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律监督;金融法律监督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1-0046-03
一、引言
欠缺有效的监管治理,监管机构不能起到应有的维护金融秩序的作用,不能对金融系统内累积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分散,最终无法控制风险的扩大和危机的爆发,是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同样面临各种监管失灵风险。根据我国行政体制和金融发展历程的特点,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治理的一项有效措施。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法律监督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措施。金融法律监督权可以理解为国家法律授予特定的机关对金融监管法律、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复核、督促、纠偏的权力。这项权力是整个金融监管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金融监管权合法、有效、充分行使的督促和保障措施。其所关注的是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专注于监管行为对金融行业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的效用,不是替代现有的对监管机构的审计、纪检等监督。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符合中央银行地位与职能发展的趋势。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效能与效率。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根据,最后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
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监管分工不明确,存在监督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法》、《银监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在对各金融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的规定上,存着规定不明确或者在某类机构上指定了过多的监管主体等问题,造成大量的监管盲点、重复监管与监管冲突,引起三家监管机构出现对有利监管对象进行争夺、对交叉责任进行推诿的行为。
(二)监管目标冲突,可能出现监管套利
几个金融行业的基本法在立法时没有对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进行协调,分业监管使得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协调联动机制,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监管套利。金融监管套利使金融活动更具有变化性和隐蔽性,导致金融机构能够逃避金融监管,进行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增加了道德风险和监管难度。而面对竞争性监管套利的威胁,处于“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监管主体容易放松监管,出现监管不足,增加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三)监管俘获,权力寻租风险突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某些公共部门会在“私心”的驱使下采取一些有利于本部门而有损于其他部门利益的行动,这就是监管俘获。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会越来越被监管对象所支配,监管者会越来越迁就被监管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很大,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之间可以随意“换位”,缺少法律上的限制。不仅造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混淆,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弱化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化、长期化。
(四)监管行为可能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现冲突
一方面,在监管机构的法定监管目标里没有与宏观政策配合的相关内容,这是立法的一种缺陷。另一方面,分业经营、分业竞争的态势使同业内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成为利益共同体。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往往会转化成监管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机构之间的博弈。近年来,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中难以贯彻,且执行情况的反馈信息也有很多失真和迟缓。
(五)对监管者缺乏专业性的有效监督
在《银监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专门法律中,没有规定监管机构向国务院或者其他国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的制度,更没有向社会公开履职情况的制度,缺乏对监管失职的问责。监管法制长期缺乏对各金融监管机构的督导考评制度,使各金融监管机构在工作中注重部门利益、推卸责任、工作程序缺乏透明度等现象得不到制约。[1]同时,由于金融行业的高度专业性,经营行为的高度保密性,一般的监督机构无法准确深入掌握金融行业运作,对监管者是否正确适用法律、履行职责,难以实施专业和及时的监督。
三、应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理据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机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做法,从形式上看,我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体系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和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2]但笔者认为,现在对金融监管机构广泛却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监督,是一种虚置的监督,其结果就是“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根据我国行政体制的状况和金融业发展的特点,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在此基础上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再监督,是一种合理和有效率的方案。
(一)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中蕴涵实施金融法律监督的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6条规定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而关于“金融业运行情况”的报告内容,必然涵盖1995年《人民银行法》第6条所规定的“金融监督管理情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机关有权对另一个机关的工作成效依法进行评价也是一种监督的形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银监机构有建议检查权,银监机构在收到人民银行的检查建议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作出回复,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的形式。同理,人民银行在特定情况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面检查权,更是对该机构曾经所受到的监管工作的全面复核,并成为认定监管责任的最重要依据。
(二)人民银行加强对金融监管的监督是其良好履职的法定要求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过强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提高了人民银行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货币政策是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依据,金融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金融稳定是一个蕴含着金融监管意义的概念,良好的金融监管是金融稳定的前提和保障,启动最后贷款程序对金融机构进行危机救助,以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是对监管失灵或者监管失职的一种弥补。所以,承担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职责,蕴涵了督促良好金融监管的内容。
(三)人民银行具有机构和信息优势,能有效履行金融法律监督职责
目前,相对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人民银行拥有更广泛的分支机构,在金融信息收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经过多年努力,人民银行建立了具有不同特点、覆盖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信息系统,在金融信息掌握上更为便利。人民银行拥有法律监督权,有利于成为监管信息中枢,收集并为不同的监管者提供全面的监管信息。同时,人民银行将收集的监管信息予以适当的公布,有助于提高监管活动的透明度,是完善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机制的关键环节。
(四)人民银行有丰富的监管经验和专业知识优势
自1984年人民银行开始转型专司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人民银行一直将金融监管工作作为履行职能的“重中之重”,20年来,人民银行有一半的时间是作为我国中央银行与“大一统”金融监管机关的双重地位存在。目前,虽然剥离了人民银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权,人民银行仍然保留着对金融市场和部分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长时间的金融监管工作,使人民银行累积了丰富的金融监管经验,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监管专业技能优势的队伍,可以很好的履行金融法律监督权。
(五)金融监管体制发展有扩大中央银行职能的趋势
如今,对于货币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界限已经很难划分,次贷危机就是投资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制造出恶性资产价格通胀的结果。因此,到底应该将“货币发行权”的监管触角伸到多远,已经成为中央银行不得不考虑的责任问题。2009年6月17日,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提案。该议案以系统性风险监管和保护消费者为核心,议案第一项内容是将授权美联储监管所有可能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风险的机构,美联储将对这类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控股公司、保险公司等实施监管。随着我国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越来越强,必须强化人民银行在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与加强金融系统风险监测的职能。如果能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将有力地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六)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有助于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我国分业监管的体制定型不久,回复“大一统”的监管体制并不合适,针对分业监管带来的金融监管割裂问题,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协调机制是必然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明确,“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个规定被普遍解读为人民银行负责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人民银行剥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后,人民银行不再与某一类金融机构有更密切的关系,不存在“监管宽容”或“监管俘获”的可能。所以,人民银行超脱的法律地位和以整体经济稳定的目标追求,有助于人民银行的监督、协调工作得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认同和尊重,建立起监管协调机制。
四、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
(一)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设置模式
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设置有三种模式:一是把法律监督权仅仅定位于法律程序启动的建议权,法律监督权的全部内涵只是提出纠正建议,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中,被监督者居于主导地位,法律监督者居于次要地位。孤立地看《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规定的建议检查权,容易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银监机构也是这样对待人民银行的建议检查权的,从而导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的制度创新变成制度摆设。[3]二是把法律监督权定位于法律实施的督促权,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居于平等的地位,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可以有效交换意见,发现被监督者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存在问题时,可以督促被监督者采取措施予以变更。三是把法律监督权定位于纠正权,法律监督者的地位高于被监督者,法律监督者认为被监督者违法执法时,有权停止其执法行为并向违法者提出纠正,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中,监督者居于主导地位。[4]
将人民银行的金融法律监督权定位于法律实施的督促权,这样既可以解决法律监督建议权不利于监督的一面,又可避免定位于纠正权可能引起法律监督权过于膨胀,过分干预被监督者依法行政。金融法律监督权定位于督促权,使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法律监督机关以法律实施监督者的身份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问题时,以平等的主体向监管部门提出。被监督机关收到监督机关就监管执法活动和适用法律提出的意见后,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受理,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在一定时间内将处理结果向监督机关回复,并说明理由。如果被监督机关不接受监督机关的正确监督意见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权能
权能只有具体化才能发挥管理和指挥的作用,法律监督权应当具有以下内容:一是获得被监督主体执法活动和结果及运用法律情况等信息的权能简称为执法信息和处理决定知晓权。该权能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基础性条件,只有知道、了解和掌握被监督主体的执法过程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才能审查和发现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只有全面获得了执法的信息,才能为有效履行法律监督提供方便和条件。二是对获得的执法信息和素材进行审查的权能,简称为审查权。审查权是一种法律评价的权力,即法律监督主体在获得或者掌握执法信息后,要对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确定被监督主体是否正确执法。三是启动特定程序的权能,即法律监督机关具体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行为体现。启动特定程序的权能,其目的是要达到纠正被监督机关实施的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的行为,或者积极督促被监督机关履行应当实施的行为。法律还应当确定被监督主体对法律监督行为应当采取的措施,监督机关可以以特定方式参与被监督机关的执法活动等。
(三)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方式
人民银行行使金融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日常信息的交流与协商。人民银行有权获取监管机构的重要监管信息,并依法向各监管机构开放所收集的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二是定期对金融监管政策法律实施情况作出评价报告并向监管机构通报。三是适度参与监管机构重要的监管活动,了解监管机构的执法过程和结果。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监管协调联席会议,协调重大监管政策和实施危机处理。人民银行的金融法律监督权既是各级人民银行机构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各级人民银行机构依法履行其他职能职责的有效保障。因此,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都应享有对同级金融监管机构实施金融法律监督的权力。
(四)立法建议
以上已经从现行法律的文理解释和逻辑解释中推导出人民银行应当具有对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银监机构有法律监督权,但如果缺乏立法的明确规定,仍然会引发争议。因此,笔者建议应明确授予人民银行金融法律监督权,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第二款进行修改,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依法对金融监管实施法律监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刚.中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法理缺陷及其完善[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3).
[2]张忠军.金融监管权的监督问题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2
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阻碍国内金融创新的步伐，以“新金融”为代名词的金融创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新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业务形式越来越复杂，新金融的发展顺应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与新金融业务相配套的金融监督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发了我有关新金融形势下对金融监督要求的思考。
【关键词】
新金融；金融监督；要求
1金融创新推动下的新金融
金融创新，指的是顺应新形势金融发展需求、为追求金融领域利润而进行的涉及新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产物，是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的改革。具体来说，既包括金融经营管理制度的变革，又包含信息化技术带动下金融交易方式、操作手段、服务种类、支付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变革。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服务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现了“新金融”为代名词的金融创新形式，提供新金融是金融发展的产物，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信息技术为手段，基于新技术手段、运行模式、业务组织形式对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方式、金融服务功能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2011年7月，由中国金融界精英组成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在上海揭牌成立，该研究组织致力于探索国内金融发展、新金融建设等方面问题，为新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专业学术支持。2013年7月，在召开的“上海新金融年会”对新金融的概念有了更准确的诠释，新金融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传统金融的演进和有效补充，是对传统金融形式变革的结果，是金融服务的“新的组织方式”，以“新的运作主体”，提供“新的运作机制”，为我们展现了金融市场领域“新的金融格局”，其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新金融产生的积极作用
新金融业务主动适应市场机制，用于满足经济发展下日益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需求，以民营资本为主要来源，以跨行业的基于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平台为客户提供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金融产品、服务形式及渠道多样化的信用创造形式，为互联网金融业务、证券基金、保险业务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新金融业务具有专业性，与传统金融形式相比，突破了传统的金融思维，与实体经济、市场运作结合的更为紧密，极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以合理有效的金融创新形式为企业分散风险，对业务实施风险控制。同时新金融业务提升了金融创新机构的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商机，如上海硅谷银行、上海再担保公司、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及当地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专门针对当地科技企业提供的一种信贷服务，该业务由四方根据各自的业务优势，以四方分别负责贷前、贷后的风控管理，市场开发，为贷款所提供政策性担保，对相关企业提供补贴等工作的形式，建立起全新的信贷途径，为企业提供资金供给，向企业提供新金融创新服务模式。还有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金融形式，阿里巴巴推出的新金融业务“支付宝虚拟信用卡”，该业务通过支付宝为每个用户提供“虚拟信用卡”，根据用户的网上交易和消费记录，向用户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该业务将直接挑战银行现有的信用卡业务，为用户透支消费提供便捷的渠道。还有以为小企业提供专项金融融资、汽车金融公司等形式出现的新金融创新形式，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金融业务的专业化水平。
新金融业务以为企业提供适应自身发展需要，能够抵御企业经营风险的产品为最终目标。通过新金融创新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利率管制逐步放开，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信贷模式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合理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更有效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新金融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1.2新金融的消极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新金融为形式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新金融业务关联着金融机构、企业及社会公众，其业务金融风险有很强的传染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业务链条内快速蔓延，破坏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链条，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新金融业务具有多样性、特殊性，金融机构多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加以体现，经营状况未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容易造成金融统计数据的缺失，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评估和监管的难度。同时，新金融的信用创造途径的多样性，造成融资行为托媒，降低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性、控制力，采用传统的货币统计指标，很难准确统计新金融业务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增加了金融管理的难度。
2新金融下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随着金融业务的日益深化，新金融创新形式的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推动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内的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完善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没有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度”，新金融业务就有可能绕开金融监管部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工具，增大了实施金融监管的难度。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结合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金融市场实际制定适宜的金融监督政策，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体系、方式和方法，具体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能够及时、准确、完整的收集金融数据是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的前提，要完善现有金融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建立统一、完整的金融数据平台，增加新金融相关业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金融监管当局准确、及时的获取金融数据，加强金融数据的综合分析，为实施金融监督提供基础保证。同时要结合新金融业务变化，及时完善金融业务指标的风险预警体系，加强对新金融业务风险监测和控制。
2.2要建立全方位的金融监督体系、沟通机制，采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在政府部门对新金融实施监督的同时，可以鼓励来自市场的监督形式，如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补充。同时监管机构要加强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沟通机制，促使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管理层沟通常态化，促进信息在横向和纵向的准确、有效传递。
2.3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更大，所以对从事新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多样，操作形式灵活，容易脱离央行监测，存在引发金融不稳定因素的风险。在不违背市场原则的前提下，要制定事前干预、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措施，加强对其新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市场准入、市场运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力度，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2.4新金融的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弱化了央行通过银行准备金方式调控金融市场的功能。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交叉经营、混业经营的范围在扩大，分业监督形式与金融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因此要完善现有金融业监督协调机制，加强现有分业监督体制中中央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三方的协调和配合，同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划分，加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监管协调，共同组成国家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规则，协同实施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能力。
2.5新金融业务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在金融监督方式的制定、实施方面应采取审慎、合理、适当的原则，对面向公共服务性质的业务，如小额贷款等，既要有效控制相关业务风险，又要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业务环境，采取合理、有效、适度的监督措施。
3处理好新金融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新金融是迎合目前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需求推动的结果，是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深化的突破口，在金融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依据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中的各类金融业务活动实施合理、适度地限制，对新金融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约束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新金融相关知识的宣传，肯定新金融在金融创新中发挥的积极主导作用，把握好新金融业务创新的尺度，鼓励支持积极的新金融创新，抑制消极的新金融形式，促进新金融业务发挥业务活力，为新金融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金融发展，建立正确的金融监督思维，及时掌握金融创新动态，妥善处理新金融和金融监督的关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管控，对新金融业务实施适度的、有效的监管，适时调整金融监督措施和方法以适应新金融的发展变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维护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我国新金融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复杂、激烈的国际金融形势，新金融业务在创造市场的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新金融的业务种类、运作方式、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需继续完善，现有的金融创新能力远远不足，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督力量有待继续提高，新金融与金融监督的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要关注与新金融相关领域的研究，注意对金融监督力度的把握，实施监督但不能过度监管，防止过度谨慎对新金融发展造成的抑制，优化新金融运行环境，引导资金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构建服务于国家实体经济的新金融，通过新金融的发展推动中国金融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责制度；独立性
一、国外金融监管问责机制考察
金融监管问责，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观点，可分为机构问责、归制问责、监督问责和预算问责四个部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建立首先要考虑金融监管机构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问责关系；其次，这种问责机制还应该建立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允许他们看到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创造或培养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目标以及成绩的广泛理解，从而有助于监管者建立起声誉；最后，监管者自体问责也是必须的。
（一）机构问责
1.与立法机关的问责关系。在西方，议会凭借立法权影响监管活动，负责建立金融监管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监管机构向立法机关问责有三个目的：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具有适当的使命；确定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需要对立法进行修改时，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机关不应该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直接权力，或具体指导金融监管机构如何从事其监管活动。
2.与行政机关的问责关系。行政部门对金融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制定负有最终责任，并且政府作为规章者，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任命上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相关行政部门负责。
（二）监督问责
即与司法机关的问责关系。金融监管机构决策影响的个人和公司应有通过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鉴于金融监管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监管措施的司法审议是其问责关系的基石。这种问责形式在事后基础上进行，以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法律限度内。英国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三）归制问责
即如何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公众负责。大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向被监管机关征收的费用来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人负责。透明度、协商与参与和承担对监管影响(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维持此问责的有力工具。
（四）预算问责制度安排
为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权，最好让它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之一是由受监管机构支付监督活动花费。然而，这可能为受监管机构行使不当影响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获取资金的方式如何，都应该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明确报告资金支出情况。
（五）同体问责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以银监会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过对世界32个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出了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前后的问责指标得分（以100为满分），其中，这32个国家的平均数改革前为40，改革后为61；中国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数值相对较低。在实践中，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方面都作出了颇大的努力，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一）异体问责
1.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视野较狭窄。这是异体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现行问责机制大多停留在监管机构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这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在我国，无论是银监会、银行，还是立法机构都没有意识到被监管机构可对银监会实施问责。同时，监管部门对公众负责表现得更多的是尽到公布政策的义务，一旦所监管的银行出了问题，在公众如何问责监管机构以及其如何对公众更加负责这点上并没有更多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赋予利益相关人制定银行规章的动议权,对银行规章起草时是否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听取意见采用的形式规定得较为模糊和随意，而对在银行规章审查阶段如何处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周仲飞，2007）。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与有关部门没有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关。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必须丰富异体问责的内容。其一，出台保障银行问责监管机构的法律，在制度上确定监管机构应该对上级相关部门、被监管机构以及公众负责，以及这些主体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问责的较具体的形式。其二，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监管机构内部机构设置上增设一个“行业与公众参与协调办公室或委员会”，成员中有金融业界的代表，同时，也要包括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与消费者协会的代表。此举可以在促进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的咨询磋商，使前者更加负责且更好地服务于后者。其三，增加对Ria的评估，作为监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得受影响各方对新监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本负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也可以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对受影响各方负责的一个指标来进行问责。其四，要加强监管问责透明度建设，保证问责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银监会内部增设监督委员会。2.银监会对国务院负责,但人大和政协有权召开会议听取银监会相关汇报,有义务办理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在我国,人大对银监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银监会有义务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监督银监会能够纳入人大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财经委员会以其委员的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监督权力不失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3.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银行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对某些监管措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也含糊不清，这些缺陷使司法救济要作为问责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既能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又能保证监管独立性的较好方法是组建专门法庭，由具有银行监管知识的法官来审理案件。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4
目前,从机构设置和监管框架上看,我国银行审计监督机构已经初步形成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共同作用的大监督体系,并且与“一行三会”、工商、税务、监察等监管部门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对银行机构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多重、立体的监管网络,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监管框架,这为我国银行业的有效监管提供了组织保障。
另外,相关的银行审计监督法律法规的出台也为我国银行审计监督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形成了明确的约束,为确保我国银行审计监督的公开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执法基础。但在我国银行审计监督实践中,我国银行审计监督体系仍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银行审计监督的“重复审计”导致审计效率低下。
(1)银行政府审计“监管误区”和“监管盲区”同时并存。在现有的银行监管部门中,财政部负责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金融监督三驾马车(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负责金融风险的监督,央行负责金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按照审计法的规定,政府审计可以全面检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既查财务,也查风险,这就有“越俎代庖”之嫌。另外,金融监管又存在“盲区”,银行政府审计和其他监管机构都很少检查中小银行等“非重要”金融机构,更不用说国家审计部门对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情况进行再监管了。
(2)“群龙治水、重复监管”。银行政府审计与其他金融监督部门由于缺乏相互间权责的明确界定和职能的严格定位,使得这些部门常常利用其各自享有的行政监督权各行其是,进行无休止、短期应景运动式的检查,施以炫耀式的监管措施,这必然造成“群龙治水、重复监督”的局面。
而就银行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而言,也存在着“重复审计”问题,由于在审计取证的基本方法、具体方法和审计程序上,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因此难免存在着“重复审计”。
2.我国银行审计监督的“审计不足”导致审计监督作用弱化。
目前,我国政府审计面临着审计任务繁重和审计力量不足的矛盾,政府审计力量满足不了社会要求,审计监督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对防范金融风险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相对我国地域广阔、经济规模巨大和金融机构众多的情况而言,明显显得寡不敌众。按照《审计法》规定的管辖范围,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是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的审计范围,我国国有上市银行在全国3000多个县、市、区均设有分支机构,而审计署及其特派办从事金融审计的人员仅几百人。相对我国地域广阔、经济规模和众多的银行机构而言,审计力量薄弱。虽然近20年来加大了对4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审计,但有许多银行的分支机构从未接受过检查,而且审计监督不连续,间隔一般在8年左右,由于审计面窄和间隔时间长,不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弱化了审计监督的作用。
另外,商业银行社会审计是金融市场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银行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都非常重视利用注册会计师进行银行的社会审计工作,但在我国银行社会审计在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从法律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并没有正式确立社会审计在银行审计监督中的法律地位,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只是一笔带过,同时,我国目前对银行社会审计工作尚未制订统一的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南。因此,尽管我国社会审计市场具有巨大资源优势,但我国银行社会审计还存在严重不足。
最后,我国银行内部审计也存在着审计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目前银行往往从人均利润考虑,压缩专职内审人员数量。据了解,国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占银行员工总数的5%,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人员仅占银行员工总数的1%,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出台规定的2%还有一段差距。这势必加重了银行内部审计人员的任务,提高了审计风险。
二、我国银行审计监督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1.银行审计监督功能重叠,缺乏协调性。
(1)银行监管与审计监督的功能重叠。
银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状况进行监督;而以银监会为主体的银行监管机构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和金融风险进行管理和监督。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因而往往形成监管上的功能重叠:二者监督的对象和目标基本一致;二者工作内容有交叉;二者工作的执行依据和手段相似;二者工作的结果基本一致。尽管银行审计与银行监管存在许多功能上的重叠,但是,银行审计主要通过对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考察和审核,偏重于对银行内部控制方面的检查和监督,正好作为对银监会职能的重要补充,在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因为银行审计与银行监管存在重复监管问题而忽视或取消银行审计,相反,应该在更加清晰的划分各自职责目标的基础上,加强银行审计监督的作用。
(2)银行审计监督体系内的功能重叠。
在银行审计监督体系中之所以出现“审计重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作用与分工界定不明确,从而导致功能的重叠。特别是就外部审计的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而言,虽然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由于两者的作用与分工不明确,使得其功能存在重叠的地方。银行政府审计是审计署或其他审计机构对国有资产使用情况进行的一项独立审计,主要是对经济资源使用的合理、合法、有效性进行评价。而社会审计是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公允表达进行的一项独立审计,其审计的对象也是经济资源的效率问题。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这会使得审计资源的浪费,也会降低审计的效率。因此,为避免审计资源的浪费,必须将两者的职能分工更加的明确,使审计工作更加具有效率,也可以减轻被审计单位的负担。
2.银行政府审计定位不能适应银行监管发展需要。
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角度来看,银行政府审计既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又可以对监管者进行监督,在金融监管体制中具有双重的功效。但就目前的审计现状来看,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形成,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多样而复杂化,经济金融化、金融混合化、自由化、电子化和国际化已成发展趋势。银行审计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政府审计资源的有限,需要在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基础上,重新界定银行政府审计的功能:银行政府审计应该集中力量确保银行业公共受托责任的实现,应该立足于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促进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确保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3.银行社会审计参与力度不够。
社会审计是基于委托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审计模式,但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委托关系要复杂的多。商业银行就是一个由多重委托―关系组成的网络。简单而言,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存款人与银行之间、股东与银行之间、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监管者与银行之间。这样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和各类投资人之间,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和各类债权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多元化的受托责任关系,这种新的受托责任关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审计来调节。但就目前审计现状而言,银行政府审计和监管部门的现场检查仍然暂居主要地位,社会审计的应用还不是十分广泛,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地位、素质、管理以及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长远来看,要发挥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势必要更大程度地发挥社会审计的作用,从而促进审计效率的提高,更好的解决我国银行审计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银行社会审计还具有其特殊目标:配合银行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执行和实施审慎监管法规的情况进行审计检查,以促进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的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和保护投资人权益,维护银行体制安全运行的目标。
4.银行内部审计忽视风险管理。
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风险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内部审计人员要正确的认识组织所处的环境,加强与风险管理部门合作与交流,站在企业全局、整体的角度充分认识企业的风险,并引导组织的其他成员树立风险意识,自觉参与风险管理。然而,由于我国国有上市银行的管理层没有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导致银行对风险管理的忽视,从而使得内部审计人员普遍缺乏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意识差。目前我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方面,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这直接导致了在我国国有上市银行中风险管理机制十分不健全,内部审计参与风险管理的程度很低。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我国银行审计监督的建议
1.明确分工,加强协调,共筑协调一致的银行审计监督体系。
构建协调一致的银行审计监督体系是提高我国银行审计监督效率的前提。构建一个以政府审计为主导、内部审计为基础、社会审计为主力的银行立体审计监督体系,通过协调分工,充分发挥不同审计方式的优势与作用,能够有效地避免内、外审计之间的重复审计。同时,也能够使“三者”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发挥1+1+1>3的作用,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形成一个全方位的金融风险审计防御体系,实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我国银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1)明确分工,加强银行审计监督与银行监管的协作。
为避免审计与监管工作的重复,同时,也为了防止审计与监管工作中的盲点,有必要对审计与监管的职责作明确的划分,明晰两者各自的职能:①在性质上,银行审计监督突出监督职能而银行监管突出管理职能;②在职责上,银行审计监督突出检查功能而监管机构突出处罚功能;③在作用上,银行审计监督突出宏观性而银行监管突出微观性;④在目标上,银行审计监督突出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监管突出业务性风险;⑤在对象上,银行审计监督突出再监督而监管机构突出直接监管。
(2)准确定位与有效制度设计,形成监管合力。
通过对三类审计进行准确定位,建立充分发挥审计作用的大监管网络机制。建立以监管当局为轴心,专业监管人员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审计为基础,国家及社会审计部门为补充的大监管网络体系。就是建立以政府审计为主导、内部审计为基础、社会审计为主体力量的银行监督体系,让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对银行的审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开展侧重点不同的审计工作。通过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协调分工,能够有效地避免内外审计之间的重复审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审计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形成一个全方位的金融风险审计防御体系。
2.银行政府审计合理定位,完善银行政府审计“免疫系统”。
2008年3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的重要观点。认为国家审计(政府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因此,银行政府审计监督要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应当突出银行审计的宏观性,使银行审计工作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相适应。我国银行政府审计的定位应当是对政府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再监督,重点是开展对其金融管理的绩效审计,具体来说就是监督央行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和三会的监督效率效果,监督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企业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对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质量。银行政府审计要逐渐淡出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加强对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指导,充分发挥社会审计的优势,起到金融监管的核心作用。
总体而言,银行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与完善,对处于国家经济中枢地位的金融体系安全的保障作用越来越大,通过严格有效的银行政府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防范、化解和控制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可我国金融与经济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发挥更大的功能。
3.发挥社会审计在银行审计监督体系中的作用。
银行社会审计的总目标是对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以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为充分发挥银行社会审计在银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引入银行社会审计要注意两个原则:一是充分利用,要将金融监管与银行社会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在监管工作中最大程度的利用已有的银行社会审计的成果;二是合理利用,在审计人员专业领域之外的监管内容仍然要进行常规监管。通过引入银行社会审计,发挥其在银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4.建立健全银行内部审计的风险管理机制。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5
一、加强金融系统免疫功能的重要性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系统掌控着巨大的资金流，是融通全社会货币资金的信用中介，在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调节宏观政策等方面起着积极而关键的作用，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金融在国家经济体系运转中发挥着“经济心脏”的功能。同时，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如不能及时被发现、化解和控制，则容易连锁反应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大量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及个人的巨大损失和破产倒闭，给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冲击，甚至诱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后果十分严重。
金融风险的特性主要表现：
一是金融风险具有易发性。金融系统运行发展状况不仅与金融企业自身经营管理能力有关，还要受到经济基础、社会信用、政府行为、社会心理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特别在开放性金融政策下，影响金融业稳定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不可控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多，大量金融创新业务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金融运行的风险点，而我国金融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初级阶段，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管体系不完备、风险管控能力弱，导致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可能性大。
二是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现代金融系统不仅内部机构之间、业务之间高度交融和关联，而且由于大量的金融产品广泛扩散渗透到社会经济体系中其他各行各业，往往一个金融风险事件、一个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都可能连锁造成其他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投资者的损失或破产倒闭，从而传染为全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外，信息不对称将会使部分金融机构的风险被误认为整个金融系统出现问题，从而引发社会恐慌，传染成信用危机，引起资金大规模的无序流动，诱导出更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三是金融风险具有致命性。金融产品的广泛扩散性和金融风险的快速传染性，使金融市场中众多投资者，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投资后果，再加上金融杠杆原理的数倍扩散效应，金融风险和危机一旦形成和扩散，难于立即控制和消除，往往产生大范围的惨重损失，多年聚集的社会财富顷刻间蒸发殆尽，再加上国民对金融信心的丧失，使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业及其支持的实体经济发展都可能造成致命性的打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和痊愈。
对于人体而言，防止具有易发性、传染性和致命性特点的病灶对生命健康的威胁，提高免疫能力是唯一可选的有效办法，金融业具有同样特性的风险，决定了加强金融免疫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只有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预防能力，及时消除风险根源，才是维护金融系统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根本之举。
二、政府金融审计发挥金融系统免役功能的优势条件
目前，对我国金融业进行业务监管、具有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职能的主要是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财政和税务部门等可以对金融行业和企业进行专项业务工作检查，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专门的经济监督部门对金融企业经济活动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管部门相比，国家审计机关具有发挥金融系统免疫功能的优势条件：
一是审计监督的独立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既有可能与金融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失败、金融行业整体恶劣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有关，也有可能由于金融监管制度缺陷、失灵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失职有关。因此，作为金融体系一部分的金融监管者，不可能对金融监管问题及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彻底全面的反映、处理、责任追究，不可能提出有可能触犯自身权利的改革建议，相比较而言，审计机关独立存在于金融系统外部，与金融风险发生没有直接责任关系，能够客观、公正的行使审计监督职权，全面深入反映和揭露金融风险问题，独立提出金融改革建议，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审计监督的全面性。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根据法律授权和功能定位，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宏观金融风险，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各自分别对银行、保险、证券业进行具体业务监管，而财政、税务等部门仅在自身管辖权内进行专项事项检查，只有政府金融审计能够对金融系统进行全行业、全业务范畴的专门经济监督，能够从全面、系统和联系的角度去监督、发现、预警风险。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见更加具有针对性、周密性和有效性。除了对金融企业进行微观层面的审计监督外，政府金融审计内容还可涉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履行情况、金融监管机制的有效性和健全性等宏观层面，而金融风险的产生与此也密切相关，因此对金融业进行全面性审计监督为金融审计奠定了全方位防范金融风险的平台优势。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6
abstract:thearticlehasanalyzedthefinancialsupervisionmeaningcontentaswellastheexistencenecessitytheoretically,andintroducedourcountrypresentfinancesupervisionsurveybriefly.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Keywords:thefinancialriskfinancesupervises
作者简介:李晚冬,女,1987年生,籍贯:湖南省邵东县。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在读本科。研究方向:保险、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093-01
一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如下内容: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二金融监管的原则
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所谓分类管理原则就是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分别管理。所谓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在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不分监管对象,一视同仁适用统一监管标准。这一原则与分类管理原则并不矛盾,分类管理是为了突出重点,加强监测,但并不降低监管标准。公开监管原则就是指加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须明确适用的银行法规、政策和监管要求,并公布于众,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明确监管内容、目的和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监管,同时也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
三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1)金融业的重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业的高风险性。金融业存在着诸多风险,又关系到千家万户和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道德风险的存在。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的成本,维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众对金融的信心。因此,监管是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旨在提高公众金融信心的监管,是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
(4)金融市场失灵。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金融监管试图以一种有效方式来纠正金融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监管的效果而不是必要性方面。
四我国金融监管概况
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获准成立;时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并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三部银行法和《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票据法》及有关的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行业自律性规范和相关国际惯例中有关金融监管的内容共同组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三部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确立。根据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职能,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转移给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留了与执行中央银行职能有关的部分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继续实行对人民币流通、外汇的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活动的监管。
至此,我国金融监管将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个机构分别执行。为确保四部门间在监管方面的协调一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国有.中央银行监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7
【关键词】金融企业；财会管理；内控监督机制；人力资源；执行力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我国金融企业（如各类银行）的财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财会管理的内控监督愈加被提上日程，毋庸置疑，内控监督对于确保金融企业财会管理高效性不可或缺。针对目前金融企业财会内控监督不健全、不完善的现状，企业相关人员必须善于运用多元化、有效性的手段构建健全高效的内控监督机制，提高内控监督的实效性。
一、不断健全财会管理的内控监督机构
从目前我国金融企业财会管理内控监督机构设置来看，很多企业确实设置了相应的内控监督机构，但这些机构往往重形式轻内容，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再者，一些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随便设置一些机构敷衍了事行为较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会管理内控监督机构的不完善，不利于其监督功能的发挥。因此，金融企业要不断健全内部监督机构，努力构建适合企业发展的内控监督机构与体系。具体来说，金融企业要迎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潮流，健全内控监督机构，一方面不断完善内控监督组织形式，另一方面还积极建立目标明确、职责分明以及层次清晰的内控机构。无论是财会管理决策系统、执行系统还是评价监督系统，金融企业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内控监督机构，确保了每一个环节高效运行。再者，金融企业内控监督机构要做到精简高效，切忌繁冗复杂，执行效果甚微。
二、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作用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制度的作用，强化内部审计制度建设是建立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内部审计机构是目前很多金融企业设立的专门行使内控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部门，很多内部审计机构都建立了系统、规范和健全的内部审计制度，要想提高企业财会管理内控监督效率，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已经迫在眉睫。诚然，内控监督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而内部审计制度便首当其冲发挥作用。首先，内部审计部门应不受上级、乃至其他部门的牵制，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内控制度上应专门体现该点。其次，内控审计制度应对财会管理工作开展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规范化规定，例如事前预防制度、事中监督制度以及事后处理制度等，确保财会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要不断建立健全监督惩戒制度。对于犯错误的职工要做到违章必究，执法必严。
三、加大内控监督力度，确保监督高效
目前，我国很多金融企业的内控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内控制度都形同虚设，完全无法起到内控与监督的作用。最普遍的问题是，金融监督审计工作不到位，对于违反相应规则与制度，并为企业发展造成一定损失的人员仅仅给予轻微的警告，或者无关痛痒的惩罚，完全无法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即内控监督机构的执行力不强，监督惩戒力度不够，这造成了全体企业职工对财会管理内部制度的不加重视。因此，必须加大内控监督执行力度，确保监督的有效性。首先，要进一步落实金融企业内控监督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财务管理是金融企业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金融业行情来看，做到职权统一，将责任落到实处很有必要。其次，要健全责任追踪制度。坚持“谁犯错谁负责”的原则，将事故责任追究到底。再次，要做到依“法”管理。相关人员要严格依照相关制度以及法律法规，进行样儿的监督。最后，加大惩戒力度，以儆效尤。
四、重视企业财会人力资源的培育工作
众所周知，从事金融企业的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财会管理能力。诚然，内部监督无非是对财会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成效等监督与控制，要想提高内控监督效率，从财会人力资源培育入手更有利于从根源上堵截金融企业发展的安全事故因素，确保内控监督的有效性。鉴于此，企业应重视财会人员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型实用性财会管理人才。首先，金融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财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要包括财会基础知识、管理学知识、基本的法律法规等，还要包括职业道德培训、信息技术培训等内容。其次，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强财会人员的法律意识，禁止其出现营私舞弊、恶意篡改数据等现象，为内控监督减轻压力。最后，引进综合能力较强的优秀财会管理人才，不断充实企业财会管理人才队伍。
综上所述，对于金融企业来说，要想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使其实现长远、健康发展，做好财会管理工作，提高财会管理内部监督有效性尤为重要。众所周知，金融企业财会管理内控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着财务会计的运行成效，同时更影响着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甚至影响着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金融企业主要可通过健全内控监督机构、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加大内控监督力度、重视人力资源培育等途径推动企业财会管理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仰桂兰.企业财会内控监督机制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5，09：85-86.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8
关键词：支付体系；金融监管；金融风险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7－0022－02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支付体系作为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核心，若其运作出现混乱，则会引起资金流动不畅，进而会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影响公众对稳定性的信心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如何有效地管理和监督支付体系，保证支付体系的平稳、高效运行，对畅通货币政策传导、密切各金融市场有机联系，维护金融业稳定运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监管主体作为支付体系稳健运行的维护者和裁判者，其合理确定就愈加重要和紧迫。
一、支付体系监管主体的内涵
目前，对支付体系概念表述不统一。第一种观点认为，支付体系就是支付系统或支付清算系统或支付结算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支付体系是银行账户系统、支付工具系统、支付系统、支付管理系统的总和。而本文认为支付体系是由与支付行为相关的一切行为和活动组成的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不仅包括第二种概念中的组成部分，还应包括与其相关的主体和客体，即支付服务组织和服务对象，也即是支付体系的参与者。
目前国内把支付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比较少，对支付体系监管的定义更没有完整的描述。国际清算银行在《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中将支付体系监管定义为“一种旨在促进支付体系安全、高效运转并特别要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公共政策行为”。虽然目前仍没有对支付体系监管的统一定义，但对其内涵也不存在分歧，支付体系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支付体系安全高效运转，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竞争，防范风险扩散，最终达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根据以上理解，本文认为支付体系监管是指监管者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对与支付业务有关的活动实施监督控制的行为。相应地，支付体系监管主体应是指维护支付行为合理运行的监管者，包括一切组织和个人。本文把监管主体界定为与支付行为密切相关的组织。
二、我国支付体系监管主体现状分析
(一)监管主体界定比较零散，欠缺整体考虑
关于支付体系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体系监管职责是：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清算服务；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银监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督。从以上两法所涉及的监管内容看，其对监管主体的界定欠缺整体考虑，虽都涉及了支付体系监管的有关内容，但没有把支付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缺乏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支付体系监管进行统一筹划，这势必对支付体系这个有机整体进行分割和隔离，易造成监督真空和重复监督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支付体系没有统一的界定，导致监管对象存在缺失现象，如两法均未明确谁有权对服务对象企业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管，以及如何监管。二是职责划分不够科学，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支付结算业务规则的制定、市场的准入、检查监督和违规行为的处罚构成支付结算管理的相互关联和密不可分的整体，但实际工作中却人为脱节了，一定程度上造成规则的落实得不到保障，如支票的处罚权理应由负责业务检查的银监管理机构行使更合理些，而实际工作中却由人民银行负责。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有待商榷
支付体系监管对象涉及到与支付行为相关的一切行为和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付体系监管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提供支付服务的机构，是被监管的重点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法规的执行者，具有监管客户在其所开的账户以及审查结算的合法性等职责。如《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结算稽核、检查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支付法规的执行者，直接面对的是支付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支付结算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一项基础性业务。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第一线，其监督职责的履行是加强支付体系风险防范的基础。只有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付体系监管职能，才能使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二、构建我国支付体系监管体制探讨
支付体系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商业银行、交易支付的其他参与者同心协力、联动建设。只有加强部门间配合、为支付体系监管创造良好的支付环境，才能确保支付体系的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
(一)明确人民银行在支付体系监管中的作用
人民银行作为支付体系的组织者、支付服务的提供者和资金活动的最终清算者，在支付体系监管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人民银行履行监管职能有利于实现支付体系的稳定、公平和效率。首先，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其次，公平的原则避免了银行之间支付和结算服务的不公平竞争。最后，效率体现在作为支付服务的提供者，可以向系统提供流动性，提高支付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支付体系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平台，其安全与效率关系着一国经济金融的安全与效率。因此具有超然和独立地位特点的人民银行应当担负起为支付体系提供管理和监督的重任。此外，人民银行要通过支付工具灵活地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以实现其货币政策意图。鉴于支付体系监督的重要性及其同人民银行职责的密切联系，即使在银监会分设后，应该将支付体系监管作为一项独立的金融规制活动予以明确，并将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能。
(二)明确各监管主体的具体监管对象
针对监管主体欠缺整体考虑的现状，亟待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出台一套有关支付体系监管的制度，明确各监管主体的具体监管对象。人民银行的三大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因此，人民银行对支付体系的监督重点主要体现在“高层次”和“专业管理”上，应从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确保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有责任维持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稳定，致力于跨行间的支付系统、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防止一家银行的问题蔓延到整个支付体系；同时应创新支付结算手段，加速资金流通，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并负责法律法规的制定、支付服务组织的监管等。银监机构作为银行业的主导监管部门，其对支付体系的监督是对银行机构风险的把握，因此，银监机构的监督重点在银行业的具体业务操作，负责与银行金融机构有关的结算规则的制定和管理，负责违规行为的处罚。而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监管主体，主要负责法规的实施和执行，从严打击违法行为。只有这样，合理确定其监管主体，明确其总体监管目标和相应具体职责，才能共筑好防火墙，切实防范支付风险的发生。
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责制度;独立性
一、国外金融监管问责机制考察
金融监管问责,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观点,可分为机构问责、归制问责、监督问责和预算问责四个部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建立首先要考虑金融监管机构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问责关系;其次,这种问责机制还应该建立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允许他们看到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创造或培养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目标以及成绩的广泛理解,从而有助于监管者建立起声誉;最后,监管者自体问责也是必须的。
(一)机构问责
1.与立法机关的问责关系。在西方,议会凭借立法权影响监管活动,负责建立金融监管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监管机构向立法机关问责有三个目的: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具有适当的使命;确定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需要对立法进行修改时,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机关不应该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直接权力,或具体指导金融监管机构如何从事其监管活动。
2.与行政机关的问责关系。行政部门对金融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制定负有最终责任,并且政府作为规章者,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任命上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相关行政部门负责。
(二)监督问责
即与司法机关的问责关系。金融监管机构决策影响的个人和公司应有通过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鉴于金融监管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监管措施的司法审议是其问责关系的基石。这种问责形式在事后基础上进行,以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法律限度内。英国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三)归制问责
即如何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公众负责。大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向被监管机关征收的费用来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人负责。透明度、协商与参与和承担对监管影响(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维持此问责的有力工具。
(四)预算问责制度安排
为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权,最好让它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之一是由受监管机构支付监督活动花费。然而,这可能为受监管机构行使不当影响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获取资金的方式如何,都应该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明确报告资金支出情况。
(五)同体问责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以银监会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过对世界32个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出了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前后的问责指标得分(以100为满分),其中,这32个国家的平均数改革前为40,改革后为61;中国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数值相对较低。在实践中,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方面都作出了颇大的努力,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一)异体问责
1.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视野较狭窄。这是异体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现行问责机制大多停留在监管机构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这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在我国,无论是银监会、银行,还是立法机构都没有意识到被监管机构可对银监会实施问责。同时,监管部门对公众负责表现得更多的是尽到公布政策的义务,一旦所监管的银行出了问题,在公众如何问责监管机构以及其如何对公众更加负责这点上并没有更多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赋予利益相关人制定银行规章的动议权,对银行规章起草时是否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听取意见采用的形式规定得较为模糊和随意,而对在银行规章审查阶段如何处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周仲飞,2007)。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与有关部门没有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关。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必须丰富异体问责的内容。其一,出台保障银行问责监管机构的法律,在制度上确定监管机构应该对上级相关部门、被监管机构以及公众负责,以及这些主体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问责的较具体的形式。其二,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监管机构内部机构设置上增设一个“行业与公众参与协调办公室或委员会”,成员中有金融业界的代表,同时,也要包括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与消费者协会的代表。此举可以在促进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的咨询磋商,使前者更加负责且更好地服务于后者。其三,增加对Ria的评估,作为监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得受影响各方对新监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本负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也可以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对受影响各方负责的一个指标来进行问责。其四,要加强监管问责透明度建设,保证问责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银监会内部增设监督委员会。
2.银监会对国务院负责,但人大和政协有权召开会议听取银监会相关汇报,有义务办理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在我国,人大对银监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银监会有义务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监督银监会能够纳入人大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财经委员会以其委员的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监督权力不失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3.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银行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对某些监管措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也含糊不清,这些缺陷使司法救济要作为问责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既能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又能保证监管独立性的较好方法是组建专门法庭,由具有银行监管知识的法官来审理案件。
(二)自体问责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主要采取垂直问责的形式。《银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银监会应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银监会于2007年1月1号开始试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对于全面推行依法监管,规范自体问责,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银监会自体问责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需要合理改进。
1.部门设置不尽合理。银监会按照业务的模块横向设立部门,这种结构方式仅适合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监管决策过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徐慧娟,2007)。应该建立最高决策中心及其(常务)顾问委员会与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最后,应考虑设立合适的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共同构成监督管理层,使得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和内控制度有效和得到推行。
2.问责委员会的设置不尽合理。履职问责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作出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或免责的决定,而履职问责委员会组成人员又来自于其内部,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可以通过设立一个较大范围内的问责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自体问责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问责委员会的部分来自于银行监管部门内部,同时,加入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以及银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的人选,适当补充(金融)法学方面的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具体承办问责的日常工作。定期(半年或一年)对监管机构的业绩以及监管人员尽职程度进行评价。
3.有免责条款(详见第二十条),但是这只是试行办法,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保障对监管人员的法律保护。要真正在法律上建立合适的监管者保护制度。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倡对善意行为免责,且为多数国家采用。但是,法律保护银行监管者,并非免除银行监管者所有行为的责任。工作人员必须在自己职责权限之内根据自己所管理的法律来严谨、忠实地履行工作职责,才能免责。同时,可考虑提供有限的法律补偿,尽量为监管工作人员的尽职工作扫除后顾之忧。
4.对于问责的过程与结果,并没有是否公开的说法。这对于基于最大透明度下的问责来说,与其精神是不相符的。如果只是内部处理,很难保证其有效性。应该逐渐加强自体问责的透明度建设,问题人员的处理,无论处罚或免于处罚,信息都要及时的公开,对于原因也要作充分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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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督管理关系篇10
关键词：金融职务；犯罪成因；防控监管
国有金融职务犯罪，是指国有金融领域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或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国有金融职务犯罪的犯罪类型主要是国有金融领域内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非法发放贷款、非法拆借、非法出具或承兑票据等犯罪。
一、当前我国国有金融职务犯罪的几大特点与成因
当前我国国有金融职务犯罪呈现如下几大特点：（1）犯罪的主体基层化；（2）从个人犯罪向集体犯罪和集团犯罪发展；（3）犯罪手段智能化、复杂化；（4）犯罪的隐蔽性增强。（5）犯罪金额巨大。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中行巨额亏损案中，这个县级市银行总资产只有100亿，却亏损了4.83亿美元（相当于40亿元人民币），给国家财产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6）罪犯案发后即携款外逃其他国家；（7）金融职务犯罪的国际化，特别是与洗钱犯罪共生的金融职务犯罪增多。
从当前国有金融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来看，国有金融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犯罪的主观原因
1．个人职业道德观念淡化。当前金融机构偏重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削弱了对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由于缺乏职业道德教育，部分银行职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蔓延，生活上寻求刺激，对金钱产生强烈的欲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铤而走险，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
2．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分不清什么是违法犯罪行为，也认识不到违法犯罪的后果严重性。
（二）犯罪的客观原因
1．国企改制过程中资金供求失衡为滋生金融职务犯罪提供了外部环境。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据国资委统计，从1999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21.7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30.9％；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改制面已达81.6％，与此同时，新的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大量增加，从而对资金的需求大增，势必导致资金供求紧张。于是一些人就采取非法手段如行贿金融机构主管、主办人员获取贷款，从而达到非法占有信贷资产的目的，这在客观上为金融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
2．国有金融企业本身体制改革不完善是产生金融职务犯罪的又一潜在诱因。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尤其是国有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银行除了作为国家计划的执行部门和财政的出纳部门外，还有了一定的市场资源选择权和被选择权。这样就使一些有寻租条件和机会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为一己私利钻空子、找路子，最终导致犯罪的产生。
3．金融法制与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完善。一方面，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给犯罪分子留下了许多可趁之机。另一方面，刑法在打击和惩治金融职务犯罪的规定上，还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之处。从当前金融监管理念方面来看，金融监管仍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较少。也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的重点，同时，中国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虽然存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行业监管体，以及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两大功能监管体，但是分业监管如果没有必需的协调机制，必然会导致监管真空和灰色交易地带的形成。
二、构建我国特色的国有金融职务犯罪的预防与监管体系
金融职务犯罪的产生虽然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是犯罪的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因此要预防金融职务犯罪就必须要加强监管，根据我国金融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我国应该在金融市场体系内构筑一个金融监管网。
这个金融监管网由四个层面组成：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金融行业的监督、社会监督、金融监管。
（一）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
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位于第一层，具体措施如下：
1．要完善防范机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员工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观念，加强员工八小时动态监督机制，切实做到警种长鸣，提高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2．要健全监督体系，系统地建立由职工代表大会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以及重点地对发放贷款、签发存贷汇票、信用证、拆借资金及电脑操作人员等进行监督，真正实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统一的监督机制。
3．要坚持制度先行的原则，积极制定各种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并及时将之制度化，严防出现制度监控的盲区。
（二）金融行业的监督
我国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协会来监督金融职务犯罪的发生，具体功能如下：
1．统一的金融协会可以加强金融机构之间在遏制和打击金融职务犯罪时的联系；
2．统一的金融协会可以使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加强对金融职务犯罪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3．统一的金融协会可以帮助金融监管机构收集信息，提供证据，在打击金融职务犯罪时发挥优势，如帮助司法机关了解、掌握复杂的金融犯罪手段。
（三）社会监督
预防金融职务犯罪，需要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努力。加强金融职务犯罪的外部监管，社会监管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具体方法如下：
1．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预防金融职务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预防监督金融职务犯罪工作，。
2．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预防监督金融职务犯罪工作的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举报机制。
3．随着金融职务犯罪的发展，金融系统职工家庭与金融职务犯罪的联系有所加强。因此，在社会监督上，还要重点注意对金融职工家庭的监督。
（四）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最重要的一层，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完善外部金融体制。预防和减少金融职务犯罪的发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金融行业特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