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监管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7-0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银行业的监督管理面临着专业化、国际化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虽然银行监管部门在体制上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实现了金融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强化了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但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银行业监管目标模糊
在监管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业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为实现宏观目标服务，为保持币值稳定，相应调节货币政策工具。而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则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重点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银行业监管目标多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作为监管目标，这就使得两方面的监管兼顾不周。银行业监管在保障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同时，还要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公平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将银行业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视为同一目标，过分抢夺了货币政策目标，忽略了银行业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银行业监管的功效。
二、银行业监管内容狭窄，手段单一
银行监管形式主要有银行业内部监管、外部监管、银行业的自我管理以及社会监督。手段主要有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相对而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方式却较为单一，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为主要方式，行业自律组织极为少见。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而社会监督机构也尚未形成对商业银行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银行业监管专业性不足
监管工作信息未能形成专业化系统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监管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监管档案未形成电子化自律加以管理和使用，没有一个平台能提供被监管机构的情况全面的历史资料，仅能依据曾经管理过的监管人员的经验来了解被监管机构的历史情况。
在银行监管中，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业务的监管队伍。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发展和市场背景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不足表现在监管人员并非经过特定的培训，只要有一定能力，均有可能被配备到监管岗位，只要工作需要，人员就有可能被调整到另一个岗位，而专业才能很少被提及，更没有设立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银行业监管组织缺乏有效的配合
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一方面，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对象和计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时间不统一，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在事后也无法做到及时交流，极大浪费了监管资源，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大部分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和完备，甚至存在一些恶意虚假信息，使得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对商业银行的分析和判断出现混乱和偏差，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五、提高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对策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发挥银监会新的管理体制的优势，拓宽金融监管覆盖面，实现本外币、境内外金融机构、表内表外业务、现场和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建立被监管机构档案，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完善日常监管、风险预警、资信评级、监管责任制度体系，增强监管效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以新业务、新知识培训为重点，努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坚持持续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原则，努力发挥监管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2.加强监管合作
加强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者间的联系、协调与合作，增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合力和实效。三大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增强金融机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明确报告与披露的基本数据、指标、范围及时间频率等。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综合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有关信息质量的公告制度，增强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大家力度，以过硬的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质量与国际金融接轨，建立有别于中介机构公司治理评级的监管部门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3.加强金融立法，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规
我国要继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一是对照已有的金融法规，认真结合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要求，制定我国详细、全面的金融监管实施细则，突出可操作性，以确保监管工作规范、统一。二是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务实际，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尽快制订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法规，可建立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乐,权永辉.金融危机背景下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对策建议[J].海南金融,2010(09).
金融行业监管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內部控制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来自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网络金融的挑战，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金融监管措施不力。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二、金融监管趋势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二)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三)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四)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稳
定协调机制，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工作，使其监管向功能型发展。人民银行要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通过立法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金融协调委员会”可以对三个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其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磋商，及时交流监管信息，界定业务交叉中的监管职责，解决分业监管中政策协调和配合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改进监管方式。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四)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题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
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银行公会、美国的基金联合会、台湾证券投资顾问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我国金融公会组织尚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工会在行业内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在金融监督与矫正方面的成本。
金融行业监管篇3
一、法制化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目前反映出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除了违规操作衍生交易，呆账坏账率偏高，金融诈骗严重等国际共同的金融风险外，还具有主体资格不健全、部分金融机构资本率偏低、过度同业竞争、信贷资金违规炒作、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等问题。中国现有金融风险隐患的成因，不外是体制的不健全与法制的不完备两个方面。
从体制方面看，中国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其中，中央银行完全进行间接宏观调控的条件尚不具备。其一，国有商业银行短期内很难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为特征的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其二，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呈现出资产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是市场运行机制缺乏完整的制度模式和架构，以至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些不正常现象若长期存在，并最终危及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法制上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起步甚晚，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可以说是形成中国金融市场风险隐患的更为主要的原因。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因此，要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应以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为最终目标，必须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建立金融市场秩序，协调金融关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而这些只有在金融法制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二、金融风险防范与法律监管体制设置原则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其中枢地位，要求国家必须担负起金融管理的责任。而国家要建立和健全金融市场，必须遵循一定原则以维系金融法制的统一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一是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强化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传递中枢。二是以竞争机制为手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适度竞争”使市场保持一定活力，实现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依法明确界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并针对不同行为的特点分别实施监管。四是与国际惯例协调，在中国各项监管制度应与国际金融业通行作法保持一致。
按照以上原则设置的监管体制，就是以央行监管为主、金融行业协会自律为辅、中介组织协助的协调体系。不同的监管主体应取得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职能权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程序构成中国的央行式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法律应赋予央行金融行政立法和金融行政执法的基本权限。行业自律组织则在接受央行管理和指导的前提下，充当央行与金融机构间的桥梁和纽带。中介组织则通过协助方式为央行进行监管工作。
三、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以央行为主的法律监管制度要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清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不足而发挤兑风潮。如新加坡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社会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事后补救措施。它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将其吸收的存款按一定保险费率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投保存款机构经营破产不能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代为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序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研究。
2.建立央行最后援助制度。在竞争下，金融机构因受各种金融风险的侵袭，因而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发达国家一般建立了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即中央银行对仍有偿债能力、但已无法从贴现窗口和货币市场的正常渠道取得资金的“问题银行”提供紧急财务援助，以协调其解决暂时的财务困难。这不仅是中央银行的职责，而且也是其进行金融监管的“第三道防线”。当前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后紧急援助制度实属必要。可供选择的做法有：第一，对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有偿债能力的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第二，对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第三，对在金融业中占有较大份额、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稳健的金融机构对其实施强制兼并。以上操作，中国人民银行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要求而逆向操作，否则将会使金融机构丧失竞争的外在压力。
金融行业监管篇4
本文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2010交银博士后金融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经主讲人同意，本刊予以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资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4-02
一、金融创新的动力和路径
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商业银行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这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资本充足率的新要求加大了商业银行股本融资的压力。在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巴塞尔协议Ⅲ》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2015年初，全球各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从现在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从现在的2%提高到4.5%；同时还要求资本防护的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风险资产的2.5%；一周期的资本缓冲要达到2.5%。按照这样计算，商业银行要达到安全经营，其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12%-13%，这加大了商业银行股本融资的压力。
其次，信贷扩张受到制约，直接金融比例必须提高。中国的货币超经济发行是客观现实：前30年，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在不断推进，2000年前，我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吸纳了超经济的货币；特别是2000年-2005年股市的大发展，房市、住宅的商品化，大量商品进入到市场中，吸纳了很多超额发行的货币；2008年-2010年的平均货币供应量超出GDp+物价9个百分点，这极大地透支了未来城市化过程中新的资产投入流通、吸纳超额货币的能力。当前，中国的m2已经是GDp的2倍，这种货币扩张态势不能再继续下去，未来的路只能是控制货币、搞活金融。控制货币就是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当前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以及我们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决定了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高，不可能再这样无限地创造货币，要依靠直接金融，必须要创新。
最后，上市银行面临极大的利润压力。如果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制约，资本充足率要求面临提高，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提高资本回报率。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资本充足率提高的要求以及信贷扩张受到的制约。
商业银行减轻资本压力，增加利润来源的路径选择有几条：首先，腾挪资产，提高资产的运作能力。在资产总规模受限制的情况下，只能做结构调整，通过信贷资产的转让，如买卖贷款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实现；其次，发展不占用或少占用资本的中间业务；最后，资本创新，优化资本结构，充分发挥一级核心资本的作用，合理配置附属资本。现在《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资本结构，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非常好，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给了我们充分发展附属资本、调整附属资本结构的余地。我们除了重估储备和一般准备运用得比较好以外，优先股、可转换债、混合资本债、长期次级债，这四个工具在中国还远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还值得开发。
二、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
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对商业银行创新产品的监管？
首先，法律关系分析。要弄清楚产品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关系、股权关系还是信托关系；其次，风险承担和风险转移分析。这个产品是谁在承担风险，能不能转移风险，转移之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再次，全面的风险评估分析。产品有信用、市场，操作和道德风险。在风险转移产品中，道德风险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次，按上述风险分析和评估确定风险拨备要求和资本占用要求。《巴塞尔协议iii》对几乎所有的风险都要求风险拨备，对银行所有的业务都提出了资本金要求；最后，金融产品是千变万化的，要弄懂所有的理论不容易，关键是产品信息披露，确立产品信息披露的方式与范围。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动员投资者和市场，依靠投资者、市场的自律和监管者共同来监管这个产品。
我们来分析一下银行的产品：第一类是商业银行综合理财服务。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接受客户委托和授权；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向特定目标客户群销售。在约定的先期条件下，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有三类：保证收益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计划。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可以算结构性存款，银行在通过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筹集资金并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创造了货币，因此不管其超出本金部分的风险是由客户承担，还是由客户和银行共担，本金部分都应该征收存款准备金，而且它所有的贷款都应算在贷款规模之中进行控制，这样才有利于宏观调控。保本浮动收益计划，除了应当把这种产品的存款和贷款算在传统业务中来核算和控制以外，浮动部分的资产运用应当按风险资产的方式计提准备金和风险拨备。非保本浮动收益计划产品是典型的投资基金。迫于当前中国机构监管而非功能监管的现实，目前并没有将这类银行理财产品归到基金法里去加以规范，但银监会应当对其操作风险计提风险拨备。对于信息披露，我们除了要求所有的理财产品披露资产的变动、收入和费用、期末的资产估值外，更应该要求理财产品披露其资产组合。目前银行为了推销理财产品，基本没有对客户进行评估，因此银监会应进一步规范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对客户的评估和最低销售额的要求。
第二类是信贷转让。各个银行地理位置、贷款的客户群、资金来源不同，因此银行之间的信贷转让是一类值得发展的产品。信贷转让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道德风险。银行间在签署贷款转让主协议时，如果做了独立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贷款风险是可以完全转让的。反之，监管当局应要求银行作风险留存，并计提相应的风险拨备和资本占用。如果信贷转让给了信托，就要求实现贷款的真实转让，而不能有回购协议。一旦有回购协议，监管当局应当加大转让贷款的风险权重。我认为，贷款转让给另一家银行，会占用贷款规模；贷款转让给信托，只要是真实转让，并不会创造新的货币，因此信贷转让并不会对宏观调控造成影响。
第三类产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引起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祸害就是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在此基础上再次证券化出现了CDo，又在CDo的基础上衍生出了CDS。在此过程中，用分级的方式做证券的增信，把证券分成a、B、C三个等级，把C级留在销售机构的手里，就认为增信了，认为C级债券的风险都是由银行来承担的，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SpV销售出去了，当时还特别强调完全真实出售，移出表外。这次的巴塞尔协议对于真实出售也表示了不同意，提出只要还存在控制之内就要求资本计提和风险计提。我想我们能否把信贷资产证券化分级增信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提出来，而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分析。目前是由市场机构对信贷资产质量作评估，按照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率确定C级债券的比例。如果不要求对SpV进行并表监管，那么能否对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分级提出强制性的监管要求，强制性要求银行留存一定比例的风险，并对风险留存计提资本和拨备。这会极大地增加商业银行的成本，但也是防止资产证券化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三、金融产品创新的指导思想
现在银行业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其并非产品需求的供应方，而成为了产品需求的制造方。金融是一个服务业，不应该太主动地去制造需求，而应该了解客户，发掘客户需求，并帮助客户满足需求，这样才能够实现双赢。银行就是一个中介机构、服务机构，不应该做自营业务，成为客户的交易对手。沃尔克原则是对的，但由于华尔街的力量太过强大，沃尔克原则在美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金融机构设计产品时应当把市场上的需方和供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服务经济，这是第一个原则。
坚持衍生产品可透视原则。如果看不见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是什么，就看不见风险的真正承担者是谁，就无法控制风险。如果监管当局对看不见基础产品的衍生产品，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或风险拨备要求，就能限制衍生产品只做到二次衍生，而不能做到三次衍生。
坚持让客户可认知的原则。银行在让客户对理财产品可认知方面做得太差，对于理财产品客户的风险教育有时是形同虚设。银行的理财产品之所以有那么多缺陷，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理财产品上一旦出现风险，银行有条件悄悄替换资产，给客户补偿的余地。
金融行业监管篇5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历史，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分析，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法律，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高潮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网络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电子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内容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经济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金融行业监管篇6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整个世界经济收到了猛烈地冲击，世界经济一度瘫痪。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同样危机世界经济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聚焦到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银行监管。中国银行监管制度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监管问题有应该做何种改变呢？本文将探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国际银行监管的指导文件巴塞尔协议，总结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启示。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衍生品
巴塞尔协议
金融监管
一、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衍生品
金融机构将来自各行各业的贷款进行打包而后分割，将这些本不同类的贷款组成一种新的金融衍生产品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这些原始贷款可能任意类型的贷款，总之购买CDo的人或机构一定搞不清楚所买的产品是由什么构成，也不知道自己的钱是贷给了什么样的人。评级机构会给这些CDo打上很高的评级，这样甚至没有人会在乎自己所买的产品究竟是什么组成的。
（二）金融系统中的败德行为
首先是被美国政府授予垄断经营权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公司和惠誉公司。长期以来，这三家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受到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可，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但是面对导致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CDo时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那么公正。
金融机构的经理人已经忘掉了自己对客户的信托责任，导致了在委托与的关系中，委托人存在着信息劣势，而人存在信息优势，从而导致产生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和道德风险（moral Harzard）问题。经理人随后完全不对其委托人负责，只在乎自己的交易量和利润额。
二、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
（一）资本监管新框架
一级资本作为能够无条件地吸收损失的资本，其主要构成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另外巴塞尔协议提出了核心一级资本的概念，并将其规定为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共同构成的资本。其次，巴塞尔委员会针对提高资本监管的灵活性，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监管框架。第一层的监管是对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提高，全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下限提高到6%，总资本要求最低8%。第二层资本监管中，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作为银行衰退中用于缓冲损失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并确定最低为2.5%。第三层监管框架即为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以此来降低长期商业银行运营的顺周期性。监管框架第四层是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附加资本。
巴塞尔3对于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做了详细解释：“分子项资本目前暂定为巴塞尔3中重新定义的一级资本，分母项风险总额包括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和特定的表外资产。”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框架
巴塞尔3向全球监管体系引入了两个独立并互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定量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及净稳定融资比例（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两指标实现了在流动性监管中的差异互补，对风险进行了尽量充足的覆盖。两指标在时间维度的侧重上存在不同，流动性覆盖比率主要集中在短期流动性风险的防控，加强银行在特定的压力情境下30天内的现金流动能力。净稳定融资比例在长期上加强商业银行资金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和业务融资的合理性。
（三）宏观审慎监管
巴塞尔3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通过风险相关性分析等手段来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正常地运作与发展的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弥补微观审慎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一是可以防止顺周期性使得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加大，二是可以防范微观审慎监管不能防范的“共同谬误”。故巴赛尔委员会构建了一套保证商业银行稳健运营的工具体系，其一是逆周期缓冲来加强单个机构的弹性，其二是抑制过度信用增长和保护整个经济体和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启示
（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统一监管和事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多种因素最终导致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而无法挽回，但在其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监管当局的重视。之前所沿用银行业一贯的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全面彻底地抵制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对金融体系整体的风险负责。
（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跨市场监管机制
因为当今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跨市场间的金融产品普遍存在于市场中，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显得日益重要。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来说，金融综合化还不完善，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就更应该在发展的初期打下联合协调监管的基础。加强监管机构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必要时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
（三）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金融监管系统落后于金融创新的步伐，那就极易导致金融风险。而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又加大了监管的困难。所以在金融创新监管中，首先要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要求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完全暴露其风险；其次加强金融创新的审查，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资本金要求；最后是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改正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四）注重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加强银行业的跨境监管
金融的全球化导致了风险的全球化，如今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会因为蝴蝶效应在世界上不断放大。这就要求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大对跨境业务的审查和管理。一方面，对我国银行在外业务进行严格管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跨国银行在我国市场的金融业务的监管。但只有加强自身监管还是远远不够的，要与各国监管机构进行协调和合作，实现跨境监管。不仅要监管金融跨国集团在我国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还要通过国际间合作监管该公司的母公司或集体整体。
参考文献：
[1]次贷危机课题组.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金融行业监管篇7
我国银行业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
央行提出社会融资总量概念并修订m2口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发生变化。鉴于商业银行表外贷款和非金融机构融资规模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长期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2011年初人民银行在其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这一指标纳入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发行、非金融企业股票发行、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及其他金融创新等多种融资形式。目前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经非常庞大，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以数量工具为主，而非价格工具，这和发达国家更多依赖基准利率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数量化的调控必然要求调控对象的精确化。从历史来看，央行往往在固定时间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并根据数据情况适时实施调控。但近年来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银行体系外的直接融资比例增速很快，其他信托贷款等各种形式的融资规模上升，新增人民币贷款指标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因而，为了精确定位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强化货币政策效果，需要引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补充指标。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总量中仍占据较大比重，调控银行信贷仍是央行重要的政策目标。从过往做法来看，央行主要将货币供应量指标m2作为货币调控目标。但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第三方支付已经成为市场上重要兴起的支付形式的背景下，修订并扩充m2指标就成为央行面临的现实选择。根据央行设计的具体方案，扩充后的m2在现行现金、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计算口径之外，还将增加了一些口径。例如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存款性公司的存款、住房公积金存款、委托存款，以及实体经济部门持有的银行理财、外汇存款、地方政府存款等。近年来，中国金融创新呈加速之势，很多金融产品实质是银行存款的一种替代，例如处于繁荣中的银行理财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存款替代工具的出现，导致传统的m2统计口径已经不能真实反映货币流动性的创造。事实上，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一直对金融市场的关注程度不高，但近年间国内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居民的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以及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占比迅速扩大，导致传统统计口径造成了对货币供应量的低估。这客观上要求央行革新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监测并反映这些金融创新的内容，以便增加货币政策的针对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和m2的扩充统计，将使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作为政策调控的关联方，商业银行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对自身的影响。
央行取消贷款规模转而采用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工具，银行信贷管理和调控方式发生转变。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企，全年Cpi达到了3.3%，超过了政府此前预设的目标值。尤其是下半年Cpi节节走高，并呈难以控制的势头，并迫使政府将2011年Cpi的控制目标提升为4%。在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政府当前工作首要任务的背景下，为了从货币政策角度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冲动，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从2011年开始，人民银行一改以往在年初匡定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做法，转为采用动态差别准备金率进行信贷管理和调控。鉴于历史上每年年初银行业信贷投放的冲动较为明显，银行对于信贷规模管理往往能够变通执行，在央行的信贷规模管制并不十分有效的背景下，动态差别准备金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转变银行信贷管理，有效体现监管当局流动性控制机制的常规工具。
根据人民银行的计算方法，
动态差别准备金率=银行稳健性调整参数×(按照宏观稳健审慎要求测算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实际的资本充足率)
这一式子反映出央行还是将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银行信贷行为的主要参考因素，并通过对稳健性参数的调整，区分针对各类银行的具体监管行为。具体而言，银行稳健性调整参数主要考虑银行的稳定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稳定性状况主要用流动性、杠杆率、拨备率等指标和年度审计结论，以及信用评级变动、内控水平和支付情况及案件等因素进行衡量。至于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则用银行的信贷投放领域，“三农”及中小企业方面的信贷投放等进行衡量。在计算公式中，按照宏观稳健审慎要求测算的资本充足率为8%的法定最低资产充足率、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和逆周期资本缓冲三者之和。而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变革中“巴塞尔协议Ⅲ”引入的监管指标。根据央行的设计，确定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将考虑一系列因素，如银行资产规模、金融市场关联程度、交易对手种类及交易量、市场份额、客户群体影响程度以及替代性(提供支付、清算、托管等服务)。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涉及到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确定，目前主要为工农中建交，其他银行是否列入这一范围则以交行为分界参照系确定。而对于逆周期资本缓冲，计算公式为：
逆周期资本缓冲=银行对整体信贷顺周期的贡献度×[银行贷款增速-(GDp目标增速+Cpi目标增速)]
其中银行对整体信贷顺周期的贡献度，参考全部贷款/GDp的比率偏离长期趋势值的程度和银行对整体信贷偏离度的贡献两个指标。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的提出，体现出央行希冀借助这一指标将资本充足率监管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起到抑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和波动，回收过多流动性的目的。虽然这一指标一度被认为过于复杂，操作也不够方便，但央行运用其作为新的信贷管理与调控手段的意图并没有因此改变，商业银行势必需要关注这个指标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
银监会启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工具，银行业面临新的监管框架。我国的信贷调控一般由央行制定规模计划，再由各银行执行，而很多年份商业银行均突破了这一指标，调控效果存在差异。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政策信号来调节预期，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足以立竿见影地遏制商业银行投放冲动，这也是央行开始创新调控工具的原因。而鉴于银监会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微观风险监管方面有更多的指标和手段，可以在特殊时期有效调节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和行为，更能直接控制效果。如2009年银监会在银行信贷投放大潮中实施了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手段，对于银行业在快速扩张中守住风险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保障信贷均衡投放的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和稳健经营。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银监会首次被赋予了信贷投放的调控职能。根据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趋势，以及“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的现实，银监会自2010年底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型监管工具，主要涉及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四个监管工具。与以往相比，除了资本充足率之外，其他三个指标均是首次引入，属于新的监管指标。如对于拨备，目前国内普遍使用拨备覆盖率来衡量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多数大型银行计提比例已经超过150%。在此基础上，此次又引入动态拨备率指标。这一指标定义分为拨备/信贷余额，初步的监管指标设定为2.5%，并对各类银行达标指定了期限。另外，此次引入的杠杆率指标定义为银行的一级资本除以表内外总资产。其中表内资产按名义金额确定，表外资产则通过换算纳入表内计算。而更为细化的是，对于非衍生品表外资产按照100%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转入表内，对于金融衍生品交易采用现期风险暴露法计算风险暴露。至于流动性指标，则用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衡量，这一指标主要用于维护银行的流动性不至于因为“黑天鹅”事件受到影响。可以预计，银行业采取新的监管指标体系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约束将更为具体，对业务方面的影响也将较以往更为明显。
金融监管新格局下银行业的策略应对
资本充足问题将成为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资源，这将促进银行业经营更多地考虑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在新的金融监管格局下，资本是商业银行最重要资源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如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一大创新，就是在差别准备金率方面引入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甚至将其作为重要考量指标，银行若要避免被执行差别准备金，要么减少贷款投放，要么只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或稳健程度。两相比较取其轻，银行要赢利就难以减少信贷投放，那么资本充足率就成为重要的业务保障。通过此举，央行完美地将资本充足率监管与货币政策相结合起来。可以预期，差别准备金率将成为今后央行制度化和常规化的政策工具。同时，银监会的四项新型监管工具也首先强调资本充足率，这使得对于资本的消耗考虑将成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要关注因素，今后银行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从国际层面来看，2010年末的“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了由普通股和利润留存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指标，要求不得低于4.5%，并将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6%，而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二是为平滑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带来的银行资本波动，引入资本缓冲运行机制，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资本留存资本缓冲，以及与信贷过渡增长挂钩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目前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各项监管工具的逐步落实，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逐步增加是一个趋势，银行的资本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短期看，由于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实力较强，流动性充足。如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12.2%，比年初上升0.8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比年初上升0.9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末，281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符合“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表面看起来形势似乎比较乐观。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国内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轻，银行对公业务仍占据业务份额的绝大部分，导致银行的资本消耗仍很大。我国目前属于“巴塞尔协议Ⅱ”与“巴塞尔协议Ⅲ”同步实施的时期，今后一段时期也正值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严重不确定时期，银行发展中面临的资本约束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必须特别关注银行业的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问题。如果银行的资本管理工作赶不上，此前信贷扩张的势头将就此打住，银行的高速赢利势头势必受到抑制。
银行业目前强调发展中间业务的战略受到挑战，现有发展思维和业务结构可能发生改变。银监会的动态拨备率和杠杆率两个指标的计算对象均以银行的全部资产余额为基础，这可能会影响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战略。如，不同于现行的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即将启用的动态拨备率指标以银行全部信贷余额的2.5%计提。另外，杠杆率指标的计算基础也明确为银行的表内外资产，表外资产也需要按照一定系数折算到表内。这两个指标的引入可能会引发银行对于发展思维和业务模式的重新思考。例如，现在各家银行强调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协调发展，纷纷大力发展零售业务，目的既是提高中间收入占比、改善收入结构，也是寄希望于通过发展零售业务降低资本消耗、缓解资本压力。但如按照动态拨备的监管要求，对公和对私业务均一视同仁，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一些优势将不可避免的丧失。另外，由于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入，表外资产变得越来越复杂，表外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一项重要的中间业务。而杠杆率指标在防止银行从事大量表外产品交易引发的风险，特别是复杂衍生品投资所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可能降低银行从事表外业务的积极性，并进而导致各银行中间业务战略的改变。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引入的新监管工具，保持了国际监管中强调前瞻性和长期稳定性的特征，但这也会造成银行的放贷行为受到一定干扰。新的监管框架在加强银行风险控制，指导银行科学合理进行信贷投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将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尤其是对于贷款效益相对低下的中小企业和涉农服务，未来银行可能会表现得比较谨慎。再加上中国银行业股东分红结构和未来再融资的情况也将会被新的监管指标所改变。这些将最终反映为银行发展思维和业务结构上的变化。
金融监管纳入宏观调控体系成为一种趋势之后，银行业现有风险管理的要求将增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范围内的一些会议，例如G20峰会、imF和巴塞尔委员会等，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问题，这些会议的议题开始关注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监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实现更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监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将监管政策提升至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样重要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一部分，已经逐渐成为趋势，我国目前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银监会的四大监管新工具和央行的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也在遵循这一理念，商业银行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如央行在社会融资总量统计口径中，引入了企业债和股票发行两项重要的证券资产来源，这预示着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可能出现转变。即从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的单一实体经济目标转移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上来，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虚拟经济的调控则离不开金融资产价格，尽管目前我国的金融调控还未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但央行已将资产价格作为辅助监测指标纳入了货币政策操作的视野，这将影响银行风险管理的视角。而在银监会的监管取向中，四大监管工具的出台也正是在对房地产信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风险控制的背景下出台。
金融行业监管篇8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起源于一国或一地区及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混乱，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金融危机往往与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但并未集中爆发的金融脆弱性紧密联系，二者通常被统称为金融不稳定。
从历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表现形式看，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四大类：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混合型危机。
通常，货币危机是指对某种货币购买力或汇兑价值的投机性冲击导致货币币值的急剧下降，而当局为维护本币币值的行为又迅速地耗尽外储备。如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就是典型的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是指实际或潜在的银行运行障碍或违约导致银行中止其负债的内部转换，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从而发生挤提，银行最终破产倒闭或需要政府提供大量援助。20世纪9o年代中期的13本和东南亚危机中的各个国家就曾发生大批金融机构的经营困境和破产倒闭。
资本市场危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危机，表现为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票指数的急剧下跌，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就是从股票危机开始。
实际中的金融危机越来越表现为多种危机的混合形式，难以严格区分为哪一类，并且在不同类型之间不断演变。典型的混合型危机如日本的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危机互相交织在一起。
本文主要研究了近三十年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
(一)2o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
储贷协会危机是由市场风险引发，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交织在一起，导致银行危机的典型案例。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建立与20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经济大衰退时期，失业问题相当严重，许多人无力购买房屋，房贷储蓄协会便为解决此问题而成立，以互助方式互相周济。长久以来，储蓄贷款协会深入美国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一般民众主要的存款去处和借款来源，因此被誉为美国的社区银行。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储蓄贷款协会的放款中，房屋贷款因金额较大，为减轻借款人的还款负担，故多为长期借款。另外，利率一般为固定贷款利率，储贷会以吸收的存款支持其长期贷款。但在利率自由化以后，市场利率大幅波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美元短期存款利率直线上升，而储贷会原有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收益却仍然维持不变，结果许多储贷会账面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亏损。此外，2o世纪80年代末9o年代初，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房地产贷款的违约率由1988年的2．25猛增到1990年的6．54％，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是储贷会本来就不平衡的资产??负债现金流雪上加霜。相当一部分的储贷会因丧失支付能力而破产倒闭，造成了严重的金融信心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1300～1800亿美元清理破产储贷会带来的遗留问题。
(二)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又称亚洲金融风暴，是指1997年发源于泰国，之后进一步影响到临近亚洲国家，甚至全球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值的一场金融大危机。
危机首先在东南亚爆发并波及港台。自1997年初起，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泰铢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泰铢不断走软，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造成泰铢狂跌。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货币也狂跌。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尼与菲律宾短期资金大量进出。
随后危机蔓延至东北亚。从l0月底起韩元持续下跌，股市跌幅也超过40％。企业的大量倒闭使韩国银行呆账和坏账剧增，到期应偿还的外债却越来越多。东南亚和韩国的金融风暴很快刮到了日本，使原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愈益恶化。
日本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在2o世纪80年代高速增长，但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股价急跌、银行的不良债权膨胀，1997年又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相继倒闭，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面临破产被收归国有。从1994年至2001年，日本共有18家银行经营失败，被重组或破产；与此同时，另有131家信用公司和26家信托银行经营失败、被重组或破产。在1992～2000年，政府向经营失败的银行注资1o兆日元，向并购破产金融机构的银行拨款13兆日元，回购不良资产4兆日元，累计出资27兆日元。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亦发生了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大量银行破产或被并购，商业银行的数量有危机前的33家减到2001年的21家，减少了1／3还要多。
(三)美国次级贷款危机
次级抵押贷款指银行或贷款机构提供给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及“优惠级”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2％一3％。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
在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这就为后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在截至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
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伴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出现，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一些从事次级抵押贷款业务的放贷机构。2008年年初以来，众多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中包括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同时，由于放贷机构通常还将次级抵押贷款合约打包成金融投资产品出售给投资基金等，因此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愈演愈烈，一些买入此类投资产品的美国和欧洲投资基金也受到重创。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扩大至其他金融领域，银行普遍选择提高贷款利率和减少贷款数量，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显出流动性不足危机。
二、危机发生前的典型特征
对各国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历次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典型特征，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一)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
以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各国为例，泰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国国民经济在1997年以前，已连续15年保持6％～8％的增长，其中1990～1995年，泰国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04％。
(二)外部资金大量流入
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以及相应的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然而，外部资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一国经济发展融资、进一步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资金以流动性极强的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危机前的泰国，为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也为了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计划，迅速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资和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励从国外以低成本借人美元，导致资金大量流入。1991～1996年，泰国等亚洲主要资本输入国年平均资本流人390亿美元，其中1996年达到770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仍有310亿，而到下半年已经变成资本流出54o亿美元。
(三)国内信贷快速增长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国又维持固定且相对较高的汇率，导致国内流动性明显增多，推动银行信贷快速增长。
1981～1997年的十七年间，韩国、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各国国内信贷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3％、17％和25％，特别是自由化措施使外币银行贷款的获得变得非常容易。
(四)普遍的过度投资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和信贷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同时也是在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预期下，危机前各国普遍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不但进一步吸引了外部资金的流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快速增长的对金融资产等虚拟经济的投资迅速推高了资产价格。1986～1995年，韩国、泰国以及印尼等国的投资占GDp平均比例分别高达33．9％、36．3％和32．6％，1996年更是达到40％以上，导致电子、汽车等一些关键工业部门以及房地产出现生产能力过剩。
(五)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尽管危机前各国宏观经济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高增长、低通胀，但实际上，由于过于乐观的预期导致实际资本过度积聚，特别是大量资金转向投机性强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形成金融、房地产泡沫。如日本，经济衰退前日经股价指数从1983年的8000多点起步，1986年即达16400点，年翻了一番，其后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1987年6月到达25000点，1989年底达~38900点的顶点。相应地，股票市值从1981年的81万亿日元剧增到1989年的527万亿日元，而同时期日本的GDp增长不到一倍，股票的市盈率已达到250倍的异常水平。土地总市值则由1981年不到GDp的一半上升至1990年相当于GDp的5倍，以至于当时有“卖掉东京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之说。
(六)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国内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不恰当地长期维持较高的本币汇率，危机前各国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逆差持续扩大，由此造成了对维持本币币值的信心丧失，同时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忧虑，使得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
(七)货币普遍被高估
此外，危机前各国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货币普遍被高估，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汇率。如日本在“广场协议”的背景下，日元兑美元的汇价由1984年的251上升到1986年的160。泰国、墨西哥等国在危机前都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本币逐渐被高估。在这种政策作用下，逐渐造成了上述系列问题的积累。
三、重大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一)增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意识
商业银行是一个国家金融和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从上述的重大金融危机事件看，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增强风险管理意识。特别是随着外国商业银行和我国商业银行相互间的合作与竞争不断增加，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深入，尝试着开拓海外市场。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国际金融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在投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应对风险的意识。我国不少商业银行在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中，都因投资了海外次级债券的投资失误而蒙受了损失，这给我国进军海外金融市场的其他商业银行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配备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这样才可以在激烈的全球金融市场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二)在各国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全面贯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商业银行以前在风险管理中只注重信用风险管理，而忽视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鉴于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商业银行业在关注信用风险的同时，必须将目光也投向其他两类风险的管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三类风险同时纳入资本监管的统一框架是我国商业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必然选择。
(三)注重利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手段来化解银行风险
在我国，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短存长贷”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已投放的贷款进行证券化，提前回收流动性，防止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虽然单个住房抵押贷款由于提前还款等因素使其现金流量不确定，而对于一组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资产池而言，由于统计规律的作用，整个资产池的现金流呈现一定的稳定性。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组合成资产池，转人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市场，而转出的资产也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转出。这样，商业银行可加速将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面临的风险大大降低。
金融行业监管篇9
1、金融监管模式的定义
金融监管模式，即金融监管组织结构或金融监管制度结构。金融监管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指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本文探讨的是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
2、金融监管模式的分类
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1）按金融监管对象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同监管对象，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某一类别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无权干预其它类别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我国目前就实行典型的机构监管，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如将金融业务划分为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监管机构针对业务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些业务经营的机构性质如何。其优势在于：第一，它可以根据各个业务监管机构最熟知的经济功能来分配法律权限；第二，以功能为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和盲点，避免监管混乱；第三，功能监管为公平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来看，功能监管是混业经营环境下金融监管模式变化的一个新趋势。
（2）按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分业监管是指在不同的金融业务领域内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包括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各监管机构在各自的权属范围内执行监管权力、履行监管义务，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统一监管指在一个国家只设立一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其它机构没有这个权利和职能。分业监管模式和统一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模式的优点是:第一，各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的监管领域，具有专业化优势；而且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具有竞争优势。尽管监管对象不同，但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压力。分业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第一，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第二，从整体上看，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规模不经济。第三，容易出现“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而统一监管模式的优点有：第一，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看，统一监管模式既可减少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的成本，也可更为集中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技术和资源。第二，统一监管机构更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更有效监管被监管者所有的经营业务，更好地察觉其风险所在。第三，统一监管可避免多重机构监管体制容易引发的不公平竞争、不一致性、重复监管和多种分歧等问题。第四，统一监管机构职责明确固定，可防止不同机构之间互相推卸责任而导致的“监管真空”。统一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缺乏竞争性，易导致。
二、国外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目前，国际上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维持分业监管的国家正在逐渐减少，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正向统一监管组织结构模式过渡。本文选取了德英美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与调整进行比较分析。
1、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国际比较
（1）德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英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统一监管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3）美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伞式监管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主要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由联邦或州的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国外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对我国的启示
过以上对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在我国金融经营模式日益走向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对我国有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表现为：
（1）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本国的国情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一种理想的、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其它国家的东西。
（2）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其经营模式高度相关
从以上德、英、美三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监管模式的选择要以金融经营模式为基础，监管模式的变迁大多也是基于经营模式的变迁，一般要保持经营和监管的一致性。
（3）以金融立法来确立并巩固新的金融监管模式
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实践表明，新模式每一次之所以能得以成功确立实施，并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是因为各国都从金融立法上给新模式的确立实施提供保障。
（4）强调监管当局之间、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英国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美国改分业监管模式为伞形监管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在对跨行业金融产品进行监管时，各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非常困难，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递也得不到有效的防范，监管效率低。
三、德国模式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鉴于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背景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将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1、全面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保证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避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相互传递而设立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面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原因有：
（1）分业经营抑制行业间的竞争分业经营模式
以法律的形式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划清了业务界限，阻止了资本在金融各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使得金融业间的竞争局限于金融各业的子系统内，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间难以开展业务竞争，竞争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从而降低了金融业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牺牲了金融业和各金融机构的效益与国际竞争力，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2）我国政府在法律政策上对经营管制的不断调整和松动
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实践是在法律与政策的夹缝中开始的，之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与时俱进，为了鼓励金融各业相互渗透，不断推出一些松动原限制性规定的管理规章，为综合经营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明确允许和立法上的肯定。
（3）混业经营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我国金融业已对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我国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外金融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在这种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体系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4）分业经营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金融机构同业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争夺客户，其经营水平的优劣也主要体现在服务的便利、准确和高效，如果你不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种金融机构就不具备竞争力。金融机构若想全面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就必须改变陈旧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建立新型营销模式，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
（5）电子、通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为混业经营创造条件
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机构降低混业经营成本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其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数据处理成本与金融信息成本，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张能力，使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原先不敢进入或无法进入的非传统领域，扩大了金融工具的交易范围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毋须质疑，金融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最终会突破分业限制，为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奠定基础。
2、我国现行分业监管的弊端
我国采取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模式在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改革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强，这种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1）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自成系统，仅关注各自特定的金融机构，对于跨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缺乏权责的明确界定和职能的严格定位，在实际监管中不是相互争权就是相互推诿责任，极易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不仅增加了监管成本，也严重影响了监管效果。
（2）各监管主体之间沟通协调难度大
由于三大监管机构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在行政上均为独立监管的正部级单位，这样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把各自的信息向对方披露，信息共享程度低；同时，当发现问题时，确定由谁牵头、谁作最后决定等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3）分业监管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但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一项跨行业金融产品推出时，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丧失了创新产品的优势。
（4）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
金融行业监管篇10
一、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一般而言，一国金融业对于分业经营或混业经营的选择即意味着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加以抉择。因为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相比之下混业经营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传递。对我国而言，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市场将全面开放。金融业将面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强大冲击。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国依然坚持分业经营，不仅无法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还将丧失金融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效率。因此，不论是从促进本国金融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抵御国外金融机构冲击的角度来说，我国都存在着实行混业经营的必要性。
从内部因素的影响来看，分业经营极大地束缚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经营一直处于困境，形成了大量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主要限于贷款业务，且50％以上的贷款都投向了国有。在国有企业效益未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业务范围的狭窄不仅使银行的利润无法得到保证，还使银行的呆帐居高不下，经营风险不断增加。就证券业而言，由于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禁止进入证券市场，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投机氛围十分浓厚，制约了我国证券业的健康发展。而保险业则由于投资范围极为狭窄，大量资金不得不沉淀在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以此获取微薄的利息。这样不仅使大量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且还形成了“利率倒挂”泛滥的局面。
从外部因素的影响来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金融业必将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迫切要求通过混业经营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分业经营，那将会使国内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同时还会使得银行、证券、保险业各自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大。众所周知，美国的金融业十分发达，但即使是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也无法抵御欧洲全能银行的强大冲击，不得不游说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扭转劣势。因此，管理层应逐步取消人为限制，为国内金融机构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就我国金融业的现状而言，要立即实行混业经营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但这不能作为否定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的依据。我国管理层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趋势。近来倍受关注的光大集团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于一身，构造出了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的金融集团的雏形。这可视为金融界自身对于冲破分业经营限制的努力。
二、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是我国监管体制的新选择
面对国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混业经营浪潮，我国管理层对此却一直持谨慎的态度。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要求，制约了我国金融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依然采取的是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显然已经难以奏效。在金融监管体制不能有效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实行混业经营必将引发金融风险的积聚。因此，我国金融业要实行混业经营就必须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以变革，而笔者认为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是新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佳选择。
功能性金融监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最先提出的。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它能够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且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其优点主要是：①功能性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②功能性金融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③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鉴于功能性监管的诸多优点，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即是依据功能性监管的思想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全新的设计。
建立功能性监管体制以取代传统的机构监管体制对于我国金融业在混业经营条件下持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为：
首先，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必须承认，以金融机构的类别为标准划分监管机构的传统监管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混业经营条件下各金融机构业务日益融合的发展趋势。混业经营条件下，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将会层出不穷。由于传统体制对存在交叉现象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划分缺乏的标准和权威的部门，各监管机构可能会在对不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中出现或是相互争夺权力或是相互推倭责任的情况，势必将监管效率和监管效果。而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则是根据金融产品所实现的特定金融功能来确定该产品的监管机构。功能性监管体制会通过专门的裁定原则和机构对新涌现的金融产品的功能进行定性，适时解决该金融产品的监管归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适应混业经营对监管体制的要求。
其次，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的积聚。在分业经营条件下，各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业务交叉现象，金融风险一般仅限于各行业的内部。根据金融机构划分设立监管机构即可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监管。在金融业转向混业经营以后，跨行业的金融产品日益增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将不仅限于个别行业，很有可能会危及整个金融业。这时，依然实行传统监管体制会使得各监管机构仅关注本行业的风险问题，而不能建立有效的协调监管机制，对金融业的风险问题给予整体上的把握。功能监管体制强调的是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的监管，要求管理层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对金融业实行整体监管，由此能从维护整个金融业安全的角度来关注市场风险问题。这无疑会更有利于维护金融业的安全。
最后，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较之传统体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是战后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金融创新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国金融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混业经营对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贡献即是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涌现。传统监管体制无法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致使管理层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这样，混业经营对金融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以后，由于该体制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问题，管理层不必再通过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来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可将精力放在如何完善功能监管体制以实现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上，将为我国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有着传统监管体制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管理层应该对这一体制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探索我国设立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途径。
三、我国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框架
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相对于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因此，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要求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大手术。如美国就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就我国情况而言，也不例外。为了适应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在要求，笔者建议可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实行全面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优势即是能够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这就要求设立一个统一的中央监管机构。目前金融监管体制中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机构。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建立以前，中央银行居于我国监管体系的核心地位，由它实现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随着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中央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于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权力，形成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三足鼎立的监管体制，使得监管权力分散化。国家金融管理局成立以后，可以将金融业的监管权力集中统一起来，从而适应了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能为我国金融业向混业经营转变提供有力的保障。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制度即表现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监管能力。基于上述看法，笔者对我国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提出了以下的设想：
国务院应设立国家管理局，由国家金融管理局在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全部职能。该局将设立专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而在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管理局将从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出发，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交易予以全面监管。此外，国家金融管理局还将设立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来执行中央银行对银行业务的监管职能。这样，有关监管机构如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保监会将集中置于该局的统一领导之下，由此构架一个有层次、有分工的监管体系。作为一个仲裁者和协调者，国家金融管理局将会依据金融产品所实现的金融功能来确定对应的监管机构，由此可以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限模糊不清的难题。此外，在国家金融管理局的统一协调下，各监管机构可以建立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如果监管机构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则可由国家金融管理局予以仲裁。
国家金融管理局应由下设的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银行业务予以监管。随着金融业分业限制的逐步取消，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必将涉足传统的银行业务，如管理层即许可保险公司办理储蓄业务等等。针对这些现象，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必须突破传统监管范围的束缚，将监管范围限定为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银行业务。实际运作中，凡从事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都要在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登记注册，以便于实施监管。另外，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应针对银行业务对于金融风险控制的要求，制定适用于上述金融机构的风险性监控指标体系如资本充足率、贷款集中度、资产流动性等等，依据这一指标体系对从事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由此防范金融风险的聚集。
国家金融管理局应由下设的证监会、保监会来实现对证券业及保险业的监管，即将证监会和保监会也纳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之下。从目前证券业、保险业的来看，不论是证券业还是保险业对于发展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都有着强烈的冲动，而且在实际运作上也有着较高的可行性，由此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应将证券业、保险业作为我国实行混业经营的突破口。针对这一情况，国家金融管理局要积极引导证监会、保监会转向实行功能性监管，即由过去针对特定金融机构的监管转为针对特定金融产品的监管。同时，在进行功能性监管的尝试过程中，两会应注意经验教训，积累必要的监管经验，为我国监管体制最终向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转变创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