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1
社会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创新，科技发展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利益，但是，我认为科技发展是弊大于利。
当然，科技发展也有当然，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利是有目共睹的。在古代，在没有科技的封建社会，在距今几十万年的远古时代，人们甚至过着茹毛饮血、以树为巢的生活。那时，没有电脑、电视，没有高速交通工具，缺少现在看来必不可少的电子用品。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古代人便会逐渐退化，人类也就不会进化成今天这唯一的高等动物。科技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给我们的哦生活时时处处带来方便：出门可以坐车、坐船，甚至乘飞机，不必像古代人那样徒步行走，为赶到另一个地方有的需要几年的时光；夜晚有了灯光，不再需要过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想了解各地新闻，可以打开电视、登陆因特网，而在没有科技的古代，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在几年后才能被另一个地区的人知道……
不过，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科技发展有利，也会带来弊端。就拿现在全球变暖这一世界性问题来说吧：汽车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成千上万汽车的燃料燃烧后排除的有害气体（汽车尾气），这些有害气体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直接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川融化，十余种动物灭绝。以后，上涨的海水还会威胁上海等多个沿海城市，使他们被海水淹没！科技发展的弊端还有很多，有些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有的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科学技术的发展，利很大，弊也不少
其实，总的来说，对于科技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是没有绝对的结论的，只能说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希望我们在注重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问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只是科技发展中，造成环境污染的一部分而已。
科技发展是强国之路，但是仅仅只是为了能够踏上强国之路的荣誉，而不顾科技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话，那么这个强国就只是一个只会装表面功夫的国家。就是因为有科学发展这么先进，那水源会遭到污染和紧缺的情况；就是因为有科学，才会使气温变异，使气温不断上升，使南北极的冰山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情形；就是因为有科学，树木不能安然无恙的生活，使全国年造纸就有1000万立方米的树木消失；就是因为有科学，才会使沙尘暴、洪水这些遭难变得普遍寻常。问，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毋庸置疑，当然是弊大！作何解释？不用解释！现在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就是因为有了科技的发展，才会使得现在的环境如此让人难堪，这不都是科技的发展？如果是利大于弊的话，那现在气温上升，南北极冰山融化，森林每年以约1.6万公顷的进度消失着，水源被污染，很多人因为没有水喝而临近死忘边缘，那科学发展有什么用呢？科学发展造成了这么多的危害，科学发展就只会给环境受污染，那么，这样的科学发展又有什么意义那？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家园，我们只有一个“母亲”！我们的母亲无私的呵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管母亲的死活，这是可耻的！别以为我们糟蹋了这个星球，我们还会有别的星球可以生存。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至少在以地球为中心的40万亿千米的范围内，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星球。我们不能指望在破坏了地球以后再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
很多事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排放的工业有害废气和粉尘对人体造成综合影响，一周内近60人死亡，市民中心脏病、肺病患者的死亡率增高，家畜死亡率也大大增高。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3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靠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局部经济全球化到全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首先实现了全球化，从而开始了局部经济全球化。当时发达国家的“产品不仅供给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给世界各地消费”，闭关自守被“互相依靠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外国债券为主的借贷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20世纪初，英、法、美、德四国的金融资本占全球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成为这四国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2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经济垄断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处投资，从而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进一步加深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必然产生全球融资需求，于是跨国银行兴起，完全新兴的全球借贷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注：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各种资本形态都实现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熟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二重作用。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区分局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全球化。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非凡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非凡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5(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6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7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82000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国家领导人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9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闻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0“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把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答应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闻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论点的看法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各国商品假如按照国际价值交换当然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经济，我们只能从主体、主导方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事物的性质只能由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而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要利用外资就决不能拒绝合法剥削，但是我们利用外资无需说外资没有剥削。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也就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的最优状态。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以下看法：国家和中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确实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早已存在，从来不以这些事件为转移；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这是同义反复，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即使在发达国家内，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至于所称的全球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更是空谈；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仅仅看做商品、资本等的物质流动或纯粹的自然现象。这种观点拒绝从生产关系、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然而资源配置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脱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确实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但是这种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源配置”，一旦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最优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巨额国际投资在全球流动，进行它们的“最优资源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可能成为最劣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就等于说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赞成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自己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选择全球普遍实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有人更公开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像发达国家那样，只保留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国防几个部门。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正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不需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强国富民的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独立还是否应当存在？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有人说：“股票在全球发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进行，跨国公司已无国籍”。另一些人认为：“不管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只要在中国领土的公司，就是中国的公司，其产品就是本民族产品”。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这些观点赋予国际垄断资本一种神秘的隐身术，它是无国籍的，属于全球的，或者赋予民族领土一种黑洞般的吸引力，外资只要掉入这个黑洞，一下子就变成“本民族的”。于是民族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竟然成为多余的话题。我们当然应当拒绝这种观点。一向强调产权清楚的某些论者，为什么此时此刻故意模糊产权呢？须知，跨国公司虽然在全球发行股票，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在全球利用各种资源，但是资本所有权、关键技术所有权、专利、品牌都主要把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股东们的手中。例如，在巴西领土生产的汽车绝大部分是属于美国汽车公司的，而不是属于巴西的。所有权决定分配权，跨国公司所获全球利润大部分流回母国，流入大股东们的银行账户。跨国公司无国籍论，在本土的跨国公司等同民族公司论可以休矣！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敞开国门，吸收外资多多益善，无需顾及本民族支柱产业被控制，市场纵，因为据说，外企一到某国领土，其产品也就是某国本民族的。显然，这种迎合“华盛顿共识”的资本流动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决不能苟同的。当然，笔者必须马上说明一点，在维护本民族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合理利用外资与依附于外资会产生两种天壤之别的结局。参加经济全球化是为了本民族经济更好地自主发展，而不是被外资操纵和控制。这里我想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有益观点，以供比较和思考。在2001年1月我国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会议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说：“全球化和加入wto……更不能代替一个国家国内有效的发展战略。……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国内的需求，融入世界经济必须视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步，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不提倡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的作用。”12
四、经济全球化的二重作用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还是单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重性是利弊互见，正效应与负效应共存。笔者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决不低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国际贸易使交换双方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政策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和外汇。适度接受外国资本，可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购买外国技术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参加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学习外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治理经验。正因为以上这些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实践证实，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闭关锁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必然带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极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史、掠夺史，是当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强大优势，依然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1988年为1.2万亿美元，2000年初为2.5万亿美元）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汇率、利率的变动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经常出现不利波动，难以同时取得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作为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反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南北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世界银行于2000年4月13日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数》承认：“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贫穷国家受到损害，使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扩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国周期且愈来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天天不足2美元”。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不可以抽象进行，需要根据一定条件，做出具体分析。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对什么类型国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条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为“贫国无法和富国竞争”。当然，它们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起工厂外迁，从而加剧了国内失业。在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失业工人是积极参加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是互利的，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相近。同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谓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者利无条件地大于弊的说法并未得到事实的证实。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一切场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为寻善于趋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则弊必然大于利。至此，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利的标准从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民族经济的自主独立（不被外国操纵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假如一国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置经济自主独立于不顾，那么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非常不利于该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国假如仅着眼于经济自主独立，闭关锁国，或者保护过度，不能积极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去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自主与独立终会因国力孱弱，不能长久保持。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永久处于依附地位，而我们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时又付出一些次要代价。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验教训，以下各点是至关重要的。
1.务必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要积极参加国际贸易，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资，积极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治理经验，积极开展有益的国际经济合作，非凡是南南经济合作。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一国“从弱小转变到强大”，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当前的生存是竞争、发展和全胜的前提。具体说，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可以过大，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借外债要适度，不被外债锁链套住，外债要保持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防国际游资冲击，等等。
3.重视科技创新，用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结构，建立和发展新科技产业，提升商品的科技含量。主要靠亦步亦趋引进技术或主要靠组装外国零部件都不能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当代各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是经济独立的充足条件，是国力强大的发动机。
我国是惟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非凡任务。借经济全球化，妄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接轨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战略图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证。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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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8-190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4
[关键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
引言
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前进，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创举。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弊端，它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更加频繁、不可预测，规模更大，波及范围更广，它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了更加劣势的位置。发展中国家在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做出有力的决策和改变，摆脱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软控制”。
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70年代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涨的困境，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得到西方世界三大政治家的认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总理科尔。新自由主义肯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倡导个人主义，提倡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全球化应运而生。
二、全球化的弊端
(一)发达国家的全球化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统治下的一种“帝国”主义体制。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规律和自由平等原则，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全球秩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如今在西方世界，人权和平等是政治家们的口头禅，可是，这仅仅是思维的惯性，并不是约定的行为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等方面并没有话语权。世界运行在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之下，而这些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是由西方国家联合制定并推向现实的循环运作之中，纵观一系列国际化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其决策层里很少能看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全球化是资本的国际垄断，它建立的是资本的世界累计制度。事实上，全球化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自由。
(二)扩大了贫富差距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实行技术封锁，人才管制，进而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一方面推行贸易自由，赚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等资源由于受到限制从而流动程度较低，对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作用不强。
(三)加剧了金融动荡
在这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二三十年里，世界已经发生两场大型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98年的金融风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市场任意开放带来的产物，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在各方面都不具备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同时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于是全球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大量游资涌入这些国家投机，国家的外汇储备往往很快被劫掠一空，而且造成持续的金融动荡。”开放的后果是，当欧美游资游走于市场时，“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发挥作用，而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也没有了干预的力量，危机在所难免。08年祸起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波及全球。其影响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源于全球化带来的高开放程度。全球化便利了贸易的进行，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交流，却也为金融危机的广泛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加剧了世界的金融动荡。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虽然全球化有其内在的弊端因素，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但是，这一发展似乎都来自于出口的拉动。欧美发达地区消费数额巨大，必须依靠进口才能满足，这也带动了内需严重不足、结构失调的经济体。这种形势，无疑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软控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毕竟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范例，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内需的严重不足，人口膨胀导致的经济总量和平均量的不平衡，发展中遇到的环境问题，法律监管制度的缺失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腾飞阶段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一)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弹性
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必修调整经济结构，改变过去出口带动增长、第二产业“独霸天下”的局面，努力扩大内需，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只有内需驱动的经济体才具有弹性，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只有内需驱动的经济体才可以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增加自己的独立性，增强抗击危机的免疫能力：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强大必须实现的转变和改革。
(二)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鼓励创新
美国企业把技术分为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的几乎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技术的进口永远处于被动状态，一方面别国严格限制高科技的输出，另一方面代价太大。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实现技术进口到自主研发的关键性转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相距真正意义的实现还差得太远。何为科技?其实质不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才、设备和资金的融合，其根本在于创新：人才来源于教育的模式和体制，设备和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因此，要想成为科技强国，必须加大投入，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设备和资金的投入。
(三)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国际化
虽然全球化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整体上它利大于弊，极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进步。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世界这个大舞台，要想改变不平等的形势，只能实现自我的强大和崛起，利用好每一个发展和改革的机会。这就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寻求合适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话语权，包括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谋求职位，参与决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被动等待政策的到来。
参考文献：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利弊
“全球化”是当前社会中各个领域出现非常频繁的字眼，它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关注的焦点。知识经济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到来实际是对传统教育的严峻挑战。当前世界经济在全球联动中。教育的重点不再是传承现有知识，而是创造开发出符合现代社会的新的知识。而现代大学正是要担负起这个任务。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高等教育从20世纪末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高等教育已经被看作是实现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如果不对知识经济给予充分的重视那么它在全球市场中就会落后，而对于处于知识经济最前沿的商等教育，就必须给予更多的重视。
知识经济为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改革的机遇，对我国高教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也会有许多不利因素，如果不很好的处理将会影响并阻碍我国高教的顺利发展。在笔者看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利是远大于弊的，因而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利，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改革，兴利除弊，使我国高教发展更加融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教发展之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定义我国高等教育的功能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大学的功能也发生了历史演变与拓展，高等教育的国际文化交往的功能逐渐显露。可以说交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功能，在这种良性的交往中，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也引进了大量国际资金，推动我国高教由封闭走向开放，促进本土与国际文化的融合。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改革的机遇，对我国高教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一)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教育思想与科学技术，推动我国高教由封闭走向开放。促进本土与国际文化的融合
知识经济首先就是要求知识的传播与创新，通过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到国家小到一个企业甚至个人都认同了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必然趋势，而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播与创新的摇篮，也担负起国际文化交流的重任。高等教育不断参与到知识经济中，更加有利于我国高校学习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办学水平；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经验，避免走国外大学曾经走过的弯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智力资源得到有力的补充；在传承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融入国际各种不同文化。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视野更加广阔，融合东西文化于一体。培养出更适合国际经济交流的国际性人才。
(二)给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良好的机遇，促使我国高教提高办学质量。由刻板的继承走向创新改革
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使得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更加的自由，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逐渐步入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教育大市场，必须同时满足社会的需要和个人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给我国高教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人才的需求使得高等教育重新回到社会的中心，高校也开始吸纳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改变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经济需要的人才不能是千人一面的，而必须注重特色的培养。学生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国高等教育在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同时，更要重视创新，知识的传承不能满足社会飞速发展的需求，只有不断创新的知识、思想和科学技术，才能满足知识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
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教发展之弊
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在积极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清晰的认清我们的国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现实，那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是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本土高教与国际接轨中，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现有的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同时由于在国际间经济交往中国际型新型人才需求增加，并且人才素质要求提高，从而造成了我国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人力资源的竞争压力更加增大；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忽视了社会效益，也忽视了教育的本性，从而造成了高教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教育本性，并且造成高教资源巨大浪费
在知识经济发展中能最快获得利润的专业成为了高校发展的兴趣，这是高校追求经济效益的突出表现。一些高等院校把专注于目前适应市场需要并且能获得更大物质利益的专业，追求暂时的市场效益；忽视了一些暂时不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专业，而这些专业往往是基础性专业，冷落这些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基础学科的研究必将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我们必须认清的一点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不能打破，否则就会违背教育规律，如果高等教育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必然会破坏我国教育的总体发展，埋下深重的隐患。
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深，然而如果只把“知识”与“经济”划上等号，我们的高等教育将会失去它最根本的本性，失去大学的理想。只重视“经济”而忽视精神的后果是隐蔽的，但这却是给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学生将在重技能轻理论的教育下造成知识的悬空，并且更甚至在缺乏人文知识、精神关怀的影响下造成人格的不健全，这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将是一大隐患。
(二)人才培养模式受冲击，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知识经济需要的是掌握国际经济交往技能的人才以及具备最新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因而造成了与此相关的高等教育专业盛况空前的火热。而人文专业或基础性专业的就业情况则冷淡的多。这就造成了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人才培养模式也受到很大冲击。
除了这种集中性的人才需求过热外，笔者认为各国对人才的抢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抢夺人才。一种是企业与大学之间抢夺人才。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人才的全球流动性增强，不少外国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但更多的是我国人才的外流。发达国家在吸引人才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以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争夺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量高层次人才。另外企业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发展，以高新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剧了同高等院校人才的抢夺。许多国际企业纷纷在我国设立了研究机构，吸引我国的高层次人才开展科研。同一课题在企业与高校同时进行，往往企业更能够吸引到高层次人才为其服务，因而大量具有高新科研能力的人才离开了高校，流入了社会企业。这种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教发展之改革建议
任何事物的前进都要考虑内部和外部因素，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内部因素是其自身的制度，外部因素是市场的影响。
(一)内部：树立国际意识，实施高教改革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也就是运用知识创造财富。同时经济全球化也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出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熟练应对的人才。高级专业人才的要求但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多元化要求，教育思想、教育体制都较落后。要适应全球化发展就必须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结构的多样化，高等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经验与成果，包括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体制，学习先进的教育内容与方法等目。
我们不能一味迎合知识经济的需求，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培养符合社会当前要求。急功近利必然是会得到较快的回报，但当前的目标在将来的社会却未必成立，学生在这种片面的教学思想下也会造成人格、能力的部分缺失。这对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指出了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是综合素质教育，“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培养学生实用性的专业知识以及创新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的人文修养和精神关怀，将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相结合，在增强竞争力的同时也实现人才可持续发展。
(二)外部：加强国际合作，减少人才外流
我国始终在为融入国际化作各种努力，许多国际经济组织我国都有积极的参与，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使我国更加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通过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共同实施科研项目等途径，不断扩展与别国的交流与合作，也同时迎接国际间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给我国高等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带来深刻的影响。
高级人才外流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对抑制人才外流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指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当中国拥有能力培养出世界顶尖人才时，我国的优秀学子就不必到外国深造，就会大大降低人才外流的几率。
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加强同企业间的合作，变“抢夺资源”为“资源共享”，创造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平台，主动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高端人才留在高校，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把成果投向企业和社会，达到高等教育同社会经济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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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6
关键词：科技之利科技之弊道德
“科学”一词在梵语中指“特殊的智慧”，其含义随着实际运用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科技这一概念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却像一把双刃剑，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带来了危及地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因为科技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导向作用使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更好的遏制科技之弊，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科技之利
科学这特殊的智慧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来，充分显示了它的魔力，使人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发现和发明使人类逐渐强大起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科技使得人类社会异彩纷呈，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伸，使人类能够探测到更广阔的和更微小的世界；从古代的以步步远到现在的上天入海（飞机、航天飞机、火箭、宇宙飞船、潜艇等），人类已经可以驰骋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各种交通工具是脚的功能的延伸，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甚至月球上也留下了人类深深的足迹；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完善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相互沟通与交流，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地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地球村……科技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物质影响和非物质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历史前进的步伐，领略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无穷魅力。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必将继续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而所有这些变革都将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今天，科学技术对我们人类而言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它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总之，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哺育出的最精致绚丽的花果。它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必将为人类开创美好的未来。
二、科技之弊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冀，但当人类为科技高奏凯歌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科技也有损害人类的负效应一面，对其使用不当也会给人类、给地球带来灭顶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目前面临的全球温室效应、核武器威胁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技的发展趋势具有毁灭人类的潜在威力。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其不确定性因素也在随之增长，加上利益因素的驱使，使处于加速创新中的科技更是伴随着越来越难以预测的风险，可能会造成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失效与颠倒，甚至摧毁整个人类和地球。科技的毁灭性威力，集中表现在人类的两个科技新宠，互联网和基因技术。互联网已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工具，成为影响巨大、最具潜力的大众媒体，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但是，在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信息和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黑色污染”、“黄色污染”、“灰色污染”，使一些人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里不能自拔。互联网的勇士们早就宣布，要将网络变成一种生活，可是，当虚拟替代了真实，作为社会的人的存在也就消失了。
生物技术的日益进步，使得科技这把双刃剑更加锋利。生命科技能够治疗疾病，经过基因改良可以产生更多新物种，另一方面由于它干预自然，使人类可以对生物生命进行“任意修改”，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消除。基因改造的完人究竟是人类还是高科技产品呢？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以往科学计划有很大的不同点，基因技术对人类内在自然的改变更直接冲击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防线——伦理道德，它将产生复杂的人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扭曲，正毁灭着我们的社会基础和精神世界。
另外人类在享受科技进步营造的舒适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很多人没有形成根本的环保意识，从而肆意挥霍和破坏生态环境为我们所提供的一切，造成天空不再蔚蓝，空气不再清新，河流不再清澈，结果是人类被迫面对日趋枯竭的资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不仅影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这是威胁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最严重的问题。
三、科技需要道德
我们提出科技之弊，并不是呼吁世人去阻止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是让世人及时看到科技的双重性，从而采取积极的步骤，趋利避害，消除或降低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科技的负效应追究其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自身，科技的主体是人，它的负效应和人类的贪婪、非理性以及人类社会制度的种种缺陷有关，因此可以说：科技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是人的问题，科技在善的手中，便为善，恶的手中便为恶！因此消除科技之弊，除了依靠科技本身，人类还需要通过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等措施来创建一个科学的防范体系，使一个个单项的技术发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整个体系中得到制约。而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要加强对科学伦理道德的研究，通过道德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类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必须要有一种严格的道德制约。
第二，加强科技伦理的教育，要让科技人员重视伦理问题，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并在科技—伦理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遵循客观公正性和公众利益优先性的基本伦理原则，在科技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建立有效的缓冲机制。
第三，加强科技伦理常识在全民中的普及。相关科技工作者、管理决策者和新闻媒体，应尽可能保障公众对科技的知情权，这样公众才能对科技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通过磋商，对当代科技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四，在宣传伦理知识的同时，建立配套的规章制度。只有建立完善的调节科学工作者行为的评审体制、社会法规和政策制度，并通过这些运行机制获得强制性时，才能有效地吓阻违规行为，同时使遵守规则者获得心态的平衡。
总之，科技不能完全独立地发展，人类的智慧必须时刻关注这把“双刃剑”，才能开辟一条通往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何国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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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7
论文摘要:当前，同一发明创造寻求多国专利保护面临重重困难。发达国家提议建立可授予在全世界有效的单一专利权的全球专利制度，这项制度对我国而言有利有弊。若我国不得不参与其建设进程，可以推动其建立如下方案：由全球专利局授予全球专利权人一个抽象的实施权，效力及于全体成员国，但具体实施权利内容由各国国内法规定。并且在此基础上，争取使其制度安排有利于新技术的使用，同时加强审查员和专利法官队伍的建设。
0引言
专利制度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是专利制度一体化。而在一体化进程中，全球专利制度可提供一体的、稳定的世界专利保护，最受发达国家青睐，也最令发展中国家担忧。全球专利制度，是指可由单一专利局(全球专利局)，根据一部专利法(全球专利法)，授予可在全世界各参与国普遍有效的专利权(全球专利权)的国际性专利制度。发达国家正在为实现全球专利制度作制度上、理论上与外交上的准备，提出了种种制度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大体上具备前述特征，但这样一种制度能否最终实现，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实现，不仅取决于今后几十年专利制度国际化协调的进展。更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与利益博弈。全球专利制度的实现方式不同，对各国的自主创新与专利利益影响也将不同。因而，对全球专利制度的方案对策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提前对全球专利制度的实现方案进行合理分析和提前应对，还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专利制度国际化协调进程．推动进程朝着尽可能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本文在简述全球专利制度并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重点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权利架构方案，同时也提出其它制度安排予以应对。
l拟议中的全球专利制度概况
根据笔者前面所作的研究e，拟议中的全球专利制度将建立起一个现实存在的全球专利局，负责现在由各国专利局承担的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大部分事务：当然这个全球专利局也有可能由若干个区域分局组成．相互分工．共同以全球专利局的名义运行。
全球专利制度的基础建立在一部全球专利法上。专利法可能会对授予专利的3个核心标准——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标准作出统一的规定．同时对其它基本的问题，比如发明创造内容的公布、充分公开的标准、权利要求、诉讼和上诉、专利授予的期限、无效制度、复议和司法审查制度等作出规定。各参与国通过签订协议，承认该专利法的效力，承认依照该专利法获得授权的专利。
在全球专利制度中，所有的申请程序(包括申请、检索、审查、授权)均可在一次申请中完成，检索会在统一检索库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存入正式数据库的文献才能作为有效的对比文献，以改进目前重复检索和检索结果不确定的现象。而且，所获得的全球专利权也不是数个独立的、互相不发生影响的专利权的总和，而是一经授权效力会自然遍及各成员国．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单一专利权。所以在这个制度中，全球专利制度将形成一个稳定的、单一的专利保护模式，申请人不仅可以获得成本低廉、程序方便的全球专利权，而且可以更为便捷地应对侵权。全球专利制度将最大限度地削弱专利权的地域性，是目前可预期范围内最为彻底的一体化授权制度。
2利弊分析
正如发达国家所称，建立全球专利制度，将降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专利保护的申请成本，减少申请与审查程序的复杂性：将彻底避免各国重复审查，减少审查时间和资源浪费：将提供更统一的世界专利保护，消除专利权地域性对经济、科技全球化的阻碍，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但各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全球专利制度的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讲，发达国家收益较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可能将受到损害。
首先．全球专利制度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放弃专利保护方面的大部分主权若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专利制度，可能意味着失去对特定发明是否给予专利保护的主权，对何种技术予以专利保护的主权和对专利技术予以何种保护的主权，判定专利权是否无效的主权，侵权管辖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33例如，目前中国还能利用一些非实质内容方面(如程序、手续)的条件，限制、压缩甚至驳回一些影响围家重大利益的外国专利申请，当中国加入全球专利制度后，在这方面很难有所作为。
其次，若全球专利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方案设计，则会根据美、日、欧盟这3个国家和地区的需求，确定统一的专利权主题范嗣、专利审查标准和保护力度，使各成员国的专利保护水平在较高水准上趋于一致。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水平将被迫提高，某些在发展中国家原本不适于专利保护的主题，可能将被迫按照较高标准进行保护。
最后，全球专利制度将降低申请和保护成本，统一各围专利保护，在发展中同家中，全球专利权的数量可能将远大于目前来源于国外的专利授权量，获得这些国家专利保护的国外发明将剧增。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使用和流通将可能受到较大阻碍，包括“专利地雷”行为，以限制竞争为目的的专利行为等专利权滥用行为．将对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尤其妨碍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创新活动，甚至可能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安全。
但总的来说，对于我国这样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加入全球专利制度的利弊须视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情况而定。就目前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全球专利制度对我国十分不利。但若到几十年后全球专利制度建立之际，我国的科技、经济水平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则加入全球专利制度。可以减小我国发明取得全球范围内专利保护的成本和难度，有助于我国从自主创新中取得垄断收益，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3对策研究
3．1统分结合的权利架构
按照美、日等国家的打算，全球专利权将被赋予在全球专利制度所有成员国内的效力。所有成员国均承认全球号利权的完全效力，一项全球专利作为一个整体，在各成员国具有不可分割的相同效力is]。全球专利权的授予、转让、宣告无效和终止的效力均遍及整个全球专利制度内部，全球专利权的权利内容、期限也在各个成员国内完全相同。全球专利权在整个制度内部基本上类似于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专利权。这样，全球专利制度除需要建立全球专利局负责审查授权工作外，还需要建立超国家的全球专利法庭，以解决全球专利权的无效、转让等权属纠纷问题l6]。这样的全球专利权在消除地域性方面，甚至比物权走得更远．类似于协调中的欧洲共同体专利。欧盟各国整体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专利制度仍然迟迟不能建立，可见这种严格统一的制度安排在具体实施方面难度很大，势必影响全球专利制度的建立进程。各成员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按照统一的专利法，采取统一保护水平，授予统一专利权。如果科技实力相对不强，科技发展将可能受到国外专利权的阻碍，某些关键领域诸如软件、生物方面将受到国际垄断，并彻底丧失利用专利政策调整涉外专利关系的能力。
对此．我国必须提前加以分析应对。事实上，在保证单一、统一的专利权基础上，我国可推动全球专利制度采取以下较灵活的方案，首先，允许各成员国对全球专利权在其国内的效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排除。例如在全球专利权授权后，允许特定国家依照法定理由，排除该专利权在本国的效力；或者仅仅排除该专利权在本国的执行效力，例如失去胜诉权。这样一来，并不妨碍该专利权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单一、统一的专利权。
其次．由全球专利局授予全球专利权人一个抽象的实施权(类似于物权的所有权)，该权利效力及于全体成员国国内，但具体实施权利内容由各国国内法规定。具体而言：(1)由全球专利法规定授权标准和总的客体范围，但各国有权设定本国全球专利权的客体范围。即使全球专利局按照全球专利法授予某项发明全球专利权，也只有当该发明同时列入在本国专利法规定客体范围内，该项授权才在本国内生效．若在范围之外则该客体认定不在本国生效。这就类似于物权领域内，属于某国物权客体范围内的客体才可得到相应的物权保护：
(2)各成员国承认由全球专利局确定的专利权人：
(3)全球专利制度或者不设定实施权的具体权利内容．留给各国确定；或者设定示范性的内容，但规定最低标准。各国承认全球专利制度对客体的认定和全球专利权利，但按照自己的专利政策在专利权客体上设定具体的权利内容，确定专利权保护期限和方式。相应各成员国也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通过立法对全球专利权进行限制．如建立强制许可和合理使用等制度的权力。
具有这种权利架构的全球专利权，保留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全球专利权的基本特性：①某项发明通过了全球专利局的审查，取得了专利权客体的资格．那么这种资格及于各成员国；②发明受单一专利权在不同国家的保护；③发明是否能成为全球专利权客体由全球专利局统--n定。同时，全球专利权在整体上仍是该客体上的唯一专利权。这种发明并不是受多个专利权在各个国家的分别保护．因而，与传统专利权有显著区别。
但具有这种权利架构的全球专利权，与发达国家的提出的全球专利权的具体保护措施不同．各成员国按照本国专利法规定的专利实施权利，对该发明予以专利保护，专利权在各成员国的实现，有赖于各国专利法的具体规定。这就类似于国际物权法中，目前即使是在动产上也被广泛采用的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则。如果某物适用了“物之所在地”法，那么该物上的物权种类和内容由该物所在地的国家法律具体规定。
这种全球专利权方案简化了审查程序．将申请人对同一客体的专利权的效力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制度内部，解决了专利权地域性带来的申请和保护成本过高、审查工作重复、平行进el等问题。同时，又能给予各成员国在专利权保护范围和标准方面一定的自由度，使各成员国可根据本国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范围内确定专利权保护程度，使国家主权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小。
3．2利于新技术使用的制度安排
我国科技发展即使到了较高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与美、日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相比，可能仍然会有一定差距。因而若参与建立全球专利制度，应尽量争取使其具体制度安排有利于新技术使用，如采取较低的专利权保护水平，包括比较严格的创造性标准、对客体范围的严格限制、对扩大客体范围的严格程序规定；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不采取中心限定原则；对说明书设定较高的充分公开的要求，要求说明书中含有最佳实施实例等。
此外，加入全球专利制度后，与现有源于外国的专利授权量相比，我国源于外国的全球专利权数量可能会增加很多，如不适当应对，可能会对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构成巨大阻碍。因此，我国应当重点建设强制许可制度。
在坚持针对全球专利权在我国境内的强制许可主权的同时，要扩大提起强制许可的适用范围。在目前权利人不实施、国家利益需要与依存专利三方面的基础上，应当允许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理由，适用强制许可制度。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作为强制许可的理由，在国际条约中已有体现，~ntRips第31条(k)款不仅承认专利强制许可被允许用来补偿经司法或行政程序后被定为反竞争的做法，而且采取这种强制许可时不必考虑被许可使用人是否通过合理价格和条件得到权利人许可的努力，和满足缔约方国内市场需要的条件。全球专利权人极有可能利用其权利优势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例如附回授条款的专利许可等。因为全球专利权范围的广泛性，其利用专利与技术优势实施商业垄断的能力更强。因而，在我国，应借鉴tRips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在专利法中增加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而进行强制许可这一类型，尽早探索这一类型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以及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制度安排。
3-3有竞争力的审查队伍
全球专利制度的建立，可能会出现多个国家竞争主导权的情况。审查审判能力强、在专利审查实践方面国际影响较大的国家，将会在全球专利制度建设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具体制度安排和全球专利局的审查审判人员设置等方面掌握较大的话语权。这除了有利于本国申请人申请全球专利外，也有助于全球专利制度朝着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方向发展同时，全球专利制度很可能会在全球专利局下设立数个区域分局，而区域分局设立在哪个国家，不仅仅要考虑方便申请人的因素，更要考虑该国的专利审查水平。全球专利法庭也可能建立多个巡回庭．巡回庭设立地点的选择，除了政治因素、方便诉讼人等其它原因外，设立地点国家的审判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我国如果参与建立全球专利制度，必须扩大对该制度建设的影响力，尽量争取在我国建立区域分局和巡回庭。实现这些除了外交努力外，还必须大力提高我国专利申请审查能力和专利审判能力．还应加强审查员和专利法官队伍的建设。
4结束语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对专利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和对专利制度国际协调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针对各种国际化协调趋势的对策，研究还不深入。
目前来看，全球专利制度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化制度方案．得到了众多发达国家支持，但遭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对，甚至在正在进行的国际化协调中，有助于向授予全球单一权利方向迈进的协调举措，也常常会因有利于建立全球专利制度而加以反对。中国有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顾虑，但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创新潜力巨大，未来几十年．跨国专利保护需求可能将大幅度增加，面对包括全球专利制度在内的众多一体化保护方案，是反对、观望，还是参与、推动，推动的话争取建立何种权利架构与制度安排，都不可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具体协调情况，提前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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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8
论文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
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和主体是经济全球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最有利的投资，组织最有效的生产、最快捷的流通，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全球化便成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和运动的一种外在表象，其主要表现为一国的市场、生产过程和资本运动超越一国范围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对接受者来说利与弊兼而有之。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9
人们对于公平竞争惯常性的蔑视，对作弊惯常性的着迷，仿佛他们，真的就发现了生活的“捷径”似的。在作弊者眼中，循规蹈矩者是愚蠢的。但是，直到在一位“非作弊学派”人士，米卢蒂诺维奇，这个“不懂中国规矩者”，来到中国后，才帮助那些自以为高明的人，在“梦寐以求”的真正的竞赛舞台，露了半张“自封牛脸”。
米卢无非是“快乐足球”的提倡者罢。“快乐”问题，点到了中国的“命脉”。在中国，不快乐的事情太多；仅存的作弊快乐，准确地讲，并非快乐，乃是“窃喜”，它不是普遍的、永续的“快乐”，它不能无条件和公开建立，而是与恐惧为伴。米卢将“快乐主义”作为高层次的竞争行为要求，主要优越在三个方面：
1、它比“规则主义”优越。“规则主义”主张社会竞争行为，应当遵循规则。“规则主义”对于本族的人民，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甚至在现实中，已经被“作弊主义”，实现了相关替代。如果要告知社会竞技者“充分、合理利用规则”，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与其是“充分、合理利用规则”，不如让自己随意制定、变更、解释规则，甚至不如用次生规则，去搞乱原生规则。对一些魄力更大一些的国人来说，不如干脆将规则踢到一边，宣布自己说的，就是规则，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裁判。米卢来到中国，如果要象霍顿那样，着迷于足球竞技在“规则下”的“合理运行”，陷入战术迷阵，米卢就不再是米卢，而是一个新的“自西方来”的失败者。中国人民一向讲的是作弊术，显然，在一个作弊大国，不可能顷刻树立起一个可行的“规则主义”的维度。但是，快乐，却是人人皆懂得的感受，是一个可执行标准。虽然规则是重要的，但是规则下具体表现，更为重要。这就是“快乐足球”的直奔主题。
2、它比“属地资源主义”优越。属地资源主义强调，中国人吃猪肉、大米，体质与世界各族人民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凌空射门”、“倒钩解围”、“前锋、前卫、后防三条线”，这些“泛泛的区域性的足球知识”，东方性不适应，是可解释的，甚至是正当的。因此，“可能”中国人，还是沿着“僦鞠”的整法，结合吃猪肉、大米的体质，具有某种必然。属地资源主义，“只想强调”僦鞠的合理面，于是形成了“足球业者爱僦鞠”的“反反僦鞠主义”态度和立场。有人说，这样的人，是一个错位不自知的疯子。但是，对于一小部分僦鞠迷而言，“世界”已经成就了一代心中的本土僦鞠大师。米卢的“快乐主义”，好就好在，管你吃猪肉的，还是吃奶酪的；管你爷爷是玩本土僦鞠的，还是耍弄西洋镜的，现在玩的就是“快乐足球”。因此，将中国足球队队员琢磨自己体质、怀念僦鞠、排斥football、反思“三条线”、规避裁判员和助理裁判员行进路线，耗费在思考、整理上述等等“问题”的时光，节约了出来。由于普遍和平等的“快乐足球”，引发出生活的单纯，单纯引发出专心，专心引发出进步，一不留神，便造成了敝国足球的飞速进步。
3、它比“竞争主义”优越。在中国，讲“竞争主义”，容易进入“斗争状态”。这是和吾国长期的内外“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之磨砺下，人们已经不甚懂得“和平竞争”的实在含义。大家已经将和平竞争，及其形成秩序之可能性，纳入了怀疑范围。人们已经习惯，将竞争对象定位为敌人，因此唯一的成功竞争行为模式，就是厚黑地整。如果要“竞争”，就是指朝对手“护腿板”尚未保护到的部位，飞一只黑腿过去。这种对于竞争的理解，虽然让上帝发笑，继生怜悯，赐给一个吃饱饭生活，即小康状态，但是上帝清楚，这帮可怜人，总会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的人的“小康饭碗”踢飞。基于“竞争主义”，施拉普纳鼓励中国人“象豹子一样踢球”，最后的结果是，多了几只“足球场上的蛮牛”。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如果不踢足球而是“参加革命”，完全可能成为“”、“”。“竞争主义”等于“血战”，而血战，从来就是“短暂成功或失败”的代名词。所以，施拉普纳不得不在中国草草收兵。米卢的“快乐足球”，让竞技者成为了“和平游戏参与者”，它将中国人从“洋人曾以足球欺负我等”的种种阴霾中走了出来，找到了和平竞技中的唯一可能性收获，即参与的快乐。
作为一位“资深球迷”，我与“中国法律”打交道的时间，近似于关注中国足球的时间。社会公民在规则调理下生活，和足球比赛，大同而小异。中国法制问题，转换成另一种表述，就是中国的社会个体、组织与法律规则的关系问题。强调平等遵守规则的“法治主义”虽然重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中国人长期盛行的是“作弊主义”。从法律的制定、解释、运用，多个环节，作弊主义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孟德斯鸠发现作弊成风的本民族，不仅生活性作弊，而且规范性地作弊。在作弊不耻的民族风俗下，作弊主义被命名为“权术”、“谋略”、“懂政治”、“有智慧”，而遵守规则，成为了鄙视对象。在此种风气弥漫的法律、政治、公民社会的情态下，“规则主义”料不能取得和平法治本应取得的成功。在此种困难中，我们也逐渐知道，有人以“僦鞠迷恋”、无关整体社会痛痒的个别性正义构造，替代了平权法治的“法律帝国”。同时，人们也突然发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充分竞争，加剧了暴力的权威，竞争主义的正当性，不断沉落。
改善“中国法制”，逐渐成为必要。即效型的办法，是在克服“规则主义”、“竞争主义”的现实局限下，发展“快乐法制”。所谓“快乐法制”，就是以公民感受，作为法制的标准。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拜金主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随意限制公民自由法制，亦是不令人快乐的。与此对应，公民行为，亦应在和平的原则下，增加可接受程度。面对生活的困难因素，人们需要化干戈为玉帛，变对立为协商。面对公权泛滥的各种具象，法律人要成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和平力量。这就是指，在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以非破坏性的态度，坚决地站在和平一边，逐渐将“为权利而斗争”修正为“为权利而建设”，淡化“斗争”的“血战”的色彩。这是在已经失去了对“斗争”和平性理解的现实下，对“斗争”必要的语词性回避。在法律权利失衡的本社会，为权利而“斗争”，导致“施拉普纳效果”，增加出“为权利而斗争的豹子”。但是，唯有法治赖以生存和支撑的社会和平力量的增长，方是未来社会共同幸福生活的保障。不“快乐”的“斗争”，不会出现“米卢奇迹”。因此，如要加速法制进步，还是要象米卢一样，将法制的境界，直接提升到“快乐法制”的层面，将社会公民的感受，作为法制建构的目标，这需要不断克服作弊主义，尽力避免用法定暴力，增加公民生活的忧伤。
科技全球化的利弊篇10
关键词：青年问题；社会性；时代性；解决之道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082—03
在现代社会，青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现象，其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现代化背景下的青年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青年问题日益复杂，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才能认识清楚。
一、“他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80后青年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叛逆、颓废、张扬、迷失也正在成为90后青年的刻板印象，一些90后青年以“非主流”行为展现青年“整体”的形象。在被表述和自我表述的交互作用中，青年的形象被定型。这种定型是经过取舍的，与真实的青年群体并非一致。一方面，主流社会以“问题”眼光看待青年，青年“先锋”或“非主流”青年以特殊方式展现自身。另一方面，现实中青年群体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社会排斥、分配不公、失业等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直接表现出来，很多青年被迫成为“蚁族”，为生存而奔波，在焦虑中逃避成为一部分青年的真实写照。“非主流”青年的另类行为是“无剧本的随意表演”吗？青年群体遭遇的内部分化等问题到底是青年个体因素使然，还是竞争失利所造成？
在研究青年问题时，首先需要探讨的是青年群体的社会特征。青年群体的社会特征仅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青年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在对比中形成的，其社会特征更离不开参照物的确认。当“我们”成为居高临下的观察者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设置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而带着“问题论”思维研究青年，这种界限会更加明显。以“我们”研究“他们”，这种研究本身意味着：在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区别开来的同时，将观察对象简约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观察，“他们”与“我们”的社会差异被放大，而他们内部的差异被抹杀。在这种相对的环境中，青年问题被归咎于青年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从分辨青年群体的社会性出发，最终却落脚于青年的“生理性”。叛逆、颓废、迷失只是文化及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上的表象，但是由于“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分割思维方式，表象性的东西被视为本质性的东西，成为青春或青年期的附属物。
实际上，青年“先锋”或者说“非主流”青年的反叛也是在这种二元分割的思维范式下进行的。以特殊的行为或言说将自身与所谓的主流社会区别开来，然后将自己塑造成青年的典型和代表，在制造差异（“他们”和“我们”）与抹杀差异（“他们”内部）的过程中，完成了青年形象的创作。
显然，在二元分割思维范式下所形成的上述“问题论”与“先锋论”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将青年本身当成思维的起点。前者强调青年的感性、冲动及心理不成熟，后者则强调青年的活力、创新性和超前性；前者将青年纳入管理的对象之中，后者则将青年视为变革时代的引领者。正是这种二元分割的思维方式强化了青年的社会认同，也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将特殊群体当成问题加以研究，这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并不少见。“东方学”就是例证。当古希腊延续而来的欧洲人被视为高高在上的“文明人”或“正常人”时，东方人就成为一个问题，成为反衬“文明人”的“他者”。所谓“问题”并非源于研究对象，而恰恰在于研究者的“问题论”思维。“我们”（欧洲人）被想当然地塑造为常态，与“我们”有差异的“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问题”。因此，东方人的“问题”是东方学研究者取舍出来的，并非真正的问题。在民族觉醒和独立的时代，过去的“他们”从研究客体中解放出来，以主体的态度看待自己，并开始以“我们”研究“他们”，将“他们”视为“问题”。这种反向式研究并没有超越东方学的范畴，只是置换了位置而已。以民族主义反抗民族主义，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相反这种对立将真实的问题予以消解。
青年研究同样面临如此境遇。以“问题论”思维观察青年，所谓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青年反过来以所谓主体或自我意识对象式地看待社会，以“非主流”对抗主流，这同样是一种“我们式”的取舍，没有超越“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无论是反叛、另类的“非主流”还是引领时代的所谓“先锋派”，他们的取舍和对抗其实没有逃脱社会设置的框架，不能起到真正的纠正作用，反而从另一端将特定的思维方式固定下来。因此，这两种相反的取舍不但有着共同的思维基础，也有着相同的社会效果。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分立之下，将社会性或时代性的问题转化为某个群体的问题。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绝非青年自身的问题，但在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之下，人们却将问题在不同群体的表象当成本质，看不到外在差异背后的同质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认识青年问题的思维障碍。只有去除“我们”先入为主的己见，去除“我们”思维中的问题，“他们”才不会变形，青年问题的本质才能显现。
二、青年问题的全球性与时代性
青年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正在以全球化的方式扩展。无论是伦敦骚乱中的“虚无主义青少年”（《每日邮报》的称呼）还是中北非的愤怒青年，无不显现出群体性特征。同时，失业、群体性焦虑等成为困扰青年的全球性问题。青年问题正在成为与全球化、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只有在去除“我们”与“他们”的分立思维范式之后才能被清楚地认识到。青年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在青年群体的表现，青年所体现出的叛逆、违逆等特点绝非系统外问题，青年对社会的抵制没有跳出时代主导价值之外，“他们”与“我们”的对立以及所谓的代际冲突其实都是全球化时代或现代性内含的问题。主流和非主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划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表征，但却不能将其视为认识的起点，因为这种划分忽视了差异背后的同质性，将主导文化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当成问题的本质。
在青年问题上，代际冲突一直为学者所关注。青年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被视为代际冲突的原因。但是，这种价值倾向并非青年群体所独有，而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代际冲突并不是青年自身造成的。一些研究认为，成功欲与社会机会的缺乏被视为青年叛逆与挫折的原因。但是，崇尚成功也并非青年群体所独有。人人追求“成功”，人人扩充自我，必有相应的竞争和争夺，社会分化和机会缺失也就成为必然。日本畅销书作家三浦展用“下流化”（向下流动）描述日本青年面临的困境。这种“下流化”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写照，并非只出现在日本，也不只是青年独有的问题。多数人的“下流”与少数人的“上流”是当今主导价值及其对应的秩序中内含的，在竞争失利（市场）与社会排斥（操纵市场）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中间层的“下流化”成为必然。因此，“下流化”是在人人都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完成的，它并非青年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排斥与分化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虽然表现为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弱势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是社会主导价值主导下的同质性差异，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人志于“成功”，必然出现“优”胜“劣”汰。“优”是排斥的结果，“劣”是被排斥的结果，优劣之分实际上是同质性的差异，没有脱离主文化的支配。在主导文化支配下，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本质性内涵。所谓青年亚文化特征，是主文化在特殊情景、特定群体之上的表现，与强势群体或精英一样，只是社会性的标签。无论其表现为叛逆或是沉沦，都没有脱离主文化，它不是主文化的瓦解者，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对主文化的确认。因此，在群体分化的背后，存在一以贯之的东西，而这正是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本质。
法国社会学家拉葛雷在其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中，主张以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作为研究青年问题的逻辑起点，以全球化与现代性作为阐释青年问题的背景。①其实，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正是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没有与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脱离。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性“同时产生出解药和毒药”②。现代性是与“祛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祛魅”的同时却套上了欲望的枷锁。“理性”被欲望支配，建设与破坏、发展与对立、成功与挫折、秩序与反叛、文明与野蛮同时出现甚至互为因果，人的欲求和创造力同时被解放，知识技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人的心灵贫困日益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处于严重对立之中。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社会犯罪并没有随着人类创造能力的提高而消失，社会的混乱并没有随着严密的管理而减弱，现代性的成就及其代价都是全球化这一时代主题所内含的。当现代性以全球化的方式扩展之时，其内在问题也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青年问题的系统性就越来越明显。贫困、失业、社会性焦虑等实际上是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表现，它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得到缓解，但却不可能在没有触及现代性价值基础的前提下得到系统解决。群体之间的疏离与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样，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内含于现代性之中的结构性问题。
拉葛雷认为，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已经无法认清青年问题。③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应该看到，青年问题是社会系统问题的体现，而这个系统在当今时代是全球性的。把握青年问题的本质必须与全球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青年问题是社会结构或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青年是社会问题的承受者而不是制造者。由此，将青年视为认识问题的起点，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以区域或国家为单位分析青年问题，就会忽略问题的关联性，看不到问题在区域之间的转移，也看不到表象背后的本质性东西。
古人用“时弊”概念表述社会问题的系统性，其中的内涵非常深刻。所谓“时弊”，就是时代之弊，是以时代主导价值为主线的系统性弊病，它强调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共时性。如在腐败泛滥之时，各种社会犯罪也大量发生；在青年问题日益突出之时，家庭不稳定、代际矛盾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国家、区域间严重分化之时，城乡对立、贫富分化也非常严重；在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人类与自然、与后人的关系也严重对立。这些问题的同时出现，与时代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各种问题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但在本源上却有一贯性，古人用“时弊”表述这种问题的交织状态，其“时”有很深的意义。这时，无论是青年问题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触及到系统问题的本质，否则只能是对症状的压制。
三、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
将社会的弊病归咎于个体，将社会治理的问题简化为管理问题，这已经成为对策研究的通病。在青年问题研究中这些问题也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行为主义矫治直接用于青年问题，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混淆问题青年与青年问题。第二，将青年亚文化视为传播问题，归咎于青年群体，看不到其与主文化的同质及共生关系。第三，将青年问题的解决看成是技术性问题，看不到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策性研究与问题的本质相脱节，成为有固定套路的写作格式。
实际上，把握问题的本质就包含着解决之道，在没有触及现代性和时代本质的情况下，所谓的对策无法逃出“时弊”的框架之外，被问题所支配而不是解决问题。青年问题虽然不是社会问题的全部，但它却是社会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其产生的原因、影响及解决之道都具备社会性和系统性。只有“沿其源、寻其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古人说：“天下之弊，常相仍而无穷。善去弊者，则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穷其病之所由起。故革一弊，则百害为之皆除，治一病则百病为之皆愈。不善去弊者，不沿其源，不寻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老，而其弊终不可得而去。”④社会问题总是相互关联的，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去认识，从而发现各种问题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仅从点和面的角度看问题，仅仅从压制症状上下功夫，就会“灭于东而生于西”，解决一个问题，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系统问题必然表现在系统的各个环节，即使是局部的弊病也会传导到系统的各个环节之中。如果对治只停留在局部，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朱子区分了时弊和法弊的概念。他认为：“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⑤“治之法”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善管理方式予以解决，但是与人心（时代的主导文化）相关的问题，却不是单纯的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在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共时性中发现本质，这就是“时弊”观。这种系统观或整体观并非“综合治理、集中整治”，而是在时代弊病中把握其本质性的东西。在古人看来，各种社会问题，“虽纷纷而不一，而其大端大抵出于奔竞”⑥。所谓奔竞，是指奔走竞斗，交互争利。如果钻营奔竞成风，必然产生兼并、侈靡及族群对立等问题。太虚大师将近代以来的主导文化及价值概括为“纵我制物”，即“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⑦。太虚大师所揭示的时代主导文化其实正是内含于现代性之中的。一方面徇物制我、纵我制物，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制度安排制约其破坏性；一方面制造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寻求秩序，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也将问题秩序化。在青年问题上，如果以青年的亚文化为出发点，看不到时代主文化的本质，就无法真正找到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
古人说：为治不可有所惩。“有所惩，则必有所偏。故方其惩也，唯恐其弊之复见也。”⑧所谓惩，是指偏于一隅而惩治过错，仅提出具体对策而不触及系统问题的本质。青年问题内含于现代性或现代主导文化中，涉及到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层面，绝非“集中整治”所能解决。如果“治之法”与“治之本”脱节，脱离整体而矫治局部，“弊之复见”是必然的。总之，青年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整体面貌的改善，针对青年问题的具体措施必须有助于社会系统问题的解决。否则，就仅仅是转移问题的表现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