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1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否可诉，关键取决于对该行为性质的认识，即究竟属于技术性分析结论（技术鉴定），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说是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兼具具体行政行为与技术鉴定的双重属性。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符合具体行政行为所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确定行为性质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首先应当判断行为主体的属性是否为行政机关，其次是行为的权力要素是否与行政管理职能相联系。据此标准看，毋庸置疑，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那么，公安机关行使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权是否与行政管理职能相联系。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该规定表明，公安机关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职责。该法并未授权专业技术部门进行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根据法律的授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取得了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因此，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关系，应当是公安机关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从这一法律关系的特点来看，公安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事故当事人则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公安机关如未履行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事故当事人则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履行职责。这些特点完全符合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特征。由此可以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某一特定的公安机关，在某一特定时间，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适用法律作出相应处理的行政管理行为。该认定只对该交通事故的有关当事人有效，它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技术鉴定，它与一般行政行为有着区别。
1、从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和含义上看。新道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和含义。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认定是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先发生了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才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作出事故认定，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为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提供依据，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2、交通事故认定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而只是交通违章行政处罚的先决条件。对法院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起一个事实认定、事故成因分析作用，是一个专业技术性的分析结果，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的效力，而不是进行赔偿的当然依据。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或者调解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自已主张的证据，也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质疑。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法院可以不采信这一证据，进而作出与交通事故认定不一致的民事判决。
3、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拘束力和公定力。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或者行政机关决定的法律效果，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有义务服从，并且必须积极履行。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合法与否，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由于交通事故认定并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对相对人来说也就没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服从乃至履行的义务；在当事人其后有可能提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民事诉讼中，交通事故认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在因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提起的刑事审判时亦事如此。
4、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执行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相对人履行或者不履行该义务，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强制其履行该义务的问题。
二、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思考
所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在现实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对某一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包括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法律上的可诉性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律对此有无明确排除或者禁止的情形。如果某一行政行为为法律明确排除或者禁止，该行政行为则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事实上的可诉性是指所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已经对当事人产生实际的或者最终的法律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可诉性的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的活动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都有或多或少地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一定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没有发生或者影响还没有达到对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程度，那么救济就没有必要”。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是确定某 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双重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采取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相结合的办法，来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关于法律上的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不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条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概括性规定，从而确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同时，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对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了肯定性的列举，第十三条对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排除。可以这样认为，除了明确排除的抽象行政行为、国家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终局行政行为以外③，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事实上的可诉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十二条还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虽然表述有所不同，实质上都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作为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标准。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司法界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存在的问题是，只重视法律上的可诉性，而忽视了事实上的可诉性。一般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只要某一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它就必然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就应当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熟，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当面对如交通事故认定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就必然陷入争论之中。
三、交通事故认定的案例分析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得知，法律上的可诉性和事实上的可诉性是确定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双重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或者禁止的几种情况，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归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障碍来自于事实上的可诉性。究其原因，是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的特点所致。根据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通过对现场的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所出具的法律文书。这种责任认定实质上是对交通事故现场处理鉴定结论能否成立，事故的类别和等级作出的判断。交通事故认定虽然是公安机关依其职权单方作出的对事故当事人交通肇事这一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作出的一种定性定论，但不是依照新道法规定确定事故当事人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即不是对事故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进行直接处理，不属于直接调整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只能是一种技术鉴定，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是不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新道法将原来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确定当事人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体现了新道法在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和理念上的变化，也使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更多体现出民事侵权责任的特点。
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这一行政行为是否可诉，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既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之外，也不能对交通事故认定案件照单全收，法院一概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案例展开实例分析至关重要。从目前的交通事故认定案例来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诉讼情况。
（一）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作为的案件，法院应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新道法第七十三条赋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的职责，与目前现行有效的道路交通管理方式是一致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现场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自勘查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的，在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车辆后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或者重新检验、鉴定结果确定后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如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案后，不依照新道法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规定而明确拒绝作出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能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则构成行政不作为，可能会造成对交通事故责任缺乏权威性的认定，影响当事人对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诉讼的处理，影响追究交通肇事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履行交通事故认定具有事实上的可诉性，当事人可以以不作为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责令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
（二）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应严格按照行政程序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其程序有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应当包括现场勘验、立案、调查取证、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和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到阶段。现场勘验、立案、调查取证、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这几个程序性阶段，均可以通过现场图、现场勘查记录、立案登记表、相关证据表现出来。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之外的价值，程序违法也构成行政违法，是对相对人权利的侵犯，应承担行政法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过程中程序违法，则使相对人权利受到影响，相对人可以以此为由提起撤销之诉。
（三）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不服提起诉讼，则不宜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交通事故认定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是一种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属于直接调整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先有交通事故认定，然后才有对事故责任方违章行为的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在行政处罚未作出之前，相对人与认定之间不具有提起诉讼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不能就交通事故认定内容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法院对相对人单独就交通事故认定内容不服提起诉讼的纳入行政审判，在实践中会出现以下矛盾：
1、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行政案件的审理亦要遵循合法性审查原则，即对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适用法律、事实证据进行审查，法院对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适用法律审查，通过对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全可以掌握，但是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事实的审查，包括对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勘验记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和检验结论等事故事实的审查，以及对道路交通规则的理解和涉及人身伤害的鉴定、事故车辆损害鉴定的专业性技术判断，属法院判断能力所不及的。如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内容审理后作出撤销判决同时责令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事故认定，但往往时过境迁，交通事故现场无法恢复，公安机关重新取证已经不可能，此时，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不重作违法，在没有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重作同样违法，势必会造成纠纷无法解决。
2、对交通事故认定内容不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对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实际问题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且给当事人造成讼累。因为行政判决维持被诉的事故认定并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还应提起民事诉讼，才能最终解决损害赔偿实际问题。如果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当事人可能对重作的认定再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提起民事诉讼，采用这种诉讼模式，无疑给当事人增加了诉累，社会效果不好，难体现司法为民和司法效率。
注：
①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2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认为，原则上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但不能绝对。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指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我认为，这一规定大体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由后者进行刑事追诉。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在公安机关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之所以不必经过民事诉讼是为了避免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认定，同时也为了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与此相关联的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如何对待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呢？《通知》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可见，人民法院（也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负有审查、核实责任，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对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意见一致，即予以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有误，则不予认可，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刑事诉讼不仅涉及到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同时还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刑事诉讼较之其他性质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法院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中独立判断。
应松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认识还不统一，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样，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曾刊登过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对陈某提起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所以有必要协调不同系列的两个诉讼之间的关系，即解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否则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审判庭之间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断的标准是，如果某一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另一诉讼进行的前提或先决条件，那么作为前提问题的诉讼程序应优先进行，而另一诉讼程序应中止，等待前提问题的裁判结果。
“刑事优先”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作为一般原则适用，这是有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而言，刑事诉讼较民事、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诉讼结果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相应的其诉讼程序、诉讼制度也更加严格。具体到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诉讼后，检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又提起刑事诉讼的，应先中止行政诉讼，等待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判决无罪，则行政诉讼继续审查是否有行政违法问题；如裁判有罪，则不再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程序。但正如陈光中教授谈到的，“优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可能会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实行行政诉讼优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诉讼中，原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刑事诉讼中对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诉讼的裁判，行政诉讼审理结果是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前提，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因此应当先进行行政诉讼程序。
具体处理意见是：如果行政判决原告败诉，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应提起公诉，但刑事诉讼中还要全面审查，负事故主要责任不一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必要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经行政诉讼审查认定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不合法、原告不应负主要责任，我主张不必再进行刑事诉讼，因为再提起刑事诉讼已失去基础，且法院的刑事判决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决。如果刑事审判庭对行政判决有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重新研究，通过内部程序纠正，也就是说在本案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只有行政判决被依法撤销后，才能再开始刑事诉讼程序。
案例二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报案，称乙省某农药厂在B市的经营部负责人吴某，利用合同诈骗该厂货款11万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对吴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审，同年9月12日，a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未能执行）。吴在取保候审期间，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财产权为由向乙省B市C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市公安局分别向C区和B市两级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均被驳回。同年9月29日，C区法院判决撤销a市公安局对吴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决定，退还保证金，并支付赔偿金及经济损失，在a市和B市两地报纸上向吴发表道歉声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诉。同年12月20日，B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约和救济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动以及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属于刑事诉讼行为，具有司法性质。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我认为，本案中，B市、C区两级法院受理吴某起诉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现行法将刑事强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引发以下问题，即如何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制约，以及对因强制措施违法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进行救济。考虑到目前司法实践中借刑事诉讼之名，非法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驱动，解决这一问题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的看法，一是强化检察监督，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提出纠正建议，或者完善立法，赋予检察院以强制纠正权；二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即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前，须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说明理由，获得后者的授权，并根据后者签发的令状执行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后，须及时将其带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面前，由后者审查确定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决定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或释放。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为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同时也规定在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中，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
与此相比，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行政诉讼来对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问题，但在可行性与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方面，两类诉讼同时进行，以行政诉讼制约刑事诉讼，既不顺理成章，也难以奏效，不利于诉讼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公民个人都不啻于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应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的名义干预经济纠纷，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情况如何处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救济真空。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客体，公安机关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则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审查。实践中，某些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名义规避行政诉讼的审查，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况经常发生，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都要进行审查，但是必须要进行到相应的程序才有可能纠正并停止损害，此前则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种事后救济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不及时、不充分的。
我同意陈光中教授的看法，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上述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参考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办法，建议如下：对公安机关的行为，根据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审查该行为是否合法；如果检察机关在同案中已批准逮捕，建议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级检察院的上级机关请示，如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确系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则作出行政撤销判决后，由上级检察机关撤销逮捕令，通过内部程序解决。总之，方案的设计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如何更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3
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随着机动车大量增加，交通事故也大量增加。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交通安全关乎人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重要。它不但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乎其刑事责任。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自身法律属性如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范畴内如何定位？当事人对这种认定行为不服，采取何种救济渠道？能否最终启用司法救济？这些，一直都不是格外明确的，或者说认识是不统一的。实践中由此产生很多消极问题，人们对交通事故处理不满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猜测与非议甚至反感颇多。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通事故中，由（只能由）交管部门作出的“法律判决”，[1]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存在弊端和法律“真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霸王书”，缺乏监督制约机制。[2]鉴于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反响强烈，《道路交通安全法》讨论、审议过程中，曾经拟取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是，在该法最后通过时，仍然保留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作责任认定的规定。如果经过理性分析，应当承认这种保留是必要的，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毕竟是交通警察队依法应当行使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交通警察队履行该职责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监督与约束；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可以采取何种司法救济渠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妾身名分如何？看一看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不得人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重要性刮目相看。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的定罪和处罚情节均以行为人在相应的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只有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3]
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交通警察队往往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划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并依照其确定的比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时，往往也以事故当事人所负事故责任大小作为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依据，并据已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份额。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不论是即将生效的《交通安全法》以及尚在使用的《交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这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与否，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有无以及事故责任大小。
由此可见，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应否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无疑是法治国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否则，既与“法治”的精神不相符，又可能导致行政专横，甚至有随意“出入人罪”之嫌。
二、争议——大相径庭的观点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否接受司法审查，目前行政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杨健顺都曾撰文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少数争鸣观点持否定意见；司法实务界对此做法不同，但审判实践中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大众要求法院审查该认定行为的呼声较高。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持否定观点；另一种意见持肯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否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行政可诉性，理由是从法律（广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考虑，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4]从理论方面分析，持否定观点的人中有的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人认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因为这种行为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更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裁决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一种行政裁决，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果对民事诉讼毫无意义。[5]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决定着事故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此观点一出，与此观点截然相反并与作者商榷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肯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是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必经阶段，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可诉的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效果要素，是证明性质的准行政行为。尽管它本身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当法院以此为依据裁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纠纷时，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就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加上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往往作为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前提，所以，法院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两次刊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例，[6]由此说明了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存在现实性与可行性。另外，最高法院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也不应成为受理此类案件的障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有的学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致不实事求是地作出这类认定，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也是有权进行审查的。这一方面由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而不能将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行政机关作出违法认定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审查在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无法将这种确认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的。[7]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认定责任的行政确认行为，但是为了使这种审查更经济、有效，审查应当是有节制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所确认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责任，并非仅指民事意义上的事实和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司法审查的可得性、现实性和必要性。[8]
三、实践——各行其是的做法
对于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可否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没有统一的做法。以下援引几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件，不难发现，各地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情况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1、被告人王革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被告人王革于2001年10月7日在宜州市国道323线上，驾驶大型货车与一辆同向行驶因载客而突然停车的农用三轮车追尾相撞，造成乘坐三轮车的初中学生5人死亡、8人受伤。责任认定，大货车驾驶员负主要责任，三轮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日。宜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革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王革以农用车应负主要或同等责任，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革四年有期徒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宜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王革赔偿八成事故损失。王革和所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辩论，宜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判决赔偿八成事故损失显失公平。向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开庭审理。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对此不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在审判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在举证、质证和辩论方面将处于尴尬的境地。
2、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原告李治芳于2000年7月26日驾驶金杯牌小客车，由连城往文亨方向行驶。行至建文线175km＋920m处与相向行驶的邱森彬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交会时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邱森彬受伤后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坐摩托车的邱丽君当场死亡、李霞和周丽华均受伤，两车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连城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邱森彬无证驾车、超载三人、占道行驶，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治芳车速过快、疏忽大意、临危采取措施不当，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邱森彬之父邱家流不服连城交警队的责任认定，向被告龙岩交警队申请复议。龙岩交警队撤销了连城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重新认定邱森彬与李治芳均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治芳不服该重新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龙岩交警队所作的（2000）第34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中关于责任认定的部分。龙岩交警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本事故重新作出责任认定。龙岩交警队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
3、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2000年9月5日21时25分许，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e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41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次事故责任。罗伦富对责任认定不服，提讼。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交警队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罗伦富提起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交警队于2000年10月19日作出的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判令被上诉人交警队对2000年9月5日发生在泸隆路41Km处的重大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进行认定。[10]
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对违法认定书依法判决撤销。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酒后驾驶自卸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某镇卫生院门口超越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时，将横过公路的张某某撞倒。该车右轮在制动刹死的情况下，将张某某拖行了8.85米后，又从其身体碾过后停住，致使张某某当场死亡。县交警大队于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徐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张某某系未成年人，横过公路时没有成年人带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因此双方应对该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死者父亲张某对该认定书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被告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11]
5、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熊振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3月12日18时，锦州市黑山县励家镇翟家村农民熊振军驾摩托车在102线国道上由东向西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北宁市一名叫王光的农民驾驶的小货车相撞，造成熊振军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时，有一辆农用四轮车在会车时越过双实线侵占了熊振军所驾驶的摩托车正常行驶路线。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查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熊振军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光无责任。熊振军之妻付宝珍申请重新认定，锦州市交通警察支队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维持了原责任认定。付宝珍于2003年8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撤销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黑山县交通警察大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锦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
6、姚清兰、解俊明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诉讼案。2001年12月24日，17时30分许，王洪志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行至111线一理石厂对面时，与同向行驶的张洪孝、解俊明推行的人力三轮车相撞，致张洪孝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王洪志皮肤挫裂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交警大队经过现场勘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王洪志与张洪孝、解俊明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张妻姚清兰及解俊明不服，申请交通警察支队重新认定，交通警察支队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此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二审认为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7、王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1999年11月27日15时许，王某乘坐其表兄所有与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公路上，与迎面行驶的一辆解放牌带挂卡车相撞，王某头部被卡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交通警察队经现场勘查并依据车主所述，认定死者王某事发当时无证驾驶该机动三轮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亲属对此责任认定不服，向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议，结果维持。此案在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死者王某当时驾驶该三轮车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对交通警察队所作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
四、讨论——纠正盲人摸象的偏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司法审判到底应当以何种姿态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除了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之外，还应当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出发，对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主体资格、法律责任能力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属性进行考察。
（一）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地位考察
讨论一个机关或者组织的行政法律地位，必须从行政主体、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等一系列的行政法学概念入手。
研究与讨论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就应当研究其作为行政主体是否适格。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行政主体的涵义和行政主体概念确立与存在的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的当事人，这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也是行政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3]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法律规范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而产生，因此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的地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机关相同。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即为职权和职责，不能放弃，不能让与。行政机关随意处置职权意味着渎职，将受到法律的追究。[14]
行政主体的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均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如果行政主体不拥有行政职能与权利，就无法确认其作为行政活动实施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无法区分其与处于相对人身份和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不同，更无法区分行政机关在某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职能主体还是居于行政相对人身份与地位的机关法人。因此，行政主体与其以行政权力所表现出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地位紧密相关。其二，行政主体是具备行政法上人格主体的组织。行政主体首先应当是一定的组织。法律将行政权力直接赋予一定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都以一定的组织状态来享有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行政主体是一个行政法律人格化的组织，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该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行政主体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主体，独立拥有行政职权与职责，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参加法律活动，并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能够成为行政行为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15]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刚好体现为其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与职责而为的行政管理活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行使这方面的职权；交通警察队本身也不能怠于行使这方面的职责，否则，就是渎职。交通警察队行使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均以其自己的名义实施（拘留和较大数额罚款应当除外），而不是以其主管机关、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或者个人的名义实施。所以，应当对其行为和活动的法律后果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从而能够成为行政主体、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诉讼被告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从行政主体确立与存在的意义上看，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确立与存在，对确认行政职权与职责的合法行使与履行，对行政行为效果的归属和行政责任的承担，以及区别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性质的主体本身与地位和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中被诉人的资格，均具有重要的法律应用意义。[16]从这个角度讲，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亦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等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其职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性质就不能等同于民事主体，其行为效果是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但违法造成侵权的，应当赋予相对人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交通警察队由此成为被告。
再用行政主体资格的概念衡量，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由此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活动，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所谓行政主体资格，就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经过法定程序或途径所获得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行政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是指一定的组织取得行政主体资格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⒈行政主体必须是由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成立的组织；⒉行政主体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职位和人员编制；⒊行政主体是具有法律地位的行政管理主体，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与职责；⒋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具体实施行政活动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交通警察队无疑是依法成立、具备相应组织机构、拥有独立行政管理职权与职责的组织。关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法律、法规在赋予其职权与职责时，一般也同时就予以确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而警告、50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据此，县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可以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而公安机关的其他内部机构则不得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同样，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6条的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或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警告、50元以下罚款、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部门裁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责任认定、暂扣车辆、吊扣吊销驾驶证、伤残评定和赔偿调解等最终决定权均赋予了交通警察队。实践中交通警察队对上述行为均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相应的处理，并以自己的名义制作文书或者告知当事人。由此可见，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与其行政职权相适应而实施行政活动的名义能力。
（二）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队的行政法律责任分析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主体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他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构成现代法律责任的整体。[17]行政法律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是否要求具备主观过错，一般不作为必备要件。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18]是以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与行政职责为基础和范围的，当其违反了法律规范对职权与职责实施的要求，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行政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条件，法律、法规都有相应的规定，如《行政复议法》中关于被申请人资格的规定；[19]《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被告主体资格的规定；[20]《国家赔偿法》中有关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21]以及单行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管理领域内的承担责任主体的规定，对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都规定由其自己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这类组织实施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的活动中，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该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被告。
行政法律责任是具有包含特定责任内容的责任方式，它不同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其他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必须是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或情形，行政法律责任的功能是以补救为目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以撤销违法行为、纠正不当、履行法定职责、赔偿损失等为主要形式。
行政法律责任确认与追究的机关和程序，根据行政法律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同情形，分别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采取相应的程序确认与追究。司法确认与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按着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依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以裁判的方式进行司法裁决和追究。通过司法审查程序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具体行政行为[22]的违法为范围与限度，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实施确认和追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按着法定条件实施确认和追究；二是实施追究与确认的程序与手段具有消极性与被动性，即以行政相对人及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请求为前提；三是行政责任的内容和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以补救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从理论上讲，交通警察队拥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与职责，具备适格的行政主体资格，也就拥有了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能力；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行政赔偿法律的规定看，交通行政行为无一例外被排除在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之外。也就是说，交通警察队作为适格的行政主体，可以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讨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另一个重点是考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在行政法学上的定位，也即责任认定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是何种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现代行政法学的重要的基本概念，但作为一个涵义明确具体的特定理论概念，世界各国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说。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研究应当以行为的核心要素——行政职权为关注重点，这是研究行政主体活动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不能被淡化。并由此认为，行政行为是与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能密不可分的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法律行为。并普遍提炼出行政行为具有服务性、从属法律性、单方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交通警察队进行交通管理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对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的行为，来源于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授权，交通警察队拥有这方面的行政权能，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具有这样的行政权能。交通警察队实际运用该行政权能的过程中，从职权的角度讲，其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从职责方面看，其行为具有服务性和从属法律性，即不能让与他人或者怠于行为，同时要求其行为必须全面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约束。
再用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衡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学属性如何呢？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一个行政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从性质上区别行政行为与其他行为或非行政行为的标准，也是认定一个案件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是适用行政法规范还是民法规范的标准。[23]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虽有各种不同的学说，但我国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体现为行政权能的存在、行政权的实际运用、法律效果的存在和表示行为的存在共四个方面。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而言，应当说行政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均具备。除法律效果存在认识差别之外，其他三个要件都比较直观明了，无须赘述。但是，“确认或证明某种权利义务关系，使其从不稳定或不明确状态趋于稳定或明确，也应视为一种法律效果。确认和证明也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因而行政确认和行政证明也应列入行政行为的范畴。”[24]可见，从行政法学的视角观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行政行为概念的特征，应当定位为行政行为。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属于哪一类的行政行为呢？这也是人们至为关心的。对行政行为进行相应的分类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是认识各类行政行为的具体特征，分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确定行政救济机制的现实需要。行政法学根据不同标准对行政行为有若干种分类方法，根据本文仅考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的需要，这里只引述按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以确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因为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授权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赔偿制度均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概念。可见，行政行为的这一分类，对认识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确定不同行政行为的相应救济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外国行政法学称之为规则行为；我国行政法学有的认为是行政规范创制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以职权或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所实施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25]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恰好是作为行政主体的交通警察队依照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现其行政管理任务的行为，其行为既是依职权而为的行为，又是依申请而为的行为。其行为的结果必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而且其法律效果影响面比较广泛，包括刑事责任的影响、民事责任的影响和行政责任的影响。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还有的人提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只是一种证据行为。“证据行为”的说法既不是行政法学的概念，也不是行政诉讼法学的概念，法律规范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与规定。不能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在由此引发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起证据作用，就说责任认定行为是证据行为。证据与证明对象、原因与结果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列车运行中与穿越铁路的行人碰撞，发生致人伤亡的事故。那么，铁路部门调查列车晚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被撞伤亡造成停车而晚点；公安部门调查有人伤亡的原因，就是被列车碰撞造成伤亡。考察的对象不同，相应的证据也就不同。从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的视角观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审查与评价，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但是，它在由此引发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者审查对象与责任认定不同的其他行政诉讼中，就有可能成为证据。不能因其在其他诉讼中起证据作用，而说这个行为与结果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从而否认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同时也正是因为其在他案中起证据作用，才有必要对其予以审查与确认。如果它对由此引发的其他诉讼不发生任何影响，那么确实没有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
也有的人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技术鉴定，从而对其行政可诉性产生疑问。不容否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包含鉴定的因素，与某些技术鉴定也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由此把它定性为一种技术鉴定，其性质与技术鉴定在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领域里存在本质区别。理由就在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极强的职权性和法律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警察队依据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为的职权行为，其他个人和组织即使有这个能力，也无权行使该行为；交通警察队作出责任认定的依据是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也即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执行法律。而技术鉴定行为的主体应当以其是否具备相应的专门技术为前提，没有更多的职权上的限制；技术鉴定的依据应当是法律之外的专门技术，应用法律对某事物或某一现象作出评价，不是技术鉴定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抛砖引玉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法学属性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其行为结果对交通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民事责任承担与否以及承担份额多少，以及行政责任的承担程度如何，都有重大影响。行政相对人认为这种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与此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该法第12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法律没有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排除于行政诉讼之外。也就是说不论是从行政法学理论的视角审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还是从行政诉讼法律的规定衡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都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从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法治的基本要求考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在法制国家里没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超乎法律之外的行为。“司法审查和法治是一回事。取信于民的意义就在于公民与任何人或部门的争议，有一个中立的部门能够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26]“现代法治国家，人们普遍认识到，有权力，就要有制约，就要有救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被滥用，权力的使用势必肆无忌惮。”“司法救济被称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构成了现代权利救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27]尤其是我加入wto之后，必须履行wto规则的承诺，司法审查面临现代司法理念的全新考验，一些有违基本法理的观念必须改变。
从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性分析，《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为，只要行政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讼，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排除诉讼的只有法定的几种情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对责任认定进行行政诉讼的禁止性规定，有与当事人联合发文之嫌，本身属于什么性质的文件值得探讨，又与法律规定精神存在不一致。虽然该通知尚未正式宣布失效，但是，最高法院法释[2000]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依照此规定，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1992]39号通知虽然整体并未失效，但是，其与最新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个别条款的规定，理所当然不再具有约束力。
从法律位阶方面考虑，上位法与下位法发生冲突时，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是行政法规，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则》仅属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均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4）项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必须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法律没有规定为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典型案例，虽然我国不是采用判例法的国家，但在司法实际办案中判例具有指导作用，这也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又一有效法律支撑。
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予以司法审查，是对交通警察队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尊重，谁都不认为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张没有任何作用的废纸，法院同样不能无视责任认定的存在。交通行政相对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或者虽有异议但未在法定期限申请复议，或者经过复议仍不服但未提讼的，那么责任认定就是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件，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有拘束力。人民法院审理其他案件时对事故责任认定随意作出取舍，都是不合法理的。因为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进行的，而不允许在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同时对行政行为同时予以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法律效果与其他行政行为的效果相类似，在未经法定程序被否定以前就是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所以法院在审理案件涉及以此作为证据的时候，就不能像其他证据那样对待，而应当以该认定是否经过终局裁决发生法律效力，或者经过司法审查确认发生法律效力为依据。可见，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给予该行为一个公正的定位，提高了该行为的法律约束力，也可以监督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注释：
[1]交警不再当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官”，2002-4-514：26：46.
[2]储叶来，“霸王书”亟须法律规范，新华网安徽频道，2003-03-1409：49.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6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33号）。
[4]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
[5]梅海洋，浅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非诉性，中国法院网，时间：2003-03-2113：27：36.
[6]即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行政诉讼案和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
[7]应松年，法院能否审查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报2000年09月28日。
[8]刘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6日。
[9]，2003-9-117：11：24.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10月21日，第5期。
[11]谭晓兵、宋新河，公安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违法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中国法院网讯，时间：2003-06-1211：51：33.
[12]央视国际，2003年12月31日14：47.
[13]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6页。
[14]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7页。
[15]同上，第47页。
[16]同上，第48页。
[17]王连昌、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修订版，第95页。
[18]根据行政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同，行政法律责任分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如此划分，有助于准确把握不同方式的行政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正确实施行政法律责任的确认与追究，以完善行政法律责任制度。因为，建立与完善行政主体与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是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19]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申请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申请人对典型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直接申请复议，该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名义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该共同行政机关是共同被申请人；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复议的，该组织是被申请人；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复议，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20]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分为如下几种情形：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作出被诉的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过复议的行政案件，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作出被诉行为的机关或组织撤销后，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或组织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实践，对目前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的一些情形通过《若干问题解释》补充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被诉，作践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被诉，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超出法定职权范围实施是行政行为，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组织为被告；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视为委托，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21]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机关的各种情形，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的情形类似。
[22]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进行的承诺，司法审查已经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亦应在审查之列。最高法院《若干问题解释》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贸应当履行的承诺，已经规定司法审查的对象不再以具体行政行为为限。这与行政行为的分类方法有重要关系，国外较少采取与看重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方法，原因可能在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界限泾渭分明；而我国素有行政部门立法的传统，至今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出自行政部门，对这些行为，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形式予以审查，所以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
[24]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第152页。法国行政法学认为这是行政行为，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多认为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是一种准法律行为和准行政行为。
[25]详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印刷，第145页-第149页。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4
[关键词]：案例行民交叉现状考量程序整合途径
一、引言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民事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两者各有特点，功能也各异，在保护的利益方面各有侧重。前者属私法调整范畴，后者属公法调整范畴。但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如象“当事人因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相邻关系、房屋买卖、拆迁安置以及土地征用等法律关系而同时引起或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1]，这些交叉重叠案件如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仅在法学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这样的结果既造成了法学理论上的混乱，也在审判实践中让承办这类交叉案件的法官无所适从。在2007年3月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以上问题虽已引起中央和最高法院的重视[2].下面，笔者从三起案例入手，就如何建立审理行政和民事交叉案件的程序整合制度来阐述个人的观点，请同仁们批评指正。
二、问题的提出——三起案例引起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立法原因[3]、行政权的扩张与大众人权意识提高的矛盾以及行政、民事诉讼终极目标的不同，导致行、民交叉案件越来越多。以下是笔者所在法院受理的三起行、民交叉案件：
案例一、李家芬、李从告诉陈德志等人股权转让纠纷；诉夷陵区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2004年9月25日，华青磷矿公司股东陈德志、李盛荣、易正林与李家芬、曹阳（以肖仁生的名义）签订一份“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华青磷矿公司原股东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其出资额50万元有偿转让给李家芬、肖仁生；李家芬、肖仁生各占股份50%；受让方将转让出资额一次性支付给出让方。同年10月21日，该公司向夷陵区工商局（以下简区工商局）称申请办理公司股东、组织机构成员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公司股东由陈德志等三股东变更为李家芬、肖仁生，法定代表人由陈德志变更为李家芬。后由于肖仁生出资额不到位，李家芬又先后三次以公司名义向区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区工商局均予以准许。2005年9月14日，肖仁生向工商局投诉称：“公司的后三次变更登记，本人未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未在股东会议和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上签字”。在工商局接到肖仁生的投诉后的第四天，陈德志等三股东与李家芬、李从告又签订了一份“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其出资额依法有偿转让给李家芬、李从告；陈德志等三股东将华青磷矿公司货币出资50万元转让给李家芬、李从告；李家芬、李丛告各占股份50%.协议第6项“以上转让款已于2004年10月21日由李家芬支付完毕”，用以说明转让款李家芬早已支付。该协议落款出让方陈德志由受让方李家芬签名。2005年10月18日，李家芬、李丛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同年9月18日与陈德志等三人签订的“股东出资额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同年11月22日，区工商局认为，华青磷矿公司先后办理的四次公司变更登记属于提交虚假证明文件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对华青磷矿公司后三次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予以撤销；2、对华青磷矿公司2004年10月21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限60日内予以改正”。李家芬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市工商局申请复议。市工商局经复议后，维持了对区工商局的处罚决定。2006年3月27日，李家芬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区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问题：李家芬、李从告诉陈德志等三股东出资转让合同纠纷案以及李家芬以公司名义诉工商局工商行政处罚决定案。该两案能否“一并审理”？若“分案审理”，是“先行后民”还是“先民后行”？
案例二、张家明诉公安局侵犯人身权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
2004年7月7日零时许，张家明（个体户）发现自己经营的轮胎被人所盗，便与邻居卢某驾车追赶，在抓获了一嫌疑人后随即报警。夷陵区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工作人员在出警过程中，误将张家明当作盗窃嫌疑人追赶并实施抓捕，致张家明摔倒并造成其身体多处致伤。张家明受伤后被送往夷陵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张家明出现反常言行，于同年8月6日从医院四楼跳楼受伤，后经鉴定为“误伤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该精神障碍与被误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跳楼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后经司法鉴定，张家明伤残程度综合评定为五级，护理依赖程度为三级，并需配备残疾器具一套，七年更换一次。张家明于2006年1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公安局对张家明实施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84262元。公安局认为，张家明因精神失常跳楼受伤，夷陵医院发现不及时以及看管不善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问题：张家明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能否同时起诉夷陵医院承担民事责任？公安局要求法院追加夷陵医院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要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对该行政赔偿案中能否附带追加夷陵医院参加诉讼？
案例三、谢言芬等人诉陈虎、车管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2005年11月21日09时许，曾庆宝无证驾驶奔腾牌两轮摩托车载妻子谢言芬，沿汉宜公路由西向东往武汉方向行驶，当行至汉宜公路303.3Km处，与对向行驶由陈虎驾驶的蓝箭牌货车迎面相撞，造成曾庆宝当场死亡，谢言芬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后经公安交警现场勘查，认为曾庆宝无证驾驶机动车，驾车时未按规定靠道路右侧行驶，认定曾庆宝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陈虎、乘车人谢言芬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2006年3月23日，谢言芬以陈虎未依法履行投保义务，该过错行为导致受害人家属不能依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以陈虎下肢存在功能或残疾，而宜昌市公安局车管所（以下简称车管所）违法颁发驾驶证为由，诉请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140000余元。
问题：谢言芬诉陈虎、车管所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系民事案件，而对车管所给陈虎颁发证照是行政行为，法院是先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对车管所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还是一并审理民事附属行政诉讼？
对于上述三起案例，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操作，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概括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若干解释》）第61条“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的规定，虽然该条采用了“一并审理”的用语，但并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用法，可以说法学理论界所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相关程序并没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4]因该条文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一并审理”，不仅范围过窄，并且还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见，“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5]也无法解决审判实践中一些交叉案件的障碍问题。
三、现状考量——形式、审理及问题
（一）表现形式
以上三起案例虽然都存在着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的交叉，但由于行政与民事诉讼的性质各异，特点不同，诉讼要达到目的也不相同，因此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1、以民事诉讼为主，对涉及相关联的行政争议由法院认定。这类案件主要表现以下形式：一是当事人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对相关联的行政行为只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一。二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直接要求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但可以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作为抗辩理由，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和认定。三是此类案件在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但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介入而使民事纠纷复杂化。如案例三中，法院通过以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为审理依据，认定曾庆宝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陈虎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谢言芬等人不服，认为陈虎下肢存在功能或残疾，而车管所违法颁发驾驶证，交警部门所做出的责任认定书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法院如果依据该责任认定书判处，就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以上案例，显然以民事诉讼为主，而公安交警和车管所的责任认定行为和颁证行为而使民事争议复杂化。
2、以行政诉讼为主，对行政纠纷的解决是民事纠纷解决的前提和基础。这类诉讼，往往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或之后，要求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这类案件一般来说，具有以下特征和表现形式：一是此类案件同时存在着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但行政争议处于主导地位。二是行政和民事争议在事实上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三是行政争议的解决是民事争议解决的前提。如案例二中，张家明在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公安局对其实施的抓捕行为违法的同时，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若张家明要求法院追加夷陵医院参加诉讼，这一案件行政赔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对公安局抓捕行为的审查，是下一步处理公安局行政赔偿和夷陵医院民事赔偿的基础。可以说对公安局抓捕行为的司法审查一经确定，行政赔偿和民事争议就会迎刃而解。
3、行政和民事争议相互交织，而针对特定的争议，既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也可以同时提起。这种情况在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的案件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其主要表形式表现：一是民事诉讼中包含着行政争议的司法确定，或者说行政争议的本身就包含着对民事争议的处理。二是对行政争议的处理必然地涉及民事争议，反之亦然，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三是当事人可以选择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或二者同时提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四是引发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争议是基于同一事实。五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可分别进行，但在处理结果上应相互参照，避免冲突和重复处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6].如案例一中，由于各法院适用和理解法律不一致，该两案既可一并审理，也可分案审理；在分案审理中，既可以“先行后民”，也可以“先民后行”，处理方式多种多样。
（二）审理现状
以上三起案例，我们主要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1、中止诉讼。也就是在出现行政与民事交叉问题后，先中止诉讼，建议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提起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诉讼。如案例一中，人民法院就是先裁定中止李家芬、李从告诉陈德志等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待李家芬、李从告诉区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
2、直接确认。也就是法院直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如案例二中，法院就是直接确认被告公安局于2004年7月7日对张家明实施的抓捕行为违法。然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组织当事人双方就行政赔偿问题和医院的过错行为是否必须赔偿进行案外协调，从而最终达成和解“合意”。
3、审查后释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均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包括主张和反驳证据；同时，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和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均规定，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举证范围、举证时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关联的争议实质是决定诉讼结果的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属于当事人提供主张或反驳证据的范畴，据此法院应履行告知提出争议方以另行起诉方式完成举证责任的义务。如案例三中，法院就应告知谢言芬必须先申请对陈虎的下肢是否存在功能或残疾进行司法鉴定，若经鉴定，陈虎的下肢存在功能障碍或残疾，则由其提起行政诉讼或者“一并审理”，即由法院直接对陈虎未依法履行投保义务有否过错和车管理所给陈虎颁发证照的行政行为作出认定后予以裁判。
除以上三种处理方式外，还有的认为对上述三个案例案应由行政或民事审判庭“一并审理”，或者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以及“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将行政与民事争议一并解决。还有的认为应由行政、民事审判庭分案审理，这两种不同审判庭在审理中相互等待。而“这种处理方式事实上，把行政与民事争议分成两个案件，结果就会出现或者审理期限过长，或者裁判结果相互矛盾等问题”。[7]象案例一中，李家芬与陈德志等人围绕股权转让争议，李家芬先后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历经区工商局、市工商局、区法院、市中级法院数次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先后作出7个裁判，[8]历时三年有余，最后该案虽经法院“协调”，以李家芬撤回起诉的方式结案，但由于民、行交叉案件存在制度上的桎梏和障碍，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诉累。
（三）问题透视
正因为上述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上存在法官在适法上的不统一和执法上的混乱，其随意性也显而易见，必然导致法律适用上所生结果的悖论和问题不可避免。
1、立法滞后——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无序性。由于立法滞后，各地法院在法律层面对行、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整合还没有“尚方宝剑”可供借鉴，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构建较完整的行、民交叉案件程序制度体系，尚缺乏科学的程序指导，导致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在实践中认识不一致，还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比如我国目前只有两个法律和解释条款（如《民诉法》）第136条和《行诉法若干解释》第61条）涉及到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原则规定，再没有其它条款触及，使得各地法院在处理交叉案件时随意性较大。因“现存的解决方法导致的结果，案件久拖不决者有之，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者有之”。[9]与此同时，由于立法的步伐大大落后于社会的变革，再加上中国地域广，东西南北各地差异较大，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而法律适用者又不能做“自动取款机”，使得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有行、民交叉案件时适法很不统一，处理方式方法亦不一样，结果也就不言而喻。另外，由于法院法官对法律认识上的差异，“导致法院的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相互矛盾，经常出现法律适用所生结果的悖论，”[10]也导致人民法院在处理行、民交叉案件时的随意性和无序性。
2、引发讼累——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复杂性。行、民交叉案件因缺乏科学的程序指导，使得各地法院难以理想地解决行、民交叉案件，从而导致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给当事人造成讼累，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当出现民事、行交叉后，由于一般由法院的行政和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从而出现一个案件往往久拖不决，其判决互相矛盾或者在民事审判中疏于审查行政认定事实导致民事判决错误。如案例一中，当事人不仅要在同一法院经过三次立案，由法院的行政和民事审判庭审理，而且提起上诉后还要经过上诉审的法院的立案庭立案，行政和民事审判庭审理。此时，由于行政与民事诉讼相互影响，官司没完设了，导致当事人重复诉讼，循环诉讼，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诉累怪圈之中。同时，由于这种交叉处理的复杂性使然，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处理的严肃性和法律关系的稳定。”[11]，最终的结果是影响了案件质量和法院的裁判权威。
3、浪费资源——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局限性。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行、民交叉案件，由于行政与民事诉讼各有其局限性，再加上法官的职业保守性格与法律家遵循既定规则的“教义式职业思维”，使得法官不敢“造法”和创新，直接表现就是法官在行、民交叉案件程序整合制度改革中表现为“教义式”的保守性。因为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理想地解决行、民事交叉案件的纷争。这样的结果既影响了办案效率，增加了法院的诉讼成本，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本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与此同时，现在一些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制定的内部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实际上又带有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存在的双重局限：既不能保持已有的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正当性与效率性，又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所要求达到的司法和谐统一的价值目标。
4、相互矛盾——行、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冲突性。在出现行、民交叉案件后，因没有统一的程序模式可供选择，导致不同的法院对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结果相互矛盾，象有的法院把本来应该由民事赔偿的范畴按照行政赔偿对待，不仅有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之嫌，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不同的救济结果。如案例三中，谢言芬要求车管所赔偿，对于车管所疏于管理而给陈虎的颁证行为，死者家属是提起行政赔偿还是民事赔偿是本案的关键。有人认为这应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有人认为应该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对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没有正确的认识，最终的处理结果就会相互冲突，也必然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四、模式选择——程序整合的途径
从大陆法系国家通行作法来看，在处理行、民交叉案件问题时，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的原则方法：一是应根据原告起诉主张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来判断是否为民事争议或行政争议；二是民事和行政审判庭各自具有相应的权限和职能，应相互尊重彼此裁判的效力；三是对于有瑕疵的行政处分，在未经有权机关宣告其无效或撤销前，民事审判庭原则上不得否认其效力。对于上述传统观点，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12]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选择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时，要根据当事人的诉求，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和整合。
1、“先行后民”模式。在行、民交叉案件中，关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先后问题，一部分学者倾向性的观点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13]民事诉讼让位于行政诉讼；或者把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先行中止，待行政诉讼审理终结后，并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民事诉讼。其理由是：⑴从主体资格来看，行政许可行为或行政确认行为均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而有相当数量的民事主体资格都是通过一定行政行为赋予的，因此，如果对民事主体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产生争议，就必须先行对行政许可行为或者行政确认合法性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⑵从保护的社会利益价值大小看，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既有行政利益，又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保护的主要是公民和组织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14]⑶从法定程序来看，行政行为往往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定程序要件。如在房屋买卖交易中，我国物权法和房地产法规定，房屋买卖只有进行了过户的行政登记行为才生效；在婚姻法律关系中，男女双方只有经过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程序，婚姻关系才为合法建立。⑷从审理的结果来看，有的行政行为是某些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如象案例三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若没有例外情况，法院一般是以公安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行政行为为依据。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当出现行、民交叉时，由于民事诉讼因受到行政诉讼的影响，民事诉讼不宜继续进行，而行政诉讼可以继续进行，通过行政诉讼方式先行解决行政争议，待行政裁判作出后，再恢复对民事争议的审理。
2、“先民后行”模式.在行、民出现交叉，民事争议的解决是行政诉讼条件时，就应该先审理民事争议，然后再解决行政争议。如上述案例一中，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是工商部门应否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因此，为慎重起见，先解决股权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再解决由谁来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问题，换言之，先解决民事诉讼，再处理行政诉讼，比较合适。在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发生相关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民事问题的解决又确实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条件时，应注意法院内部不同审判业务庭之间的协调，从而有利于理顺两个诉讼关系，及时解决纠纷，避免讼累。如果暂缓解决行政诉讼不影响行政效率，可以让民事诉讼先行解决，然后再解决行政诉讼。[15]
3、“行政附带民事”模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受理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一并审理，一同判决的诉讼制度。[16]目前，对于行政诉讼能否附带民事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最高法院《行诉法若干解释》第61条只提出了“一并审理”的问题，但这一规定为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因为在行、民交叉的案件中，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外不是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所有事实，法院可以置之不理。既然存在行、民交叉案件，人民法院并对与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审理，为什么法院就不能再进一步，对民事争议做出裁判呢？[17]而法院基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请求对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判，既是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根本要求，也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提高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体现。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可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因对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相关联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不服引起的。其二是因对行政机关的确权裁决行为所包含的民事内容不服而提起的。而象行政赔偿诉讼、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调解协议或仲裁裁决而提起的诉讼、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有关的权属争议不作为，同时又要求人民法院直接解决该权属争议，则不属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除范围上有限制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行政诉讼成立为前提，以民事争议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以民事诉讼请求与行政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为要求，以附带民事诉讼属于法院主管范围和受诉法院具有管辖权为条件。二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主体，必须由原告或者第三人提起；三是必须符合民事诉讼的其他起诉条件，包括符合法定要求的起诉方式、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等。四是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一审中提起，即是在行政案件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二审期间不得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4、“民事附属行政”模式。民事诉讼的附属行政问题，就实质而言，表现为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能否审查所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8]结合国外和我同台湾地区经验，就我国现行一元制的法院体制而言，在民事诉讼中适当对行政附属问题进行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19]比如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据材料的一种，而不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交通事故认定中，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只是其单方行为，具有行政性质，与民事纠纷的划分系不同性质，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事故认定，如有不妥，就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划分责任的定案依据。具体而言，在民事案件中，行政行为本身不是案件的诉讼标的，但案件的解决有赖于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先行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行为就成为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20]如案例三中，谢言芬认为陈虎下肢存在功能缺陷，对车管所为陈虎颁发驾驶证提出异议。在该案中，诉讼标的是争议的赔偿费标准，车管所颁发驾驶证执照的行为不是诉讼标的，但是，在谢言芬对车管所为陈虎颁发驾驶证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要解决赔偿款纠纷，必须先解决车管所发证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此，车管所的颁发驾驶证的行政行为，就构成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而对于该问题，法院经审查后应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类别作出不同处理：⑴如果该颁证行为无效，法院可根据车管所的颁证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可直接认定陈虎和车管所应承担责任；⑵如果该颁证行为有效，该颁证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证据效力；⑶如果颁证行为难以确定，或者当事人就颁证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时就应该中止民事诉讼，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审判庭解决其效力问题后再恢复民事诉讼。
5、“一并审理”模式。应该说，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均属于行、民“一并审理”中的一种方式，它们“在解决行政与民事纠纷这一目的上是一致的，在多数的操作环节中也是一致的”，[21]但“附带诉讼”与“一并审理”又有所不同。所谓一并审理就是对于行、民交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其中一种案件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同一审判组织依据不同的诉讼程序对相互交叉的另一种案件，一并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司法活动。在一并审理中，既包括以行政诉讼为主体，一并审理民事争议；也包括以民事诉讼为主体，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如前所述，《行诉法若干解释》第61条已经提出了“一并审理”的问题，这为审判实践中真正解决行、民交叉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行政与民事诉讼毕竟存在差异，使得在一并审理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⑴在法律适用上，一并审理的案件应分别适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审理。同时，对于一并审理的案件，在管辖、审判组织、裁判、上诉等诸多方面法律和司法解释尚需进一步明确具体。⑵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而在行政诉讼中，则要求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为此，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案件时，对行政诉讼部分和民事诉讼部分，同样可以分别适用两种举证责任原则。⑶在处分权享有上，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而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均享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自己的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放弃、转让、变更自己的实体民事权益。因此，在一并审理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显然没有处分权，但是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则可以行使处分权。⑷在调解和反诉中，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除外）不适用调解可适用协调，但在一并审理的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则可以就民事诉讼部分适用调解为审理模式和结案方式。
五、结语
对同样的行、民交叉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和不同的法官手里作不同的处理，表面看是法官对当事人选择的权利救济方式，可选择的背后却隐藏着制度的缺失和法律漏洞。也正是由于不同的处理方式，已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被动。如何处理好行、民交叉案件，探索此类案件程序整合的途径，己成为摆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结合上述微观上的模式选择和程序整合思考，在宏观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要完善立法，特别是完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对此类交叉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判统一规定，从而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相互矛盾冲突的作法。若在短期内不能修改以上两部诉讼法，那么最高法院就应立即着手制定和完善关于此类交叉案件处理的程序规则。另外，要强化协调，也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审理此类案件的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的协调制度，从而避免各自为政，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和最高法院还没有出台统一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法官既不能把行、民交叉纠纷推向法院门外，也不能在对行、民交叉案件处理后“官了民不了”。[22]“法官应当像医生那样，及时处理病理事件，努力平息争议”，也就是说，“所有的程序，最终要为化解纠纷服务”。[23]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交叉案件的具体情况，从方便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审判社会效果、合理利用司法资源的思路出发，找出最佳的程序整合途径，惟有这样，才能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和构建和谐司法的目标。
注释：
[1]张娜、石侃著：《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发表于《法制日报》2005年3月24日。
[2]在2007年3月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在会上强调，要处理好行政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交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正在对此问题进行调研，适时提出指导性意见。有关会议精神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3月28日第1版。
[3]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加之行政诉讼法先天的缺陷，因而行政诉讼长期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体系，这在立法层面反映的较为明显。如我国行政诉讼没有规定的问题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一例。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应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这样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一部分民事审判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如《土地管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这种立法必然产生审判实践中民事、行政诉讼交叉问题。
[4]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5]马怀德、张红著：《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及处理》，发表于《法商研究》杂志2003年第4期。
[6]康宏亮、董陪红著：《浅议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载《中国法院网》，于2005年9月12日访问。
[7]程琥著：《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及处理》，载贺荣主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73页。
[8]有关本案的详细情况，参见肖杰著：《公司股东不能擅自以公司和法人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发表于《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4期，第100页。
[9]马怀德、张红著：《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及处理》，载《法商研究》杂志2003年第4期。
[10]程琥著：《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及处理》，载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73页。
[11]2007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在第五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过程中，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同时存在并相互交叉，行政案件的处理和民事案件的处理不一致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处理的严肃性和法律关系的稳定。
[12]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探索与程序整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57页。
[13]参见黄江著：《行政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的《行政、民事关联诉讼的法律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20页。
[14]张步洪、王万华著：《行政诉讼法律解释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55页。
[15]程琥著：《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及处理》，载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79页。
[16]王兆雷、姬忠彪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若干法理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28日。
[17]金代权、苏福著：《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理思考——以现代司法理念探索行政权对民事行为的干预及司法救济》，载《中国宪法行政法律网》，于2004年7月26日访问。
[18]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页。
[19]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探索与程序整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57页。
[20]羊琴著：《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一一以行政行为效为存在差异为基础》，发表于《广东法学》杂志2004年第1期，第18页。
[21]石泉、李秀年著：《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辨析》，发表于《人民司法》杂志2001年第4期，第41页。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破除并取消了原有的司法解释及事实上存在的对受案范围的不当限制，将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本来面目上来，致使行政案件逐年猛增，特别是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应当如何受理和审查此类案件，使法院的司法监督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依法行政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社会关系的均衡尤其重要。下面本人就此类案件的受理和审查谈谈自己的观点。一、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指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依法对当事人各方的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的行为。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争论由来已久。主张将此类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理由是：认定行为本质是一种鉴定性的行为，只具有证明某一行为、物质、事物的性质、质量、责任程度的作用，其结论是一种证据，它不直接对当事人双方的权益施加影响，因此，它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其主要依据的是199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两个规范性文件。《通知》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程序规定》第53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任认定书15日内，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重新认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从理论上说，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根本理由是出于对特定领域行政活动专业性、技术性和即时性的考虑，而限制或排除法院对这些行政活动的审查权。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和作法是与现代法治国家奉行的司法最终原则相违悖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的起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1.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即被告是否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2.诉讼标的是否属于行政行为；3.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4.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予受理的范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国务院授权处理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其本身即为行政机关，其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行使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并不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予受理的范围内。因此，只要该行政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就享有诉权，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各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乃至地方性法规均无权设定行政终局行为，这种设定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来行使。我国目前尚未有法律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终局行政行为，因此，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的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人民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案件应如何审查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后如何审查，当前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内容，人民法院不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对此类案件只应作程序审查，不应作实体审查。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是公正的维护者，当事人既然诉至法院，人民法院应当主持公正，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全面审查，查明事实真相，监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公正的处罚。对于以上两种意见，笔者并不苟同。第一种观点与我国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精神是不相一致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应包括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执法程序、职权范围、执法主体资格的合法性等方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合法性审查也不应例外，否则合法性审查的意义何在。第二种观点也有欠妥当之外，因为交通事故是有即时性，纵然是公安机关的认定也需要在维持现场的情形下迅速作出。如果法院可以对即时性行为所认定的事实进行审查，并推翻认定结论，将会很难在时过境迁之后再复制现场重新认定，而只能依据证人证言或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这样并不有利于获得现场的真实的情况。笔者的观点是，对于此类案件既需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对于依靠现有技术力量难于推认和查明的事实法院不应当进行审查。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维护行政效率，以保持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包括哪些内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有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五种情形可归纳出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应包括五个方面：职权依据审查也称主体资格审查、法律适用审查、事实证据审查、法律程序审查和执法目的审查也称为滥用职权审查。下面笔者就交通事故认定案件如何对事实证据进行审查，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在认定事故当事人违章行为的基础上，以违章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双方的事故责任，人民法院重点审查的是交通管理部门对于责任认定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据此，我们应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交通管理部门已经认定的事实，由于交通事故现场一般都是有即时性、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交通管理部门在维持现场的情形下迅速作出的，也就是说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中违章事实的认定上占有“先机”，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其认定的事实不进行审查，这既是出于对交通事故这种即时性事件难于把握和复杂的考虑，同时也是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交通管理部门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存在且无明显瑕疵的，人民法院不能轻易的否定。第二是与交通事故相关的其他事实。也就是说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调查中是否查清了所有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违章行为，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审查此类案件中，我们发现许多案件中交通事故处理人员在现场勘查时有意或无意遗漏某些当事人的某些违章事实，从而影响了事故责任的认定，无法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例如在某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中，只认定原告存在违章通过马路的行为，而没有查清第三人有违章驾驶车辆的行为如超速行驶、汽车刹车系统不合格等，这些事实都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也极易引起当事人的争议，因此，对于行政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事实争议，人民法院原则上必须予以审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平息矛盾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第三是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的特殊性，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将事实和证据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审查。即不能仅就对事实之间前后是否连贯、有无矛盾进行审查，忽视对证据本身的审查，同时也不能就证据审查证据，割裂证据与案件事实以及合法性审查之间的联系。对于此类案件，法院不应一味强调被告举证原则，并且以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被告对事实的认定，而是要适当地要求原告举证或法院依职权调取相关的证据，这样才能起到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避免落入就案办案的传统做法。第四是事实审查与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之间的关系。人民法院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主要是审查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事实依据是否清楚和充分，而不需要彻底查明争议事实，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中不应对违章事实进行认定，只要能够证明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事实不清，就可以撤销其作出的处理决定，同时为了对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给予适当限制，防止出现累诉，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对案件中未查清的违章事实加以说明，以做为被告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考虑。这样既起到了监督作用，同时也充分尊重了被告的裁量权。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6
某甲驾驶农用小型货车运货，途中与骑二轮摩托的某乙交会时发生交通事故。某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所在地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验、调查，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某甲与某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某乙的亲属不服，向上级交警部门申请复议。上级交警部门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某甲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某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之后，交警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并对某甲采取强制措施，追究某甲的刑事责任。某甲不服，以该责任事故认定书系具体行政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二、处理意见
在本案适用何种程序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它直接起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无论是现行的司法政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实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优先，但均执行的是“先刑后民”、“先刑后行”一惯的做法，而不应颠倒。此案发生后，事故责任先后经过认定、复议，救助途径已经走完。因此，应当坚持以刑事侦查、、审判为先的原则，对某甲的行政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论是旧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还是新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都应视为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因为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交警部门根据行政法规授权而作出的责任认定，是适格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次，该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意志，他不以行政相对人是否同意为要件，即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再次，责任认定的作出是以特定的人或事为前提，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最后，该责任认定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有着实际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责任认定行为具有可诉性。法院应该受理某甲的。
三、评析
与“先刑后民”相类似，“先刑后行”一直是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遵循。但是，严格地说，“先刑后行”不是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先刑后民”源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当中，如果发现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中止审理民事案件，把案件移交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它是一个由司法解释来确认的，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的一个司法原则。这个司法原则在过去一直是被认可的。但是，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惩治犯罪的司法理念，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无产阶级的司法背景下，把打击犯罪放在第一位的司法理念。从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实行了对于权利关系很明确的案件没有必要实行“先刑后民”。“先刑后民”只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方式。法律原则只能是从更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出发。
在处理刑事和行政交叉的案件当中，基本的指导思想不应是有利于打击犯罪，而应是有利于正确地区分刑、行界限，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当把这样一个价值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个社会现象交织着几种法律关系，不管是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刑事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首先是保护国家的、法人的、社会组织、还有自然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对于违法行为给予制裁。制裁本身我们把它分为三种方式，就是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的。刑事手段应该是最后一个手段，绝不能放在第一位上来进行。
因为，在复杂的争议里面，存在着几种法律关系，在财产权益还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运用公权力或者运用刑事诉讼方法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判断，甚至是当事人之间不是处在一种平等主体的关系里面，去确认一个权利争议，一方以受害人身份，同时来寻求一种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同一事件的当事人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确认和利益的分配，这本身不符合在市场环境下我们的司法原则。
行政相对人对公安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责任认定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种情况下以“先刑后行”的话，行政相对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有可能被逮捕判刑，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诉权就被无形地剥夺了。而行政诉讼又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一个重要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在该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有效前，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只有经过行政诉讼，确认有效，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刑事定案作为重要的证据之一，虽也经检察、法院的审查，及质证和认证的程序，但与行政诉讼的专项程序性审查是不同的）。否则，不但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同时也影响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容易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7
摘要：在目前的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每个案件常常需要开庭数次乃至多次，每次庭审之间往往间隔过长，由此造成了“审限内的诉讼迟延”，并引发多种弊害。这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无开庭审理应连续进行的规定，法官在决定开庭期日及审理次数上的主观随意性过大。对此可引入苏俄民诉法典中的不间断审理原则以为矫正。论文关键词：苏联法民事诉讼职能原则不间断原则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继受苏联法，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逐步创建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60年代以后苏联法在形式上即不再对中国法发生直接影响，但此前吸收的苏联法“基因”已经被深深地植入当代中国法律之中，并成为新中国法律源流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无法轻易抹去。当前，我国正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之目标，在此进程中，就学界而言，许多学者已经较为熟悉西方国家的法律并力求加以合理移植，但于此同时对苏联法律后来的发展则关注不够、知之甚少。我们认为，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应然态度来看，这显然多少是有些情绪化或非理性化的现象。其实，从渊源来看，苏联法与大陆法系本身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制度方面也与我国现行法律有着颇多相似之处，故其对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法制建设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苏俄民诉法典中的“不间断原则”即为其中一例。一、“不间断原则”之规定及其涵义按照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法学理论，民事诉讼法之基本原则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决定诉讼程序之组织基础的原则和直接适用于审判活动的原则，前者称为组织原则，后者称为职能原则。适用于案件庭审过程的不间断原则即属于职能原则。该原则的主要内容为：对每个案件的开庭审理都要不间断地进行，只有在规定的休息时间，才可予以暂时停顿。案件的审理从开始到结束（或者到案件的延期审理）之前，法庭无权同时审理别的案件。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由不间断原则出发，具体衍生出以下规则：其一，审判组从审理案件到作出判决应不加更换。若某一审判员离去的时候（例如因病），案件就必须延期审理，并且应当以新的审判组重新审理；其二，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延期审理案件的时候，本案就应当从头开始重新审理；其三，在案件审理中断期间，该审判组不能审理其他案件；其四，案件审理终结后，法院应当立即作出判决。从以上规定分析来看，不间断原则的确立，在于使审判人员能够根据其从案件审理活动中得出的鲜明的认识来作出判决，即对一个案件只要还没有作出判决，审判人员就不应当分心去审理别的案件，否则将会因为此种分心而直接影响对该案件的正确判决，且会使得审判的进程因为不连贯而变得疲沓乃至迟缓。由此可见，不间断原则既有助于保障诉讼公正，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具有双重意义。当然，对于法庭审理的不间断原则，有些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允许在适用上有一种例外，即对于特别复杂的案件，法庭可以延期作出说明理由的判决，期限三天，而在这个法庭上只宣布判决的主文部分。从宣布判决起到作出最终形式的判决之前这段时间，法庭则有权审理其他案件。二、“不间断原则”对完善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借鉴价值（一）无人关注之“审限内的诉讼迟延”就现行立法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无开庭审理应不间断进行之规制。从审判实践来看，各级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每个案件常常需要数次乃至多次开庭，每次庭审之间往往有相当之间隙，其间审判人员普遍同时穿插审理其他数个乃至十数个案件，故无论何种诉讼案件，能够在一次开庭审理后迅速结案的实属少见。对此现象，迄今虽然未见直接的负面评价，甚至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审限内的诉讼迟延”并非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具体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虽然规定了延期审理的诸种适用情形，但实践中不仅“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亦非普遍。至于不少当事人为施“缓兵之计”而以“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为由申请法院延期审理，更非其单方愿意所能奏效。事实上审判实践中各次开庭审理间的前述中途停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属法官“惰怠”、“独断”之结果，而非当事人等程序参与之实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此类停顿并非诉讼之必须，而属审限之虚度，故“审限内的诉讼迟延”由此而生矣。在此背景下，仅以普通程序为例，我们不禁要问：六个月的审理期限并不算短（鉴定期间等还要剔除在外），但直接、间接地用在案件审理上的有效时间是否有60天呢？答案恐怕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除少数重大、疑难的案件外，审判实践中大多数审理期限之延长（最长总计可达15个月），恐怕便不是那么必要、那么合理了，因为其有违诉讼经济之原则。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承办案件的法官理直气壮地视此为天经地义，就是诉讼当事人也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和十足的“耐心”。对此，我们认为这本身便是一种异常。（二）“审限内的诉讼迟延”之主要弊端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各级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普遍超出法定期限之问题，因其违法性质显而易见，故此极易引起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时常招致广泛批评。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00年9月28日专门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严格执行案件审限制度。此后，超审限问题虽然尚未因此而得到根本杜绝，但确实已经大有好转，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然而，由于“审限内的诉讼迟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故迄今为止除了显而易见的外显弊害也即延时耗日、成本徒增等之外，更多的内隐弊害则仍然未能被人们所充分认识。鉴此，显有必要一一透析，从而为“处方”的给出提供“确诊”之“病灶”。1、直接导致了当事人诉讼程序上的不经济乃至不利益。众所周知，当事人之所以进行诉讼，显然系以追求实体上之利益为目的，故此为实现此类利益所需之程序运作即不应当过于“闲适”乃至时断时续而“无所事事”，这样未免太过“奢侈”，从而给当事人造成诉讼程序上非理性的“高消费”也即不经济乃至不利益，进而影响到对其实体上利益保护之效果。事实上，当事人如若经过“成本核算”认为收支难以平衡或者明显处于“收不抵支”之窘境，则完全有可能会在日后放弃诉讼维权之机会。2、有违民事诉讼所奉行之言词和直接原则。所谓言词原则，系指法院与当事人之诉讼行为均须以言词方式为之；所谓直接原则，则指作出裁判的法官应当是此前直接听审的法官，也即只有亲自参与了调查证据以及听取了当事人双方之法庭辩论的法官才可以作出本案裁判。上述两项原则乃是现代民事诉讼之基本法理，对于防止法官擅断、实现诉讼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对诉讼案件多次间隔开庭的结果，极有可能造成案件承办法官对数度搁置之涉讼事实的记忆模糊，从而不得不借助查阅卷宗来“恢复记忆”，并以此作为裁判依据，这样一来，其实质已经与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无甚差异。3、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这是因为，对案件审理过程的人为分割不仅使得法官对前期庭审过程中所形成之心证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也容易造成双方当事人和证人、鉴定人等对相关事实的记忆衰减乃至于完全丧失，从而使得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困难重重。4、在间隔性多次开庭的情况下，往往易使当事人和诉讼人产生疲沓感而失去参加诉讼之激情；对于绝大多数旁听者来说，同样无法忍受审理过程的不时中断，故往往只得中途而退。这样一来，法院审判活动对当事人以及社会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必将会在实际效果上大打折扣。5、更为严重的是，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我国的法治环境并不理想，司法腐败尚未根除，故法庭审判活动的不时中断以及庭审过程与裁判形成之间隔，客观上为某些心术不正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且极易使案件承办法官受到外界干扰，从而直接障碍司法公正之实现。（三）“不间断原则”对“审限内的诉讼迟延”之矫正功能为了尽量避免并无实际意义的上述间隔性多次开庭所引发的“审限内诉讼迟延”及其在各方面的弊害，我国法院不应该再续现行实务之偏颇操作，主要由案件承办法官凭借自由裁量来决定搁置法庭审理之事由以及下次开庭之期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应对方案，引入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之不间断原则应当是极有针对性的。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案件的开庭审理直至作出裁判的整个过程，应当自始至终不间断且在不更换承办法官的条件下来进行，在法庭审理从开始到终结（或者依法延期审理）的整个过程中，本案承办法官应当一心专用而不得分心审理其他案件。总之，案件的不间断审理应当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常态，而中途搁置（例如延期审理）则应为例外。如此这般，则“审限内的诉讼迟延”之所有弊害均将得到有力的遏制。三、导入“不间断原则”之相关制度保障及现实可能性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之该项职能原则与其自身的某些具体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故在审判实践中其实施效果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由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允许当事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新的证据，故此案件常常需要延期审理，而延期审理后重新恢复审理时又必须从头开始，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诉讼迟延。就我国情况而言，现行民事诉讼法典中亦有因当事人于庭审中提出新的证据而需作延期审理之规定，但是，随着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之施行，这一情形已经从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的矫正。该项司法解释的制定、出台与实施，一改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交换制度。据此，若当事人在自行商定或者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内不提交有关的证据材料，便会被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产生证据失权之法律效果。鉴此，既然案件审理所需之相关证据事先已经由当事人按期提出，并且法官还可以（或者应当）在开庭之前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整理争点，那么开庭审理的集中化也即对争点集中展开证据调查便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在此基础上，通过一次经充分准备的言词辩论期日即结束审判之应然目标已经有了付诸实现的制度性保障。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民事司法实践来看，还是从诉讼法学理论来说，我们均认为，为了合理加快诉讼进程，限制法官在决定开庭审理期日以及审理次数上的主观随意性，借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的“不间断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适时增加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应当集中、连续进行之规定，无疑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现实可行性。通过一次经充分准备的言词辩论期日即结束审判之应然目标已经有了付诸实现的制度性保障。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民事司法实践来看，还是从诉讼法学理论来说，我们均认为，为了合理加快诉讼进程，限制法官在决定开庭审理期日以及审理次数上的主观随意性，借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的“不间断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适时增加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应当集中、连续进行之规定，无疑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现实可行性。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8
行政诉讼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法律救济制度，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最直接、最实际的保护。近年来，消防行政执法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行政诉讼案件发生，通过这些案件进行理性分析，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和规律。
一、消防行政诉讼案件的主要特点
1、
数量上偏少。据辽宁省消防部门统计，1998年至2001年3年间，全省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22.7万个，整改一般火灾隐患
299624项，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1336起，其中警告4732起，罚款处罚12230起，责令三停处罚4052起，行政拘留322
人。与上述消防行政执法行为相比，同期全省仅发生行政诉讼案件7起，在具体行政行为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与工商、税务、城管等大多数行政部门相比，甚至与治安、交通等警种相比，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要少很多。
2、
行政处罚决定和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诉讼热点，其中针对火灾调查结论的诉讼案件占很大比例。据统计，1998年《消防法》颁布实施以来，辽宁省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13起，主要是当事人不服消防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其中当事人不服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有8起，占发案总数的62%；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有3起，占发案总数的23%。
3、
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大都与民事诉讼有关。许多当事人提起火灾行政诉讼，大都是为挽回民事诉讼中败诉责任而提起的，当事人认为民事案件败诉主要原因是由于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不利于自己，便在提起上诉或者申诉期间，试图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推翻消防部门的结论，从而达到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占据主动，直至胜诉的目的；也有的是担心在今后的民事诉讼中，依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可能要承担败诉责任而提起的诉讼。此外，在对行政许可不服提起的诉讼案件中，出现了新苗头，如：大连市民刘某因对所购商品房不满意，为达到退房的目的，在采取其他办法无效的情况下，以消防验收合格这一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为由，将消防部门告上法庭。
4、
从案件审理结果看，消防部门胜诉较多。截至目前，辽宁省发生的13起消防行政诉讼案件中，裁定中止诉讼1起，维持消防部门决定5起,驳回原告起诉4起，正在审理3起，辽宁省消防部门尚没有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全国其他地方消防部门胜诉率亦很高。
二、消防行政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
1、
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否可以列入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各地法院的做法亦有所不同，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执法紊乱。
火灾事故调查结论是否可以列入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不但理论界存在争议，在法律规定之间也同样存在冲突。《公安部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以下简称公复字[2000]3号文件）对此明确作出了否定的答复，《火灾事故调查规定》也规定，“火灾原因，火灾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为最终决定”。但在2000年0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人民法院开始受理火灾事故调查结论的行政诉讼案件。
此后，虽然全国各地因不服火灾事故调查结论而引起的诉讼案件不断发生，但是各地人民法院的处理却各有不同。如发生在四川叙永县的一起案件，法院以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属行政确认行为，进行了受理和审判，同时提出《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及公复字[2000]3号文件均非法律，并非《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款所指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外，在贵州云岩也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法院却在终审判决撤销《火灾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之后，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根据公安部公复字[2000]3号文件，再审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2002年10月22日，宁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审理全区第一起当事人不服火灾原因、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经法庭陈述和调查，盐池县人民法院以火灾事故调查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为由，当庭驳回原告了诉讼请求。
法律的冲突，使原本很严肃的执法过程出现了随意性，实践中不但当事人不知所措，人民法院也无所适从。
2、消防体制特殊性带来的弊端已波及到行政诉讼
我国实行的消防体制非常特殊，特殊性在于主体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保卫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扑救火灾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作为公安消防机构，具体履行政府消防管理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与此对应，分别规定了“公安消防队”和“公安消防机构”两个法律主体概念。1998年辽宁省出现了全国第一例状告119的行政诉讼案件后，这种两重性带来的一些弊端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实践中，全国范围的法院极少受理这类案件，尚未出现明显问题，但在理论界对于火灾扑救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火灾扑救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火灾扑救行为是行政救助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火灾扑救中出现的不作为，应当进行国家赔偿。在这方面，尚无权威性的定论，或许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同理顺消防体制一并考虑。火灾扑救是否可能形成类似火灾事故调查结论那样的诉讼难点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最让人忧虑的，为避免重蹈教训，应当理论和实务上予以重视。3、个别执法人员不能善待原告和自觉接受司法审查
个别执法人员存在法律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的问题，错误地认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老百姓是刁民，对其歧视甚至敌视，总想找机会惩治其一番；对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有抵触情绪，认为行政诉讼是将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不愿主动配合、协助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甚至以弄虚作假、规避法律等手段阻挠公民、法人行使诉权，使其不敢告、不能告、或告后又撤诉。
4、当事人不敢诉和滥诉的现象并存
公民、法人不敢大胆行使诉权，能忍则忍，能不告则不告；有的前面告了，后来又撤诉。很多人认为：“县官不如现管，赢官司只一次，受气是一辈子。”与此相反，有的当事人滥用诉权，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等阶段仍不罢休；有的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败诉后，又以不知诉权为由向法院提取诉讼等等。
毋庸讳言，上述问题应予彻底解决，然而在现行法体制的制约下，无疑又是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艰巨任务。既需要国家重视和决策，又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更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法学界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立法，行政程序，司法制度及法制宣传各方面，共同研究采取切实可行，能够治标又治本的有效措施。现时期，国家不但要消除法律之间的冲突，还要加快消防工作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步伐，尽快理顺消防体制在运行中表现出的不合理方面；消防部门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但应当建立健全制度，提高执法质量和服务质量，规范行政措施制定工作，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更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接受法律的监督，依法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法人员要加强学习和培训，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确保司法公正。
三、今后消防行政诉讼发展趋势的预测
1、消防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将上升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案件逐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而在去年的约10万起行政诉讼案中，老百姓胜诉率达到40％（即4万件）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更大数量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有了行政诉讼而被制止在萌芽状态，或被纠正在行政机关内部。随着公民法律知识和依法维权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随着wto规则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约束，今后，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都有可能将与消防部门的争议诉诸于法律，除涉及行政处罚、火灾事故调查结论外，还将涉及消防行政许可、检查、强制、命令等方面具体行政行为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那样一来，消防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也将逐年上升，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2、消防行政诉讼案件难度加大
近年来，国家对消防工作特别是消防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了较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行政争议往往同出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出现复杂的趋势。无论作为当事人的消防部门和原告，还是作为裁判者的人民法院，都需要适应可能出现的新变化。随着消防体制的改革的深入，火灾扑救是否可诉终有定论。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9
一、研究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受案标准是实践提出的课题。虽然《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已有规定，但在具体判定提讼的行为是否可诉时，法官们有时感到无标准可依。其结果是许多本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纠纷被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行政诉讼受案方面给法官带来困扰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诉讼法》自身存在缺陷。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奉行成文法原则，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法律条文对司法实践有很大的限制。法律规定得完备，自然运作起来就不会有太多的阻碍。但遗憾的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仅原则，而且存在疏漏。第一，《行政诉讼法》对涉及受案范围的重要的法律术语没有任何界定。如具体行政行为、许可证、国防行为、国家行为等。《行政诉讼法》多次使用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第二，《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条款不够严谨。如《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款规定不得就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在这里不能的是所有的内部管理行为，还是内部管理行为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争议。〔1〕第三，《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不够周全。《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既作了肯定规定：即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又作了否定规定：即哪些行为不能诉。那么处于肯定和否定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等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
2.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足。《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周延本希望通过诉讼实践，由司法解释来弥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前进多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解释，〔2〕并明确了几类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但仍不足以为诉讼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此外，司法解释有时前后不一致，这进一步造成了实践上的混乱。如《意见》中将行政机关的赔偿裁决行为列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却将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纠纷裁决确定为不可诉的行为。赔偿裁决和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同属于裁决行为，实无本质区别，但却是一个可诉，另一个不可诉，故标准实难以掌握。
3.行政法的理论很不成熟。在行政法理论中，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联系最密切的是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都以此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学体系，但行政行为的理论也是最为混乱的，既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也缺乏具体的分析。仅就行政行为的界定和范围来说，就存在不少问题，归纳起来有：第一，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不分。通常认为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但对法律行为的理解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作出的行为。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却包含了大量的事实行为，如行政检查行为（当然，强制检查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等。更有学者直接认为行政事实行为也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3〕笔者无意在此分析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行政行为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行政行为不包括所有的行政管理行为，意味着与事实行为是有区别的。第二，实体行为与程序行为不分。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可分为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4〕而实际上程序行为多是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对相对人没有拘束力的行为，如要求相对人对有关问题予以说明的行为。这些行为当然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第三，过程与结果不分。例如有些学者将行政执法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类，〔5〕从字面上看，行政执法强调的是执行法律的全过程，包括主体、程序等各方面，行政执法的结果有可能产生行政行为，也有可能不产生行政行为，将行政执法与行政执法可能产生的结果混同显然是不科学的。此外，行政行为的理论中还常常是内部、外部不分，涵义相当含混。由于行政行为的理论不成熟，自然影响到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和范围的确定，进而对行政诉讼的受案环节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的理论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其结果是各法院自行其是，标准不够统一。当《行政诉讼法》有规定时，按其规定受案；当《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明确时，有的法院根据司法解释对提讼的行为的可诉性进行判断，甚至于按司法解释推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定为不可诉的行为，依此类推，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医疗事故责任认定都不可诉。还有的法院凭法官的判断，甚至抛开法理和有关解释，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行为的可诉性。〔6〕
由此可见，探讨行政诉讼受案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这对行政法理论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是推动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将对行政诉讼实践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统一认识，统一受案标准，从而改变目前法院在判断行为可诉性方面各自为政的状况。另一方面，成熟发达的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理论将为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未来的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奠定理论基础。第二，是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直接与相对人的诉权相联。受案标准不明确，司法解释偏离行政诉讼立法宗旨，或者各个法院任意判断，无疑会对相对人的诉权产生消积影响，不利于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从保障相对人诉权和其他权益来看，对行政诉讼受案标准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实属必要。第三，是发展和完善行政法理论的需要。理论的最终价值是通过实践来体现的，成熟的理论对实践应当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行政诉讼受案方面的实际问题对现有行政行为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研究，将使我们对行政行为的有关理论重新予以审视，这必将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二、行政诉讼受案的几个基本标准
笔者认为，探讨行政诉讼的基本受案标准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讨论。本文的立足点是现行法律规定下的受案标准。如果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展了，其中的部分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没有以司法解释为基准。因为在笔者看来，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并不相符。第二，结合行政诉讼的目的和特征来研究。例如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解决行政纠纷，维护社会的公正。因而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要尽可能地考虑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当然这里也不能忽略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要防止司法机关过早介入行政、干预行政。第三，运用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确立要有理论依据。这里主要指行政法的原理。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受制于现有的理论，而是要从较高的层次，对各标准的确立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
据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受案标准可确定为以下8项：
1.可诉行为的主体标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行为须为特定主体所实施。关于主体标准，理论界的认识较为统一，司法解释的规定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按照司法解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作出的行为。确立上述主体标准的理由是：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监督，因而其他国家机关、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不在监督之列，除非有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尽管也有一些国家如法国已将行政诉讼的范围扩展到国会、法院的行政活动，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现阶段将主体限制在行政机关以及因授权或委托行使行政权的组织或个人的范围内较为适宜。
对主体标准，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规章授权的组织以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授权的组织也应列为可诉行为的主体范畴。因为这些组织根据规章和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授权进行管理，代表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其对外管理活动属于国家行政活动的一部分。虽然《行政诉讼法》只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授权组织实施的行为由谁作被告的问题没有规定，但不能因法律规定的欠缺而排除法院对这类被授权组织实施的行政活动的监督，剥夺相对人的诉权。第二，事实公务员同样属于可诉行为的主体范畴。事实公务员是指没有公务员身份，受行政机关委托进行管理或临时协助行政机关工作的人员。事实公务员代表行政机关进行管理时，其行为后果归属于所代表的行政机关，其行使行政职权的活动亦属国家行政活动，当然不能排除司法机关的合法性监督。第三，承担某类公务的国营事业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进行管理时，也符合受案的主体标准。这里的事业单位不是泛指所有的国有事业组织，而是专指承担某类公务的组织，如国立大学、博物馆等。严格地说，这类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能对外管理，但为保障公务的顺利实施，法律、法规或规章常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其行使与其所承担的公务有关的对外管理权。如国立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博物馆对违章参观者的处罚等。从行为性质上看，这类管理行为是代表行政机关作出的，属于公共行政的范畴，因此应当是可诉的。目前，学术界对此类管理行为的性质认识模糊，许多法院认为此类行为的主体是事业单位，因而此类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可诉。实践中，一些法院拒绝受理国立大学开除学生引起的纠纷案件，其根源就在于此。笔者认为国有事业单位经授权或委托对外管理时，该事业单位符合受案的主体标准。国立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而是管理关系。国立大学开除学生的行为是校方代表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处罚，应当是可诉的。
2.可诉行为的职权标准。只有对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职权标准是由行政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行政诉讼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补救，因此只能就行使行政权的行为提讼。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行为所引起的争议，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在适用职权标准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如果提讼的行为是根据行政机关的政治性权力〔7〕作出的或与此相关，则属于国家行为，属于职权标准的例外，相对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第二，提讼的行为是否是行使职权的行为，只能从形式上而不能从实质上予以判断。行政机关的行为可能是超越职权的行为，也可能是的行为，但只要在表现上看来是为了行政管理，都符合职权标准。第三，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讼时，职权标准是判断可诉性的基本标准，每个行政机关都有特定的职权，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不作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职权以外的不作为不得提讼，如相对人要求税务机关保护其人身安全。采用职权标准可以避免司法成本的浪费。当然，如果职权归属不清应当允许。
3.可诉行为的实体性标准。行政机关在管理中对相对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如罚款决定、授予律师资格证书等，这类行为最终会改变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另一类行为不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不直接改变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如行政机关要求相对人提供帐册的行为、要求相对人说明理由的行为。我们不妨把这二类行为称为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行政机关的这二类行为是否都具有可诉性呢？笔者认为只应确立可诉行为的实体性标准，即只有行政机关的实体行为（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为）才具有可诉性。程序行为不可诉，但其违法时可作为实体行为的程序要件受审查。
建立实体性标准，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行政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公民权利义务的实现。这里的权利义务主要是就实体而言的，如政治权利、财产权等。当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给予救济是行政诉讼最主要的目的，实体行为的可诉性是不容置疑的。第二，行政机关的程序行为是服务于实体行为的，通常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实体行为没有对相对人产生实质不利影响，程序行为也就不在受攻击之列。例如某公民申请个体营业执照，工商行政机关同意其申请，尽管核发程序可能有违法之处，如工商行政机关没有按规定让该公民填写申请登记表，但该公民不能就程序问题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从诉讼的效益上看，如果允许对不影响实体权利的程序行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会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显然是不可取的。第四，从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各国都毫无例外地将行政诉讼限定在行政机关的实体行为上。例如在法国只能对行政决定提起越权之诉。行政决定是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权益的行为，行政机关采取决定以前的准备行为，采取决定以后的执行行为都不是一个决定，对之不能提起越权之诉。〔8〕再如在美国，行政机关命令当事人说明原因的通知，不是一个可以审查的行政行为。只有当行政机关作出最后决定，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利益时，才是可以审查的行政行为。〔9〕
确立实体性标准，还需明确以下问题：第一，要区别行政机关管理行为的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实体行为与程序行为是容易辨认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不易区分。例如有的行为具有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双重性质，其自身是一个实体行为，但相对于行政机关的某个最终处理行为来说，又是一个程序性的行为。如某市公安局根据一封匿名信中有关某公民印制黄色书刊的举报，违法对该公民的住宅进行强制搜查，事后查出该公民没有违法行为，该公民不受处罚。虽然针对最终处理来说，强制搜查行为是程序性的行为，但强制搜查本身是一种影响公民人身权的实体行为，强制搜查的实施已构成对该公民的实质侵害，因而是可诉的。再如行政机关拖延颁发许可证的行为。如果超过法定期限，但最后还是颁发了许可证，则超期行为是程序；如果拖延一直不作答复，则为不履行职责的实体，因而能单独被诉。第二，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目前只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构成侵害的行为提讼。关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前7项列举中涉及政治权利的行为，如出版、集会游行方面的许可纠纷是否可诉，实际部门持否定态度，理论界存在争议，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三，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无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列举的7项内容，都具有可诉性。如行政机关对某事故责任的认定行为、行政机关公布产品质量抽查结果的行为等。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公安机关的交通责任事故认定确定为不可诉的行为，显然是不合法理的。交通责任事故认定无疑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且实践中，交通责任事故认定方面的违法行为并不少见。〔10〕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地位的认定行为及有关责任事故方面的认定行为全部列入受案范围。
4.可诉行为的拘束力标准。拘束力标准，是指对相对人有拘束力的行为可诉，没有拘束力的行为不可诉。有拘束力的行为，人们又常称为法律行为，有三个特征：其一，有行政机关明示或暗示的意思表示；其二，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即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其三，这种行为一旦作出，无论对相对人、行政机关或第三人都有拘束力量。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授予某公民专利权的行为等。没有拘束力的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实行为，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如对扣押物品的保管行为、阅读材料的行为等。由有拘束力的行为的性质所决定，这类行为一般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实施，而事实行为则大多没有法律的严格规定。由于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行为的合法性及效力问题，因而只能对有拘束力的行为提起。没有拘束力的行为不必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但后者侵权给相对人造成实际损害的，相对人可请求行政赔偿。
可诉行为的拘束力标准和实体性标准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如程序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是没有拘束力的行为，但这两个标准侧重点不一样，有各自独特的意义。
5.可诉行为的成熟性标准。这一标准指只能对行政机关实施终了的行为才能，即须达到成熟性。具体地说，成熟性标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处于预备性的、中间性的决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相对人不能对可能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在正式作出以前提讼。第二，如果当事人认为预备性的、中间性的和程序性的决定或行为违法，可在最终的实体决定作出以后，以该实体决定违法，并以中间性的、程序性的行为违法为理由。第三，如果一个最终行为中包含一个或几个独立的实体行为，则相对人在行为终结后可对最终行为或其中任何一个实体行为提讼。
在理论上确立成熟性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成熟性标准可以避免法院过早地卷入行政决定的程序，妨碍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其次，如果行政程序没有完结，那么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争议在性质上往往并不明确，这时如果允许，则难以审理。再次，中间性的决定、程序性的决定或行为可以由最后的决定吸收，最后对该决定予以审查，有利于减少司法成本。最后，从国外情况看，有的国家如美国也强调这一标准，即对中间性的行为或程序性的行为都不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最终决定作出后对其中包含的实体行为提讼，其时效应从行为终了之日或告知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
6.可诉行为的具体性标准。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只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这里是以行为的具体性为可诉标准。至于如何理解具体性标准，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某行为必须是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才符合具体性标准。《意见》第1条中的表述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第二种观点认为除第一种观点包含的内容外，针对特定的事作出的行为，如果事实上影响特定人的权益，也符合具体性标准。如行政机关发文禁止其他企事业单位和某企业经济往来。〔11〕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其理由如下：第一，《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里并没有限定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直接针对相对人作出的，不排除非直接行为的可诉性。第二，从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来看，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而无论某具体行为表现形式如何，只要对特定的相对人造成损害，该行为就具有可诉性。
关于具体性标准，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行为的具体性与抽象性的划分标准。对此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进一步研究。其二，分析行为的具体与否，要从实质上分析，有些行为具有双重性，集抽象与具体于一身，就其具体一面给特定相对人造成损害时，该行为应当是可诉的。以行政机关发文禁止其他企事业单位和某企业进行经济往来为例，该文件对一般企事业单位来说是抽象的、不可诉的；但对被禁止与其往来的企业来说，又是具体的、可诉的。
7.可诉行为的外部性标准。《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因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由此可见，行政机关的纯内部行为不可诉。内部行为不由法院管辖的理由是：第一，司法对行政的监督限于行使行政权的活动的监督，纯内部的管理、人事安排等属于行政机关自己的事情，不宜受司法干预。第二，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相对人提供法律救济，而不是为解决行政机关的内部纷争。第三，因纯内部行为引起的争议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如公务员对行政处分不服可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向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行政监案机关申诉。第四，从国外的情况看，凡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的国家，普通法院都排除对行政机关纯内部行为的受理，这是由行政与司法各自的独立地位所决定的。
内部行为不可诉的观点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内部行为如何界定？内部行为的外延有多大？对此《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司法解释也没有任何说明。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宜理解为维持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正常运转所作出的行为。具体包括：其一，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的调整，如国务院部委内部司局的合并、减少。其二，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各种行为，包括奖惩行为、晋升决定等。其三，行政机关内部的管理运作行为。如指示、训令和内部措施等。除此以外，行政机关运用职权所为的行为都是外部行为。当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时，已兼具外部行为的性质。例如某市教育局在发给下级教育部门的通知中，要求各小学必须做到统一着装，统一着装费由学生自己承担。行政机关的内部通知具有训令性质，属内部行为，但涉及相对人的义务，从而具有外部行为的性质。传统理论上划分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的标准很不明确，尚需进一步探讨。
关于行政机关对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行为是内部行为还是外部行为比较复杂。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国有企事业单位完全受制于主管部门，没有独立性。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应成为独立的主体，以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因此，在行政法上，应将行政机关与其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视作外部关系，他们之间的纠纷可由行政诉讼解决。《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其法定的经营自的可提讼，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8.其他标准。除上述7项标准外，对某些行为还适用其他一些标准，如法律排除审查的行为不可诉，须复议前置的行为不经复议的不可诉等。
上述受案标准的提出，旨在为行政机关行为的可诉性分析提供一些思路。然而，学理上的归纳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笔者认为应确立一项原则，即当行政机关行为的可诉性难以分辨时，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认定，将该行为列入受案范围。实践中常常遵循的却是相反的思路，可诉性不明确的不受理，其结果导致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行政诉讼案件少，一些法院的行政庭无事可干；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行政纠纷堵在法院大门之外，使相对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这一状况与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不相吻合的，应当有彻底的改观。
三、确立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途径
如何将上述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作用于实践，主要有两条途径：
1.通过司法解释确认受案标准。运用司法解释来确认行政诉讼受案标准是最便捷的方法，但并不简单。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目前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少问题。要使司法解释在受案标准的确认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至少还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第一，解释的准确性。司法解释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同样不得偏离和误解法律的规定。如我国司法解释中将可诉行为限定为单方行为以及是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就特定的事项所作的行为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再如将公安机关对交通责任事故认定确定为不可诉的行为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极不利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二，解释的全面性。现行的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受案标准方面，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没有解释。如程序行为、事实行为是否可诉，内部行为的范围有多大，国家行为的外延有多宽，都不清楚。由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因而需要司法解释作全面的规定；否则，将留下许多困惑。第三，解释的准确性。司法解释应当具体明了，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司法解释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界定，比《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细化了一步，但远不能说具体明了，司法解释还需进一步具体化。第四，解释的一致性。司法解释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从这一角度说，不可能要求司法解释一成不变。但司法解释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如果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此时解释可诉，彼时又解释不可诉，自然会造成实践的混乱。司法解释如果反复无常，当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2.通过判例确立受案标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但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来认可受案标准。既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能得到各级人民法院的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也将对各级人民法院起到指导作用。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虽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但在行政诉讼中，判例在事实上对各级法院发挥着约束作用。
通过判例确立受案标准应重视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最高人民法院要有更多的机会审理疑难案件和典型案件。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法院又有四级之多，因而按正常管辖，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方面即使有争议，也不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终审裁决。这里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随时都有提审权，但实质上很难及时了解各基层人民法院的审理情况。这实为实践中的一大遗憾。为解决此问题，可考虑将受案标准有争议的案件，交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审理，以保证二审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二审不服的，最高人民法院可决定是否再审。第二，对行政判决书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作为有指导意义的判例，应当内容详实，说理论述充分，并有必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否则难以树立相应的权威。第三，要加强判例的编纂工作，以便于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并真正把握受案标准。
注释：
[1]参见陈桂明、马怀德：《案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3]参见吕诚、王桂萍：《行政事实行为几个问题的探讨》，《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15页。
[4]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5]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6]参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还是不可诉的划分标准》，《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66页。
[7]政治性权力主要是法律授予的国防、外交方面的权力，一般对政治性权力的行使者追究政治责任。
[8]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0页。
[9]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页。
交通事故诉讼案例篇10
论文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救济融合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权益受到侵害而公司却怠于或拒绝追究侵害人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维护公司利益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名义代公司对侵害人提起诉讼，所得利益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股东权利的救济手段在英美等国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我国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使得股东代表诉讼正式成为股东维权的重要诉讼依据。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及制度规定本身还不甚完善，司法实践中争议和困惑可能不断涌现。通过对人民法院典型司法判例的关注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股东代表诉讼实务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股东代表诉讼案由选择的多样性及诉权范围的广泛性
《公司法》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条款主要有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等，涵盖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管及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等情形，如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上述侵害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法条内容上看，似乎股东代表诉讼的范围均是针对侵权行为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股东代表诉讼是否必须定性为侵权之诉，股东能否行代位行使所有属于公司的诉权？我们可从一则案例中得到启发。
2010年，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周某等与林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该案中，林某系万森公司持股49%的股东，但其并不参与公司经营，万森公司由自然人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在董事长的安排下，万森公司与案外人周某（系董事长与其妻投资设立的一案外公司办事人员）签订了4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万森公司名下43个车库以每个5万元的价格销售给周某，周某已分期付清全部款项。据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当时同地段每个车库的市场均价已达16万余元。林某得知后向万森公司监事发出《关于提起诉讼的请求书》，要求其在30日内起诉撤销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但监事并未提起诉讼。后林某自行提起诉讼，认为周某与万森公司签订的4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公平，要求法院判决撤销上述合同，将车库恢复登记至万森公司名下。两审法院经审理后均认为：万森公司董事长作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公司43个车库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万森公司的利益，因受让人周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密切联系，也非善意取得方。同时，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股东代表诉讼，林某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行使救济的方式有多种，林某选择的是撤销合同并返还原物，故本案可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由于万森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林某因此代位万森公司提起诉讼，其所代位行使的系万森公司的请求权，故林某可以代替万森公司作为讼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法提出撤销本案讼争合同之诉求。最终，法院支持了林某的全部诉请。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法院对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的诉权采取了较宽松的态度，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案由应根据原告主张的具体案件事实及提出的诉讼请求灵活确定，不能局限于损害赔偿纠纷。股东因何事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以公司所受损害为准。现实生活中损害各有不同，救济方式也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为股东代表诉讼即为侵权诉讼。实际上，若本案林某选择追究实际控制人和周某对公司的侵权责任，则只能请求法院判决侵权人赔偿公司损失。同时，林某需证明存在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失、行为和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较重，尤其是本案的损失可能较难证明，且侵权人也未必有实际赔偿能力。但林某若选择代公司之位提起撤销之诉，则其承担的举证责任相对较轻，而且此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撤销合同将使得侵权人非法操作获利的目的完全落空，实际效果要好得多。
此外，该案的审判还澄清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主要解决的是股东诉权的问题。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本质上来源于公司的诉权，股东代行公司之权以维护公司之利益，其取代的是公司的法律地位，故凡是公司可以行使的权利（包括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一般均应允许股东代位行使，公司享有直接诉权的对象都应该可以转化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股东代表诉讼适用范围应等同于公司本身作为诉讼主体时所适用的范围，不宜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和范围作出过于苛刻的限制。
二、诉讼实务中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之辨析
与股东代表诉讼不同，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为维护自己利益基于其股东身份而向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提起的诉讼。诉讼实务中，受害股东能否在一案中同时提起两种诉讼，能否抛开股东代表诉讼径直选择股东直接诉讼等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一）股东代表诉讼与和股东直接诉讼能否同案提起
2011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则上诉案件：利豪公司系泰和公司持股95.98%的股东，泰和公司董事长曾某因挪用资金罪等被判处刑罚，泰和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纠纷。后两个自然人股东郭某和毛某掌管了泰和公司的公章和财务账册，利豪公司遂起诉请求法院判令郭某和毛某将持有的公章和财务账册移交泰和公司董事会，并向利豪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利豪公司因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泰和公司权益，要求二被告停止侵害，向泰和公司董事会交出公章和账册。由此而言，是泰和公司和二被告行为产生了权利义务关系，而原告以泰和公司股东的身份直接向其他的股东提起诉讼却主张泰和公司的权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不是本案件的适格原告，故裁定驳回利豪公司的起诉。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两种起诉标准向利豪公司进行了释明，并建议其对诉讼请求进行区分，后利豪公司撤诉结案。
可以看出，该案中利豪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两项：一是要求将公章和财务账册移交泰和公司董事会，二是要求向自己赔偿损失6万元。第一项诉请要求将公章和财务账册移交泰和公司董事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属于股东代表诉讼；而第二项诉请主张向自己赔偿损失6万元，是为了自己利益，属于股东直接诉讼。事实上，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的诉讼主体和诉讼标的均不相同，两个诉讼需要分别满足不同的受理条件，故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并不能杂糅在一个案件中，也不宜合并审理。因此，股东代表诉讼与和股东直接诉讼不能同案提起。实务中，对欲寻求救济的受害股东来说，起诉时应当分清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的区别，避免在同一案件中将两个不同之诉混淆。
（二）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的区别与融合
1.严格区分两种诉讼可能对受害股东救济不足
简单来讲两种诉讼的区别主要在于：
（1）损害主体不同。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本身遭受侵犯，股东间接受到损害；而股东直接诉讼则是股东自身权利受到侵犯。
（2）诉讼目的不同。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起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司利益，当然间接地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股东直接诉讼中，股东行使诉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身利益。
（3）诉讼程序不同。法律规定股东代表诉讼有前置程序，只有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不出面追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代表诉讼；而在股东直接诉讼中没有前置程序的要求。
（4）诉讼结果归属不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若原告股东胜诉，则胜诉的利益应当归于公司而非原告股东，若原告股东败诉，则判决对公司也产生既判力，而在股东直接诉讼中，无论原告股东胜诉或败诉，诉讼结果自然归属于原告股东。
虽然两种诉讼在理论上的划分非常清晰，但对于拟寻求救济的受害股东来说却未必如此泾渭分明。比如，某有限责任公司控制股东挪用了公司资产，不但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对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受害股东似有权选择提起代表诉讼追回公司资产或者提起直接诉讼要求赔偿损失、退出公司。然而，因为我国《公司法》关于控制股东义务规定得较笼统，针对违反股东义务的救济措施不完善（比如缺乏此情形下股东有权退出公司的规定），法院可能仍以公司受到损失而股东只是间接受损认为受害股东只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谁受到损失（损害主体）往往成为实践中认定诉讼性质主要依据。但是，实务中侵害行为纯粹只造成了股东受损，或者股东损失完全独立于公司损失的情形可能较为少见，故能撇开股东代表诉讼单独提起直接诉讼的情形可能少之又少。考虑到股东代表诉讼程序复杂、成本高及股东所获仅为间接救济等因素，严格区分代表诉讼与直接诉讼实际上对受害股东而言是保护不足的。
2.关于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融合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