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1
1．1经济逻辑学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经济逻辑学整合了经济思维和逻辑方法中概念、判断、推理、诠释以及论证的理论方法。经济逻辑的提法已在许多著作中出现。该提法在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和思路顺延的探索中发挥着体现理论思维性、方法性和科学性特点的作用，所以很多涉及经济逻辑思维的作品本质上仍然是在探讨经济问题本身，系统研究经济逻辑学原则、方法的需求不断提升，因而经济逻辑成为热门话题并成为一门学科是大势所趋。经济逻辑学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其本质、特征等的概念论;对经济思维的确定性、层次性及论证性等原则的整体发掘的原则论;对重点在于经济决策的逻辑分析如概率逻辑、模糊逻辑和博弈逻辑等的经济思维程序论;强调经济逻辑等解释、假设基础和语用分析方式的经济思维方法的研究等。［1］经济逻辑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是经济思维模式，并以经济思维进展、特征和分析为研究方式。瞿麦生指出:“经济逻辑学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的经济人的行为;有效的经济逻辑是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过程中的思维形式结构及其思维方法的学科。”［2］经济逻辑学应有效地对经济价值创造的情境与机制进行研究，实现理论框架的抽象与建构。因而，经济逻辑以经济推理及其思维方法为主线，在学科性质上将其视为动态逻辑，从研究方式上以语境为中心。经济逻辑学探讨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思维过程中的结构化特征、运作方法以及价值导向理论体系。
1．2经济逻辑学以经济推理为研究对象经济推理是经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研究中，经济推理多被作为探讨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和集结经济推理的“语言、经验、知识、信息、思维、情感、价值意图和实践活动”［3］的逻辑方法。首先，经济推理具有经济性。其发生于经济活动和研究中，因而关于理性选择的合理性判断始终都无法脱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其次，经济推理具有策略性。经济推理力图在识别与认知中把握经济现象中隐含的规律，在未来经济走向和发展趋势中进行有效预测，在制定经济方案或交易问题当中实现最佳决策。经济推理思维要在不确定甚至错误的信息与尽可能小的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平衡。因此，经济推理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将理性运用于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资源，并确立、评估、选择和实施相应的措施或方法;第三，经济推理具有复杂性或语境依赖性。逻辑学强调推理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但经济现象处于风云变幻的现实社会中，因此需要在依据特定预设的前提下对不同经济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做好各种准备和弥补方案。
2法学基于经济逻辑学的思维模式
2．1理性选择行为的判断正是由于其语境依赖性，经济推理对现实问题有强烈敏感性。经济推理通常很难与明确清晰的法律规范在制度架构以及处理方法上相对应，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要顾及各种可能选择对结果的效益和影响，因而其对于例外情况的重视是法学领域当中始料未及的。经济学通常关注于对细微差别结果进行排序、计算和预估，而在法律当中即使会力图找到明确的规范指向和差别，却无法保证其中的判断具有绝对的精确性和唯一的正确性，因为这一思维进程还要遵循规范的特定价值导向和语境关联。比如一个反对价格设定的法规本身并不能判断价格设定永远不具有经济正当性，相反，该规则所反映的判断是:价格设定的经济正当性是很罕见的，也很难被证明;再比如《刑法》曾经认定投机倒把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但当时的社会情境决定了对这种犯罪的危害性预期是否真正对经济发展有益，是难以预估的。由于确立明晰规则的成本巨大，就不值得确立更复杂的、或者更加反映经济规律的法律规范，并且法律面对的对象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因此规范效力的持续需要保证法律不会由于过于细微而需要时常调整和修改，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无所适从。失去了稳定性的法律形同虚设，而且事实上，法庭适用一个更复杂规范的困难性所招致的错误可能会超过该规范所带来的好处。成本不但与事物相关而且和行为相关，因为成本的计算需要从决策和选择当中进行考察。反复多变的人类需求造成了不同语境下的选择差异，因此关于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变动没有平稳和固定的走向。成本并非针对事物的同时也不是面对普遍对象，而是有特定主体的。例如学校教育对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发生纠纷提讼对于不同当事人的成本(时间、经历、金钱和风险)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决定了经济运行对语境的高度依赖。商品的价值面对消费者的需求在边际被决定。通常是在实际情境之下，人们对商品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如果法律人能够秉持经济逻辑思维的策略性，并能够判断理性主体面对特定制度、裁决以及惯例的时候会如何回应、如何作为，甚至能够在相反指向的灰度和裁决中有一个明确的预测，那么法律人在最终判断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具体的情境化的特定决策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也是法学层面上的效益。
2．2法律思维的特征法律思维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其规范性，及任何价值判断的标准都要结合规范的引导及其合法性。面对特定法律问题，法律人通常首先会思考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为什么这么规定，是否存在漏洞以及不完善之处;第二，法律思维具有社会性，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人借以分析显示规范运作逻辑和试图解释相关法律产生的原因以及探寻法律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可能空间的素材，总是来源于社会生活。这点和经济思维模式具有共通性;第三，法律思维具有概念性和逻辑性。特定范畴的归纳和单个术语的理解及诠释都有可能会深刻影响特定案件的裁决取向。无论像“硫酸是否属于武器”，或者在不允许机动车入内的公园里出现急症病人时“救护车算不算机动车”等等都属于法律思维模式中的判断难题。这一点也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语境依赖性和前述的社会性。何种选择能够实现问题的高效率解决在法学领域当中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分析、辨别与衡量标准。法律体系的逻辑性也非常显著，例如法律适用中对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特殊法和一般法的遵循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法学方法论当中法律逻辑具有本体性地位;第四，法律思维强调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正义。“法律的本质就在于使正义获胜，因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法律和正义完全就是一回事。”［4］75－76这种特点包容了法律思维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和经济思维的效率最大化追求具有实质区别。法律思维力图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弱者利益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应有处罚。这种正义的标准是情境化的具体的公正，因而在识别上表现为恰当性。
2．3法学与经济逻辑思维的区别及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原则存在不同。首先，法律逻辑和经济逻辑之间的思维分别体现了经济学的效率性和法律价值的多元性;其次，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以及法学对于法律主体的角色处置也不同;第三，经济逻辑可以说是新近形成的一个交叉型学科并具有强烈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自我定位，法律逻辑则伴随着法学的发展逐步由形式逻辑之维走向非形式逻辑之维;第四，经济逻辑思维能够在通过符号化与范畴化说明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的细微差别，而法学通常善于将特定价值导向普遍的可接受性，并在关照现实互动协调的过程中进行具有后续效力的诠释和解读。因此，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法学的相对滞后性和保守性更加灵活。这些不同也为寻找两者的关联之处确立了前提和基础。经济学本质上是要处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选择做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法学当中不管是民法、经济法还是刑法、行政法都离不开这种基于利弊分析、得失判断的思维方式。基于此可以发掘法学和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共通性。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形式逻辑转向非形式逻辑，或者从实证的、结构的模型或者框架的分析转向现实生活的话语与修辞的调和当中。因而也可以从具体层面上将法律论辩和经济修辞联系起来。“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做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能说服人。这一过程也使非理性的因素如个人的信念和风格、社会的规章等有机可乘。”［5］因此，经济学和法学作为语用之学，都需要依赖于语境分析和案例引导来获取生命力。法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之间公平价值以达致整体的正义，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需要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因此，法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着从主体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到主体间的话语与商谈互动在利益协调当中的均衡，这里需要涉及博弈论的内容和交往理性的比对。在微观层面上，法学本质上是为了抑制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率(实现单位时间内或者特定情境之下，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的理性决策)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亚当•斯密)诉求。主体特定的需求有时会和他人的利益和需求产生矛盾和纠纷，法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协调这种矛盾实现一种稳定的秩序。这里就涉及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主体不断多样化、多层次并不断扩展的需求，满足需求的资源和能力就逐渐缺乏。而相关的能够满足需求的资源和机会就有可能在主体互动过程中成为引导其特定行为走向的一种刺激性机制。这里就需要深入分析法学当中的制度性要素作为一种并非针对单一主体的重要协调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这实质上决定了经济逻辑思维在法学方法论的推理思维当中发挥着实践性的作用。
3理性经济
人在法学当中的表现经济人的假设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人们的理念及言行均以特定目的为导向，都以实现个人私利为导向。同时，经济人具备足够的理性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在约束条件下具有做出最优选择的能力。正是人们自利的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说法，认为人类的理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掺杂了感性因素等制约，因而是处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因而经济人假设可以说是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为了实现目标对各种选择、方案和机会等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经济学家通常在分析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及其程度的时候会预设特定立法是理性设计出来的，并预设法律调整的对象会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理性反思和计划，有效地选择、评估和确立行动的计划，以保证在合乎法律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实现决策成本和收益平衡的最佳选择。立法者本身也确立了这种思维，在许多法律当中都体现了这种策略性。在司法情境当中，法官通常也会基于当事人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的意图而试图进行协调。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某种行为、习惯、制度和法律等的效果总是进行相应的判断和预测，这些系列性的后果有时并不是能够迅速展现，而是需要深邃远见，因而很多结果在短期之内是无法有效注意到的。“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4］1法律人和经济学家之间的预期方式有时也基于经济学智识的积淀、理念的把握和价值思考导向的不同有可能会有决策效果和预期出现偏差的情况。这需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在判断、推理和裁决时更加深入地挖掘理性经济人的内涵。况且亚当•斯密对“人的系统”的批判也说明，在立法目标的引导下，法律对象不应该被消除差异并按照秩序的要求严格遵循制度范畴的框架约束。立法者应该明白作为制度调整对象的理性人也拥有观察、谋划、思考、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而不是任人摆置的棋子和牵线木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若干社会实例中体现出来。
古往今来，出现治安状况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当地政府如果不想再扩增警力，而只是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通常会采取“以重典治乱世”的方法。我国曾经采取的“严打”行动也体现了这种通过刑事处罚等策略实现阻却犯罪的目的。通常有犯罪倾向、意图和打算的人会在犯罪成本和收益上进行考察，如果犯罪被逮捕、判刑并且刑罚带来的不利后果的影响超过了犯罪带来的利益，甚至是持平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选择放弃犯罪及其可能所得，因而这种刑事政策在有效阻却犯罪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对理性经济人预期的单向思维忽视了制度之间的平衡以及行为人选择对象的多少与考量范围的大小，同时也表明法律思维当中的推理导向有时无法综合经济逻辑思维当中的多重规律与原则。如前所述，通过不断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使行为人犯罪成本提高固然具有合理性，但是“依照边际效益递减定律，在如此高的刑度上再提高刑度，自然是事半功倍”。［6］用一个比较极端、虚构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某地交通很难管理，因而当地的《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规定凡是闯红灯或黄灯者判处死刑，此时闯红灯行为的预期成本是极高的。如此严格的规定意味着行为人一旦故意或者不小心闯了红灯就要付出生命代价。此时，边际阻却的效应消失了，行为人理性改变行为边际的可能性也被破坏。一旦不慎闯了红灯或黄灯，他就有可能无所顾忌地试图消除犯罪后果，这对于看到他违章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制度预期此时就被违背了。如果经济学思维中的这种判断和思路在法律推理中得到运用，就能够在提升制度效果上发挥良好价值。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也可以说明需要估计调整对象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对制度效果产生的影响。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修改，这两部法律的第12条和第13条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相应任职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该制度的意图和预期在于提高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的任职门槛，并吸引优秀的法学人才。然而，从近几年的考试情况来看，统一司法考试在实质上“促进了法院内部人才的逆向流动，即人才从法院和检察院向社会上的净流出”。［7］实际结果表明，统一司法考试尽管提高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要求，但相对却降低了进入律师行业的标准，再加上律师职业本身相对来说的远期效益，就更加吸引已经从事司法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并且经验丰富的法官或检察官选择从事律师行业的趋势，从而造成(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难以吸收和保留优秀人才。制度改革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忽视了利用职业收益吸引人才，或者说忽视了制度调整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期待、判断等策略性考量。
4法律中的经济分析以及博弈逻辑经济分析
法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就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法律规范与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形成、结构、效益等各方面的问题。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既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权力机构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也体现了智识融合与学科交叉日趋鲜明的趋势。18世纪由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将人们“趋利避害”之本能作为理论前提，已经显示出将经济和法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萌芽。一种理性的选择被视为能够增加当事人幸福的决定。真正把经济理论运用于法律范畴当中的是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科斯和波斯纳都是代表性人物。在波斯纳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就是通过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去探寻和揭示法律中蕴含的经济逻辑。他将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法学和法律适用的各个领域，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如果说经济分析法学是分析实质问题的法学流派，那么经济逻辑学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逻辑进路。经济分析法学目前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且富有深度，探讨经济推理享誉全球的著作也有很多。博弈论主要探讨多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即多数理性人在经济活动当中根据自身和他人的策略选择发掘最有效率的决策的行为。“博弈思维是理性主体在竞争和对抗中进行策略选择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的思维活动。”［8］博弈中每个人的理性预设是首要前提，博弈主体通常被假设为具有“公共知识的”和理性能力的“理性人”，即博弈的参与人应是博弈活动中两个及以上的具有独立决策和承担后果的个人或者组织。“决定参与人的策略选取，一方面是博弈结构，另一方面是其他参与人的策略。博弈结构是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支付函数或者得益函数。”［9］无论法学还是经济学都面临着多主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以及有形和无形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去换取。即使看似可以无限使用的资源在特定语境下也弥足珍贵。如温暖的阳光对于生活在寒冷极地的人，或者丰沛的雨水对于面临干旱的人。如果某种公共政策方法(如法律制度)无限度地试图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有可能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囚徒困境”，难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博弈思维活动的主体为了在竞争和对抗中获得最大化收益，总要从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出发形成种种策略方案，并通过分析、计算和比较策略方案的优劣进行理性策略选择，来达到决策目标。”［8］面临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又由于博弈主体均具有推理决策的能力，就会导致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导致纳什均衡以外的不利后果。纳什均衡中所有的参与者面对一组策略组合都应当认识到当其他参与博弈者不改变策略时，他此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亦即此时如果他改变策略其支付会降低。博弈逻辑“不仅可能为博弈者和竞争对手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论和形式化的模型，而且这种有效的方法论和形式化的模型，将是能够揭示一个行动者与竞争对手之间，是如何围绕着预期的决策目标而建立相互连接和相互关联的‘行动逻辑’”。
总而言之，博弈逻辑主要以策略推理为考察对象，属于语用逻辑和行动逻辑。同时也意味着逻辑知识的创新。法律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机制显然具有稀缺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任何人诉诸法律解决纠纷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法律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为调整对象，因此，法律相关的决策必然要以他人的行为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即法律博弈逻辑多以动态博弈为主。此外，文化要素的构成与培养对个体来说都是通过对他人行为模式的识别、认知与习得，对所处群体生活的惯例、风俗和传统的吸取得以成就的。因而，法律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博弈逻辑的整合予以分析。同时，法律行为的效益和风险往往需要通过法律价值原则、效力认同以及处罚机制的评价和事实重构、举证责任以及裁决程序的运作。所以，博弈思维深深内嵌于法律语境当中。许多成功的案例都证明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博弈理论的结合为深入解释法律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司法情境当中，诉讼决策和战略选择在面临如何实现效益最大或者有效共识方面需要博弈理论这一规范工具。从现实角度看，博弈思维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融合到法律评价机制当中，并且在运用于法学时会面临一定困难。首先，博弈论的分析需要抽象出选择参量、变量并确定常量，并对这些对象的变化范围和幅度有精确的计算、预测和整合。这对于充溢着无法归于固定的价值判断要素的法律体系来说是无法逾越的方法论难题;其次，博弈逻辑对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作出预测并据以分析和参照，但在法律生活中各种复杂情形和千变万化的疑难案件都难以确立一种精准的预测机制和技巧。甚至法律人需要在作出法律决定时(例如在侦查、审判等阶段)要穷尽和考虑各种可能性，并归纳特定现象可能依存的语境特点。并且不同部门法所需要设置的关系模型和结果预设都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单纯依靠博弈思维很难使所有法律问题得以解决。
5经济逻辑思维模式在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现
5．1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学方法论以作出正确和公正的法律判断和法律决定为目的，以相应的哲学体系为背景，强调法律结论应当合乎逻辑地从事实与规范的相互作用当中推出。法学方法论本身是庞杂的体系，力图通过特定的预设或假定和研究立场，处理法学理论架构和实践选择问题，对相关的法律判断进行探讨、诠释、批判等。经济逻辑思维根据前面的论述，应当属于法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支或者交融性视角，或者说就是法学方法论的一种理念性分析方法，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或元素。例如，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有助于预测特定法律制度的现实效果是否符合预期，从而促进法律漏洞的探寻和新的法律发展方向;新制度经济学能够促进制度设计上的结构安排和资源配置方法的合理化;公共选择理论或者政府失灵论则可以引发法律人对于法律合法性标准与效力表现的本质性探讨。因而，经济分析方法理应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5．2经济推理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协调
任何法律制度的清晰度、体系性、规范性以及面对特定问题的态度是否绝对，都应当在立法程序中和司法审判过程中予以阐明，并使其本身反映的法律成本和收益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平衡进行审慎的分析、挖掘、推导和判断。显然，没有哪一个立法机关希望其制定的极具形式合理性并充满了严谨考量的法律最终产生的是严重的负面效果。法官通常也将裁决结果的社会效力当做心证进程的重要标准。“明晰”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正当性，以及较少绝对化的即相对开放的法律解释如何会被证明有效，这都是法官面临的问题。在实践当中，法官自身经济学思维和经济专业智识的积淀非常重要，在处理高度专业的经济技术问题和成本收益核算等方面问题时，听取专家意见对于法官的理性判断也很有价值。因为虽然有的律师能够有效地将经济语言转化为法官能够理解的表达，但是律师的陈述策略往往建立在己方意见基础之上，因此相对来说专家意见更加能够客观地向法庭解释专业知识的理解问题。
5．3法律推理当中经济逻辑思维的局限性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2
关键词：逻辑思维；素质教育；逻辑教学
一、我国逻辑教学的现状
逻辑学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逻辑思维传统的缺乏是造成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和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的传统却是重理性和逻辑思维。逻辑学的昌盛是科学事业发展和发达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在逻辑学研究和应用方面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是我国近代科学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重大根源之一。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更有一些人认为逻辑没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逻辑学的作用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逻辑学不可能像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像数理化那样直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学的普及力度较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列为七大基础学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逻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门学科在小学或中学就已经开始学习，在幼儿园中甚至已经开始接触些简单的数学知识了，而逻辑学也是一门基础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人们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在中国逻辑学课程在大学才开始开设，其中只有部分文科院校的部分专业开设逻辑课程，有少数的一些院校把逻辑学作为公共选修课，但是课时极少。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逻辑学为何物？不知道逻辑学是研究什么的学问？所以，逻辑学在许多人的认识中认为是“神秘”的。我国的教育体制不重视逻辑学教育，逻辑学课程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没有把训练和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放在突出的地位，忽略了逻辑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
二、逻辑学素质教育的基石
1.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我国的素质教育在教育改革深化的理论研究以及克服“应试教育”倾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完善，越来越强调把创新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它要求智育工作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而如何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实现由传统的知识型人才向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智能型人才转变成为问题的焦点之一。
2.逻辑学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逻辑学作为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恰恰是上述目标的实现的关键。逻辑思维能力是人才素质最重要、最基础的素质之一。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相齐的七大基础学科，足见逻辑学在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基本规律的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它的自身具有全人类性。逻辑科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科学，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特色更有自然科学属性。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广泛进行现当代逻辑科学的素质教育，不但有助于推进我国大学生素质教育，而且是加速培养21世纪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无可置疑是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举措。
人们思维（要有逻辑性）就得准确地使用概念，恰当地进行判断，有效地进行推理，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逻辑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尤其在法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等专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在本科教育中，形式逻辑是各院校普遍开设的课程，也有一些院校开设有辩证逻辑、数理逻辑课程。我国素质教育的目标包括提高学生的组织管理、预见决策、高效思维、应变等能力，而这些能力均受制于逻辑思维素质，有的本身甚至就是逻辑思维素质的具体表现。素质教育不应该只是培养一些只会死记硬背的工具，而是具有较高创造性思维的人。当前，我国大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整体水平不高，尤其是综合推理和复杂推理的能力很低。要使大学生思维达到理性、严密、系统的自觉水平和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就必须接受系统的逻辑教育。因而正确认识逻辑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成为理论和实践的迫切要求。
三、实践中的逻辑教学与人才培养
1.提倡和加强逻辑应用研究
众所周之，逻辑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同时又是一门有较强应用性的工具学科。自人类诞生之日起，逻辑学就与理性、语言、思想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逻辑学又与科学、民主、法制等观念有着内在的相关性。逻辑学发展至今，已是一门纷繁而系统的科学体系，尤其是现代逻辑，它已是与现代数学相通相融的一门精确性科学，不仅与数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符号数学、逻辑代数等多门数学分支，且与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系统科学等结合起来，本世纪以来，逻辑学发展的第一个趋势就是它在各个领域的高度渗透，与各门学科高度结合，涌现出大量的分支。我国为了适应国际竞争与国际发展的大环境，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要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学的发展与研究。因为无论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理论系统。科学要向前发展，其理论系统就要修改或重新建构，这些就会必然有逻辑学的应用大学教育旨在培养创造型人才，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这些都是以逻辑思维素质为基础的。
2.在逻辑教学中实现人才培养的途径
（1）加强逻辑基础知识学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现当代逻辑学已是高度抽象化和科学化的形式理论体系，通过逻辑学的学习，可以训练、培养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人们思维水平。如命题演算不仅仅是一些理论性很强的逻辑公理化系统，而且也是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形式化系统，通过对命题演算的学习和运用，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而且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形式化(机械化)地思考问题，获取新知、获得逻辑思维能力的增长。思维效率也就是思维速度，即在单位时间内，人的思维所能得出的正确思维成份或有效思想数量和质量。逻辑学要求人思维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律和规则，这些规律和规则是人们长期思维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是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和规则。运用一系列逻辑方法，有利于人们减少思维的弯路、避免误入歧途；同时，由于推理形式和证明形式的发明和应用，就使得有可能发挥推理和逻辑证明的效能，为取得人所必须的知识提供简捷的手段，由此，通过学习逻辑学并运用之，可以大大提高人的思维效率。
（2）结合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逻辑素质作为重中之重。传统教育是培养知识型人才，素质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智能型人才。在知识型教育模式向智能型教育模式的转换中，逻辑的地位愈加凸现，因为智能型教育模式主要在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语言表达、预见决策、高效思维等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以逻辑思维素质为基石的。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把专业知识，始终放在首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与发展，为我们展示了无限发展的前景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各学科飞速发展，越来越高精尖化，这意味着各门学科的抽象化程度愈来愈高、逻辑性越来越强，许多学科向形式系统化、公理化方向发展，符号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学科之中，甚至深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学科系统化、生活符号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如果主体逻辑思维素质不高，就难以驾驭这些符号，难与这些符号系统交流。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是学业和事业成功的保障。同时，社会的发展就意味着机遇的寻找和选择。一些企业之所以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管理者缺乏辩证的判断推理能力，不能及时地识别机会、捕捉机会、主动地创造机会，只认识表面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以至于失去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机会。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已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以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有鉴于此，在专为培养优秀的现代企业管理而设立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入学考试中，就有逻辑这一学科。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采取什么思维方式，能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管理活动理论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管理的实践效应。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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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文淦.符号逻辑基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0-23.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3
关键词：个体风险决策；方法；概率；偏好；指导原则；优化
一、个体风险决策进行合理决策的方法
个体风险决策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对个体要求很强的决策，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决策的合理与否，而且决策可以利用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只能是把握，却不能完全和精确地控制。此外，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又具有差异性。这就使得个体风险决策的决策者不仅要面对决策方案的合理性问题，还需要面对偏好合理性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应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目前关于它的研究很多，主要是以概率为主的数理方法，主要有四种：可行性条件概率分析法、效用概率分析法、偏好分析法和因素的综合平衡法。这四种方法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但是却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以概率分析为主，以可行性条件、可能结果等的概率值为主要的参考指标，区别只在于可行性条件概率是从决策方案所处的可能状态出发进行可能性分析，效用概率方法是效用和概率相结合，偏好分析法是偏好和概率的结果，而因素综合平衡法则综合了上述其他三种方法的因素。
这四个方法的共通点来自于这种决策存在的特点。首先是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不确定性。决策的关键是信息，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得出确定的方案，但是个体风险决策无疑是信息不完备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从信息入手，信息越是完全、精确，决策方案的可靠性就越高。其次是研究方法都涉及概率的确定，尤其是主观概率的选择。其中不管是客观概率，还是主观概率，也不管是按照无差别原则得来的概率值，还是通过贝耶斯公式严格推导来的概率，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二、对个体风险决策的概率逻辑解析及其意义
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需要并会产生不同的方法。决策和数学的结合，将决策和概率紧密联系起来，产生了关于决策的数量方法。这种方法希望从量化方面研究并促进决策的正确和科学。而近几年来，对决策的研究又开始与哲学和逻辑联系起来，侧重于对主观概率的思辨性与实践性研究。但是却各自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前者尽管不乏对决策其它方法的探究，但是这种研究大都是对决策因子和决策过程的量化研究，都是严格的演算推理，虽然是保证了其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却无法保证结果的合理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理论假定的抽象化，主要在于其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对后来者来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研究还只是从归纳合理性、主观概率赋值的合理性问题入手去讨论概率的合理性，期望从整体上把握决策选择的规律和影响因子，并没有关于决策各种类型的详细研究，更缺乏将这种类型的决策、决策方法和主观概率赋值三者联系起来的整体研究。具体到上文中提到的四种方法也是如此，不管哪一种方法都涉及到概率和个人偏好问题，因此比如也会遇到结果的合理性问题。因此，立足于这三者之上的分类研究就显得更为有潜力和空间，当然，也更具实践意义。
对个体风险决策进行概率逻辑解析正是立足于这三者之上的研究，通过对其进行概率逻辑解析以分析出它们的共通点，进而找到一般化的优化途径。具体的优化路径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信息和概率的选择出发，一是个人的偏好标准及指导原则出发。这种方法综合了上述四种具体的方法，也结合了逻辑分析，更加适用于现实决策，更具现实意义。
三、结语
对决策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优化决策，提高决策选择的合理性。对个体风险决策的逻辑解析亦是如此。它将对决策的优化具体到对决策方法的优化，从信息和概率出发，综合使用不同的概率选择法，尽可能提高概率的合理性。同时从决策者个人入手，挑战决策者的偏好。首先制定适应具体决策情形需要的偏好标准体系。这种偏好体系不仅需要具备适合大部分人的一般性，也需要兼顾到不同的决策者的差异性。决策者可以按照这种调整过的偏好要求进行调整，进而做出更合理的选择。此外，重要的是选择的指导原则。传统方法遵循的往往都是最优原则，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不是完全符合推演结果的方案就是好方案，还需要结合不同的角度和影响因子综合分析。因此，合理性远比最优化要实用。所以，决策需要以满意原则为准则，而非最优原则。最后，在个体风险决策中，决策者需要立足于已有的经验基础，以信息和概率选择为核心，在适当的偏好体系中选择适合的偏好，进而在该偏好的作用下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找到满意的选择方案。这是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涉及决策者自身的细化决策，所以，决策者对信息的利用和搜集也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僵化。无疑，对个体风险决策进行概率逻辑解析得出的这几种结论对指导个体风险决策者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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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4
关键词：战略营销；构建；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9-0069―04
近百年来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表明：任何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企业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任何新的市场营销管理理论都是通过对不适应经济环境变化要求的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否定而形成的，是“扬弃”的结果。根据这两个基本结论和西方学者关于战略营销管理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以“战略营销观念”为核心内容的战略营销管理理论是21世纪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战略营销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萨伯汉西・C・琼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评价
关于战略营销管理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利维尔特・利盎(LeverettS．Lyon)和明确提出“战略”的概念并对营销战略管理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冯・纽曼(Vonneuman)。他们从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出发，讨论了营销活动所具有的战赂性质，明确了营销活动同市场环境的动态适应性。从此营销活动被作为具有“战略”性质的行动提出来了。
后来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战略营销的概念并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为此英国还专门出版《战略营销研究杂志》(JournalofStrateeicmarketingResearch)。1983年萨伯汉西・C・琼又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战略营销进化》，对战略营销管理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性研究。
萨伯汉西・C・琼认为战略营销是从战略计划发展而来的，并解释和归纳了战略营销管理与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显著区别(见表1)。
1989年沃尔任・丁・肯甘在其著作《全球营销管理》(Globalofmarketingmanagement)中进一步对战略营销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战略营销的提出是市场营销管理史上的一次革命，首先表现为战略营销从原来把市场营销管理的着眼点以顾客或产品转移到企业外部环境，即使对顾客了解得再全面也是不够的，一个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把顾客或产品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去理解，这个环境包括竞争者、(政府)政策与管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力量。另外还表现为战略营销观念的市场营销目标从单纯的盈利转向风险承担者的利益(fromprofitt。stakeholderbenifits)。这里的风险承担者是指那些与企业行为具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主要包括股东、管理者、顾客、社会和政府。他还认为企业这时仍然要注重经济效益，因为它是企业投资发展、维护风险承担者利益的基础，但是，这时经济利益已不是终点，其最终目的是为风险承担者创造一种价值，尤其是为顾客。
无论是萨伯汉西・C・琼《战略营销进化》中的战略营销，还是沃尔任・丁・肯甘《全球营销管理》中的战略营销观念，虽然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或对战略营销的起源、特征、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或称战略营销观念是一种革命，但是它们的论述也仅此而已，并未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更没有从理论上解决战略营销应用问题，也没有像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那样提出一个明确的理论体系，他们实际上只完成了提出“战略营销”这一概念的任务，也难以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指南。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营销管理研究和应用并没有获得特别进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市场营销管理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他的第八版《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一书中回顾企业经营观念的演变时仍然没有把战略营销管理观念归入主流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体系，这说明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仍然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二、战略营销管理理论逻辑体系框架构建
1，战略营销管理理论是适应当代企业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是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所以战略营销管理理论逻辑体系框架构建首先必须反映当代企业所处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变化趋势的基本要求。
应该说影响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别，但是，其中共同且最主要的有供求关系状况决定的消费者消费需求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人类生存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企业角色及其变化趋势等。这些因素在当代社会分别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他们对市场营销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促进了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向战略营销管理理论的飞跃。
首先，供求关系状况决定的消费者消费需求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还有许多人在挨饿，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从总体上看，世界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达国家市场供过于求关系状况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和趋势，消费者因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消费需求异化现象，消费者对企业和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希望通过日常的消费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精神需要。也就是说，消费者已不再简单地依据从物质到精神的顺序满足需要了，而是处于向满足基本物质和精神需要并重的阶段过渡，有的发达国家已完成了这种过渡。
其次，人类生存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形成外在压力。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给人类带来这样那样利益的同时，随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加上人类对自身活动给自然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的认识没有随着这种征服能力一起提高，导致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从而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出现了不少仅靠技术进步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别突出的是：人口膨胀速度越来越快，对环境和资源供给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人口增长，人们满足自身无限的物质需求欲望，不断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同时向环境中排放各种废弃物，主要是废气、废水、废渣，使人类生存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资源退化严重，森林曾一度覆盖地球40％以上的土地，而如今它的面积已减少了三分之一；全球变暖趋势明显，等等。
最后，企业角色的变化，即由原来的“经济人”角色转变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人”(经济社会人，以下同)角色。企业角色之所以出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完全是因为企业本身在体制、活动范围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其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要求使然。其一，企业对自然、人类、社会的影响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逐渐增强，现在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二，企业因经营需要而必须面对的社会公众越来越多，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它们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
经营状况，乃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三，企业所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者如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近一百多年来人类行为所加剧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后者如人类的觉醒、消费者的日趋成熟而形成的诸如“理智型消费”和“绿色消费”等适应现代客观社会经济环境要求的全新消费观念等。
2．战略营销管理理论反映了当代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要求，是对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所以，战略营销观念逻辑体系必然是在市场营销观念逻辑思路基础上的发展。
(1)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中市场营销观念逻辑思路
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市场营销观念，根据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体系内容，我们认为市场营销观念逻辑思路可以如图2所示：
(2)战略营销观念逻辑思路
以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逻辑体系为基础，结合当代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要求，特别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消费者因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消费需求异化现象；企业角色的变化，即由原来的“经济人”角色转变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人”等，战略营销观念逻辑思路可以以图3简要表示。
(3)市场营销观念逻辑思路与战略营销观念逻辑思路比较
从上述逻辑思路解析图可以看出，战略营销观念与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市场营销观念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第一，它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有根本区别。市场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单纯企业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具有不确定性。而战略营销观念要求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十分明确，即企业与社会整体长期利益同时最大化。
第二，它们确定所追求的目标的主要动因有根本区别。从唯物辨证法角度看，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但是从两种观念确定所追求的目标的主要动因看，两者有根本区别。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的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一种本能和内在冲动，可以极端地说毋需外部环境的推动。而战略营销观念指导下要求企业把追求自身经济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同时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除了需要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一种本能和内在冲动的动力源外，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和引导，而且这种“推动和引导”对于企业贯彻战略营销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短期和表面看两个目标是冲突的。
第三，它们的逻辑思路循环有区别。战略营销观念的逻辑思路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循环系统，其中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上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都会促进下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每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又会强化企业自觉贯彻战略营销观念意识，实现企业与社会整体长期利益同时最大化。虽然市场营销观念逻辑思路也是六个逻辑环节连接的完整闭合循环系统，而且，从起点开始，上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也会促进下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但是每一个环节目标的实现只会强化企业内在盈利冲动和追求单纯企业利益最大化。
第四，它们在一些具体环节内容上和某些相同内容环节的逻辑排列上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在市场营销观念下的“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环节和“以销售产品为目的，以4p策略组合为核心营销活动”环节之间是上下逻辑环节之间的关系，而在战略营销观念下的“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环节和“以6p策略组合为核心营销活动”环节之间是平行逻辑环节之间的关系，它们共同统一与服务于以设计、传播、维护和完善目标企业形象为核心信息传播活动。
作为对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市场营销观念否定之否定而形成的战略营销观念，它与市场营销观念主要联系有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营销观念与战略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都包含企业利益最大化；
第二，目标社会公众需求及其需求的满足包括目标消费者需求及需求满足；
第三，无论是满足目标社会公众需求还是满足目标消费者需求，都必须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和“以4p或6p策略组合为核心的营销活动”为支撑。
三、战略营销管理理论内容体系框架构建
1．战略营销观念或形象导向
如同市场营销观念是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样，战略营销观念是战略营销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体系的其它内容均是以此为基础、指导和引申。战略营销观念的本质是“形象导向”，“战略营销观念”与“形象导向”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
2．目标社会公众理论
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体系中的目标社会公众理论是在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市场细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细分理论是目标社会公众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础。
目标社会公众理论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目标社会公众细分和目标社会公众定位，目标社会公众细分是目标社会公众定位基础和前提，目标社会公众定位是目标社会公众细分的目的。通过对内外营销环境分析，依据一定的指标对目标社会公众进行细分与定位，确立企业特定目标社会公众是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在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体系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3．企业形象理论
既然“形象导向”是战略营销观念的本质内容，又是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那么，企业形象实际上就成了战略营销管理理论的基石。其基石作用主要表现为战略营销观念下企业营销活动的客体是企业整体形象。“企业形象”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激发目标社会公众思想感情，引导目标社会公众行为和企业行为，按照一定要求，通过有组织的活动，运用适当的载体、手段、方法和策略，向目标社会公众传递的、能够并便于被他们识别、接受和反映，并可能引起他们感情或思想反应的企业整体有关信息的有机组合。
4．名牌企业战略理论
由于在战略营销观念下企业营销活动的客体是企业整体形象，企业形象又是企业整体各种有关信息有机组合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一种意识现象，这样就必须有一种有形的且能包容企业形象各种信息内容的物质载体来表现并直观地检验战略营销观念下企业对其整体形象的“设计、传播、维护和完善”的效果，这种物质载体自然是企业品牌。
因为从本质上说，品牌是企业向目标社会公众传达与提供的一组特定的特点、利益和服务等信息的综合载体。品牌作为一种象征，它可以传递六个方面的信息(菲利普・科特勒，1997，梅汝和等译)：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使用者。
总之，品牌是企业有关信息的有机组合。品牌的这些属性决定了它能够成为战略营销观念下企业形象的物质载体。而名牌企业战略则是企业把企业品牌作为企业形象的物质载体而采取的各种营销活动的过程。
名牌企业战略理论核心是品牌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根据品牌生命周期规律所实施的信息传播战略和策略问题。
5．整合信息传播理论闷
贯彻战略营销观念，实施名牌企业战略，除了要按照战略营销观念要求做好产品的开发、定价、渠道建设等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已涉及到的营销组合策略外，其焦点最终都集中到了如何把企业整体各种信息有机地组合起来，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目标社会公众传播这一问题上。很显然，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下的阶段性、相对独立性和短期性的信息传播策略已不能完全适应这种需要，为此，我们认为以传播、维护和完善构成目标企业形象的各种信息为中心，以传统市场营销管理理论的6p策略和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为基础，通过对它们进行整合，以连续性、统一性和长期性为特征的整合信息传播是以战略营销观念为指导思想的企业主导信息传播方式的必然选择。
6．战略营销管理理论体系框架图解
综合战略营销管理理论逻辑体系框架和战略营销管理理论内容体系框架的具体内容，图解如下：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5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新的管理思想、模式和方法，“轻管理”是在继承传统旧管理精华基础上的管理创新和新突破。它通过创造性设计出的轻管理决策模型，清晰揭示了管理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机理，填补了管理学研究的空白，是中国本土化管理学研究的创新成果。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曾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西学”中的“法”、“术”、“器”为用，“中体”中的“道”为本，“西学”要为“中体”服务。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领导、管理思想体系也是由“道”、“法”、“术”、“器”四个层面内容构成的：“道”是理论中明确表达的理念和概念，“道”由“法”即具体的规章和制度支撑，而“法”由“术”即具体的方法和技巧支撑，“术”由“器”即具体的管理软件和工具来支撑。只有真正把管理理念通过规章和制度、方法和技巧，最终落实到工具上去，并在实践中操作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后，才是成熟科学的管理思想体系。
目前，很多中国式管理研究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理念”，尚未形成严谨的现代科学管理体系。以思辨的辩证逻辑为主的中国传统领导、管理理念、方法、技巧，只有变成体制性、可操作、可验证的理论、模型、技术和产品，才能以之为载体，获得国际领导学界、管理学界的真正认可。“轻管理”理论已经初步具备了“道”、“法”、“术”、“器”四个层面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这是在借鉴西方现代领导学、管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理论。
本书期望重塑管理的认识、管理的逻辑、管理的决策和应用。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自从泰勒把管理变成科学以来，无数管理专家进行过这种尝试，可惜没有一种严密的逻辑框架能够涵盖管理的整个理念、决策和应用全过程；明茨伯格只是对管理学派进行了比较经典的分类；法约尔、韦伯、德鲁克、马奇、罗森茨威克等管理学家要么针对管理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要么研究管理理论、哲学，但都缺乏完全对应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管理体系和模型。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6
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是我国会计学专业的三门核心课程，但是三者在内容上的重复率达60%以上。其中，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内部核算的需要，成本会计已经发展成了具有与管理会计一样的关于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决策信息的职能，成本管理会计发展成了以管理为中心的成本管理会计；而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交叉主要集中在资金时间价值与长期决策分析、存货控制、销售预算、经营杠杆与本量利分析、业绩评价等方面。鉴于以上实际情况，为了解决三门学科的交叉问题，可以将三门学科进行整合，将财务管理单独分离出去，然后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进行整合，形成成本管理会计。
二、成本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是在对心理学、管理学、社会文化学、历史学等相邻学科的借鉴、运用和创新，其中对成本管理会计影响比较大的是管理学。
1.古典管理理论与相应的成本管理会计思想
（1）科学管理管理理论与管理会计的产生泰罗于1911年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其理论思想主要有：产品差别计件工资制；科学的挑选工人；工作标准化；能力与工作匹配等。当时的工业化程度快速增长，传统的成本核算的方法已明显不能满足企业适应竞争力需要的要求，于是具有预测未来功能的预先控制新职能应运而生，这标志着管理会计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是此时的成本核算还很不系统，它仅是为适应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附带产生的理论，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方法体系和理论。（2）一般管理理论与管理会计职能法约尔于1916年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首次提出了一般管理理论，它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要重视各个职能科室管理的思想，指出管理的职能为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与之相对应的成本管理会计的职能发展为规划、组织、控制和评价。
2.行为科学理论与行为管理会计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早期的管理理论忽视工人的个人发展和情感需要的问题，很多学者于20世纪30年把社会学与心理学引入到了管理中来，于是出现了行为科学理论。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有关员工的个人需要、动机、激励和同管理直接相关的领导理论两个方面。与之相对应的行为管理会计思想主要有：①决策行为观：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决策中必须做到协助企业进行目标多样化决策，寻找满意解，使之与企业目标相协调。②预算行为观：吸收下级的预算决策，制定多样化、多层次的预算体系。③控制行为观：从物质与精神方面激励员工，保持局部与整体目标的一致性，同时经常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差异分析，然后与预算执行层进行探讨分析。
3.现代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会计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管理学派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形成了“管理理论丛林”。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有决策理论学派的“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管理科学学派的数学模型在管理过程中的运用，经验主义学派的案例的归纳整理研究等。这段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直接推进了管理会计思想的发展，赋予了管理会计新的研究方法，管理会计开始重视如何为管理会计计划和管理控制提供及时和有用的信息，形成了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题的管理会计结构体系。
三、成本管理会计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成本管理会计框架构成的出发点，对框架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关于逻辑起点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本质起点论：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的王棣华教授认为本质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它可以很好的回答管理会计是什么，进而指导管理会计框架的构建。对象起点论：中国人民大学的孙茂竹教授认为，“对象”针对性强，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管理会计的对象可以作为管理会计的逻辑起点。目标起点论：中央财经大学的孟焰教授认为，管理会计的目标居于最高层次，指引着管理会计的发展，因此管理会计的逻辑起点应是管理会计的目标。目的起点论：以孟焰为课题主持人的《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研究》在2007年，在分析了各个逻辑起点的优劣后指出，以目的作为逻辑起点可以保证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配置的优化，因此提倡以目的作为管理会计的逻辑起点论。
四、成本管理会计的框架构成
第一种观点认为管理会计的理论框架为：①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基础；②管理会计的本质；③管理会计的目标；④管理会计的对象；⑤管理会计的要素；⑥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第二种观点认为管理会计的框架构成为：①管理会计的起点理论层次；②管理会计的基础理论层次；③管理会计的核心理论层次；④管理会计的实务理论层次。第三种观点认为管理会计的框架构成为：①管理会计的目标；②管理会计的概念；③管理会计的原则；④管理会计的技术。
五、总结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7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或称公司治理结构（StRUCtRURe）、公司治理系统（SeStem）、公司治理机制（meCHaniSm），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系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或称所有与控制的分离（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制度。
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理财环境的变化，并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进行调整。公司治理的逻辑变了，或者说公司的目标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作为财务运行驱动的财务管理目标也要相应变化。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深刻理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南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正确认识公司治理的逻辑，进而科学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对于优化公司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的良性遁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公司治理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一个关于公司战略导向的概念。尽管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演进轨迹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差异但最近20年来人们在对西方大公司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作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绩效的基本手段。
目前，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通常有美国式、日本式和德国式等，各种模式的特点也广受关注，本文不再赘述。但如果仅仅从这种经验的角度去认识公司治理结构，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也难以把握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目标。但公司的目标，也就是进行财务决策时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还是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遵循不同的逻辑，将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角度来说，前者不妨称之为"股东至上"模式，后者或可叫"共同治理"模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公司的目标是只为股东（SHeaReHoLeRS）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全体利益相关者（inteReStGRoUopS）或当事人（StaKeHoLDeRS）的利益服务。
"股东至上"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在这样一种治理逻辑下，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而人力资本则利小势微，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控制权才是企业有效率的保证。因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出发点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如何设置一个最优的可以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使其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由于经营者有着不同于所有者的独立利益目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者在获取企业控制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其自由处置行为往往有损于股东利益。至于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因在企业中的"声音"弱小，相应的权益自然也难以得到保护，这样就为经营者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为了克服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就需要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扬弃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并非唯一地追求所有者的资本收益最大化。企业本质上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一张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成的"契约网"，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这些相互关联的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及其他有关利益主体，组成了利益相关者，而企业的效率则需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基础上之上。在这样一种新的公司治理逻辑上，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要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强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来说，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样的公司治理逻辑就是"共同治理"模式。
企业还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作的集合，其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机会主义行为都可使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失。为了保护依赖性资源免于受损，团队成员只有缔结长期合约，以确保一个可预期的利益补偿。而这种多边式的合作模式即共同治理恰恰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从而逐步成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
二
我国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改进和完善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即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政府拥有经营者任免权，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监督经营者的行为等。可见，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了企业制度效率的基本标准。这样的改革思路大致可以称得上是"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我国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过程就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放权以后对经营者的监控过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在设置公司治理结构时也是按照股东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但是，由于政府远在企业之外行使所有者职能，企业内并无所有者代表，不仅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难以形成，而且国有资本和政府权力的结合使得经营者可以随意剥夺其他小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职工应有的参与决策权、监督权也往往因职工代表大会流于形式而难以实际发挥作用。由于国有企业这种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并没有解决关键的所有者被架空、国有资产受到侵蚀的事例比比皆是，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非正常行为屡屡出现。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建立与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要确保出资人到位。"这为了解决公有制经济下独特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创造了条件。但要落实这一重要文献精神，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因经营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还必须转变企业治理的思路，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共同治理"逻辑。
事实上，我国在"共同治理"方面已有诸多实践，如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引入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债权人参与企业行为的监控，实行利润分享制度和员工持股制度等。我国《公司法》还明确规定监事会中应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公司研究决定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但是，在我国将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时，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改制过程并没有按规范进行运作，特别是公司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如有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在避免领导层内部矛盾的同时放弃了制衡；有的董事会成员与经理成员高重合，为内部人控制敞开方便之门；有的对董事会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议事规则不以为然。严格的信托责任制度未能形成等。有些做法连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能达到，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就被忽视的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平等问题了。
三
1998年4月，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来制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性准则。1999年5月，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一套国际标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该原则旨在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也为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公司和参与者提供指导，它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基本考虑，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1、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利；
2、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
3、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地进行合作。
4、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
5、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以上几点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最为核心的要素。尽管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有关国家的实践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具备某些共同要素。这些原则就是建立在包容现有各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要素之上的。由于该原则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认识到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利益相关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来自不同资源提供特别是包括职工在内的贡献。因此，如果这些通用原则也可以叫作"模式"的话，从逻辑上判断，我们大致可以称为"共同治理"模式。
现代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契约网"，各利益相关者或在公司中投入物质资本，或投入人力资本，目的是获得单个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共同治理的逻辑正是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应将公司的适应性能力视作自身利益的源泉，进而发展到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符合契约主体机会平等的基本思想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因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
作为企业赖以运行的经济环境的一个最直接部分，治理结构确定了企业的目标，并提供了实现目标和监督运营的手段。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当然也是由治理结构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制约着财务运行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变化，不能适时调整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合理，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
在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财富。也就是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因素决定，在股票数量一定、股票价格达到最高时，股东财富也达到最大，从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
股东财富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与本世纪50年代以前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由于它考虑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和股东资金的成本，无疑更为科学和合理，有其积极的内涵。第一，对于额外的风险，要求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补偿，忽略风险的差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二，对于相同的投资报酬，现金流入越早其价值越大，忽略现金流入时间的判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三，当公司可以通过一项新的投资提高盈利水平时，如果公司的股东用同样的资金在另一项风险相同的投资中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只要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公司的经营者就会投资于收益更高的项目。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相比，优点甚为明显：综合地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公司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要提高公司利润，还要权衡股东资金的机会成本，不能因忽视相对比较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显而易见，由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所决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重视不够。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则强调现代企业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服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在共同治理的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这一目标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由于企业价值的大小可以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预期报酬（或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来表示，而折现率又与企业风险相适应，因而只有在风险和报酬实现较好的均衡时企业价值才能达到最大。
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样充分考虑了不确定性和时间价值，强调风险与报酬的均衡，并将风险限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一，营造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努力培养安定性股东；第二，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关心职工利益，培养职工的认同感；第三，加强与债权人联系，重大财务决策邀请债权人参与，培养可靠的资金供应者，第四，关心政府政策的变化并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政策的变化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有关活动。此外，还要重视客户利益，以提升市场占有率，讲求信誉，以维护企业形象等。显然，从经营者理财来说，以上利益相关者都能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影响：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表决决定企业重大经理；债权人要求企业保持良好的资金结构和适当的偿债能力，以及按合约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职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提供了人力资本必然要求合理的报酬；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公共服务，也要通过税收分享收益。正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构成了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如果试图通过损害一方利益而使另一方获利，结果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出现诸如股东抛售股票、债权人拒绝贷款、职工怠工、政府罚税等不利现象，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五
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认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全部剩余风险，因而也应享受因经营发展带来的全部税后收益，即股东持有剩余要求权。与债权人和职工相比，由于股东承担的义务、风险最大，从而享受的权利、报酬也应最大，即股东财富最大化。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不能只强调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债权人，由于现代企业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负债率大大提高，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与股东共同承担着财务风险；至于企业职工，由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复杂的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他们向企业投入了大量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企业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家人的生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真正在企业中倾注心血的其实还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广大职工，而许多物质资本所有者作为公司的股东常常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投机者"的角色，他们只关心市场上资本价差所蕴含的套利机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在意。如果投资的企业业绩不佳甚至破产，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脚来投票"，从而解除相关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企业和发展，物质资本所有者，而且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强。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有来自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如果没有富有创新能力的经营者和一批忠诚的职工支持，即使要维持企业现状都难以做到。
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种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求转变，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也需要相应优化。只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合理的满足，才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股东的财富也才能增加；而企业价值实现了最大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都能有所增加。这样，在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下，公司财务管理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
六
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企业制度。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公司法》、《决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形成这样的架构：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在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相互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
公司治理结构受到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既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现成做法，也不能忽视已有的一些通用性基本原则，特别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共同治理"逻辑。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可能更应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职工的利益，如果将职工作为治理结构的主体，由于其在企业内部而较为容易地观察到经营者行为，从而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难以监控经营者行为的难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使公司得以从更广泛的投资者中筹集资金。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树立市场信心、鼓励更加稳定的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一项重要手段。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良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日益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已把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途径。近年来在金融市场的动荡中，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
当前，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公司制核心的基础上，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经营效率的一个关键要素，进而设置好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因应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而变化，进而通过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的增长中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于保持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没有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系列切合目标的科学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真正建立，我们的经济效益就不能稳定提高
参考资料
1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9）
2杨瑞龙"应扬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中国经济时报19999）
3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财务与会计19993）"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8
一、资本逻辑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资本逻辑批判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从理论层面对时代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做出积极反思和应答。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资本逻辑批判研究的兴起的最广泛的、最根本的实践基础就是资本逻辑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逐步产生、发展和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逻辑在我国的的历史性存在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是资本及其逻辑在中国的孕育阶段。改革开放前，我们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简单等同，承认资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往往谈资色变。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这一时期，资本已经实质性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的一定范围，如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但资本在中国还没有获得身份的合法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呼唤着给与资本以合法地位和更大发展空间，以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阶段：19922007年，是资本逻辑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至此，资本逻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体制障碍已经逐步消除。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决定》中第一次使用资本资本市场等概念，使资本概念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党的文件，为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展开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道路。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市场化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作为现代企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的肯定、对公有资本控股权、支配力以及劳动者资本联合的提倡和鼓励，对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的要求、对资本参与收益分配合法性的确定等。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和国家综合实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6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
第三阶段：2007年以来，是资本逻辑实质的多维度展开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资本市场日益完善，资本逻辑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并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资本逻辑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了内生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推动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事件、现象的背后，资本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内在逻辑隐约可见。针对资本逻辑导致的种种消极后果，特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随着相关的一系列措施的落实，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之后几年得以有效遏制。十八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生产要满足人民需求的社会主义本质。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存在及其重大影响，使得资本逻辑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资本逻辑批判作为对资本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思，必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二、资本逻辑批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切入点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條的、封闭的体系。恰恰相反，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具有双向性，既要以系统化的理论去把握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对现实作出系统性的理论回答；又要在回应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变革和更新已有的理论系统，使理论系统得以拓展和深化。[2]相对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今天的资本逻辑具有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深远的活动控制范围。它不仅把自己的增殖逻辑强制到一切存在物，连世界最遥远的边缘都概莫能外，并成为现代人心灵深度的根本活动法则，最终成为现代世界中介一切的以太。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不可能跳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市场经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阶段。[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一系列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证明了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警醒的是，资本逻辑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严重冲击和挑战，到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辩证地、批判地看待资本逻辑，即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历史责任，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切入点。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本逻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于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商品经济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资本在现阶段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资本逻辑整体上还能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运行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国有资本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支配性作用，有效地限制、约束了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侵蚀，防止了资本逻辑对经济发展目标与手段的颠倒。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正体现了国有资本增强控制力的战略选择。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吸收一定比重的社会资本，对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9
关键词：系统理论 ；企业创新文化 ；逻辑关联作用 ；企业持续成长
相关文献述评
（一）企业创新文化的涵义
关于企业创新文化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定义。黎平（1996）、宋培林（2000）、史希红（2005）、王俊峰等（2013）认为企业创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及创新物质形态的总和。吕飞（2003）、许庆瑞等（2005）、徐静美（2007）等认为创新文化是指能够激发和促进企业创新思想、创新行为和创新活动产生，有利于创新实施的一种组织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相统一的综合体。ahmed（1998）、thornherry等（2003）认为企业创新文化是包含了创新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信念、行为等内容的综合形态。张今声等（2011）认为创新文化是体现时代精神，适应新技术、新事物成长的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创新精神、创新行为的总称。
（二）企业创新文化的构成
学者们一般把企业创新文化的构成分为几个部分：吕飞（2003）、许庆瑞等（2005）、徐晨燕（2007）、王海霞（2010）等把企业创新文化分为“外在构成要素（如制度、行为等）”和“内在构成要素（如价值观、信仰等）”两个部分；金吾伦（2005）则分为“内在文化（即观念文化）”和“外在文化（即制度文化）”两个方面。李继奎（2011）把企业创新文化分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环境文化”三个层次；马一德（2007）将其分解为“创新决策文化”、“创新管理文化”、“创新执行文化”、“创新治理文化”四个要素；宋培林（2000）则归纳为五个部分：“创新物质文化”、“创新行为文化”、“创新制度文化”、“创新精神文化”和“创新环境文化”。
系统观视角下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内涵
金吾伦（2005）认为创新活动过程可分为“种子”、“孵化”和“开花结果”三个阶段。如同种子的萌芽生长需要土壤、阳光、空气、水分等外界条件一样，创新思想的“种子”萌生后也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由此“种子”才能生长成参天大树。从金吾伦对创新活动的形象比喻可知：企业创新文化从孕育到成熟是由内外部各种因素、条件、环境共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化的整体。但如前所述，学者们没有从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角度去探讨过企业创新文化作为一个“体系”的涵义。“体系”与“系统”的含义比较接近。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在一定环境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具有整体相关性、环境制约性等特征。系统的“整体相关性”指系统不是若干要素的机械堆砌，而是各部分、各要素之间产生各种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分或其他要素的变化。系统的“环境制约性”指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与周围事物发生各种联系，因此要受到周围事物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由系统的整体相关性和环境制约性可以推知：企业创新文化所包含的创新观念、思维意识、制度规范、行为模式、物质和精神环境等内容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具有如同“种子”、“孵化”、“开花结果”般逻辑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从系统理论角度将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涵义解释为：企业创新文化体系是指企业结合自身发展的历史及现状，顺应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要求，形成具有不同性质和作用的创新观念、思维意识、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等，并与外部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对企业的成长发展产生影响的综合体系。
系统观视角下企业创新文化体系逻辑结构及要素
（一）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逻辑作用机理
如前所述，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创新观念、思维意识、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等要素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那么这些联系、影响、作用是如何进行的？这可以通过从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逆向追溯来解释：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赢利和保持持续成长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必须有较强的竞争力来获取较大效益，而企业效益的多寡和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合理性及完善和灵活程度。但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受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因为有什么样的企业战略，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而企业战略决策的好坏（或者说科学、合适与否）则取决于企业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从创新文化驱动企业发展的角度，把这个追溯的思路反向表述，就得到企业创新文化体系各要素“创新的观念”、“思维意识”、“制度规范”、“行为模式”等相互之间的逻辑性及其作用机理：企业的创新观念决定企业战略企业战略决定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企业的体制机制决定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企业的效益和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逻辑结构要素
企业持续成长发展与企业内外部多种因素有关，从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逻辑作用机理看，创新文化体系要想能够驱动企业持续成长发展，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创新企业的发展观念，这样才能形成科学适宜的决策，规划好企业发展的创新战略，进而创新制定出科学适宜的企业治理体制机制。正确的战略、适宜的体制机制才能得到企业广大员工的认同和遵从，在其贯彻执行过程中才能被真正落到实处，如此才能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将企业创新文化体系的要素：创新的观念、思维意识、制度规范、行为模式等归纳整理为促进企业持续成长、具有逻辑关联作用的四大要素：“企业发展观念创新”、“企业决策战略创新”、“企业机制治理创新”、“企业执行模式创新”。这四大要素相互之间的逻辑关联作用及对企业持续成长发展的影响作用如下：
1.企业发展观念创新。观念创新指根据内外部客观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顺应现时代的要求，改变过去习以为常或奉为神明的思维定势，在科学准确把握变化了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各因素的本质及联系后，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构思出符合现时代要求、与内外部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设想等。
我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更新，中国革命的道路就难以由“城市中心论”转变为“农村包围城市”，新中国就不可能成立；不破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旧观念，树立“无论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新观念，就不可能有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对企业来说，面对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等、靠、要”的旧思想、旧观念，树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人为本、以创新求发展的企业发展新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不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人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基础，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不以人为本，就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的一切活动就会陷入困境；在现时代，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不断地变化发展，企业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进行创新，就会丧失竞争力。
2.企业决策战略创新。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缺乏较长远的发展计划目标，或没有对市场进行调查研究，或盲目跟风、盲目模仿等，结果造成企业的经营方向不明、长远目标不清，使得技术开发、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等混乱无章。企业树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人为本、以创新求发展的企业发展新观念后，就可以克服上述不足。因为观念创新是企业进行科学决策、制定正确战略的前提和保证。企业的发展观念创新促使企业高层管理者转变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从而调整心态，站在全局的角度，高瞻远瞩，抓住市场机遇，进行科学、理性的决策和战略谋划创新，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长远规划。
3.企业机制治理创新。企业的发展观念、战略决策得到创新后，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体制、治理方略与之配套，才能保证企业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及其各项活动得以科学、正确地被宣贯、分解和运行。如果企业的机制体制、治理方略不进行相应的创新，就类似于穿新鞋走老路。
企业机制治理创新是指为保证企业创新的发展观念、创新的战略决策得到科学有效地贯彻、分解、运行，而对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管理条例、治理模式等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甚至是彻底创新，使之与新的发展观念、新的战略决策相适应。
4.企业执行模式创新。nutt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企业50%以上的战略决策以失败告终，原因主要是管理者虽然制定了战略决策，却没有认真将之贯彻落实。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约70%的首席执行官不是因为糟糕的企业战略，而是因为战略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最终招致失败。可见，企业的执行力对企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为无论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计划如何科学合理，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就如同一纸空文，有时甚至往反方向执行，这将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进行企业执行模式创新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企业执行模式创新是指在企业创新的机制体制、治理方略等的保障下，企业根据自身人、财、物及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并利用科学的方法，从上到下对企业创新的总体战略决策在企业组织结构的各个层级中进行层层分解，并转化为各个层级及每位员工的行动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落实完成。在这个层层分解、转化、落实执行的过程中，既要有相应的对发展新观念、发展新战略重要性的宣传，又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制度体制、检查监督等的规范和督促，更要有在分解、转化和落实方面的创新模式，这样才能使战略、计划得到有效地执行落实。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企业持续成长发展，企业全体员工要更新观念，使思想得以解放，这样企业的管理者才能创新出企业发展新观念，进而创新企业的战略决策，保证战略决策的科学合理；继而创新出企业的机制治理方略，保证企业的机制体制与企业战略相适应。而企业全体员工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解放了，才能在进行发展观念、战略决策、机制治理方略等的创新时，及将战略决策层层分解、转化、落实的过程中，增强员工们对各项活动的执行意愿、执行力度和执行的有效性。如此，才能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加企业的效益，保持企业持续成长发展。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图1所示的驱动企业持续成长的企业创新文化体系四层级金字型逻辑作用结构图。
参考文献：
1.金吾伦.创新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J].现代企业教育，2005（2）
2.汤晏国.系统论和系统原理[eB/oL].http：///htm，2013-3-30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篇10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同是会计系统的两个分支，但管理会计的发展和被重视程度远不及财务会计。目前发展的现状是理论落后于实务，这主要表现于管理会计迄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能够解释、指导并可以应用于管理会计实践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素来都是偏重于方法研究，而不重视理论结构的研究，如对管理会计目标、假设、原则、方法等基本范畴及其内在联系，迄今少有深入细致的系统研究，使得管理会计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由于管理会计向来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的贫乏导致管理会计实务长期缺乏理论指导，从而严重制约着管理会计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尽管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行为科学等一些研究成果已被陆续引入到管理会计之中，从而扩大了管理会计的适用范围，但是，管理会计对于源自这些不同学科的科学成果，尚未能全面而充分地消化，人们还只是依据这些成果对管理会计的某些假设作了程度有限的修正，有些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还缺乏应用价值。对西方管理会计主要是进行翻译和介绍，在理论研究上也没有突破。没有系统理论支持的学科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科，管理会计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上的遗憾。由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和学科体系的不规范，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缺乏明确的中心、清晰的主线和实质性联系，使得管理会计的内容既不统一又不确定，主要表现在管理会计的教材编写内容上很不统一，与其他学科的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不利于学习和掌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该学科的深入研究和推广运用。我们说任何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该学科能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该学科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的关键。
另外，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的总体目标是要基本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2002年9月26日中国会计学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在总结实施经验和吸收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管理会计同样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理论结构，以便有效地指导管理会计实务。为此，就产生了“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二、关于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问题
什么是管理会计理论，它的基本理论应将如何表述呢？我国著名的管理会计学家李天民教授认为：管理会计理论可定义为“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基本概念、管理会计基本假设、管理会计原则所组成的概念框架，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开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要建立管理会计理论框架，首先得解决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近几年来，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热烈的讨论，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关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管理会计本质起点论（王棣华）、管理会计对象起点论（孙茂竹）、管理会计目标起点论（盂焰），可说是各有其道理。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当具有一定的条件或特征，主要应有这样几条：逻辑起点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会计范畴；逻辑起点能对其他抽象范围进行推理论证；逻辑起点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逻辑起点能够联系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逻辑起点是会计最本源的问题，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逻辑起点是内在的、客观的。经过对上述几种观点的研究和思考，本文认为，管理会计的目的，即协助组织/企业的管理者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并为实现整个企业组织业绩最大化目标而进行合理决策，是符合管理会计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全部条件。以此为起点，有利于建立首尾一贯、逻辑严密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从这一起点出发能够真正推导出其他抽象范畴。
管理会计的目的之所以能作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正是在于能够正确揭示管理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会计是人们有目的的社会行为，人类之所以有会计活动，必然出于某种动机或希望。由此追溯下去直至思维的起点，即最终的动机或希望，就是会计目的”（傅磊：《对会计目的的思考与探索》，《会计研究》1996年第2期）。管理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正是为了适应企业加强内部经济管理，实现组织的目标而产生和发展的。管理会计是基于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的一门学科。而任何管理活动都必须围绕实现组织目标来进行。所谓管理，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完成既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不具有自己的目标，管理应该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进行管理。管理的目标是与组织的目标连接在一起的。概括地说，管理就是要促使组织有效地利用资源而达成组织的目标。组织的目标可从三个角度来全面地衡量管理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情况。1.组织的产出目标；2.组织的效率与效果，3.组织的终极目标。但不论何种性质的组织，管理的任务都是要使组织以尽量少的资源而尽可能多地完成预期的合乎要求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管理。管理变革的最终结果也要体现在组织的最终目标上。而管理会计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组织内部的管理者和雇员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管理者进行计划、控制和决策，以达到组织业绩最大化的基本目标。
此外，组织的目的虽然是抽象的，但它是组织任务和各项具体目标的基本出发点。管理会计信息是组织中进行决策的改进和控制的基本信息来源。有效的管理会计系统能够提供组织成功需要活动的及时、准确的信息。管理会计可以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概念，对组织的实际数据和预计的经济数据进行处理，以帮助管理人员制定这些合理的经济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合理决策。即管理会计人员通过识别、收集、计量、分析、准备、解释和传达管理所用信息，为今天的组织创造相当大的价值。
从管理会计的发展历史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50年代的执行性管理会计和50年代之后的决策性管理会计两个阶段。在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率”（effective），强调把事情做好；在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益”（efficiency），强调首先把事情作对（doingrightthing），然后再把事情做好（doingthingright）。应该说，管理会计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效益”，只不过是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而已，其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实现组织效益最优化的目标。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企业充分认识到，比利润更重要的是市场份额，比市场份额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竞争优势，比竞争优势更具有深远响的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企业面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企业战略管理”及为其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的“战略管理会计”的兴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战略管理会计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竞争对手，分析企业自身所处地位，据此来协助企业管理当局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评价管理业绩，以企业取得竞争优势作为主要目标。外向型的战略管理会计不仅仅要收集、分析企业内部的数据信息，更要走出企业为本企业提供外部市场环境及竞争者的信息，做到知己知彼，以求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略管理会计通过收集、分析、比较竞争对手具有战略相关性的信息，了解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从而保持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战略管理会计克服了现代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缺陷，它拓展了管理会计对象的范围，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以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
由此可见，以管理会计目的为起点能使外部环境与管理会计系统有机地协调起来。外部环境通过影响管理会计目的作用于管理会计系统，管理会计系统又通过管理会计目的去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
纵观管理会计的发展，可以看出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企业（组织）的目标紧密相连的，组织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围绕组织目标来进行的，组织目标又是通过执行相互关联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职能实现的，正是由于管理会计的目的是协助组织/企业达到其目标，使得管理会计成为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管理会计的本质是会计与管理的直接结合，是一种侧重于在现代组织内部经营管理中直接发挥作用的会计，同时又是组织/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决定管理会计的职能是预测、决策、规划、控制、考评等。不论管理会计是给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还是直接利用会计信息控制企业的资金运动，其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取得组织最佳的经济效益。在一切社会形态中，人们所关心的都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做到所得大于所费，即提高经济效益。为了达此目的，就必须在不断改革生产技术的同时，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并加以比较和分析，管理会计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专门的方法，利用财务会计、统计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对比和分析，使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据以对整个企业的日常和未来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控制、评价和考核，并帮助企业管理者做出最优决策，以实现组织最佳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而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考虑社会效益。于是产生了社会责任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等管理会计分支。由此可见，正是人们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强大动力，推动了管理会计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三个研究领域：管理会计在组织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管理会计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共生互动性、管理会计在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作用（atkinson，etc，1997）。
三、关于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构成问题
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构成是指构成管理会计理论的必要内容。其内容有哪些，说法并不统一。第一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包括：1.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2.管理会计的本质。3.管理会计的目标。4.管理会计的对象。5.管理会计的基本要素，包括收入、成本、损益、现金流量等。6.管理会计的基本原则。（注：宋献中《中国管计——透视与展望》，《会计研究》1995年第11期。）第二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包括：1.起点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理论基础、管理会计对象理论。2.基础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原则理论。3.管理会计核心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原则理论。4.管理会计实务理论层次，具体指管理会计程序方法理论，管理会计具体实践。（注：劳秦汉《论管理会计》，《财会审论坛》1995年第4期。）第三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包括：1.管理会计的目标。2.管理会计概念，具体指计量、传送、信息、系统、规划、反馈和成本性态。3.管理会计原则。4.管理会计技术。（注：陈今池编著《西方现代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2-303页。）第四种看法认为管理会计理论结构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管理会计的本质，即管理会计概念。2.管理会计对象。3.管理会计职能。4.管理会计目标。5.管理会计任务。6.管理会计环境。7.管理会计假设。8.管理会计原则。9.管理会计道德。10.管理会计哲学。11.管理会计文化。12.管理会计程序。13.管理会计方法。14.管理会计行为。（注：王棣华《试论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第五种，孟焰在其《西方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一书中按照演绎法构建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他认为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应包括：1.管理会计目标。2.管理会计对象。3.管理会计假设。4.管理会计的本质。5.管理会计要素。6.管理会计原则。7.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第六种看法，孙茂竹在其《管理会计的理论思考与架构》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应包括：1.管理会计假设。2.管理会计的对象。3.管理会计的目标。4.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5.管理会计的职责（略）。6.管理会计的重要活动（略）。
另外，美国管理会计实务委员会也一直致力于建立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体系——管理会计的框架，它包括目标、术语、概念、惯例与方法、会计活动管理六大主要内容。美国管理会计公告中分别对这六类进行了详细说明。
任何学科都需要建立一个理论结构体系，以对事物进行抽象思维，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复杂的现实世界。迄今，我国对有关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尤其在管理会计理论的总结上还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使得现有的管理会计在研究对象上的归属、内容体系上的组织、方法论上的构成等方面存在诸多先天不足。为此，对管理会计的理论思考和重新架构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本文在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罗勇，李定清。会计理论体系研究[m].四川：重庆出版社，2003.
[2]孙茂竹。管理会计理论思考与架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余绪缨。管理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盂焰。西方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