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法治
现代远程教育是我国深化教育改革的产物，在政策上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扶持，但是当前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问题的解决与现代远程教育领域的法治建设密切相关。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中国的远程学习经历了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三代。在学历生的招生方面，2014年，成人本专科招生265万，网络本专科招生206万。在本文中提到的现代远程教育，区别于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仅指利用in-ternet技术和交互多媒体技术、以成人为教学对象，由教育部批准的远程教育试点院校所开展的远程教育。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体现着平等的原则。现代远程教育的法治建设就是要明确法律在远程教育领域的权威性，既要让现代远程教育有法可依，又要让现代远程教育有法必依。
二、现代远程教育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1998年，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转《关于发展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意见》，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起步。时至今日已走过了18年的历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现代远程教育的法治建设面临如下挑战:
(一)立法层次较低
根据对法律位阶的划分，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为最高层次的法律。近年来，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现代远程教育作为我国当前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仅在《高等教育法》中有一句话提及:“国家支持采用广播、电视、函授及其他远程教育方式实施高等教育”。当前，现代远程教育领域的法律文件集中于教育部颁布的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
(二)政策变化带来规范缺失
教育部于1999年、2000年和2003年陆续确定了69家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单位，2014年1月28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有一项是“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教育网校审批权限的取消，对于现代远程教育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舆论各抒己见，有人认为我国将有可能出现上千所可颁发学历的网络大学，也有人认为谁能给学习者提供优质资源服务，谁才有资格受益，而不是谁拥有试点资格谁就受益，更有甚者，指出现代远程教育很可能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局。但是，现代远程教育具体应该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开展，曾经没有笼罩“试点院校”光环的高校应当如何作为，却没有相关的配套法律予以说明。2003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建设和管理的原则意见》，这项政策在明确校外学习中心建设条件、性质、主要职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5年10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号)，取消高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审批。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审批的取消，是否意味着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高校可以在各省市随意设立校外学习中心?《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改进高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管理的通知》率先给出了答案，取消高校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审批，改为登记制，同时强调高校要按照合作协议积极行使相关权利，严格履行相关义务，学习中心依托单位应依法加强建设和规范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做好监督和服务工作。但是除浙江省外，其他省份目前为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配套政策。
三、现代远程教育加强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一)现代远程教育加强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现代远程教育承担着促进教育公平，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角色，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经济效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加强现代远程教育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现代远程教育加强法治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代远程教育在兴起之初就具有较强的市场色彩，2000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教高厅［2000］10号)。该项政策赋予了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很大的自利:主要包括根据社会需要，网络教育学院可以自行组织考试录取学生，自行选择开展网络教学的专业，自主进行学籍管理和颁发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等。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蓬勃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继续教育被指成高校钱袋子”之类的新闻更是见诸报端。现代远程教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明确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让法律为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连洁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蔺艳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远程教育政策发展初探［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2．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烟草;法治
一、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一）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背景
1983年9月2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条例》，标志着我国现行烟草专卖制度的正式确立。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烟草方面的法典，奠定我国烟草行业的法治化道路。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又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等，是我国烟草行业具备了初期阶段的烟草建设法律体制，为行业监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意义
烟草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烟草行业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是新时代的新要求。2015年年初我国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中就明确指出要切实落实和实现烟草行业的法治建设，提高行业的法治水平。并且在此次会议中，国家烟草专卖局制订了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烟发[2015]69号），对于紧紧围绕行业中心工作，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对于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不断提高行业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组织生产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法治化，确保了其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但少数单位仍然存在法律意识不强，执法监督不严，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因此，全面推进法治烟草的建设意义重大，是新形势下推动烟草专卖制度发展的关键，是切实保障我国烟草市场的重要举措。
二、对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推动法治，提升对法律认识
提升对法律认识要求烟草行业要牢固树立法治思想和观念，深入学习国家烟草专卖局制订了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烟发[2015]69号）文件精神，这也是我国自建国以后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点和核心内容。从依法治国的理念看，其要求我国全体公民都要树立守法的目标，提升全面对法律的敬仰和畏惧之心。烟草行业自成立以来，严格规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尊重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提升法律的认识、法律的敬畏之心，有着深远的意义，进而才能形成良好的作风，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在日后的工作中，才能更好地依法行政，维护市场正常的卷烟生产、经营秩序。
（二）提升全面宣传力度，营造优质法律氛围
完善日常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对烟草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促进领导干部运用法治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促进改革、维护稳定、开创企业法治烟草建设新局面;充分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中国宪法日等节点，面向零售户、消费者等群体，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烟草专卖制度和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对行业和烟草专卖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深入开展“三创三征”法治烟草建设主题活动。通过开设“法治烟草”讲堂，举办“法治烟草”专版专栏，推行“法律大讲堂”、“微信普法”、“微博普法”、“法律竞赛”等活动，创争“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和“诚信守法示范企业”;加强烟草专卖执法典型案例指导。组织编写烟草专卖执法典型案例汇编，在全行业深入开展“百案鉴评”专卖执法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三）依法治烟，提升监督职能和法律水平
全面推进法治烟草建设，是切实保障烟草行业发展的关键。严格意义上来说依法治烟包含了依法行政和依法治企两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是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保障。依法治企则是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监管，对违法国家法律要求的企业予以严惩。强化监督与沟通，制订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程序、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等制度机制，防止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现象。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十报告；法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4005一、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态文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其形成、发展和完善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法治的保障。在党的十报告中，党中央根据中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相应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7这是党中央根据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对全党和全国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十报告的上述论述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了动员和部署的作用，对于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如何正确认识党中央充分发挥法治作用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如何使各级领导干部学会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性地成为我们的一项重大使命和紧迫任务。
加强法治建设，一个重要的服务和保障对象，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决排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的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里所说“系统完备的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显然含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体系，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地位。
由此可见，党的十报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依法治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一手抓相应的法治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仅仅抓生态文明建设，不重视相应的法治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而仅仅强调传统意义上的法治，不注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点服务和保障，法治建设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进步性的法治没有价值。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历史性地成为环境法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与法治不完善密切相关
2013年年初覆盖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再次将中国的环境问题推至风口浪尖。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人们对“环境污染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文件及各级领导的讲话中，对依法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法治方面，党中央在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30多年来制定了30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全国人大也进行了多次环境执法检查。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取得期望的目标。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政府和有关部门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环境形势反而日益严峻？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孙佑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
笔者认为，在全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在经济始终高速度增长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的“点源”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致使环境保护工作有力不从心甚至无可奈何之感。但是，法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回避，这是“环境污染为什么越来越严重”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国有环境法律，却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行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2月25日第1版。。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尤其是环境法律的实施情况，与上述要求相距甚远。
一是环境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保行政执法常常受到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随意非法干涉，一些重大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追究。二是执法能力不足，执法权限有限。一些地方环境保护执法能力严重不足，设备、人员和办公场所都不能适应需要。三是权力寻租严重，执法效果不佳。人们常说，环境执法就是收费。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为了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以收费和罚款作为主要执法手段，而不以减少和消除污染为目的，致使污染环境的行为得到放纵。还有的地方，环境违法问题十分突出。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如果按照环评制度办事，就可以防止很多环境污染问题发生。但是，一些地方拒不按照环评制度办事，最近《人民日报》披露的秦皇岛西部生活区垃圾焚烧厂项目环评做假，致使项目投入运行后产生严重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1月29日第5版。。全国此类事甚多。有关部门在每年环评制度实施情况统计报表中，有的地区的环评率达到100%，但出了污染事故之后，有关部门进行检查时却发现该项目根本没有经过环评，完全是弄虚作假。很多重大建设项目，是边施工、边进行环境评价，有人戏称为“先上车，后买票”，环评制度形同虚设。
在司法上，司法机关在处理生态环境纠纷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生态环境司法的公信力严重不足。环境诉讼中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执行难的问题较一般民事诉讼更为突出。
在守法上，全社会尚未形成自觉遵守环境法律的氛围。一些排污单位为了利益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环境保护，执法部门来检查时才开启污染处理设备，执法部门一离开就关闭污染处理设备，超标排污甚至偷排的问题十分突出。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惜牺牲环境资源，悍然批准重污染建设项目，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严重的。
为什么一些地区敢于在环保问题上以身试法？其根源在于对环境违法和犯罪行为没有进行有效的追究。例如有的单位污染环境，触犯了刑律，但对于其负责人，司法机关不敢追究其刑事责任；有的单位违法排污，环境保护部门不敢行使行政处罚权；有的单位排污，污染受害人到法院立案请求污染者赔偿，法院不敢立案，或者即使立案也不敢判决污染者承担赔偿责任；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政府的败诉率很低，低败诉率大大削弱了司法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的信心。
（二）中国有环境法律，立法质量却大打折扣
中国30多年来制定了30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可谓已经实现“有法可依”。但是仔细研读却发现，环境立法的质量与其应达到的标准相距甚远，一些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一是有的环境法律措施过于“疲软”，被人戏称为“豆腐法”；二是存在大量立法空白，有的重要环境领域至今无法可依；三是环境法律的修改工作过于迟缓，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四是配套环保法规的制定落后于法律实施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领域因实施细则的缺失实际上处于无规则调整的状态。
导致环境立法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背景下，决策层本身就不会允许将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得很严格，担心法律规定太严会束缚经济发展；二是立法机关即使试图规定一些“硬措施”，但由于受到来自强力部门或者利益集团的干扰往往难以如愿；三是法律之间经常出现“以法制法”的现象，环境法律中的一些硬措施往往被另外一些法律中的“反制措施”所抵消，这主要源于现行立法体制的不合理，或者立法协调工作不够有力；四是人民群众在立法进程中的作用未能发挥，公众参与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五是立法技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的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因而制约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六是立法工作部门本身也受绩效考核等因素影响，为了赶时间进度，有时就将没有协调好、没有“加工”好的法律草案勉强提请会议审议或者表决，降低了立法的质量。更为严重的，有的部门起草法律，本身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方便部门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致使法律的正当性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样的法律，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也不可能对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
以上问题，均是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面的问题。它说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法治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环境法治，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意义十分重大。
三、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树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习惯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1]28。党中央郑重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是其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所谓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法治思维还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因此，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真正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要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努力做到越是项目重要、越是建设工作紧急，越是自觉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而绝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损害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大计。
（二）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维系文明和促进文明的一种手段[2]。所谓法治，法律之治，是指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法治包括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的监督、法的遵守等环节。现代法治具有规范性、民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等特征。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法治方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应当重点挖掘法治方式的以下内涵。
1.进一步科学立法
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科学性，确保良法之治，首先要有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其要点：一要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从“生态环境保护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原则，向“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转变，切实改变生态保护从属于经济发展的被动地位。二要从主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更加关注人、关心人，致力于推动建立企业与周边居民和睦相处、自然保护区与原住民形成“伙伴关系”的方向转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要从重点强调立法的数量和速度，向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质量和效果的转变。为了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应当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扩大立法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集中人民智慧，体现人民利益，切实增强法律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上述原则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领域：一是抓紧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于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的《环境保护法》草案，要根据党的十精神尤其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新研究需要修改的内容，与此同时，要根据治理pm2.5（细微颗粒物）的需要，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步伐，有针对性地补充重点内容；还要抓紧起草《环境突发事件应对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评价制度建设。必须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三是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据中国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制度缺位的问题，应当强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例如，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要功能区要建立限制开发的制度，对依法设立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要建立禁止开发制度。中国耕地、水资源、环境等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但不完善，要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森林、草原管理制度。四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还不到位，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虽已确立，但没有体现生态价值，生态补偿制度正在探索中。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性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五是依法建立支持运用市场规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同样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要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及时对此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六是健全法律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资源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的破坏和损害要追究法律责任，进行经济赔偿。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七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相关立法中要坚持法律的正当性，坚决避免和治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从根本上维护全局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进一步严格执法
党的十郑重提出“严格执法”的要求，强调“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1]27，“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1]17的目标。上述要求的针对性很强。根据这个要求，我们要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公开、行政权力监督、行政化解矛盾纠纷等主要环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着力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要紧紧抓住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重点和难点，完善执法体制，创新执法方式，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秩序。
3.进一步强化公正司法
十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28。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也是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当前，在运用司法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案件的良好意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处理各类涉及生态环境案件，确保环境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方面，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不仅要解决好因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的私益诉讼，也要积极面对环境公益诉讼，妥善处理因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而带来的赔偿问题。另一方面，人民法院要依法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犯罪活动，既要依法惩处非法猎杀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严重犯罪活动，也要重视依法严惩发生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贪污受贿案件及破坏生态资源环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背后的渎职失职案件，把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和生态环境渎职类职务犯罪案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人民法院还要依法运用行政审判手段，支持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保护和监管职责。对于人民群众将行政机关在处理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中不作为或不依法作为的行为诉至法院的，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和审理，如发现行政行为确实存在不合法情形的，要依法裁判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或者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而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如果发现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也要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的行为。
4.进一步促进全民守法
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1]28。有著名法哲学家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精心培育尊重生态文明光荣、破坏生态文明可耻的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尽快形成依法维护环境权利，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生态文明建设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中国，法律是执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法治保障的载体。根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法治保障，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庄严使命。各级组织部门、纪检机关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
总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事业，不仅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法治的保障和护航，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一定会对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4
突出强调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点。江泽民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同时,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与实现途径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框架。因此探讨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一)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指人类政治实践所形成的积极成果。由于政治文明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关于政治文明的内涵,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政治法律制度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要素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则是人们的共识。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注:王惠岩:《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文史哲》2002年第6期。)有论者甚至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体制是政治文明的结构形态,它们构成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注:严昭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及意义》,《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4期。)一般说来,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由民主和法治两方面的文明构成,其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民主“既有基本的含义,又有扩展和延伸的含义,但作为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它的基本含义”。(注:李铁映:《关于民主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一种原则,也不仅仅是一种工作作风和方法,它更主要是一种制度。现代民主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保证其实现的。民主又是与法治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制度建设包括政治制度本身的建设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条件,它规定民主政治的原则,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规范社会政治成员的政治行为。历史经验表明,“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6页。)因此,法制建设是制度建设的题之应有之义。
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由制度的内在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是“政治主体活动的规范和框架,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运行的机制。”(注:胡伟:《论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3页。)它是政治主体关系的稳定模式和政治行为的定型化,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其一,它是根本政治制度,体现社会政治文明的性质和价值原则,规定一定社会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反映整个社会的性质;其二,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即政治体制,它是政治制度形之于外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是管理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其三,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政治制度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一经建立对一定体系内的所有成员都发生效力;同时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不因个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制度起根本的支撑作用,是政治原则、政治思想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载体,失去政治制度的依托,政治文明的建设将失去保障,同时,政治制度蕴含的价值导向,又进一步引导政治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应致力于制度建设,只有在制度的支撑下,政治文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制度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概括,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曾出现失误和曲折,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与党和国家在一些具体制度上的弊端是有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江泽民同志针对党内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2日。)
(三)加强制度建设是新形势新任务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经济成份,组织活动形式,工作就业方式、物质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等愈来愈多样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加入wto,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使我国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同时,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一些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回应对外开放的挑战,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都要求我们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二、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加强制度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含丰富的内容,而最根本的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特征。加强制度建设就是要围绕这一基本内容进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围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而展开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包括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则是其内容的具体体现。
首先,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制度建设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的方式来实现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领导方式这一层面上讲,首先应明确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行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同时,通过制度安排,规范党的领导体制,这既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问题,也是党如何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问题。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把党的先进性转化成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政治权威,从而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同时,相应改革和完善决策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监督制度。从执政这一层面上讲,要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这就是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既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其他政治组织的传动装置作用。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过程中实现党的组织与政权组织及其他政治组织关系的制度化。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5
中国共产党把握三大规律，回应时代关切，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现在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向着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新阶段迈进。从建党初期到现阶段发展新常态，回顾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有着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对国内外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党能够始终巩固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的有力保证。
(一)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法治建设，这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井冈山时期可以说是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萌芽时期。1931年，党领导修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后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胜利后于1949年制订了《共同纲领》一直到建国后1954年宪法，以及劳动立法、土地立法、经济立法、婚姻立法、刑事立法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再到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均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结果。所以，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
(二)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对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也是我们党对于国内外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苏联的悲惨结局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对于苏东巨变，原因是全面的多层次的，但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苏联在改革过程中，主动放弃了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使得中国在无秩无序度过了浩荡十年。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在我国，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以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强大支撑。
二、坚持党对依法治国新常态的领导是推进法治建设的现实要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原则
宪法总纲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工人阶级领导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此外，在宪法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并且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宪法是我国最根本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对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只有保证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才能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同时要始终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保证党的依法治国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部署实施。
(三)新常态下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状况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使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更为有效的推进，这就客观上要求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对于法治建设的领导。一方面，国内外环境要求更好地发挥法治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引领，规范作用。从国内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前所未有;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虽然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使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了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我国的社会变革井然有序进行，促进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的法律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倾向、推诿扯皮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等。面对法治建设的艰巨任务和严重问题，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才能够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
三、引领依法治国新常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在法治领域，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来把握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决定法治建设的制度框架，确定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协调法治建设的内外关系。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思想领导
党对法治建设的思想领导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在法治领域的指导思想，坚持其指导地位。《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要点：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客观规律。只有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法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避免盲目宣扬，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避免敌对势力对法治思想的破坏，避免法治建设走弯路，出乱子。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同志系列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经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精华，因此法治建设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促进中国特色法治建设。
(二)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政治领导
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体现在法治建设中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与实施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善于将党的主张通过人民的意志实现法律化。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是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党必须依据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并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治主张上升为法律。其次，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加强党的引导作用。将党的政治主张与法的实施结合起来，并将其贯穿于法实施的各个阶段。当法在实施中出现阶段性领域性，层面性，地区性的不平衡，或者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动时，充分运用党的政策进行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领导。
(三)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
党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主要是指党在组织体系、组织架构中实现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领导对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要加强政法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政法机构内党组织成员的党性修养，全面提升其法治素养，法律思维能力，将党员的党性修养与政治修养结合起来，进而更好的做到领导机制强有力，工作机制高效率，充分发挥政法机构内部党组织的作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其次要改善党对法治的组织监督。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各级纪检机构，或者各级政法机构所设立的纪检部门来实现，党的纪检机构对于发挥党对法治建设的组织监督起着重要作用，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领导
1、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第一，加强领导审定法案，提高立法质量。《决定》强调，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决定。对于报党中央审批的立法动议，法律草案，党要加强审视力度，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先进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防止为立法而立法，盲目立法，草率立法现象的发生，有效避免恶法的出现，克服法律操作难，执行难的弊病，从而实现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第二，协助国家权力机关，改善人大的人才结构，适当增加与充实法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人才，提高立法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是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提高立法质量的关键。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6
根据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司法协调小组2020年工作要点》及《关于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制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建设自检自查和配合做和实地督察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贯彻落实2020年所涉及的工作项目的开展落实情况，作如下简要自检自查报告：
一、法治政府建设组织领导落实到位
1.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总书
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法治政府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战略地位。我单位持续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听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成立领导小组，组建业务股室、落实工作经费，年初有工作安排，年末有工作情况汇报，法治政府建设逐年增强。
2.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落实。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多年来，我单位坚持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有检查、有督促。同时，严格执行政府部门向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部门报告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制度，及时公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要求，现相关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大部分正在加紧推进或正在完成进行中，届时，我单位将按照法治政府建设方案要求，接受检查验收。
二、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
一直以来，我单位高度重视规范性文件制定和清理审查工作。为进一步推进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工作的有效落实，我单位按照县政府要求，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标准，筛选、甄别和整理局机关印发的文件。多年来，我单位从没有发生行政规范性文件未按程序制定被通报的情况，或者因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违法或者超越法定职权，被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的情况，被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认定为不合格的情况。
三、依法决策机制健全。
党组健全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制定了“三重一大”工作制度，多年来，一直严格遵守并执行。凡属单位系统重大改革、重要规划、重大投资、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决策，均需提请党组会集体讨论研究，严格落实党组书记末位表态制度，根据工作实际，适时征求相关部门和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以科学、刚性的决策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切实提高决策质量，控制决策风险。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全面实施法治政府目标任务，全面落实“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一是持续组织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2318”文化市场法制宣传活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23”全民阅读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5·18国际博物馆日”、“5·19”中国旅游日、“6.26”国际禁毒日、““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监察法宣传教育活动，“法律进机关”、“法律进企业”法治讲座培训班，积极参与“学习强国”平台、法宣在线应急管理演练活动。二是以案施训开展面对面普法宣传，开展生动有效的普法实践活动。近年来，我单位进一步健全以案释法制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面向管理服务对象，开展法治宣传、安全生产和以案释法活动，通过现身说法，广泛开展宣传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加强业务培训。
我单位持续参加省、州广播电视局综合执法执法业务培训班、执法业务培训会、全州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法律法规培训会、全州执法人员以案施训培训班、全省执法人员在线培训班。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和考查。一是常年利用领导干部在线学习教育平台、学法用法平台、学习强国平台，督促干部职工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坚持把法律知识学习纳入日常学习计划，把法制讲座与加强法律知识的自我学习相结合，利用机关各类会议前碎片时间进行学法，超额完成规定的学时任务。二是积极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进党组、进机关、进支部主题党日，时刻保持法律学习教育不放松。三是执行宪法宣誓制度，在单位安排宪法宣誓场所和设施，集中部开展向宪法宣誓，树立宪法尊严和权威，树立权力来自人民的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恪守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使命。同时，坚持将法治建设经费列入部门预算，专款专用，保障到位。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7
一、适应新常态，充分认识法治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对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省委十届四次全会要求提高依法治省水平，建设法治湖北。全省各级物价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法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增强责任感，加强领导，务实创新，以法治机关建设作为落实党的十八大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具体举措，作为全系统推进“法律进机关”的载体和抓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深化价格改革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上下联动，加强法治机关建设的统筹规划
三、扎实工作，深入推进法治机关建设任务的落实
全省各级物价部门要按照省委关于“法治湖北”建设的总体部署，稳步推进各项法治机关建设工作。在职权法定方面，要根据全面深化价格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要求，对现行有效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完成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任务，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在运行规范方面，认真贯彻落实《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若干规定》，建立或完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以规范定价批费行为为重点，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部门会商和监测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机制，强化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全面提升行政行为规范化水平。在公开透明方面，编制行政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拓宽公开范围和渠道，加大政策信息公开力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制度。在权责统一方面，落实“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的要求，规范行政裁量权，加强权力监督，深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完善接受各方面监督的制度，拓展群众利益诉求和协商渠道，进一步提高行政复议、信访工作质量，贯彻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在廉洁高效方面，按照手续简化、程序优化、在线运行、限时办结的要求，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行网上审批，完善网上执法平台建设和网上办公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水平。通过推进法治机关建设，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用制度促进和提升行政效率，全面提高价格管理工作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四、突出主题，大力宣传法治机关建设成果
要紧紧围绕法治机关建设这个主题，结合今年价格工作要点和价格宣传工作的要求，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法治机关文化建设，使职权法定、运行规范、公开透明、权责统一、廉洁高效的法治机关建设目标在全系统深入人心，树立物价部门转变职能、转变作风、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并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服务大局效应。全省各级物价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门户网站、专题展板、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大力宣传法治机关建设的典型做法。要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探索采用政务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增强法治宣传的生动性、实效性。要加强地区内、单位间的工作交流与互动，及时主动上报法治机关建设情况信息。要利用纪念《价格法》颁布实施纪念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价格举报宣传日等时机，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8
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也是促进政治体制及社会体制全面进步的核心内容。行政立法是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与政府职能扩张的产物。行政立法行为必须法治化，行政立法体制必须适应于建设中的法治政府。理解行政立法体制改革与构建法治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以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推进构建法治政府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立法；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法治政府
一、行政立法体制的历史沿革与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一）我国行政立法体制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我国的行政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国行政立法的初创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开始确立，行政立法程序初步建立，但行政立法技术有待提高。第二阶段是我国行政立法的坎坷阶段，这一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结束，我国行政立法曲折、缓慢发展，一度中断。第三阶段是我国行政立法逐步发展与兴旺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立法步入正轨，处在迅速发展和兴旺活跃的时期。自这一阶段起，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不断进步与完善，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
（二）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规定:“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也明确写入“依法治国”条款。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4年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战略目标。十七大报告把“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0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做了全面规定，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支柱性文件。十报告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实现时间以及新内容，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军号。
二、构建法治政府：启迪和推展行政立法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以法律形式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完善行政立法体制，理顺立法关系，将行政立法纳入法治的轨道，使得每一项行政规范的制定都符合合法有效的标准，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法治政府是相对于‘人治政府’和‘专制政府’而言的有限政府，它是以法律为基础、以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维护公民权利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政府，是能够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市场、公民三者之间关系并能有效防止行政专横、和权力寻租的政府。”法治政府的构建与行政立法体制改革在内涵与目标上可以同路也可殊途但终究同归。行政立法体制改革希望所有行政法规的存在都有其合法性、执行具有高效性，必须将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人员的立法行为纳入法治的范围内。而构建法治政府的路径则是通过法治的手段对公权力加以限制，促进行政立法行为的法治化。
（一）法治政府的构建促进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启动
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就是我国行政立法体制存在民主性缺陷以及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不力，严重阻碍了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有效控制行政机关对公权力的使用，提高行政法规的民主性、科学性，健全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保障行政立法权不偏离法治政府所设定和指引的宗旨，使法治的理念得到张扬，并推动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实施。
（二）法治政府的路径引导行政立法的方向
完善的法制基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构建法治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必须加快法制建设，行政立法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完善合理、切实可行的法律是政府依法行政和公民依法行使权利的制度前提，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条件。因此，法治政府建设路径选择对行政立法的程序及内容具有引导作用。
（三）法治政府的价值决定并塑造行政法规的风貌和品格
法治政府的构建取决于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其一是“有法可依”，其二是“有法必依”。法治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使权力受控于制度，行政立法相关的法规被遵守并尊重，是法规制定的“追求”。法治影响行政权的绝对有限性，对立法的名义具有主宰性，决定并塑造行政法规的风貌和品格。
三、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构建法治政府的着力点
（一）行政立法体制改革与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趋同
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是政府法治论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充分有效的民主是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志之一。以人为本和人权保障是现代政府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依归，是政府的最高宗旨。行政立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法律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重要的立法，在制度上却存在着缺乏民主基础的瑕疵。民主性基础问题决定行政立法的质量，也影响着来源的正当性。没有民主基础的立法不能成为要求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行政立法部门化、部门保护甚至被利益集团所裹挟而出现立法“寻租”的现象与这种缺乏民主制度的制约有很大关系，因此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性，保证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基础以构建民主型法治政府。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包括权力范围以及权力行为行使方式的有限性，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要权衡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寻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行政权的获得和行使都在法律设定的界限内实现，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规定一切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的赋予；另一方面又控制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不至于偏离公民权利保障的方向。治理型政府的定位对政府作用的有限性作了很好的回应,即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在于在权责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而推进改革,所谓的“权责范围”即指“治理”。目前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的滥用并未有效控制，导致了治理无效。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正是为了界定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权责，改变政府权力不受控的局面，从而反向推进改革进程。法治政府是责任型政府，是权责一致、对行为自负其责的政府。根据现代人民理论，国家或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就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委托授权关系。因此，政府应当向人民负责，并且不可推卸。为了落实政府的责任，应当使政府的行为受到行政法规的约束，而非受到武断的意志的支配。但是目前的行政法规并不能满足政府行为的约束需要，行政立法体制改革亟需展开。平权型政府是法治政府建设终极目标的反映。“平权”指的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等,可以说是对前述四种类型的最终描述。从现阶段来看,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行政权的限制和公民权的张扬，这也是的价值，更是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
（二）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本身是构建法治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是法治的一种实践形式，现行行政立法体制的运转状态与法治政府目标存在不和谐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虽然行政立法体制改革所调整的仅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同样需要在法治国家框架下构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结构，在法治政府的框架下构建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结构，全面、系统地设计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及方向，合理设计微观层面具体机制和制度，以保证行政立法体制改革的每一个具体措施与法治政府构建的目标相一致。因此，行政立法体制改革实践是法治建设的一种形式，成为了构建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行政立法体制改革助力法治政府的构建
行政立法应以宪法为依据，要由过去制定以政府权力为本位的“管理法”向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权利法”转变。这是我国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工程。目前法治政府建设在行政立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立法观念方面，行政立法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考虑不多，过于强调被管理对象的义务；立法体系方面，行政法律规范之间有时有不协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部门垄断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立法程序方面，行政机关在决定问题从便于自身管理的角度确定具体制度往往忽视公众的的合法权益。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架构，也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但是在基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和法治建设上均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广阔空间。法治政府的构建、行政立法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实践：
1.提高公开性，扩大民主基础。
公开性包括公开通报与公布草案。为了让群众知道要拟定法规的消息，了解立法意图并参与意见，在拟定法规之前，要以公告方式向社会消息，广泛通报。而后要将所拟订的法规草案予以公布，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社会意见，使制定的法规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以保障法规取得普遍的约束力。扩大民主也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行政立法之前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应搞清此次行政立法的调整范围，要解决的矛盾以及怎样推进执法，以保证的立法行为符合实际并顺利通过和实施。二是完善听证制度。行政立法听证作为紧密联系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纽带，能够确保行政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只有将这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以制度的形式确立起来，才能使行政立法的民主程序得到完善。
2.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简化立法层次，减少规章数量。
行政法规与部门、政府规章合二为一，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将重要的原则性规定上移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操作规定则下放给部门规章去处理。只有那些实验性的行政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还不大成熟时，再授权国务院制定。同时取消大部分市级政府的规章制定权，或只给予省级政府以立规章权，消除行政立法体制中的冗杂、重叠，清理行政立法环境，保障规章审查，提高行政立法质量，提高行政效率，纠正行政立法乱象。
3.完善立法程序与行政立法监督体系。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9
一、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学、法学与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耦联”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首先根基于对区(县)这一层级的法治建设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与估计。着眼于区(县)这一行政层级,这一层次特性决定了绩效评估主要在区(县)开展。区(县)作为国家和省市制定的法律法规实施的基层单位,虽然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基本上可以说是最下位的概念,基本上直接承担着法律法规的实施,最能了解和通晓法治建设在本地区范围内实施的情况,而居民的感受和体验亦是最直接的,所以区(县)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层次,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体现在地方性法律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在基层功能的发挥上;另一方面,还是区(县)政府、司法机关、执法机关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在基层的具体表现。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层级的法治绩效评估框架主要体现在:一是要求区(县)政府根据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规章制度具体化和专门化;二是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建设,不得与中央精神和省市要求的精神相悖行;三是要充分发挥区(县)首创精神,建立健全具有本地特色的符合上级精神的法律规章实施方针和方案,保证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和规章及自身制定的地方性规章制度的实现,使国家的法治建设整体战略在本地得到全面的体现、贯彻和执行。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性要求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在区(县)得以落实和实施,不得有所偏失和“不作为”。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民主政治、法制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公民普法(公民参与)等几个方面。这也要求区(县)政府亦必须按此几个大的方面开展地方法治建设,只不过要求更应细化目标和具体组织开展。由此区(县)政府法治绩效评估的概念模型可以通过图1来描述。
图1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概念模型
由上图可知,区(县)政府绩效评估是一个三维立体的评估模式,立足于区(县)的层次性,即中国单一制国体的基层组织,以区(县)在实施和贯彻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制度中“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为基础,同时全面系统地落实国家法治建设的目标,这三者的相互结合构成了区(县)一级政府法治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
对法治政府的绩效评估的实践多于学术上的理论探究。美国国会1993年通过《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以明确和规范对政府立法的评估制度。德国2001年颁发了《立法效果评估手册》以此来加强对政府立法的评估,荷兰于1985年引入立法效果评估,重点加强立法对经济和企业的影响、法律的遵守情况的评估。西方国家的法律绩效评估的先行,为我国开展法律绩效评估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我国,对法律绩效评估的开展多在地方进行,比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开展对法律质量评估机制的评估。并于2005年选定《城市规划条例》和《北京市办法》作为评估对象。上海市在2005年选择该市制定颁布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作为评估对象,着重对法律实施的绩效、历史文化遗迹保护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效益,以及法律运行和执行的各项制度与程序规定是否完善开展评估。所谓政府的法律绩效评估目前理论界并无统一的定义和理论规则,往往被认为是“立法后评估”、“立法实施效果评估”、“立法回头看”、“法律跟踪问效评估”、“立法效果评估”等在立法阶段对法律的评估。汪全胜在总结众人关于法律绩效评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法律绩效评估概念作了界定,认为“其一是强调法律实施后的效果的评估,即事后评估,它是整个法律评估的一阶段或部分内容;其二是强调立法效果评估的内容是立法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即对法律法规中各项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定是否存在问题进行重点评估;其三是强调法律实施评估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完善立法,法律效果评估不仅要反映立法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还要建立反馈机制,为该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决策依据”。〔1〕而张大伟等认为“法律评估是对法律价值、质量、意义和实效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和分析,实质是
对法律质量及其实践应用的检验”。〔2〕而关于法律绩效评估的内容,熊艳峰认为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评估,一是法律、法规实施的宏观效果。二是微观上法律、法规中各项制度的设计和程序规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3〕许汶等认为法律评估主要包括合法性、适当性、立法的目的实现程度等三方面的内容。立法的目的实现程度主要对法律的科学性、公平性、是否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评估。〔4〕可见法律绩效评估着重是对立法阶段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而本文研究的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范围更广,不仅涉及立法评估,还包含司法、执法、普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的评估。但法律绩效评估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前提和范本,使得本研究可以有更多的借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在大多数先进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崭露头角。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引进企业的价值观和技术以提高政府效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对顾客、产品与结果的关注;采用“目标管理方法与绩效测量方法”;应用市场与市场机制来取代中央集权型管制;竞争与选择;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来下放权力。〔5〕绩效评估正是迎合这一行政范式的转变而兴盛的,绩效评估注重在管理的效率、效益、经济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判断和评判,来对政府或公共部门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成本、产出、效果和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定,以此来确定政府或公共部门的绩效水平,依靠评估报告来衡量政府行为和管理能力。新公共管理非常注重对绩效的测量与评估,旨在推行绩效管理,这为开展政府的绩效评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新公共管理以“效率、效益、效能”为价值取向,注重结果,主张政府在管理进程中应积极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实行绩效管理,以提高政府服务质量为目的,实施法治政府绩效目标确定、绩效测量与评估。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但是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明显与政府或公共部门的所应秉持的公共价值观相悖离,况且在实际运行中所遇到的“政府失灵”问题更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受到了挑战。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服务应秉持“效率与公正(民主)”的平衡,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实现公共行政人员对公众的“服务而不是掌舵”。作为这一理论集大成者的登哈特夫妇更是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内涵: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责任并不简单,并非是单一的;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6〕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维护公共利益和强调尊重公民权利,以及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实现“政府―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基本上迎合了全球化进程中公民对权利的“呐喊”。反映到绩效评估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绩效评估在价值追求上也经历了从新公共管理的“效率至上”向新公共服务的“公正”过渡,绩效评估更加注重吸纳公民参与,重视公民权利,践行民主价值理念。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目标追求就在于实现社会的民主政治,公民权利得以依法维护,开展对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理应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理念引导下,注重民主和公民的参与,实现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公正”。
二、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三维立体逻辑框架的构建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的确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程。付子堂教授认为开展地方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可以在地方法治的“文本―行动―观念”三个层面和框架内进行法治指数的具体设置,以评价地方法治的整体性和具体性。而基于平衡计分卡绩效维度的区(县)法治建设应主要包括公众(顾客)、成本(财务)、内部管理(内部业务流程)、自我完善(学习与成长维度)等几个方面,平衡计分卡的测量维度基本上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区(县)法治建设的诸多内容归类为顾客、财务、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四个维度。但依据这个维度来设计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容易造成指标混乱,不易调查、研究以及后面的验证等工作的开展。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应该坚持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对法治建设开展绩效评估,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依靠评估主体的价值取向来维护和实现的。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遵循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的前提上,综合考虑区(县)法治政府建设的绩效维度、层级特征与内容体系等三个维度,来构建区(县)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模型。如图2所示。图2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
三维立体逻辑框架
在图2所表示的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三维立体逻辑框架中有三个重要维度,即区(县)层级性、法治建设内容体系、法治建设的绩效维度。
在整合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三维立体逻辑框架和地方法治建设评估的“文本―行动―观念”框架的内涵,以及参考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区(县)法治建设的绩效评估目标分为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治完善、公民普法等五个次级目标,并对每一个次级目标提出了开展评估的详细指标。具体内容见表1所示。
三、区(县)法治政府绩效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构建及有效性分析:以江苏省苏中、苏南和苏北地区为例
目前开展区(县)绩效评估的过程中,许多评估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不很清晰的,公众对之的测评很多时候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对此作出明确的满意度评测。模糊综合评估方法主要用来测评被调查者对评估对象的模糊评估。事实上,公众对本地区法治建设的实际评价在各满意度等级上并不存在明确的清晰的界限,相邻等级上存在事实上的逐渐过渡。公众很难给予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以明确的定义和确定性的评估标准。尤其是对难以给出量化标准的指标,引入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主观判断给测量结果带来的误差。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综合指数的模糊综合评价过程如下:
1.确定指标集:U={U1,U2,...,Um}和指标权重集:w={w1,w2,...,wm}。
2.构建评语集:V={v1,v2,...,vp}如{很好,好,中等,一般,比较差,差,很差}。
3.构建各项指标对应于评语集的数值论域:am={am1,am2,...,amp},每个指标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值论域,用来给实际指标值划分等级。
4.计算各指标对应的数值论域,并计算各指标对应于评语集的隶属。
将此因素权重分析的结果作为模糊子集a的集合,则a=(0.038,0.099,0.171,0.502,0.149)
此时,当因素重要程度模糊集a和综合评判矩阵R已经确
定时,通过R做模糊线性变换,把a变为评语集上的模糊子集进行广义模糊合成运算。B=a*R
则B=(0.037,0.1,0.129,0.164,0.073)
最后得出模糊综合评价集B(4)=0.164=max{0.037,0.1,0.129,0.164,0.073}
所对应的评语“4不满意”就是综合评价的结果。所以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公众对“区(县)法治建设绩效评估”的满意度为不满意。
绩效评估方法没有十全十美的,本文所运用的模糊综合评估方法,一方面能较好地规避测评环境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且综合模糊评估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在对各种信息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进行整体性的评估。但是模糊综合评估数据的采集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评估者的公正意识和评价能力,尤其是当绩效培训不到位的时候,往往出现评估者的“情绪化”评估,并且在“理性经济人”“幽暗意识”的潜因素影响下,评估主体利益的差异也会使得评估结果出现偏差。因此,只有将主观定性评估与客观定量测评相结合,既能客观、直接地衡量出本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的绩效,又能衡量出公众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满意度,从而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作出全面、科学、精确的评估。
四、中国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讨论与结论
(一)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要以我国国情和法治政府建设实际进展来运行
区(县)作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基层单位,是观察法治建设和公众满意的“窗口”和“前沿阵地”,在这一层级开展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更能直接测评出法治建设的成效和公众满意度。但由于我国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地方法治建设呈现地方特色,因此在开展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必须与本地实际相结合。
(二)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一个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制度安排在内的有机系统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应遵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合理构建和配置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内部结构要素,进而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整合,发挥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整体性能。
(三)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完善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的价值意蕴、绩效评估的宏观环境以及具体的制度供给等方面着手,通过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推进基层法治政府的建设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运行才能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同时其制度建设,必须在尊重中国不同地区实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先进经验,突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法治政府配套制度的辅助下,实现扩大公众参与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化,并通过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制化、制度化的管理,加强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具体制度供给。
五、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创新的策略安排
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和建设并不仅仅是着眼于制度安排的价值预期,也并不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制度架构和宏观背景的制度环境的营造,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法治建设实际提出完善本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具体对策和建议,以推动本地区法治进程和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落实和发展,最终实现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对地方法治建设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一)推进公众参与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化与制度化为了进一步促进公众参与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注重通过制度确保多元主体参与本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尤其是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的参加。通过在政府内部成立由专家组成的专职负责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领导小组,或依靠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独立承担对所在区域的法(治)绩效评估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民主化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化、精确化的工具价值。
其次,打造透明法治政府,提高法治政府建设以及法治政府绩效评估过程的透明度。透明是反腐败最好的良药。提高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透明度,一方面是在制定本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规划时,邀请公众和专家学者参与,为决策规划提供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支持。另一方面做好本地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过程的管理,绩效评估进程参与主体、指标标准体系、评估方法和方式以及评估结果应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接受来自社会大众的监督。
(二)加强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供给
一是建立和完善针对区(县)层级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工作制度。上级法治建设部门尤其是省级政府部门,考虑组建专门的法治建设绩效评估领导小组这一临时任务型组织,统一领导、组织安排针对本省区域内的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应能够包含各个不同的评估主体,既有领导主体又有公众代表主体。同时制定专门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规章,将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原则、程序、方法和评估主体以及指标标准体系在本省内做出统一的安排,并在实际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中不断完善和修补制度体系。
二是要建立针对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约束机制,使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评估主体要善于利用有效的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评估方法和技术,对相关地区的法治建设绩效信息进行客观、精确化的处理,保证做出的有关地区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公众的检验。同时建立法治政府绩效评估责任追究机制,主要是针对评估主体和评估客体不依法、不依规章制度、不按规定的程序开展绩效评估进行责任问责,及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三是完善区(县)层级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应通过奖惩机制来督促区(县)主要领导和法治建设部门领导重视法治建设绩效,使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法治建设绩效的改进,对法治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定期了解和审查法治建设的绩效和成果。同时还应定期公布不同地区的法治建设绩效排名,将法治建设绩效与领导者和部门工作人员的晋升与政绩考核相挂钩,促使法治建设部门切实承担起应负的法治建设责任。
(三)加速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立法进程
对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来说,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可遵循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法制化建设的路径,来规范专门领域――法治建设的绩效评估全过程。首先通过立法来确立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地位,树立绩效评估的权威性,颁布绩效评估工作的制度和规范。其次是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立法应包括的内容,主要内容应包括绩效评估多元主体参与、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程序、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报告撰写、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公开和使用等内容,还应包括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律责任机制以及申诉制度等,力求通过立法来规范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全过程。
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篇10
论文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于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是法治社会建设成败的最基础的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限权、宪治等法治文化内核相严重缺失,因而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继续推进面临诸多障碍。本文试图从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发,探析当前法治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障碍,并厘清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以期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二、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一)构建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社会文化中的“显文化”即主体文化。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乃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底线,应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显文化和主体文化,是因为法治的目的是保障权利,它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守护并不断地扩大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与其他隐性文化、亚文化、潜规则所不同,法治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强调社会传承的文化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法治文化还意味着在承认各地区民族法治文化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法治文化有着高度的兼容性、共通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文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构建法治文化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意识范畴,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法治文化又对法治建设存在反作用力,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社会普通化的实践和实现,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从个体角度来看,法治建设需要拥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他们是法治社会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整体来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拥有一定的法治文化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各项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并确保这些制度的正常运转。
可见,法治文化构建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离开了法治文化构建,法制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法律移植为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移植了国外的诸多法律,试图以此推进我国社会迈进法治化,但是由于法治文化构建仍然相对薄弱,因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效果,足见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三、当前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
(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
当前我国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之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比较薄弱。现代社会所谓的法治与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存在天壤之别。现代性语境中的法治意味着分权制衡、权利保障、民主宪政等,而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仅仅是依据法律来治理社会,尤其强调奖罚分明、严刑峻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传统文化过多地强调忠君、孝悌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多地依靠道德进行调整而不是依靠法律进行调整。例如,在犯罪与刑法上,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刑不上大夫”、“道德出罪”,这些观念均破坏了法律适应的平等性,不利于法治文化的生成,或者说这种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法治文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当然,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积极思想,这些积极思想可以作为法治文化构建的本土资源,应得到妥善利用。
(二)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障碍之二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治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规则,最典型的是人们不管办什么事,都善于找熟人、找关系、找后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将会影响到法治文化的生成,使法治文化构建面临很多障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治文化必须根植于陌生人社会中,而不是产生于熟人社会之间。熟人社会之间存在太多的人情关系,必然会对规则性比较强的法律制度产生冲击。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满足利益关系的人,必然有胜于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久而久之全社会都试图通过熟人关系实现各自的目的。但是显然,熟人关系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规则,这是因为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其成本比较高昂,更重要的是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很多时候会对社会公义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这是与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格格不入的。
(三)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
法治文化构建的障碍之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威尚未形成。所谓法律权威,是指法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办事,并接受法律规则对利益的分配,如服从并尊重司法判决。与此同时,附属于法律之上的职业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法官被成为守护社会正义的良心,他们往往任职终身,深受爱戴。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法治建设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民众普遍具有对制度的敬畏感和依赖心理,而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西方社会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的理性的制度调整社会,从而避免了依靠人控制社会时无法排除的,个体人一定会有的弱点和缺陷,这便是“依法而制”。
在我国,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在很多时候,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恐怕比法律更有效率。就人们的维权行动来说,人们对司法判决缺乏信心,而热衷于上访、信访,以非正常的、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权,甚至不惜采用自焚、自杀等极端手段来宣告自己的权利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法律缺乏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权威性不足,导致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其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乏取信于民的能力,如司法独立性不强,司法权被行政权挟持,造成司法权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第二,人们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人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律权威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第一种情形,即法律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利维护品格,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又加剧了人们心中存在的“法律无用论”,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造成法律权威低下。
四、构建法治文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政府守法是构建法治文化的关键
政府要守法,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这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如果政府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严格守法,不依法办事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的构建是根本不能可能的。因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因素。诚然法治文化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守法。守法是法律制度运行中的基础部分,大多数法律不是通过执行而是通过遵守得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传统上强调公民守法,而忽略了政府守法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守法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政府守法,且政府守法是守法中的主体部分。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自由;法治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民守法,而是为了限制公权力,使公权力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行使,从而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即“把公权力关进牢笼”。可见,法治文化的构建必须贯彻政府守法精神。通过政府的守法行为带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
(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基础
法律规则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能够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相反,基于血缘所形成的传统人际关系,反而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交易的安全边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规则是一种低成本的规则,人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则来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可见法律规则是一种明规则而不是一种潜规则。与之对应地,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应认识到按规矩办事的重要性,应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熟人关系套路,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