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未成年保护法篇1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不仅是亿万家庭最大的关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根本保障。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始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为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加强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促使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落到实处；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氛围；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解决未成年人生存和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经过努力，我国未成年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事业取得很大进步。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还不能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提供更充足的物质基础，一些地方、部门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重视不够，未成年人生存、保护和发展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城市流动儿童增多，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沉迷网络，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为适应新形势下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全面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强化了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的保护责任，着力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加强了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实施好这部法律，我们必须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履行职责，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带头学习、遵守、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担负起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领导和协调职责。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进一步健全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责任，加大经费投入。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保证法律的实施。要研究新形势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和方法，加强立法、司法、执法和监督的协调配合。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把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重要任务，采取多种形式，对未成年人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坚决扫除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着力优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各级妇联要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区密切配合，办好家长学校、家教指导中心，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经验，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提供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其他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都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密切配合，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要意义、法律的主要内容和违反法律应当承担的责任，确保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各级宣传部门要认真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讲活动，将其纳入普法规划，组织人力物力，加大宣传力度。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带头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断提高广大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各类大众传媒及各类互联网站等都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把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制作、刊登有关内容，努力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文化、宣传、出版单位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为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应有的贡献。总之，要通过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教育，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实施，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未成年人事业的良好风尚。
三、完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各项权益的落实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其他相关法律在内的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体系。十多年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相关的行政法规，各地区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今后，还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制定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和配套政策措施。在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时，要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使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都能得到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执法检查，特别要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等违反法律的行为，切实保障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四、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任务，综合治理，又要针对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当前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影响未成年人生存、保护和发展的难点问题和新情况、新问题。一要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认真落实“两免一补”等各项扶助政策措施，确保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要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二要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卫生保健方面的规定，全面落实婴幼儿免费接种免疫制度，加强对影响未成年人健康的各类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三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深受未成年人喜爱的文化艺术活动，全面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丰富未成年人精神生活。四要进一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深入开展互联网、网吧、出版物以及校园周边环境等各项专项整治工作。五要严厉打击雇佣童工、拐卖儿童、虐待儿童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社会丑恶现象。六要加大对农村未成年人工作的支持力度，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帮带、教育和监护以及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的关爱力度，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各项权益，使他们能够与城市孩子一样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健康成长。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2
(一)在立法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立法方面，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包含有对公民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我国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六条等，都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六十九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未成年人隐私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相关的立法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我国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相关法律规范在多种法律中均有涉及，在多部法律中分别有说明，这些分散的说明包含的内容虽然比较广泛，但内容有较多的重复，且内容简单空洞，因此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法律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规定的不详细。我国现行法律如《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及其保护的内容较为模糊不详，造成实际中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难度较大。第三，法律规定的侵权人的责任及惩处措施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不准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但对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受到的处罚等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或追究过轻，使得许多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二)在司法程序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程序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零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十三条等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均有明确规定。目前，虽有上述法律规范约束司法机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但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由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律师、证人、辩护人、旁听人等参与者的疏忽或故意，造成司法程序中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的现象较为普遍，使涉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被媒体、网络披露。
(三)在媒体监督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媒体监督方面，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在监督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实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在行使其监督职责时受我国各种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约束，同时也受《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随着信息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报纸特别是网络等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及其保护没有正确的认识，一味地强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少数媒体为片面追求新闻效应和自身最大化的利益，在报道过程中故意暴露当事人隐私，刻意描述、大肆渲染案事件的细节以吸引大众眼球。目前，媒体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2］。
二、国外未成年人隐私权在司法保护及媒体监督方面的状况
(一)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司法保护
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在相关立法中都给予了特别保护。如美国的《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和《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发达国家有的建立了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制度，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单独立法或在民法中加以保护，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私权责任，以救济受害人隐私权的损害，这种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最为有利。有的国家对隐私权采用间接保护的方法，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将侵害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诽谤等侵权行为的范畴进行法律保护，间接保护制度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对泄露他人隐私，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和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这些发达国家还重视发挥司法判例的作用，采用法律规定加判例的有效法律保护体系强化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3］。
(二)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媒体监督
国外的传媒业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有比较规范严格的行为规范，如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实施的新闻界行为准则等，规定如果媒体报道涉及或其他有关人员、机构违法披露、泄露儿童有关信息的，可构成藐视法庭罪［4］。如德国制定的广播电视与电信媒体中人格尊严保护与少年保护国家合同等。网络信息时代，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数据资料及网络隐私权保护并进行专门立法。1973年瑞典率先颁布《瑞典数据法》，此后英国出台《数据保护法》，联邦德国颁布《联邦资护法》，日本颁布《有关行政机关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儿童在线网络隐私保护法》，法国制定了《数据处理、档案与自由法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4年《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之跨国流动指南》，欧盟于1995年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及1997年制定《电信事业个人数据处理及隐私权保护》［5］。这些对网络媒体的法规内容详细，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国外新闻媒体行业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方面的完善法规，使得他们的媒体在监督过程中泄漏隐私权的现象较少。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加强司法保护
将未成年人隐私权列入宪法保护范围;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法，将未成年人按年龄划分为不同阶段［6］，规定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主要内容，明确侵犯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责任范围及法律惩处措施，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增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可操作性;通过判例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判例制度在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承认，但有类似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因此是可行的［7］。
(二)完善行业法规，加强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
加强新闻媒体采编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思想教育，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以法律精神、法治原则及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把握好事件披露的尺度，避免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制定细化、规范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行业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行为准则，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不论是受害者、证人还是被告，新闻报道不应披露其姓名身份，也不得发表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材料等。
(三)健全机制，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的监督
强化检察院的监督职能，监督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在侦查、、审理过程中适用程序是否合法、有无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等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侵权行为立案调查、实施法律或纪律追究。强化媒体的监督责任，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对出现泄漏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跟踪报道，督促责任追究;主流媒体应监督和制约其他媒体，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新闻，应积极发声引导，遏制事态扩展。建立新闻媒体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联动机制，司法机关和媒体主管部门应定期相互通报情况，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案事件，应立即启动责任倒查机制，相互监督，一查到底。
(四)强化法律责任，对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从严惩处
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行为入刑。许多国家将泄漏他人秘密的行为归入侵犯秘密罪［8］，我国刑法中也设置了“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泄漏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应当适用“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违法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办案机构、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也应承担刑法规定的惩罚性法律后果。
四、结论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3
一、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修改
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是规定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没有涉及。其时，法律对犯罪时未成年的刑事责任只规定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两种从宽功能。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保护”一章的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站在刑事责任的角度讲，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在原有的从轻、减轻处罚基础上，新增加了免除处罚的功能。尽管只有“免除”两字，却是重大的转变，它充分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里顺便提到，从上述修订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文字表述看，修订的内容显然不仅仅涉及刑法，还涉及到其他对违法行为有处罚规定的非刑事法律。这是因为犯罪必定违法，违法不一定必然构成犯罪。刑罚只施用于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由其他行政法律调整，这主要涉及两部法律的相关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上述两法均增加了免除处罚功能。这虽与刑事审判无关，但与行政审判可能有关，本文对此不作详述。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责任规定的属性及适用规则
未成年人保护法本身属于社会法范畴，而非刑事法律。但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可归入刑事法范畴，通常称为附属刑法。所谓附属刑法，是指非刑事法律中有关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的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与刑法第十七条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还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宜理解为新法与旧法的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新法，刑法是旧法。当同一机关就同一事项制定的新规定与旧规定不一致时，其适用规则是“新法优先”。自2007年6月1日起，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优先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与法条援引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应当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均加大了其合法权利的保护，包括正向保护与反向保护。所谓正向保护是指对正当权利的保护；反向保护则是指责任、制裁上的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绝大多数条文是正向保护，只有极少数是反向保护。关于正向保护，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将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九十八条“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还包括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修改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这里将“可以”通知修改为“应当”通知。这是从“任意性规定”向“强制性规定”的重大转变，从而从程序上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从2007年6月1日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或者询问未成年人必须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否则将构成程序违法。由此获取的证据可能不被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法院也要加强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谨慎采信证据。在反向保护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增加了免除处罚的功能。关于这一点，立法机关也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过程中，于2006年8月22日第一次提交给常委会会议讨论的“修订草案”中并未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到同年10月27日第二次向常委会会议提出的“修订草案”才写上修订的内容。刑事司法也要与时俱进，跟上形势的发展，全面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要特别注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反向保护，适当加大从宽的幅度，能够免予刑事处罚的就不要轻易动用刑罚。
新法具有溯及力。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原则。作为新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因为增加了免除处罚功能，相对于刑法第十七条而言，属于轻法。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该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具有溯及力。即：凡是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在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审判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溯及?苛Α?/p>
新法与旧法均有独立适用的效力。笔者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是对刑法第十七条的补充性修改，而非替代性修订。补充性修改与替代性修订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内容的增加，新旧两法仍然独立存在、有效，同是法律适用的依据；后者则是新法代替了旧法，旧法不再有适用效力。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并没有替代刑法第十七条，刑法第十七条也没有废止。刑法第十七条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仍然有效，当决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仍适用刑法第十七条，当决定免除处罚时则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
法律条文的援引。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应当遵循合法、简洁、明了、有效的原则，避免重复、繁琐、累赘。据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援引法条可考虑分别以下几个层次区别对待：决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援引刑法第十七条；决定免除处罚的，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犯数罪，决定对有的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罪免除处罚的，只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该法条已经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可不再援引刑法第十七条，避免法条援引的重复和累赘；共同犯罪有数名未成年被告人，决定对有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免除处罚，如果是逐人援引法条，则分别援引刑法第十七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如果是一并援引法条，则只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4
一、救助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1、查询流浪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遭遇多重困难。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流浪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有的因为父母离异，双方不肯抚养子女或遭继父母虐待；有的因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死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有的因为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外出打工等等。这些流浪成性少年从小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缺少关爱，性格悲观、冷漠、孤僻。在接受救助后，他们不愿重返家庭，往往编造虚假姓名或隐匿真实情况。在一些流浪未成年人身上还发现骗取救助、重复救助的现象。流浪未成年人中有一类特殊人员——痴、呆、傻未成年人，他们被遗弃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和主要街道。面对痴、呆、傻未成年人，工作人员无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很难查明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只能将其滞留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长期供养。因此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返乡工作很难迅速开展，不得不抽出相当的资金、设施和人员继续施以救助，给开展新的救助工作增加了包袱。
2、法律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监护责任界定不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或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事务，它是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保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未来。监护是基于亲权的补充而衍生出来的，监护并不强制要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当家庭对未成年人疏于监护时，国家将通过公权力介入其中，必要时亲自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但这种监护在性质上究竟是属于委托监护还是法定监护，现行法律没有界定。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流浪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具体内容。这在现实中不免引发一些争议。救助保护中心能否流浪未成年人从事一切民事活动？若当流浪未成年人在受助期间发生诉讼案件时，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否必须其参与诉讼？若败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否必须垫付赔偿金？法律的空白使救助保护中心在开展工作时顾虑重重。
3、简单化的救助方式难以满足流浪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不同需求。在实际工作中，多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要依照《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给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住所、食物、医疗，以生活救助、物质救助为主。救助保护中心对受助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的非正规教育内容也往往是一刀切，忽视了未成年人年龄的阶段性特征，极大地限制了救助工作的深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流浪未成年人通常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的少年未成年人，其中包括一些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认知结构、辨认能力和生活经历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体差异设置不同的课程，开展针对性教育。简单化的救助方式无法满足受助流浪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不同需求，无法引导流浪未成年人自身需求层次的发展与提升，不利于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找到彻底摆脱流浪乞讨的生活方式。
4、与岗位职责匹配的专业人才资源不足。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是新设立的机构，在全国的数量也只有130个左右，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工作理念与具体实践不同于收容遣送时期，但一些老员工思想停留于收容遣送时期，仍按原有工作方式行事，缺乏对救助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与深造，对流浪未成年人尤其是痴、呆、傻未成年人有厌恶、嫌弃情绪。在部分地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岗位职责匹配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学专业、法律专业、心理专业、网络信息专业等人才资源不足。救助保护中心的长效学习机制和科学的岗位考核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需要将满腔的热情、专业的知识和创新的态度相结合，逐步解决救助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救助服务的水平，实现流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家庭、回归学校、回归主流社会的终极目标。
二、改进救助手段、提升救助水平的对策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手段查询流浪未成年人信息。目前，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网络运行良好，各地救助保护中心要充分利用这个信息系统查询流浪未成年人信息资料，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协调安排各中心的护送工作，提高有效救助率，形成上下贯通、相互配合的工作平台。同时应尽快引进指纹识别系统，改变单纯依靠流浪未成年人提供信息的被动状态，扭转重复救助、骗取救助的现象。对于一些疑难情形，特别是痴、呆、傻人员，各地救助保护中心可以通过与电视台、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合作，开辟寻人启事专栏，扩充信息收集渠道，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尽快返乡。
2、完善有关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法律法规。尽管国家加大了有关未成年人工作的立法力度，但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原则、抽象之嫌，可操作性不强。应在立法上细化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方式，肯定救助保护中心对受助流浪未成年人享有一定的管制权，规范其临时监护权的行使方式，界定监护职责的范围，既合理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又免予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背负沉重的法律义务。各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要对当前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研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一些配套政策；同时牵头公安、卫生、财政、交通、司法、城管、教育、妇联等部门参与制定联合办法以明确各部门的权责，规范具体的合作程序和协作方式；并出台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救助工作的具体文件，引导社会慈善团体募集资金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形式多样的救助活动。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5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法律角度解释，就是指未满18周岁的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中国，这一群体有3．8亿。
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全世界都受到特别的重视。
一、对受害未成年人采访报道中的问题
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常常成为受欺负、受侵害的对象而新闻媒体又常常对他们“雪上加霜”。如今年初在京某电视台法制栏目曾报道了一名16岁少女遭强奸的事件，电视画面上竟然未对这位少女做任何的保护处理，既没有让她背对观众，也没有在她的正面形象上做“马赛克”遮挡，使这一位肉体上受欺凌的少女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精神伤害。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o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在新闻报道中，一些新闻单位时常忽略这一规定。有一雇主残酷虐待小保姆的案例，少数报刊为招揽读者，在报道中不厌其烦地披露雇主对小保姆耍流氓的犯罪细节，详尽报道小保姆受辱的经过，一家报纸甚至从公安机关找来该案的预审记录，在报纸上不加选择地登出来。再者，还有一些报刊在报道打击拐卖少女的新闻中，详细披露少女受辱的情况，尔后，又在报道中登出该少女的姓名或家庭所在地；还有的报刊刊登被拐卖少女与解救她们的公安人员依依惜别时的新闻照片，电视新闻报道中也时常播出类似的镜头。诸如此类的做法，在被拐卖少女的家乡所在地，也很容易引起当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间接地披露了少女被拐卖受辱的隐私，也是不妥当的。
二、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采访报道中的问题
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呈上升趋势，新闻报道自然对此颇为关注。但是在这些新闻报道中也有两个偏向：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过程表现过细，容易造成其他未成年人模仿，导致更多的未成年人犯罪。如去年12月浙江省永嘉县桥头中学学生邹昭静被同班两名同学绑架、勒索、杀害的事件，从这两名同学如何骗邹昭静出校，到如何勒索要钱、如何杀死他等等，新闻报道中表现的十分详细；二是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出生地、家庭、学校、老师、父母等交待的过分详细，甚至还进行了专门采访。
前不久，一家地方电视台在报道当地刚刚抓获的一少年犯罪团伙的新闻中，电视屏幕上—一出现这些未成年犯罪人的特写镜头。与此同时，播音员将每一名犯罪少年的姓名、年龄、就读学校和年级、父母亲职业等情况，—一向观众作出介绍。如此做法，更是严重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样，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获取新生重新走进学校、走向社会时几乎没有“栖身之地”。
三、其它方面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
在涉及未成年人采访报道的其它方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8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这一条款的规定，新闻单位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直接违反的。但有的新闻单位由于疏忽大意还是出了问题：一家报纸曾刊登过一条评选“十佳保姆”并予以表彰的新闻，遗憾的是，被表彰的“十佳保姆”中，最小的一名保姆竟然是个年龄只有15岁的小女孩。
另外，在现今某些报刊上，甚至在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一些青少年报刊上，为了招揽读者，也时常出现具体描绘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等方面内容的文章或作品。在某些地方电视台公开播放一些录像节目中，也不乏表现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等内容的画面。报刊、电视台的这些做法，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极为不利的，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不允许的。
在一些新闻单位中，时常出现一些侵犯未成年人著作权的情况，有的新闻单位刊登、播放和使用未成年人的作品，以著作权人尚未成年为由，不署上作者的姓名，不按规定支付作者应得的报酬。还有的不经未成年人的允许和同意，非法刊登、选编和使用未成年人的作品。这些行为，不仅直接违反我国的《著作权法》，同时，也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四、原因和对策
1、轻视未成年人现象
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头脑中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成年人才具有法律的责任和义务，才具有合法权益，而未成年人似乎就没有。所以在采访报道中，对成年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方面还比较注意保护，怕惹上官司。而对未成年人似乎就不屑一顾了，好像未成年人就是他们任意摆布的对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拍摄就怎么拍摄，想怎么“暴露”就怎么“暴露”。实际上，未成年人享有许多成年人所没有的特殊权利，未成年人应该受到特殊的保护。
2、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
造成未成年人在新闻报道中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平时或许只注重了业务知识的学习，而对于法律知识过问的甚少，甚至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在我们国家实行“以法治国”的今天，全社会日益走上法制化轨道的时候，这样的业务素质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其实，当你在采访报道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只要看一看相关的法律，就可心中有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共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6
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高考的考生们以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姿态，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战役”。2021年6月8日，包头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来到包头四中高考考点，对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进宣传与讲解，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新修订的未保法，并在炎热的夏天为等待考生的家长们送去水，提供休息场所。
知识是未成年人前进的力量，而法律则是他们前行路上坚强的护盾。除了知识的武装，更多的未成年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需要社会的保护，需要学校的保护及需要家庭的保护。
2020年10月17日，主席签署第57号主席令，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自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综合法律，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72条增加至132条，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此次修订案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层面详细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举措。增加、完善了多项规定，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侵害问题，包括监护不力、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让更多人们都受益匪浅，有效提高了大家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认识，强化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围。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成长;管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351.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1-4128(2010)08-0159-02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孩子,绕过前面的石子。”这是蹒跚学步时的父母的指点;“当心路上的汽车啊!”这是父母在上学时身后的叮咛。在人生的旅途上,平安走过一身!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期盼。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未成年人对安全意识非常淡薄,加强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和管理是一个迫在眉急的事。
1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
根据我国国情,独生子女增多,父母溺爱子女过度,造成许多未成年人思想偏激。有的家长“重才不重德”,很多人都忽略了对孩子精神世界的培养引导和锻炼,在生活中心理素质差,
自私心理成在于大部分未成年人心中,当遇到事情不能正确处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然而,恰恰未成年人思想的思想一旦不到位,很容易走向极端。譬如:模仿游戏上的打打杀杀,模仿网络上成年游戏。这些一旦腐蚀了他们的心灵,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因此,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具体从家长做起:首先家庭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即使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和谐,孩子一旦在身边也的停止争吵,少让孩子尽早“心理成熟”。其次,有交谈艺术以朋友的身份多陪孩子谈谈心,了解孩子内心世界。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尽早想出解决办法。最后,多陪孩子做一些健康上进的游戏和公益劳动,培养孩子健康上进的精神。
1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制度管理,落实责任到位
学校不仅是‘教书’的地方,更是‘育人’的场所。许多学校已经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安全制度,但是是否落到实出就是一个未知数!许多安全预安可能是型同虚设。(1)学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样得从心理健康抓起。首先,学校必须每学期请司法人员进行两次以上法制讲座,让学生对法律有所了解。其次,学校应该有专职心理辅导教师,和班主任及任科教师进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铺垫。最后,教师要做到育人在前,教书在后。做到教良心书,育健康人。(2)义务教育学校应该只配备一个分管教学领导,其他的都尽可能配备成安全领导和政教中层领导,学习的全提是先跟进思想,思想到位其他的自然到位。其次,让教师的‘一岗双责’发挥到极致,让学生在校期间时时事事有人看、有人管。(3)领导和班主任要有安全预见性,完善各项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加强日常安全检查,规范校内公共设施管理,严格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形成良好的校园秩序和安全保障。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校园文明和文化建设,优化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环境。
2加大校园硬件和资金投入,堵注外来流动安全隐患,确保未成年人在校安全
进几年不法份子把苗头对准学校里的未成年人。当然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譬如:围栏防盗报警系统、校园访客机等等,这些有强大的阻挡和威慑作用至少可以让失去人性的不法份子望而生畏。另外,精简中层领导,聘请保安人员,做到校门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关卡。进出校门做好登记手续,
3加大全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力度,落实到人头
3.1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父母和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就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面向未成年人,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未成年人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法制意识、权益观念和自护能力;面向与未成年人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动他们在各自工作中依法保护未成年人;面向城乡基层,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开展“未保法宣传律师社区行”等活动,加强社区等城乡基层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3.2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制度保障。围绕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相关政策,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当地实际,尽快修订地方性未成年人保护的法规和政策。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3.3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和执法工作。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在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把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落到实处。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创新工作方法,改进工作方式,积极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要求的工作模式。
3.4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监督。发挥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切实抓好执法检查和个案监督等法律监督工作。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自我监督,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对下级职能部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自纠自查。调动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积极性,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
3.5积极为未成年人服务。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动员全社会参与,有针对性地为未成年人提供公共服务和实际帮助。做好重点群体的救助保护工作,根据孤残、流浪、留守、贫困等未成年人群体的身心特点,强化服务手段,提高监护能力,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医疗和精神关爱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解决虐待、忽视以及网络成瘾、心理偏差、体质不良等突出问题,培养健康文明的家庭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大力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加强未成年人活动阵地的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的青少年传媒和文化产品,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社会力量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最主要的场所,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那些雇佣童工、赚黑心钱的网吧的加大处理力度。
总之,未成年人的保护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的责任,而是全社会都需要共同努力,加倍呵护才能完成的事,如果大家都用一点爱关心、爱护他们,我想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大。
参考文献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8
关键词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适用；法律冲突；操作性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规定的制度由于本身尚不够健全，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些冲突的存在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强烈的不和谐音符，解决这些冲突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未成年人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广义)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与《监狱法》中的个别条文、《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另外就是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的一些司法解释和规定。我国在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存在以下形式的冲突。
(一)不同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理念并不一致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立法宗旨在于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即其理念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合法权利，即其理念是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其次才是兼顾社会利益。本来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立法宗旨并不会导致冲突，但问题在于我国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诉法，未成年人适用成年人的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会自然地以这两个成人法律的理念为指导。而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真正的指导理念应当是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倡导的，应首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所以实际未成年人案件处理中会产生偏离其应然处理结果的情况。
(二)司法解释与法律的冲突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落后，规定不全面，需要有大量的司法解释作为补充，以维系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运行的需要。但是，立法的滞后、非系统化使得已有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难免出现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1)司法解释的效果被滞后的立法所冲抵。如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更好地在审判程序中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适用了特殊保护的诉讼程序之后，最终却只能根据成人的刑罚方式进行实体处理，实体与程序不配套的现状不仅大大抹杀了程序保护的作用，而且与司法谦抑性的精神也是相悖的；(2)司法解释超越法律，遭受质疑。我国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主要适用的法律是刑法和刑诉法，而我国刑法和刑诉法仅有极少的条文就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了规定。为了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往往是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来弥补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容易突破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也更是紧紧依照司法解释处理案件。实践中就如何适用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了不少争论。
二、未成年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冲突
未成年人法律适用最主要的就是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面临不少困难，实践与法律的冲突表现如下：
(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施
1、实践遭遇法律规定的操作性瓶颈制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未成年人保护多个方面作了规定，但是多属宣示性的规定，该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实体性权利存在程序保障不足，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规定也不明确，给实践带来了操作难题。比如在司法保护问题上，《未成年人保护法》无法成为法院审理涉少案件的实体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但是依据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很难理解用何种方式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怎样保护这一弱势群体在刑事诉讼这样特殊处境下的诉讼权益。所以在立法中回避的问题，在实践中是无法回避的。
2、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实行困难。以取保候审为例，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其的强制措施应当主要使用取保候审的方式。但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实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冲突：(1)司法人员对于取保候审的认识不足；(2)司法机关青睐于财产保证，限制了取保候审的适用；(3)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取保候审的适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4)公安机关对取保对象的监控不够有力，被取保人违反规定甚至脱逃的事件时有发生；(5)立法过于笼统，给取保候审的适用造成困难。除此之外，法律本身未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措施应优先适用取保候审，在法律之外又有司法机关不当的评价指标阻碍取保候审的适用，最终导致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困难。
(二)司法实践部门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制度创设与现有法律的冲突
我国法院、检察院等实务部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与实践经验，经过自己制度创新，已在实务中形成和正在探索形成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法律尚未规定的新制度，如：合适成年人参与、圆桌审判、监管令、暂缓判决、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探索、前科消灭等，下面取两个制度说明司法机关在制度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暂缓判决。暂缓判决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相符的，但与《刑事诉讼法》有关审限的规定相冲突，此外，实践中法院设置的暂缓判决的考察期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也困扰着审判人员。虽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暂缓判决制度给予了未成年被告人一个不被判处刑事处罚的机会，有利于增进未成年被告人的福利。实践部门也热心地在考虑该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考察工作的设计等，但若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该制度的合法性、稳定性始终会受到质疑；(2)前科消灭。前科消灭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人回归社会。我国法院法官也在积极探索前科消灭制度如何实行，但是，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有前科报告制度，实践操作中又遇社会观念的强烈冲突，所以施行困难、效果欠佳。有的法院为此探索施行“限制公开”制度，作为前科消灭制度的过渡性措施。可见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需要法律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特殊制度作出特别的规定。
(三)法律规定的形式程序与保护实质的冲突
对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实体保护与形式程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共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目的的实现。但是，程序表面上的合法、合理和正当不一定表明其在实质上就一定合法、合理和正当。以未成年人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为例，有人认为简易程序并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因
为简易程序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辩论权等一系列权利的行使，从而影响到其权利的实质程序保障。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笔者认为正当的程序设计和施用是有一个前提：即程序运行过程中，权利主体的权利不会被不适当地削减，权利人有完全的能力行使其权利。但是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其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尚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来行使其应有的权利。所以在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设计中本身就更应当对其进行特殊照顾，对其权利只能增加而不应克减，这样才能求得最终结果的公平与正义。在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这种拥有合法程序形式，但实质上偏离保护未成年人目的的隐性的冲突不容忽视。
三、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冲突解决之设想
从前文分析来看，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的大部分原因在于立法的不足。所以，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完善立法是解决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冲突的首要突破口。如何完善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构完整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二是解决具体未成年人立法中的问题。
(一)建构完整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笔者对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作如下设计：首先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的法律，并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立法应从未成年人主体角度出发。二是增加涉及面，对未成年人的民事、经济权利的保护也进行规定。接下来分成两大部分内容：其一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即未成年人刑法和刑诉法(或者是在现有的刑法和刑诉法中用独立的章节予以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法和执行法；其二是我们还要考虑使未成年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就必须通过立法来为未成年人创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方面的立法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限于义务教育)保护、未成年人救助和福利、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未成年人劳动就业保护等等方面的法律。
(二)解决具体未成年人立法中制度设计与操作性问题
在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未成年人法律的体系性问题的同时，在具体的法律内部，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立法的实用性问题：一是将先进的、适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在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并形成配套的制度体系。立法可以在国内条件尚能具备的情况下，吸纳一些国外少年立法中先进的、取得良好效果的制度，使立法具有适当的超前性。国内司法实践中创新的、已取得一定效果的制度在立法中应当明确予以规定，使这些制度具有法律的依据。二是对现有法律已有规定的制度与未成年人保护实质理念冲突的，应当进行重新设计或者废除。三是着重解决所立法律的操作性问题。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操作的问题，将所规定的制度细化，明确具体制度的实施主体、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分工合作与各自的职责范围，以及最后的责任追究方式。此外立法中操作性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吸纳实践中的已有成果。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9
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立法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是未成年人保护与少年司法的一项重要国际准则。联合国第96次全体会议于1985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第八条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未成年犯的资料。”尽管《北京规则》没有明确将传媒列为限制公开未成年犯资料的主体，但由于媒体是信息传播的最主要载体，这一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将媒体作为主要的规制对象。
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北京规则》关于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未成年犯资料的要求转化为了我国国内法的规定，并且明确将媒体作为主要的规制对象。该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其中引起争议最激烈的是对立法将禁止披露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的时间节点设置在“判决前”。这种披露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时间节点的设置违反了《北京规则》关于应在各个阶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隐私权的规定，也使得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大打折扣。因为即便在判决后才披露未成年人犯罪人的身份信息，仍然可能会给该未成年人贴上“犯罪人”的社会标签，仍会对其矫正和复归社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针对上述不足，许多省市地方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均放松或者取消了时间节点的限制。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吸收实践经验和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限制媒体披露未成年人罪案信息的规定。该法第45条第三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这一规定取消了披露时间节点的限制。
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相衔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在随后颁布的关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规定中，明确不得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例如，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颁布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也均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信息。由于公检法机关是媒体获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对于司法机关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要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限制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信息的制度作了进一步地完善。该法以一个独立法条（第58条）的形式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肯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取消仅在判决前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规定，并且将限制披露的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了网络这一新兴媒体。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制度的基本内涵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可以将我国现行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制度概括为如下基本内容：
对于未成年人触法案件的信息披露限制是指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但按照“举重以明轻”的规则，对于有违法及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也不应随意披露。
受约束的对象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增加了“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后，还使用了“等”的表达方式，即还可将其他未列举的媒体包括在内。如果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其他媒体形式，也要受到未成年人罪案信息披露限制制度的约束。由于司法机关也是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主要掌握者和媒体获取未成年犯罪人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司法机关也被禁止向外界，特别是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在自媒体时代，普通公民在具有公共传播功能的微博、博客等网络空间，也应受到不得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法律规定的约束。
禁止披露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犯罪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还包括其他任何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息披露限制制度仅仅是禁止披露未成年人罪案中犯罪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而不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本身。只要媒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予以了保密，对于罪案本身报道、评述、分析、研究均是允许的，也是合法的。
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没有时间节点的限制，即便涉罪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或者刑罚执行过程中、刑罚执行完毕后已经成年，也不应在“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中披露其身份信息。
对李某案的几点反思
近日，某歌唱家、少将之子李某在因寻衅滋事解除收容教养后不到半年又涉嫌案引起轩然大波，也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全国媒体在对此案的报道中几乎集体沦陷，一方面正义凛然的声讨、反思，另一方面又公然践踏《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身份信息的规定，弃新闻职业伦理于不顾，不但热衷于挖掘案细节，也将李某的照片、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等所有个人身份信息全部曝光。李某首先是“未成年人”应遵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然，只要不披露身份信息，对于罪案本身的报道、评述、研究是允许的。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属于严厉禁止披露的范畴，并且这样的禁止性法律规定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例如，1997年日本神户发生两名儿童被害并分尸的恶性案件，疑犯为一名仅有14岁的少年，此案震惊全国。由于日本法律禁止披露少年犯身份信息，疑犯真实姓名未被传媒公开，在法律文件上他被称作“少年a”。“少年a”经家庭法院裁定送入少年院，2004年出院并更换身份后在另一城市正常生活。迄今为止，其真实身份信息仍被保密。在对该案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严格的身份信息保密制度对于“少年a”可以改恶从善、正常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被违法披露外，本案还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李某是不良教育、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畸形产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尤其是收容教养制度的牺牲品。
少年司法制度奉行保护主义理念，但其基本立场是宽容而不纵容：一方面强调以教代罚，在惩罚与放任之间建立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另一方面则建立剔除机制，将极少数极度恶性的未成年犯罪人通过弃权等机制当做成年犯罪人来对待。我国少年司法改革，还任重道远。
新未成年保护法篇10
【关键词】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一、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保护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年满14周岁的公民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公民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犯罪未成年人指的是14周岁到18周岁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近9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犯罪总数超过9%，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其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来讲，认识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差；从犯罪行为上来讲，常常是由于一时冲动或者是被教唆、被鼓动。此外，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所以，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不宜将他们与成年罪犯同等处罚。
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以逐步建立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缺陷
完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必须先明确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
（一）立法规定不足
1、定罪标准与成年犯无区分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虽然最高院曾出台过数条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罪”等罪的定罪上做特殊处理，但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同样的定罪标准，而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一旦被定罪，即使是只有较轻的刑罚处罚，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人生抹上了污点，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以及继续接受教育，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是沉重的打击。
2、庭审程序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制度
虽然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程序有特别规定，但总体上并没有创设太多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立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容易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庭审中的制度创新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中的重中之重，如何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制度在庭审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可以通过试点加以尝试，最终以立法加以明确。
（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1、司法资源分配不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在少年法庭中进行，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并没有少年法庭，司法资源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投入不足，导致少年法庭这一司法制度无法完全得到贯彻落实。
2、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目前在司法人员培训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培训，所以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往往出现观念陈旧、重视不足，缺乏特殊处理的专业能力。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忽视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规定，在司法过程中缺乏特殊保护。此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高，对立法中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不足，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工作视为普通的管理工作，也是司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明确了我国目前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制度的不足后，笔者在此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54条提到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拯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提出几点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谨慎定罪和
对未成年人定罪时除了考虑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情节，要谨慎定罪。检察机关要运用好不权，对于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潜在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犯罪，要做到谨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对于不的标准有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从而使得不权得到合理、充分运用，落实《北京规则》所确立的“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以及社会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
（二）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
犯罪未成年人一般来自于问题家庭，大多数无力聘请专业委托辩护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辩护律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不熟悉而辩护不力的情况。所以，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在各地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部门，建立专业团体，为犯罪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在此笔者建议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加强与社会工作者的联系，以求不仅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更要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的权益和身心健康。
（三）创新庭审程序，实现“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原则
建立多元、创新的庭审程序，必须坚持“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的原则，既要保证犯罪未成年人在庭审中得到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在庭审中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在庭审过程坚持不公开审判、监护人在场，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做到同时要尽快结束诉讼程序，减轻司法程序可能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
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基层人民法院于2008年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即将原来“八字形”的审判格局变为半圆形，并设立了法定监护人席和帮教席，在审判过程中强调控、辩、审三方对失足少年的帮教，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感。这种“圆桌审判”的方式后来得到大力推广，并取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完善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成熟度。对于所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最应当关注的是再社会化的问题，社区矫正是在正常的社会中进行矫正，能够让他们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公益劳动与文体活动使得这部分特殊群体在周围环境的感化下自觉悔悟，避免和社会脱节。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矫正制度存在的缺少专业工作人员、活动开展较少、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完善社会矫正制度的同时应当与未成年人犯罪相结合，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提供专项资金服务于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并且加强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家庭、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的合作，以期达到最佳矫正效果。
（五）建立完整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具体的制度和细节上的完善都是服务于最终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建立。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目前的立法、司法体制出发，尽快建立最适合我国的完整的司法保护体系，以做到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规范、全面保护。
四、小结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场“持久战”，不论是作为公权力的立法、司法、执法、行政机关，还是社会各方，都应当对这个问题充分关注，汇聚力量，在加强司法保护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的保护和预防。司法保护只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最好，同时配合我国整体刑事政策，发挥司法保护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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