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1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2
关键词：合同诈骗；经济合同纠纷；联系与区别；实践难度；法制建设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合同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基于我国刑法罪法刑相适应的原则中“疑罪从无”的严格规定，与民法中充分尊重私权的原则相比较，前者更体现法的强制性和局限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合同诈骗必然也属于合同纠纷，但合同纠纷不一定都是合同诈骗。由此，笔者在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论述上，对于“罪与非罪”的界定，将从合同诈骗的严格构成切入，剖析它和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从而探索实践中解决该热点的方案。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
1997年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规定内容：“有下列情况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据此，所谓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刑事行为。其构成要件分别包括：
（一）犯罪主体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并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由于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发生的，所以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但根据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本罪的主体只能是合同当事人本人，而不可能为其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人。
（二）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的客体，既包括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有侵犯了市场秩序。因为合同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地破坏社会的诚信，破坏合同法律制度。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行为人实施诈骗是一个具有事先犯意，并具谋划性的行为，其主观状态必然表现为一种希望犯罪结果发生，而不可能为放任或者应当预见而无预见的状态。因此，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都不能成为本罪的主观要件。那么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就成为了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但往往实践中，对行为人的主观认定并无统一的标准，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
二、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的界限
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依法签订经济合同之后，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争议。诚然，它和合同诈骗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发生在民事交往之中，且都为合同形式体现，还都是对合同履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等。其中经济合同欺诈行为虽然属于民事领域，但由于其都是采取隐瞒、欺骗的方式获取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与合同诈骗罪极其相似，难以辨别，从而导致司法上的难题和混乱。
纵然如此，但笔者认为，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依然存在微妙的不同。
（一）性质区别
杨立新教授曾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可见，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分属不同的两个法律领域，侵犯不同的法益，社会危害的程度大有差异。合同诈骗既违反了《刑法》又违反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不单单是债权，还包括市场管理秩序中的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经济合同诈骗，仅是对经济合同中债权的侵犯，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显然，合同诈骗的社会危害性要比经济合同纠纷要大得多。
（二）动机目的区别
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只想单方面享受合同所规定的权利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所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钱物是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的目的，其欺骗行为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支配下的实施行为。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上赚取合法利润。
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认定方法
根据上述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笔者认为，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认定方法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目的说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3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由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多样化的矛盾问题增多，以往单纯依靠一个部门就能全面解决这些矛盾的观念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应从更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工作,创新调处化解矛盾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机制，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使执法办案的过程真正成为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以更好的法律监督成效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检察保障。
一、转变观念，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
1.要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矛盾的成因。利益关系矛盾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经济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不断觉醒并得到强化，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无形之中会形成利益差距，从而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大量增加并日趋复杂。法制不健全、法律观念淡薄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原因。当前我国法制还不十分完善，一些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决策不科学是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政策原因。
2.要摆正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定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的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作用。目前，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纠纷、和各种治安类案件多发，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进入检察工作环节，调处社会矛盾纠纷成为检察机关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任务。因此，检察机关要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其政治使命，以促进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为其出发点，以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其着眼点，增强化解社会矛盾历史责任感，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贯穿检察职能的各个环节。
3.要树立和强化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人的合法权益，在执法办案中以理解、尊重和帮助等人性关怀措施，促使矛盾纠纷的当事人理顺情绪，接受检察执法，解决矛盾纠纷。树立宽严相济的理念。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和创新办案方式，致力于缓和、化解社会矛盾，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理念。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彻到执法办案中，对民事申诉等案件，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加强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化解矛盾。
二、创新机制，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
1.强化整合的效果，建立化解矛盾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强化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领导首问首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积案、加强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使每一起案件都能首次办理成功。要建立良好的内部协调互动机制。整合控申、民行、侦查监督、公诉、反渎、反贪等业务部门的力量，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风险意识。加强各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业务部门与控申部门之间建立矛盾纠纷处理互动机制，及时沟通、配合协作，对同一矛盾纠纷明确各自职责。
2.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立社会矛盾纠纷防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目标是使司法的准确性和社会对抗的减少，既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又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来达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检察执法办案中切实适时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对那些初犯、偶犯、犯罪中止、首犯、自首立功、未成年犯罪等等依法适用从轻减轻的案件，当宽则宽，从宽从轻处理，对那些因邻居、亲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轻微刑事案件，适用缓刑的案件，则可以通过刑事和解，附条件不、不批捕等新举措，从宽处理。
3.关注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救助机制。加大对困难刑事被害人、困难涉检人救助的力度。制定出有相关财政局、民政局、司法局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困难刑事被害人，涉诉困难人救助机制。比如对家庭困难，特别是因为犯罪分子致害而陷入经济困境的，积极协调地方政府给受害人适当的经济救济，防止受害人因陷入经济困难而申诉、上访。充分化解潜在的矛盾，发挥好救济、救助机制的作用，体现检察机关察民情、解民忧、化民怨。
三、突出重点，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
1.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环节，化解社会矛盾。职务犯罪等腐败案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危害后果不一。检察机关要把关注的目标更多的投向那些涉及民生及群众利益，有可能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和的职务犯罪案件，如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的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案件，这些案件往往涉及许多群众的具体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危害面广、后果更为严重，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检察机关要投入更多、更大的精力去查办这些案件，要通过查办案件来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
2.在批准逮捕环节，有效化解矛盾。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逮捕，对轻微刑事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在逮捕必要性的把握中要充分考虑该案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否得到了化解，捕或者不捕还可能引发那些新的矛盾。对有明确受害人的案件，要尽可能地征求和听取受害人的意见。对那些对嫌疑人真诚悔罪、积极赔礼道歉或物质赔偿，取得受害人谅解，社会关系已得到修复的轻微刑事案件案件，不能一捕了之。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4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悖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 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时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 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 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 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 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第二百三十一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5
论文关键词方式转变服务保障思想认识检察
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在环境污染、科技发展方面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前，全球正面临后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如欧债危机持续蔓延，影响经济复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央为适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当从以下九个方面入手：
一、增强服务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服务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检察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检察工作主题的重要途径、是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基层检察院要认真学习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关知识，深刻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和重要性，认真贯彻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重大决策部署，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懂得发展方式转变的步骤，从实际出发，提高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切实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保护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清廉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公正公平的执法环境。
二、依法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立足办案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重点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食品安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领域的犯罪活动。依法坚决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电信诈骗等严重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治安满意度。着力打击制假售假、串通投标、非法经营、商业诈骗、偷税漏税、走私贩卖等破坏招商引资、危害生产经营、随还企业商业信誉、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等刑事犯罪；积极参与“三打两建”专项行动，全面遏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查处“保护伞”、斩断“利益链”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
三、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促进绿色增长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依法追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严重破坏森林、水源、土地、珍稀动植物、矿藏、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企业、人员的刑事责任。严厉打击涉及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背后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行为。积极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和个人的侵权责任。大力开展涉及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各类案件的法律监督，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四、坚决查办各种职务犯罪，建设清廉高效的政务环境
突出查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经济监管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在项目审批、土地征用、证照审验发放、税收征管等过程中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犯罪案件，惩治扭曲市场经济的权力寻租活动，促进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努力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资源配置问题。加大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企业转型升级和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实施的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以及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犯罪力度，促进企业改革发展。严厉打击在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安置补偿、工程质量监管、环评审查等“三旧”改造的重要环节，以虚构拆迁对象、扩大拆迁面积、改变拆迁类型等方式侵占改造资金，以各种名义挪用改造资金，以及收受贿赂帮助被拆迁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依法处理借“三旧”改造的名义，擅自扩大完善历史用地手续范围，将未使用和不进行改造等不属于“三旧”改造范围的用地按照“三旧”改造特殊政策办理用地手续的渎职犯罪。
五、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经常到政府职能部门和大型企业上廉政教育课，帮助有关部门和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深入开展国家工作人员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拓展廉洁文化阵地和载体，通过开设公众论坛，播放廉政公益广告，深化“清源工程”、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文化基地等方式，推动廉政文化内容、形式创新，扩大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覆盖面，让廉洁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追求。
要找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等工作过程中职务犯罪的易发多发环节，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监管部门等重点对象的监督，切实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针对“三旧”改造规划编制、历史用地手续完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征地补偿、资金使用等“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预防机制，积极提供预防咨询，开展有效的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要注重惩治和预防有机结合，从办案中分析确定预防的重点领域和行业，分析犯罪原因、产生犯罪的体制、机制漏洞，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充分发挥预防指引、检察建议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的作用，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积极发挥行贿档案查询系统的作用，健全查询机制，促进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
六、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制权威
要着力加强对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立案监督工作，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立案、滥用刑事追诉权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突出加强对社会广泛关注、容易引发矛盾的放纵犯罪、侵犯人权等问题的监督。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围绕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准确把握职能定位，积极探索运用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方式，着重强化对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发展平台和主导产业建设的民事行政案件，征地拆迁纠纷、商品房买卖纠纷、劳资纠纷等“涉众型”民事行政诉讼以及涉及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生态环境领域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推动形成各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七、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律服务的长效机制
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广泛开展“制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活动，经常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结合检察职能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培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推动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创新“阳光检务”形式，健全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进视频接访、联合接访、下访巡访等工作，进一步加强民生服务热线、检务大厅和“网上检察院”等平台建设，大力推行执法办案网上受理、网上查询、网上答复机制，为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的法律服务。
八、着力做好涉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涉检信访工作
深入开展涉检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完善和落实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以及大要案领导包案等制度，妥善处置发生在经济发展中的告急性、群体性信访案件。充分发挥民行检察和控告申诉检察职能，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对涉检信访问题进行调处，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对因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外迁、工厂倒闭引发欠薪逃匿、工人失业或劳资纠纷而到检察机关信访的，积极协调政府职能部门和有关企业，依法妥善处置，避免矛盾升级；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积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九、严格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区别对待罪与非罪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6
一、牢记“四必须”，竭诚服务发展大局。
__区区六次党代会提出“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__”的奋斗目标，这要求与时俱进地确定工作的重点、方向和目标。在思想意识层面，必须始终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全过程，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要求来进行；必须切实增强为建设__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就案说案”的局限性；必须坚持打击、监督、预防、保护并重的方针，把保护和服务经济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必须把提高执法水平作为切入点，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有机统一，使检察工作真正成为保护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铜墙铁壁”。
二、优化“四环境”，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对发展环境的要求越高。为促进__新区开发开放和实现__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当前必须在促进环境优化、拓宽法律监督范围、依法全面履行检察权上下功夫。
（一）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以净化治安环境。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从快批捕、那些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干扰破坏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犯罪案件以及制售伪劣商品、金融诈骗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确保__区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对阻碍新区发展和破坏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的犯罪分子，依法严惩不贷，用法律手段确保建设顺利进行。
（二）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以优化管理环境。深入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是服务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以服务大局为出发点，突出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索贿受贿、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和以及贪赃枉法、等严重损害投资环境的渎职犯罪案件。同时，严厉打击那些利用职务包庇、纵容和参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以及在企业改革、重组、出售资产过程中大肆侵吞、私分、挪用国有资产的案件。
（三）依法开展诉讼监督以强化法治环境。全面加强诉讼监督是维护司法公平与正义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切实发挥好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对侵犯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危害经济发展的犯罪案件，一定要坚决依法予以纠正。坚决杜绝违法插手经济纠纷。进一步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是当前和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特别要监督因行政干预、司法腐败、当事人恶意串通、编造假案致使严重侵害企业及投资者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案件，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依法化解矛盾纠纷以维护社会环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检察机关要始终树立维护民利、促进民和的思想，狠抓控告申诉检察和民事行政检察两个“窗口”的建设，认真执行首办责任制。对公民和单位来举报或申诉的，严格落实文明接待标准，受理后实行“三问清三告诉一跟踪”。继续搞好检察长接待，24小时开通举报电话；强化“一盘棋”观念，协助其他政法机关做好息诉罢访工作。
三、落实“三举措”，切实维护经济实体合法权益。
（一）要严格公正执法，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界限。要正确处理好执行法律与执行政策的关系，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失误与违法犯罪、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经济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与经济犯罪等的界限，真正做到惩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7
关键词：刑民交叉；经济犯罪案件；先刑后民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30-02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1.广义的刑民交叉案件。广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质”的交叉，如某一行为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罪，是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罪，是技术纠纷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规定表明，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而又无力赔偿时，数额多少将成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无力赔偿的“量”在30万元以下时，不构成刑事犯罪，仅作民事处理；在30万元以上时，则构成刑事犯罪，将定罪处罚，但在造成的损失“量”或行为人的赔偿能力尚未确定时，该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也是一种刑民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刑民关系还存在转化的可能，如过去将骗取贷款用于生产未归还而产生的争议界定为民事争议，但在《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骗用贷款罪”，则将该种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贷款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2]，即民事纠纷向刑事犯罪转化。又如经济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过去大多作为犯罪处理，现在基本上作为民事争议处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纠纷转化。此外，在刑法规定的追缴与退赔中，也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追缴与退赔都是通过刑事诉讼，对遭受财产损害的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恢复，是由司法机关主动采取的一种损害赔偿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3]。
2.狭义的刑民交叉案件。狭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体表现为同一主体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导致法律事实的牵连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1.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倡导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体现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为主导，民事案件服从于刑事案件，这种“重刑轻民”、“刑主民从”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机关常以刑事优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审理应服从于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而对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如银行审查不严导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领；停车场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车被盗窃；雇员为雇主服务期间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该种“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4]；同时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也阻碍或延后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审理，必然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使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使被害人滋生强烈的情绪，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转换。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优于民”、“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处理，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2.法律方面的障碍。为保证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即将“打击”放在第一位，“保护”放在第二位。因此，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应作出让步和牺牲，其无须在刑事诉讼中提出民事权利要求，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即是对其民事权益的最好保护。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是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对通过刑事诉讼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确认和肯定，但仅适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适用范围狭窄，远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体范围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均规定，为打击经济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民事案件应绝对服从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实体上要求“重刑轻民”，在程序上强调“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针对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时，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审理”的例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针对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即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对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民事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行政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行”。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1款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脱，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该款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自诉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后被告人脱逃的，才应当中止审理，而对是否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未予明确，但从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中可以得出，如该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应当视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产某一产品的商业秘密产生权属争议。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某甲、某乙正就该商业秘密的权属争议，在另一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由于权属的确认对某甲是否构成犯罪影响重大，此种情形下，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确权裁判后，公安机关再决定是否继续侦查，更为妥当。
综上，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现相互交叉情形时，在处理方式上，是“先刑后民（行）”，还是“先民（行）后刑”，抑或“刑民分离”、“刑民合一”，其判断的唯一标准只能看刑事诉讼案件（或民事诉讼案件）的顺利运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诉讼案件（或另一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如刑事须以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民后刑”；如民事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刑后民”；如刑事结果与民事结果互不为依据，则可“刑民分离”或“刑民合一”。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诉讼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模式，只有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诉讼案件才应中止审理[6]。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说犯罪行为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带来管辖与处理机制的不同，刑事公诉案件应由公权侦查机关先行侦查，刑事自诉案件应向刑事审判部门提起，民商事纠纷则应由民事审判部门受理，各部门发现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主动建议当事人变更救济渠道[1]。因此，简单以“先刑后民”方式处理，不仅在法理上讲不通，而且也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混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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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红.审理刑民混同案件的几点思考[J].四川审判，2008，(4):23.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8
关键词：合同诈骗；经济合同纠纷；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分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特征不同。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
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订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
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订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悖的方法与对方签订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
（二）性质不同。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1、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订合同的手段。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往往是签订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4、行为人欺骗的程度。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是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财物。
（三）其他不同。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项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是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从而推进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9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02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1、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庭审辩论终结前举出相应证据，逾期不能或没有举证的应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在什么时间内向法院提出证据，是设立举证时限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举证时限要根据当事人举证活动和法院审理活动的特点来加以规定。有的人认为，庭前就应当固定证据，庭审中仅对证据进行质证。这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相符合。根据法律规定，在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等都可以提出主张，出示证据。一般来说，当事人在陈述最后意见之前，都可举出证据，而在庭审结束之后，合议庭就要及时进行评议，做出裁决。此时，除非特殊情况，就不应允许当事人再提出新的证据，以防止案件无休止地拖下去。2、如果当事人出于恶意，对于一审中能够提供的证据不提供，到二审或再审程序中才提出，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有些同志认为，不管当事人出于什么动机，二审中出示的新证据人民法院都应充分考虑，因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二审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仅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审理，而仍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还有的同志认为，对于当事人一审故意不出示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给该当事人一些制裁。比如二审即使其胜诉了，也仍要负担一审的诉讼费用，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损失，而不应当对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置之不理。对涉及经济犯罪的民事案件，在程序上及实体上的处理存在困惑。一方面有些案件公安，检查机关往往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要求法院移送案件或终止审理，不正常介入民事纠纷，使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民事纠纷实质上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因为侦查机关及审判机关的推诿而得不到及时处理，放纵了犯罪嫌疑人，随着近年来民事纠纷及经济犯罪交叉案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在合同法规定了表现制度后，最高院的规定中一些内容和新规定存在明显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1程序上如何掌握驳回，全案移送侦查机关的条件,如何掌握继续审理，移送犯罪线索的条件，如何把握在继续审理的情况下终止审理，等待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的结果的条件；2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如何对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刑事侦查，特别是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情况下取得的口供及证言的证明力，在经济犯罪及民事纠纷交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的过错、如何确定责任承担。民商事纠纷的形成，既可能有当事人一方的原因，也可能有双方或多方的原因；既可能有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工作单位制度不严、监管不力、授权不明等方面的原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也并非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所致，既有故意的行为，也可能存在过失等等。而这种损失，既可能是一方的，也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责任的划分和案件的处理，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权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弊得失，合理分担损失，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类案件的处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审判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尚不明确的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如有些案件该移送的不移送，该中止的不中止，或移送不出去，中止事由消灭后又不及时恢复审理，使民商事纠纷案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一些案件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发生管辖争议，法院的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与其他机关的追赃行为发生冲突。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对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如何分担等等。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提供的调研题目，我们进行了逐项的调查研究与分析。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篇10
【关键词】刑事和解;特别程序;民间纠纷;检察职能作用;和解反悔;撤回起诉
一、民间纠纷的界定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刑事和解。这里的“民间纠纷”如何理解,其范围如何界定,是实践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1.“民间纠纷”与“民事纠纷”含义之界定。笔者认为“民间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两者虽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所谓的民事纠纷,是指因民事关系引起的纠纷,而民事关系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合同关系等),双方当事人在发生民事关系过程中引发的纠纷,就是民事纠纷,其特点是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且具有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的内容,一般应遵循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等交易原则。而所谓的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家庭关系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民间纠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用语,其不仅仅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引发的纠纷,还包含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如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夫妻之间、家长和子女之间、劳动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民间纠纷”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纠纷通常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非民事关系的交易过程中,如果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如国际经济贸易等民事关系)则不宜认定为民间纠纷。因此,民间纠纷与民事纠纷的外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范围,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关系。
2.对“民间纠纷”应当作相对广义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民间纠纷是指熟人之间的发生的纠纷,只有这种纠纷才能适用刑事和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民间纠纷的理解过于狭隘,不利于刑事和解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来看,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一程序,没有必要对其作过于苛刻的限制。
3.“民间纠纷”的发生领域。从司法实践看“民间纠纷”一般发生在恋爱、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等领域,引发犯罪的动机并不十分恶劣。在实践中,可从公民的主体身份、日常生活领域、人身或财产权益角度等,来判断认定是否属于民间纠纷。
二、检察机关介入刑事和解中的地位与作用
“和解”与“调解”,亦仅一字之差,但绝非是一回事。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调解是和解的一个步骤,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审查案件的司法机关,并非案件的当事人,为保证案件审查处理的公正性,应当超脱于案件本身,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案件,不宜过多地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新《刑诉法》颁布实施之前,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介入刑事和解的程度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作为法律依据,但该意见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告知刑事和解途径和提供法律咨询,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后,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检察办案人员不应直接对案件进行调解,而只能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委托与案件审查无关的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调解。但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双方当事人如果能够在案发后即心平气和地达成和解,那么,在公安侦查阶段即可和解而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说明民间纠纷本身相当激烈,当事人双方积怨较深,别说和解,即使是见面双方也往往会分外眼红。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完全超脱于案件之外,只是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是远远不够的。司法的中立性、超然性应当与司法的能动性相结合。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在化解双方当事人矛盾的前提下,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和解的平台(包括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持双方的和解,这也是目前实践操作中行之有效的方式。新《刑诉法》对此也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等。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检察机关首先需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了解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双方产生和解意愿和达成和解意向的过程,掌握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的和解过程以及内容的态度。根据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听取当事人意见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共同、当面进行,以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之后,检察机关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需载明各项和解的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弥补对被害人及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及负面影响、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等,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作为和解协议的主持者,检察机关承办人也可以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此外,检察机关在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之前,应当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包括:当事人双方是否自愿;加害方的经济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适应,是否酌情考虑其赔偿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并且积极履行和解协议或者是否为协议履行提供有效担保或者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符合社会公德等等。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反悔的处置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其中最让检察办案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后的反悔。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先向检察官承诺了一个能够和解的赔偿金额,检察官随后取得犯罪嫌疑人一方认可后,被害人又对赔偿金额反悔加码,如果检察官支持被害人加码的话,则有失检察官的中立和公信,被害人的反悔一下使得和解进程陷入尴尬。这种结果的发生当然与承办检察官过多地介入和解,变相调解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问题暂且不论。虽然该案件通过更换承办人,由另一名检察官进行新一轮的说服、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其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办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反悔是较为常见的情形。首先,从反悔的主体看,包括双方当事人,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一方或者双方均可能发生反悔。其次,从反悔出现的阶段看,下列几个阶段为和解反悔多发阶段:第一、听取意见阶段。该阶段检察办案人员主要是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促进双方当事人互动协商。该阶段是双方当事人就和解条件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的反悔司空见惯,但最终总能找到双方心理价位的一个平衡点。第二、达成和解制作和解协议阶段。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致,在制作和解协议,要求双方当事人签署该协议时,会有当事人出现反悔,事先的口头承诺,会因为其他因素(伤势的反复、法律咨询、家人反对、心理波动等等)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在该阶段出现反悔的概率根据当事人素质、诚信度的不同而不同。第三、在签署和解协议后,履行赔偿阶段。双方在检察官(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在犯罪嫌疑人一方执行赔偿过程中,因矛盾反复或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恶化等情况,出现反悔;或者被害人一方在收到赔偿款后又要求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等。再次,从反悔的原因看,主要有:赔偿金额谈不拢,情势变更(如本来认定为轻伤,后来经鉴定是重伤;被害人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罪行没有在和解时发现等),矛盾进一步激化,犯罪嫌疑人经济情况恶化,当事人缺乏诚信等等。
对于和解中反悔的处置,首先必须对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一界定。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
1.因犯罪嫌疑人原因导致的反悔。在协议的刑事责任约定部分,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其自愿认罪、道歉、赔偿或其他方式来履行其真诚悔悟的义务,作为“合同对价”被害人表示谅解、并放弃刑事责任追究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并非真心要赔偿被害人损失,而是为了骗取刑事上的从轻或免除处罚,在检察机关作出刑事处理决定后不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或者一反认罪、道歉的虚假态度,对被害人恶语相加,则实质上属于刑事和民事上的双重违约,民事赔偿上强制履行,刑事责任处理上,要分情况处理,此时应发挥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因经济原因一时拖欠赔偿的,因其主要是民事赔偿上的违约,强制履行后可以维持刑事部分的处理决定;而对于刑事处理前对被害人认罪、道歉,处理后态度转变,恶语相加的,则违背了刑事上真诚认罪悔罪寻求谅解的义务,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表现只是虚假履行,此时,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真诚悔悟行为不属于可强制履行的范畴,不能通过强制履行来救济,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只能返回普通程序重新认定。
2.因被害人原因导致的反悔。需要严格区分被害人违反道德的欺诈和违反民事法律的欺诈两种情形分别处理。对违反民事法律的欺诈按照违约的民事责任来处理,而违反道德的欺诈即被害人基于骗取赔偿的心理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协议,获得赔偿后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则属于被害人对原合同约定的违反,检察机关应发挥对被害人意思表示追认上的自由裁量权,援引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追究上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维持原决定。
3.因情事变更因素导致反悔。由于当事人和解之时是基于他们当时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但从被害人权利被侵害的实际状态来看,有时其身体受到的损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严重。这就意味着被害人一方的权利受侵害的后果在进一步扩大,超出了协议约定的原初状态。此时,情势已经发生变更,被害人如果合理地提出更改和解协议,增加赔偿数额等要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刑事责任追究部分,应当重新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在程序选择上可以重新和解,或者通过普通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