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性研究篇1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发明显，各种经济波动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影响下相互之间的协同性也越来越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受到外来经济刺激的影响，其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也在发生着不小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与发达国家的协同性呈现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的国家则出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简要论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越加密切，也使得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加剧，同时各国之间的经济也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不小的波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其实就是一种经济波动的现象，它是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个体之间会相互产生影响，同时整体也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共振与传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发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在增强，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协同性进行计量分析。这种计量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协同性与差异性进行准确的掌握，同时也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征进行准确的预估，为整个经济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了几大特殊时期，有计划经济时期也有时期，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的振动与影响，经济是随着国情而调整发展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现状其实也是对那个时期中国国情的一种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发的紧密，这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协同性特征联系更加密切。
（一）协同性与差异性研究的背景
经济发展的特征离不开协同性与差异性，这也就是说经济并不是单独无依靠而存在的，它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以此来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是人类动态性概念，可以说单有物资而没有人们的管理是不能称之为经济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既是财富的代表也是一种管理的体现，因此国家想要长久稳定的发展就一定要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以此来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让经济能够快速稳定的发展。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而与发展中国家周期协同性则在增强，与世界经济的周期协同性却越发紧密。世界经济的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的现象，它把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看作一个个理性个体所组合成的整体，在表现上具有阶段性特征以及协同性的特征。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的加快，就刺激着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产生着共振，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传播。虽有共振但在国家之间经济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的，这样的差异是与整个国家的体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是存在协同性与差异性的。
（二）研究意义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作用于影响的，为了使中国经济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就需要对其经济发展规律与特征进行全面性的分析与研究，在掌握好其发展规律才能制定有预见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让整个经济都能在宏观调控中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不过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说还是以微调为主，在调整的手段上以多样的形式展现，渗透的层次更加深入，调整重点从总量的调整向结构方向发展，为了使经济结构更加的完善成熟，就需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进行有效的研究分析，这样在进行微调整时才能有明确的方向，也能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研究。
（三）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现状就是发展潜力巨大，需求量巨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羁梢源恿礁龇矫胬纯矗积极面与矛盾问题，这样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比较客观也比较全面。
1.积极面
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还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靠的就是内需的拉动，这样的情况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比重所占超过10%，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所占比重正在下降，而中国经济则是总量同比上升。根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呈平稳状态，不但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在逐步减缓，很多企业在深化改革的影响下积极的转型，增强创新意识使产品产业化结构更加的合理完善，在市场竞争力中适应更强。经济结构调整的脚步在加快，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应该是来源于科技的创新、劳动则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的创新等附加值与科技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上，让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向自主创新的科技大国发展。
2.矛盾与问题
经济的发展体现着许多优势与积极的现状，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问题与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与环保意识不强，过去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对环境的破坏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些经济发展过后遗留下的问题又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资源的极度浪费，利用率比较低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差异比较明显，城市发展中贫富差距问题也比较严重，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矛盾。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关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用一种发展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与矛盾，并能进行有效的解决与改进。
二、世界经济的协同性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经济波动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在加快，影响力也在加深，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也在逐步的提升，影响力也在加强，因此受到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就比较深。
（一）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家之间经济交往也越加的频繁与紧密，这就使得经济周期协同性与同步性都在不断的提升。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体现着不同的表现，在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上是在不断的增强，不过这种协同性在发达国家中会表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说欧盟中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的发展就不是都具备协同性的，尤其是一些新加入的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都比较低，甚至会出现不协同性。这说明欧盟经济在对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影响方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在经济周期的一致与同步性上，这样可以带动哪些经济周期协同性比较弱的国家能够在发展中得到益处。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协同性的同时也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经济不平衡性。
（二）经济周期数据方法
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早期就只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进行的，在发展中国家则很少体现，不过随着经济危机依赖，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向发展中国家延伸，研究也就更加的广泛，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只要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停，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呈现上升。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主要就是靠数据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也就说经济自有一套自身的计算公式，以此来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发展与协同性的标准。中国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比较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同性研究也不多，虽如此还是能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周期协同性在下降，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协同性却在增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还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但是并不影响经济周期协同性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中对于货币优化处理的基础，在整个国际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位置。既然经济周期协同是作为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波动一致性和同步性的方法，那它就有一套属于自己检验的方法。在这其中相关系数检验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早使用的方法，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检验的方法也在发生着改变。
（三）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发展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可以说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在整个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就会比较多，只有把握好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征才能使得经济得到有效的发展，避免产生大的波动。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联系也越发的紧密，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研究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协同性发展特征，针对这种特征我们就有专门的研究计算方法，用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协同性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也以此来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让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加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进行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滚动相关系数法和交叉相关分析法。这是最常用也最普遍的计算方法。
（一）协同性研究计算方法
1.滚动相关系数法
滚动相关系数法是指对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它的计算公式如图1所示。
在这个公式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用这样的公式碇惫鄣谋硎境龉瘫局械亩态变化，使其能有比较形象的对比性。
2.交叉相关分析法
交叉相关分析法则是用来对两组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的研究，一般使用时我们都是把中国与其他样本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的系数进行计算，然后交叉相关的系数来进行排序，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经济交叉的系数关系来判定其相关度的高低。交叉相关分析法系数标准范围为：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计算方法公式如图2所示。
在这个公式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通过此公式来对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关度进行计算研究。
（二）协同性研究分析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协同性，也就是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深。协同性就是指在世界各国中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之间的交往、相互作用，使其经济进行同步性的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协同性的体现在国家经济体系的波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的共振以及经济的传播行为。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表现的越发明显，也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联系更加紧密。为了使得能更准确的了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协同性就需要使用到我们的协同性计算方法，综合两种方法得出的数据来用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性的研究，从数据的表象看到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滚动相关系数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度还是很高的，也就是如此才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又由弱到逐步转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强，但是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却比世界经济大，且有比较严重的滞后性，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比较强。在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协同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这其中贸易的密度和经济协同性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经济波动性程度越强对于贸易密度的作用不会被高估。这样的协同性研究可以避免出现经济大波动现象。
四、总结
因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的，而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为了实现我们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征与规律有一个准确的掌握，在与世界经济保持协同性的同时，吸收其中优秀的经济因素与自身经济相结合，同时也能对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进行有效的规避，有一种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发展，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子晖，田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研究[J].世界经济，2013，01：81102
[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1114
[3]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1417
[4]蒋冰冰，张建华.中国与世界经济协动性的影响因素[J].中国科技论坛，2012，03：104110
经济性研究篇2
本文研究经济法的模糊性，试图解释经济法争论多、分歧大、观点不能统一的现象，目的在于澄清思路，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使学术界对研究对象的特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利经济法研究的发展。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模糊性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模糊性，是指它具有不确定性。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并不是说经济法没有调整对象，而是指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是恒定不变的，不能确定为某一类固定的社会关系。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经济关系，而是处于动态的经济关系，并不时刻在某一处社会关系中存在，而是经常发生变化，因为国家不必也不应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
经济法学界虽然争论较多，但以下则是共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才发挥“国家之手”的作用，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作第二次调整，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和不足，经济法正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这就是经济法的本质”。①那么，国家不是固定在某处对某种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持久干预或管制，它必须以市场“失灵”、社会需要为前提，对社会经济关系全面恒久的管制仅仅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所以，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既应反映“干预”这一确定的本质，又要体现预关系的不确定性。笔者赞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观点。它既准确地把握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这一模糊特质，也反映了市场体制对国家干预的限制，对国家干预的“度”作了量的规定??只有需要才能干预，彻底抛弃了计划体制下那种不加限制的国家管制。实际上持该观点的学者已明显意识到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模糊性：“需要由国家干预的”是“一个模糊的字眼”，“经济法不是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那些经济关系”，“国家需要干预的经济关系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使用上述那个不确定的字眼，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②。例如，市场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的，定价权是市场主体一项重要权利，国家一般不得干预，而只有当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无法控制时，才会引起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才会出现价格管制。国家不会也不应时刻在价格领域发生作用。另外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立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③亦说明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模糊性，不像民法调整的平等关系、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那么单一、稳定。
“需要国家干预说”肯定了调整对象的模糊特质。而反对它的学者恰恰没有意识到这种模糊性，认为概念应有确定的外延和内涵，定义应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表述。④概念当然应当追求精确性，但模糊性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能认识到这一特性，就达不到精确性。批评者没有根本理解这一学说，所以这一批评是无力的，反而肯定了这种学说。实际上批评者也使用了“尽可能”这种模糊概念。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模糊了研究者的视界，使其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抓住国家干预过或正在干预的某一方面的经济关系或某种经济关系的某一侧面，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⑤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种组织为基本参与者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⑥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⑦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如日本学者希伯宽一）；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如德国学者托尼斯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如日本学者高田植一）。之所以有众多观点、学说，是因为各观点、学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各论并存的局面，各研究者对调整对象的把握不同，使其观点也不同，各执己见，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能完全说服对方。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还指不同历史时期，它也会发生变化。“应当看到，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经济法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法，由于社会情况不同，和国家的政策目标的不同，其调整对象也是不同的。”⑧
调整对象的模糊性应使我们认识到以调整对象构建经济法体系是不可能的，目前各版本经济法学教材编写体系的混乱证明了这一点。单纯以调整对象来确立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学术界应当放弃对经济法调整对象作恒定描述的努力，不应企图寻找一种特定的、静态的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传统理论的驱使，已使学术界在此方面作了无休止的争论和探索，耗费了不少代价。事实证明这种企图以直捷的传统研究方法，以最少的研究成本建立和完善一个经济法这样的新的学科是失败的。
二、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的模糊性
现代社会有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倾向，二者相互融合渗透、界限的模糊化，为经济法成为一个交叉性的独立法律部门创造了条件。
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的模糊性是指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的交叉性，是指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能完全截然分开，三个法律部门边缘相互重叠、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模糊。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认识，如有学者认为“非但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呈现出交叉、交融的走势，而且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面临着相互交融、学科界限模糊化的挑战”，“法律部门划分或者学科划分追求的严格界限原则，必然陷入尴尬之境”，该学者提出了“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⑨正是由于平等性质民事关系与非平等性管理关系交叉、融合，才产生了经济法这一调整对象发生模糊的特殊法律部门。
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界限的交叉性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调整对象相互交融、重叠；也表现在形式上：单个法律中往往蕴含三种法律规范。前者表现为三个法律部门往往同时作用（调整）于某一类具体的经济关系；后者则大量反映在现有客观存在的法律文件中去，往往一个法律文件包含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以致我们很难将其整体纳入哪一个部门法中去，而传统理论则无视经济法律规范、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规范交叉融合于一个法律文件的现象，将这类法律文件机械对应于特定法律部门。这正是高等院校经济法教材编写体例混乱、法律的部门归属不统一现象的产生原因。例如：过去不少学者把《经济合同法》纳入经济法范畴，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其中有国家管理合同的内容，属于经济法律规范。
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的模糊性尤其表现在企业法上。不少学者将企业法作为构成经济法体系的重要板块。而有的学者坚决反对：认为企业法属于商法范畴，并以此作为根本持上述观点学者的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理由。其实，由于我国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国家的管理意志；国有控股公司是最主要的公司形态，毫无疑问，《公司法》这部企业法体系的核心法中充斥了大量国家意志；另外，《公司法》中还有大量国家为了保护社会小股东利益而设定的限制股票买卖的强制性规范。因此，很难说我国企业法律制度完全是属于私法范畴的商法。即使在美国这样崇尚自由、尊重私权的国家，民商法也逐渐融入了国家干预的内容。美国29个州公司法的变革就明显代表了这一私法公法化的潮流，如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为了抗御“恶意收购”，通过了修改公司法议案，增加了4条新条款。⑩增加的新条款强调了公司“利益相关者”（包括劳动者、债权人等，并非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赋予了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利，突破了传统上只保护所有人（股东）的私有制逻辑，体现了国家对公众利益的保护。此后至1996年，先后有28个州亦采取了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做法，修改了公司法。这种变革反映了现代社会私法公法相互交融、法律部门相互交叉的倾向，法律调整方法的手段单一化、法律部门界限的完全割裂化传统彻底被打破。在我国企业法体系中，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私营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规范共生现象非常明显，很难将其整体划入某一个法律部门，其法律部门归属性模糊。至多只能说有关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反映了国家意志，主要属于经济法范畴；而私营、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主要属于“意思自治”的商法范畴；而公司法律制度中，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体现国家干预原则的法律法规对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发育与培植、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关键作用，公司法律制度的公法性质更明显，主要属于经济法范畴，这可能是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司法的私法传统的中国特色。
经济法界限的模糊性，除此以外还造成学术界其他方面的混乱和不统一，对此学术界已有所认识，本文不再阐述。
三、经济法既定主体身份的模糊性
经济法既定主体身份的模糊性是指国家作为经济法的既定管理主体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所具身份具有重叠性。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兼具公共（行政）管理者⑾与国家所有者的两种身份，既要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能，又要行使国有资产的经营职能（保障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两种身份、两种职能共同作用，相互重叠。研究者对其叠幻影像捉摸不定，分析模糊，这正是学术界对经济法体系的划分如企业法属于商法还是经济法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
学术界在阐述经济法的产生与形成时总是以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线索，逻辑推出干预经济之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与我国经济法的逻辑联系，而忽略二者的区别。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二者的区别予以关注，有人认为“我国的国家干预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干预出现的背景不同”，“我国的国家干预，产生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时，其特点是从漫无边际的管理过渡到只确认适度的干预的地位，从将企业作为任意摆布的客体到将企业视为主体为前提条件”⑿有人认为：“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经济法是以其干预为特征；那么，中国经济法则应以其‘创设性’为本质。”⒀但以上观点都只看到了二者形式上的区别。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与我国经济法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二者制度基础上的差别，它必然反映到经济法上，作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有关法律调整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无疑高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民事主体制度-个体经营、合伙和成员为自然人的公司制度之上”。⒁国家既要代表社会作为公共管理者，从外部对市场作必要的干预；又要以所有者身份，行使国家所有权，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很难说二者孰重孰轻。学术界一贯只强调前者是经济法的核心及本质，而忽视作为公有制国家的经济法亦必然反映后者这一本质属性。但在给经济法定义时，不少学者却同时使用了干预、管理和协调、参与等并不兼容、对立性的概念，实际上不自觉地隐含了国家双重职能与双重身份，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身份在支配研究者的潜意识。
国有经济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搞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国有企业不能搞活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经济学、经济法学需要致力解决的根本性难题。八十年代我国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后来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试图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办法，激活国有企业。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没有实质性进展，实际上已成为经济法学界一出大大的败笔。我们并未真正明白两权能否分开？分开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要分开的又是什么？
从民法的所有权理论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并不能完全真正分开，这和公司法中股东的股权与经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权是根本不同的，有不少文章将前者等同于后者。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对世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完全取决于所有者的主观意志，国家（政府）作为所有者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国有财产、国有企业过问、处置，这是所有者最根本的权利，不能称之为干预，是非所有者不可抗拒和无法限制的。只要不改变企业的国有性质，所谓的两权分离是不可能真正分开的，体制改革一直强调的“减少政府干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实际上是要将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长期以来，我国理论与实践忽视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相互交叠的现象，不注意区分两种职能，两种职能都由相同的政府机关承担。所有权这样一种经济职权往往变成为政府的行政职能，无法按市场价值规律来发挥作用，无法产生效益；而行政权由往往借助这种错误的机制，以所有权的形式出现，使得企业对政府部门借管理、监督之名而为的各种寻租行为无法抗拒。企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仅仅是政府的附庸。
笔者认为，忽视国家在经济体制中兼具有所有者与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所有权同行政权一样，亦由行政机关来行使，而不将二者加以区分，是我国国有企业不能搞活的根本原因。可喜的是，我国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开始了政府公司化的改革，将原来主要行使所有权职能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行业性公司或行业性协会，使国家所有权能够按照经济方法去运行，恢复它作为一种经济权利的本色；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转换成股权。
综上所述，在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更多地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在履行所有者的职能，是从市场内部对国有企业、国有财产进行经营、管理，所产生的是一种经营管理关系而非公共（行政）管理联系，这是公有制国家所特有的。就如同一个企业主对其所有的企业经营管理时，必须为他的员工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公有制国家对国有企业、国有财产也要作相应的制度安排，当然到了国家，它们就上升为法律、法规。它是有关国家以所有者身份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规章制度，所以有的学者把企业法干脆称之为企业经营法（在当时，国有企业法几乎等同于企业法，非国有企业的地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无道理的。由于所有权终究是一种私权，国有企业法必然会含有大量的私法规范，所以不少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有公法私法化倾向。因此，根据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双重身份、两种作用方式，我国经济法应分为两大序列。第一序列是国家以公共管理者身份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法律，姑且称之为管理法；第二序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家资产、国有企业营运的法律，可称为经营法。我国著名法学家漆多俊先生将第二序列称为国家投资经营法，科学地将国有企业的管理、国有资产的营运纳入一个系统中，克服了过去“企业法”称谓的局限，与完全属于民商法领域的私营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割裂开来，完美地解决了企业法的法部门归属问题的争执。国家投资经营法应是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这是由于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决定的。
公有制国家在经济体制中身份的模糊性，是绝对的，不可能完全明晰。因为国家的所有权职能是其永久性基本职能。有的人设想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设于人大，试图达到行政权与所有权彻底分开的目的。但是，我国是议行合一的国家，政府的所有权职能始终是存在的，所有权和行政权总是有重叠在一起、产生模糊影像的机制，我们只能尽力区分它们，使其相对清晰。经济法学应当对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身份的重叠性（模糊性）给与充分关注，着力研究所有权与行政权的相对分开，根本解决长期困扰改革的政企不分问题，这种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要比经济法学的其他问题大得多。
四、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模糊性
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模糊性是指经济法调整方法具有非单一性、多元化的特点，即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像民法的平等协商方法和行政法的隶属强制方法那么单一、确定，易于研究者把握并便于作系统深入的分析。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是两个并不重合的概念，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决定着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两个概念。本节如使用“国家干预经济方法的模糊性”这一标题可能更准确。
一般认为，可以以法律调整对象或法律调整方法为标准来划分法律部门，构建法律体系。所以，研究国家干预经济方法的多样性，相对确定干预方法的不同种类对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家干预经济方法的模糊性亦导致了学术界多种不同观点的形成。划分国家干预经济方法的种类有一分法、二分法和三分法等不同的流派。一分法如苏联的n.e.克拉西克认为“经济法只有一种而不是几种法律调整方法”，“它是一种发挥计划-组织作用的方法”。而我国持一分法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是利用强制方法，用禁止或制裁的手段达到规范经济秩序的目的。二分法如日本学者江上勋将经济法调整方法分成由国家使用权力进行调整的方法和非权力进行调整的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国家干预分为刚性的强制与软性的协调。三分法如苏联的B.B拉普捷夫认为：“经济法采用各种不同的调整方法：隶属方法、协商方法、建议方法”；我国的漆多俊教授则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有三种方法：强制、参与和促导，并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⒂该观点科学客观且简单明了地反映了国家作用于市场的三种应然状态，它与本文将经经济法分为两大序列的做法并不矛盾。仅仅将第一序列的管理法再分为与强制、促导手段对应的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就可以使两种观点完全吻合。漆多俊教授创造性地发现国家干预市场有强制、参与和促导三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推导出经济法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三个部分组成，笔者认为，漆多俊教授的三分法概念清晰、推理逻辑性强、体系严密完整，极具说服力，读来使人产生理论上的愉悦感，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法学界最杰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当首推漆多俊教授的三分法。事实上，自从1999年教育部进行专业调整、确定法学本科只设一个专业以来，法学本科教学确定了14门主干课程，商法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以后，其他各大经济法学派正自觉不自觉地逐步接受、采纳漆教授的观点，向三分法靠拢。
除了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外，学术界还有人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是多种方法的运用。
以上所述模糊性都是一种客观性。除此以外，学术界还存在一种主观模糊性，这就是在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探讨中，很多文章基本概念不清、关键词含义模糊、术语运用不规范，不同学者的不同文章对相同概念、词汇、有不同的理解和识别，这也是引起观点混乱、争论不休现象的原因之一。过去理论界称“法学幼稚”，恐怕主要就是指类似经济法学这种思辨不精确、过于模糊，逻辑规则混乱的现象。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①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②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③参见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④参见张传兵等：《中国经济法学新诸论》，《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⑤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⑧同上
⑨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⑩参见崔之元：《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⑾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我国一般称为行政管理者；笔者认为前者更准确、直观，下文中出现的该两个名词在本文是同一含义。
⑿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⒀董娟：《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与现代化》1995年第10期。
经济性研究篇3
关键词：国民经济；林业资源；关系
1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1.1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的森林资源总量呈现下降的趋势，据查，现在世界森林总面积达到了3454亿m2，森林覆盖率平均为26.6%，森林蓄积量为3831.27亿m3。而在我国森林面积不到世界总量的4%。现在人口的增长，对房屋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了大量的森林资源被砍伐，森林的大面积的减少，导致了很多自然环境遭受到破坏，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1]。
1.2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市场加大了对木材的需求，林业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了木材的缺乏，恶化了生态处境，这也是全世界人民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2林业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
2.1传统单一的林业经济是林区难以摆脱“两危”困境的根源林业是以森林资源作为一定的物质基础，从传统的林业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是为了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不被破坏，这为即将要获得的林业产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林业经济只是局限于林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各环节之间的运转，从而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森林资源遇到危机。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将林业合理定位，由以前单纯的木材生产，转向兼顾着三方的效益，并使得生态环境效益放在第一位，改变以往的林业单一的发展模式，并要进行不断地改革、创新，缩小之间的差距[3]。
2.2林业经济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分析。国民经济自2002年以来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经济周期，同样的，林业经济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波动，这都说明了林业经济是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波动将会受到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总的来说，这种潜在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林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其特殊性，在实际中，要将这个特殊性考虑进去，减少落差。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的计量分析，选择林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来量化不同时期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情况，林业的发展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系，它属于国民经济的范畴之下，林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国民经济的推动，所以，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总的来说，林业的总产值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有关系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要同国民经济水平相互协调，这同林业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又与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有关系。
3加快推动林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优化产业结构
不断加快发展的脚步，转变林业经济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竞争优势，使其结构特征向着复合型的方式转化，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多种效益发展。对于森林资源和土地，进行合理的利用。
3.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力开发林下经济
3.2.1做好示范工作，进行由小到大的全面推进。在实际操作中，将林药、林菌和林禽3个方面的林业产品抓好，发展复合林业经营模式，为培养下一批林业经济示范基地做好基础，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3.2.2进行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强扶持。向相关的政府机构申请，要求多些森林方面的补助和金融方面的支持，保证资金投入，为发展多元化的林业经济做好铺垫。综上所述，林业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但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林业发展的好与坏，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影响。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林业不仅仅是为国民经济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为我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生态产品，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林业经济同国民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不但要重视，更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兰泓言.实行生态型的林业经济的途径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10)
经济性研究篇4
关键词：动力性；经济性；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U4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550（2016）06-0034-06
abstract：therewerecomplexmulti-levelmulti-indexesintheevaluationsystemofdynamicandfueleconomy.inthispaper，evaluationweightwasobtainedbasedonStakeholdanalysean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heempiricalresearchwasgivenaswellastheoreticalresearch，andtheresultofwholeperformanceevaluationwiththescoresofsingleweightwasgiven.
Keywords：dynamic；fueleconomy；evaluatingmeatho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随着国家排放法规的日益严格和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整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对于商用车客户和整车生产厂家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如何在设计阶段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选择出最优的传动总成匹配方案，已经成为各大汽车生产厂商重点研究的课题。
1动力性、经济性评价指标的设定
国内外的汽车企业基本都有自己的整车特性评价体系，其中也包括动力性和经济性的评价指标。对于商用车而言，其运行工况相对复杂，既包括路况较好的高速公路，也包括使用环境极端恶劣的煤矿基坑[1]。仅仅采用一套固定的指标对车辆特性进行评价，其准确性和科学性无法保证。因此，在确定特定车型的主要运行路线和应对的细分市场后，可在汽车企业现有的评价体系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本文在该指标的基础上，细化制定了三级动力性、经济性的评价指标，具体见文章的第3节。
2动力性、经济性指标权重的设定
在进行动力性、经济性指标权重的设定中，通过选定典型的干系人专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对其进行主观评价。评价过程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步骤。
2.1评价者的选择
采用项目管理中干系人分析法选择3-5个专家参与指标权重的评价。干系人指积极参与项目或其利益可能受项目实施或完成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如客户、发起人、执行组织或公众）[2]。在商用车整车动力性、经济性的设计过程中，干系人识别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采用专家分析法保证干系人识别的全面性。整车商品特性开发的干系人通常包括客户、研发人员、试验人员、销售人员。但在这几个领域进行干系人选择时，并非每个人都能客观的对商品特性进行评价，如部分个人用户受自身知识水平、驾驶经验的限制，并不能对整车的特性进行客观的评价，因此对干系人的选择范围界定如下：大客户车队管理者、资深驾驶员、整车开发高级工程师、专业试验员和区域销售经理。
2.2权重的设定
在本文中，采用层次分析法来对动力性、经济性指标的权重来进行判定。层次分析法[3][4]是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它适用于将结构错综复杂、模糊不清的相互关系转化为定量分析。层次分析法包括如下步骤：
1）根据具体指标之间重要性的相对程度，设定判定矩阵标度，包括标度范围和极差。
2）分析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关系，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3）请专家针对每个层级中的指标进行打分，构建出判断矩阵a，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4）对每位专家的打分进行加权平均，形成最终的指标权重。
3实践案例
某公司2013年进行了一款中型载货车C01（开发代号）的传动系统的优化匹配，在设计阶段，采用了上述优化后的动力性、经济性分析方法。
3.1动力性、经济性指标的设定
C01主要运行在G城附近，运营半径为200km，
行驶道路包括城市近郊、环城高速、国道和高速公路。选择一辆运行工况较为典型的车辆，在车上安装GpS等仪器，对车辆运行工况进行跟车，对C01的运行路况进行采集，如表2所示：
3.2动力性、经济性评价指标的设定
根据该车型开发项目的干系人分析结果，在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目标客户群中各选择了一位专家，分别为整车开发高级工程师、该车型主销区域销售经理和重点大客户代表，请他们进行指标权重的层次分析。在判断时，采用如表5所示判断矩阵。
同理计算其他专家单一因素下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然后对同一指标下的三位工程师的评分取算术平均作为单个指标的权重，得到表14。
在C01车型的传动系统改进过程中，制定了3套改进方案，方案4为改进前方案。按照动力性、经济性的评价要素，分别对这4套方案进行打分，并根据上述权重进行了分值计算，结果见表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方案1的得分最高，因此，C01的改进款采用了方案1的传动匹配方案。2013年改进款的C01上市后，其动力性、经济性口碑较改进前有了较大的改善，获得了用户的广泛认可。
4结论
本文针对商用车整车动力性、经济性的评价方法，采用管理学、统计学、运筹学中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评价方法，可对整车的动力性、经济性进行综合评价，对于动力性、经济性匹配的正向开发方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研究的同时，本文还选取了典型的车型进行了实践应用，对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通过该方法的应用，可为整车动力性、经济性这两项重要性能的开发或改进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张国勇；曾力，国内汽车燃油经济性评价方法现状分析[J]，科技咨询，2009（10），13-16.
[2]（美）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指南）第四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23-24.
[3]王化吉、宗长富、管欣、管欣、刑如飞、刘立国，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汽车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J]，机械工程学报，2011（24）.
[4]刘新宪、朱道立，选择与判断―aHp（层次分析法）决策[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44-55.
经济性研究篇5
随着制度的发展与演变,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人的研究有了创新,重新解释了人的行为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把人的行为特征总结为三点。
1.人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也追求精神利益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都是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这也是“经济人”最基本的特点,认为是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发展,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实际上,人对利益的追求远比传统经济学认为的要复杂的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具有复杂性,他们不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也追求精神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双重动机,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分析更加全面。
2.人的理性并不是无限的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无限的,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这一理论了传统经济学中人的理性无限的理论。针对人的理性是有限还是无限,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也进行过分析,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有限性观点。赫伯特•西蒙明确提出了人理性的有限性观点,他认为人是想要无限理性的,但是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有一定的限制,人只能在有限的理性中追求最满意的经济目标,而不是最大的经济目标,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现象实际中并不存在。西蒙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有限理性是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导致人理性的有限性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人认识能力的有限、环境的有限、信息的有限等等。
3.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由于人的理性具有有限性,在信息堵塞或者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就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机会主义是指狡诈的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总是愿意为自己追求最大的利益,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人往往会使用一些隐蔽的手段,甚至是狡黠的手段来达到实现自己利益的目的。人之所以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是由于人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因此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的本性。由于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市场交易的复杂性提高了,交易的成本不宜估计。机会主义倾向研究是对“经济人”研究的补充。
二、管理学中的人性研究
管理学中人性研究主要应用于人性化管理中,通过对人的正确认识、实际、人性特点等研究,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人性提出了四种假设。
1.“经济人”理论
泰勒基于对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研究,提出了管理学中“经济人”的观点。在当时企业管理体系不完善与管理方法落后的背景下,泰勒“经济人”观点的提出为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泰勒并不赞同传统“经济人”观点,只是把传统观点作为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管理制度,拟定管理方法,“经济人”理论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以悲观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主张对人的严格管理。
2.“社会人”理论
人际关系学说代表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对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为行为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管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人”假设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社会需要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社会人”理论应运而生,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的加入。“社会人”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不仅认识到人具有追求物质的需求,还有追求尊重的社会心理需求。管理者只有从人的内心需求出发,才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美国管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本性支配的,“社会人”理论有利于对人本性的正确认识,促使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逐渐以人为中心。
3.“自我实现人”理论
“自我实现人”理论是对人性认识的重要发展,起源于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需要的理论,与麦格雷戈的“Y”理论相对应。“社会人”理论提出了人不仅具有物质需要,也有社会需求。“自我实现人”理论在此基础上认识到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都想通过自身能力与技术的发展实现独立,能够进行自我控制,该理论认识到人在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更加促使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4.“复杂人”理论
埃德加•薛恩在研究“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的理论,他认为人具有个性差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事情,处理方法与管理手段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人的管理手段不能局限于一种,而是应该因人而异。“复杂人”理论是对“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理论的总结,认识到了人性实现的多元化,促进了权变管理理论的发展,使管理理论更加丰富。
三、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性研究的比较
(一)研究内容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学一直把“经济人”理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虽然“经济人”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内涵也不断扩大,但它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对“经济人”理论的修正是为了对人的实际行动与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因此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理论具有统一性特点。新制度经济学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增强了“经济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性,解释力也更强,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修正对人性的假设等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性。管理学本身就是研究对人的管理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决定了它要从人的实际问题出发,重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并根据人的差异性来确定管理方式,因此管理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具有多维性。
(二)研究范式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经济人”理论的提出是为让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所以“经济人”理论的研究越简单越好,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论概括了所有对人性的研究,这就是把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却脱离了现实。新制度经济学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对人进行研究,认识到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希望通过对人的研究来分析影响工作效率的原因,解释交易费用理论。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有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资产的专用性,涉及到人的就有两个因素。因此,要想研究交易费用就要研究人,具有一定的被迫性,但也是为了纠正传统经济学的弊端。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具有主动性。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本来就包括对人的研究,管理的目的本身就是对人的管理,管理学的核心始终是人,管理学理论中的线索之一就是对人性的探索,从基本的人性角度出发,来创新和发展对人性的研究。
(三)与现实的贴近程度存在差异
经济性研究篇6
首先明确公路运输对于经济的先导和基础作用，明确住处了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共同促进的关系；也通过木桶理论、协整理论以及计量经济学等角度建立了研究模型等来研究阻碍公路运输行业发展的原因所在；也通过研究公路运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路运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公路运输的适应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评价，一些省市地区也相继推出了适应各地条件的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也升华了适应性内涵，并且为我国的其他机构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由于当前我国对公路运输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评价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足够的能力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所以本文笔者从适应性内涵出发，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
二、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内涵分析
适应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要符合适应性评价的内容，在构建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必须充分掌握“适应性”的根本涵义。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包括公路运输与经济两个系统，它们当中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使整个适应性评价体系发生变化。相关报告从公路网的规模、结构、功能特性要与该区域的规划、资源、发展战略、实力相匹配进行了“适应性”内涵分析；也有报告认为“适应性”内涵指公路要以合理的规模、结构、布局和资金投资比例，应满足经济发展所派生的公路运输需求；交通部规划研究院则从运输化理论、交替推拉关系理论和运输成本阀值理论角度分析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从规律性、阶段性与可持续性三方面深化了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适应性”内涵。从实践来看，管理就是生产力，它主要是通过对交通运输经济过程的控制、生产环节以及工艺规律等进行研究，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组织策略，以保证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高其管理效率。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实践中，应当采用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以最少的能源耗损来满通运输经济发展之需求，从而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研究，我们发现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公路运输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在可持续度、协调度以及发展度三个方面的适应能力叫做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该适应性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一定要让公路运输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正确把握住可持续度、协调度以及发展度三者之间的联系，让公路运输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在多方面、不同领域上均实现动态协调，最终达到让公路运输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指标体系的设置
1.指标体系设置的思路。要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系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要有清晰明确的构建原则。本文基于下述三个原则进行指标的选取：一是系统性原则：公路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系统都是复杂的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所构建的评价指标应能较好地反映系统发展水平，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层次分明、相互依存整体。二是可比性原则：横向上能与其它城市的公路运输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区分出不同城市的公路运输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上能与历史资料相比较，评估公路运输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变化进程和发展趋势。三是目的及可行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做到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涉及面广，需要有庞大的不同侧面的统计数据支持，对于实地统计中难以收集到的资料，就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能够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设置。
2.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筛选。区域经济指标的构建在经济系统中，宏观经济现象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区域经济的总规模，通常能代表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整体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从自我发展能力来衡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也是一个有效又直接的指标，因此，本文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两个指标作为分析指标。同时，因为三次产业各自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很好地衡量三次产业的发展状况，因此也将其选为评价的指标。本文还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及《城市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了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诸多可测的指标共同组成了区域经济的初步指标。由于当前我国缺乏对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价的研究，所以一些地区省份已经开始根据自身的情况开展了研究工作。但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我们对公路运输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已经无法使用过去传统的指标体系来对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进行解释。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可持续性、发展环境、管理水平、信息化、运输服务水平以及基础施工建设的几个方面共13项指标来重新建立一个符合当前情况的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评价指挥体系。
3.定量评价指标标准的确定。制定各地的指标标准前，我们一定要在充分调研该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数据，来确定该地区的公路运输到底应该属于哪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最后在使用聚类分析法来制定相关的指标标准。以我国某省为例，现阶段该省的相关经济数据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水平相同，我们在对他们当时的公路运输情况进行调查，确定当时他们的公路运输发展所处的经济阶段，再制定相关的适应性评价指标标准并给出一定的使用年限。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标准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公路运输指标构建。公路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是由若干个单项指标构成的有机整体，对公路运输体系的描述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路网状况和运输能力。通常使用反映交通规模的指标——里程，以及反映发展水平的指标——路网密度来对路网状态进行描述，其中路网密度=公路总里程/研究区域地区面积而公路运输的运输能力一般由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客运量、客运周转量来进行描述。其中，周转量即描述了运输量也包含了运距，比运输量的指标更为全面，因此，选用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这两个指标作为描述公路运输的运输能力指标。上述指标即构成了公路运输体系的初步评价指标。
四、结语
经济性研究篇7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4-001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更加显著，表现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和同步性（comovement）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逐步提高。因而，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著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著，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其中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呈U型走势，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呈S型走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近年的协同性趋势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下降态势。
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参考文献]
[1]JeFFReYaFRanKeL，anDRewKRoSe.theendogeneityoftheoptimumcurrencyareacriteria[J].economicJournal，1998（449）：10091025.
[2]KoSea.，otRoKC.，pRaSaD，e.Globalbusinesscycles：convergenceordecoupling？[R].nBeRworkingpaper，2008.
[3]SawaCH.，neaniDiSK.，oSBoRn，D.BusinesscycleSynchronisationoftheeuroareawiththenewandnegotiatingmembercountries[R].manchester：CGBCR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nchester，2007：1017.
[4]DaRVaSZ.，SZapRYG.BusinesscyclesynchronizationintheenlargedeU[J].openeconomicReview，2008（19）：119.
[5]miCHaLBenK.BusinesscyclesynchronisationbetweentheV4countriesandtheeuroarea[R].nBSworkingpaper，2012：520.
[6]minKm.，JaCoBSJ.，DeHaanJ.measuringsynchronicityandcomovementofbusinesscycleswithanapplicationtotheeuroarea[R].CeSifoworkingpaper，2007.
[7]SYBiLLeLeHwaLD.HastheeuroChangedBusinessCycleSynchronization？evidencefromtheCoreandtheperiphery[R].ifoworkingpaper，2012.
[8]waLtiSeBaStien.themythofdecoupling[R].mpRapaper，2010.
[9]tZeHawCHan，wYeLeonGRoYKHonG.Businesscyclecorrelationandoutputlinkagesamongtheasiapacificeconomies[R].mpRapaper：UniversityLibraryofmunich，Germany，2007.
经济性研究篇8
[关键词]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收敛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BJL05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魏黎，女，湖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宜昌443002）朱小梅，女，湖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62）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随之陷入债务危机。在“美元区”和“欧元区”深陷重重危机的时刻，加强人民币同周边区域货币合作，降低对美元、欧元的依赖性，对减轻由危机带来的各种货币问题，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此次危机中，东亚货币合作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究其原因，这和主要东亚主要货币合作国家间的合作意识淡漠，战略分歧加大密切相关。一直以来，Cmi和Cmim都是以松散的论坛形式存在并运行的。缺乏有效率的运行机制和区域合作的长期目标。自事件升级后，该地区主要国家如中、日、韩等国之间有关货币合作的分歧也明显增大，东亚货币合作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相较而言，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结合因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探讨“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并提出其未来的实现路径、合作形式和风险防范措施。
二、文献综述
“大中华经济圈”最早于80年代初期，由美国印第安纳州坡尔大学的郑竹园教授提出。国外鲜见对“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圈内货币合作的研究或是从利率联系入手，如：杨权运用多变量协振方法对的利率联系进行了检验，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还比较弱，还受到区外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显著影响。或是从汇率协调着眼，如：黄良波认为内地自和香港之间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两岸四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有必要推进两岸四地之间的汇率协调，最终建立中华货币联盟，发行单一货币，通过“大中华经济圈”货币一体化，带动人民币（中元）在亚洲的区域化进而国际化将是人民币未来可行的发展路径之一。亦或是从最优货币区角度进行分析，如：范小云、邵新建根据货币区理论，利用ppp-Uip-Rip检验框架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美国之间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实际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进行了严格的分析。认为香港需要与内地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黄晓东基于oCa指数的分析综合评估了两岸四地实行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认为两岸四地建立中元区是可行的。Yuen（2000）基于宏观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认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台湾和香港分别具备建立次区域货币区的一些条件。尹亚红基于货币替代的视角对人民币最优货币区构建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内地和香港建立货币区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人民币完全替代港元是一个漫长的工程。
迄今为止，相关研究还很少涉及更具客观性的“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的动态偏离趋势和趋同程度。本文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大中华经济圈”的货币动态领域。借鉴adametal.（2002）分析欧元区内各国银行利率与德国同期银行利率的偏离的收敛问题时使用的收敛法，效仿ogawaeiji对东亚货币收敛性的分析方法对港币、澳门元、新台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动态偏离趋势和趋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以说明港币、澳门元、新台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收敛性，以及未来建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收敛法研究大中华圈内另外三种货币的汇率相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偏离是否存在收敛。如果收敛存在，那么说明人民币具备在大中华经济圈内成为主导货币的经济条件。
具体的研究方法是：（1）构建港币、澳门元、新台币与人民币汇率的对数差分回归模型，以判定它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变动是否存在偏离。（2）构造旨在分析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偏离是否存在收敛的偏离指标收敛模型，并采用LLC和ipS方法对该模型进行检验。（3）对大中华经济圈内港币、澳门元、新台币与人民币汇率偏离的收敛性进行判定，如果存在收敛那么说明即使大中华经济圈内汇率的变动存在偏离，但依然存在坚实的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反之则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不适宜开展货币合作。
首先构建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新台币的线性对数差分模型
（1）
式（1）中、、和分别是人民币兑换瑞士法郎、港币兑换瑞士法郎、澳门元兑换瑞士法郎以及新台币兑换瑞士法郎汇率的对数差分形式，表示的是人民币、港币、澳门元以及新台币汇率取对数之后的变动量。为独立分布的扰动项。由于，金融危机前后，美元的波动很大，为了剔除干扰故而此处采用Frankelandwei（1994）的做法，将瑞士法郎（SFR）作为汇率的参照货币。
其中t的取值为t=1，2，3。其中t=1（t1）的时间段为2005年7月至2007年8月，即人民币汇率改革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t=2（t2）的时间段为2007年9月至2009年11月，即为金融危机期间；t=3（t3）的时间段为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即为欧洲危机期间。
而后为检验港币、澳门元、新台币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线性偏离是否存在收敛，本文在借鉴了adametal.（2002）分析欧元区内各国银行利率与德国同期银行利率的偏离的收敛问题时所采用的构造偏离指标收敛模型的方法，将偏离指标Di扩展为二次项，构造出偏离指标收敛模型。并同时采用LLC检验（Levin，LinandChu，2002）和ipS检验（im，pesaranandShin，1997）对模型进行检验，进而判断大中华经济圈内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是否存在收敛。
构造的偏离指标收敛模型如下：
，（2）
式（2）中，Di为构建的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汇率的偏离指标。表示货币i相对与瑞士法郎的汇率；t表示时间段。为参数项，为独立分布的误差项，是最大滞后期。则用于衡量各货币汇率变动的偏离是否存在收敛。滞后期长度根据SBiC最小原则确定。
LLC检验的原假设为；备择假设为，
ipS检验的原假设为（对于所有的）；备择假设为（对于部分.）
即原假设为大中华经济圈内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项不存在收敛，备择假设为大中华经济圈内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项存在收敛。如果能同时拒绝LLC检验和ipS检验的原假设，那么，说明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变动的线性偏离存在收敛。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汇率数据均来自与onaDa网站（）汇率数据库。同时对相关汇率都进行对数和差分处理。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汇率的变量序列反映的都是偏差率。考虑到2005年7月1日后人民币汇率改革完成，因此选取的各币种汇率的样本期为2005年7月至2012年10月的周汇率。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改革、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多种时间的影响，我们将整个样本期间划分为若干个子期间，2005年7月至2007年8月为第一个子期间；2007年9月至2009年11月为第二个子期间；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为第三个子期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第一个子期间正好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第二个子期间横跨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部阶段直至欧债爆发危机之前；第三个子期间是欧债危机期间。通过划分这三个子期间能够更好地判别不同时期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的收敛性。
四、实证分析
（一）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偏离的线性分析
为辨析大中华经济圈内港币、澳门元以及新台币相对于人民币是否存在线性偏离，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对（1）式构建的线性对数差分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在t1时期内，也就是自人民币汇改到金融危机之前，仅仅只有港币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期间人民币与澳门元、新台币的汇率变动均存在着线性偏离；在t2时期内，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内港币在1%的水平下显著，澳门元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此期间内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的汇率变动的联动性加强，同时人民币与新台币的汇率变动依然存在线性偏离；在t3时期，即在欧债危机期间，港币在1%的水平下显著，澳门元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经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新台币依然表现出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将t1、t2、t3三个时期结合起来看，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强了大中华经济圈的内的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汇率变动的联动。但是新台币始终保持着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
（二）大中华经济圈汇率变动线性偏离的收敛性检验
大中华经济圈汇率变动线性偏离的收敛性检验的结果如表二所示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表二的实证结果表明在t1时期LLC检验与ipS检验均不显著，这反映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大中华经济圈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不存在收敛；在t2时期LLC检验在10%的水平下显著，ipS检验不显著。这说明在LLC检验中，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但因ipS检验接受原假设，故而认为在t2时期大中华经济圈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依然不存在收敛；在t3时期LLC检验在1%的水平下显著，ipS检验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5%的显著水平下LLC检验和ipS检验均拒绝原假设，选择备择假设。换而言之可以认为经历金融危机后，在发生欧债危机时，在5%的显著水平下，大中华经济圈汇率变动的线性偏离存在收敛。
综合表一和表二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人民币自2005年7月汇改后，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与大中华经济圈内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不同的特点：金融危机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大中华经济圈内其他货币的变动关联性不强，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以及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变动存在着线性偏离，且偏离并不收敛。这也就反映出在金融危机前，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以及新台币之间缺乏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或者说金融危机前大中华经济圈内尚不具备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然后经历了金融危机，特别是经历欧债危机后，人民币与港币、澳门元的关联性极大加强。尽管在这一时期，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变动依然存在着线性偏离，但偏离在欧债危机时期出现了收敛。
五、结论及政策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对数差分回归模型和线性偏离指标模型对大中华经济圈内港币、澳门元、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关联程度以及它们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偏离程度是否存在收敛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成为使得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的关联性得以加强，圈内货币汇率变动偏离得以收敛的外部推动因素。这反映出加强大中华圈内货币金融合作有助于抵御区域外货币金融风险，稳定金融，促进大中华经济圈内经济的发展。第二，大中华经济圈内各货币具备以人民币为主体的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HKD与CnY的关联性最强，货币汇率变动收敛出现得也最早。mop次之，twD最弱。这反映出：一方面，港币、澳门元与人民币合作的经济基础更具持续性和稳定性，货币合作成本也更小；另一方面新台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与人民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第三，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与东亚货币合作相比，更具有内在动力和现实可行性。与东亚货币合作纯粹的“危机推动”，区域内货币缺乏有效的政府推动，以至于停滞不前的状况状况不同。大中华经济圈内香港、澳门早已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的关系近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此处危机后出现的圈内其他货币与人民币汇率关联度的加强，汇率变动也得以收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华经济圈内货币合作的先兆。
（二）大中华圈货币合作的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对大中华经济圈内货币合作作出如下展望：第一，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具备了以人民币为主导的经济可行性。未来人民币将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圈内锚货币，最终为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第二，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将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基于中华港币、澳元与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以及汇率变动偏差的收敛程度不同，未来圈内货币合作进程将分为以下阶段：首先始于港币、澳门与人民币统一，而后统一后的人民币与新台币合作构建大中华元，最终实现大中华经济圈货币的一体化。第三，大中华经济圈货币合作需要政府层面推动圈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建设，消除圈内金融往来与合作存在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加强与台湾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消除政策性的市场分割行为，提高两岸经济体一体化程度，将是未来圈内货币合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良波：CaFta建成后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区域汇率协调机制的战略构想.〔J〕区域金融研究，2010（1）
[2]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11（1）
[3]范小云、邵新建：《港币、人民币一体化研究》[J]，《世界经济》，2009（3）
[4]钟伟：《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管理世界》，2008（1）
[5]沈国兵：王元颖，《论“中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与实现路径》[J]，《财经研究》，2008（1）
[6]周念利：两岸四地构建中元区的可行性研究――基于最优货币区“内生假设”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07（5）
[7]杨权：利率联系及其对货币统一的含义[J]，《国际商务》，2011（2）
[8]黄晓东：两岸四地建立中元区的可行性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经济性研究篇9
一、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neweconomic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Krugman,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Krugman,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economic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and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and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Lachand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awetal(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et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and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and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Duranton,andRobert-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etal,Combeset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andokubo（2005）
Behrenset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andottaviano(2008)
Fosteretal(2008)[HJ0〗
2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and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et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Hsuand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picardand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andokubo(2006)和melitzand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and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Haltiwangerand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et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et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and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picardandthisse（2009）、Behrenset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Baldwinand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andottaviano（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杰，李勇，刘志彪．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J］．管理世界,2009(12)．
［2］钱学锋，王菊蓉，黄云湖，王胜．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
［3］李春顶．中国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J］．世界经济,2010(7)．
［4］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06(11)．
［5］Starrett,D.marketallocationsoflocationchoiceinamodelwithfreemobility［J］.Journalofeconomictheory,1978,17(1).
［6］Dixit,a.andStiglitz,J.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7,67(2).
［7］Krugman,p.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99(3).
［8］melitz,marcJ.theimpactoftradeonintra-industryreallocationsandaggregateindustry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
［9］Baldwin,R.andt.okubo.Heterogeneousfirms,agglomerationandeconomicgeography:spatialselectionandsorting［J］.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06,6(3).
［10］melitz,marcJ.andG.ottaviano.marketsize,trade,andproductivity［J］.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8,75(1).
［11］Combes,p.,Duraton,G.,Gobillon,L.,puga,D.,Roux,S.theproductivityadvantagesoflargecities:distinguishingagglomerationfromfirmselection［J］.CepRdiscussionpaper,2009,no.7191.
［12］Behrens,K.,G.Duranton,andF.Robert-nicoud.productive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agglomeration,workingpaper,2010.
［13］ottavianoG.newneweconomicgeography:firmheterogeneityandagglomerationeconomies［J］.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10,11(1).
［14］okubo,t.,picard,p.,thisse,J.-F.thespatialselectionofheterogeneousfirms［J］.CepRDiscussionpaper,2008,no.6978.
［15］ottaviano,G.,t.tabuchiandJ.-F.thisse.agglomerationandtradeRevisited［J］.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2002,43(2).
［16］Bernard,a.B.,J.eaton,J.B.JensenandS.Kortum.plantsandproductivityininternationaltrade［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93(4).
［17］Holmesthomas,wentaiHsuandSanghoonLee.amodelofcities,entrepreneurshipandexit［J］.workingpaper,2010.
［18］asplundandnocke.Firmturnoverinimperfectlycompetitivemarkets［J］.ReviewofeconomicsStudy,2006,73(2).
［19］Foster,HaltiwangerandSyverson.Reallocation,firmturnoverandefficiency［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8,98(1).
［20］Venables,a.productivityincities［J］.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11,11(2).
［21］antràs,pol,elhananHelpman.GlobalSourcing［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4,112(3).
经济性研究篇10
【关键词】低渗；经济评价；风险分析
1.前言
低渗油田普遍具有“三低”特征，开发上不仅需要突破技术难题，更要通过合理的经济评价及风险性研究，达到提高油田经营水平的目的。因此，从分析影响油田开发经济界限的主要因素出发，应用技术经济学原理，结合奈曼油田实际情况，开展低渗油田经济评价及风险性研究。
2.影响低渗油田开发经济界限因素分析
2.1影响低渗油田开发经济界限的因素
影响低渗油田开发经济界限的因素主要有投资、成本、油价及税金四种，其中[1]：（1）投资：投资包括钻井投资、地面建设投资及系统配套投资。（2）成本：生产成本可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包括材料费、工资及福利费、井下作业费、测井试井费、修理费、油田维护费、折旧费。可变成本包括动力费、油气处理费、燃料费、轻烃回收费、其它费、注水费、储量费、财务费、管理费、销售费用。（3）油价：油价为市场价格或协议价。（4）税金：税金包括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附加费及资源税等。
2.2影响开发经济界限相关因素分析
（1）投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开发是否能取得经济效益。一般，投资越多，经济界限越高；反之亦然。（2）运行成本：运行成本是另一个影响经济界限高低的重要因素。运行成本越高，经济界限越高，油田的经济开发年限相对越短。（3）油价：油价的波动会严重影响经济界限的确定，加上国际油价变化莫测，所以要及时根据油价的变化来确定经济界限，以实现经济高效开发。一般，油价越高，经济界限越低；反之亦然。（4）税金：开发“三低”油田，可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税金，从而降低经济界限。通常，税金越高，经济界限越高；反之亦然。
因此，在低渗油田开发过程中，有效评价经济界限，对成本结构、投资结构的优化及提高经济效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低渗油田经济评价及风险性研究
3.1辽河低渗油田财务分析
依据2011年相关数据，其中：原油商品量7.97万吨，油价3495元/吨；单位经营成本1907.19元/吨；单位操作成本1770.81元/吨；流动资金3800.65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1806.56万元；钻井投资合计9045.00万元；地面建设费用合计9664.70万元；总投资22510.35万元。
奈曼油田通过采用“降本增效”对策，预计可降低30%的操作成本。钻井成本可降低到36万元/口。结合实际财务数据，评价期取为10年，对奈曼油田进行财务分析。
通过经济分析预测，可以看出该方案经过10年实施（见表1），其税前财务净现值为10，338万元，税后为697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4.03%，大于行业基准收益率12%；动态投资回收期为3.00年，小于行业基准回收期6年。所以，通过有效改变经济管理制度，奈曼油田的开发建设投资可以接受、并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3.2辽河低渗油田敏感性分析
奈曼油田的敏感性分析，主要包括：投资敏感性分析、价格敏感性分析、经营成本分析及产量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财务评价中对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预测主要不确定因素的变化对财务评价指标的影响，找出敏感因素，分析财务评价指标对该不确定因素的敏感程度及该不确定因素达到临界值时项目承担风险的能力[3]。敏感性分析是经济决策中常用的一种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两种[4]。
为了考察开发方案的抗风险能力，选取产量、油价、经营成本、固定资产投资等不确定性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方案内部收益率受油价和经营成本影响最为敏感，其次是产量和投资。即，油价对经济收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经营成本，再次是产量，最后是投资。所以在奈曼油田经济有效开发决策中，决策者要着重考虑油价及经营成本，其次再考虑产量及投资对经济收益的影响。
4.结论
（1）影响低渗油田开发经济界限的因素主要有投资、成本、油价及税金和四种，且投资越高、成本越高、税金越高、油价越低，油田开发经济界限越高；反之亦然。（2）通过对开发的经济分析预测，得出该方案经过10年实施，其税前财务净现值为10，338万元，税后为697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4.03%；动态投资回收期为3.00年，开发方案经济可行。（3）通过敏感性分析可知，奈曼油田开发方案内部收益率受油价和经营成本影响最为敏感，其次是产量和投资。
参考文献
[1]聂校辉.经济界限在葡萄花油田开发中的应用该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5：24-27.
[2]《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编写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3]傅家骥，仝允桓.工业技术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