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1
一、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修改
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是规定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没有涉及。其时，法律对犯罪时未成年的刑事责任只规定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两种从宽功能。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保护”一章的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站在刑事责任的角度讲，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在原有的从轻、减轻处罚基础上，新增加了免除处罚的功能。尽管只有“免除”两字，却是重大的转变，它充分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里顺便提到，从上述修订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文字表述看，修订的内容显然不仅仅涉及刑法，还涉及到其他对违法行为有处罚规定的非刑事法律。这是因为犯罪必定违法，违法不一定必然构成犯罪。刑罚只施用于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由其他行政法律调整，这主要涉及两部法律的相关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上述两法均增加了免除处罚功能。这虽与刑事审判无关，但与行政审判可能有关，本文对此不作详述。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责任规定的属性及适用规则
未成年人保护法本身属于社会法范畴，而非刑事法律。但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可归入刑事法范畴，通常称为附属刑法。所谓附属刑法，是指非刑事法律中有关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的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与刑法第十七条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还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宜理解为新法与旧法的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新法，刑法是旧法。当同一机关就同一事项制定的新规定与旧规定不一致时，其适用规则是“新法优先”。自2007年6月1日起，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优先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与法条援引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应当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均加大了其合法权利的保护，包括正向保护与反向保护。所谓正向保护是指对正当权利的保护；反向保护则是指责任、制裁上的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绝大多数条文是正向保护，只有极少数是反向保护。关于正向保护，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将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九十八条“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还包括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修改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这里将“可以”通知修改为“应当”通知。这是从“任意性规定”向“强制性规定”的重大转变，从而从程序上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从2007年6月1日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或者询问未成年人必须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否则将构成程序违法。由此获取的证据可能不被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法院也要加强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谨慎采信证据。在反向保护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增加了免除处罚的功能。关于这一点，立法机关也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过程中，于2006年8月22日第一次提交给常委会会议讨论的“修订草案”中并未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到同年10月27日第二次向常委会会议提出的“修订草案”才写上修订的内容。刑事司法也要与时俱进，跟上形势的发展，全面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要特别注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反向保护，适当加大从宽的幅度，能够免予刑事处罚的就不要轻易动用刑罚。
新法具有溯及力。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原则。作为新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因为增加了免除处罚功能，相对于刑法第十七条而言，属于轻法。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该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具有溯及力。即：凡是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在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审判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溯及効力。
新法与旧法均有独立适用的效力。笔者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是对刑法第十七条的补充性修改，而非替代性修订。补充性修改与替代性修订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内容的增加，新旧两法仍然独立存在、有效，同是法律适用的依据；后者则是新法代替了旧法，旧法不再有适用效力。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并没有替代刑法第十七条，刑法第十七条也没有废止。刑法第十七条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仍然有效，当决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仍适用刑法第十七条，当决定免除处罚时则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
法律条文的援引。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条文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应当遵循合法、简洁、明了、有效的原则，避免重复、繁琐、累赘。据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援引法条可考虑分别以下几个层次区别对待：决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援引刑法第十七条；决定免除处罚的，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犯数罪，决定对有的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罪免除处罚的，只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该法条已经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可不再援引刑法第十七条，避免法条援引的重复和累赘；共同犯罪有数名未成年被告人，决定对有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免除处罚，如果是逐人援引法条，则分别援引刑法第十七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如果是一并援引法条，则只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2
关键字:民法草案婚姻法第二步人本主义亲权制度无效婚姻离婚救济
中国民法草案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但回归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决不应当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婚姻法、收养法罗列其中,而应乘此民法典编篡之东风,全面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规范,并将收养法逻辑性地收入婚姻家庭编。
众所周知,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21次会议颁布了《婚姻法》(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是根据我国立法部门关于对婚姻法的修改分两步走的精神所迈出的第一步,即对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率先回应,先行予以修改和补充,以及时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而将婚姻法体系化的全面完善留待第二步*11。不可否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为一种过渡性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是与修订婚姻法之初制定的全面修改婚姻法,完善有关制度,填补立法空白,实现婚姻法的体系化、完整化和科学化的指导思想仍有相当的距离。修订后的婚姻法仍留有许多重要的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甚至法律的名称与其调整对象仍然不一致,名不副实依然故我。因此,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的第二步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民法典的一编,既要与整个民法典的体例、体系具有有机的联系,又要凸显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特征,要把婚姻家庭编修订成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决不可以满足于婚姻法已经作出的修订,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措施。本文将在评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利弊得失之后,就婚姻家庭法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得与失既然要迈出修改婚姻法的第二步,对第一步走了多远、走的如何自然要有一番反思。《婚姻法》(修正案)修订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凸显了婚姻法的伦理性特征,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以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精神。婚姻家庭关系是一个以两性结合为前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实体,具有深刻的伦理性。在婚姻道德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载体之一,负有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使命。《婚姻法》(修正案)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一致性,增加了导向性、宣言性的规定,倡导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是进一步体现了婚姻家庭法的人本主义,张扬人文关怀的精神,强化对人特别是处于弱势之人的保护。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尽管这些规定并无特别的性别指向,但立法显然是针对我国大多数妇女以及儿童、老人在社会与家庭中仍处于弱势,易受损害的现实状况制定的,是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保护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妇女、儿童与老人为目的的。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责任,体现了婚姻法的时代性与适用性。在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增加与完善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制度及规定。如增加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作为保障各种结婚法定条件付诸实施的必要手段,完善了结婚制度。再如根据我国目前夫妻财产的状况,对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在对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还首次在婚姻法中确认夫妻个人财产,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内容及效力作出规定。又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种情形,便于法院操作适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加了法律责任一章,以强化婚姻法的强制性,保障婚姻法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尽管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作为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内容的失之过简,难于操作,使其仍然有很大的修改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体系性缺失,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缺失之一是作为调整婚姻家庭等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缺乏有关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而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客观需要。缺失之二是未设立亲权制度,使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缺失之三是未设立监护制度,使监护与亲权不分。由于历史的原因,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亲权)则由婚姻法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不仅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重复。
二是有些规定未能达到与时俱进,缺少新意。结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修法,对结婚条件未作任何修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生育观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变化,法律要有所应对,及时作出回应。如目前不婚同居者增加,事实婚姻也未因法律的不承认而有所减少,换言之,未经法律认可的婚姻家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类问题如何处理,修订后的婚姻法十分遗憾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婚姻本身是具有事实先行性的,无论法律承认与否,各种业已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及社会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婚姻法不能完全漠视婚姻实体的现实存在和其衍生的各种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已任。有鉴于此,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或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制定同居关系法以保护在这些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中的善意一方或弱势一方*21。对此,我们也应当改变观念,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
三是已有的制度中存在的内容失之过简、法条疏而不密、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操作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有13亿人口,三亿多家庭,而长期以来,调整如此庞大的人口与家庭的法律只有区区37条,2001年的修订,几经努力也仅仅增加了14条,达到51条,这不仅与其他国家动辄数百条的规范无法相比,与我国对财产法规范的数量也不成比例。显然,增加14个条款,不可能解决法条过于简略,无法操作,法官靠司法解释执法的尴尬局面。自198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就达六次之多,共计82条。2001年4月28日《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仅仅8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以为,上述问题以及在婚姻家庭立法中轻家庭、重婚姻的状况均是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易粗不易细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必须改变观念,立法为民,既便于遵循,又便于操作,将粗放型的立法逐渐向细密型的立法过渡。完善婚姻家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非该制度的纲要性规范。
对婚姻家庭编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完成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化,增设必要的制度
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范,是完善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条件。婚姻家庭领域中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同时,亲属关系在民法、继承法、刑法、诉讼法、国籍法等许多法律领域中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载入其他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应当由婚姻家庭法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因此,为了进一步从总体上规范亲属制度,尤其是使散见在各法律部门的亲属立法协调一致,有关亲属的范围、亲属的种类、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均应当在婚姻家庭法中作出明确的、统一的规定。
设立亲权制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现代意义上的亲权是父母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的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为防止亲权滥用,设立了对亲权的中止和剥夺制度作为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救济。我国婚姻法没有建立完整的亲权制度,也未使用亲权的概念,修订后的婚姻法仅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对父母不当行使权利或滥用权利的法律未规定任何救济方式,其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因此,设立我国的亲权制度要强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不仅包括现有的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权利义务,还应当包括对父母使用、收益、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限制,以及明确规定对不当行使亲权或滥用亲权者中止或剥夺其行使亲权,但不免除其给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设立亲权制度,可以使父母更明确自己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更好地履行职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监护制度应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自1984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实际上,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还是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都是以亲属监护为主,第三人监护只是亲属监护的补充和延伸。因此,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将监护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在立法体例上置于父母子女一章之后,作为对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设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成年人监护两部分。其结果,既可以与亲权制度相区别,又便于与亲权制度相衔接,两种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3
入世承诺
关于知识产权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承诺，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报告书中，共有14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与药品相关的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专利保护，另一个是对未披露的试验数据提供保护。在履行专利承诺中，中国对专利法进行了两次修订。第一次修订，把药品和药品生产方法纳入进专利法的保护范围。第二次修订就是对使用新化学成分的药品和农业化学用品未披露数据的保护。这一内容在加入议定书的第284段有明确规定，要求中国政府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未披露的试验数据提供保护义务，而且保护期限至少是6年。
立法与实践
中国在1992年之前，对于药品实行的是“新药行政保护制度”。“新药”的概念当时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指从未在中国生产过的药品。这是判定新药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在这种标准下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大量进口到中国的药品，其销售并不能得到保护。在当时的法律状态下，有大量仿制国外专利而生产的药品未被法律归置。1992年《专利法》的修订使专利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食品、饮料、调味品、药品和通过化学手段获得的物质，这使得中国关于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一次被纳入到专利保护范围之内。在中国2001年修改《药品管理法》时，删除了“新药”的概念，使中国对于药品的保护由两元制（新药的行政保护和专利保护）过渡到一元制，即专利保护。
关于药品的具体保护，我们在《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5条中，做出了明确规定。具体来说，这些规定是根据中国在trips协定中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来制订的。例如数据保护在《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里第35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国家对获得生产或者销售含有新型化学成份药品许可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任何人不得对该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第二款同时规定，“自药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获得生产、销售新型化学成份药品的许可证明文件之日起6年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已获得许可的申请人同意，使用前款数据申请生产、销售新型化学成份药品许可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予许可。”这进一步提高了关于数据保护的有效期限，同时也为我国药品管理部门制定了法定义务。
管理与实施
中国立法的时间和当前实施的状况，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处于初级起步的阶段。在实施方面，自法律生效以来，中国保护实施的状况非常之好。
药品管理法及其条例要求药品行政管理部门对药品试验数据及其他数据承担法定的保密义务，除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或是符合法定的其他情况例外。我们在议定书的附件中写明了向wto通报的情况。我们依据wto中义务，就未披露信息保护方面向wto进行了通报，也提供了中国立法情况的通报。
在去年对trips进行的第三次审议当中，我们再一次对于wto成员关于中国数据保护方面提出的有关审议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中国的药品管理部门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使用未披露数据药品注册申请的情况。至于具体保护措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里做过明确规定：《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申请人在提交药品注册申请时应当承诺所提交的数据均为自行取得；第21条规定，申请人在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如使用境外数据应出据合法的来源证明；第22条规定，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权要求申请人重新确认其数据是否自行取得；第52条规定，在新药审批期间，新药的技术要求由于相同品种在境外获准上市而发生变化的，维持原技术要求不变。（本文由本刊记者崔怡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4
一、我国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1.我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未成年的公民同样享有该权利。
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另外，公民还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自由等。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修订案）于2006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有以下的特点：
（1）突出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
修订案规定对未成年人实行全方位四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开宗明义未成年人享有四大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及参与权，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注、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目前，中国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涉及农民工子女数百万。解决外来工子女就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也已得到关注。修订案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样，另一特殊群体的孩子也没有被遗忘，修订案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也给予了充分保障：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2）强调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
针对目前中小学生日益加重的学习负担，修订案从细处着眼，处处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实行素质教育的呵护。修订案规定，无特殊情况，学校不得延长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必要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修订案规定：学校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行。
（3）建立校园安全网，制定突发事件预案
传染病、学生饮食安全、学生安危受到影响等校园安全事故一直是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关注的问题。此次经过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教育行政等部门和学校应当根据需要，制定应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练，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关法学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原则。
（4）立法戒除未成年人网瘾
我国有一些青少年网民存在网瘾问题，沉溺于网吧不能自拔，并由此引发诸多犯罪问题。
为从源头上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修订案提出对游戏软件的开发进行控制，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推广阻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新技术。一些中小学校门口开有网吧，吸引着孩子放学进去玩游戏，修订案对此予以禁止，并要求这些场所的经营者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修订案对大量伸向未成年人的、恐怖图书说“不”，规定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
修订案强调，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饮酒。
3.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下称《条例》，突出了家庭保护和人性化关怀，很多规定在国内属首创。
《条例》规定了社会各界在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责任。其明确将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发展放在与促进其德、智、体等方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这应该是国内首个把心理健康也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范围内考虑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广举例说，《条例》还要求“对有心理困扰或者心理障碍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给予心理咨询和辅导”等，都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规范要求。《条例》还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乘车安全，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机动车内，不安排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机动车副驾驶位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夜不归宿，不得让其脱离监护单独居住”，学校在公共卫生间等设施的建设、配置和使用上，应当照顾未成年女学生的生理特点，女卫生间人均实际使用厕位数量应当多于男卫生间厕位数量。“学校和教师应当允许未成年女学生在经期内不进行剧烈的体育活动”，《条例》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的关怀。
二、加强责任意识，做个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1.什么是责任意识
简单地讲，责任就是一个人应当做的事情，也可以说责任是不应该做某些事情。责任意识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英国王子查尔斯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就是责任。”
我们在一个家庭内有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在一个班集体内有作为班成员的责任，在一个学校有作为一个校成员的责任，作为公民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家里，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负担一定的家务，学会一些简单的照顾妈妈的技巧，每天回家给爸爸妈妈讲讲在学校发生的趣事。在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给我们过生日，但是有几个同学能够记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生日？又有几个同学给长辈过生日的呢？家庭成员间关心是互相的，照顾也是互相的，作为晚辈对于长辈的关心和爱护要懂得感恩。在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多加练习，为班级增光，当我们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并赢得荣誉的时候，作为校成员给学校带来了荣耀，这都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一种很重要的习惯。我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龙永图在《实话实说》栏目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他到瑞士访问的时候，在一个洗手间里，他听到隔壁小间里一直有一种奇特的响动。由于这响动时间过长，而且也过于奇特，因此不觉吸引了他的好奇。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通过小门的缝隙向里探望。这一看使他惊叹不已。原来，小间里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修理马桶的冲刷机构。一问才知道，是这个小男孩上完厕所以后，因为冲刷设备出了问题，他没有把脏东西冲下去，因此他就一个人蹲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想修复那个冲刷设备。而他的父母、老师当时并不在他的身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竟然有如此强烈的负责精神，这也是以后成为一个优秀人才所需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质之一。
一位大公司的老板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个人来他公司招聘，经过交谈，他觉得那个人其实并不适合他们公司的工作。因此，他很客气地和那个人道别。那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手指不小心被椅子上跳出来的钉子划了一下。那人顺手拿起老板桌子上的镇纸，把跳出来的钉子砸了进去，然后和老板说再见。就在这一刻，老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留下了来应聘的人。事后，这位老板说：“我知道在业务上他也许未必适合本公司，但他的责任心的确令我欣赏。我相信把公司交给这样的人我会很放心。有责任意识是我们做好其他事情的基础，相信一个有责任意识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机遇。
2.我们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也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有同学讨论青少年应有的公民意识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权利我喜欢，义务我讨厌。”他的观点对吗？该同学只想享受权利不想履行义务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具有一致性，这要求公民要依法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上海某大超市的保安人员怀疑某女大学生将商品藏入内衣，遂将该大学生扭住，并叫两名女工作人员将其带入更衣室内脱衣搜身，但未发现所谓被窃物品。该大学生回去后遭到很多人的误解，其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向法院提讼，经过二审法院判决，该超市向女学生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超市本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却侵犯了顾客的权利，结果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不得超越合法权利的范围，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3.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
《刑法》第17条把责任年龄分为3个阶段：第一，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规定。第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第三，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5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死亡给付限额
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的利益结构极为特殊，其结果使被保险人的生命利益通过死亡保险合同转化为受益人的经济利益期。如法律不严厉规制死亡保险的订立和给付条件，在经济利益之诱使下，易导致投保人与受益人做出严重威胁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行为。尤其在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中，因被保险人之行为能力欠缺，其道德风险更为突出。基于此，两岸保险法均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特设严厉条款予以规制。
一、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修订历程
台湾“保险法”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的规定体现于第107条。该条款历经多次修订，也体现了台湾地区对于该问题的思索与考量。
1974年，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增订了第107条，规定：“以十四岁以下之未成年人，或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之死亡保险契约无效。”该条规定的增订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未成年人及身心障碍者。
1997年，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以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死亡保险合同而引发道德风险的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多见为由在当年台湾“保险法”修正案中删除了第107条的规定。但在台湾保险实务中金融论文，主管机关仍然通过最高保险金额的方式来限制保险公司承保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死亡保险金额。
2001年，台湾“保险法”增订再次第107条，规定：“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未满十四岁之未成年人，或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主管机关所规定之金额。”与之前条款相比，考虑到了被保险人死亡后的丧葬费用。这既控制了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又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基本保障。
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于2001年增订通过后，台湾地区财政部依照同条第二项的授权将丧葬费用金额提高为200万元新台币。然而，在实务运作中，保险公司均将死亡保险支付的丧葬费用按照定额给付操作，而非损失补偿，即不论实际支出为何，只要在200万元新台币以内，保险公司均依照合同订立的保险金额全额给付。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台湾地区儿童死亡的平均丧葬费用不超过20万元新台币。因此，政府制定的高额丧葬费用限额和保险公司利用丧葬费用补偿原则变相支付死亡保险给付的做法严重威胁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
2010年2月1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对台湾“保险法”第107条进行了修订：“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它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金融论文，于其它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二、台湾“保险法”第107条修订前后内容比较
较之原条款，此次修订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将儿童保单死亡给付生效年龄由满十四岁提高至满十五岁。对于儿童保单死亡保险给付生效年龄的规定，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立法。台湾地区此次立法将死亡保单未成年人最低年龄提至15岁，可能与台湾地区的劳动保障投保年龄和义务教育截止年龄均为15岁有关。
第二，取消了儿童死亡丧葬费用的给付，改为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回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的账户价值。高额丧葬费用的取消，使道德风险大大降低，未成年人权益得以保护。
第三，规定为精神障碍或其它心智缺陷不能辨识其行为者投保人寿保险，丧葬费用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的一半。2010年台湾地区财政部核定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为110万元新台币。因此，目前丧葬费用限额为55.5万元新台币。
此外，台湾“保险法”第135条规定于伤害保险准用第107条规定。因此，目前仅有责任保险和健康保险不涉及此方面对被保险人的限制。
三、两岸保险法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制条件的比较
大陆对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的限制规定体现于《保险法》第33条：“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与台湾“保险法”相比，大陆《保险法》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制条件具有明显差异。
（一）投保人限制条件
大陆《保险法》规定只有未成年人父母可以为其投保死亡保险。台湾“保险法”并未对未满十五岁的死亡保险投保人做具体规定。因此，按照台湾“保险法”规定，只要具有人身保险利益，均可以为其投保。
未成年人人身保险与普通人身保险有一定差别，应该在考虑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基础上对其人人身保险投保人做出限制规定，防范道德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大陆《保险法》对未成年人保护更为周全。但是，大陆《保险法》仅规定父母能为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险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陆《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继父母三种，并立法上将三种父母在与子女关系上做平等之规定。如实际生活中，未成年人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金融论文，就受到了该款的限制。因此该款在投保主体上应予扩大。因此，建议大陆《保险法》第33条第2款修改为：“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有抚养关系的合法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总额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限额。”
（二）死亡给付限额
大陆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做出了明确的统一规定。保监会《关于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保监发[1999]43号）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死亡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人民币5万元。”2002年，保监会又在《关于在北京等试点城市放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通知》（保监发[2002]34号）中规定：“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投保的未成年人人身保险的死亡给付保险金额的上限由5万元提高到10万元。”
台湾地区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并未规定限额，而是规定若被保险人死亡时未满十五岁，其死亡保险合同不具法律效力，保险人“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
目前，大陆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已经多年未作变动。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未成年人死亡尊严的维护和丧葬费用的补偿需求的考虑，该限额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陆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市场需求。因此，建议大陆提高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并借鉴台湾地区更为灵活的返还规定。
综上所述，大陆《保险法》应当放宽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合同投保人的限制，并对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限额适当提高，在防范道德风险、维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基础上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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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人性关爱；职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227-2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关心教育历来都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等职业学校作为青少年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不断探索对未成年学生教育管理、促进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主要以省农垦海口中专学校在学习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过程中，所作的有益探索与实践活动为主线，谈谈中职学校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关爱，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对未成年学生管理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1思想重视强化意识，制度健全齐抓共管
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特别是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合法权益是中职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2007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实施，海南省农垦海口中专学校以此为契机，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高潮。学校教学楼橱窗里的《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意见》等一幅幅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喷绘宣传画成了校园里的亮点。
理性反思专题讨论，统一思想开拓思路。学校专门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为明确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今后在未成年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意义，王健强校长在召开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专题辅导和解读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条款，引导教职工开展专题讨论，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改正意见，明确对未成年学生教育思路。在教职员工的学习讨论中，班主任老师们就目前对学生教育管理、班级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班主任老师陈罗莎在学习后袒露心声地说：“班主任和老师的工作，要避免对未成年学生管理的随意性，要注意以身作则，要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文明执教、依法治教，规范教学用语，对学生要耐心教育疏导，做学生的贴心人”。
为了能在校园中营造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校园氛围，学校充分发挥课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由政治教研室老师组成小组集体备课，深入课堂开展学习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另外，政治教研室还编写了《未成年人教育案例》等专题教育辅助读物，渗透教育、细心疏导，使未成年学生的内心深受教育与启发。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负众望，做到自尊自律自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后，学校为了更好地规范未成年学生的日常行为，先后修订了学生常规管理制度，为构建未成年学生管理的长效机制打下良好的基础。如修订或制定了《学生考勤管理规定》《关于校园安全管理的规定》和《学生违纪处分的规定》等多项规章制度。同时各班级针对本班的实际和未成年学生的行为特点，制订了班级管理制度。
2温馨关爱润心田，催人奋进话真情
“快乐、温馨、和谐，努力创建学习型学校”是省农垦海口中专办学的理念和永恒的追求。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开展了思想品德教育系列活动，为未成年学生奠定成人成材的人格基础。
对未成年人开展具有针对性强的教育活动，是中职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教育管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省农垦海口中专充分利用国旗下的演讲、班会、黑板报、墙报、报告会、校园广播、演讲比赛、校内征文、学生干部培训教育、组织学生干部参观学习；组织学生观看《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宣言》电视专题片和学习《中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开展学唱革命歌曲，举行以“庆祝五一、纪念五四”为主题的班级歌咏比赛晚会，邀请关工委的老同志作专题教育报告，请医学专家做《关于吸烟的危害与病理知识》专题讲座等。在开展学习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活动中，学校学生科、团委、保卫科、关工委、总务科等部门以学生为主体，在工作中逐步转变对学生管理的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及时为学生办好事，多次召开学生座谈会，公布办公电话、科室领导手机号码及电子信箱，征求收集未成年学生对学校管理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争当学生的贴心人。2005级橡胶栽培与植保二班的林某同学，年幼时母亲因病已不在人世，本学期父亲因病也离开了人世，在该同学父亲离开人世的第三天，保卫科的同志主动到屯昌某农场上门做好安慰工作，使该同学安心回到学校读书，该同学的爷爷、奶奶握着保卫科负责人的手热泪盈眶，鞠躬道谢，场面无不感动人。
每个月都有鲜明的管理主题，是省农垦海口中专对未成年学生教育管理的特色。如开展“请讲文明用语，养成文明习惯，树立自我形象”活动、开展“摒弃丑陋习俗，争做文明学生”活动、开展“班级文体竞赛，丰富校园文体生活”活动、开展“人人讲卫生，净化我校园”活动、开展“学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强服务意识，认真为学生办实事”活动等等。学校以业余党校、团校为教育基地，对未成年学生组织了我与成年人心贴心的交流讨论会、现身说教、入团宣誓等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思想教育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好学乐学、奋发向上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全校有100多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些未成年的“问题学生”也主动向班主任老师、学生科书写了思想认识汇报或决心书。2005级计算机及应用一班的班级纪律一度较为松散，学习气氛不浓。在开展学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题教育活动后，该班的班干部主动与学校领导、学生科及班主任老师谈心座谈，纷纷表示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改变班级不争上进的落后面貌。该班班干部主动向学校提出利用下午第三节课进行补修计算机技能操作课。学校专门为该班学生安排计算机组装、计算机故障维修、计算机软件应用等课程，有学生65人次参加了下午的补课学习，受到学生的欢迎。
3关爱与呵护融合，胜似春催桃李花
省农垦海口中专学校在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坚持以“育人与育苗同步”的管理理念，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为重点，积极探索以人为本、循章守纪、注重关爱的管理新途径。
倾注职教真情，献出一片爱心，是省农垦海口中专教职工对未成年学生关爱的共同意识。2005级计算机及应用二班的林明蕊同学因病危急需1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班主任劳敏老师一边向学校反映情况，一边做深入耐心细致的安慰工作。学校王健强校长亲自带队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看望了林明蕊同学，召开了专门的办公会，发动师生为林明蕊同学捐款，全校师生共二次为林明蕊同学捐款二万余元。此外，校领导亲自联系了《南国都市报》记者对林明蕊同学不幸患病情况进行连续报道，引起社会的强烈凡响，社会各界也为林明蕊同学进行了捐助。2006级畜牧兽医班的林艳同学，因急性阑尾炎病突发，学校派车及时送到省人民医院诊治，在林艳同学住院治病的几天里，除了有本班同学在医院轮流看守以外，班主任陈韦艳老师几乎每天都陪她在医院，林艳同学的家长非常感动。
对“问题学生”的健康成长始终采取落实责任，分段跟踪，促进转化是省农垦海口中专对未成年学生细化教育的特色方式。如在每周学生考勤统计结果公布后，学生科都要针对有旷课违纪现象的“问题学生”，认真做好这些未成年学生的相关信息收集与思想教育工作，采取集中谈话教育、个别谈话教育、与学生家长或书信联系或邀请学生家长来校面对面对子女教育等方式，促使未成年的“问题学生”在行为上有所转变。2006级畜牧兽医专业班17岁的王某同学，在去年下半年经常在上课时间外出泡网吧、睡懒觉，旷课现象较为严重，是一名学校准备建议留级的学生。今年学校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活动后，经过学生管理部门、班主任老师的谈话教育，他对自己的错误以及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从此改变了原来的不良习惯，进步较为明显。家长非常满意地说：“多亏学校的及时关心与教育。”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7
[关键词]日本《少年法》修订；保护措施和现状；内容和新课题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5月25日上午，日本正式通过了日本《少年法》的第18次修订(1948年7月15日日本《少年法》制定，1949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的《少年法》和其他相关的3部法律，于2007年11月1日开始同时正式实施(法务省政令第306号)。
这次日本《少年法》的修订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授予警察官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案件的调查权限。第二，修改了日本《少年法》中的送往一部分少年院的少年年龄，从原来“14岁以上”的少年修改到“大约12岁以上(包括11岁)”的少年。第三，强调对在社会上执行保护观察少年的实际效果，必要时可以送往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或少年院实行福利保护和教育保护。第四，为了更好地保障少年们的基本权利，日本家庭裁判所对审判重大案件的加害少年和“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时，实行国费律师(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以上4个方面的重要修订，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是第二个方面：约12岁(包括11岁)的少年可以送进少年院。
本文以日本《少年法》为什么要修改送往部分少年院的少年年龄问题为焦点，从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正的社会背景和目的：第一，日本《少年法》的3项特别保护措施和现状。第二，引起第18次《少年法》修订的两件儿童惨杀案。第三，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订的内容和新课题。
一、日本《少年法》的三项特别的保护措施和现状
(一)日本《少年法》的目的
194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日本《少年法》的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明确宣布：“本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期望少年健全地发育成长，对有非行行为的少年，实施以矫正其性格和调整环境的保护处分，同时对侵害少年福利利益的少年、成人的刑事案件采用特别的措施”。日本《少年法》的第一章(总则)的第2条第1项规定：“本法所称少年是指未满20岁的国民”。日本《少年法》的第二章(少年的保护事件)的第3条第1项指定，家庭裁判所少年部审判的是以下少年：(1)罪犯少年(14岁以上，20岁未满的未成年人)；(2)14岁以下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触法少年)；(3)根据少年的目前表现(并非属犯罪、非行行为)，但是根据其性格和生活的环境，将来有可能犯罪的少年(虞犯少年)(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的犯罪可能性高的未成年人)。
由于日本社会、家庭中的各种问题而影响了部分少年们的健全地成长，针对少年们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非行和犯罪行为，日本制定了以《少年法》为核心的多种配套法律，并与社会团体，日本国民共同承担了保护、改善、引导少年们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日本《少年法》根本的目的是对有各种非行、犯罪的少年，坚持优先实施保护处分。
(二)日本《少年法》的三项特别的保护措施和现状
日本《少年法》为了更完整地体现对各年龄层次的非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制定了以下三方面的特别保护措施。
1、“福利保护”――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或儿童养护设施。日本的福利保护是指对孤儿、被虐待的儿童、身体残废和离家出走或有不良行为的儿童们，采用以生活保护为目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将来能自立于社会生活的福利设施，每年还要接纳少数由家庭裁判所审理后，作为保护处分决定的14岁以下的有非行、犯罪行为的儿童。日本福利保护的实施单位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中国的卫生劳动部)管理下的各级福利机构。现在，日本各地有儿童自立支援设施58所。2003年在籍儿童1714名。儿童养护设施558所。2007年3月31日统计，558所儿童养护设施共收养了3岁-18岁的儿童约34000名。
2、“教育保护”(少年院)。日本的保护处分主要是指经过家庭裁判所的审判决定，为了促进非行、犯罪少年迅速改善现状，根据该少年和家庭的具体情况，选择采取一种最有利于少年健全地成长的保护处分。日本《少年法》的第24条第1项规定，保护处分有3种形式：第一，保护观察――回归社会(回家)观察表现。第二，移送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儿童养护设施。第三，送往少年院。以少年的“年龄、性别、案件的性质、本人的心身状况”等情况为基准，严格区别，分送到各种类型的少年院。
福利保护和教育保护具有共同点，也具有区别。日本的福利保护是指各地区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实行以“生活保护”为中心的保护处分。日本的少年院的教育保护是以“强制教育”为中心的保护处分。在相同点方面：第一，保护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迅速改善少年的现状。第二，保护的性质一样。均属少年法的保护处分。在不同点方面：第一，遵守的法律不同。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主要遵守《儿童福利法》。少年院主要遵守《少年院法》和《少年院待遇规则》。第二，管理的部门不同。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属日本厚生劳动省管理。少年院属日本法务大臣管理(《少年院法》第3条)。第三，设施的性质不同。日本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基本上由日本地方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管理，重点是以采取“家庭形式的集体生活”来调整、改善少年们的心身状况。全部属“开放性”的设施。
3、“少年的刑事保护”――少年刑务所。日本家庭裁判所的裁判官基本上是裁判官一人单独审理，如果受理了社会上有影响的难案、大案时，必须实行3名裁判官共同审理的“合议制”(第17次《少年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2001年4月1日正式实施)。裁判官根据调查官的调查报告，结合少年鉴别所对该少年进行全面的科学鉴定后的鉴定报告书，并详细分析少年的犯罪性质和本人的反省程度及家庭环境等等情况综合判断后，遵守《少年法》的第20条的1项和2项的法律规定，决定把案件移交检察官，原则上按照成人刑事案件的程序提起公诉。但是，遇到有的少年事案，地方裁判所对送来的事案通过资料审理，认为对该少年实行保护处分会更有利于少年早日弃邪归正，地方裁判所可以再把少年的案件移交家庭裁判所审理。据法务省统计，2005年(1月-12月)，日本各地的家庭裁判所(50所)受理非行、犯罪少年共233.356名。在50所家庭裁判所处理的少年是234.759名。
日本的少年刑事裁判，严格遵守日本《少年法》第4章(少年的刑事事件)的第40条一60条，第5章的第62条、67条和68条的法律规定。被判刑的16岁以上的男性少年犯，必须先送往分布
在日本全国8大管区的8所少年刑务所(即少年监狱，日本的8所少年刑务所只收容男少年犯)，或者移送到各地的成人监狱内专门设立的与成年人分开的特别区域服刑。16岁以上的女少年犯一律送往成人女性刑务所内的分离区域服役(日本没有专门收容女少年犯的女少年刑务所)。
综上所述，日本的家庭裁判所少年部的司法实务家，坚持遵守非行、犯罪少年们的年龄和发生问题的动机及原因，严格执行日本《少年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分别对少年们实行了“生活保护”、“教育保护”和“刑事保护”的3项特别措施，基本上保护了非行、犯罪少年们的正当权益。
二、引起第18次《少年法》修订的两件儿童惨杀案
案例1：长崎市幼儿诱拐一惨杀事件。2003年7月1日晚上7点10分左右，日本长崎市幼儿园的4岁幼儿种元骏和父母一起去电气商场买物品，种元骏幼儿对父母说“去玩一下电视游戏机”，父母认为在商场内无问题就同意儿子去了。10分钟后，父母去电视机的地方找儿子，怎么也找不到，父母和商场负责人立即报告警察所，警察所马上派出了20名警察，在商场内外附近搜查到深夜2点还不见任何影迹。第2天上午9点45分，离电气商场约4公里远的一栋7层楼的立体停车场里，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位脸朝地，头部流的血一直浸透到脚下的的儿童尸体。经过医学解剖检查证明是幼儿种元骏。他在1日晚上被人诱拐，数小时后，他被剥光衣服，性器被人用剪刀割坏，并从大楼的屋顶上(约20多米高)被人推下摔死。幼儿种元骏的惨不能睹的案件，引起日本国民的极度愤怒，社会的各种报道、舆论都认为采用这样残酷手法的一定是个“杀人狂”。7月9日，日本全国的所有媒体机关的头条新闻正式报道：“惨杀4岁幼儿的是12岁的中学1年级新生!”。
原来，警察是通过商店街的电视监视摄象机，发现了7月1日晚上8时，幼儿种元骏和一位穿着中学生服装的男性在街上同行。再经过几天慎重的调查，查明男性是一位才12岁刚进中学1年级的非常普通的“a”少年，连与“a”少年接触过的律师也实在不可理解，面前这位还留着稚气的“a”少年竟是杀害幼儿种元骏的凶手。“a”少年的中学校长反映“a”少年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优秀，他的数学成绩是同年级的第一名。学校举行5科目的综合考试(满分是500分)，“a”少年获得465分。同时，班主任发觉“a”少年的性格平时很内向，喜欢看书，特别爱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可是，“a”少年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火骂人，有时在上课时会突然在教室里走进走出等不可理解的举动。“a”少年是独生子，父母都有工作，邻居们经常见到“a”少年很寂寞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母亲下班回家。
经过家庭裁判所的详细调查、鉴定，查明“a”少年从小在幼儿园时就经常使用剪刀去破坏小朋友们的手工作品和乱剪其他幼儿的头发。结果，当时只有4岁的“a”少年不到3个月就被调往别的幼儿园。少年在小学时代，曾遭受到成年人的“待”。所以，当警察逮捕“a”少年时，少年大声叫“我也被虐待过!”。家庭裁判所的各种医学的鉴定结论，证明了“a”少年患有“性发育障碍病”。但是“a”少年的年龄是12岁，日本家庭裁判所必须严格遵守《少年法》、《儿童福利法》和《少年院法》的关于年龄限制的法律规定，只能将少年送往国立制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日本的少数法律专门家和司法实务家开始提议：“对特殊的事例，真的为了少年的前途，应当尽早采取特别的措施，以能治疗少年的发育期的各种障碍病的专门设施――医疗少年院为目标，早期治疗改善少年的病状”。可是，提议立即遭到非难，认为这是对少年实行“严惩化”的表现。因为当时日本《少年院法》的条文规定，送往少年院的少年必须是14岁以上。长期以来，日本为了保护少年们出少年院后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一直采取秘密主义。日本的一般国民和大部分国会代表们都不清楚少年院和少年刑务所在本质上有哪些区别。
现在，国立制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严格遵守家庭裁判所的指示，对“a”少年已连续4年采取个别指导、教育的强制措施。今年，根据少年4年的表现，设施的领导决定试行对“a”少年解除强制措施，让少年和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目前还不能预测“a”少年何时回归社会。
案例2：长崎县佐生保市小学6年级同级生惨杀事件。当日本列岛对前述惨案的恐怖心境还未回复平静时，2004年6月1日中午12时15分，长崎县佐生保市“立大久保小学”3楼的学习室内，6年级的女学生玲美(12岁)，被好朋友同年级的11岁女学生“B”，用双手从后面抱住玲美的头颈、拿小刀用力切割断了玲美的右颈动脉，11岁的“B”冷静地看着玲美大量流血、挣扎着痛苦地死去。
经过家庭裁判所的深入调查，11岁的女学生“B”，从5年级开始和多位同班学生进行“交换日记”的活动，并喜欢画自己最得意的插图。2004年开始，“B”少年的插图突然变得很不正常，例如画尾巴是蛇的狗，还附上杀死怪狗等意义不明的文章。有时会在教室里手挥小刀追赶男同学，或者上课时“B”少年突然用自己的头去撞墙壁。“B”少女特别热衷于看描写中学生之间残酷斗争的小说，同时，自己还模仿写残虐小说公开在手机上。“B”少女的种种异常的行动，使不少同学疏离她，和“B”最要好的朋友，12岁的女学生玲美也开始和“B”有了矛盾。有一次大家在一起玩，轮到玲美背“B”时，玲美说“B”少年太重了，“B”就怀恨在心，开始寻机会准备杀死玲美。6月1日，惨杀事件终于发生了。
经过医生的鉴定结论，“B”少女患“发育时期的精神障碍病”。但是“B”少年只有11岁，家庭裁判所经过苦思熟虑，只能遵守法律规定将“B”少年送进另一所国立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日本全国只有2所国立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案件该如何处理?!
这件惨案再度引起有识者的思考，一部分学者和司法实务家再次提议：对特殊事案的少年，经过专门医生的鉴定，确实患有发育时期的各种障碍病的少年，应迅速移送医疗设备健全的医疗少年院，让少年们尽快得到科学的合理治疗。现在的《少年院法》因为有年龄的限定，将少年送往没有专门医生和医疗设备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非但不能使少年及时改善病状，而且还要延长停留期间，同时又使各设施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处于极端的紧张和不安之中(近10年，日本各地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员不足和不断送进凶恶事件低龄儿童”的两大难题，使设施内的职员们的紧张感和不安度已超出了负荷，严重地影响着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这种方法非常不利于少年们的健全地成长。为了早日治疗现代社会儿童的各种发育期的障碍病，我们应当针对具体的特例修改《少年院法》的部分少年院的入院年龄。2005年和2006年，以上的提案连续两年提交国会讨论，结果都被排除在议案之外。
日本连续2年发生了两件日本少年犯罪史上前所未闻的惨案(加害少年是11岁和12岁的少年)，引起日本的法律学者、司法实务家、特别是在各地的设施内承担生活保护和教育保护的责任者和工作人员的深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利于特殊少年们早日改善现状?”的
重要问题。
2007年，日本的在野党和更多的国会议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提出《少年法》的修改草案。经过约2个月的热烈讨论，5月25日上午，正式通过了日本《少年法》第18次的修订法案。
三、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订的内容和新课题
(一)第18次《少年法》修订的内容
这次修订是以《少年法》为中心，包括了对《少年院法》、《犯罪者的预防和更正法》和《综合支援法律法》(2004年6月2日成立同日开始实施。4章55条，修订3次)3部法律同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修订。以下分别说明4部法律具的体修订内容。
1、《少年法》的修订内容。第一，授予“警察官”可以对“触法少年”进行调查的权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败战后，国民们对战争中“无所不为、横行不法的警察(宪兵)”非常痛恨，所以1948年7月15日，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制定了《少年法》(1949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日本的《少年法》从制定起就坚持排除警察直接对有非行、犯罪行为的“触法少年”(指14岁以下的少年)案件的调查，目的是为了保护还未成熟儿童的正当权益。日本《少年法》的第二章少年的保护事件的第二节调查和审判中(通告)第6条的第2项严格规定：警察官只有“通知”家庭裁判所或儿童相谈所的义务。近十年来，随着低年龄儿童的非行、犯罪的凶恶事件不断增加，一部分学者、司法实务家和民间团体渐渐地开始产生了疑问：只要年龄小，干什么都不要紧，只是一味重视“保护”，使儿童从小黑、白不分，是、非不分，难道这是真正的“保护儿童的人权”吗?何况日本的警察已不是半个世纪前，军国主义时代的“一手遮天的宪兵”了，真正让儿童们健全地成长，教育他们辨明是非也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
这次《少年法》的第二节调查和审判中，专门为授予“警察官”可以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调查的权限，新制定了以下6项法律规定：(1)警察官对客观的事实进行合理的判断后，认为触法少年的行为有疑问时，可以对事件进行调查；(2)警察官对触法少年进行调查时，要以考虑和保护少年的情操、解明事件的真相，以便对该少年采取有效的健全地育成措施为目的。调查由对少年的心理和特性有专门知识的警察职员担当；(3)警察官对触法少年进行调查时，少年和保护者要选定律师随同；(4)警察官在调查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唤和向少年、保护者、参考人、公的或私的团体出示照会和必要事项的报告。但是对提出的问题决不能要求强制回答；(5)警察官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的事件进行调查时，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采用“押收、搜查、验证和委托鉴定”等方法；(6)警察官根据调查的结果表明，该触法少年的行为已构成触犯刑法的重大犯罪时，必须把事件调查的所有资料提交儿童相谈所所长。
第二，关于14岁未满的少年移送少年院。家庭裁判所在对14岁未满的少年所犯案件作处分决定时，认为该少年的状况是特别需要送交少年院内接受保护处分时，可以作此决定。
第三，关于可以改变“保护观察中少年”的保护处分。家庭裁判所对于正在执行保护处分中的“保护观察”的少年(回归社会、社会内的保护处分)，发现该少年有不遵守规定事项的行为，对其警告后仍无改善、情节严重的，根据保护观察所所长提出的申请，家庭裁判所经过审判，认定“确有其事”，回归社会的“保护观察”对该少年的改善和更正无效时，家庭裁判所可以作出决定，撤回“保护观察”，移送该少年进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等设施或送往少年院接受设施内的保护处分。
第四，关于国费律师制度。家庭裁判所在审判有重大犯罪行为的犯罪少年(1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少年)和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的事案时，采取了监护措施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案件的内容、有无监护者等事由，必要时可以选定律师同随。
2、《少年院法》的修订内容。第一，关于初等少年院和医疗少年院的收容年龄。初等少年院是接受身心没有显著障碍的大约12岁以上16岁未满的少年。医疗少年院是接受身心有显著障碍症的大约12岁以上26岁未满者(大约的意思包括11岁的少年)。这次修订前《少年院法》第2条“种类”的法律原文：初等少年院是接受身心没有显著障碍的14岁以上大约16岁未满的少年。医疗少年院是接受身心有显著障碍症的14岁以上大约26岁未满者。第二，关于对保护者的措施(这次修订的《少年院法》时新增加的规定)。少年院的院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少年的保护者进行指导，提出建议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
3、《犯罪者的预防和更正法》的修订内容。第一，关于对正在执行“保护观察的少年”的措施。保护观察所所长对正在执行保护处分的“保护观察的少年”，认定其有不遵守规定事项的行为时，可以发出警告，警告后仍无改善之举、情节恶劣者，所长可以向家庭裁判所提出对其改变处分的申请。第二，关于对保护者的措施。保护观察所所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正在执行保护处分中的“保护观察少年”的保护者进行指导，提出建议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
4、《综合法律支援法》的修订内容。日本司法支援中心所实行的关于综合法律支援的业务，包括国家委托选任国费律师的业务及制定于此业务相关所需要的规定。
(二)今后的新课题
现在，日本国民和学者及少年司法实务家，对日本的第18次《少年法》修订内容的施行非常担忧。国民们担心把11、12岁的儿童送进少年院太严格了。多数的研究家和少年司法实务家，迄今仍反对授权于警察官对触法少年可以直接进行调查。笔者认为，今后日本《少年法》和《少年院法》在实施中最大的新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2个方面：
1、提高警察官对“触法少年”调查状况的透明度。日本《少年法》从194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为了保护少年们的正当的权益，半个世纪以来从各方面对《少年法》进行了17次的修订，但是，当案件发生后，日本的警察官要想直接进行调查或接触“触法少年”，一直是一个绝对不允许跨越的“”。今年5月25日通过的第18次修订是《少年法》成立59年以来，第一次正式授予警察官有6条可以直接进行调查的法定权力。所以，日本警察厅也十分紧张，为了不负众望，几个月前就招集了担当少年事件的专门责任者、日本的著名儿童心理学者和刑法学者，共同研究制定了《调查“触法少年”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手册》。10月31日，向全国各地的警察部，警察厅要求各地担任少年事件的警察官重点学习，努力贯彻。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8
第5条（1）款，禁止“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是最明显的与《商标法》的重叠。一般讲来，有了商标法全面保护注册商标，就没有必要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出现注册商标保护条款了。问题是我国现有《商标法》很难说已对注册商标进行了“全面”保护。所以，这一条在实践中还确曾派上了用场，而且并未显得重叠。例如，1998年初，已在中国商标局就“利乐”取得注册的瑞典利乐公司，发现有企业将“利乐”作为其企业名称使用，感到是一种有意的“假冒”，却又在《商标法》中找不到任何起诉依据，只能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1）款起诉。可见，这一款，对注册商标权人禁止他人“离开商品”从事的假冒，有一定作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2）款中所说“知名商品”，一般不会与现有（未修改的）《商标法》重叠。但如果《商标法》在修订中增加对驰名商标的明文保护规定，则其中有一部分就可能与新法发生不应有的交叉或重叠。首先，有一大批驰名商标，因其“驰名”，而使有关被标识的商品或服务业一并变为“知名”。例如“张小泉剪刀”、“桂花陈酒”等等。其中有些商品的包装、装潢，因其商标被定“驰名”而已经获得了注册保护的优惠。如果认为作为驰名商标的注册权利人，在某些方面可以受到两部法的交叉保护，以提高对驰名商标（进而对其知名商品）加大保护力度，认为驰名商标权人在遇到两法重叠时，有权自行选择其中对自己更有利的一法加以保护，也未尝不可。这样，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条款就可以不动。但在行政执法方面，即应明确：遇到这种情况，应属商标执法，还是一般反不正当竞争的市场管理执法。因为二者处罚力度毕竟有所不同。
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2）款相关的，还存在一个“三不管”地段。这就是德国、西班牙等国版权法所保护的书、刊、电影、戏剧等等的“名称”。目前，我国有关书、刊名称的纠纷已不少，但无论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我国《著作权法》，对此均无明文规定。至少，“知名”的书、刊、电影等的名称，应享有适当的保护，而且应不以事先注册为保护条件。因为，极少有专心创作的文学家或艺术家能够事先认定自己作品的名称是否会成为不正当经营者的目标、并能不失时机地去申请商标注册。
《商标法》修订中如果增加对地理标记的保护，则可能部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4）款重叠。产地标记与地理标记虽然不能混同，但也不应截然分开；二者有一定联系。地理标记中，有一部分同时也是产地标记，特别当“地理标记”以国名为标记时是如此。
伪造产地行为，如果正好与侵害地理标记专用权行为重合，例如，并非景德镇陶瓷而在瓷器上注以“景德镇制造”，并非通化红葡萄酒而在酒上注以“产于通化”等等，就既可以定为不正当竞争中的“伪造产地”，又可以定为侵害地理标记专用权。因此，可以考虑两种方案。
一种是《商标法》修订时，仍旧不涉及地理标记保护，而待日后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将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明列”使用虚假地理标记“。但这样做一是不能保证”日后“真的能加到该法中；一旦加不进去，保护地理标记又有落选的危险。反不如就现在修订《商标法》之便，及时加进《商标法》中。这就是第二个方案。采用第二个方案时， 在修订条文中应按照国际惯例（主要是wipo有关公约的规定及wipo的解释以及trips的规定），把不属于”地理标记“的”产地“名称或标记，从《商标法》保护范围内排除，写明其”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4）款处理“。这样就作到了界线分明，使之不与”质量法“或”竞争法“的执法发生交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已与该法自己的第5条有部分重叠。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生产者（服务提供者）作引人误解的宣传，则可能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部分活动重合。如果在这一条前（乃至第5条有关部分前）加上“除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活动之外”，经营者也不得如何如何，可能有利避免法律的不应有重叠。
再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是：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附贴的商标后，再将商品投放市场（即美国法所称“Reversepassingoff”）的行为，是在《商标法》中加以禁止，还是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加以禁止？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是明文放在商标法中；英国及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则放在商标法之外的“商业标识法”（tradeDescriptionact）中；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则列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按照欧洲法院1997年的判例，禁止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也是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即欧共体《罗马条约》第36条中）。
主要应倾向于把这种保护加在商标法中，以体现商标“专用”的积极与消极，“行”与“禁”的两个方面，正如法国法那样的明文。
如果决定商标法不管，而规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那么第9条“生产者”后面，就应增加“合法的承揽加工者、合法经销者”之类。因为，非法撤换商标行为的受害者及被误导指认的对象，有时不止于产品的真正“生产者”。
由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与商标保护在市场上的必然联系，要想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各自制定得泾渭分明，毫无交叉或重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只在完全脱离实际的“法理”中才会见得到。但从《商标法》立法或修订法的角度着眼，则有两条不同的主要选择摆在各国立法者的面前。
一种是美国、德国式的“宽”商标保护模式。美国商标法既保护注册商标，也保护未注册商标，同时把凡属假冒的一大部分行为，在多数国家均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去规范的，均纳入了商标法（即其中第43条）。德国1996年之后的商标法，也是既保护注册商标，也保护一部分未注册商标，此外把原属该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一部分内容，转移了过来。
另一种是多数国家相对“窄”式的商标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不保护未注册商标。这里讲不保护未注册商标，并不是绝对的不保护。第一，依照巴黎公约，对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给予一定保护；第二，未注册、未驰名，但第三者的冒用或其他显然恶意的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去保护，而不放在商标法中。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9
论文摘要:通过对商标淡化理论在各国以及在我国的立法体现的比较分析，指出我国新修订《商标法》对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不足之处，并对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完善进行构思。
一、商标淡化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
传统的商标侵权是指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而注册商标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的规定是判断商标侵权与非侵权的一条界限。其最实质的内容是，商标权的效力不及非类似商品，只有将与他人相同或相类似的商标用于与该商标所标识的相同或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时，才产生商标侵权。换言之，如果将与他人相同或相类似的商标用于该商标所标识的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时，则不构成商标侵权.如“娃哈哈”是饮料的商标，如果有人在自己生产的饮料上也使用“娃哈哈”或“乐哈哈”商标则构成商标侵。因为同是饮料产品，商标相同或近似，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或误认，从而侵害商标的识别性。但若将“娃哈哈”、“乐哈哈”使用于与饮料行业即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儿童鞋、儿童服装上，由于不会造成混淆或误认，所以不构成商标侵权.商标的这种“同类保护或言“专属保护”)是建立在商标识别功能保护的基础上。传统商标理论认为，商标作为一个符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保护意义，只有当这一符号被用来指定其一特定商品的时候，为了避免其他人在同样或类似的商品上再使用相同或近似的符号从而造成混淆，法律才斌予在先使用人或注册人一种独占权、排他权。因此，混淆的可能是认定侵权的前提，没有混淆就没有侵权。
商标淡化恰恰突破了传统商标权的这一理论基础，即使不存在实际上的混淆，也可能构成一种侵害。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将与他人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用于与该商标所标识的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由于不相同也不相类似，产生混淆可能性不大，但肯定会产生联想，只要有联想就可能构成侵害。例如，“可口可乐”是饮料的驰名商标，如果将之使用于药品上，尽管饮料与药品是不同商品，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可能性不大，但它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各种联想，以为生产药品的企业与可口可乐公司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这也同样构成一种侵害，这种侵害就是商标淡化。
商标淡化行为，概括而言，是指非权利人在非类似，非竞争的商品、服务或其他领域上不当使用他人驰名商标，从而削弱或降低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影响该驰名商标的商誉，阻碍该驰名商标在新兴商业领域中的使用的行为。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弱化、丑化、退化、使用于企业名称、域名抢注等等。所谓弱化，指无权使用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与驰名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从而使该驰名商标与其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削弱的行为。所谓丑化，是指无权使用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对该驰名商标的良好声誉产生贬低、站污作用的商品或服务上的行为。所谓退化，是指将驰名商标以间接的方式曲解为核定使用商品的普通名称。所谓将该商标用于企业名称，是指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使用，使消费者误认为驰名商标的产品就是该相同名称的企业生产的。所谓使用于域名，是指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抢注为域名，从而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商誉或剥夺了驰名商标所有人在网络域名中使用自己商标的权利。
二、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始于1985年加人《巴黎公约》之后，当时国内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有关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在实践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直接以《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为依据，保护过一些外国的驰名商标以防止其在中国被淡化。如我国在Jeep和FRe-on已分别成为越野车和制冷剂的通用名称的情况下，从这两个标志在国外的知名度和注册情况出发，决定重新将其作为商标保护，并向全国发文要求使用“越野车”和“氟制冷剂”作为商品的规范名称。又如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驰名商标aRLBoRo被我国一家酒厂使用于葡萄酒的包装盒上，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巴黎公约》有关规定，以商标侵权制止了该酒厂的行为。
80年代末，伴随着“同仁堂”等国内驰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风潮，驰名商标保护意识顿醒、热望空前高昂。1993年2月22日，立法机关在修订《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开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有所涉及，即在《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中增加了对公众熟知商标的保护条款。该条第2款就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复制、摹仿、翻译等方式，将他人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进行注册的”，属于注册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但这未能真正有效地保护驰名商标，原因在于:首先、这里的“公众熟知商标”与“驰名商标”并不完全等同，何谓“公众熟知商标”并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其次、商标法仅是对违反诚信原则抢先注册驰名商标的行为加以制止，未涉及非恶意抢注以及“使用”驰名商标等情况。
为加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于1996年8月14日了《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的行政规章。其第2条对驰名商标的含义作了法律界定，其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第8条、第9条、第10条将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其中第8条规定:“将与他人驰名商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驳回其注册申请;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已经注册的，自注册之日起5年内，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请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撤销，但恶意注册的不受时间限制。第9条规定:“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使用在非类似的商品上，且会暗示该商品与驰名商标注册人存在某种联系，从而可能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制止。”第10条规定:“自驰名标认定之日起，他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一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核准登记;已经登记的，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撤销”。这表明，在驰名商标保护的行政规章中已部分地体现了商标淡化理论.我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暂行办法》第22条第3款第一次使用了“淡化”概念，其规定:“禁止他人以各种方式淡化、丑化、贬低上海市著名商标行为。”
然而，上述有关立法毕竟都体现于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有限，为顺应“人市”的孺要，也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驰名商标，在加人wto前夕，即2001年10月2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新修订的《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立法规定，为驰名商标的保护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其第13条第2款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幕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新修订《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相适应，表明中国《商标法》正式将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纳人规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有完善的商标淡化立法。反思《商标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存在以下之不足:对擅自使用已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只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被禁止注册或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误导，没有损害，就不能被驳回注册，也不能被禁止使用。可见，其对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仍未突破传统的混淆理论，此其一。其二，对驰名商标淡化行为的处理仅停留于不予注册和禁止使用，而没有将驰名商标的淡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正式列人《商标法》。新修订的《商标法》第52条规定的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仍限定于在相同或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其三，没有任何法律对商标淡化行为的法律概念、行为方式、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等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这就使得新修订的《商标法》第13条第2款在具体适用时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照各国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借鉴商标淡化在各国立法的体现，笔者认为要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应着眼于以下思路:
1、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
我国理论界对商标淡化立法体例看法不一，有的主张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有的主张单独立法，有的主张修改《商标法》，将之纳人《商标法》体系加以规范。笔者认为，单独为商标淡化立法，目前的时机与条件都尚未成熟:理论上，对商标淡化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未有系统的理论见解;实践中，对驰名商标淡化行为的处理未有统一的意见。因而，要象美国那样制定一部商标反淡化法并不十分现实.如果采用wipo的做法，即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商标淡化问题，则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而商标反淡化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性，实际上也是商标权的一种扩充保护，二者不能替代.因此，我国商标反淡化立法应采用纳人《商标法》体系的做法.新近修订的《商标法》即接受此种观点。
2、界定商标淡化的法律概念
正如前面所论及，商标淡化的概念在理论上众说纷纭、未有被普遍接受的统一概念，而在立法上也未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地方性法律《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暂行办法》第22条第3款尽管首次使用了商标“淡化”的概念，但该法将丑化、贬低与淡化并列使用，实际上与商标淡化理论所探讨的“淡化”概念有出人。商标淡化理论所言的“淡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弱化、丑化、退化等一系列的淡化行为.因而，为了防止歧义造成混乱，立法上应对商标淡化进行科学的界定。
3、明确商标淡化的具体方式
一切降低或损害驰名商标识别性和表彰性的行为都可能构成驰名商标的淡化.弱化、丑化、退化是传统商标淡化行为的表现方式.但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流通渠道的发展，商标淡化渗透到各个领域，商标淡化行为的表现方式愈来愈多样、愈来愈复杂。除了传统的弱化、丑化、退化等淡化行为，将驰名商标使用于企业名称、使用于域名等行为也构成一种商标淡化行为.1999年4月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第2款规定:“将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登记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引起相关公众对商标注册人与企业名称所有人的误认或者误解的”应当依法予以制止.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幕仿、翻译或音译，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可见，对于将他人驰名商标使用于企业名称，使用于域名的行为，一些行政规章、部门意见已进行规制。因此，完善商标淡化立法，应吸纳这些规章、意见的有关规定，具体规定商标淡化的方式，从而对商标淡化行为进行全面的反淡化保护.
4、进一步完替驰名商标认定制度
商标淡化立法是针对驰名商标而言.也就是说，商标必须是驰名的，才有权禁止他人淡化.因此，驰名商标的认定至关重要，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将扩大保护限于“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这意味着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的对象就仅限于“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尽管新修订的《商标法》规定了驰名商标的认定应考虑的因素，但这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仍需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依据一些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认定。因而，构建完善的驰名商标认定体制是商标淡化立法的前提。
5、补充规定商标淡化行为的法律救济
商标淡化行为不仅侵犯了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利，还危害了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商标淡化立法的目的，一是维护被淡化驰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利，以保证其经济利益正常地获得.二是惩罚商标淡化行为人，以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一旦淡化侵权发生，权利人可以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利，采取救济措施，而商标淡化行为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新修订《商标法》由于未将商标淡化列人特殊侵权行为之列，故对商标淡化行为只采取禁止注册和禁止使用的法律救济，被淡化的商标所有人未能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这极不利于保护驰名商标所有人。因此，要完善商标淡化立法，必须将商标淡化视为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行为，规定被淡化的商标权人在被侵权以后，依法享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1)被淡化的商标权人有权请求法院下达禁令，禁止他人“淡化行为”的继续。(2)被淡化的商标权人有权要求法院采取下列救济措施:第一，金钱上的补救.金钱赔偿被救包括被告淡化行为的获利，原告被淡化的损失以及诉讼费用或合理的律师费补偿。第二，销毁与侵权有关的物品.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下令销毁引起商标淡化的产品、标记、标志印刷品、包装袋、容器和广告物等，以防止侵权人再使用这些物品，造成侵权的继续。
新修订的未成人保护法篇10
1991年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1992年《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20年来，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不断颁布和出台，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保障儿童的权利，维护儿童的权益。关于儿童的话题也越来越受到普通人的关注，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不断出现，让我们知道中国的儿童权利保护并不完善，每一次出现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是有没有成为契机，毒奶粉事件、校车事件、留守儿童问题、流浪儿童问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感。
《旅伴》杂志本期专访了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13年前，佟丽华牵头成立了北京市“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共同设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面向全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2003年他参与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调研、起草、论证和汇报工作的全过程。2004年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团中央阶段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是修订草案第一稿的执笔人。
Q=《旅伴》
a=佟丽华
Q：嫖宿、虐童、流浪儿童死亡，似乎每过一段时间，关于儿童权利的极端事件就会发生，媒体也在热议，也在找办法来解决，但好像什么也没解决，又发生了。你认为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反复出现？
a：首先我们说虐待儿童的问题，包括学校的体罚也好，学生之间的暴力也好，全球都有，从全球儿童保护工作来说，这都是重点的常见案例。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制度再完善，它也会有相关的问题。第二句话，我们现有的制度确实不规范、不完善，就是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预防类似恶性案件发生。当出现类似案件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关注，很热闹，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关注没有转化为具体的、系统的制度设计。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所以导致无法预防类似案件发生，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处理。
Q：转化为制度，这个环节是一直是没有解决的吗？
a：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宏观方针政策，一直在谈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宏观层面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要保证孩子健康成长。微观层面刚才我也说了，有这么多的具体问题。我们最缺的就是中观层面具体的制度设计。我参与了2004-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修订初期的时候，大家内部有一种共识，为什么修改，是原来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要修改，希望修改后的法律能够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2006年修订以后——我只能说我可以起草最初的修订草案，或者说当时是团中央委托我在起草——进入一个严格的立法程序，在全国人大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56条增加到72条，依然还是一部以倡导性、原则性为主的法律，应该保护，不要虐待，不要体罚。它仍然没有能够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例，没有从宏观层面转化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这是我们很大的遗憾。
Q：为什么修订稿已经提出有操作性的东西，最后没有变成实践的东西？
a：首先必须看到传统概念还根深蒂固。传统上中国社会一直认为孩子是家庭的，孩子管理、教育、抚养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子不教，父之过。但我们一直在强调，当前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现代国家一定要明确，孩子不仅是家庭的，还是国家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还是国家的责任，这个理念在很多层面依然没有取得强烈的共识。如果我们承认孩子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这一大的观念解决以后，我们才能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说家庭特别贫穷养不起孩子，政府要帮助；孩子生病，小病可以解决，大病解决不了，政府要出手；孩子父母特坏，屡教不改，长期虐待孩子，政府要担负责任。所以说伴随新的理念的转化，最关键的是政府要站出来担负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时候，没有实现这样的立法目标。
Q：那如果让你打分，单就法律文本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与儿童权利相关的法律能打多少分？
a：坦率地说我不想就这个打分，打高了老百姓不同意，打太低了立法机关不满意。
Q：你一直从事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工作，平常遇见最多的关于侵犯儿童权利的问题是什么？
a：我现在想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儿童福利制度。近几年我一直在呼吁，所谓儿童福利制度，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我刚才说的，政府要和家庭共同担负抚养、教育、管理孩子的责任。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儿童福利制度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们在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吗？政府确实在解决流浪儿童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街头的流浪，但是孩子为什么出来流浪，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特别贫穷，所以说当一个家庭确实非常贫穷，孩子无法正常健康成长的时候，政府要给予物质帮助。所以我说儿童福利制度核心是政府要和家庭一起来担负孩子抚养教育的责任。
Q：在中国，跟儿童保护有关的机构，比如国务院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以及各地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它们叫做综合协调机构，这样的机构对保护儿童担负了怎样的责任？
a：我们这些年来，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很多部门下发过很多文件，一提就多少个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坦率地说，有时候落实起来效果并不好。我们现在建立儿童福利制度，期望国家要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比如在民政部层面，我们希望建立儿童福利局，省市县民政部门要建立专门的儿童福利管理部门。2011年国务院曾经下发一个关于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意见，在里面也提出来要成立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部际会议办公室，设在民政部。当时我就在讲，我说成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好的，但是它不应该只解决一个流浪儿童问题，流浪儿童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孩子在家里特别贫穷或者受到虐待，或者没人管，或者被拐卖出来流浪，如果背后的问题解决不了，流浪儿童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实际上国家用了一个大制度解决一个表象问题。
Q：那么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修改我们的法律，你认为下一个突破口应该是哪儿？哪个更容易实现？
a：立法技术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研究了多年。2011年民政部委托我们起草《儿童福利条例》，全国人大也在就反对家庭暴力进行立法调研，另外最近两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可能要再次修订，所以不论怎样的立法路径，只要能解决，能够确立这些制度，并得到坚定的执行就好。至于通过立哪部法，是全国人大还是国务院来立，我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确立这些制度。
Q：立法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之前你提到更多是观念上的一些问题，我可以理解为是立法观念的问题吗？
a：我不去做这样的评论。
Q：你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到不同的当事人，孩子、家长、学校或者法庭本身，你认为他们各方现在对儿童权利的理解是怎样的？
a：中国社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意识到儿童保护多么的重要，而且确实在担负责任，在开展工作。少年法庭从1984年上海长宁区建立到现在，中国的法院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律师协会系统，现在各省律师协会基本上都有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我们动员全国有近9000名律师在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志愿律师工作。学校针对中小学的法制教育这些年来一直也是重点。可以说在社会层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家都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但是我们顶层制度设计不系统，不可操作，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情况。不懂未成年人保护的人都会说一句话，就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共同努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怎样做到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共同努力？如果没有制度来搭建沟通的路径，学校和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空隙，怎么保护孩子将来的成长？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靠一家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制度才能把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政府串起来，只有串起来形成无缝的衔接，它才能发挥作用，否则这种话是废话。
Q：刚才也聊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问题，认为孩子是家庭的，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应该怎样介入家庭、介入儿童权利？
a：2004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时候，无论我最初起草这个草案时，还是在有关的会议上解释这个草案时，我一直在讲，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指导原则应是适当介入。我们一直在说西方，坦率地说，他们介入得太深了，司法和政府深入地介入了家庭教育和抚养。而我们是介入得太少了。适当介入怎么来理解？首先必须介入，当一个孩子在家庭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医疗，可能是因为虐待，政府、司法再不介入，这还是现代法制社会吗？所以说要想让孩子健康成长，我们必须介入。什么是适度？举个例子，父母出去两小时，把孩子扔在家里，就认为是一种虐待或者疏忽，我们如果这么来干预，不一定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