进入的金融格局，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创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具体做法是：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全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活动，协调金融监管与外部各有关方面的关系，提高监管能力，实现协同效果和规模效益。在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立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保险监管局、信托监管局，将原分业金融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归并和组合，由相应的监管局取代，分别负责相应行业金融监管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监管委下的监管局还要在全国范围内按金融区域设立监管分局，具体负责辖区内金融业的全面监管，对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所花费的资金均来自被监管的机构，这种非政府性的资金安排，使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对独立性。
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削弱中央银行的权力，监管机构的整合过程是与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两项职能分离过程相伴随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中央银行的权威性。问题在于，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出去要做好危机管理的安排。英国模式对我们有价值，它采取了较为正式的，即建立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统一监管机构三方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
根据2003年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维持分业监管体制，组建了银监局，同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条件成熟后再全面实行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一体化监管。采取这一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可以保持现有制度的连续性，降低体制转换成本，也可为实行统一监管所需基础建设争取时间。
金融“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为中央银行、各监管机构派出的代表，成员将定期召开会议，以协调中央银行、各金融监管机构在以下方面所做的努力：(1)及早发现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掌握引发系统风险的成因，并通过有效的监管降低风险；(2)建立更有效的程序，保障监管规则的执行与发展，有效地识别、弥补不同金融部门监管标准之间的差距；(3)确保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监管部门之间能进行持续的信息交流。“联席会议”制度在达到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程序来监测和促进金融体系提高效率和稳定性的目标时，就可认定其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减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规范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扩充监管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主要措施有：
——督促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形成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从金融机构内部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形成。内部控制制度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非现场监管的基础，该制度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度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增强金融机构经营的透明度，建立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其按照现行法规的要求，定期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披露经营的真实信息。这样就把金融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利用市场法则迫使金融机构增强自身运作的稳健性，而且便于监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现场检查，达到防范风险于未然的目的。另外，还要进行制度改革，统一会计处理，加强会计对金融业的监督功能。
——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采集、整理、、、，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实现监管手段的市场化。例如，可以引入在国际上早已成为惯例的金融机构信用评审分级办法，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这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建立适应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需要的资信评估机构，同时要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划分信用等级，使监管当局在原有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信用等级这一形式，有利于防止人为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干扰。
——推行风险预防的质量型全面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管的与形式，要由单一的、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监管向以风险预防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型全面监管转变，完善金融监管的内容，同时改革过去简单、滞后的检查方法，实现监管形式的多样化。
(三)健全金融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抓紧修改和完善包括《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已有的金融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然后是抓紧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人、退出规则，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特别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根据金融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及时出台金融规范。
信用观念的弱化是改革以来一系列经济金融问题的主要根源，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其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司法部门片面考虑和保护地方利益，默许企业以改制为名逃废债务，致使金融部门巨额债权被悬空，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金融配置背离偿还性原则，就是从根本上违背金融运行，必然造成金融环境的恶化。强调金融市场有效性原则并据以进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从根本上增强信用偿还性原则的约束力，相对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则是基本保证。
由于我国没有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司法体系，对各种逃废行为只能愤而视之，以银行为例，如果依法收贷只能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对于银行的起诉，许多地方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人为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且助长了企业、个人不守信用，直接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为此，有必要尽快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