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辩论篇1
论文键词刑事简易程序控辩交流控辩对抗
新刑诉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扩大了律师在取证、会见、阅卷等方面权利以及增设了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等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辩平等交流与对抗理念的确立与完善。新刑诉法实施前，简易程序是控辩交流与对抗的薄弱环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如何使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不流于形式，切实保障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是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展模式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从新刑诉法第208条、209条就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来看，理论上讲，目前实践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大部分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基于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后果的认知水平以及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有效率考量，新刑诉法实施后，应当对可能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适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因控辩关系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核心，所以上述两类案件简易程序模式是否相同主要取决于控辩交流和对抗的内容与形式。
二、控辩交流模式的选择
（一）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的把握
现行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交流仅限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和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是否有异议的确认，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鉴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晰，辩护律师庭审前除了会见和阅卷外，并无与控方交流其他内容的意愿性。新刑诉法实施后，现行轻微刑事案件的控辩交流范围和力度都要有所加大。首先，控方依法不仅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原因在于，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控方对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必须向犯罪嫌疑人确认。而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不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性和前提性要求。实践中，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无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当然，有些检察机关为了确保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在检察机关提讯中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这并非其义务。其次，新刑诉法实施后，控方告知的内容有所拓宽，控方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原因在于，既然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有异议，就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否则就不能确定该确认结果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将决定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设置是否能够得到司法实践的保障。
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鉴于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为了获取相对从轻或减轻的量刑，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辩护律师会对犯罪事实的细节、犯罪情节及法律适用比较重视，因而会在庭审前积极提交有关证据线索、辩护意见等。新刑诉法实施后，该类案件即便归类为简易程序案件，其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亦应当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原因在于：一是该类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相对长，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谨慎度有所提高；二是该类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其在法院的审结期限也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想利用简易程序审判以尽量减少刑期内在看守所羁押时间的期待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三是该类案件证据数量、类型或者事实情节可能较多，简易程序所省略的庭审流程，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疑点的交锋机会，如果在庭审前不对其适用简易程序与否进行详尽的权利、义务告知，可能影响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庭审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中途否定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司法成本。
因此，为了提高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减少庭审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控方必须根据适用简易程序的模式选择不同，制定不同的控辩交流内容。对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其告知范围和内容除了上述轻微刑事案件的告知内容外，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以及两种程序对其庭审权利的影响进行告知。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辩护人，控方甚至应当将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同时，对“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方应当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环节将案件定性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部分定罪证据是否有质证的意愿，以决定控方是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控辩交流形式的设置
控辩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将直接决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辩交流的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控辩交流形式上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点在于庭前会议程序。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但并未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效力、参加主体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刑诉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予以详细规定。
目前，基于轻微刑事案件证据相对少而简单以及庭前会议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性考量，理论界的倾向性观点是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现存在一定争议。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庭前会议是为了法庭审理能够集中精力对争议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的争议证据少，即使不举行庭前会议庭审效率也不会受影响，适用庭前会议是“画蛇添足”，提高了司法成本，有违立法本意；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庭前会议是审判人员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鉴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且是合议庭审判制，为了法庭审理准确、有效、快速进行，审判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从简易程序兼顾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角度考虑，“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要根据个案情况由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综合评定商议后决定。由此，在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两种简易程序实践模式的控辩交流形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一步讲，即使“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不是必须适用庭前会议或者不适用庭前会议，其控辩交流形式依然要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从上述已论证的“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要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超出轻微刑事案件告知范围的庭审流程告知、证据内容告知以及定性意见交流，必须以特定平等交流形式进行。此形式既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有无辩护人来确定，又要根据交流内容的不同而调整。如果“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无辩护人，控方对证据形式、内容和定性意见的交流可能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进行，而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基于辩护人对刑事法律知识谙熟的事实，控方可以省略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的告知，可能只需以约谈辩护人签署制式文件的方式确认，以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
三、控辩对抗模式的构造
新刑诉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使得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对抗相较于以前更加合理、完备，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相对简化。
（一）轻微刑事案件控辩对抗形式的完善
新刑诉法实施前，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普遍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的庭审并不具备控辩对抗的构造。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法庭并不进行调查和辩论，而是尊重控辩双方已有的合意，直接作出有罪判断；对被告人的量刑，法庭无法听取公诉方完整的指控意见，通常也难以获得辩护人意见，而被告人鉴于法律知识所限也无法提出有意义的辩护意见，法庭只有单独依据案卷材料做出量刑裁决，因此，整个庭审的控方角色是由中立方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完成，其控辩对抗构建并未形成。
新刑诉法实施后，虽然轻微刑事案件依然是简易程序审理，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而且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形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首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使得控辩对抗形式成立；其次，赋予辩方与控方的辩论权，使得控辩对抗有了程序上的保障；再次，控方角色从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身上剥离后，才可能激发审判员为查清案件有关情节引导控辩双方进行对抗，同时辩方也无因担心得罪审判员而不敢辩护的顾虑，从根本上消除了控辩对抗的心理障碍。
为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实践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其主要的庭审模式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举行形式上的法庭调查不做法庭辩论，侧重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单，缺乏统一规范性。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控方一般只强调法定量刑情节和退赃情节的举证，未全面、深入考虑是否初犯、偶犯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或者是忽略了对被告人有利情节的重视，而律师辩护率低的被告方更无法提出全面的量刑证据和辩护观点；二是量刑辩论缺乏针对性，控方在量刑辩论中一般只发表量刑时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是提出原则性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基于此辩论基点，辩方便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辩护意见，那么对于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其量刑辩论的作用和意义则大大降低。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调查和辩论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简易程序公诉方出庭价值的实现，否则其控辩对抗模式的构建仅是提高了司法成本，并无益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对此，公诉方在量刑时，要说明相对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直接给出情节和结论；应当在法定量刑情节之外，全面、细致的出示有关酌定量刑情节；量刑建议的范围也应相对具体，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案件，量刑建议范围一年过于宽泛，建议可以缩短至半年以内。审判员在庭审中也应当引导辩方积极进行量刑辩论，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对控辩双方量刑意见的采纳与否。
（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的简化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庭审中的控辩对抗在形式上是相对完备的。新刑诉法实施后，如果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其控辩对抗形式将被简化，庭审流程的简化虽然不会影响控辩对抗形式的存在，但会对控方其他方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是加重了控方审查起诉中的告知与交流任务，否则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将可能大大降低；二是控方要提前做好被告人当庭申请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对预案，如当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有意见或异议时，及时以当庭讯问或者是证据体系阐释的方式使得被告人明白其对犯罪事实异议不影响对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及犯罪性质的认定，确保简易程序的继续适用，否则将可能使得部分案件简易转普通，走两次起诉流程，加大办案压力；三是此类案件被告人的上诉率可能上升，原因在于当法院判决与被告人的预期存在差异时，被告人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法庭审判流程的简化，从而期待二审的改判。
刑事案件辩论篇2
在量刑程序设计的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可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采取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的做法，即一个程序两个阶段：在开庭审理定罪后，立即进入量刑答辩程序，控辩双方庭前均应做好量刑意见的准备，部分案件在考虑双方意见、综合评议后，可当庭宣判。具体来说，根据最高法、最高检规定，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由于它都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因此法院对某些刑事案件，可采用简化部分审理程序，予以快速审结。
这里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二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法院则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三是对事实不清而被告人又自愿认罪的案件，可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协商。对前两种情况，法庭对事实调查已没有必要，可仅就证据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问题进行辩论。量刑应以庭审的形式公开举行，辩护律师和检察官都应出庭，针对被告人有无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发表意见，被害人也可出庭陈述，最后由法官当庭作出判决。第三种情况，则是一种中国式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目的主要为了追求诉讼效率，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时主审法官不介入。双方可就罪名、罪数、量刑进行协商。控方承诺，只要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他将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被告人则享有自由选择权。当被告人选择承认指控但控方违约或者法官拒绝接受协议，则此前所作有罪供述归于无效。控辩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则应向法庭报告并要求开庭。主审法官应在法庭上公开宣布该控辩协议并负有审查任务，包括审查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自愿、理智和明知。法官接受该协议，将直接依据该协议作出判决，否则应建议控辩双方重新进行协商，或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其次，对于被告人不承认犯罪宜采取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彻底分离的做法，分两个程序两个阶段，即通过开庭审判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当被指控的罪名成立后，指定一段时间后，由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关于量刑的意见，必要时进行公开的量刑答辩，答辩时由控辩双方到庭，就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事实进行调查、质证，以及对量刑的具体意见进行辩论，法庭在听取双方意见、认证评议后，再当庭宣判或择日宣判量刑结论。
前述设计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大多数都是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就是在采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案件事实的调查已不是庭审的主要工作，法庭主要解决的是量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调查工作与案件事实的认定工作放在一次庭审中进行，不仅不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而且还能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采取与定罪彻底分离的量刑答辩程序，是基于控辩对抗能力失衡方面的考虑。我国的刑事庭审设计，意图引进当事人对抗式的诉讼形式，以提高庭审效果。但即使在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中，由于立法方面的缺陷，我国的辩护律师难以具备与控方对抗的能力。在辩护律师根本不可能就与案件定性有关的案件事实、证据事实等最基本的事实因素与控方对抗的情况下，再把量刑事实的调查活动放到同一次庭审中来，一方面会增加辩护律师的负担，加剧了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会使辩护律师把精力放在容易取证的量刑事实的调查上，而疏忽于那些更关键更重要的与案件定性有关的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调查了解上。更何况我国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没有辩护律师呢！所以，采取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证据调查形式，可缓解控辩失衡的情势，有利于促使辩护律师集中精力进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调查了解，提高案件事实认定阶段的审判质量与效率。
另外是基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特点考虑。一方面，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庭审时，大多数情况下辩方的主要活动肯定是围绕“否定被告人有罪”这一中心来进行的，辩方的主要精力肯定是放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各种证据的调查和搜集上。而在这时要求辩方又去进行仅和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的调查、辩护，有强人所难。因为量刑的基础是被告人必须有罪，在辩方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宣称被告人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时候，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地告诉法庭被告人所犯的是轻罪，并请求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对被告人的各种有利情节，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此外，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可能经过庭审的调查后，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会被法庭裁定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无罪，这样就不存在量刑的问题，根本没必要把仅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调查和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证据调查一并进行。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并使之产生良好的效用，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相关措施：
一是改革与完善量刑体制。尽量缩小审委会讨论定案的案件范围以及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建立审委会参与旁听量刑庭审的制度。
二是建立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和对抗的制度。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控辩双方对量刑的参与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需要建立赋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赋予被害人方的量刑请求权等制度。只有建立一套与量刑公开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发挥量刑公开的作用。
刑事案件辩论篇3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案件辩论篇4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案件辩论篇5
一、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机制
量刑建议的提出是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关键，需要明确提出主体和程序，严格以犯罪事实为根据，有充分的量刑证据作支撑。
一是要明确量刑建议的提出主体。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这里的“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可见我国实行的是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因此，公诉权是国家权力，不是公诉人的个人权利，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应当是检察院，公诉人不能随意提出或者变更量刑建议，根据司法公正的需要，应当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具体意见，经过内部程序审核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因而，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应当是检察机关或者公诉机关，而非承办人或者主诉检察官。
二是要明确量刑建议的提出条件。首先是前提条件。案件事实是开展量刑建议的前提和基础。依据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提出量刑建议的前提条件包括事实条件和证据条件。事实条件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条件即“证据确实、充分”，即证据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以定罪量刑的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事实条件与证据条件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其次是内容条件。量刑建议的内容应当明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1）量刑建议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提出，不得兼跨两种以上主刑；（2）量刑建议应当具体明确，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出概括性建议；（3）数罪并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应当对指控的各罪分别提出量刑建议；（4）共同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提出；再次是形式条件。根据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在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上，原则上是以书面形式，即单独制作量刑建议书，但对于不派员出席法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则必须制作量刑建议书。
三是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根据公诉案件的审查程序和法院的普通审理程序，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可以分为：承办人提出意见、检察长审批、制作量刑建议书、随案移送量刑建议书，出庭发表量刑建议并进行量刑辩论。庭审是提出量刑建议的关键环节，公诉人应当对量刑建议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等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同时接受法庭和有关诉讼当事人的质询。
二、建立量刑建议的衔接机制
刑事司法活动是由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诉讼阶段所组成的有机整体。量刑建议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以相关刑事诉讼环节的有效运行为前提，这就要求在侦查、公诉、审判各环节收集量刑证据、提出量刑建议、设置量刑程序，建立量刑建议在各诉讼环节的有效衔接。
（一）量刑建议与侦查活动的衔接
量刑证据是量刑建议和刑事判决得以正确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准确的量刑建议需要检察机关获取和掌握全面客观的量刑证据和信息。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注重收集关系罪轻、罪重的量刑证据，同时还要收集嫌疑人的家庭状况、社会表现、个人品质等可能影响量刑的信息。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不但要收集与犯罪有关的量刑证据，还要收集与量刑有关的社会信息。一是要树立收集量刑证据和信息的意识。既要要收集罪与非罪的证据，又要收集罪行轻重的证据和平时表现的相关信息；二是要形成量刑证据收集制度和量刑信息调查制度。把收集量刑证据和获取量刑信息作为侦查活动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加强在审查逮捕、审查环节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发挥侦查活动监督作用，促使侦查机关在案件移送时能够随案移送相关的量刑证据和信息，保证检察机关能够全面掌握量刑证据和量刑信息，准确提出量刑建议。
（二）量刑建议与审判活动的衔接
量刑建议虽然具有监督制约的性质，但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得到法院的认可和采纳。量刑建议书在移送法院后，同书和其他案件材料一样需要法院的受理和审查，并进入庭审程序。量刑建议是针对法院提出的，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和采纳，很大程度上在于庭审中对量刑的调查审理活动。首先，应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法庭调查分为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两个阶段，法庭辩论相应分为定罪辩论和量刑辩论，最后，由法庭对定罪和量刑问题一并做出裁判。这样，基于量刑建议展开的量刑调查和量刑辩论，使量刑程序获得独立的制度空间，使庭审更具公正意义。其次，充分发挥判决说理的功能。在独立量刑建议程序的基础上，裁判文书关于量刑的表述应当同定罪的表述分开，并如实、全面地反映量刑程序，对量刑的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对参与量刑程序各方的量刑建议和意见进行评议，充分说明量刑理由，以实现量刑建议制度在诉讼机制与审判程序之间的有机衔接。
（三）量刑建议与刑事辩护的衔接
刑事案件辩论篇6
“判处小阳、小辉、小婕3人一年零六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均获缓刑,判处小辰、小云、小玉3人免予刑事处罚。”
这是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少年法庭对一起6人共同抢劫案判决的最终结果。在普通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平淡无奇的宣判。然而,法律业内人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例判决中,抢劫案的6名被告人中有3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另外3人虽然被判处刑罚但均获缓刑。
抢劫罪是严重危害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的犯罪,属于重罪范畴,按照刑法规定,成年人犯抢劫罪通常会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倘若是已满14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下,通常至少也会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小阳等6人获得如此轻的量刑,并非法院“法外开恩”,而是得益于一项司法改革措施――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案子
2009年2月10日,一份多达6名未成年被告人的书出现在东城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岳慧青的办公桌上。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10月18日晚6点的抢劫案:几个小青年在哥们义气作用下一时冲动上演的一场抢劫闹剧。
被害人小燕和发起这场抢劫的主谋小阳原本还是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小阳把家长给自己的学费在两人浪漫生活中都花光了。到了新学期开学,没钱交学费的小阳找小燕借了钱交学费。后来,两人感情破裂并分道扬镳。小燕找到小阳,要求其还钱。小阳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并如数奉还。然而,在还款之后,小阳思来想去觉得亏得慌,“我的学费花光她也有份,怎么还能要我再还钱给她。”于是,他找来了自己的5个好朋友――小辉、小婕、小辰、小云、小玉,让他们找机会帮自己把钱抢回来。“朋友的事当然要热心帮忙。”5人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案发当晚,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小阳等6人拦下了小燕,在对小燕进行殴打和言语威胁后,抢走了小燕4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让这几个孩子没想到的是,这出“先还钱后抢钱”的闹剧已经构成了抢劫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在了解案情后,岳慧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案子。”
原来,东城区法院正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合作试点一项“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改革举措。6名少年抢劫案让东城区人民法院找到了试行量刑答辩程序的契机。
“这个案件里被告人人数较多,涉及到的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有所差异。以犯罪事实为例,有人组织策划、有人实施殴打恐吓、有人纠集同伙,在犯罪中各自起到的作用不同。在法定量刑情节方面,有人属于主犯、有人属于从犯,有的已经成年、有的还未成年,有人选择自首、有人被捕归案。至于酌定量刑情节方面,认罪态度、平时表现、作案原因等也不尽相同。在量刑方面为控辩双方进行辩论留下很大空间,适合作为试点案件。”岳慧青说。
为了保证试点的顺利进行,东城区法院对量刑答辩程序制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
主管少年法庭工作的安凤德副院长介绍说,为保证量刑答辩程序的顺利进行,合议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对被告人的家庭、所在社区、学校等方方面面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做出一份内容翔实、准确的社会调查报告;第二,协助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家属达成赔偿和解协议;第三,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愿意出庭谅解被告人;第四,协调控辩双方,争取能够形成辩论的局面;第五,合议庭在庭审中认真听取并尊重控辩双方的意见。
一切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承办法官孙宇红对6名被告人的学校、家庭、社会关系等状况做了详细调查了解,在此基础上第一时间做出了6名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执行强制辩护程序,东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本案中的未成年被告人联系了庭辩经验丰富的刑事案件律师。律师的专业素质确保了庭审中能够和公诉人展开法庭辩论。
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东城区法院的量刑答辩程序正式拉开了帷幕。
法庭上量刑的博弈
2009年3月23日,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东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6位少年抢劫案。
与以往案件“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情况不同,在法庭辩论阶段,首先进行的是定罪程序的辩论。
公诉人首先就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罪名的认定)发表公诉意见。公诉人指出,6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其中小阳策划、纠集他人,小辉实施殴打、抢劫行为,小婕纠集他人,实施了具体抢劫行为,3人属于主犯;小辰、小云和小玉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轻,属于从犯。对于指控的罪名,6被告人均表示没有意见。
在定罪程序结束之后,法官宣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要健全、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要求,下面进行量刑答辩程序。在此程序中,控方有量刑建议权,辩方有量刑请求权。”
公诉人就6名被告的量刑情节提出了量刑建议,“小阳、小辰、小云、小玉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辉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辰、小云和小玉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紧接着,被害人小燕的父亲就6名被告人的处理结果发表了意见。小燕的父亲说:“我之前与他们的家长接触,也了解了情况,几名被告人都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我希望法庭对他们从轻或者免予处罚。”被害人父亲的出庭谅解让法庭上出现了温情的一幕。
听到小燕父亲宽容的话语后,4名未成年被告人泪流满面,同时站起来给小燕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着“谢谢”。
在就控方所讲的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提出异议或是补充意见的环节,辩方均表示没有异议。
进入第二轮答辩,辩护人首先发表辩护意见,公诉人随后针对其意见提出公诉方观点。辩方根据酌定量刑情节提出了希望对小阳、小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小辰、小云、小玉免除刑罚的请求。
公诉人就6名被告人的刑期向法庭提出了量刑的具体建议:小辉在3年以下量刑,小婕在3年左右量刑;其余4人在3年以下量刑,其中小辰、小云、小玉可酌情比照小阳减轻量刑。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使用缓刑的请求,公诉人认为,“法庭可以综合案情及法律规定,酌定是否实行缓刑。”对辩护人提出的免予处罚的意见,公诉人表示,“法庭可以根据具体情节和事实情况,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是否采纳辩护人的意见。”
“考虑到量刑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对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充分表达了意见并对缓刑和免除刑罚达成共识,合议庭最终尊重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孙宇红法官介绍说。
“如果这个案子不采用量刑辩护程序的话,按照我的经验,这几个被告人肯定不会被判得这么轻。”辩护人之一的吴秉实律师对记者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把量刑程序独立出来,给了控辩双方就具体的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充分沟通的空间。而程序上的独立,把量刑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使得法官更注意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作为这个判决的直接受益者6名被告人也因此避免了将最美的一段青春时光交付高墙电网。据了解,6名被告人中被判处缓刑的主犯高三学生小阳如今已经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
安凤德副院长表示,相比过去的刑事庭审,“量刑答辩”环节更加注重赋予控辩双方在量刑方面的话语权,使法院量刑过程更加透明,更加规范。
“量刑程序独立”的探索
一直倡导“量刑程序独立”的北大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授陈瑞华特地旁听了此案的庭审。在庭审结束后,陈瑞华教授告诉记者,“这个案子不仅证明了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辩论制度是可行的、必要的,同时也给量刑制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东城区法院的司法改革并不会就此止步。正如该院的一位法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一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希望的是所有案件都能如本案一样量刑程序独立,让这一涉及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谈到适用量刑答辩程序具体审理条件时,孙宇红法官说:“如果辩论的一方不出庭,另一方跟谁辩去?”在采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公诉人可以不出庭,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也可以不出庭,在这种孤掌难鸣的情况下,量刑答辩程序就很难展开。
此外,社会调查报告是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所特有的一项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有直接影响。现阶段,各地法院普遍采取法官调查的做法,或者委托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单位调查。孙宇红法官建议,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应当由辩护律师取证;必要时,可以由辩护律师委托专业的社会调查机构来完成。
在东城区法院探索量刑答辩制度改革的同时,全国各地法院的量刑程序试行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各有各的理念,各有各的模式”。对此,孙宇红法官认为,如果这种现状长期下去,会使法律丧失严肃性和统一性。她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量刑指南,对法官的量刑给予具体而明确的指引。
刑事案件辩论篇7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年至20**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刑事案件辩论篇8
论文关键词量刑程序规范化司法公正量刑建议权
量刑规范化是指法官在裁量刑罚的过程中，以规范的量刑程序为手段，立足于量刑实体，作出规范、公正的量刑判决。量刑规范化的“量”是裁量，“刑”是刑罚。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对于被告人而言，规范的量刑程序，是其对司法公正的直接体验。
一、量刑程序的公开、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
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院法官本身对个案判决的正确性、准确性没有质疑，更要求作为判决承受体的当事人能切实体验到判决的公正性。量刑程序的规范化作为司法公正的保障，本身应当是公开、公正、透明、独立的，这就要求庭审过程中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刑事审判中存在三种审理方式：简易审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程序、普通程序审理。在前两种审理程序和被告人认罪的普通审理程序中，由于被告人认罪，对自己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多大争议，更关心的是希望自己良好的认罪态度换来较轻的刑罚，量刑程序使其能够积极的参与庭审过程，充分发挥量刑程序的作用，通过质证、辩论使被告人明确自己的量刑情节对最终判决所起的作用，以增强其对判决的信服，所以，一般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的第一轮辩论就可直接围绕量刑展开。
在普通程序审理过程中，尽管也规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犯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进行分别的举证、质证、答辩，但是由于有时犯罪事实本身包括一部分量刑事实，如被告人本身未成年，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受到被害人的反抗致使犯罪未遂等。在已经确定将量刑程序纳入庭审过程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庭审过程中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的连贯性、衔接性，就要求办案的法官本身具有较强的庭审驾驭能力，在庭审中遇到被告人、辩护人、公诉人在定罪程序抓住量刑事实不放的情况时，及时有效地将双方争议的焦点重新纳入正常的庭审程序。同时针对双方已经在定罪阶段举证质证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法官应建议双方补充，而不再重复，以免浪费司法资源。
二、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量刑程序基本独立之后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庭审中平衡双方的地位，使双方针对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进行全面、深入的举证、质证，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1.将被告人对量刑的意见纳入庭审，使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注重定罪事实的前提下，增强对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的重视程度，也开始关注如何在诉讼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方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时案件被告人在自己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相对的其辩护人所做的也是无罪辩护，其不同意参加审理量刑问题，《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被告人不认罪且不同意参与审理量刑问题的，合议庭应当告知其有权提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意见和理由，记录在卷后，法庭审理继续进行。”这虽然保证了被告人和辩护人无后顾之忧，即使被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的辅助证明其罪行轻重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也能被综合考虑，但是这些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因为没有经过当庭的举证、质证，法官在最终定案确认时，对于被告人和公诉人这些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应如何取舍就成为一大难题。
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若被告人和辩护人做无罪辩护，在法庭和公诉人的双重压力下，被告人为了寻求自首、认罪这一从轻、减轻量刑情节的成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后陈述阶段往往当庭认罪，这样一来，量刑情节的规定反而成为了被告人放弃自己辩护意见，“屈从”于国家公权力的一个诱因，最终当法院的判决与自己所期望的刑罚差距较大时，就认为司法不公，法律不严，法官不廉，以此为由上诉、闹访。
2.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量刑请求权，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对个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的手段。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一方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标准，促使办案法官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客观上实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检察机关对于各个刑事案件均能表示量刑意见，此项由检察官向法院所表示的量刑意见纵在形式上未必拘束法院之量刑，因为其为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所表示的检察官的意见应受法院密切之注意，无形中对法院量刑予以影响，促使法院在检察官求刑之范围基本情形科以被告适当之刑罚”；另一方面，作为检察机关对立方的被告人也能以此为契机，积极、有针对性地行使自己的量刑辩论权，增强其对量刑过程的重视程度，增加对判决的认同感。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量刑建议权提出的主体是谁，是公诉人，还是检察机关；二是如何在量刑建议权的稳定性和被告人量刑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之间实现平衡性。
首先第一个问题，对于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议的个体只能是公诉人基本没有异议，但是针对具体个案，尤其是被告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实践中一般要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为此，检委会不仅会讨论案件的犯罪事实确定定罪问题，而且会讨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适用怎样的量刑幅度。针对经过检委会讨论得出定论的案件，作为公诉人其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本身是检委会的意志反映，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中检委会一般不对外行使权利，而且公诉人作为案件的承办人，其所具有的起诉权、求刑权等都是因为他所具有的国家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所赋予的，所以，不论公诉人针对个案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根据自己对个案情况的掌握综合司法实践经验和法律素养提出的，还是经过检委会批准讨论决定，但是其代表的都是检察机关的意志。
其次，“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和方式并未作出严格限制规定，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具体个案情况不同，便于公诉人根据案情把握；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在保证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和被告人量刑辩护权的针对性之间寻求平衡。
在公诉人出庭的审理程序中，存在着经过双方举证、质证，发现自己之前所建议的量刑刑期过长或过短的问题的情况。如果公诉人已经将案件的量刑建议书移送法院，且提出的刑期偏短或偏长，那么他是否具有当庭修改自己量刑建议的权利。如果公诉人发现自己先前提交的量刑建议与经过庭审质证后的量刑事实、量刑情节有较大偏差，且超出自己的量刑建议的范围时，部分公诉人会选择在职权范围内当庭修改自己的量刑建议以使其与个案更加契合，但是显然此举会影响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为此，有学者主张“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应当在证据调查完毕后，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为案件事实清楚，同时考虑到保障辩论权的要求和诉讼效率，量刑建议在起诉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为宜”。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尽管充分保障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严肃性，但是对被告人量刑答辩权的充分行使考虑的不够，如果公诉人单纯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因为其无法提前得知具体量刑建议，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量刑意见，在庭审的严肃紧张氛围下，容易出现辩护人和被告人之间对具体量刑答辩存在偏差，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3.将量刑程序纳入审判程序是司法公开性、透明性的要求，而在判决书中要求承办法官对具体个案的量刑理由进行陈述，则是为了增强判决的信服力，加强被告人和公诉人对案件量刑的认同度，在保证个案公正的前提下，提升司法的效率。《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对判决书应怎样对量刑理由加以陈述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一般应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未对判决书中量刑理由的陈述方式进行统一规定，导致法官之间对此条规定的认识存在差异。多见的仍然是办案法官将个案的量刑情节、量刑意见进行简单罗列，简要说明适用不适用理由，然后在判决书直接写明宣告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没有统一规定详细的量刑理由陈述标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于个案法官来说，尽管最高院规定了量刑适用标准，但是其仍然会先根据具体案情，依托多年的办案经验在心中确定一个大概刑期，再反过头去采取按照量刑标准确定基准刑，适用量刑情节增减比例使最终的宣告刑接近先前估堆出来的刑期。尽管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受量刑标准的限制，但是在个案的基准刑确定和量刑情节的适用上还是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果要求其将这些过程全部公开，无疑会使判案法官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司法公开并不是无限度的公开。
刑事案件辩论篇9
论文关键词：量刑建议权法律监督自由裁量权
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自然要求，也是公诉改革、审判监督的一项具体措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强化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量刑建议权概述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量刑建议权进行明确规定，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豍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的同时，提出较为具体的量刑建议的权利。”豎从上述定义比较可以看出，学者们虽然表达不同，但实质内涵都相同。他们都认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主体是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的内容是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处具体的刑罚。因此，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可以定义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判处具体刑罚的权利。而量刑建议制度则是基于量刑建议权的行使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程序。
（二）量刑建议权的依据
从刑事公诉案件的职能划分来看，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公诉权的行使权专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解决定罪问题，而在于使刑事被告人受到应得的刑事制裁，公诉人在履行公诉职责时必然会涉及量刑问题，而且也应当发表量刑意见”因此，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完整的公诉权有两部分组成：定罪的请求权和量刑的请求权。前者是指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权力；后者是指公诉人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请求的一种权力，本质上属于公诉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完整的公诉权必然包含量刑的建议权。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豐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表明了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有权对包括量刑活动在内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60条明确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论。”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发表意见，当然包括对定罪和量刑两方面。所以，我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精神。
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没有关于量刑建议权的明确规定，但是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存在理论和法律依据。
二、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
法官享有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内针对每个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形做出有差别的裁决，这体现了个案公正。但是，法官的这种权利也存在滥用的可能。量刑建议权本身就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法院如果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表明检、法两家在量刑上取得了共识，这必将大大提高量刑的准确性；如果法院没有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应当对不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进行合理的说明。因此，防止了审判权的滥用，增加了法官量刑活动的透明度，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二）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
在很多刑事案件中，辨方对罪名的认定没有异议，他们更关心的是判处刑罚的问题。假如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明确的提出量刑建议，从而引起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的辩论，使量刑问题上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一个焦点，被告方的辩护也更具针对性，这种辩论有利于法官兼听则明，在此基础上，法官做一个判决并对量刑结果所依据的理由做出说明，控辩双方对这个结果都比较容易接受。从这个角度，可以将相当多的辩方不明理由却不服判决的刑事案件消化在一审阶段，减少了不必要的抗诉或上诉，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三)有助于维护被告的辩护权
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可能判处的刑罚十分关注，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未经判决，被告是不能知道其所判的刑罚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被告人的知情权，使其不能很好的刑事辩护权。而通过推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这一制度后，被告人获得了事先知情权，也能够有效地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予以辩驳。事实是“不辨不明，越辩越明”，被告获得充分时间和充分准备为自己进行辩护。此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打破了法院量刑上的封闭性，允许被告参与到量刑中来，扩展了被告人的辩护范围。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被告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辩护意见，促进法院做出中立公正的判决，进而实现对被告的人权保障。
三、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以及完善建议
（一）明确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主体及内部审批程序
量刑建议权的主体是谁？这是量刑建议权的首要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是受人民检察院指派，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但笔者认为，我国检察建议权的主体只能是检察机关而非检察官个人。《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检察机关实行的是整体独立原则而不是检察官独立原则。因此，量刑建议权的主体也就只能是检察机关而不是检察官个人。
司法实务中有人主张量刑建议应放权给主诉检察官，不需要主管检察长的审批。但笔者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公诉业务运行机制中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量刑建议的提出，可由主诉检察官提出。但对重大复杂的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则不能由主诉检察官一人行使量刑建议权，为使量刑建议具有权威性，得到法院的认可，需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报送科长、分管检察长双重审批，再向法院正式提出。这种经过严格审批后提出的量刑建议质量较高，会引起审判机关的重视，取得较好的建议效果。
（二）明确提出量刑建议权的时间和方式
司法实务中对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权的时机有以下做法：一种是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一种是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阶段及被告人做出最后陈述之前提出；一种是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还有就是制作量刑建议书。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应在哪个诉讼环节提出，应视审理方式而定：适用简易程序时，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因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简单，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此外，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本身也是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时，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因为通过审查起诉，检察官对案情由充分了解，对被告人的处罚已有大致的判断，经过开庭审理，根据被告人在法庭准备和法庭调查时的认罪态度，便可在法庭辩论阶段通过公诉意见，就被告人量刑提出准确建议。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么做与检察机关的内部审批机制向背离。应对检察院工作机制进行改革，探索出新的审批机制，配合量刑建议权的规范行使。
（三）司法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有不同的做法
一是只对简易程序案件适用；二是只对普通程序和简化审的案件适用；三是对全部提起公诉的案件都适用。原则上检察机关对其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对一些特殊情况应该例外。主要基于量刑建议要掌握案件范围，避免应建议过多、过滥而出现负面效应。对控辩双方对于事实没什么争议，但是在量刑问题上存在异议的时候，可以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使法官审判过程中以量刑为中心，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要求实行量刑建议制度。这是因为，第一，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大多是事实清楚，控辩双方没什么争议的案件，被告人关注的只是量刑问题，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就提起量刑建议有利于程序对量刑公正的塑造。第二，简易程序本来就是注重效率的程序设计，如果检察机关爱提起公诉时，提出量刑建议，辩护方也没什么异议，那么法院则可以尽可能快的审理案件，有利于效率价值的实现。
（四）量刑建议的幅度问题
目前司法实践中，提出量刑建议具体化程度有三种：一是概括性量刑建议，即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二是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提出相对精细化量刑幅度；三是提出具体化量刑建议即提出具体刑种以及刑期。笔者认为，实践中，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较为合理，这样既可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准确性，又不会对法官的审判权造成干涉。但对于可适用的刑罚种类较为单一或者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缓刑、死缓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发表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
（五）对于实行量刑建议的案件，还要注意相应配套措施的完善
1．逐步建立检察机关的量刑规范化的标准。对于多发性类案，各地应探索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量刑意见标准，避免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同时，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交流，对量刑规范化问题达成共识，有效提高量刑建议采纳率。
2．设立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说明制度。公诉人一旦发表量刑建议，法官是否采纳，均应在判决书中进行采纳说理或不予采纳说理；这不仅增加了量刑裁判的公开性，也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各方对量刑合理性的质疑。对于不按量刑意见判决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抗诉，量刑意见成为抗诉的依据之一。
3．量刑建议应告知被害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可以事先和被害人进行交流，尤其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如一些可能判处死刑、死缓、缓刑和免刑的案件，可向被害人提出有关的理由，听取被害人意见，这样可以帮助检察官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如与被害人意见不一，应当事先做好被害人工作。
刑事案件辩论篇10
【关键词】中国日本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成功地推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与法律援助体系已更加成熟的日本相比，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分析二者的差距对明确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未来完善方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立法上确定将刑事法律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的时间不同
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重大调整，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然而，此处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到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出台实施才得以定论。根据新刑诉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以真正“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
与中国相比，日本早在2004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就认识到了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行使的局限性，从而对国选辩护人制度进行了扩充，将国选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日本著名学者田宫裕教授认为在日本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辩护是“决定现行法生存死亡的核心点”，足以证明日本学者对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重视。日本在侦查中实施国选辩护人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案件的范围限于“必要的辩护案件”。第二，犯罪嫌疑人选任国选辩护人必须提出财力申报书。第三，法官认为必要时，可以依据职权制定辩护人。第四，国选辩护人只能在律师中产生。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在法律援助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同
以中国江苏省为例，江苏省2006年11月～12月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案件12630件，其中刑事案件4978件，占案件总数的39.4%；2008年11月～12月全省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9732件，其中刑事案件5653件，占案件总数的14.2%；2010年11月～12月全省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5569件，其中刑事案件797件，占案件总数的5.1%。分析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每年11月～12月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在法律援助总量中的比重在逐年递减。至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江苏省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刑事法律援助的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在广大西部地区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1999年日本第一审刑事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被告人使用国选辩护人制度[3]。2007年地方裁判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有四分之三的当事人选择了国选辩护人。在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中，越来越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倾向于选择国选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究其原因，日本刑事辩护的普遍性问题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钱”和“人”都被逐步解决。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刑事法律援助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预算。在2000年以前，由于日本极为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在全国203个地方裁判所和家庭裁判所支部管辖区域的市町城中，根本没有律师或者只有1名律师的0～1地区并不少见，而且日本的律师大都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2004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日本打破了司法考试通过人数的限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刑事辩护的普遍性与有效性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三、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与义务主体不同
国际社会一般都认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理应以其财政支出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开展。然而在我国，法律援助却逐渐演变成了政府以命令的方式让律师承担了大部分法律援助的义务。一些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避免政府强行摊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占用本所优秀律师资源，便委派那些执业年限较短或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甚至有些律师通过缴纳金钱的方法代替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性。
而在日本，律师通过律师联合会与律师协会，形成了希望制、轮流制及希望轮流制这三种选任方法。其中希望制与轮流制体现了尊重辩护人的选择；而轮流制与希望轮流制则有效避开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集中选择知名的优秀律师进行辩护的问题。国家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绝对责任主体，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实力为这三种选任方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立法方面、实践方面与责任认识方面都与法律援助制度已近趋完备的日本仍存在一定差距。正视这些缺陷与不足，有助于在日后的发展中对症下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日]西原春夫，李东海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东京：日本国成文堂，1997.