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内涵篇1
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23-04
Discussionontheconnotationsofinstrumentalrationalityofthedevelopmentofmoderncompetitivesports
SonGHeng-guo1,wanGXin2
(1.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2.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KashiteachersCollege,Kashi844000,China)
abstract:instrumentalrationalityreferstoaphilosophicalideologyhavingadominatingpositioninwesternindustrialcivilization.moderncompetitivesportsasanimportantproductofhumanindustrialcivilizationisofcourseaffectedprofoundlybysuchaphilosophicalideology:ontheonehand,the“spaceofinterests”isconstantlyexpandedandset,whichmakescompetitivesportsaspecialinstrumentforvariousparticipants;ontheotherhand,underthetrendofdevelopmentofcompetitivesportsbecomingmoreandmoreinstrumentlike,variousobviouscontradictionsandconflictshavegonethroughtheentireprocessofglobalizationofcompetitivesports.
Keywords:sportssociology;competitivesports;instrumentalrationality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1]。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2]。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3]《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4]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竞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入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5]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入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入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玷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6]。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秩序的混乱。体育主体的工具性,以及主体性的过度物化使竞技体育的发展秩序始终处于摸索的调适之中。体育主体作为一个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竞技体育为平台而产生了良性联系。但是,由于各种主体对工具价值的过分追求,使自身也成为了一种物性的工具[7-8],各类主体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被极端的利益追求所代替,体育主体间的情感交流也被极端的行为取代。兴奋剂、球迷骚乱等就是这一工具性带来的恶果。为了在激烈的高水平竞技中获得一席之地,个体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先进药物和技术”的刺激使竞技体育充斥着“另类”科技的较量;而球队、球迷间良性的情感交流也因为主体情感需求的过度扩展成为了没有感性支撑的纯粹利益,各种由此引发的情感爆发以极端方式宣泄出来,因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性。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必然要遵循的基本逻辑。竞技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逐渐从地域走向全球,从民族走向全人类。在此过程中,其精神层面所蕴含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表现理性,迅速拓展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家园”。但同时,随着其全球整合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资源也无孔不入地进入其中,并以自身的逻辑不断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由此造成了竞技体育利益空间的重新划分和分配。尤其是在人类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一步出现了价值观混乱,工具理性凌驾表现理性,主体地位不断弱化的消极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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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内涵篇2
关键词：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路径
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内涵式发展以促进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为重要途径。制定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标准，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并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心，是技工院校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这一根本点，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一、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含义及特色
1.内涵式发展的含义
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是以技工院校硬件办学条件改进提高为基础，向教育教学管理与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方面实现发展转变。积极挖掘现有的办学资源和潜在发展能力，在保证办学规模稳定和教育教学布局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打造办学品牌，突出办学特色，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支撑。使学院的教育教学资源得到更优配置，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改革，办学质量和效益得以全方位提升，核心竞争力得到加强，从而实现学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内涵式发展的特色
（1）独特性。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是办学特色凸显的发展，必须体现发展的独特性。抓住特色办学，抓住特色打赢生源竞争规模战役，通过办学理念、管理机制、培养环境、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创新来加强内涵式发展核心内质，核心竞争力才会更持久、更强大。
（2）争先性。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是基于质量竞争意识之上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高低是衡量一所技工院校品牌影响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标志。对一所技工院校进行评估和科学考量，一项重要指标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劣。如果忽视了办学质量的竞争与发展，就难以维持长久的生命力。
（3）协调性。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要与地方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人才需求目标相一致，强调协调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调整新思路，提高新要求，推出新举措，及时规范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对接经济转型方面科技创新等因素，找寻内涵式发展路子，使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
（4）渐进性。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是一种科学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渐进性。是将办学质量作为发展核心，从宏观大局出发，从质量提升入手，积极挖掘自身办学优势，不断丰富完善办学思路，充分持续发力，营造有利于内涵式发展的技工院校办学环境。
二、技工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内容
1.保持发展规模
技工院校办学发展规模要适度，不能过度寻求规模效应。考察一所技工院校是否实现内涵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大小，实现办学资源利用最大化是其关键，并且还要看其办学规模与基础设施、师资力量以及实训场所等是否相匹配。不能不顾已有办学基础和条件，进行盲目扩张，更不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保持办学规模的相对稳定，防止造成办学资源的闲置浪费。注重用好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比较优势，办学规模稳定，办学质量持续提升，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
2.突出专业优势
技工院校办学层次、办学水平如何，很大程度能通过专业设置来集中体现，专业建设是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和潜力所在。看一所技工院校的内涵式发展，首先要看专业优势是否突出，有无特色专业。技工院校应该立足自身现有办学条件，发挥潜在办学优势，强化专业建设推进步伐，在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上重拳出击，使专业建设走在同类、同等规模院校前列，其内涵发展水平也就远远高于其他院校。
3.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内涵式发展的主体和具体推动者是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如果一所技工院校名师多，学科带头人多，有质量过硬的教学团队，那么这所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必定出色，教科研成果会很丰硕，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也大，吸引学生的效力就强，其内涵式发展也一定是走在前列。技工院校所拥有的职业道德优秀、教育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水平突出、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名师和学科带头人队伍，不但是技工院校提升办学层次、提高办学质量的依靠力量，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突出标志。
4.完善科学管理体系
技工院校加快内涵式发展靠的是精细化的管理体系和高水平的管理。如果一所技工院校教育教w管理混乱甚至粗放办学，其内涵式发展就难以实现，也根本谈不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办学实力，一定以科学的管理作保证。技工院校通过不断完善各项管理机制，在教育教学管理、后勤服务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全面推进并创新，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精细并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
5.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技工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承载院校灵魂和精髓的物质环境文化，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院校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以物质文化设施建设以及文化活动建设为重要载体，以学校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为依托，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内涵，推进文化管理，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具体体现。内涵式发展文化建设的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稳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高技能人才的强力支撑。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3
关键词:江苏省;体育强省;成绩回顾;工作措施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5-0027-06
育又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省、区、市体育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地方体育的科学发展,体育强国的建设将失去根基。《江苏体育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在2015年建设成体育强省,苏南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竞技体育总体实力位居国内第一集团,体育产业取得突破性发展,体育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更加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目前,江苏各地市正在以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强省为契机,深入开展体育强市、强县、强镇的创建工作。苏州、无锡、常州在2007年首批被江苏省体育局认定为体育强市,无锡、苏州、江阴、昆山又在体育强市的基础上向体育现代化目标挺进。本研究全面分析新时期江苏省创建体育强省的意义,分析体育强省的内涵和标准,分析江苏省建设体育强省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差距,旨在为我国早日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提供思路和参考。
1江苏省创建体育强省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和建立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列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1]。体育是关乎民生的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老百姓对健身休闲的需求更加旺盛。近年来,江苏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两个率先”和富民强省建设,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牢牢占据了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的地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在“十二五”时期把江苏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江苏千万人民。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体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乎国民健康、民族强盛和国家荣誉,是一个国家、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江苏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创建体育强省,对于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江苏体育强省的内涵及标准
体育强国建设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话题,2008年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提出我国要建设惠及亿万人民的体育强国[2],体育强国的模式、内涵特征,国内外相关专家都撰文分析,在这里不再详述,然而作为体育强国的基础,体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若干个体育强省建设成功,体育强省也是我国许多省份近几年争先建设的一大宏伟目标,体育强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体育强省的内涵及特征的研究在我国研究者还不是太多,建设体育强省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3]。
2.1江苏体育强省的内涵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省份是否达到体育强省需要从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去审视,一是体育自身的维度,体育强省是由体育基础实力(体育基础设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体育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体育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水平、体育市场和体育消费的规模与水平等)和核心表现(在国内外重大赛事比赛成绩和贡献、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数量、在国内外体育组织具有话语权的体育人才等)所构成的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名列前茅的省份。二是体育发展的外部维度,即体育发展必须融入全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去。即一个能参与经济生活并创造财富的体育,能沟通人际、亲和社会、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体育。因此我们认为江苏建设体育强省的内涵应是以增强全省人民体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根本目标,实现体育的生活化、社会化,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以及城乡、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位居全国前列,体育发展与全省“两个率先”相适应,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作出积极贡献。
2.2体育强省的标准
体育强省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确切的概念,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综合的概念。体育强省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体育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体育强省的内容、结构以及相关指标会发生相应变化[4]。目前,我们衡量体育强省的标准主要是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综合实力这四个方面位居国内前列。
2.2.1群众体育强。体育强省的重要标准应是群众体育的蓬勃开展,健康向上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应成为江苏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以全民健身设施、组织、活动以及科学健身指导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民体质各类人群测试合格率位居全国前列[5]。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4
【关键词】新时期竞技健美操审美追求
前言
健美操来源于人们对身体健美的崇尚和要求，通常有健身健美操和竞技健美操之分，无论哪一种健美操都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有韵律的身体活动，以身体姿势的展示将人体健与美的动态、形象和内在感情融汇在一起。竞技健美操是在音乐伴奏下，完成连续复杂的和高强度动作的能力，它以成套动作作为表现形式，成套动作必须通过所有动作、音乐和表现的完美融合体现创造性。
一、竞技健美操的美学效应
健美操是表现美的人体运动，人体运动是受主观意识指挥的一种精神作用的外在表现，人体又能在运动中体现出思想意志、道德情操、情感、作风、气质等内在美，这种美是健美操给人特有的感受。现代竞技健美操以融体操之健与舞蹈之美和音乐之韵于一体而令人耳目一新，它以动作创编科学、姿态优美以及对人体的健身、健体、健美和健心有益而吸引着人们的广泛关注。新时期竞技健美操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健美操运动，比健身健美操更加激烈，更能体现出健与美的特色。竞技健美操建立在美学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讲究造型美，要求动作美观大方，准确到位，要求训练身体各个部位的正确姿势，使身体匀称和谐地发展，培养健美的体形和风度，塑造健美的自我。竞技健美操既注重外在美的锻炼，又强调内在美的培养，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健身、健心、健美的整体效应。
新时期，我国各种以竞技为主要方式的竞技健美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竞技健美操的音乐、舞蹈、动作、形体、着装各种表现形式充分、深刻的展示出了竞技健美操独特的美学效应和现代气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参与和关注，新时期以“美”为主导的竞技健美操健身思想正在逐步形成。
二、新时期竞技健美操的审美追求
美学是人们在与美的事物接触过程中出生的经验总结，是事物促进和谐发展的客观属性与功能激发出来的主观感受，审美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美，审美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美的研究，掌握美的法则，以欣赏一切事物的美，并按照美的法则创造艺术的美。竞技健美操是人们追求美的一种运动形式，随着健美操的兴起与竞技健美操技术水平的迅速提升，其动作特点更朝着难、新、美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竞技健美操的审美特征，众多的美学因素构成了大众对竞技健美操的审美追求，新时期竞技健美操的审美追求主要表现在竞技健美操的人体美、动作美、音乐美、舞蹈美、和谐美和内涵美。美学表现力是竞技健美操运动员迈向成功之门的钥匙，是一套竞技健美操的色彩和灵魂。通过自身所具备的认知力、理解力、观察力、想象力、把动作和音乐的内涵化为自身内在的情感，借助于身体姿态、技术动作以及面部表情等外部形态持续地表达出来，用以吸引和感染观众，达到运动员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动作表现的完美统一。
1.人体形态美
人体形态美是体现运动员表现力的基本条件。一个五官端正，体形匀称，肤色较好，脂肪层少的健美者展现出匀称的骨骼、刚健有力的肌肉、协调而灵巧的肢体美，能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和极大的青春魅力，也能体现出运动员的信心与勇气。人体形态美是美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结晶，是人体美的典范，也是人的内在品质、性格、思想作风的表现，是健美操运动员独特风格和外在气质的载体，同时又营造出直观深刻的人体美学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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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作美
美是动作的外在表现，动作是美的表达方式，动作美通过运动个体或群体在优美音乐的伴奏下以和谐完美的形体动作而表现出其特有的美，这种美以力量、速度、方向、色彩、造型与技巧于一身，在完成竞技健美操动作时必须掌握好做不同类型动作时肌肉紧张与松弛的对比感，把握好同类动作在不同状态下肌肉用力的强弱大小的处理，才能使动作优美稳健，达到力与美的和谐统一。
3.音乐舞蹈美
音乐是健美操的灵魂，竞技健美操音乐不仅是动作的节奏和力度的号召，而且是运动员风格和动作的表现。音乐在竞技健美操比赛或表演过程中，强化动作的展现，烘托全套动作的气氛，增强热烈浓厚的感染力。运动员可从音乐的内涵中，寻找出情感变化的最佳依据，完美的动作只有在与动作风格一致的音乐伴奏下才会使动作更加富有生命活力，才会使无声的形体语言更富有感染力，动作本身的内涵才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对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产生相宜的刺激作用，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审美共鸣，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同时，竞技健美操以其优美的舞蹈形象，向人们展示千姿百态的舞蹈语言，以惊人的美和高度概括性震撼观众的心灵，产生强大的共鸣，舞蹈的人体艺术最能表现人体美，通过点与线的移动造成动与静的姿态和形态，不同的节奏节拍形成不同的韵律风格，表达不同的情绪和感情。竞技健美操通过优美活泼的舞蹈，优雅脱俗的音乐来感悟美，创造美、享受美，激发出蓬勃向上、追求自我完美和自我表现的意境。
4.内涵美
内涵是运动员内在个性特点的表现，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运动员由个性迸发的表现力是最能展示自身优势的，也使表现力更富有激情和个性。内涵的个性特点主要包括自信心、应变能力及思维想象力。竞技健美操是一项表演性很强的项目，运动员应具有自信心，敢于挑战的竞技心态，应具有适应和应付赛场上可能遇到的突变能力以及对动作、音乐大胆的思维想象能力。在竞技健美操成套编排中要针对运动员的自我表现，充分发挥他们内心情绪的体现才能，只有在这种心态下，运动员才能有高昂的激情和出色的表现力。
5.感染力美
感染力是指运动员的动作能激起他人共鸣的一种情感，是通过精神面貌体现出的人的神态、神韵、神采及表现出的活力，把他人带入美的境地。这就要求运动员能够持续地通过目光，真诚自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活力与观众交流。运动员在成套动作完成过程中，要有自信的表现，通过运动员肌肉的弹性，动作的爆发力来表现健美操的魅力，向人们展现出一定社会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审美层面的不同需求和渴望，其感召力、感染力、冲击力和震撼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一种和谐美，是体育的核心范畴，也是体育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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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嘉，李杉，邓欣.体育审美能力[J].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02).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5
摘要：“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看似相同，其实内涵截然不同，它们决定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两种机制。当前推行的“教体结合”是在“体教结合”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情形下提出来的，“教体结合”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引导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由传统的“教体分离”模式向完全依托教育系统培养的全新机制转变。
关键词：体教结合；教体结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体育体制
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45-04
interpretationoftheconnotationsof“combiningsportswitheducation”and“combiningeducationwithsports”
YanGYi-wu，LiUtong-yuan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lio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Combiningsportswitheducation”and“combiningeducationwithsports”lookliketwoidenticalconcepts,butactuallytheirconnotationsaretotallydifferent.theydeterminetwotypesofmechanismsforthecultivationofbackuptalentsforcompetitivesportinChina.“Combiningeducationwithsports”currentlyimplementedisputforwardontherealisticbasisthat“combiningsportswitheducation”hasfailedtorealizeitssetobjectives.thebackuptalentcultivationmechanismthat“combineseducationwithsports”istheinevitabletrendoftimedevelopment,willsurelyleadtothechangeofthecultivationofbackuptalentsforcompetitivesportinChinafromthetraditional“educationandsportsseparated”modeintoabrandnewmechanismthatcompletelyreliesonthecultivationcarriedoutbyeducationsystems.
Keywords:combiningsportswitheducation；combiningeducationwithsports；competitivesport；backuptalentcultivationmechanism；sportssystem
“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是当今我国教育界和体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出现的高频词组。二者一字顺序之差，看似相同，其实内涵截然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的内涵进行解读及对二者存在的根本分歧进行阐述。
1“体教结合”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依靠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建立了“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这样一种独立运作、教体分离、自成体系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诚然，这种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竞技体育朝着社会多元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由于始终没有融入教育大环境而暴露出其固有缺陷：一是体育后备人才从小进行专门的运动训练，失去了接受正常文化教育的机会，学训矛盾突出；二是淘汰率高，大量体育后备人才退役后由于教育的缺失而造成生存与发展困难；三是人才培养渠道单一，造成竞技后备人才严重匮乏；四是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呈多元化趋势，存在着不愿送子女到体校训练的状况。面对这种窘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体育系统就开始与教育系统合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就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包括：体工队学院化、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加强体校与普通中学的合作和在普通中学试办二线运动队、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等[1]。于是，“体教结合”的提法与实践也就伴随着原有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延续应运而生了。
“体教结合”的提出，初衷是为了解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学训矛盾，拓宽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渠道。而从20多年的实践来看，实施“体教结合”形成的局面是：体育系统希望将所谓的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纳入原有训练体系，作为运动员保障体系的“退出机制”之一，在不影响现有竞技体育体制的前提下拾遗补缺；而教育系统则希望通过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有关招生政策，通过招收退役运动员和现役运动员，尽快组建高水平运动队，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提高学校体育竞赛的竞争力，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活跃校园文化生活。这种局面造成了一些高校招来的运动员平时不上课，有比赛时来帮学校打比赛，比赛结束后又回到训练队，直到毕业时拿毕业证。这种行为实际上体育系统仍然是主体，体育仍然游离于教育之外，而且进一步助长了体育忽略教育的趋向，与“体教结合”的初衷越走越远。
由此可见，不论对教育系统还是体育系统来说，“体教结合”只是各取所需。教育系统并没有奢望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体育系统更不想通过这一培养机制来取代原有的培养模式。因此，“体教结合”的涵义就被赋予了“专业化的竞技运动和教育机构结合”[1]。也就是在原有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借教育机构的外衣，通过这一结合来解决专业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2“教体结合”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得建国初期建立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所依附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2]。而以这种培养模式为基础建立的“体教结合”机制也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其既定目标。同时，有专家呼吁必须建立新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普遍认为，教育和体育的融合，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由教育系统来培养必将是中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意识到继续在体育系统施行完全由政府投入的人才培养模式，终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失去其生存的空间，“体教结合”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推进我国优秀运动员教育培养事业和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试图寻求一条依托教育系统来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的新途径。1995年原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通知》，紧接着，国内少数高校率先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优秀运动员组建高水平运动队，特别是清华大学首先跳出了招收退役运动员的旧框框。进入新世纪，随着这一培养机制的深入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3年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首次以教育部牵头组团出征，取得了21枚金牌、16枚银牌、12枚铜牌，金牌总数第二的好成绩，特别是以“清华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员胡凯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为中国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能否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以及我国高校能否真正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给出了肯定回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以后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文件和精神更多提及的是“教体结合”，而非“体教结合”。至此，体育系统已然意识到这种新的培养机制正在对原有的培养模式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出现了体育系统主动向教育系统靠拢的局势，教育与体育的结合形式逐渐多样化，如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二线队进驻中学、三线队进驻小学等，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一条龙”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由此，“教体结合”这一热门话题正随着教育系统主动承担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责任并在“体教结合”经过了近20年实践之后开始频繁见诸报端。
“教体结合”是在“体教结合”、“学校运动队”、“社会力量办学”、“三位一体”等多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3]，目标在于改变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非自然途径，让体育回归教育的本原，建立以教育系统为主，通过学校课余训练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机制。因为，无论从社会和谐发展观，还是实施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甚或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利用教育系统建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将是大势所趋；在教育系统打造一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通路，实现普适教育基础上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解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困境和实现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因此，“教体”和“体教”绝非仅仅是词序的颠倒，其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一，主体地位的变化。教育不再是体育的“随从”，而是要主动担负起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的责任，发挥学校体育作为普适教育的功能，在努力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同时，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二，体育归属于教育，“教体结合”体现了体育本身就是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强化了运动员的学生身份和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其三，从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来看，“体教结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原有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只是作为原有培养模式的一种补偿机制；而“教体结合”则正在努力探索一条符合社会和人共同发展规律，改变我国2008年后奥运时代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减少投入成本，并与世界接轨的全新机制。“教体结合”的真正内涵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实现以人为本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育回归教育本原，以教育系统为主导，结合体育系统的资源优势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并通过这一培养机制的过渡逐步实现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
3“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的根本分歧
1)出发点的不一致。
“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提出来的。不同的时期赋予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其出发点完全不一致。“体教结合”的提出动机单纯是为解决运动员的文化课教育问题，甚至是解决学历学位问题，为运动员退役后的一次性就业提供更大的可能。这种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根基仍然是原有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只不过是借教育的外衣为运动员提供一种补偿机制，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到体育系统以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匮乏问题。而“教体结合”的提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原有的培养模式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体教结合”不能如愿以偿地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人才代价问题、学训矛盾问题而实践和探索的一种后备人才培养机制。这一培养机制使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从非自然途径回归到自然途径，让体育回归教育本原，教育部门在肯定运动员作为学生主体地位和有接受正常教育义务的同时，主动承担起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的责任。因此，“体教结合”试图沿袭原有的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而“教体结合”试图逐步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2)培养目标的差异。
“体教结合”既然只是立足于原有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它把体育竞赛和金牌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体育特有的竞争性使得“夺标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把教育安放在次要的位置。无论是要求学校降分录取、免试录取，降低及格线、降低难度，还是要求学校保留学籍甚至减少文化课学习，都说明“体教结合”并没有实现体育和教育的真正融合。而“教体结合”首先肯定的是教育，“教体结合”认为运动员首先应该接受文化教育，然后才是运动训练。它的培养目标是五“育”并重，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由此可见，体育的“金牌取向”与教育的“育人取向”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的本质差异[4]，进一步说明了“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代表着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两种不同机制。
3)运行机制的不同。
“‘教’与‘体’至今仍然处在‘两张皮’的状态”[4]。在很大程度上是“体教结合”实施以来在运行机制上并没有实现体育和教育的真正融合而造成的。“体教结合”以体育系统为主体，沿习了原有的训练和竞赛体制：体育系统围绕着奥运会、全运会、大运会、城运会等一系列运动会而运转，掌握和控制国内的运动竞赛举办权、国际赛事的参与权，选拔选手、比赛也由体育系统操办，训练由体育系统全面负责，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在体育系统注册，才可以参加体育系统控制的各种比赛，才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种种迹象表明，“体教结合”只是披着教育的外衣，打着教育的旗号，并没有迈出改革的实质性步伐。而“教体结合”自从20世纪末迈出第一步开始，一直在探索适应学校化的竞赛体系、选拔输送机制和保障体制等，如开展一系列国内大学生联赛，实施学生运动员教育系统注册，主动承担起组团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4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学生运动员身份的越来越明确……这一系列的改变都说明“教体结合”正在走出“体教结合”的阴影，实现体育回归教育本原。这一变化进一步说明，从“体教结合”向“教体结合”的转变顺应了时展的需求，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已在教育取代体育的主体地位之后迈出了实质性改革的步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两种体制各自的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这一冲突也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如何实现体育和教育系统两套运行机制的真正融合，为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一个促进其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是实现“体教结合”向“教体结合”转变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关系到我国体育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4)具体管理中的偏差。
“体教结合”以体育系统为主，学校不拥有对运动员的人事权、管理权而问题不断。造成招收的退役运动员“出工不出力”；招收的现役运动员因为具有双重的身份，在“学”与“训”产生冲突时，高校往往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学”向“训”妥协，学训矛盾仍然突出[5]。因此，通过这条途径培养的运动员仍旧是一群缺失教育的专业运动员，即使拿了文凭，又何以能真正适应退役后再就业的社会需求。而“教体结合”，教育系统拥有管理上的自主权，完全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运动员学习的专业，制定符合运动员实际情况的教学计划，妥善安排运动员专业学习，确保运动员达到学校培养目标，使他们成为既具有运动技术的高水平，又具有普通学生毕业的专业知识水准，完全能够适应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需求。因此，具体管理上带来的偏差，直接导致了“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培养的运动员走向社会的两种不同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体教结合”向“教体结合”转变是时展的必然。
“体教结合”和“教体结合”作为当前我国运动员后备人才培养的两种机制，二者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其内涵存在着本质差异。出发点、培养目标、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管理中的不同，体现出两个不同时期引导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向的不同。前者把传统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基石，而把与教育的结合视为保障机制；后者是要建立一种通过教育系统来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机制。通过“教体结合”的实践，在体育走向产业化道路、竞技体育逐渐明确职业化方向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正推动我国大中小学由幕后走向幕前，成为培养优秀体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和基本力量，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主的学校课余训练已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最后，借用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6]的经典名言――“失去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来进一步说明正确认识“体教结合”向“教体结合”的转变，不仅是我国学校体育功能的回归与完善，更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思路的嬗变与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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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内涵篇6
关键词:传统武术；学校体育；文化性；内涵性
武术进入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已有50多年的历程,在现代西方体育占主导地位的学校体育中,本土体育被强势挤压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我国武术在发展中,为了达到西方竞技体育的要求,不断的在向“高、新、难”的方向发展变化,不断的丢掉传统,走向现代竞技体育的方向,结果导致在学校体育中“武术难学、不被喜欢”的局面。同时,我国武术在学校体育的发展中,被片面的追求体育属性,忽视了武术的传统文化性,致使武术在学校的推广与普及停留在形式上,发展举步维艰。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倡导继承传统,挖掘与保护本土体育,自2006年来,至少20多个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传统武术项目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在我国流传历史悠久的传统武术进入学校体育教育,是保护与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其现代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1对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现状分析1
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体育内容,传统武术在历史上曾是我国人们强身健体、防身自卫、承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我国传统武术的鉴定,在不同时期与不同角度上进行认识时存在一定出入,如:李浩[1]在《新中国武术发展思考》一文中认为传统武术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导引,以具有攻防技击价值为根本属性,伴随着历史的积淀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共性的,独具风格、形式多样、具有修身养性、自卫御敌、娱乐观赏等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邱丕相等[2]在《传统武术发展新思路》中把武术分为传统武术体系与竞技武术体系,认为“传统武术体系是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手及功法练习为有机活动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方式。其特点是有较强的区域性,包涵着地方人文地理的文化特色,是地方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但对传统武术的核心认识趋于一致性,都认同传统武术的体育性与文化性。从1961年武术进入《全国大、中、小体育教学大纲》以来,开启了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新局面,但在西方竞技体育的强势下,为了适应竞技需求,在校园开展的武术教育,却不幸的渐渐失去了传统的一些重要部分,文化内涵被渐渐淡化,追求高、难、新的竞技属性,使形成的现代竞技武术代替了武术的全部,并且在各种西方体育的挤压下,我国本土武术在校园体育中处在狭窄的空间里情同虚设,在学校体育中甚至不及跆拳道、瑜伽等。在当前开展非常有限的校园武术教育中,从运动层面来看,是在传统武术的运动技术结构上向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也是在西方体育的强势下的一种脱变,但现代武术在继承传统武术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传统武术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片面的追求竞技性,失去了其原来的许多文化内涵性。因此有了许多学者们的质疑,如王建民[3]在《武术教育价值的重审和再释》中提出“学校武术被片面的定位于单一的体育课程,在价值选择中过分追求其体育属性,从而忽视了武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2对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现代认识
在当前体育教育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在学校教育中整体处于边缘化状态,并在西方体育的强势下,我国本土体育在学校体育中被挤压在狭窄的空间之内,传统武术作为我国重要的本土体育内容,她的意义价值没有得到现代认识与重视,同时,在我国学校体育教育整体缺乏文化渗透与影响力的情形下,武术的体育价值、特别是文化价值在远离人们,没有发挥其对现代人所需要的价值与意义。传统武术有着强身健体的体育价值功能,与西方现代体育相比,具有形式多样、受众面广、可跨年龄长、运动负荷强度大小不等等特点,适合各种身体条件的人群,可能更适宜于我国大众体育活动的现状和条件,因此传统武术进入校园体育教育,同样有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传统武术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进入学校体育教育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在中、小学阶段,可以促进学生们了解当地传统文化,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之中,把承载的传统文化积淀在学生们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情感中,让他们遵循生活道理,使传统武术从文化传承的层面服务人们。高校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引领文化是高校的重要功能,高校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是学校体育走向全民体育的重要转折点,高校体育应该承担起保护和重整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我国高校学生一般都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部分来自国外,因此,通过在高校校园传统武术的开展与交流,使学生们能相互了解各地文化,有利于形成新的文化局面,同时,也能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让世界了解和接受我国文化,正如潘建雷[4]在《传统文化:百年历程与现代价值》所说,“世界需要一种尊重差异、和谐包容的新文化,这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文明的事情,而是世界的总体问题;中国问题在世界框架中得到解决,也是世界问题融合中国的要素得到解决,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世界价值。”因此,应充分挖掘传统武术的文化性,体育总局群体司曾提出,“以后群体工作要以开发传统活动项目为主,即充分挖掘传统体育的资源,为时代所用,自然有生命力的民族体育项目就会发展开来,但还不够,最重要的还要寻求其文化内涵和价值”[5],这对我国传统武术进入校园体育有一个辩证的现代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明确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必要性和确立其地位的重要前提,才能营造传统武术在校园体育真正可行的发展局面,从而服务人类。
3传统武术对促进当前校园体育教育内涵发展的意义
在我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处于现实上的双重边缘化状态: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领域的边缘化;西方现代体育处于学校体育的主统地位,我国本土体育处于边缘化状态。包含传统武术的我国本土体育,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身健体的体育价值功能,强调文化教化、身心俱修。由体验经济时代极端物化的形式,导致我国当前社会面临传统道德文化的严重缺失,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许多人们在不断亵渎一切传统的美好价值和信念,以自我为轴心、唯利是图,过于开放与自由、以利益为纽带,这些社会道德与精神文化的缺失迫切需要我国传统文化的弥补,传统武术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性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中迫切需求的范式文化。传统武术对当前校园体育教育的发展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人们身体、心理价值功能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道德、精神等许多传统文化内涵方面,是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正能量方式,只有认清传统武术在当展的价值内涵,才能明确其在现代社会空间的价值意义。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校园体育教育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的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教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武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她的独特价值性是现代西方体育无法替代的,树立对我国传统武术的充分理解与现代意识,使我国校园体育教育在全球化发展中保留自身的特色,“生长于斯、发展于斯、创新于斯”,立足本土不失根本,传统武术进入校园体育教育,不仅是挖掘我国本土的体育资源和文化资源本身,同时也是进一步提高校园体育教育整体内涵性的重要举措,符合当前社会和当代人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传统武术促进校园体育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
4结语
强调武术的体育性,弱化武术的传统文化性,并以追求现代竞技体育模式的现代武术遮蔽了传统武术在校园体育中的发展,同时,也是我国武术在学校推广与普及中停留在形式上,发展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从体育价值与文化价值两个方面,充分认识传统武术进入学校体育教育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抓住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性,是明确传统武术在校园发展的必要性所在;在“小、中、大学”校园,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构建不同的开展模式,是具体落实传统武术进入校园的关键举措,同时,也是保护与继承我国本土传统体育,深化校园体育教育内涵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李浩.新中国武术发展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11,11(11)：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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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建雷,张英姬.传统文化:百年历程与现代价值[J].新视野,2012（6）：116-120.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7
关键词：竞技；文化软实力；公共体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245-01
1对文化的追问
1.1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层，是狭义的文化；第二层是方式层，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是器物层，是外层可见的文化。前两者是软文化（也称软实力），后者是硬文化（也称硬实力），其中，最深层次的是思想层文化。文化变革一般从内层到外层，即先从思想层文化入手。
1.2文化与国家软实力
“软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等构成的“软实力”，也称“软力量”。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性的映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在当今社会，文化力量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和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可以决定国家未来发展与国际形象的重要“软实力”。
1.3国家竞技与文化软实力
竞技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它自然也会在软实力方面有所体现。目前，国家竞技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视了竞技器物层文化的硬实力建设，忽略了制度层文化和思想文化层的软实力建设，导致国家竞技文化体系尚未建立，竞技运动文化含量过低，以至竞技赛场上“重物轻人”的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黑哨、假球、赛场斗殴、兴奋剂滥用事件，暴露出了国家竞技思想文化的落后。因此，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亟待加强。
2国家竞技文化思想观念的偏差
中国的竞技的目的是为了“物化”的体能、技术和成绩，而不是为了“人”，因而“人”在竞技中成了手段，竞技则成了目的。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国内竞技也走入了歧途。政府官员为了眼前利益进行暗箱操作，丧失了国格；教练员把运动员当成获利工具，丧失了人格；运动员为了夺取金牌，不惜损害健康去服用兴奋剂，丧失了人性；观众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只注重结果，产生浮躁心理，从而失去理性。国内对竞技的认识，其实质是只看到了竞技夺标的工具理性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竞技追求公平、教育、和平的价值理性的普遍性，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将会使中国的竞技文化与世界先进的竞技文化差距越来越大。
3新时期国家竞技思想文化的建设
3.1“育人夺标”的竞技思想――国家竞技的合理内涵
目前，国内《运动训练学》认为竞技是以运动竞赛为主要特征，通过挖掘人体潜能，以夺取运动锦标为目的运动。实际上，这仅仅是对竞技“工具理性”层面的表述，竞技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育人”这一价值理性作为其支撑。
国家竞技的“育人”思想要培养富有人性，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竞技人才，并通过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尚道德风貌和良好的竞技素质使竞技比赛的观众受到启发和教育。竞技的“夺标”思想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夺取运动的锦标，二是实现人生的目标。竞技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运动员在夺得运动锦标之后，还要使其在竞技过程中学会做人和做事，并能树立人生奋斗的目标。
3.2“类”本位竞技思想――“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
“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内涵即是培养竞技参与者追求和平与秩序的“公共体育精神”。《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奥林匹克精神――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可见，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把“教育青年”与“促进和平”视为根本的目的。
当今，国内战略研讨出现频率最高的一词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我国针对国际上“中国”提出的战略思想。中国“和平崛起”是2003年由中央党校郑必坚提出来的，内涵是中华复兴绝不称霸。具体说，中国和平崛起是国家的决择，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也分别强调中国要走和平崛起路。后奥运时期，我们若能树立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弘扬奥运对教育与和平追求的“公共体育精神”，那么对于促进国家竞技和谐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很有意义。
3.3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国争光”的竞技思想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同志在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中指出，“中华体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竞技体育在激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零开始’等一系列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警句、格言，被广大人民群众经久传诵。‘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充分论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真谛，是我们今后培养公民建立国际性的道德竞技意识的指南。但是，培养中华体育精神必须要在弘扬奥运“公平竞争、团结育人、崇尚和平”的公共体育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重“种”轻“类”的体育思想的束缚，难以培养现代公民应有的公共素质，难以抵制国际赛场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困扰。
4结束语
总之，竞技文化的思想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想方式的转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面对国家竞技主体迷失，人性失落的“重物轻人”的局面，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国家竞技“类”意识，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这是国家竞技思想的深层次变革，也是国家竞技文化建设的“指南”。只有如此，未来国家竞技才会实现和谐发展，中国竞技文化才会得到国际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
[2]肖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8
论文关键词：职业院校；核心竞争力；核心发展力
论文摘要：从核心竞争力的涵义入手，经过对核心竞争力的反思，提出核心发展力的概念。通过对核心竞争力与核心发展力概念的对比，可以得出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的构成要素，并据此对构建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现实的思考。
核心竞争力的涵义与反思
核心竞争力的涵义布罗哈德和哈默（praharadandHamd）在1990年5/6期《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他们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能使公司为客户带来特别利益的一类独有的技能和技术”，并指出：“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知识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①对于核心竞争力的涵义，我国学术界有不同见解，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能力说，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指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能力；二是系统说，认为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理解为一个系统，持此论者将其界定为“是一个以知识、创新为基本内核的企业某种关键资源或关键能力的组合，是能够使企业、行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现实或潜在竞争优势的动态平衡系统”；三是综合优势说，认为随着对核心竞争力讨论的深入，核心竞争力不只是表现在企业中，凡是处于竞争态势中的组织与个体都存在着核心竞争力问题。因此，由企业领域延伸到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当下学校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一概念从企业中借鉴而来，在教育领域颇有大行其道之势。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对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法是否合适仍需要谨慎分析。
对核心竞争力的反思企业发展的经历表明，竞争实力的提高最终并非体现为外延的扩大，而是体现为发展潜质与厚积薄发的内力，即内涵的诸多因素。企业发展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分别推进，职业院校的发展同样如此。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某些职业院校过于注重外延发展，一味追求扩大建筑面积、硬件建设和资金投入等等，建成之后的院校设施条件一流，但却往往忽略了内涵建设，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改与科研等方面难有作为。由此可见，职业院校实际应该做的是培育“核心发展力”，满足受教育者求得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形成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职业态度，通过职业选择进入某职业领域的需要，促进学校发展与教育教学水平的全面提高，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学校间的竞争与合作都是手段，学校自身的内涵发展才是根本、是归宿。发展是参与竞争的资本，只有自身实力做大做强，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从而打造出知名的教育品牌、富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价值底蕴；反过来说，如果只论竞争，拼得你死我活，完全依托市场的功利性竞争搞行业垄断，那么职业院校就会失去其教育主体的特殊独立性，继而冲淡教育发展的本质功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忽视学校育人质量这一命脉。因此，构建“核心发展力”对于职业院校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核心发展力的概念界定
核心发展力的涵义在我国首先提出学校“核心发展力”概念的是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他在《弃“核心竞争力”取“核心发展力”》一文中指出：“学校核心发展力就是学校发展的根本要素，学校发展的源动力，这是一种扎根于学校组织内部，能够促使学校成为自主、自为、自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主体的能力，是一种促使学校充分开发办学资源、积极利用办学资源，并使学校资源转化为学校文化，实现教育功能的能力，可以说就是学校这个生命体的Dna。”②此外我国学者张树青在《论打造企业核心发展力》一文中也有对“核心发展力”概念的界定：“……（企业）在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为形成企业发展优势起到核心作用的各种能力及其能力组合。”③探究对核心发展力涵义的理解，首先，就不同的学校而言，核心发展力一般是指“同质更优而异质独占的能力”。④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为例，“异质独占”指与同类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相比，“本科﹢技师”培养模式为首创，也是学校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重要指标。其次，具体到某一学校而言，核心发展力是在发展中必不可少，在本校总的发展趋势中起核心作用的发展能力。这种核心发展力要么表现为创新能力，要么表现为内部团结协作能力，要么表现为外部关系协调能力或其他能力。
核心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比较核心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反映了在发展上的不同价值观。核心发展力受发展观引领，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对核心发展力的引领是职业院校健康发展的规律性要求。而核心竞争力则是受竞争发展观引领，但竞争发展观并非总发展观层次的价值观，而是比总发展观低一层次的价值观。按照上述分析，核心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相比处于上位，核心竞争力只是核心发展力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核心发展力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合作能力，以及把竞争、合作与其他方式的能力综合在一起，为职业院校营造发展优势的整合力。笔者认为，核心竞争力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大环境下政府决策与经济体制等因素对学校定位和培养目标的特殊要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核心竞争力的内容，而核心发展力的内容更深邃，功能更完善，构架更牢固，是核心竞争力发展的最终指向。核心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是“源”与“流”的关系，二者本质上都将归到“发展”二字上来。⑤
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的要素什么是职业院校的核心发展力？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如何构成？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给出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的含义：核心发展力是在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长期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孕育于职业院校文化，与职业院校自身牢固融合，难以被他人模仿和替代的一种基础性能力，是职业院校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是最重要、最本质的能力。规模的竞争、数量的竞争只能使职业院校在某段时期内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而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促进职业院校内涵发展与潜质提升的是核心发展力。笔者认为，职业院校的核心发展力是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由职业院校的办学实践、组织管理两部分核心要素构成的。
第一，办学实践能力。首先，要明确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立足市场，面向社会，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设备、师资等），因地制宜地构建符合本校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培养符合社会需要与市场需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提高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其次，要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实现教师的人本化管理。职业院校教师队伍一般由文化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组成，由于对教师的专业结构、专业教学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要求较高，职教师资队伍应具有敬业精神、扎实的知识功底与教育理论基础，并具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具有职业课程开发能力以及适应专业教学任务迁移的能力。
第二，组织管理能力。职业院校管理层需要有把握大局与协同合作的向心力。各级管理者要各司其职，高层管理者制定学校总体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提出发展目标，中层管理者将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目标加以落实，从而实现总体发展目标，只有上下管理层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核心发展力的中坚力量。因此，正确把握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执行国家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政策，上下一心，是职业院校管理层应当具备的组织管理能力。办学实践能力体现职业院校在育人功能方面的发展能力，而组织管理能力则反映其在管理学校、培育学校向心力与凝聚力方面的发展实力。应充分认识办学实践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唇齿相依、相互依赖的。办学实践只有在学校组织管理的宏观指引下，才能有正确的发展导向，并以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与鲜明的办学特色支撑职业院校的向心力，促进学校的核心内涵发展，在对教师的人本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构建职业院校核心发展力的思考
职业院校的发展不同于企业的发展与普通教育一样，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首先要确定的是其公共属性与公益性。教育部长周济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还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把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动力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职业院校不可能像企业那样办教育，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受教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与劳动就业的密切关系等这些特殊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不能简单地把提升职业教育的核心发展力等同于企业式的发展。目前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是把教育产业化等同于教育商业化，实行商业化运作方式，乱招生、乱收费，职业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生存境遇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个“发展”就是要求职业院校办学重在抓质量、准定位、求特色。职业教育一旦过分追求赢利，只管招生、不顾学生质量与毕业生前途，学校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没有质量谈何发展，没有发展如何竞争？教育产业化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职业教育要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一要抓学生质量，二要求办学特色，这才是学校立足社会的生命之源，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核心发展力。
正确看待发展与竞争的关系“发展才是硬道理”，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敌人不是同行，而是自己。竞争更容易使职业院校产生迷失自我的倾向。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只注重竞争力的提升，争相“专升本”，无休止地扩招，一旦失败即会在同行发展中处于劣势。竞争并非学校的目的，发展才是最终“着陆点”。发展首先是服务与回馈社会能力的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大量社会急需的服务于生产第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同行的竞争，职业院校需要采取的最根本的应对措施是增强自身实力，保持自身特色，而不是一味地与综合高等院校争高低。正如程红兵所言：“学校之间的竞争更多地是柔性的，一般不会那么激烈，不会出现你死我活的直接后果。学校竞争的目标指向不是压垮对手，最终取而代之，实现行业垄断，或接近行业垄断。学校的目标指向是发展自我，沉淀自我的文化含量，提升自我的文化品位，成就自己的文化特色，培养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他还指出：“学校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功利的，从根本上说学校要的不是竞争，学校要的是发展；如果说企业更多地是强调外延的扩张……学校更多地是强调内涵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职业教育过于偏向“功利性”与人才培养的“工具性”有所批判，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是要与普通教育一争高低，甚至抢占教育市场，职业教育应有自己独立的目标指向。首先以自我求发展，把发展作为赢得竞争的根本保证，在职业教育领域首先超越自我，其次以竞争优势立足职业教育市场，这才是各类职业院校应当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praharadC．K．andHamd，Gary．ecoreCompetence0ftheCorpora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0，（5/6）：79-91．
②程红兵.弃“核心竞争力”取“核心发展力”[n].中国教育报，2006-12-09：（3）.
③④⑤张树青.论打造企业核心发展力[J].当代经济研究，2006，（8）.
参考文献：[2]张维迎.谈核心竞争力[n].组织人事报，2002-02-25.
[3]micealR．Czinkota，Llkkaa．RonkainenandmichealR．moffett.“internationalBusiness”4thed．theDrydenpressHarcountBraceCollegepublisher，1996．
竞技体育的内涵篇9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观;竞技理念;竞技秩序;理想类型;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3-0023-04
aStudyontheideaandorderofCompeti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Humanitytheory
wanGJian1,ZHaoYongping2
(1.Jilininstituteofp.e.,Changchun130022,JilinChina;2.mobilepostdoctoralStationin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competitionideaprescribestheconcretedevelopmentofcompetitiveactivitiesandthenshapesthesubjectofcompetitiveactivities―thehumanbeings.therefore,ifwewanttoapplythespiritofpeoplefirsttocompletion,andcultivate“freeandallaround”individualsthroughcompletion,wemustupgradetheideasofcompetition.meanwhile,ideaandorderofcompetitionisdialecticallyunifiedasainneroutsiderelationship.therealizationofcompetitionidearequirestheouterenvironmentprovidedbyorder,whichbringsoutthenec
essityofdiscussingcompetitionorder.thispaper,basedonmarxisthumanitytheorywhichisthesupremeachievementofhumanity,reviewstheprevalentcompetitionideaandmakesproposalsforitsrationalrestructuring,andthenanalyzesthecorrespondingcompetitionorderinthehopeofbringingforwardacertainreferenceforthehumanizationofcompetitiveactivities.
Keywords:marxisthumanitytheory;competitionideas;competitionorder;idealtype;olympicGames
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为我国竞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那么,如何在“后北京奥运”的时代,使我国的竞技发展向更高的层次跃迁,并通过竞技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呢?本文认为,欲“先立乎其大者”,则应从竞技理念的反思与重构,和竞技秩序的优化入手;而两者的共同前提,是立足于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人本思想――马克思的人性观。
1理解竞技理念与秩序的视野:马克思的人性观
今天,“以人为本”原则已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各方面建设的灵魂,而我们所体认的“人本”,是以马克思创立、并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人本思想体系为根据的。竞技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环,也必须植根于马克思人性观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在理念和秩序的层面上推进自身的发展,从而以竞技特有的方式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人性观,是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扬弃。传统人道主义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十九世纪德国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人性观正是在批判、超越传统人道主义局限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性观的伟大变革。
首先,马克思从社会性的维度把握人性,这就为我们把竞技理念和竞技秩序理解为人的横向活动范畴,并在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层面上推进其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文艺复兴时的人道主义者把人理解为自然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把人理解为理性人,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则把人理解为作为感性对象的人。马克思不同意对人的上述理解,认为它们共同的局限在于只是从人和动物区别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抽象的类本质,而没有从人和人区别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现实的、社会的本质。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投稿日期:2009-12-08
作者简介:王健,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总和。”[1]对人的这种理解,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马克思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实现的根本变革之所在。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引申到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的变革当中,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并不是人以竞技的方式仅仅表现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的地位,而是人与人之间普遍性社会关系在竞技领域的独特表达;同时,竞技理念与秩序又以其特殊性,能够给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反作用,从而促进人的发展。我们稍后关于竞技理念重构与竞技秩序内涵的讨论,将把这一结论详细展开。
其次,马克思新人性观的革新之处,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去把握人性的维度,这就为我们从人类纵向活动的角度理解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进而促进竞技中人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以前的人道主义者撇开现实条件和历史进程来考察人,往往把整个历史过程看做是人的自我异化和复归过程,无法理解人的本质表现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针对这一局限,马克思认为,在考察那些历史地形成的、使人的存在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形式时,必须说明人的存在的各种历史表现,考察人的本质实现的历史形式和历史特征。这一思想对我们考察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的启示是:从历史演进的视野去思考竞技理念和竞技秩序,既理解其现存要素的形成原因,又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精神对其进行变革。
总之,马克思立足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对人性进行了具体化的理解。以下,我们就以马克思的人性观为视野,探讨这样两个相互支撑的问题――竞技理念与竞技秩序。
2竞技理念与人的发展:反思与重构
以上分析说明,在马克思人性观的视野当中,竞技应当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一项社会历史活动。然而在我国,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对竞技的理解往往脱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维度。要想真实地贯彻马克思的人性解放旨趣,必须从反思以往对竞技理念的异化理解入手。
2.1竞技理念流行见解的缺陷以往中国的竞技,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夺标”而赛,在数据的意义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张扬了竞技的工具理性,但抑制了竞技的价值理性。“金牌当然可贵,但金牌不能把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问题掩盖,其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人的发展和金牌的增加。”[2]概括来说,国内对竞技认识的不足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竞技理念的认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体认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提高人的体能和运动成绩,即夺标,很大成分上是一种物化的“现象”,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易变性和易逝性。直到现在,由于人们受传统“重物轻人”竞技思想的影响,运动训练的重心仍是在“物化”的体能和运动成绩上。所以,其训练看似练“人”,实则练“物”,即练人的物化成分的比例很大,而人与动物区别的那部分――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则修炼得很少。但是完整的竞技应是一个“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过程。因为运动员只有在夺标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教育他人、影响社会,竞技才有生命力,否则,必然遭到社会的最终抛弃。实践证明,伴随着国际竞技日趋接近人的生理极限,运动员长期进行超负荷的训练,难免对身体产生一定的负作用;竞技若对其精神、道德也产生了负作用,将是更加严重的异化。
第二,对竞技理念的认知,缺少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类本位”精神――世界精神。奥运会是竞技实践的典型,奥运宗旨的前提是“公平竞赛”,目的是“教育青年”,理想是“促进和平”。它是一种“公共体育精神”,因为它尊重的是世界所有参与奥运的人,包含着人类竞技的“大爱”。它既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也不是单纯以夺标为目的的训练和比赛,而是赋予了竞技“育人”的基本内涵。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对竞技定义的认识,距离奥运宗旨差距甚大,缺少国际认同度,缺少“育人”的内涵。一言以蔽之,目前我国竞技成绩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其深层的理念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要求差距甚远。
国内将竞技定义为单纯夺标的训练和比赛,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需求,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马克思人性观的历史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竞技原有的“夺标”要素,是过去人们根据社会需求和竞技最初的性质赋予它的属性,但伴随着人本、和谐社会吁求的到来,人们对竞技本质的理解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2.2育人夺标是竞技理念的应然本质本文认为,当代语境的、应然趋向的“竞技”,是通过公平的竞训来进行夺标育人的娱乐运动;“夺标育人”,是竞技理念应然的本质。从词源上考察,竞技(Sport)一词源于拉丁语deporeare,是指人们余暇时间的各种娱乐消遣活动。它不是一种工作(work),但目前人们已将其当成职业。美国学者休密慈说:“竞技从根本上讲是游戏的延长,其主要价值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3]在未来的休闲社会中,娱乐更是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理解作为娱乐运动的竞技的“夺标育人”本质呢?
第一,夺标,即夺取运动的锦标,它反映了竞技原始“固有”的娱乐属性(特有属性)。它是竞技区别其它事物的第一性质,是人类竞技的逻辑起点。竞技虽然是游戏,但它更有助于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竞技在一定意义上是高于体育的。人们常把奥运会看成是体育盛会,但是,奥运会不是体育盛会,而是竞技盛会。与体育锻炼不同,竞技比赛产生胜者和英雄。人全面发展的规律和夺标的规律是潜藏在技术和金牌之后最基本、最稳定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我们若置“夺标”于不顾,则不是历史的态度,因为只有在“夺标”所提供的竞争平台上,才有了以运动员为表征的人类能力的增强。
第二,育人,它是竞技不可缺失的教育属性,是人类竞技的终极关怀,是决定竞技命运的灵魂所在,但在国内它被长期忽略,隐患甚多,教训深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马克思直接揭示的诚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生存状态,但更是对人类活动异化状态的一种普遍性描绘。就对竞技异化问题的警觉而言,国内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的思想,育人是竞技的第二必要属性,在国际上早已引起高度重视。古代奥运的中心是教育青年,其次是宗教和娱乐;现代奥运更重视竞技的教育价值。这就需要我们“连接”竞技的历史――现实――未来的链条,为人类竞技赋予更新的教育内涵――促进人的身、心、群素质全面的提高。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5],要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就必须直面人的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现实的条件,在竞技问题上,也就是恢复并加强其人性化的历史初衷。
总之,我们必须要对竞技理念的认知进行这样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变革,切实用马克思具体人性及其解放的思想来对既有“竞技”理念进行新奠基。竞技的育人与其它行业不同,它是突出培养有运动个性的、相对全面发展的人。竞技是通过公平的竞训,夺标育人的娱乐运动,它具有娱乐与教育的双重属性。它既不是纯娱乐、也不是纯教育,是娱乐与教育的结合体。
3竞技秩序与人的发展:对一般社会秩序的示范意义
上述“育人夺标”竞技理念的效用发挥,必须以其外部条件――竞技秩序的相应优化作为条件。立足马克思的人性观我们认为,遵守规则、公平竞争,不仅是竞技比赛的要求,而且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要求。竞技作为人类诸多文明创造中的一种,以在公平、严格的规则下进行比赛为基本方式,表达着人类不断追求卓越的本性,其特有秩序相对于其他文明成果而言,具有高度理想化的特点;竞技秩序由于情境浓缩、成本低廉的优势,对于我们思考一般秩序问题极富启发意义,是人类推进和谐秩序构建的实验基地。“一个文明社会面临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像奥运那样,设计一整套旨在保障个体生命自由发挥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套游戏规则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但其最基本的理念不变。”[6]
3.1竞技秩序的演历竞技秩序之不同于经济秩序、婚姻秩序、企业秩序等等其他秩序的特殊性,正是竞技这项特殊实践对于一般人类秩序的体现。而要分析出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首先需要我们对秩序的类别进行简明的梳理。“在最宏观的层面上,秩序可区分为宇宙秩序、自然界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三个层次”[7]。第三种秩序类型即人类社会秩序,正是竞技秩序直接从属的上位概念。人类社会秩序本身又是多层次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存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段”作出了经典阐述,即历史上的人的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竞技追求秩序的历史形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域来探索竞技史,我们把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划分为群体本位阶段――古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个体本位阶段――现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两大现实阶段,而类本位阶段――当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则是目前世界竞技正在力求实现的状态。竞技(或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与人的自由某种实现,另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和对自由的特定压制。在这种不断扬弃压制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竞技活动逐步趋向类本位阶段,人在竞技中的全面自由个性不断得以实现。
3.2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及其示范意义竞技秩序无疑是人类社会秩序大系统中的一支。由于其既以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的前提,又反过来通过体育竞技的特殊方式表征着人的历史发展,所以具备了鲜明的秩序类型个性,有着独特的内涵。竞技秩序是保障竞技实践得以展开的外部制度和心理文化前提,是以竞技的特殊方式来表征人类秩序追求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竞技秩序是“育人夺标”的竞技理念得以实现的前提。具体来说,竞技秩序这一独特内涵表现在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
其一,竞技秩序相对于狭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俗民秩序而言,是一种理想化的秩序。在竞技秩序当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只有在基础性的科学分析当中才具备的理想化方法,如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范畴,即抽象掉大量的非常态因素,把事物的条件限定在少数几条公理、定律之上,从而进行逻辑化的推演。我们知道,竞技赛场已经把各个参与比赛的主体设定为绝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者,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公平的竞争。至于年龄、性别、体重、种族、药物服用等可能造成竞技水平差异的因素,已经以其预先设定的严密的竞技亚秩序(如举重、拳击、摔交比赛的级别分类,各类项目的男女区分,参赛年龄的限制,兴奋剂检测等)消除了。而在非竞技秩序的他类社会秩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很难以这样的理想化方式进行,比如政治秩序问题中的权力寻租、经济秩序问题中的公共利益空场、文化秩序中的意识形态遮蔽科学精神等等,相对于竞技秩序的清晰明了、公正公开、裁量权威,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秩序的这种暧昧不明,也许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社会在经济起飞阶段或特定文明类型的发展初期中的各种社会秩序的通病。但是竞技秩序却顽强地坚持着自己显微镜般严格的风格。这很可能就是人们特别喜欢观看竞技比赛的最重要的心理机制,在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战场或舞台上,人们以审美的方式实现着对于公平正义、纯洁崇高的心理期待。
其二,竞技秩序以其理想化的秩序特征,为人类社会他种秩序类型的不断优化提供着不可替代的重大借鉴价值。我们知道,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秩序恰恰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一种扬弃:一方面充分吸收各类秩序对于保证各种社会实践顺利有序进行的优点,一方面又通过公开的体育竞技表演的方式摈弃各类他种秩序不能贯彻到底的重大缺陷。从历史现实来看,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神圣休战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毁灭文明的战火暂时得以熄灭,也使得参战者冷静下来反思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替代方式。现代社会当中,法国人顾拜旦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奥运会,但却坚持保留该界奥运会的界数而不进行推延,是意味深长的。他告诉世人的是:第一,竞技秩序是人类美好的秩序试验场,但在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逼迫下,不可能发挥其美好的价值,这意味着竞技作为人类次生活动,从根本上受制于经济、政治、军事形势而不可能自我封闭地发展;第二,即使在战火硝烟弥漫的危情当中,爱好和平、热爱竞技的人们可以由于现实原因无法举办奥运会,但奥运会的应然界数必须要永远地铭刻在那一年,这即是对强权政治、法西斯主义的巨大抗议,也表明了和平主义者、正义的人们战胜邪恶、憧憬美好未来的坚强决心。奥林匹克的影响力,早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体现出来,而且这些影响也正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各种大小不一的作用。就北京奥运会来说,“奥运会还能够直接对社会的和谐融合有所帮助。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够被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真正把‘人文’价值发挥出来,确实是可以弥补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断裂’,从而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由市场改革所带来的一些弊端,并有效地促进社会转型的完成。这才是奥运会最大的社会效益。”这就是竞技秩序由于其产生、发展基础不同于他种秩序,而具有的独特内涵和强大功能,集中地、理想化地展现出现代社会所欲求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精神。
从古至今人类以竞技方式所表达的对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实质都是人类努力摆脱野蛮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追求合理有序的公共生活的表现,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个性不断得以实现的表征。竞技的展开需要秩序的保障,秩序的确立及其不断优化则促进了竞技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就形成为竞技秩序――人的发展的互动模式,而前者对于后者的文化制约既可能是积极的,由此促进良性循环,也可能是消极的,由此造成恶性循环。要言之,竞技要求合理的秩序为其提供发展前提,因此在应然的意义上,竞技秩序的确立及其演化要与其时代精神和人的发展要求相契合。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的人性观出发,反思和重构竞技理念,把竞技理解为育人与夺标的统一;挖掘竞技秩序的独特内涵,阐发其对优化一般社会秩序的示范意义――这就是本文的主旨。而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以竞技特有的方式促进马克思人性观所许诺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宋继新.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3]转引自: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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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内涵篇10
[关键词]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独创性表达；知识产权劳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79-02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这些知识产权领域的新客体又有其各自独特之处，往往难以直接归入现有知识产权体系进行保护，这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本文拟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该领域的理论空白尽微薄之力。
〖Bt（1+11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保护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Bt）
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因我国的杂技表演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所以修订的《著作权法》中采纳了一些立法委员的建议，将杂技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这引起了体育界的广泛关注，加之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对于与杂技艺术表演相似的花样滑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带有技能性并展现艺术美感的体育竞赛中的动作表演是否也可和杂技艺术作品一样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在体育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体育竞赛表演著作权法保护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们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有从体育竞赛表演的概念出发，再根据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进行对比，得出体育竞赛表演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予以保护的结论[1]，亦有得出相反结论的论述[2]；有对体育竞赛表演进行分类分别阐述其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属性[3]，也有从国际公约角度阐述体育竞赛表演可纳入著作权作品进行保护的[4]，还有讨论对体育竞赛表演的运动员赋予表演者权[5]。但目前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未涉及。
2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体育竞赛表演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如下。
21体育竞赛表演的概念不清
体育竞赛和表演这两个概念都比较容易理解，而两者的结合――体育竞赛表演到底该如何定义，其内涵是什么外延又该怎样理解，从现行学者们的论述中还没有统一的答案。有学者称体育竞赛表演在日常使用中的涵义，既可对是以体育为内容的表演的说明，表示体育竞赛对观赏者而言就是一种表演[3]；还有学者认为运动员通过体育竞技动作，将自己的动作技巧，动作艺术构思展示给观众[1]。
以上这些定义并没有清晰明确给出体育竞赛表演的内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概念的混乱。在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体育竞赛表演的定义就直接讨论如何给予其著作权法的保护，不仅会造成基本概念的混乱，而且还会影响对该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研究。
22体育竞赛表演的作品特性不明
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其有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作品的属性。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却鲜有涉及体育竞赛表演的此种特性，这就是都从作品构成要件出发分析体育竞赛表演的作品构成却得到南辕北辙的结论的原因。
23关于背景问题的争议
在很多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法保护的学术论文中都会提及体育竞赛表演和杂技艺术作品的类比关系，认为应给与二者相同或类似的保护。然而与体育界对杂技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的热情不同，知识产权学界对杂技表演是否应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有较大争议。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过程中，很多专家甚至提议应该取消“杂技艺术作品”。那么以杂技艺术作品的基础来论及体育竞赛表演的著作权保护似乎就显得有些根基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