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1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受大会秘书处的委托，我向大会主席团就本次大会上代表所提议案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全国人大代表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是反映人民意愿、行使代表职权的重要途径。到3月9日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在本次大会上代表共提出议案518件。其中，由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509件，由代表团提出的议案9件。
会议期间，代表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眼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向大会提出议案。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议案的准备比较充分。一次大会以来，代表们积极参加视察、调研和代表小组等活动，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注重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次大会召开之前，代表们通过参加集中学习，进一步了解提出议案需要把握的基本要求。大会期间，代表们认真修改完善议案文本；对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议案和代表联名提出的重要议案，各代表团组织代表认真讨论研究。总的看，本次大会上代表所提议案，文本较为规范，案由、案据明确具体，议案的质量比较高，有55％的法律案提供了法律草案的文本。二是议案的范围有所扩展。代表提出的议案中，除了大量的法律案外，还形成了一些要求依法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等方面的议案。本次大会共提出法律案508件，监督工作等方面的议案10件。在提出的508件法律案中，属于修改完善现行法律的占59%；属于制定新法律的占41%。三是议案的内容重点突出。代表所提议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各个领域，其中属于经济法类、行政法类和社会法类的议案有318件，占议案总数的61%。这些议案中，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议案比较集中，反映了代表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关切，对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大问题的愿望和要求。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十条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大会秘书处与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及时对代表所提议案逐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入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其中，交由法律委员会审议152件，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99件，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98件，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86件，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53件，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29件，外事委员会审议1件。上述议案由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依法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认真处理代表提出的议案，对于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一、建议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时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特别是领衔代表参加；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和沟通，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
二、建议把处理代表议案与实施立法和监督工作计划更好地结合起来，积极地采纳代表议案，对于具备条件的议案及时补充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或监督工作计划。
三、建议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在起草、修改法律案时邀请提出相关议案的代表参加座谈和调研，尽可能地吸收代表议案的内容和代表的意见，积极形成更多的以文本质量比较高的代表议案为基础的法律草案。
四、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时邀请提出相关议案的代表列席；组织执法检查时，邀请有关代表参加。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所提议案的审议结果和处理情况，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建议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向代表作出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2
(一)代表议案的提出
1．提出的主体。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如果是代表团提出议案，应当由代表团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并由代表团团长签署。
2．提出的时间。全国人大代表议案，一般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代表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议案，应当在大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之前提交。
另外，为保证代表有充裕的时间酝酿、提出议案，对符合议案基本条件、准备成熟的代表议案，也可以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
3．提交的程序。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由各代表团在规定代表议案截止时间前送交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设置专门的议案处理机构，并在代表驻地安排工作人员接收代表提出的议案。
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议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对符合议案要求的法律案，可以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其他议案在大会会议举行时送交大会秘书处，与会议期间提出的议案一并处理。
代表提出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可以要求撤回。
(二)代表议案提出的基本要求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多年来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实践，代表议案提出一般有以下几个要求：
1．在调查研究、认真准备的基础上提出议案。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是国家重大决策和重要立法的开始，意义十分重大。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应当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站在全局的高度，慎重对待。代表们应当将提出代表议案与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相结合，把参加代表视察和专题调研等的过程，作为酝酿、起草议案的过程。代表的视察和调研，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有目的、有准备地进行。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增强视察和调研的实效性。在此基础上，依法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议案。不能简单地把他人起草的材料，直接作为议案提出。
2．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提出议案。因为只有符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的议案，才有可能列入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凡属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事务，以及其他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如制定行政法规、调整行政区划、增加机构编制、申请建设项目、申请财政拨款、案件申诉等，不应作为议案提出。
3．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出议案。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代表提出的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如果代表提出的是法律案，还应当附有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近年来，有的代表提出议案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有的议案只有案由、案据，没有明确具体的方案；有的代表提出立法议案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交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等等。这样的议案既不可能列入会议议程，也难以进行研究处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案由应当明确清楚，案据应当充分合理，方案应当具体可行。代表提出法律案，最好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3
一、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与现状
所谓代表议案，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事原案。理论上代表议案包括修改宪法的议案、选举案、质询案、罢免案、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议案、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提出的一般性议案。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复杂，除了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一般性议案外，其他特殊议案②的发生概率极低，不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在缺乏组织性行为与非特殊情况下，代表大多集中于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司法案件、建设项目与预算调整方面提出议案，虽然对于司法案件与建设项目能否成立为代表议案颇有争议，但实际情况却是在代表议案中大量发生。很显然，目前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被代表们赋予了比较宽泛的一般议案的含义，而目前的法律制度并不比代表认识更明确。在宪法的原则规定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将几类议案放在不同章节，似表明了对于一般议案与特殊议案区别的立场，地方法规则是依据各自的情况，有的地方取广义概念，如山西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规定；但大部分地方则依然比较模糊，如江苏、贵州等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的规定仅笼统规定代表有权就“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议案。www.133229.com笔者认为，由于特殊议案不具有普遍意义，将代表议案的实质涵义限于一般议案既符合当前情势，也具研究与规范的实际意义。
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提出代表议案以来，代表议案的数量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攀升幅度越来越大。以第六至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数为例，如下表：
统计显示，目前代表一般议案正处于高涨阶段，显示了代表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是代表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宪法规定的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内容不易把握，相当多的代表议案并不符合代表议案要求，只能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例如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件，其中有28件转作建议处理，占45.9%；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488件，其中有394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0.7%；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1件，其中517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4.6%；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830件，其中有730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7.9%；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1050件，其中712件转作建议处理，占67.8%，以上数字还不包括大量重复的代表议案。可见，代表议案数量越来越高，但能够立案由专委会初步审议的比例却总体上越来越低，而经过专委会审议建议列入大会议程并且列入大会议程的数量则更少。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应当受制于严格的程序，议案经以法定的方式提出后，必须先经过逐一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由主席团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任何一件议案都不仅仅要牵扯到代表本人，还要牵扯到议案审查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等诸多方面和程序。不符合议案标准的数量如此庞大与不断增长的态势，直接导致了大会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审议中无效劳动的增加，甚至不堪重负，难以保证代表议案的审议质量。
但是，就目前代表数而言，代表议案的数量还越没达到应该达到的数量，假定每位代表平均每年认真准备并提出三件左右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议案将达到一万件左右，而不是现在的一千多件。可见，对于代表议案数量的增长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利用代表议案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而不是人大工作的负担。
二、代表议案的分析模式与问题
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是以代表的高度责任心和具备较高代议素质为前提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仅作了比较简约的规定，部分地方虽以地方性法规对代表议案的提出与办理专门立法，但在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方面制度设计仍不详尽，代表议案合理模式并未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包括合理的提出与合理的处理两个方面。代表合理地提出议案，是正确行使代议制中代表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代表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充分反映，体现在规范的形式、合法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合理的思维等诸多方面。代表议案得到合理的处理，是正确保障代表法定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证明，体现在对代表正确行使权利的保障、对代表不适当行使权利的合理制约、对代表议案法定性和严肃性的维护等诸多方面。
关于代表议案合理的形式与内容要件，宪法与法律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但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件是否得到尊敬、遵守与运用，不仅决定于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而且受到代表认识角度、思维方式与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如下表：
自觉性低代表权利自觉性高
权利来源高数量+低质量高数量+高质量
低数量+高质量高数量+低质量
制约度高处理程序制约度低
研究与设计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目的是发挥代表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重要作用，追求高质量的模式才是合理模式。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议案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主要受到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程度的影响，而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是决定因素。在代表素质不可能及时提高与普遍提高的现状下，合理地设计代表议案制度亦能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如何在提高代表议案质量的前提下适当保有代表议案的数量。
但在目前情况下，代表对议案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议案处理程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所提议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代表的知情权还未得到充分保障，代表议案的针对性不够强等，使代表议案的作用发挥受到极大的制约：部分代表对议案规范与作用不甚了解，在满腔热情地提出后采取放任态度；大会主席团面对数量庞大的代表议案无能为力，在尊重与放弃的两难中采取转移劳动量的下策；制度设计对于代表权利能否制约莫衷一是，维持现状只有让非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工作人员分权。而合理模式的设计却遭遇保障代表权利使之虚化还是制约代表权利使之有效的两种理念的矛盾冲突。
在制度设计并不完备的情况下，代表采集议案的方式各行其是，内容五花八门，而又彼此影响，因此，部分代表抱着各种心态尽可能提出议案，甚至在媒体追捧下为了争当“议案大王”而滥凑数量的个别代表也不鲜见。当代表议案提交后，唯一有权处理的大会主席团没有合理授权的法律规定，负责议案实际工作的工作机构及其人员囿于习惯方式的樊篱，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代表议案不能作废，事事请示大会主席团事实上却不可能，只有自作主张地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代表议案转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三、代表议案的历史趋势与解决
民主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代表议案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它因为民主需要而产生，同样也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发展。代表从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以及追求民主发展的愿望出发，从价值、制度、组织以及具体的建设项目等方面提出安排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愿望，从而形成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代表议案。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需要代表们的广泛参与，代表需要通过议案的方式表达意见、提出愿望。
但前文所述的代表议案的现状与已经呈现的规律并不等于其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在现实情况下代表议案的发展状况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和广大代表的深切关注。所以代表议案在经过二十年的充分实践后，必然会产发深度的理论探索，觉醒代表的责任意识，催生相关的法律规定，使代表议案的质量产生一个全新的飞跃。
代表议案的发展是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系统化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代表议案存在问题的解决与合理模式设计，要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要符合代表比较习惯的方式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要适应代表文化素质与法律素质逐步提高的现实，要利于发挥工作机构的助手作用。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合理内容，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表议案实行废案制度。
目前困扰代表议案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加强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内容范围，准确规范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全国人大代表议案为例，代表可就宪法第六十二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的议案，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法律的议案，关于重大事项决定的议案和关于宪法及法律执行情况的议案等；规定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投资金额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中的重大变化，国家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外，规定代表不得就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地方事务、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事务、经济文化建设项目、具体司法案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薪酬福利等具体事务等提出议案。
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签名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以及内容不符合上述要求，直接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
其次，要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增强代表参政议政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对于代表议案实行奖优罚劣。
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代表议案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保障代表这一权利的充分实现，列入大会议程并经过大会审议通过的代表议案，有关单位必须认真予以实施。
但如何合理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关键在于代表的法律素质与文化素质，在于代表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人大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代表培训，使代表明确议案的基本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使代表提出议案时能够从本行政区的大局出发；努力保障代表的代表性，提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避免狭隘地局限于本部门本单位甚至是个人的小利益；引导代表依法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避免通过代表议案方式影响司法独立；增强代表履职的责任心，鼓励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采集代表议案；强调代表客观求实和依法履职，认真思考，深入调研，使所提议案合理合法适当。
对提出重大议案，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或者代表团，予以通报表扬。贡献突出的，由国家予以奖励。但对于多次提出与事实不符的议案，或者多次提出废案的代表和所在的代表团，也应当予以通报批评。同时切实保障议案能充分反映代表的真实意愿，对于采取欺骗或者威胁手段，强制代表提出议案或者强制代表签名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应当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要进一步发挥工作机构的作用，适当授以权责，协助代表提高议案质量，对代表提交的议案实行初步审查。
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机关应当为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尤其是大会秘书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担负着做好代表议案登记、整理、摘报、分析、存档等重要的基础工作，在大会期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有效地处理好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必须适当地授以权责，可以对代表议案进行初步审查。对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表议案，有权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在议案截止日期前补正，对不同意补正的，有权予以退回；对议案内容不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事项的，可以建议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或者代表团团长撤回议案。提案人不同意撤回的，大会秘书处应当向大会主席团报告，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对不提交主席团会议审议的，经领衔代表或代表团团长要求或者同意，大会秘书处将其按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及代表团负责议案的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协助代表作好议案的收集、整理、撰写、打印等具体工作，为代表议案调研时联系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适当的便利条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专门的代表议案工作部门，为代表提案服务。
总之，代表依法提出议案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如何充分保障代表的提案权，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正在不断努力，部分代表也已经在代表议案的采集与制作上不断探索。如利用广告征集议案、建立专家型议案脑库、转发议案公开信、工作机构代拟等等，虽然这些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已经有了比较可喜的开端，只要适当地加以组织引导、制度规范、人力保障，代表议案进入良性轨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注释：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4
关键词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权分立立法程序
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昭示着人们，民主形式在人类民主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代议制度作为间接民主形式的关键，自然成为了近现代国家人们实现其民利的基本环节。对代议制的定义许多学者众说不一，我国学者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代议制是指一国统治阶级从各阶级、阶层、集团中，选举一定数量能够反映其利益、意志的成员，组成代议机关，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重大事物的制度”。代议制度体现在国家运作的方方面面，同样体现在立法体系上。
一、中美立法过程比较研究
（一）提出草案。具有提案权的人员：我国《立法法》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行使联邦立法权。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100名议员，每一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435名议员，每一名议员代表一个国会选区，席次是以每一个州的人口依比例计算,任期为两年。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允许包括非议员个人和团体选民等都可以提出法案。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拟定立法草案，但是任何新立法只有国会议员可以正式在国会里提出。通常情况下，立法草案是有国会议员和其助理拟定的，这些议员会在其选区竞选期间了解了选民对某些议题的想法，并向选民保证他如果选上将会在国会里提出其选民支持的立法草案。
（二）提案流程。在中国，人大代表提出草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在美国，国会议员向本院提出立法议案，将议案交与委员会，委员会或委员会小组成员对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密集的考虑，仔细研究和辩论，如果立法议题有足够的重要性，委员会会通过举行公共听证会，来了解正反两方对这项立法的意见。接下来，委员会小组成员将对这项新的立法投票，来决定对这项立法采取甚么行动。委员会成员可以对提出的立法进行修改，委员会成员再投票决定是否赞成这些修改。如果这项立法没有在委员会审议阶段得到批准，这项立法的寿命就在这里结束了。而得到委员会多数赞成通过的立法将被送到本院全院，进行审议。
（三）审议议案。在中国，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及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各专门委员会审议立法议案涉及到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代表和专家列席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法律草案修改稿再交与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在美国，得到委员会多数赞成通过的立法将被送到全院，即参议院或众议院将议案列入议程。在本院中让全体议员对立法进行审议，辩论和投票。这项立法通过适当议事程序在全院表决后，将送到另一院审议。国会另一院审议后如果对议案有修改意见，则将修改后的议案提交原审议议院再次审议并表决。原议院审议修改议案之后再次向另一议院提交审议。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反复直到两院达成一致，全都通过议案。
（四）表决议案。人大代表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大会通过的表决办法参加表决。人大代表参加本级人大表决，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全体会议进行的表决，其结果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赞成通过。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大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通过。在美国，同一版本的立法草案将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员中表决，若将立法草案成为正式法案，就必须在两院全部表决通过。
（五）公布法案。在中国，法律案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并及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是标准文本。在美国同样立法草案在两院都得到通过，这项草案将送交给总统，请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不同的是，美国总统具有立法否决权，与法案签署权相连带，总统如果同意法案，才可能签署公布；如果不同意，则可以两种方式行使立法否决权。总统的立法否决权以及国会总统的权力，对于平衡国会与总统行政权力的关系，很有威慑力和作用。
二、为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增加会期，将每年一次大会改为两次，即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增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
（二）减少各代表团的讨论时间，增加全国人大大会的开会讨论审议时间，规定每次会期大会讨论审议的时间不得少于全部讨论时间的50%。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5
事实上，尽管从2001年到2004年，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议案连续4年突破千件，然而最终被作为议案处理的比例并不高。统计显示，2001年，最终作为议案处理的仅占总提交议案数的约26％，2002年这一比例为24％，2003年为32.2％，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46.7％。2005年，全国人大议案组将议案的确认工作前移，对代表提出的议案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严格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议案数开始下降，到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案数量降为462件，此后逐年略有上升，但幅度不大，到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共收到代表议案560多件。根据全国人大秘书处的统计，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提交议案的数量在减少，但被交由审议并确定为议案的总数却在提高，这显示出对全国人大代表们所提交的议案质量的重视，逐渐超过了数量。
按照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按照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年来，共审议24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14件，决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4件，听取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4个工作报告，检查4部法律实施情况，决定批准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协定以及加入的国际公约5件，还决定和批准任免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2011年还是代表工作深入开展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一是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做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工作。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9个专门委员会审议的566件代表议案，已经办理完毕，15件议案涉及的6件法律已经常委会审议通过，69件议案涉及的7件法律草案正在审议，84件议案涉及的28个立法项目已列入立法计划或立法规划。有关专门委员会努力提高议案办理质量，代表议案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就吸收了代表议案提出的明确用人单位责任、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加强工作场所环境检测等意见。代表提出的8043件建议，交由177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并选择社会普遍关注的11项内容作为重点建议，由有关专门委员会督办。目前，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计划解决的占总数的77%，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发展养老服务业等一批建议的办理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坚持为代表服务的思想，提高服务保障工作水平。加强代表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组织服务工作，1800多名代表参加专题调研，1700多名代表参加集中视察，形成100多份调研报告，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了参考，也对提高代表议案和建议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障代表的知情权，及时向代表提供经济社会发展、预算编制执行、常委会履职等方面的资料信息，分别为在京代表和港澳代表举办情况通报会，并将书面材料印发全体代表。继续加强代表履职学习，先后举办6期专题培训班，1200多名代表参加，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二五”规划纲要等。
三是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提高常委会工作质量和水平。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听取代表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为研究改进工作、制订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继续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等活动的参与，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代表们既有专业特长又了解基层情况，分析问题有理有据，提出建议务实中肯，为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和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丰富多彩的代表活动，提高了代表们的履职能力，使他们对社情民意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为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部署，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还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努力实现本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目标任务，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专栏4
特别信封”制度30年
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人大代表要反映问题或提供建议，如何快捷地传递到相关部门？
办法之一就是通过会议期间发放的“特别信封”。这个信封的左上角，印有“专件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字样，并注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制。收信人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表示，这能保证代表的建议或反映的问题，能直通常委会，进而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可以避免有些信件“中途被拦截”的情况。
事实上，“特别信封”在全国人大体制中已存在多年。根据媒体的调查，1983年六届人大开幕时，这种信封就已经发到了代表手中。1988年开幕的七届人代会，同样发出了“特别信封”。此后召开的、九大、十大，代表都收到了这种信封。按照规定，代表信件在3个月内必须回复。《南方周末》2012年3月1日的报道称，过去几年，每个代表每年拿到的信封数量不一样。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人数是2978人。有代表估算，如果按每年拿信封在5到10个之间，每年发给代表的信封就在2万个上下。
代表们如何使用这些信封？又因什么问题使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他使用得较多的一种情况，是“拔刀相助”――有时，他在调研中遇上一些事情实在看不过去，又解决不了，就会使用特别信封。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一般材料寄出去以后，回函的时间不好确定，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有的回函很详细，也有的很简短，说转交给什么部门了。事情的具体处理效果就不清楚了，因为法律规定，代表不能跟踪个案，如果没有人给代表反馈，代表也不知道。
从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反映的情况看，“特别信封”使用率较低一直存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副局长李伯钧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收到160多封信，中有100余件建议，另外60封则是反映个案。他认为这和代表建言的渠道越来越多有关系。《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发现，使用“特别信封”也呈现出一些职业特点，职业为学者、律师以及出身基层的人大代表，使用“特别信封”的次数远远超过职业为官员的人大代表。《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中部某省的10名地厅级官员代表，结果显示，过去4年他们没有用过“特别信封”，因为有很多百姓反映的问题就是他们管治范围内的事情，他们自己能解决的就解决了。有代表坦言，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各种渠道都可以使用，“特别信封”是一个不错的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12年3月1日
相关媒体的报道也显示，在过去的4年中，专题调研、大会发言、提交提案……政协委员们也以自己的努力，推动并见证了人民政协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人民日报》2012年3月4日的报道就清晰地列出了过去4年政协委员的“履职清单”――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的一年里，开展专题调研55项，组织常委、委员参加的视察、考察团13个，立案并交办提案4738件。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的一年里，开展专题调研53项，组织常委、委员视察、考察团13个，立案并交办提案1800多件。全年编报社情民意信息267期，反映意见和建议1435条，提出相关提案1900多件。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十二五”规划制订深入讨论，提交相关提案和大会发言650多件。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共提交提案6076件，其中全会期间提案5762件，闭会期间提案314件，经审查立案5603件。截至2012年2月20日，提案已办复5583件，占立案总数的99.64%。
提案办理，重在落实。2011年2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提案工作条例》。为增强提案办理实效，新条例专门增加了提案督办的章节，规定了督办工作的程序、重点督办提案的确定方式和办理要求。
2010年，政协委员收到的提案首页多了一个必填选项：是否“同意公开”。当年大会期间，全国政协通过网络公开了150件提案原文。不仅如此，近几年，每年年底，全国政协都会选择部分提案，同时公开提案原文和承办单位的办理意见。这无疑对于委员本人和承办单位都是一种督促――提得好不好、办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作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载体，全国政协近年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在推动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方面不断探索。2010年，为编制“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过程，便是一次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推动科学决策的成功实践，也是广泛动员、凝聚强大合力的有益探索。
专题调研、视察考察、大会发言、委员提案……为建言到实处，全国政协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形式，在规划编制的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集中议政建言，为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可以肯定，这样制订出来的规划，体现了广泛的民意期待和诉求。
此外，选取重要议题，集中一两天与国家部门展开互动式交流。近几年来，一年一次专题协商会也已经成为惯例，成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重要形式。2011年8月26日，全国政协礼堂内气氛热烈，一场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专题协商会正在举行。22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和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政协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轮流发言，在座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
总之，经过60多年发展历程，中国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11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就曾掷地有声地用7个“确立”和5个“不搞”向世界表明，中国开创的特色政治文明具备不可动摇的法制根基。这一宣示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吴邦国再次明确指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人大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都很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人大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
专栏5
提高人大代表的广泛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12日报道，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目前已经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这个草案规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不超过3000人。引人注目的是，草案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并首次提出降低党政领导干部比例。
依照宪法，每一个中国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但是中国因户籍制度而呈现城乡二元化，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拥有不同的公民权，这表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就是城乡代表的比例差距。从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起到1995年之前，我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
但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这种城乡代表比例上的失衡，而是官员、公务员比例过重。根据媒体的最新统计，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农民代表13人，显然官员与公务员比例过重，与实际人口构成不符。此次草案要求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
城乡代表比例失衡以及官员、公务员比例过高，会一定程度影响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根据中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它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新的草案是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的背景下做出的，要求增加基层代表的做法也呼应了国民越来越高涨的参政议政热情。
此前有一种主流观点，即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家的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强，他们占代表的更多比例可以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能，这体现了一种精英民主情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尤其是中国的改革越来越需要利益调整的时候，人大代表的广泛性要求更加突出，因为人大代表制度是一个各个阶层发表声音、进行利益博弈的民主制度，均衡的代表性是实现新时期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考虑到目前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代表的广泛性对于改革事业就更加重要。
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及最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每年两会期间审查、批准政府报告以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相当程度上有监督政府的职能，这要求代表应该超然政府部门之外，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的“裁判员”工作。过高的官员与公务员代表比例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冲突，降低他们所占的比例有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政府职能由投资型向服务型转变过程中尤为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6
1原《立法法》第十四条修正为新法第十六条的动因
1)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决定是否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程序较为单一，审议人员较为固定，作出的决议不具有广泛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成员基本不变，尽管今天出席的是这些委员，明天出席的是另一些委员，表面上看审议人员发生了变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还是常务委员会那些成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另外，该法律案的审议仅仅经由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程序较为单一，外界的声音较难进入其中，且缺乏外界监督。
2)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缺乏内外博弈机制。这里所说的内是指常务委员会会议成员，外则是指广大人民(本文特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部高质量的法必须兼顾多方面，是多方妥协的产物，而该法的起点则是法律案的提出，如果一部法律在提案期间就被否决，根本就不可能再有表决的机会，那么就算这即将是一部很好的法律，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仅由常务委员会审议，也就是由内人审议，而无外人参与，缺乏外人与内人博弈的机制。
3)开门立法的通道尚未完全打开。一旦程序启动，立法几乎就成了部门间利益的博弈，反反复复之间，不外是权利的平衡默契及相互妥协可接受的尺度判断，以平衡的程度作为法律案是否成熟的标准，就是把官与官的博弈置换了本该最需看重的民与官的博弈。民意表达的通道少而窄，在基层群众看来一些具有实际价值，最有必要用法规形式加以规范的问题，很难进入立法程序，或因尚不成熟被搁置起来，长时期尘封，甚至再无人过问。如此不接地气的立法过程，自然缺乏民意基础，怎么能让人增强法治意识呢?[1]
4)常务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水平有限，也并非是法律案针对情况的当事人，因而对实际情况并不一定了解，可能会作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往往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群众，而人大常委会成员往往都身居要职，工作非常繁忙，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通常是间接了解，在较短的时间内很难有全面的认识;同时，在常务委员会这一特定的范围人群中，其法律水平相对有限，这些因素往往都会导致常务委员会在审议提案时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
2新《立法法》第十六条产生的积极作用
1)将全国人大代表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促进了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让更多人参与立法，使立法的通道进一步畅通。草案上述规定很好。罗清泉委员说，这既是民主立法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全国人大代表提高履职能力[2]。立法关系到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权益，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和理性规则设计，要求选择精准，具有普遍遵循的意义，这就决定了立法必须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坚持倾听群众呼声，坚持尊重群众意愿。只有当群众真正成为立法的参与者而不是局外人，法才会深入人心，遵法护法才会成为自觉行动，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1]。修正后的《立法法》第十六条，使全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环节不仅仅停留在提交议案和表决上，在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提案过程中，人大代表也有权参与其中，这似乎把民众参与立法的权限扩大了，或者说是提前了。民主原则要求立法程序民主和决策民主，坚持两者对确保立法正确方向，确保制定出的法律、法规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3]。
2)将全国人大代表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立法监督，其实质乃是对立法权的监督和控制，具体则表现为对立法过程的动态监督以及对立法结果的静态监督[4]，因而对常务委员会的权限起到了约束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向其提交的法律案的程序单一，人员组成固定，很可能形成一人武断的局面，这在前面已经论述。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局面，引入全国人大代表，其必要性显而易见。比如，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上不合乎法律规定时，因为有人大代表这一外界因素的介入，在上述违法违规过程中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可以促进审议的公正有序;另外，由于常委会作为一个集体，若没有相关的外部机制对其权限予以约束，很容易形成擅权。因此，引入全国人大代表后，能够对常委会审议权限起到制约作用。
3)将全国人大代表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将会使作出的决定更贴近现实，符合民意。法律案的提出源自社会生活，源自群众，其往往是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为公职人员，不可能对每一项法律提案都进行实地调研，这样难免会对某些法律案的认识缺乏现实基础，进而导致作出的决议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此时引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作为民众的代表，对现实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掌握着第一手材料，对问题有深入地了解。在聆听人大代表的意见或者阐述之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现实问题也会有较全面的认识，再加上与民意代表之间的博弈，对审议决定的正确作出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能体现民众的意愿。
3新《立法法》第十六条仍存在的不足
1)将全国人大代表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其代表人选如何确定，并未提及，值得商榷。在考虑代表人选时，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地域、法律水平和特殊技能。地域因素主要是考虑沿海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之间，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法律水平因素主要考虑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规范的活动。立法者需拥有一定的法律水平、法律素养，能够运用一定的立法技术，所谓的立法技术是指开展立法活动的方法和技巧的总和[5]，或者是制定和变动规范性文件活动中所遵循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6]。特殊技能因素主要是考虑针对一些刑事犯罪、经济侦查手段等有高技能要求的特殊领域，需要立法者能够具备或者了解这方面的技术。
2)从统计学角度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大代表这一样本数量的确定。抽取的样本数越多，得出的结果就越接近实际，越具合理性，但在实践中不可能这么做。首先，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面对这么庞大的群体，常务委员会不可能一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其次，倘若能够征求到所有人大代表的意见，其相当于在常务委员会召集下提前开了一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全国人大代表人数的多少难免会对常务委员会决议程序造成影响，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将全国人大代表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将使这些代表比其他人大代表提早接触到法律案，是否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对继而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产生影响呢?
4)从经济效益角度看，相关的费用是否必要，将质疑全国人大代表被引入常务委员会议程中。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其交通、住宿、饮食等相关费用无疑是一笔巨大支出(这是必须发生的，由我国的政体所决定)，这些支出虽然由国家财政承担，但本质上仍由纳税人承担。倘若人大常委会需要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因此，面对面的交涉途径属常态，这样的话，人大代表前往常委会发表意见，其伴随的相关费用也将产生。同一个法律提案在常务委员会审议阶段产生了一次人大代表费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又将产生人大代表费用，试问:前一项的费用支出是否必要，进而质疑新《立法法》第十六条之规定的必要性。
5)若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与常务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又该如何决议呢?新《立法法》未作出明示。
6)修正后的《立法法》第十六条用应当，则表明必须有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这是否会影响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提案的效率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在审议法律提案过程中，要求必须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而有些人大代表的法律水平有限，难以给出意见，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及时联系或者联系不上人大代表等，这些因素都会给常委会工作带来不便，影响效率。
4解决方案或建议
针对新《立法法》存在的不足，提出解决方案或建议:
1)在发表意见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上，笔者觉得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比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的1/2以上，最多不得超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将人大代表人数上限定格在与常委会成员人数持平，主要是基于法律提案的审议是内外双方博弈后的结果，倘若双方人数不一样，一多一少，难免会有些不公平，所以把人数定格在与常务委员会人员持平状态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平。尽管如此，法律提案的审议终究是新《立法法》第十六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职能，人大代表不能喧宾夺主，占据主导地位，故其人数不能超过常务委员会人数。另外，人大代表发表意见的作用是要能影响常务委员会的决议，这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数量，笔者认为把下限定格在1/2较为妥当。常务委员会人数的1/2以上的人大代表形成的意见类比于常务委员会成员一半以上的意见，故可称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能足够引起常务委员会的重视，对其审议过程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2)在全国人大代表的人选上，笔者认为必须综合考虑地域、法律水平和特殊技能这三方面因素。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这些提案都是人民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在征求人大代表意见时，笔者建议，在地域上兼顾沿海发达城市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分别征求一定数量人大代表的意见;若该法律案关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时，则需分别征求两地一定数量代表的意见。同时，在被征求意见的人大代表中，最好有法律背景或者从事与法律相关工作的人大代表，这么做能够提高审议的质量和效率。另外，特殊技能这一因素唯有在涉及相关领域时才予以考虑，需要时可以直接在具备特殊技能的人大代表中选出。
3)费用支出和先入为主两个方面均是对新《立法法》第十六条的挑战。在费用支出上，笔者认为需在价格与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当一项法律提案关乎民生却被常务委员会成员忽视时，作为广大民意的代表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或许能够引起常委会的注意，若该项提案最终成为法律，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有时人大代表的意见并不会改变该项提案的命运，但至少针对该提案的意见被提出来了，也是有价值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征求代表意见时支出的费用，在此，上文已经论述了人大代表的数量为常委会成员的1/2以上，不得超过常委会成员数量，而且拥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优先，足以提高审议效率，也会间接降低费用。另外，法规的经济收益，其具体内容包括:法规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法规能够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行为框架，法规可以引导人们消除或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法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等[7]。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价格与价值之间我们应该追求价值，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去降低。至于先入为主观念，可以在会后通过对人大代表进行法律素质方面的培养或者学习予以改变。
4)人大代表的意见与常务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时的解决方案。良好的立法决策本身不仅要真实地反映各相关主体的利益要求，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中构造多数认可的平衡[8]。笔者建议采取类似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成员视为各有一个投票权，持反对意见的为反对通过票，持同意意见的为同意通过票。通过对意见的统计，最终人数多者的意见即为最终决议。另外，当出现持同意意见和相反意见的人数相同的局面时，建议最终作出审议通过的决议。因为双方争议如此之激烈，说明该法律案颇具争议，少部分人难以驾驭，所以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审议更为妥当。作出同意通过的决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7
关键词：宪法修改修宪程序社会效益
宪法修改程序是指宪法在正式实施后，由于其部分或全部规定与现实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有修改权的国家机关对其内容作适当性修正的步骤和程序。为了解决成文宪法的稳定性与现实宪法的恒动性之问的矛盾，必须对宪法进行适时修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修改过程中，必须有严格宪法修改程序，以控制宪法修改的频度和期限，既增强宪法的适应能力，又保持成文宪法的相对稳定性。目前，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典中对宪法修改程序中的一些基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这些历经时间涤荡的程序性规则，积淀于各国的宪政制度之中，成为维护宪法秩序、保障各项宪法规范的科学、公正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一、我国修宪程序的宪法规范
从各国对宪法修改程序的规定看，宪法修改的程序主要包括提案程序、公告程序、议决程序、公布程序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我国自从1954年制定首部宪法以来，共进行了九次修宪，其中大修即全面修改三次，小修即局部修改六次。，丰富的修宪实践，促进了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逐步完善。www.133229.com现行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宪法的修使人们对于修宪程序的特殊性和严肃性有了清晰的认识。但是，与其他国家的宪法修改制度相比较和宪法修改的现实需要来看，我国宪法修改的程序尚存在一些不足。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人大代表提议，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一规定对于宪法修改程序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宪法修正案议案的提出和表决一做了明确的规范，
二、我国现行修宪程序中的不足
(一)执政党领导和参与修宪的实际程序过于直接，修宪建议提出缺乏宪法规制
从我国的历次修宪实际程序看，中国产党均具体领导和参与了修宪程序，包括提出具体的修宪建议或者修宪草案，这已经成为我国修宪程序中的惯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和执政党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上是我国修宪程序的实际领导者。它直接领导和参与我国修宪程序，虽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维护宪法的权威性，但也导致了一些问题：首先政策性修宪现象的出现，给人修宪工具化的观感。我国每次修宪实际都是先由执政党提出建议，且每次修宪都发生于执政党的全国代表人会之后。而且修宪内容也主要是反映执政党的最新理论、政策、方针。这种执政党新的理论、政策的宪法化，往往给人造成一种修宪不过是执政党实现自身政策的策略选择，给人一种修宪工具化的观感。其次，修宪作为一种创造宪法的特殊机制，不能脱离“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这个根本目的去创制新的宪法规范。要实现修宪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在修宪程序中必须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性，“参与原则适用于各项制度”。0在我国历次修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注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但是毕竟范围较窄，且保密性很强，拟建议修宪的内容仅限于很少人知晓。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修宪的实际程序缺乏宪法和法律规制，导致党在实际修宪程序巾作法不统一，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另外，由于我国每次修宪实际_卜都是由执政党主导，执政党提出具体的修宪草案或建议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是被动同意执政党的修宪草案或建议案，这就导致了全围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修宪实际程序中基本处于虚置化。
(二)提案程序设置很不合理且存在环节缺失
第一，根据1982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提出宪法修改的提案，而且从修宪的实际程序来看，也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修宪草案。因此，享有提出提案的主体相对较少；第二，代表的提案人数要求过多，短短十几时间要求达到近3000名代表中的五分之一才能提出议案很难实现；第三，缺乏修宪提案的前置程序设置，无法对提案初稿的形成提供程序规制和保障。
(三)宪法修改的其他步骤缺乏专门的程序规定且衔接不足。
第一，充分的讨论是宪法修改的草案进行审议的前提和基础，但宪法规范中却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而且实践中每次人大召开会议”会期非常短”而“议程特别满”，造成对修宪的议案没有进行充分地讨论，各方的意见不能充分的表达，全国人大对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宪法修正案只能被动的接受或者不接受；第二，没有设置辩论程序，导致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没有充分得到表达；第三，表决程序过于简单化，而且实践中多是“捆绑式”表决，或者全部肯定或者全部否定；第四，对宪法修改公布程序重视认识不足，没有具体的宪法修正案公布程序，这是我国立法的一项空自。
三、我国修宪程序的完善
(一)改进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我国修宪的程序规制中困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通过领导和参与我国修宪的实际程序，把反映人民共同意志和利益要求的方针、政策通过修宪程序，及时转化为宪法规范，从而在法律上保证了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在修宪的实际程序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只能是一种政治领导，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是越俎代庖。在修宪实践中，必须改进和完善党领导和参与我国修程序的方式。首先，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修宪建议权并不等同于修宪提案权，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提案主体。因此，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时，不宜过分具体，而仅应是一些纲领性、原则性的指导。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修宪机关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改变修宪工作中的被动地位，同时避免党政不分现象的出现。其次，执政党由于其特殊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执政党在提出修宪建议，特别要慎之又慎，建议内容本身要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避免一言立法或一言废法现象的出现。再者，宪法中增加或制定专门的政党法明确规定有关执政党实际领导、参与修宪的行为和程序，以促进执政党依法修宪，改变执政党修宪更多是依靠执政党内部文件和惯例行事的现状
(二)完善宪法修改提案权的主体及相关程序的建设
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修宪提案权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制度层面上并没有明确赋予其它主体的提案动议权。0因此，我国的提案主体过于单一，参考国外立法例，建议适当增an-些宪法修改提案权主体如一定的机关、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同时，代表的提案权人数要求过多，全国人大会人大会期又过短，这就造成代表的提案权流于形式，很难实现。因此，适当放宽修宪提案权代表人数和全国人大的会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对宪法的修改必须设置严格的程序，在提案阶段也不例外。建议在提案阶段设置相应的审议程序，一
方面过滤掉一些不适合的修宪意见，把它们组织在修宪的启动程序之中；另一方面，使得纳入宪法修正案的意见真正能够体现民情，表达民意，反映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三)完善宪法修改中的其他相关程序制度
1．增加修宪的公告程序，保证公民参与修宪的权利
在1982修宪草案草拟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公布修宪草案的决议，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修宪作为国家民主生活的大事，人民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公告程序，把宪法修改草案告知全民，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讨论，不仅可以使修改宪法的议案集思广益而且对全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宪法观念宣传和教育。因此，在国宪法修改程序中应设置公告程序，其中应包括公告机关、公告限、公告方式等相关规定。
2．构建科学的审议程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人大代表提出修宪议案稿，全国人大要审议。但日前，我国现行的宪法并无明确的宪法修改审议程序。立法的空白，迫切要求我们着手构建修宪的审议程序，保证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其最高立法权和立法监督权。首先，明确审议机构设置，成立专门的审议机关。借鉴1982年修宪经验，可在主席团领导下成立宪法工作小组，或由主席团决定将法律委员会作为宪法修改的日常机关，专门负责接收、研究转交修宪议案及审议意见，同时提}}{修正案草案的修改稿，经主席团讨论同意后提交大会表决。再者，设置审议中辩论程序，使各方利益主体意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充分。这其中应包括辩论登记、辩论的主持、辩论的议题、辩论顺序利时问限制、辩论秩序的维护、对辩论结果的表决及各方的不同意见记录备案，并予以公开等事项。
3．明确修宪的决议程序
我国现行宪法仅规定了，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但这里的全体代表是以出席会议的代表还是应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为准，应予以明确规定。此外，对于宪法修正案有异议的，应在表决之后予以记录备案，而不能简单的置之不理。再者，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实践中，对宪法修正案采用捆绑式议决通过的方式，这也是不科学的。这种简单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做法是会掩盖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建议采取一条一条地逐次议决通过，从而使议决方式更趋向科学、合理，使宪法修改程序更具严肃性、规范性。
4．公布程序法定化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8
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对人大代表的质询权作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国人大代表的质询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询权的行使必须是在人大会议期间，而且质询案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定人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必须有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须有代表10人以上联名，才可以提出质询案。
第二，质询对象在中央一级不仅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而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应地，在地方一级，受质询的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及检察院。
第三，质询案要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质询对象、问题及内容。
第四，质询案运作的步骤为：（1）人大代表将质询案送交大会主席团；（2）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3）受质询机关作出书面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的领导人在主席团会议上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或有关的代表团会议上作口头答复；（4）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团或代表列席会议听取答复并发表意见；（5）代表或代表团对答复不满意，可以提出要求，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二、我国人大代表质询制度的作用
质询制度是我国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询问，代表们可要求有关受质询的机关或人员就其工作作出具体的说明，使人大代表比较充分地获取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其次，能够有力地督促质询对象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增强质询对象的责任感。通过质询，有关国家机关可以及时发现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纠正和预防措施，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知情知政”。再次，人大代表通过行使质询权，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体现了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实质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三、我国人大代表质询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尽管宪法和法律都对人大代表质询权作了规定，但人大代表却并未充分行使这一权力。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大代表认真提出的质询案也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人大代表质询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对质询主体没有规定回避的条件，难以保证质询的客观公正性；（2）在质询对象上，缺乏对有关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质询；（3）在质询程序上，对于质询案的提交期限、准备时限、口头答复和辩解、答复的评价等都未作规定。程序保障的缺乏，也是导致质询权未能充分行使的主要原因之一；（4）法律没有明确对第二次答复不满意的法律后果，缺乏对质询不满意的进一步行动和对追究被质询人相应责任的规定。
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要使我国人大代表质询权的行使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必须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加以完善：
（一）质询案的提出阶段。建立质询主体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如果各级人大代表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或所在单位的上下级单位是质询对象，或虽不是质询对象但与所质询问题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应主动回避，不得参与该质询案的联合提名。增加有关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尤其是其领导人为受质询对象，实现对国家权力运行全方位的监督。考虑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期较短，质询案应在本届大会开始之后五日内向大会主席团提交。
（二）质询案的审查阶段。大会主席团应在接到代表或代表团质询案的两日内，讨论决定是否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人大代表的质询案未被主席团“承认”时，提出质询的代表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主席团说明理由。
（三）质询案的告知阶段。大会主席团应制作书面的告知质询书，告知书应载明质询的内容、质询时间、地点、质询者与被质询者双方的姓名、名称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权利包括辩论权，提出有关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权利；义务包括如实质询和答复，按时出席质询、遵守质询纪律等。
（四）质询案的答复阶段。对于质询，有关国家机关从接到质询案7个小时内必须答复，答复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应书面列出简明要点，在答复前，由主席团分发给提出质询案的人大代表。
（五）答复的处理阶段。人大代表经过答复阶段，若半数以上代表对答复满意，质询即告结束；否则应作第二次答复。代表对第二次答复不满意的，有权要求大会主席团将质询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讨论，大会认为问题严重，需进一步组织调查的，应组织特别调查组进行调查，并视调查结果作出决定，对于违宪违法的行为交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认为受质询者职业道德、业务水平不适合所任职务的，人大代表有权依法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另外，我国宪法为了保护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权力，规定了人大代表享有言论免责权，而质询作为人大代表行使职权的言论表达，理应包括在免责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9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和预备会的主持问题
《地方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第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和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委会召集人代会会议，包括提出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等其他有关事项。既然法律已规定由常委会负责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又是以集体的方式行使权力，所以，凡由常委会提交人代会的有关文件草案都应当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地方组织法规定了由常委会主持预备会，常委会是集体行使权力，从理论上说，预备会就应当是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主持，但是，实践中和法律规定还不尽一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由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主持，在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这仍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照全国人大的解释，预备会议不是人大会议的开始，而是为人大会议做准备的会议。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一般是在正式会议上通过后才正式开会，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议程、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却要放在预备会上通过，从程序上看总感觉有降格处置的意向。当然，从法律规定的严密性考虑这种处置方式还是妥当的，《地方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预备会不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会议即无从进行。关于大会议案
《地方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按照全国人大的解释，议案是指要求人大会议审议并作出决定的建议。根据法律规定，按本条规定提出的议案，主要有法规案、决定案、决议案，另外是按《地方组织法》其他条款规定提出的人事任免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案、财政预算案、罢免案、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案等。因此，由常委会向大会提出的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等不能算是议案，而只是常委会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议案的主体，1995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即取消了一个代表团和法院、检察院可以向大会提出议案的规定。据全国人大的解释，司法方面的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无权对司法方面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没有什么议案需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于为什么取消地方人大一个代表团提议案的规定，没有作出解释。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代表团之间人数差距很大，而每一个人大代表的权利是平等的，对某个议案的提出，该代表团的代表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赞成，若以代表团提出议案，即有将代表团领导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代表的嫌疑；代表团与代表团之间是否代表人数多的代表团提出的议案分量就更大，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地方组织法》十八条保留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的规定，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但目前在一些地方人代会关于议案的规定中，仍出现了关于“一个代表团可以提出议案”的规定，这与《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应当予以规范。关于议案的处理，实际上属于人大决定权的范畴，按照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对代表议案有“搁置权”和“决定不提请审议权”，对法定机构的议案有“缓议权”和“决定不提请审议权”，对法定机构的议案有“缓议权”、“搁置权”，没有“决定不提请审议权”，将代表议案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实质乃是对“议案”的否定，或对“议案”的一种处理方式。目前，地方人代会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真正能被大会主席团确定为议案的很少，多数都被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这一方面是代表所提议案中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事项较少，属于一般性的工作问题，或不属于本级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合作为议案办理；另一方面是主席团对议案立案标准的把握尺度等原因。根据代表法第9条的规定，代表提出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案由是指提出该案的理由，即为什么要提出该议案，人大通过该议案的必要性等。案据是指提出该议案的理论和事实根据，该议案的合理性、可行性等。方案就是议案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具体方案是议案的核心内容，是要交付表决的内容，没有具体方案不能作为议案提出，大会主席团只能作为建议交有关机关处理。
关于差额选举和采用最低差额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对于选举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候选人的具体差额数都作了规定。差额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普遍原则，因为选举的实质就是选择，没有差额就无从选择，没有差额也就说不上是选举，等额选举实质上是就既定的候选人进行表决。《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从等额选举向差额选举制度发展，是民主建设的重要步骤。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一个基本原则。等额选举只是在没有提出新的候选人的情况下的一种特例，因此，在选举办法中规定正职必须实行等额选举是不恰当的。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府副职的选举中，法律规定政府副职领导人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但实践中包括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一般都采用最低差额。采用最低差额的优点是能够确保选举一次成功，圆满实现党委的人事安排意图，工作中也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但是，采用最低差额，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代表的选举热情，代表也就不可能再去考虑提名候选人的问题，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关于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问题
《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本条规定是为了更加充分发扬民主，让代表有足够的时间提名、酝酿候选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地方组织法》的说明中指出：两天时间不一定都讨论选举问题，可以穿插安排讨论其他议程。但两天如何把握，两天是否就是四十八小时，跨两天是否也可以，对此意见分歧较大，目前也没有权威的解释。实际操作中一般是按跨两天安排，这样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便于灵活处置。所谓跨两天，一般应当是两个工作日，即代表有两天会议时间提名、酝酿候选人，而不必拘泥于四十八小时。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篇10
事情还得从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说起。在那次会议上,李明祥代表领衔和其他10名省人大代表一起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省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范围的议案》,议案认为,近年来,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做法,将大会确定的议案基本上都局限于立法案有些不妥,长此以往,将导致人民代表大会自身职能作用的一种缺失,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
在议案中,代表们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的最本质区别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代表议案的有关规定入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明,并指出,我们的人大代表目前基本都是兼职,履行职务的热情很高,依法履职素质和能力也在逐渐提升,但一项立法案的提出需要做很多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案头工作。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代表还不具备这种单独提出立法案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如果将大会议案一直限定于此,就等于把绝大多数代表挡在议案的大门之外,与法律相悖,与民意相违。作为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也要关注并依法加强自身其它的法定职权,通过就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事项确定大会议案的形式,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让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能够得到反映,让人民群众的智慧能够得到集中,让代表的作用能够得到发挥,这是对全省人民赋予人大的权力负责,是对全体省人大代表负责,是对全省人民负责,对于进一步发挥人大自身的职能作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富民强省的奋斗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代表们还在议案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建议省人大应该从每年人代会议案的征集阶段开始,就有针对性地引导代表紧紧围绕全省的中心任务,就我省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族等方面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重大事项类的大会议案。同时提出,在人代会期间,大会议案组和大会主席团应该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保证此类议案在大会确定的议案中占有一定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